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联合早报 | 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2011-10-04)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希腊今明两年减赤无法达标 [中国早点] 新「十月围城」 [金融风暴] IMF副处长:全球经济趋向黯淡 [人物面对面] 吕德耀:打造更完善公交系统长 ● 郑永年   近来中国的媒体在讨论一个在世人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即“摔倒老人,要不要扶?”对数千年之前的孟子而言,“幼童要掉到井里,要不要拉一把?”这是一个不用提的问题,或者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很多行为和动作,出自人类的恻隐之心或者本能,根本不用作任何理性的思考。因此,幼童落井要拉一把,老人摔倒要扶一把,都是不需要人类费理性来思考的问题,恻隐之心和本能的驱动足矣!科学家更发现,类似的恻隐之心和本能,甚至存在于动物群体之中。很多动物群体对环境都已经发展出群体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本能,互助互救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本能。   为什么中国社会要讨论这样一个本来根本不用讨论,或者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因极其简单,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社会变得如此复杂,而必须诉诸于人类理性了。这些年来,很多案件的发生,例如南京的“彭宇案”和天津的“许云鹤案”,不管其背后的故事如何,都似乎和人类的本能反应相对立。媒体上充斥着很多匪夷所思的标题,例如“十九岁大学生扶起倒地老人,法院判赔7万多元”、“老人摔破头围观群众无人扶,家属表示理解”、“孩子路见倒地老人上前帮助,被家长嘲讽训斥”、“解放军士兵扶昏倒老人被迫赔三千,部队找证人讨回公道”,等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国老人倒地就没有人扶了。我们可以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扶倒地老人的。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只能表明这个社会的道德出了大问题。“恻隐之心”是人类道德最本能的方面,连这个都被怀疑,都被摧毁了,这个社会还没有问题吗?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社会怎么了?   这倒是一个需要人们理性思考的问题。中国文明长达数千年不中断。中国历来视自己为一个道德的国度,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么看待中国的。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演变成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社会呢?如同一个社会道德的形成,有其不同的并且是复杂的原因,社会道德的衰落也如此。就中国文明来说,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对商业文明负面影响缺免疫力   首先,在商业文明面前,中国传统道德的衰落具有其必然性。中国数千年里一直是农业文明,从来就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洗礼。儒家道德可以说是农业文明的精神结晶,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就是“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秩序,从商者被排在最后,最不重要。其它方面的制度设计,也是为这个等级秩序服务的。在历史上,尽管不同朝代对商业具有不同的态度,一些朝代敌视和排斥商业,而另一些则比较能够容纳和重视商业,但商人在儒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变化过。商业社会对道德的负面影响甚至冲击是必然的,但中国统治者使用的是排斥商业的做法。这种政策在遏制商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传统文明没有能力容纳和接受商业文明。商业文明一旦来临,传统文明对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任何免疫力。   这里,如果和西方作一比较会看得比较清楚。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秩序,可以说是商业文明的产物。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商业阶层崛起在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废墟上。随着商业文明的崛起,封建价值观很快衰落。商业文明要求对事物具有一种世俗的态度,于是宗教改革成为必要。宗教改革符合商业社会的需要,使得宗教能够容纳商业精神。但同时改革之后的宗教,也为商业社会塑造了一种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西方宗教改革和转型,因此和商业文明的兴起分不开。   基督教转型得最为成功。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论述这种情况的。改革后的宗教,在接受商业行为的同时,也约束着信仰者的商业行为。尽管商业行为、盈利和挣钱都被合理化,但挣钱本身仅仅只是工具,而非目的。商业行为和挣钱的最终目的,还是救渎人本身的灵魂。另外一大宗教伊斯兰教的转型,并不像基督教那样顺利。在很大程度上,伊斯兰直到现在不仅没有有效转型以容纳商业社会,反而有更为传统化的趋向,和商业社会和世俗行为表现为深刻的矛盾。 新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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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郑永年:中国模式不能过于政治化

  郑永年,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中国模式不能过于政治化   记者:中国模式近来一直被热炒,您认可中国模式的说法吗?   郑永年:中国模式这几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我们有一个误区,对中国模式过于政治化。左派人士认为中国模式很好,甚至超越了美国模式。而自由派、民主派认为中国模式毫无意义,也不承认其存在。   作为一个学者,将中国模式过于政治化,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都不利于中国发展。我们需要的是总结中国模式,发现其优劣势。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对发展是没有任何的益处。   我不去评论中国模式的好与坏,中国模式首先应该是客观的理念,任何国家都存在自我的发展模式。但是,很多模式本身是有缺陷的,需要有好坏的价值判断。综观苏联模式,我们理解为失败的模式。一个模式不一定要强加于某个体制去拷贝,照搬他国模式风险是很大的。   客观上说,中国模式要考虑站在哪个层面去理解,才能定义中国模式。从中国改革的路径来说,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经济上基本的市场制度确立。新世纪以来,开始进行社会改革。从这个层面上,可以理解为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还有一个层面是政策的执行,大家都在讨论政策层面的得失,发牢骚的学者也就多了。中国的改革政策模式争论非常大,但作为一个历史检验的模式,它是不会消失的。   对于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的,这要取决于政策。所谓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方向。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人摸不着石头,该怎么过河?中国的经济改革,是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核心问题是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也有摸不着的。80年代到90年代,经济改革并没有找到突破口,真正的突破口在邓小平南巡以后。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完成了,但是经济改革怎么深化的问题还不知道。一个很显著的现象,这几年的改革方向是不明确的。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受压制。   现在看来,经济改革有问题,社会改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从十六大开始,差不多有10来年时间,中国政府进行了一场看似全面的改革,社保、医疗、教育和农业税等等改革,但总体的改革制度是不明确的。我们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但是实现目标的政治途径是什么?机制又是什么?还是不明确。所以,社会改革还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   社会改革不仅仅是追求社会稳定,社会改革是处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力量。社会改革能否到位,一方面决定经济改革是否深化,能否为经济改革打下好的基础。社会改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当务之急就是进行社会改革   记者:从中国历史上看,经济改革是伴随这政治改革,验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经济改革上看,为什么社会改革非常重要?   郑永年:早期的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的,目前是构建消费社会。为什么中国的消费社会遇到很多难题,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社会制度。为什么欧美国家的老百姓可以大胆的消费,中国老百姓不能。因为他们除了买房,看病不贵,上学也不用很多钱,生活成本很低。而中国的社会生活成本很高,老百姓不是不会花钱,而是不敢花钱。在中国所有的积蓄恐怕只能买一个房子,子女又要接受教育,老百姓还有什么钱可消费。好在领导层意识到社会政策的关键性,要建立消费社会,就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否则,中国经济的增长根本没有动力。   现在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出口转内需。中国出口仍然很强劲,内需很困难,表明转变是非常困难的。社会改革好坏与否,决定了将来的政治模型,是继续权威政治还是发扬民主政治。社会改革到位,中产阶级强壮了,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了,就形成橄榄型社会,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化。   任何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产生政治权利的要求,中国也不可避免。但是,简单的说民主化是抽象的。民主化如果像西方所说,人均GDP达到2000美金称谓民主化,政治也可以开放。但2000美金的民主化和20000美金的民主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民主。人均GDP比较高的民主,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欧美化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受过高等教育,相对来说比较理性。   中国当务之急就是进行社会改革,如果改革不好,中国的民主化就会激发出来。因为社会不公平、穷人越来越多,矛盾日益突出,严重的政治激进就会出现。政治激进化,民主是一种可能性,也许会带来一场革命。在我看来,中国这个阶段的社会改革真的比经济改革还重要。   中国经济出现了排他性发展   记者:改革进入到深水区了,十二五报告里提出“包容性发展”这个词,还有一个新的名词叫“顶层设计”,您怎么理解政治领域出现这两个新名词?   郑永年:包容性发展是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受惠的改革,如果只有少数的群体受惠,就叫排他性发展,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就是包容性的发展。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大多能够受惠于改革。90年代朱镕基的分权改革,一个是下放到地方,政府藏富于地方。一个是下放给群体,藏富于民,这是包容性的发展。为什么这几年要提包容性发展?因为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排他性发展,经济发展是在加速,但经济发展的受益流向了少数社会群体。   看看国内企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家投入四万亿去救市,这四万亿其实是给了国有企业。朱镕基当时设立的国有企业,意思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这些部门要有国有企业。但是现在不一样,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国企。现在国有企业的发展已经远远偏离了初期改革的目标。现在国有企业搞垄断,但它并不是创造财富的机器,而是财富转移机器,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穷人转移到富人。所以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出现排他性的发展,这个时候提出来包容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接下来就需要顶层设计。目前的经济可以理解为被少数的利益群体所控制。如何脱离这个利益群体的控制?全球有两种做法,一个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既得利益者不会克扣自己的粮食,而下面的老百姓受不了了,可能就会革命了。美国的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曾说过,“自上而下的强化中央权利是战争的初演”。当然,革命老百姓也不乐意,如果革命的话,大家都是受害者。   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从改革到革命,改革没有进行起来,就会变成革命了。中国光强调中央集权是不够的,光强调顶层设计也是不够的。政策设计好了如何去实施?恐怕实施起来有很多的阻力。回顾历史,古人是非常聪明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皇帝、大户、再到下面的社会群体。大户就是既得利益群体,当大户阻碍社会进步、阻碍改革的时候,皇帝和民要结合清除大户。现在也是这样,顶层设若只是中央把权利收起来,没有社会公众的参与,恐怕是执行不下去的。   记者:这会不会又回到专制主义?   郑永年:这不叫专制,不像过去毛泽东的号召搞民众运动。其实是更民主化一点,称为制度性的改革,亚洲、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工业社会成长起来的,如果不要革命的话,尤其是中国一党主导的国家,你不革命,只能通过政治开放的办法,让民众参与。如果你不开放,就表明这个体系是既得利益掌权。90年代的政治开放是成功的,早期工人农民同盟,后来是农民企业家,新兴群体起来了,修改宪法保护公共财产,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这些都是正确的做法,就表明执政党开放了。而现在执政党开放成都远不如当年了。目前看来,开放是政治改革的唯一途径。   群众运动式改革是不可持续的   记者:重庆正在掀起一场政治风暴,“唱红打黑”是否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改革?我们是否该推崇这种形式的政治模式?   郑永年:重庆的“唱红打黑”在我看来,薄熙来是在政策动员,因为既得利益群体不能动刀,他想通过这个独特的方式去推动改革。我不赞成这个方式,这是超越制度的理念。毛泽东是政治强人,从历史上看,靠群众运动式的改革是不可持续的。不可能一个人每天都唱红歌,那样政治就永远不会安宁。中国还在承受着毛泽东当时文艺制度化的恶果,如果毛泽东当时不是搞运动,是政治建设的话,中国现在就不是这样。新加坡的李光耀,他是把他自己的思想理念转化为制度,而毛泽东是用他的思想理念推翻这个制度,永远是游戏,不断的群众运动。而现在的领导人进行制度建设可能就会更难了,中国的制度本身就不强,如果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造势,对长远的中国制度建设是没有好处的。   在局部地区,还是会有薄熙来式的作风。因为中国的制度,两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就说了,中国不搞联邦主义。我以前写过一本书《中国实际上的联邦主义》,美国是宪政上的联邦主义,而中国是实际的。中国的领导人想通过某些形式去搞民众运动,还是可以形成的。   记者:外界认为薄熙来是个魄力十足、谈吐得体的魅力官员,您怎么看薄熙来个人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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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赵倩玉:穿越

赵倩玉:穿越 (2011-10-02)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裴敏欣:中国可以拯救欧洲吗? [中国早点] 中华民国在台湾 [辛亥百年] 柯木林:走上神坛的孙中山 [金融风暴] 美4500万人靠政府“食品券”过活 ● 赵倩玉 完壁归赵   《步步惊心》不是一部典型的清宫偶像剧,它其实是在宣传个人自由主义。   这阵子中国大陆最流行的词汇可能就要属“穿越”了,自从这部连续剧热播以来,网上随处都可见“步步惊心”的涂鸦,连社会中的乱象也被评为“步步惊心”,让人无所遁形,于是平日最没耐心看连续剧的笔者也沦陷了。   故事说的是一名现代白领女子穿越时空,变成清朝康熙年间一名叫马尔泰若曦的八旗女孩子,搅和到康熙的几个儿子之间争夺皇位的事情。这段历史及相关人物相信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所以当原著作者桐华把一名现代女孩子丢进这群自小接受封建礼教灌输的阿哥们当中,大谈稽康的思想与自由平等的相似之处,这么近距离的比较现代与古代价值观,以及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对观众造成的思想震荡是可畏的。   与其他纪念辛亥革命的若干大片相比,笔者反而觉得这种软文化更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对平头百姓的意义。当然这些意义也并不都是正面的。就如女主角穿越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半个文盲,连一封家书也无法顺读下来,于是决心苦读。有些敏感的观众这时候可能察觉,原来除了在北平解放后被拆掉的北京城墙,有些牺牲是那么微妙,仅仅几代人的时间,就以强国为名退化了,不少现代人若不是浑然不知,就是觉得理所当然,甚至是自豪。不知现在重新审视,所谓的“国家”到底孰强孰弱?  最近读到李欧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80周年期间重新诠释并批判五四意义的文章,说起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一九一六年》的文章,认为他是以开创的心态,促使万事一新。李认为这是陈独秀使东方与西方文明一元化,营造对立氛围,并利用大环境下的其他因素,夺取了话语霸权。当然陈得以青史留名的原因更多得归功于后世掌权者对历史的任意打扮。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年轻一代大陆人与台湾人,往往对五四看法意见相驳。   而今中国大陆又面临改变,各派思潮人物争相献策。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为重点。多维新闻网的消息说这是“一场有关中国前途及中共执政‘大辩论’”的序幕。中国政治已走到思想的瓶颈,接下来思想舆论如何倾斜,也是未来政治改革的风向标,尤其值得关注。但就如五四,以及后来的政治文化运动,习惯零和博弈的中华政治文化似乎并不适合只采纳单一意识形态,除非某种思潮也能兼容其他派别的想法,也就是所谓的协商,是民主的精髓,但中国大陆准备好了吗?无论如何,改革或快或缓,或兼容或零和,其实就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所说,仍取决于思潮后方的利益集团。历史对这次的改革会自有定论。   笔者就辛亥与五四的孰是孰非请教过资深学者:当时的中国是否过分崇尚西方思想,这种思维又因执政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无限延伸,才导致今天社会中的诸多怪象?他的回答是:那是一群聪明人在那个时代想出的法子,来应对当时的情况,你要想他们为何那么做。   我们总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历史事件,推论着各种可能,就如马尔泰若曦的穿越那样,但即使穿越了,并尝试改变事态,也于事无补,因为她与那些阿哥们由始至终都无法了解对方。也许当后世看今朝的政改时,也会如此感叹着历史的必然性。 (作者为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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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米中文网 | 我们怎样被洗脑?

瘦米网摘导读 :今天,党国国庆前一天,被网监要求删了两个帖,都是瘦米网摘,网摘的很多内容都来自万恶的境外网站。这篇网摘的开头很有意思,“二十世纪后,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少得可怜。但是有一个横越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名词,被全世界广泛使用。这个词就是我们常说的‘洗脑’。”其英文叫brainwash。在小时候,我们说用XX主义武装我们的头脑,我们从小就被洗脑认为我们需要/必须洗脑。现在,似乎所有人都长大了,全社会更需要一次彻底的brainwash! 我们怎样被洗脑?——专访牛津大学研究员凯瑟琳·泰勒 文/沈达明 二十世纪后,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少得可怜。但是有一个横越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名词,被全世界广泛使用。它起源于中国,发扬于西方,而又”出口转内销”,应用于中国。这个词就是我们常说的”洗脑”。 在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韩战)中,联合国部队惊异的发现,有些被共产党俘虏的士兵,突然信仰了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竟纷纷诋毁自己的祖国。一个中国人私下说,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思想改造”给战俘洗脑了。美国记者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听到后,将这两个中国字翻译成了英文。 经他翻译和解释之后,美国社会喜欢上了洗脑(brainwash)这个非常形象的词语。在美国人眼中,不仅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是洗脑,资本主义的商业广告也是一种洗脑。《纽约客》杂志还刊登过丈夫被妻子洗脑、孩子被父母洗脑的漫画。 1961年,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立富顿(Robert Jay Lifton)出版著作《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国的洗脑研究》(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正式为洗脑下了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定义。 他专程来到香港,采访被中共释放的战俘和传教士,并在书中用实例详细分析了洗脑的方式、意义和影响。从此,洗脑一词从街头巷尾的调侃,正式步入学术殿堂。后来,洗脑一词又从英文翻译回了中文,在中国社会开始流传开来,不过人们对洗脑只限于字面的熟悉。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这正是洗脑一个重要方式——重复。去年年底,央视名主持白岩松在江西财经大学演讲时,当着数百学生的面,脱口而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许他知道这三年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也许他知道三年的大饥荒纯属人祸,也许他这么说不过是习惯使然。 我们从小到大反复听到的词汇,领导说,老师说,父母说,你也说,他也说,慢慢地,习惯成为自然,最后人祸变天灾,”自然灾害”一词深入人心,成了真理,颠倒了黑白是非。即使真相大白后,我们被洗脑的思维仍然很难扭转过来。 拥有话语权的个人或团体掩盖和扭曲历史事实,人为灌输的意识形态便悄然深埋进我们的潜意识,随之改变我们的价值判断。这种典型的洗脑,往往最先从语言灌输起步。 2004年,牛津大学的凯瑟琳·泰勒出版了《洗脑:思想控制的科学》(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详解了洗脑的科学原理。她认为,人类大脑推理和认知的神经科学(neutroscience),证明了思想是变动不居的。而生理学可以解释,某些存有通顺的神经轨道的大脑,对于新的信息和创造性刺激易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当同样的教条语言(如”三年自然灾害”、”资产阶级反动派”等许多不符事实及带强烈意识形态的词汇)被有意的、重复不断的灌入我们大脑,令我们的神经元之间更加畅通,从而影响、动摇和改变我们的感情和信仰。 泰勒博士在接受《阳光时务》专访时说,今天许多国家的政治洗脑都属于欺骗型洗脑,不再是暴力型洗脑。欺骗型洗脑的特点就是限制人民自由获取知识,在一言堂里只许存在绝对正确的某一学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只有尽可能从不同渠道获取资讯,培养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认清并警惕洗脑的技巧和手段,才可以保持我们的精神和信仰,抵抗住恶意的洗脑教育。 问:被洗脑的人康复以后,洗脑带来的影响是否还会遗留? 答:首先,这要看如何定义洗脑。如果你所说的洗脑,是在好莱坞电影《谍网迷魂》中出现的那种人格改变过程,那么洗脑的贻害就没有。但是,如果你说的是发生在韩战中的洗脑,那就有。这是一种带来创伤的过程,并且有可能影响一个人很久。据研究,接受过思想改造的美国老兵,在战争结束后得精神疾病的概率很高。 问:在中国,大多数的学校都会教授传统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称为思想品德课。请问这与罗伯特·立富顿(Robert Jay Lifton)定义的洗脑有什么区别? 答: 立富顿研究的思想改造,当时发生在青年营、学校这类地方。思想改造是强制高压的,特别是对待监狱囚犯。像集体自我批评、剥夺睡眠、肉体虐待等等手段应用到了极致,说是教育,其实更像是心理折磨。并不是说一些核心的手段现在有所不同,你会发现很多方式都在被不断的使用,比如说服一个人要用的多种方式。其实,最大的不同还是程度上。 问:不同的人遇到洗脑,是否会有生理学上的差异?比如 ,有些人的大脑会不会对洗脑更抗拒?抵抗洗脑的 “自由意愿”在神经科学上是否具有多样性? 答:你要知道,现在很难进行试验性的研究。道德委员会现在不允许了。我们已经有的历史上的证据显示,拥有健全的个人信仰的人更抗拒洗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有极端意识形态引导的行为。当被质疑的信仰和一个人的身份密不可分,改变一个人的信仰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受害者认为:”我不是相信某种东西的某类人”,对这种人洗脑,比起让一个人相信他从没接触过的东西,更加困难。 问:爱国主义宣传和政治压迫在中国替代了”思想改造”(可能监狱和劳教所除外)。据你所知,洗脑在中国社会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与几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答:还是要说如何定义洗脑。有些核心的方法反复被使用,来说服他人并改变他人的思想,例如强烈情绪、控制感官输入和行为输出、不确定性、重复,以及对受害者生理和社会隔绝。一套说服手段在利用这些方法,从最温和的谈话到极端高压的洗脑折磨。这些手段仍然存在,尽管名称可能不同。是否会被推向恶毒的极端洗脑,取决于社会的接受程度,或者说,取决于谁在监控。我不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专家,但是我怀疑,中国社会类似于其他某些社会,在这类社会中,公众能够接受的程度与威权政府私下做的差别很大。 问:你能否简述一下,FACET反洗脑模式的科学基础是什么? 答: FACET(自由,中介,复杂,结果非手段,思考)依靠我们所知关于人脑的几样东西。 第一,中介和自由是人类行为非常重要的驱动力。控制感和自我感强烈地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关系以及我们如何行动。 第二,我们的大脑在根本上很懒惰,或者说有效率:大脑进化后,在处理信息时将气力最小化。洗脑手段利用了大脑对输入输出之间的简单路径的欲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意识形态都有非常容易陈述的核心信仰。不过,当你仔细去看,它们往往复杂得多,甚至毫无意义。我所说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简要的陈述。要注意的是,正是在思想改造中,洗脑者试图去改变教条。长时间的集体自我批评,讨论,辩论和说教,重点全都是要摧毁对方意识形态的可信度。但是,当任何一个信仰系统成为某个个人、团体和国家的神圣核心,对该信仰系统的批评往往都会失败。 第三,我们倾向于把其他人看作为达到某一结果的手段,而非结果本身。所有伟大的宗教,还有一些伟大的哲学,都对这一趋势发出警告。我把它叫做”他人化”(otherisation),因为它强迫我们把他人看成非我族类,认为他人不同而且不如我们。我在第二本书《残酷》(Cruelty)里面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 最后,回到我刚才说的,寻找从感官输入到行为输出最简单路径的大脑进程。人类通过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有办法阻碍这种流动,即使是在习惯性的环境下。你应该知道这样的现象:你边弹钢琴边去想你的手指在做些什么,你会搞砸你的表演。这种”停下思考”(stop-and-think)与脑部前额叶皮层功能激活(prefrontal activation)相关,当人们在学习技能之时很高,当技能成为习惯后减少。这个功能既可以用来挑战行为,也可以用来挑战信仰。 问: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宣传和媒体操控的地方,我们怎样才能防范被政治权力机构洗脑? 答: 第一步要想一想洗脑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一系列想法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被他人强加上去。在书中,我讨论了两种洗脑:强迫型的,通过外在暴力的洗脑,和欺骗型洗脑。在严禁虐待他人的情况下,后者更常见。 但很明显,只有在目标没有发现被改变思想的意图之前,才起作用。所以,是否能意识到你在被洗脑才是重点。小心交易的陷阱,注意情绪、不确定性和重复是否被利用,因为它们会刺激一个人的反应。这是一种令人去做、令人相信的心理现象,产生出刺激物的反作用。想要消灭别人控制你感官输入的意图,就多看看其他的消息源,而不只是政府提供的。想要减少对意识形态无可挑战的神圣感,你就嘲笑他们。最重要的是,开发出很好很强大的、清晰的替代信仰,随时准备做脑力劳动来捍卫它,而且不要一个人试着去做。志同道合的风险承担者和社会支持最重要。 问:像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存在排外的爱国主义情绪,比如反美。请问,这是不是洗脑的结果?为什么? 答:欺骗型的洗脑比暴力强迫型洗脑更多一些。一个明显的敌人,是严禁别人批评你自己的政策,因为你可以把这种批评看作是对组织的背叛——一个存在的威胁,从而令严厉的惩罚合理化。 问:在洗脑的科学领域中 ,有哪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答:正如我之前所言,你不能洗他人的脑,即使你是知名的科学家。我并不是因为要隐藏什么秘密研究,比如从关塔纳摩或其他地方对犯人进行可耻对待得来的。在这些地方,犯人被心理虐待(不光是被美国人,还有其他许多国家都故意模糊调查和虐待之间的界限) ,而是因为没有知名期刊会发表这种研究。你应该知道,在美国参加调查的心理学家和医生受到了他们同事的强烈谴责。 虽这么说,我们仍在研究更多的关于说服的几个关键部分,像情绪如何影响大脑,信仰如何建立并巩固,信仰和个人身份之前关联的强度,以及团体的重要性。 (原文: 《阳光时务》 第2期 推荐阅读 ) 查看评论(0)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0)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许小年:中国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 (3) 郑永年:思维被殖民和中国的知识体系 (1) 童大焕:中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 (1)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1) 《朱镕基讲话实录》到底在骂谁 (6) 杨恒均:911是美国政府干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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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官民别再“脱节”了

官民别再“脱节”了 (2011-09-27) 早报导读 [人物面对面] 颜金勇:公共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外包 [名家专评] 郑永年:中国知识体系建设的未来 [中国早点] ‘免费’带来的祸害 [时事漫画] 巴军方拒剿哈卡尼武装分子 ● 林炳光   我在9月10日《联合早报-百草园》读到傅丽云小姐的《脱节》一文,引起我深深的共鸣。   傅小姐在文中提到,她向议员申诉搭巴士拥挤的苦处时,议员不回答将如何改善巴士拥挤问题,反而怪搭客为何不早点出门呢。这不是自讨没趣吗?傅小姐的遭遇,令我回想起多年前因组屋问题去找国会议员时,那位议员竟然以很不友善的态度对我说:“你知道政府对你的屋子津贴多少吗?”他的官架子,实在是令人不敢领教。这些令人不服的“人民公仆”的言行,和我曾阅读过的一则讽刺故事中的高官对饥民说:“你们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蛋糕呢?”异曲同工。   在现实中,也有这样的现象:每逢大选来临时,就会有各路的竞选者争先恐后地上门访问,并表示要为我争取能为或不能为的协助,或解决各种问题。但是,到了大选落幕后,这些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人们就如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以往数年来,始终未见有代议士上门来探访过,除非是大选之前的拉票时期。虽然各区议员都有按期接见选民,但那些卧病在床的老人或病弱者,要如何去求见议员呢?   我们希望接下来的人民代议士们,能“访民瘼于井邑”,多了解真正需要协助却投诉无门或无法亲临官府见官的底层人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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