邹恒甫

北京前教授邹恒甫指控北大院长和教授淫乱。（网络图片） 北京大学星期五（31日）发表声明，指责北大前教授邹恒甫本月21日在微博上发表的言论“歪曲事实”、“严重损害了北京大学的声誉和教师队伍的形象”，已向法院起诉邹恒甫。 经济学家邹恒甫现年50岁，湖南岳阳人。1998年至2007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目前是世界银行研究部终身高级经济学家。 今年8月21日，邹恒甫在微博上指控北大院长、教授和系主任奸淫北京的梦桃源餐厅服务员。 言论一出，引起了网上的热烈评论。有网民批评邹恒甫发泄私愤；有网民指责北大道德败坏；有网民为餐厅的服务员喊冤；有网民要求调查。 邹恒甫30日在微博上承认，自己笼统地写北大院长系主任教授在梦桃源淫乱是太夸大了，其实是指自己了解到的少数院长、副院长、教授如此淫乱。 北京报章《新京报》采访了邹恒甫，报道引用他的话：“我承认北大教授奸淫服务员这个话题确实能吸引眼球，这是我说话的策略，我说话向来是喜欢夸大，这是我的一贯风格。” 北京大学在31日发表的声明说：“自8月21日邹恒甫微博发出涉及北京大学的内容之后，北京大学高度重视，纪委监察室立即成立专门调查组，严肃认真调查核实，并以最大耐心期待邹恒甫提供具体证据。时至今日，邹恒甫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其言行前后矛盾、出尔反尔、表里不一。” 声明说：“这一罕见的恶劣事件严重损害了北京大学的声誉和教师队伍的形象，严重践踏了北京大学院长、系主任和教授们的尊严，严重伤害了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和校友们的感情，也伤及了梦桃源餐厅的无辜员工。” 北大的声明批评邹恒甫“歪曲事实、蒙蔽真相”。因此北大在31日起诉邹恒甫，并向法院递交起诉书。

你可以质疑精英观念与精英群体的存在，但从你有限的道德判断出发，能不能也会有个适当改进，使自己的行为别再那么丢脸；你可以反感被引导、被说教，但前提应是你能自我省思、自我觉悟，作为一个成熟独立的个体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我还是良善地希望，先去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再去重塑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生态，最终才能建立完善出一套保证能够公民社会良性运作的制度设计，而不是使我们这个国家在动荡心理日趋剧烈、精英流失不断加速中与向上提升的美好愿景渐行渐远。     民主困境：记邹恒甫流氓事件   文/Polemarchus       最近一段时间，燕园内外很不平安。一位自称华人经济学界第一人的前北大教授邹恒甫先生，在其微博上声称北大院长、系主任在一家院属餐厅里逢美女服务员必奸淫，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发布消息后，邹先生又称曾经多次致信校方，不能得到复言。尽管邹的说法已遭多位相关人士驳斥，北大方面仍然成立了纪检小组，并向外界宣称将联系邹先生彻查此事，要求后者明确指认、给出证献。昨日，邹先生称将对北大方面的回应不予理睬，而只配合中纪委对此开展调研。在一般认为中纪委不会轻易插手校方事务的现实状况下，邹的所谓举报无从核实，此事似乎只能就此句点。至今晚，邹先生的个人主页再次活跃，原因在于其转引了署名为北大光华学院一零级学生计某的一篇日志，对北大学生会的选举制度、内部运作进行尖锐抨击，除继续延烧其之前发布的所谓学生会挥霍百万外联款的话题外，更直指校会主席戴某选前行贿、前主席张某接受贿赂、学生会上下污秽不堪。日志发表后数小时后，身在新加坡的计某本人愤怒回应此文章纯系伪作，绝不代表本人意见。 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不难判断。你说通奸强暴也好，行贿受贿也罢，都是性质恶劣、触及刑罚的大事，对当事人的名誉、荣誉与正常生活、个人发展影响甚巨，绝非语焉不详、轻描淡写而可一笔带偏。你自视学界精英，却急于引用来源不明、未经证实的举报材料，头脑何存？不惜牺牲无辜学生来为一己利益与情绪贴票，良心在焉？至于遭到解聘五年之后仍以北大教授身份活动，更是明显违背事实、欺骗公众的非义之见。如此恨之切切、害之重重，联系到其之前竞争院长落选，并最终因为不能履行教职、不给学生上课而遭院方开除的种种经历，倒也或是逻辑成线。这里唯二的不解之处在于，假使真如你邹恒甫本人所说，并不考虑回北大就职，又何必一次次给闵维方、许智宏、朱善璐、周其凤写信要求清算前院长张维迎，并转而对并不支持你做法的继任院长蔡洪斌极尽打击能事？假使真如你邹恒甫本人所说，在世界银行收入颇丰，也并不曾惦念离职后遭校方收回的家属楼房产，又何苦每月都要发出几回碎碎念、骂骂几次张维迎，并最终决计从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出发找寻到赢得网民注意的炒作热点？只是发动社会资源来泄私愤，实为严肃学界所深不齿，而又在邹已不光彩的个人履历中记录上新的一件。     我们更应关注和反思的，是整个事件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网路舆情变迁。考虑到不满社会、反感精英、唾弃中国教育和仇视北大等思潮在相当一部分媒体人和网民心中的普遍存在，可以想见这部分人对本群体的认知倾向与价值偏好进行展现。可是对于受过高等教育，并且还自命对政治发展、社会进步具有高度使命感的这些精英而言，是不是应当自我检视：要求证据第一、程序正义、对自己的言论和行为负责任，还是我们所追求与坚持的底线？是不是只要我们有疑问、有情绪，就可以不经分析、不加判别地选择相信和支持某种流行说法，并以此作为我们行动合法性、合理性的来源？倘是那样，今天我可以明目张胆地黑北大，明天你就敢于理直气壮地诽谤任何一家公司；我今天可以把污名扣在张维迎、蔡洪斌或随意一个北大教授、北大学生身上，你明天就可以向任何一位当官的张三、做生意的李四或者穷苦人家的王五赵六去泼粪倒酸。难道只要有人信、只要有人跟着骂，这种行为就是正义、就应被接受而奉为真言？我们甚至可以悲观地预见，在一个只重感觉不重规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社会环境下，网络愈发达，空间愈开放，误解与造谣可能就愈猖狂，个体的正当权益就愈得不到基本保障，各群体间就愈加不能在增进了解、相互妥协、彼此包容、保持稳定之前提下践行民主理念，而演化为城乡撕裂、地域撕裂、行业撕裂与全社会割离对抗的可怕梦魇。 对于民主，对于许多人所争议辩论的普世价值，我的信仰并不激烈，却极韧坚。所谓不激烈，是我并不主张将民主的挫败简单归因于历史或现实中的某个组织、某个人、某次偶然际遇，也并不认为我们推翻掉某个万恶的黑势力、创造出某个伟大的新机会，就能一蹴而就成为民主典范（故而一些暴力革命者视我为五毛）。所谓极韧坚，是我盼望并努力地点滴改良我们周遭与现代民主社会不相适宜的历史惯性、文化习惯，最终成就我们社会更进步、个体更完善（故而一些左派和民族主义分子视我为公知）。在一个有上千年专制传统的社会中，我们可能常常太过适应所谓明主治下的威权稳定与亲民宣示，又往往太过乐于相信反对势力的蓝图描画与革命动员，最后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循环，却从未真正跳出暴君与暴民间的怪圈；我们惧怕以个体为单位投入市场竞争与参与社会治理，而情愿依偎在以亲缘、地缘和各种权力、利益关系为纽带的组织与网络中获得保护，建构自己虚拟而脆弱的安全感；我们的现实主义导向使我们天不怕、地不怕，厌恶受到任何看似形式主义的制约，失去对于底线最起码的把握，不知如何在社会交往中分别约束各自的行为，使群体之间互不信任、彼此仇恨和伤害、时刻酝酿着冲突暴乱的危险，这才是我们走向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的最大羁绊。 受教育，守规矩，是中产阶级形成、公民意识培育的关键一点。我从不推崇任何精深奥妙的理论，却只希望人们都能遵守公共秩序，尊重多元价值，在充分保有个体空间与共同维护社会规范之间划定一条明确界线。这就好比说，你的儿女愿意娶谁嫁谁、找什么工作，你的邻居是不是又泡了夜店弄了小三，你又如何在电视上听说安乐死、在街角遇到同性恋，那都是人家自由所在，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也不该由你去管；可是你过马路不按红绿灯，上地铁不知两边站，公共场所吸烟，随地吐痰，网络上肆意造谣与人身攻击，盗用别人的知识产权不给钱，就都是损害了公共利益、侵犯了他人权益，应当得到最鲜明最强烈地抵制与批判。你可以质疑精英观念与精英群体的存在，但从你有限的道德判断出发，能不能也会有个适当改进，使自己的行为别再那么丢脸；你可以反感被引导、被说教，但前提应是你能自我省思、自我觉悟，作为一个成熟独立的个体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我还是良善地希望，先去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再去重塑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生态，最终才能建立完善出一套保证能够公民社会良性运作的制度设计，而不是使我们这个国家在动荡心理日趋剧烈、精英流失不断加速中与向上提升的美好愿景渐行渐远。     （采编：彭程；责编：佛冉）     您可能也喜欢： ＜七星说法＞第三十八期：管中窥豹：从台湾进口美牛案看台湾民主政治的一个侧影 本期主题：民主的背面 关于自由民主的一些问题 激荡六十年——台大的民主历程 互联网:智识民主的幻象 无觅

  邹恒甫在几年前与光华管理学院的时任院长张维迎有过公开冲突，起因是邹被张免去了该院应用经济系主任的职务。北大校方当时显然是持支持张维迎的立场，不仅没有邹恒甫的投诉，而且在几个月之后进一步解除了对邹恒甫的聘用合同。邹恒甫本人对此极为愤怒，甚至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写公开信，指责他被解除行政职务和被解除聘用合同纯粹是因为北京大学以及光华管理学院的负责人对其挟嫌报复。但是他的愤怒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从表面上看，在过了近五年之后，邹恒甫此番归来再作“困兽斗”正是为了了解他与北大和光华管理学院的旧帐，正可谓是“君子报仇，十年未晚”。但是此事在网上得到了如此广泛的呼应，却是不少人始料不及的。从数天来网上的反应看，对邹恒甫的指责表示不相信的人似乎只占少数。而多数人对邹恒甫的微博是持支持的态度，还有不少人对该事件引起的北京大学的尴尬持幸灾乐祸的立场。 北京大学历来被视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的教授们也被视作精英中的精英，曾经在国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北大教授遭受群体侮辱在其历史上大体上有两次。两次都发生在共产党执政时期。一次是自从一九五十年代所谓的“反右斗争”以后，直至那场令全国的知识分子都胆战心惊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个期间，北大和全国的知识分子被执政党及其追随者当中羞辱，不少知名教授们由于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 第二次北大的教授们遭到群体性的侮辱则是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中国实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之后，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那场血腥镇压之后，中国政府利用逐渐充盈的国库，开始有意识的对知识分子实行“收买”政策，以利用知识分子来为执政者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背书，成为他们操控舆论、愚弄命中的工具。 北京大学在中国知识界的显赫地位使得北大的教授们在这场政府的“收买”行动中得到了大量好处。他们中的不少人也“乖巧地”一改长期批评政府的立场，成为中国执政者“心领神会”的合作者。正是这种立场的转变使得北大教授的名声遭到重创。 北大教授遭受的第一次侮辱源于与执政党的对立立场，行暴者是中国的执政党。在那场劫难中，北大的教授们虽然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到野蛮的摧残，但是他们在国人中的威信并没有丧失。而第二次遭受的侮辱则是源于与执政党的合作，他们在物质上得到了不少好处，但是他们在中国民众中的威信却一落千丈。 从北大校长在官僚面前的那些趋炎附势的嘴脸，到中文系教授孔庆东语无伦次地对普通民众的恶骂，再到那些不断被披露的教授们利用职权对手下的女学生们的“潜规则”，所有这些都成为被国人诟病的话题。在国人眼中，北大的教授成为勾结权贵、欺压民众的帮凶。不管北大教授是否有错，任何关于北大的负面新闻都会引起人们的一阵亢奋。 这些正是为什么邹恒甫的微博能够得到广泛回应得原因。（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