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法新社报道说，习近平此次访问美国、爱尔兰和土耳其前后十天，尤其他对美国白宫的访问，被视为是登上中国最高权力宝座之前不可错过的一个重大环节。对习近平本次出访，无论在中国和在国外，从初步的反应来看比较正面。习近平平常并非是一个有威望的人，但此次却以其平易近人的外访赢得了分数。 从中国微博的言论来看，普遍的感觉是，比起僵硬和不可接近的胡锦涛，习近平要好得多。有一个叫林园客栈的博客以为习近平显得轻松和容易接近。不过也有不少博客怀疑习近平看起来简单直爽的作风会不会是接班之前一种策略。新加坡大学政治学教授郑永年则认为，从个人层面看，习近平的旅行是成功的。习看起来很主动，他向他人介绍自己的私生活以及对电影的爱好等等。郑永年表示，习近平在美国做得恰如其分，他一方面为中国的立场辩护，同时又显得诚实，比如在人权问题上，他说中国可以做得更好。习近平目前在中国的民意很看好。不过，这位学者警告说，胡锦涛和温家宝当初上台时，民意也不错。 不过，一些美国智库学者认为，「习近平突显美中的根本差异，未来中美关系仍是困难重重。」 根据中央社报道，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葛来仪（Bonnie Glaser）在太平洋会议发表文章指出，习近平要求副总统拜登，「双方都不应给对方製造麻烦，避免超越彼此的底线。」 葛来仪表示，「中方对美国军售台湾表达不满，习要求美方避免重複损害中美关係的争扰，消息来源指出，习向美国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葛来仪指出，习进平与美国防部长帕内塔在闭门会议中针锋相对，「习进平断然拒绝美方提出双方在年内进行军事交流的建议，两人会面开始就出现明显摩擦，解放军认为美国策略性围堵中国崛起，习进平对中美军事交流兴趣缺缺。」 美方在会谈中也同样态度强硬，葛来仪说，「奥巴马习近平两人会谈中，习进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建议双方应在公平基础与互惠原则下，处理经贸冲突。」葛来仪最后建议，「双方必须在美国总统大选与中国人大会议后，就争论与分歧达成『暂定协议』，建立合作性的未来。」 美国前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主任车维德（VictorCha）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撰文认为，「习进平访美没有带回任何重要协议，显示未来美中关係仍然困难重重，无论在经济、国防安全、全球事务与社会议题，美国对中国都感到不满。」 车维德指出，「北京关切美国重回亚洲只是好听的说辞，背后目的在遏止中国崛起，中方还担心美国病态的过度支出。」 车维德说，「在行礼如仪的外交场合，北京基于礼节，嘴巴不说，但认为美国的指指点点，无非是透过围堵中国崛起，规避解决内部问题。」

郑永年：中国内部环境的变迁及其对外交的影响 进入专题 ： 内外部环境 中国外交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名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似乎永远不会过时。中国外交在面临包括地缘文化和地缘政治因素在内的外在环境变化的同时，也面临着内部环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内部环境的变 化对外交的影响甚至甚于外部环境。如何来理解中国外交的内部环境变化呢？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四个“化”上来理解。     首先就是外交过程中（包括外交决策和政策实施过程）的“利益多元化”。在西方民主政体，多元利益的表达是外交过程的内在部分，各种利益通过各种制度化了的途径，对国家的外交 过程产生压力。既然中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利益社会，外交过程的多元利益表达也成为必然。各种利益的表达，尽管并不像西方式民主那样具有制度化，但利益对外交的影响，较之 西方有过之而不及。     有很多因素促使着中国外交过程中的利益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和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中国选择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通过调整自身和世界经济体系接轨。中国和世界 的关系是一种利益的关联，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利益相关者。当然说中国是利益相关者并不是抽象的，是中国内部的一些利益和世界经济的关联。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化，甚 至是自由贸易的主要推动者。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中国经济全球化背后的庞大利益。从前，总是发达国家大力推动自由贸易，而发展中国家则努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从总体上说还是 发展中国家，但对自由贸易的推动不遗余力。没有这个过程中的庞大利益，很难理解这种行为。     就GDP总量来说，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大国。这一事实对中国本身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人均GDP还是很低，但对国际社会意义重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视中国为大国，并且给予 非常的关切，从军事、战略和文化等等方面，来衡量中国对它们的可能影响。当其他国家的众多利益和中国相关的时候，中国内部也会有同样多的利益产生，并且参与到外交过程中来。近年 来，中国从军事、战略、媒体、文化等等各种外交主体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外在客观条件的要求，也表明内部多元利益的反映。实际上，中国所说的“公共外交”也是一种利益的反映。     　　     “义和团主义”假装民族主义     　　     第二是“各种声音的非理性化”，尤其是情绪化。多元利益必然导致声音的多元化，这是个普遍现象，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但中国外交领域的声音的非理性化和情绪化，则是令人担忧的 。在众多的声音中，有两种格外引人注目。第一种就是外在世界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声音。在主权国家时代，民族主义不可避免。或者说，民族主义是主权国家的世俗化了的宗教。在中国 ，人们并不担心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崛起，人们所担心的则是各种假装成民族主义的声音。很多看似民族主义的东西，就它们的本质来说，并不是民族主义，充其量只是“义和团主义”。民族 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国家利益，民族主义为的是增进国家利益，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手段。这里，重要的是手段与目标的统一。但在“义和团主义”那里，两者并不统一。愤怒、强硬、打打杀杀 等也是现代“义和团主义”的关键词。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是，各种自以为是民族主义的声音，到最后刚好和国家利益背道而驰，严重损害着国家利益。自诩为“民族主义者”的群体，当他 们认为政府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了强硬的政策或者举措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但当他们认为政府采取的是软弱政策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们认为政府是在向西方“投降”的时候，他们就很不高 兴。只要主权国家还继续存在，民族主义不会消失。对中国来说，问题在于如何确立各种理性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成为国家认同、国民团结的要素，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 化。     另外一种声音则好相反，主要发生在亲西方的社会力量中间。他们或者和西方的利益密切相关，或者从理念上认同西方价值观，因此，他们总是希望政府和西方站在一边。他们的情绪和 上述“民族主义者”相反。当他们认为政府是亲西方的时候，他们就高兴；但当他们认为政府是和西方背道而驰的时候，就非常不高兴。和“义和团主义”一样，这种经常自诩为“自由主义 ”的声音，也是有损于国家利益的。实际上，和“义和团主义”一样，“自由主义”也同样是没有“国家利益”概念的。     第三是“外交思维和行为的美国化”。外交思维的美国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霸权，向美国学习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很多人的共识。尽管中国有很多人不喜 欢美国，但他们向往的则是中国变成美国。实际上，“向强权学习”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形成的一种心态和共识，因为长时间受强权欺负，人们便想通过学习强权，来应付强权。这种心态不 难理解。不过，从清末和“五四”以来的几代人，他们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同时也懂得中国自己的传统，包括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如此。他们中间，对很多人来说，学习西方只具有工具性 意义，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现在则不同。中国传统精神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体”、“用”概念已经不再存在，很多人根本就分不清楚什么是“体”，什么是“用”了。对 他们来说，学强权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变成强权，并且也象强权那样来作为。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心态更加变本加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留学潮”。人们在美国和西方接受教育，也简单地接受了美国和西方的一切，包括它们的理论和概念。在国际关系 和外交上，今天中国所出现的大量的理论，都是从美国进口的，也有少量从欧洲进口。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些外来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一些人甚至把它们当成真理，来评判一切。当然，也 有人意识到美国理论和概念的不足，想回归传统，但大多数人也是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对中国的传统再作一遍解释罢了。没有人可以宣称，今天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     　　     没有与美国区别开来     　　     这种思维状态的实际行为及其结果如何呢？中国自己可能感觉不到，但对中国周边的小国或者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和美国并没有两样，同样在追求霸权地位和霸权利益。很多年里，针对 各种“中国威胁论”，中国一直在提倡“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理念。同时，中国也努力批评“国强必霸”的概念，主观上力图把自己和美国区分开来，塑造着中国是另一类大国的 形象。不过，这样的努力并没有产生积极的实际效果。因为在中国的实际行为中，人们往往看到了中国外交中的“美国精神”。在现实面，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自身，很多人一直相信， 总有一天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强权。“取代美国”成为很多中国人的梦想；当然，对美国来说，这种结局必然是恶梦。     这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是中美关系。中国要“取代”美国霸权，而美国要避免“被取代”，这似乎正在逐渐成为了中美两国互动的主轴。其次，对小国的影响也异常深刻。小国家并没 有多大的选择，他们只能在大国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中国和美国同样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大国，那么很多小国，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小国，自然就选择美国。     第四是“外交决策的分散化”。中国尽管理论上仍然是中央集权制度，而且是一党政治，但这绝对不是说，中国的外交决策是集中的。正如中国的外交过程中出现多元利益，其外交决策 的角色也是多元的。人们随便就可以指出很多和外交相关的官僚组织和结构，包括外交部、中联部、国防部、商务部、国家安全部、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等等。     外交决策角色多元化在其他很多国家也是如此。中国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在于缺失有效的协调和整合机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在官僚层面，中国行政等级的至关重要性， 妨碍了官僚层面的协调整合，也就是缺少横向整合机制。在中国，上述所说的所有这些机构都处于同一行政级别，也就是部级。既然是同一等级，那么就是互不从属，谁也不用听从谁。各自 为政是所有这些官僚机构的通病。     但在像美国那样的国家，一旦一个机构被指定为某一外交领域的主导机构，那么其他机构都必须为该一结构服务，受该一机构指挥，即使它们和该机构属同一行政级别，甚至高于该机构 。也就是说，一个“部”级单位会要求听从一个“局”级单位。但在中国，这种情况则可能是天方夜谭。     　　     没有横向更缺纵向整合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最高层面，中国不存在一个类似于美国的“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种“顶层设计”就是要在前面的横向整合的基础上实现纵向整合。在横向整合机制上，如 果说各个官僚机构代表不同的制度利益，那么横向整合出来的利益很可能是各种利益体的整合。但是在外交事务上，各种官僚利益的整合，并不见得能够代表国家整体利益，或者国家利益， 这就要求在此基础上的纵向整合。“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扮演了这个角色。     中国表面上看也有类似的“顶层设计”，即存在着国家“外事领导小组”。但在实际层面，外事领导小组不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相提并论。后者是一个庞大的实体，而前者充其量是 一个“电话中心”，或者会议召集机构。在上世纪末，也有一段时间提出了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并且也进行了争论。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理念没有能够转变成制度。     在横向整合缺失，而纵向整合不存在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两种情形。第一就是各自的官僚机构自行决策，再提升为国家的决策。中国的很多外交政策很难说是国家的决策，而是各官僚 机构追求自我利益的结果。不同官僚结构出台不同的外交政策，它们往往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第二，高层的外交意志（如果有的话）很难成为政策，更不用说能够有效实施下去了。在毛 泽东和邓小平“强人政治”时代，这种情况还不突出，因为尽管也缺失制度机制，但他们总可以通过人事任命制度，来任命能够执行自己的政策意志的官员。但在后强人政治时代，没有一个 领导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任命可以执行自己政策意志的官员了。     在一定程度上说，所有这些“化”的出现和存在很难避免，也不是异常。但如果这些“化”的负面后果不能加以克服和消化，那么受损的必然是国家整体利益。实际上，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国外交和国家安全行为上，“国家利益”的概念正在被虚无化，甚至感觉不到其存在。也就是说，很难用“国家利益”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行为。这种现象当然必须得到改变。在来自外部国际环境的挑战越来越甚的情况下，克服内部环境变化对外交的负面影响变得更加迫切。外部环境往往超出中国的控制，但内部环境则是可以通过改革来加以控制的。如何改革内部外交政策环境，当是人们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内外部环境 中国外交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环球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471.html    

郑永年：地缘政治大转移和中国外交 进入专题 ： 地缘政治 中国外交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本栏上周从文化地缘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非常实在，但比较容易被忽视。简单地说，当世界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的时候，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频繁接触就变得不可避免。尽管从长远来看，接触多了，两种文明之间的信任会得以产生和发展；但在最初阶段，当两种文明还不能互相适应的情况下，频繁的接触表明冲突的机会也越多。本文主要论述为什么这个世纪的地缘政治，已经很快转移到亚太地区。从地缘政治来看中美关系，也比较容易说清楚。     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首先是地缘经济因素。亚太地区日渐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是不言的事实，并且这种趋势在未来的数十年不会改变。今天，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此外，印度也正在崛起，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另外一个亚洲经济大国。印度尼西亚和东盟（亚细安）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忽视。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尽管也有经济增长的潜力，但远不及亚洲地区。多年里被人们称道的“金砖国家”（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和南非）中间，其它几个国家的GDP总量目前还不及中国一个国家。欧洲和美国现在面临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做调整。欧美经济对世界经济依然重要，但在其结构调整期间，要扮演世界经济领头羊的角色比较困难。这样，亚洲必然要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世界经济重心的位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甚至俄国，其经济战略必然向亚洲转移。从世界历史上看，也是如此，即一个国家的地缘经济，是跟着世界经济的增长点也就是经济重心走的。例如唐宋时期的中国，18、19世纪的欧洲和冷战期间的大西洋两岸。因为亚洲地区涉及到世界上几个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到亚洲，也表明代表这些经济体或者主权国家的政府之间，互动也必然增加，并且成为主体。这种互动意味着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重叠。如果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不是互动的主体，那么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但一旦主权国家成为主体，那么经济互动面的战略重要性就显示出来。就是说，即使是经济上的互动也具有了非常的战略意义。           战略转移符合“税收国家”本质     　　     对美国来说，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非常符合其“税收国家”的本质。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一直在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来维持其所谓的“世界秩序”或者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但这样做需要大量金钱的支撑。因此，美国也一直扮演着全球性的“税收国家”的角色，即尽最大的努力，通过各种方法向全世界各国“征税”，来承担维持“世界秩序”的费用。这一事实也决定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其地缘经济的紧密相关性。如果两者是重合的，那么美国维持其全球秩序的费用就低；但如果不重合，美国所要承担的费用就会很高。显然，并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会随着其地缘经济而转向亚洲。既然亚洲在未来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会扮演世界经济重心的角色，那么美国就有充分的原因，把其地缘政治的重心转移到亚洲。在这里，美国的“税基”庞大，其安全战略是可持续的。     地缘政治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战略本身。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就变成了唯一霸权国家，或者一霸超强。在冷战期间，美国和前苏联分庭抗礼，只主宰了半个世界，即西方世界。苏联一垮掉，美国的最高战略利益就是维持其唯一霸权的地位。美国开始利用现存体制来消化中国等新兴国家，也包括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做得相当成功。历史似乎沿着“历史的终结”的道路行走。必须记得，在小布什刚刚上任之初，美国出台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意在对付中国。这种政策调整非常符合西方外交政策的逻辑。因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史表明，现存霸权必然会遭受另一个崛起国家的挑战。对美国来说，中国很自然成为美国的目标。     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正当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很乐观地消化吸收着另一半世界的时候，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了。反恐战争在一段时间里，牵制了美国的地缘政治的大转移。此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主题。非传统安全的主角不再是主权国家，而是非政府组织。因为恐怖主义组织被定义为“邪恶”的非政府组织，美国的反恐战争大大减少了对主权国家的外交压力，尤其是中国。     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必须提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也改变着西方人的思维。当时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主权国家不再重要，至少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而超国家组织（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内部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甚至要超越主权国家。这种认知尽管反映了国际政治舞台上角色的多样化这个事实，但这种认知过分理想化。很显然，主权国家并没有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变得不重要，更不用说是“消失”了。从今天的情况看，无论是应付全球性金融危机还是恐怖主义，都需要主权国家的强化。     但不管怎样，这么多年的反恐战争使得西方政府意识到，恐怖主义是个常态，不可能因为反恐战争而得到彻底的解决。实际上，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反恐怖主义是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因为被西方所定义的“恐怖主义”的因素，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而呈现出一种持续发展的趋势。于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开始要人们接受“恐怖主义”是常态这样一种认知。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与其说是美国的反恐战争结束了，倒不如说美国接受了恐怖主义存在这个事实，是观念改变的结果。           安全问题回归传统定义     　　     但也很显然，这种观念的改变对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一般国际关系而言，这种变化促使国际关系的主题回到了传统安全问题，主权国家因此再次成为聚焦点。这里至少包含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传统安全问题例如伊朗和朝鲜的核扩散问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如果忽视了这些主权国家所从事的安全活动，那么这个世界（西方）将是不安全的。第二，因为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尤其是恐怖主义）而带来的不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强化主权国家的能力来应付。不难理解，这种认知在深刻影响着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战略调整。伊朗和朝鲜问题会随时被提到西方的议事日程上来。     对中国来说，这种认知使得美国再次倾向于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美国“重回亚洲”策略比较容易些。在短短几年里，美国很快明确了“重回亚洲”的政策内容（当然，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实施下去，则另当别论），那就是围绕着南中国海问题的军事战略调整，和围绕着TPP的经济战略调整。     美国以南中国海问题为核心的军事战略有其历史的延续性，也有比较新的内容。人们观察到，在小布什当政的早期，美国也曾经试图建立亚洲版“小北约”，即加强美国和亚洲区域内部同盟的战略关系。现在有人说，在反恐时期美国忽视了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这并不准确。实际上，即使是在反恐时期，美国也在巩固和其传统盟友例如日本、澳大利亚等之间的战略关系，基本上完成了所谓的亚洲版“小北约”的构架。不过，自从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的政策目标之后，这种战略越来越明确了，也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内容。     针对南中国海问题，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战略动作。第一，和越南、菲律宾等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合作；第二，扩大和澳洲的联盟关系，尤其是在澳洲的变相“驻军”；第三，试图建立新联盟，如印度。（当然，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很难成为像日本那样的完全同盟国，除非印度面临自己难以消化来自中国的国际压力。）第四，努力改善传统上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的关系，例如缅甸。     应当意识到，美国这样做并非其一厢情愿，而是具有来自亚洲的很大“需求”，就是说亚洲国家要求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卷入。这种需求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亚洲国家相信，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来解决亚洲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二，这种需求也来自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和担忧。在前一方面，亚洲国家并不见得一定要排斥中国，而是因为在各个方面，中国还没有显示出有能力应付和解决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以朝鲜问题为核心的东北亚局势，和南中国海海上航行安全问题。美国是一个行动导向的国家，有时候做正确的事情，有时候做错误的事情，有时候做成功的事情，有时候做失败的事情，但不管怎样，美国的行动是可预期的。对多数亚洲国家来说，美国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强权。中国尽管正在崛起，但在国际事务上，还没有经历足够的考验。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也尽力显示其是一个负责的国家，但还没有能力来承担责任，解决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亚洲国家自然倾向于选择美国。     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担忧和不确定性是个老问题，也比较容易理解。除了日本，亚洲国家都较中国“弱小”（主要是认知上的）。小国家本来就惧怕单独面对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尤其是那些和中国有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国家，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领土（海）上的。这些国家既然不愿单独面对中国，那么就要么抱团面对中国，要不就邀请其他大国来应付中国。即使是日本，这方面的担忧也是很显然的。当然，不管什么原因，邀请美国的卷入是有成本的。但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这些国家也愿意以各种方式为美国承担费用，也就是自愿被美国“征税”。     美国“重返亚洲”的经济战略则是以TPP为中心的。TPP本身并非为美国创始，但一旦美国卷入，开始主导TPP，其性质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TPP本身是一个新的尝试，一旦实现，参与国家的很多方面的“经济主权”势必遭到削弱。现在人们还不知道，想参与其中的一些较穷的国家例如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如何消化TPP的压力，因为它们和美国经济水平相差实在太大。即使是日本这样发达的经济体，也不见得能够消化。对一些国家来说，参与TPP的谈判，其政治战略理性要大于经济理性，甚至是为了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也就是应付中国的考量。尽管人们不知道TPP最终如何实现，但在中国看来，其发展趋势类似于冷战期间西方所实施的“战略性贸易”（strategic trade）。           中国被视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代表     　　     对美国来说，TPP的一个潜在的课题就是如何应付中国经济模式。在新兴经济体中，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兴起成为一大趋势。国家资本主义被视为是对西方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构成竞争甚至是威胁。在西方，中国被视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中国尽管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也努力在和世界“接轨”，但在西方的眼中，中国并没有按照“规则”办事情。尤其近年来，西方深陷经济危机，更是把矛头对准中国，把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从纯经济角度看，TPP无疑为了推进世界经济的高度自由化。同时，TPP本身又是一个开放体，原则上中国也可加通过和其他国家的谈判来加入。不过，要中国放弃如此大的经济主权，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这样，TPP必然对中国带来更大的压力。从长远来看，中国要不改革国家资本主义，而变得更加开放，为加入TPP创造条件，要不被排挤在外。但从目前来看，中国最为担心的是TPP的战略性质，而非经济性质，正如越南、日本等国家的主要考量是战略上的一样。     对地缘政治的这种大转移，很多人或许还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意看到。他们不能理解美国为什么要把地缘政治的重心转移到亚洲。中国既无实力也无意愿和美国对抗，美国何苦呢？不过，这种转移是实实在在的，并且发展得很快。一旦当美国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中国就会面临无穷的外交压力。中国必须直接面对。当然，这种转移对中国来说并不算是世界末日。中国有很多政策选择来应付之。对中国的对应政策和举措，当另文讨论。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地缘政治 中国外交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环球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136.html    

孙培松：中美最终或不得不走G2之路 （2012-02-14）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郑永年：地缘政治大转移和中国外交 [时事漫画] 别让摩擦和分歧干扰中美经贸合作 [中国早点] ‘双英’两大阵营’叫阵’ [中国政情] 温家宝：房价合理回归目标不动摇 ● 孙培松 欧洲的联合曾经历过许多停顿和开始，G2之路可能会更加不平坦。当中美关系陷入困境或者获得实质性改善的时候、当人类在共同难题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都会引发关于G2的不断修改的联想。 人们见证了美国主导的世界。未来的世界什么样，会不会比今天的更好，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最近布热津斯基在接受访谈时再次提到G2。G2是中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构想，虽然目前仅仅是学界的一种主张，但具有前瞻性意义，双方有进一步关注和讨论的必要。 　　对于G2的构想，不仅那些正努力提升国际地位以不使自己处在国际决策圈之外的国家有抵触，美国政府、国会和智库内部也没有人依据它来规划和设想外交方略，而中国则明确表示了不赞成。它目前不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甚至广受批评。但是，如果不预设政治前提，把它理解为“中美共霸”，而是理解为中美以某种联合共撑大局，那么可以说它是符合未来政治现实的一种构想。 中美关系破裂 后果是灾难性的 　　在冷战最尖锐的某些阶段，美苏双方携带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都做每日24小时值班飞行，军队的战备随时保持在“确保相互摧毁”的水平上。中美的竞争如果不想发展到那样的状态，让文明再次面临被毁于一旦的可能，就必须把合作放在首位。双方广泛合作关系的建立，是世界和平的保障，这是从战略上理解G2的基础。 　　中美关系破裂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当今不仅是一个地理的世界，频繁的交往也构成了一个社会的世界。经济上“中美国”的形成，不是双方政府的追求，更不是民众的意愿，它是国家关系中一种不经意的依赖形成的结果。“中美国”所暗含的方向性意义在于，国家经济的成功是不能离开国际环境来实现的，中美的联合行动已成为全球经济管理的主要因素。世界不可能再如冷战时期那样有两套经济体系，两股经济力量。第一第二经济体不能携手，不仅无法追求繁荣，世界也不可能无可倒退地进入一个新时代。 　　中美关系中对抗性因素如果压倒了对合作的追求，全球治理中的难题恐怕一个也解决不了。海上通道、太空、网络空间的有效合作与管理，资源、气候、环境、人口所造成的共同挑战会愈益增大，防扩散将变成一句空话。如果说国际事务不能由某个少数国家构成的集团来决定，那么也没有迹象表明更大范围的多边机制，包括联合国，在弥合大国分歧方面起过多大作用。 欧盟起的借镜作用　 　　从亚洲地缘竞争的现状看，G2对中国是有利的。欧洲最先认识到联合的重要性。主权国家体系是欧洲创立的，可这种体系的运行却使它们相互之间变成了“仇雠敌战之国”，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于是它们又创立了超越主权的欧盟。为主权权力支持国家利益之外的更广泛的利益做出了尝试。亚洲接受主权体系较晚，目前所有国家都是这一体系的坚定捍卫者，东亚地区的安全思维尤其像当年的欧洲。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不利于中国寻求复兴的努力，而单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并不足以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在一个大的框架内，共同作出努力。一个以中美为主导的地缘政治共同体，有利于帮助缓解亚洲的历史怨恨，避免地区大国之间战略上的错误估算，并以和平的方式有效地制约美国的霸道行径。

张生：欧盟强征航空“买路钱”于国际法不合 （2012-02-14）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郑永年：地缘政治大转移和中国外交 [时事漫画] 别让摩擦和分歧干扰中美经贸合作 [中国早点] ‘双英’两大阵营’叫阵’ [中国政情] 温家宝：房价合理回归目标不动摇 ● 张生 　　尽管欧盟将航空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制度设计一开始就招致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和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的强烈反对，但是凭借欧洲法院的判决开的绿灯，欧盟在新年伊始就实行航空“买路钱”政策。考虑到这一制度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以及目前欧盟在经济上的“捉襟见肘”，人们不免对欧盟的真实动机生疑。更重要的，欧盟的这一做法也于国际法不合。从长远角度看，一个碳排放交易的全球机制势在必行。 环保表象下的经济、政治利益考量 　　欧盟于2005年1月设立了排放交易体系（ETS）。2008年11月19日，欧盟通过法案决定将国际航空业纳入ETS。该体系于2012年1月1日正式实施后，欧盟又进一步规定，对拒不执行的航企将施以超出规定部分每吨100欧元的罚款以及欧盟境内禁飞的制裁。自2008年欧盟通过上述法案时，各国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反对声就不绝于耳。在众多国家中，中国在此事上的态度似乎更受欧盟和其他国家关注。欧盟官员2月6日接受BBC采访时还表示中国会对此采取默认态度，但是仅隔一天中国民用航空局就向各航空公司发出指令，指出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禁止中国境内各运输航空公司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美国参院也通过航空法案明确表示反对欧盟向飞经欧洲的航班征收碳排放税。据称中国、美国、俄罗斯及印度等26个国家将于2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共同商议应对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对策。 　　由于目前深陷欧债危机的泥淖，欧盟强征航空业碳排放税的政策也被外界看来表面是为环境保护，实则是为了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掌握航空市场的主导权。此外，此举也被看作是欧盟向争取在国际政策、市场机制和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话语权和领导权迈步。如果能成功将国际航空业引入排放交易系统，就有可能为欧盟将来在钢铁、电力、水泥等其它行业中推广实施全球性的行业减排方案铺平道路，以此实现全球共同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目的。 欧盟单方面行为有违国际法 　　欧盟单方面通过立法将国际航空纳入ETS违反了《芝加哥公约》序言和第1条规定的 “各缔约国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之上的空域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的国家主权原则。此外，《京都议定书》第2条第2款规定缔约国应通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作出努力，谋求限制或减少航空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而欧盟的单边行为有违反该规定之嫌。 　　欧盟此举还违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因为作为签署方的欧盟将所有国家统一纳入强制征收碳排费的范围一致对待，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航空运输业发展需要作出合理安排；欧盟规定碳配额以历史排放数量为基数，基数越大获得的配额越大，这种计算方式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了比发达国家更重的减排义务。 　　欧盟征收航空碳排放税也对国际贸易组织（WTO）的法则提出了挑战。WTO协定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特殊待遇，但是在欧盟的政策中却未有体现。有学者也主张欧盟征收的碳税实际上是“碳壁垒”，是以“减排”为名来阻止其它国家进入它的市场，这也不符合WTO的原则。剑桥大学巴特尔教授（Lorand Bartels）也认为很难认定欧盟此举符合《服务贸易总协定》“航空运输服务”附件中的规定。 欧洲法院判决难以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