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瘦米网摘导读：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纪念日。瘦米网摘选取几大报纸的社论，大部分还是紧靠胡总昨天的那句——“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这大概就是一个没什么关系的执政党在百年之际对辛亥革命的定义。 南都社论：辛亥！辛亥！ 公元1911，岁在辛亥。 这一年，蒋翊武等人将“振武学社”更名为“文学社”。这不是一次风花雪月温情脉脉的聚会，文学的幌子下，是革命的潮流。此时的主角，在这一年还有更重要的戏码。 这一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尽管碧血黄沙，孙文囿于广东一省的举事屡战屡挫。革命的主张貌似趋于边缘孤立。而半年之后，一切价值重估。 这一年，四川保路。清廷的国有化，罔顾契约，与民绅争利，遭遇反弹，惟知以枪杆子弹压，然则愈压愈弹。若无巴蜀之变，革命破局必当延后数年。 这一年，武昌首义成功。南方诸省纷纷独立，半壁河山易帜。南北对峙，边打边谈，终促帝制终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七十年顿挫彷徨，至此闯出一个新方向。只是这个新方向，当时便有人视为洪水猛兽。 如果没有后来事，一时一地的风云，只会掀起漫天迷雾。对时代下一个定义，给历史出一个答案，都显得无比艰难。 这一年，局势丕变，疾风暴雨，快马加鞭。历史驶入了快车道，拖拖拉拉的半吊子宫廷改革彻底输牌，毫无诚意的假惺惺政治承诺也完全破产。 这一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延至华夏。民主、宪政、约法、权利、制衡、自治……崭新的话语下有崭新的命运。 这一年，风雷激荡，明争暗斗，激烈交锋。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各支力量厉兵秣马，各种主义跃跃欲试。欲望与理想交织，旧时代与新格局相叠。 辛亥岁末，清帝退位，诏书有云：“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而亲拟诏书文本的张謇，却在日记里写道：“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 果真来日正难！缔造民国实属不易，建设民国更是难上加难。 爱新觉罗氏被赶下了龙椅，袁氏却又迫不及待想重新坐上。内有杨度献策：“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外请古德诺助威：“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 中央权威，政党轮替、社会秩序、元首更迭，军队归属。种种问题喷涌而出，政治框架无力解决，只有诉诸武力相争。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军阀混战、北伐统一。轮到国民党建设民国，独裁之性质，无容争辩。甚至直言：“独裁政治的兴起，替代民主政治的衰弱，是近代政治的趋势。”并称：“在今日的中国，独裁的反面，决不是民主，而是多裁和割据。”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想国人不敢想，为众人不可为，从君主走向民主，首先是为中国的连绵历史划下了一道至关重要的分水岭。在分水岭之前，是三千年来“朕即国家”的反民主大传统；在分水岭之后，又绵延三、四十年蒋氏大权独揽的伪民主小传统。恰恰是在这样的两段历史当中，辛亥革命关于造共和赋民权的理想与热望，才尤显真切与赤诚，才尤显珍贵与高度。 1851年，是另一个辛亥。其时的中国，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继而席卷江南，掀起了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以拜上帝教为动员资源、宣称要建立人人平等之地上天国的农民起义，却迅速迷失在了争权内讧与奢靡腐朽之中。比之其敌手清朝廷，太平天国还建构出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个人崇拜与等级制度。这是一场未曾走出历史循环的抗争。 辛亥！辛亥！60年未必成为一个周期，100年也只怕不足以作终极总结。 但两岸多有共鸣者，那些对伟大民族复兴有信心、对现代文明存信仰的基因，看似脆弱，却蓬勃向上，顽强生长。 原文 瘦米微评： 文辞优美，龙是画出来了，可惜隐晦，少了点睛一笔。例如“这场 以拜上帝教为动员资源、 宣称要建立人人平等之地上天国的农民起义，却迅速迷失在了争权内讧与奢靡腐朽之中。” 新京报社论：从辛亥百年的历史节点继续出发 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正是为了从这一中国近现代伟大历史事件中汲取营养，从而获得进一步推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的精神力量。 百年前宁静的这个夜里，武昌城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仓促间打响的第一枪，异常尖利地划破了黑暗中的神州上空。在之后短短几个月内，随着各地风起云涌的响应，统治中国200多年的满清王朝轰然倒塌，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大一统皇权专制制度也同时寿终正寝，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从这个意义上，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昨天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言，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尽管一百年后的今天，关于辛亥革命的学术研究仍然不断有新的史实和不同的见解问世，但有一些基本共识是无需置疑的—— 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根源乃是旧有的封建帝制无法应对来自西方的全方位挑战及中国社会内部的现代化吁求。满清统治者虽然也试图作出、甚至已经作出过一些重大的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但总的来看，所有这些改革都一再远远地落后于社会民意的呼声，终致和平改良之路越走越窄，革命洪流不可阻挡地席卷而来。 此外，清廷于1911年春天开始强行推动的铁路国有化——这一致命的政策错误以“保路运动”这个历史概念而为后人所牢记——被认为是点燃这场永载史册的共和革命的导火索。或者亦可以说，它是压垮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由此可见，正是满清统治者的一味自私和短视，导致了其自身的满盘皆输。 辛亥革命的巨大历史成就有目共睹：1912年1月1日宣告成立的中华民国成为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其后复辟帝制的企图无一不以身败名裂告终，民主与共和体制从此在中国扎根。尽管，孙中山先生及中国第一代现代化先驱们追求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理想，即使到了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待完成。但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辛亥革命及其打开的之后一连串“革命叙事”，这些从外部世界引入的全新理念才能够如此深入中国人心。 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正是为了从这一中国近现代伟大历史事件中汲取营养，从而获得进一步推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的精神力量。 而在百年后的当下，伴随着30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积淀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今天，不仅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早已不是问题，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时，随着教育的普及，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全体国民对于现代政治文明的认识和理解也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高度。在此种新的条件之下，中华民族在历史大变局中的现代化转型和复兴使命，有什么理由不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手中完成？ 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两个世纪的苦难曲折的现代化征程上，像辛亥革命这样的历史大业，应当、也只能是一个阶段性任务，但民族进步与文明复兴的事业，却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跋涉之路。 孙中山先生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种清醒的意识于今而言，仍然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不可逆的。继续推动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改革，是中国未来进一步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期待，当代中国从辛亥百年这样的历史节点上，继续出发，用智慧和勇气推动国家进步和民族复兴。 原文 瘦米微评：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说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放到今天纪念辛亥革命也应时应景。有句老套话叫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其实是因为有些东西从未改变，例如五千年延续至今的黑暗。 环球时报社论：纪念辛亥百年，告别革命情结 今天是辛亥革命百年。中共昨天举行纪念大会，称孙中山为“民族英雄”，台湾今天也有隆重纪念活动。同一件大事，同一个伟人，在海峡两岸受到大致相同的缅怀和赞扬，这说明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伟大推动的确是无可争议的。 然而辛亥革命的成果真正福及全体中国人，准确地说，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十年里，中国历经战争，死人无数，当时的中国“主义”林立，不同的利益及道路激烈竞争。中国能被日本那样轻易地蹂躏十几年，一半以上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天下大乱”，这种“乱”送给了日本不可思议的机会。 或许可以说，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休克疗法”，今天的中国人享受了它的成果，但有几代中国人为此付出难以想像的代价。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上，就有辛亥革命的一块浮雕，这样的镌刻和记述是准确的。 这样的大革命即使在 中国历史 上也不多见，它有太多的几率制造国家的彻底分裂，以及更长时间的战乱和动荡。中国共产党在辛亥革命三十几年后建立起统一的崭新国家，并且把国家实力和民生面貌逐步带到今天的状态，这或许是中国历史用其雄厚资源塑造的幸运一章。 然而在经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洗礼后，二十世纪初革命志士们关于“共和”理想的一些细节至今未能实现。这并非这之后的几代革命者不努力，也并非中国的法律写得不专业。事实上，中国的革命者们总是愿意朝着理想跑得更快些，中国很多时候的问题不是“没有理想”，而是理想太多，为实现理想连饭锅都敢砸。 中国近代以来和平发展的时间太短了，民主与科学新文化在中国从容展开的时间同样太短。这一百年，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革命，无论左的还是右的，都对革命精神充满了崇拜。我们很少去想，有些变革只有革命才能完成，但也有很多进步只有在远离革命的时代才能实现。 民主和法治是中国人的长期理想，但它们不是通过一场革命，创立一套完美的制度就能“安装”的。在中国，潜规则源远流长，它常常比制度和法律还强大，任何革命都革不到它的头上。中国需要在和平的条件下，十分耐心细致地对付它。我们看看今天我们最痛恨的东西，有哪一个是法律允许的？而要根除它们，又有哪一个比消灭一支敌方的王牌军团更容易？ “诸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这是辜鸿铭的一句名言。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为剪掉这根无形的辫子，中国人民上下求索，恨不能自己拽着自己的衣领脱离地球。我们或许该换一个思路了，我们必须耐下心来，再给自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从容不迫的发展。 感谢辛亥革命，也感谢上个世纪那些为中国今天的繁荣付出了代价的人。我们能否用今天的和平把祖国带向真正的民主和繁荣，而不是在今后的某一天轻率制造一场新革命，把中国历史赶进革命的循环中不可自拔，这就要看我们当代人智慧和悟性了。 原文 瘦米微评： 看标题，我们就笑了；又看到歪理连篇，我们再次会心地笑了。总体来说，比胡总的讲话有营养，虽然是负营养。 查看评论(1)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1)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我们怎样被洗脑？ (3) 许小年：中国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 (4) 袁伟时关于辛亥革命答《阳光时务》 (1) 一个外国人眼里的毛新宇 (5) 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2.0版 (2) 郑永年：思维被殖民和中国的知识体系 (1)

　　“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不能在外部搞反对党，就只有在内部(向不同群体)开放。”“西方政党是通过选举来衡量力量大小的，党员数量是无所谓的。” 　　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围绕中共党员人数突破8000万以及党员构成发生巨变等现象，对话《凤凰周刊》。 　　不是农民党员也能代表农民利益 　　记者：今年6月，中组部宣布中共党员已超过8000万名。一个党的党员规模多大为好? 　　郑永年：还没人研究过党员人数规模的合理性问题。这其实也是个假命题。因为中国是特殊的，西方政党是通过选举来衡量力量大小的，党员数量是无所谓的。 　　记者：统计显示，近三年党员扩招增速超过GDP速度。数量不断增大的前提下，如何解决凝聚力问题? 　　郑永年：党员加速扩张，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党员数量很大，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构，难以发挥效力。而且规模越大越难管理，效率成问题。现在很多党员除了入党、惩处、交党费外，其他时候组织的感受性不强。 　　记者：与建国初期比，目前工农在中共党员中比例大幅度下降，而干部、管理者以及大学生迅速上升。这个趋势如何分析? 　　郑永年：工人农民成分减少了，企业家、学生成分多了起来，实际上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吻合的。 　　不允许新兴阶层去组建政党，你就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党外。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不能在外部搞反对党，只能在内部向它们开放了。 　　记者：中共体现自己与时俱进的一个方式是，每出现一个新阶层，就从其中发展党员。还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方式，保持党对社会阶层变动的同步性? 　　郑永年：通过职业划分来组成党员，这可能是最简单的方式。但现在好些分配比例是不公平的。很多组织是代表过度，而一些新兴组织是代表不足。在政治构成里应认真思考社会结构的代表性问题。 　　其实，一个党的敏捷性更应该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不一定要农民党员对应农民。代表机制设计好了，不是农民党员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制度若不好，就是农民党员也代表不好他自己阶级的利益。 　　“三个代表”应落实为党内民主 　　记者：从党员构成的现在变化，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共党员正走向精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