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张敬伟：幸运的潘基文与严峻的考验 （2011-06-22） 早报导读 [特写天下] “电子政府”须力求联系好创意多 [中国早点] 赶出来的工程漏洞 [新马关系] 马国指我战机擅闯领空超过2500次 [南中国海争端] 越南2军舰访华为纷争降温？ [名家专评] 郑永年：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机遇 ● 张敬伟 6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定，推荐潘基文连任秘书长职务5年。除非发生特殊意外，潘基文几乎笃定连任。 潘基文是幸运的，但联合国是复杂的。因为这一职位看似荣耀，享有“世界总统”的声誉，但权力执行并不那么顺畅：无尽的争吵、冗长的会议、利益的博弈，时时刻刻在联合国上演；强国之间的见招拆招、热点地区的麻烦事件、和平与发展的辩论……时刻考验着秘书长的协调能力和耐心涵养。最重要的，联合国总部“寄美国篱下”，时刻受到美国的掣肘与影响，如何平衡和这个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关系，是每一位联合国秘书长时时刻刻思考的命题。稍有不慎，就会遭受美国明或暗的攻击，使这一无限荣耀的职位变得风雨飘摇，甚至充满耻辱。 潘基文获“五常”支持的原因 来自埃及的第六任秘书长加利，就因为美国否决而成为首次未完成第二任期的秘书长。由此，加利也成为空洞的联合国的象征。接替他的“非洲兄弟”科菲·安南，虽被称为“最具改革精神”，并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和联合国共享）。但其任期内仍然未能阻止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他力推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也陷入腐败丑闻（包括他的儿子）。虽然他“中箭没有落马”，但也表示联合国不会再参与类似计划。总之，哪怕是安南这样魅力四射长袖善舞的人，也是一个“走在钢丝上的小熊”，时刻处于风雨飘摇的险境中。 潘基文没有安南的个人魅力，却赢得了“五常”尤其是美国的支持与满意。为何？原因有三： 一是韩国是美国的盟国，基于爱屋及乌的情愫，美国人对潘基文较为放心。事实上，从美国的支持中，亦可看到这一端倪：潘基文在支持科特迪瓦及海地的民主过渡、苏丹公投以及支持为解决利比亚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而做出努力。确实，联合国在上述“动乱”地区中的决议和行动，较为符合美国的口味。而这，也是古巴反对潘基文连任、潘基文在埃及访问时受攻击的主因。 二是潘基文的东方文化背景使然。潘基文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能写一手出色的汉字，儒学的传统是中庸和温良恭俭让。正如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所言，“有时候，我看起来会像一个温和的领导人……这就是其他国家一般难以看到的东西，也是我们比较看重的美德——温和、谦逊”。虽然这种“温和、谦逊”有时被误解（美国《时代》周刊称其为“特富龙式的外交官”，美国《华盛顿邮报》甚至措辞强烈指“潘基文经常对独裁者的残忍行为保持缄默”。），但潘基文自称是“秘书”不是“长”，并对此言行合一，更给其带来了“好人”的评价。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对其评价可谓入木三分:“善于克制情感的潘基文秘书长的工作风格在世界各国的各个领域获得了广泛支持。”可见，“克己复礼”的东方文化秉性是潘基文取得连任的关键要素。 三是联合国的惯例使然。地区轮换是联合国选举安理会秘书长的惯例，亚洲没有更好的候选人挑战潘基文，潘基文恰好凭借这种惯例之力自然连任。 未来五年充满荆棘

[社论] 对“电子政府2015”的期待 （2011-06-22） 早报导读 [特写天下] “电子政府”须力求联系好创意多 [中国早点] 赶出来的工程漏洞 [新马关系] 马国指我战机擅闯领空超过2500次 [南中国海争端] 越南2军舰访华为纷争降温？ [名家专评] 郑永年：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机遇 社论 2011年6月22日 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前日在主持“电子政府2015”发展总蓝图推荐式上，对我国未来五年的电子政府工作提出了“联系更好、创意更多、效率更高”的三点要求，以因应在新一代资讯科技产品，例如智能手机及“面簿”、“推特”等网络社交媒体影响下形成的新一代国民需求。 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的人类生活面貌迥异，十八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则是把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引进工业文明的分水岭。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任何一次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革命，都会把人类社会带进一个新的时代，随之而来的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组织形态的改变等等，甚至连观念和思想都会有所不同。 以电脑于1940年代在美国问世为滥觞的信息革命，已经在过去几十年里把人类社会推进一个不可逆转的信息时代。而人类社会目前正处在由“信息高速公路”掀起，以网络化、多媒体化为特征的第二次信息革命的发展阶段。世界各国必须与时俱进，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做出符合信息时代需求的调整，才能继续进步与发展，否则就会走向没落。 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国自然也得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才能生存与发展。事实上，早在1981年，我国就已经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电脑化与信息科技策略——全国电脑化蓝图，接着又在1998年推出了新加坡综合网（Singapore ONE），并于2000年斥资15亿元在未来三年内落实“e政府行动计划”，正式启动电子政府。而政府刚刚公布的“电子政府2015”发展总蓝图，则是当年这项努力的延续与补充。 根据总蓝图，政府将在五年内通过利用新信息技术提供与民共创更高价值的平台；善用在民间日益扩大的网络社交媒体，推动民众积极参与公共咨询活动；以及建设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三大策略，来实现协作型政府，促成“整体政府”。 在过去几年里，第二次信息革命对我国各个领域造成的改变已经日趋明显。在刚刚过去的大选中，网络社交媒体等信息工具对我国政治生活的冲击与作用，国民应是印象犹新。政府在总蓝图中，把善用网络社交媒体列为第二项策略，显然是顺势而动之举。事实上，此举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共管理委员会于2001年发布的《未来政府》报告中，以“政府须学习与民众合作，与民众一起参与公共领域”作为各国政府今后必须改革的其中一项理由，不谋而合。 在技术的层面，政府将通过data.gov.sg为网民提供一站式数据目录服务，通过Mgov@SG提供手机浏览网页和简讯服务，通过OneInbox提供政府电子邮件服务，三管齐下，为国人提供更有效率，内容更加丰富的电子政府服务。毫无疑问，这些新服务都是利国利民的，理应支持。此外，在这些新服务下受惠的不只是国人，也包括外国人，这对加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也是有帮助的。 随着政府承诺要进一步提升电子政府服务的内容与素质，以国人为主的用户的期望也会跟着水涨船高。譬如说，即时性是信息时代的一大特色，民众自然希望透过电子政府寻求的公共服务能得到迅速处理，但若存在于现实政府部门中的繁文缛节，一样存在于电子政府，就会让用户大失所望。

郑永年：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与中国的机遇 （2011-06-21） 早报导读 [法庭内外] 精神理由 成谋杀案辩护新趋势 [时事漫画] 希腊近半民众反对政府节约措施 [中国早点] 求形似先于神似的管理 [南中国海争端] 中国海事旗舰”海巡31″抵我国 [主编小语] 被误读的新加坡模式 ● 郑永年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很多国际组织和学者开始讨论起国际经济多极化的问题。之前，人们一片乐观，认为全球化正在造就一个高度整合的世界经济体。但金融危机的发生很快打破了这个梦想，人们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西方危机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可以说是经济多极化概念的根源。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各国竭力应付。但是到今天，整个西方仍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不敢断定西方是否真正走出了危机？是否会面临新的危机？对这些不确定的争论一直存在着，而争论本身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尽管因为政府的有力干预，西方金融经济得到了稳定，但其它方面还是问题严重。在欧洲，主要表现在政府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而美国表现在政府债务危机和实体经济不能得到有效恢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感觉到，西方的政治制度很难有能力来应付这些危机。 实体经济的复苏对美国来说是关键。美国仍然是头号世界经济体，只要其实体经济继续处于困境，那么整个世界经济还很难复兴。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庞大市场还很难被其它市场所替代，而且更是因为美国为了应付经济困局所实施的诸多方法例如滥发美元、贸易保护主义等都会继续恶化整个世界经济。 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正遭遇着巨大的结构性挑战。传统上，金融经济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不过，现在的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金融经济，但金融创新和实体经济则已经没有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关联。金融经济危机导致实体经济的危机，但金融经济的复苏并不能带来实体经济的复苏。美国的情况是，在金融经济稳定下来之后，金融部门还是继续强调其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正面影响并不很大。在实体经济方面，尽管各方面也强调再工业化的问题，但谈何容易。一旦产业转移出去，就很难再请回来。 再者，西方各国的经济空间已经处于饱和状态，缺乏发展空间。西方早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已经没有简单经济扩展的空间。正因为如此，金融部门得到恢复之后还是继续寻找海外的发展空间。再次，如果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空间，技术创新变得非常重要，甚至是关键。但看来，技术创新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可求不可得。而且，现在的技术创新往往对就业无助，不仅增加不了就业，反而会大大减少就业。而没有足够的就业，就会产生诸多社会政治问题，例如收入分化，社会不稳定等等。 如果西方经济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人们所确定看到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尤其是金砖四国，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而在这四国之中，中国已经成为被高度关注的对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是帮助世界走出经济危机最主要的动力。直到今天，世界各国还在时刻注意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必然会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宏观局势。 但是，应当意识到的是，即使在西方经济不振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对比之下，人们所讨论的经济多极化的概念很不清楚。首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走的都是开放政策。尽管这些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很不一样，但总体上说是朝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方向行走的。在很大程度上说，新兴经济体的成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的，是这些国家抓住了全球化这个机遇。正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全球化，它们在西方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也就成为了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因此，如果是继续的全球化，那么很难实现多极化。所谓的多极化只有在经济增长动力的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根源是多极的。从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但现在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新增长点。 再者，新兴经济体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就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新兴经济体无论从经济规模、产品、贸易、货币、人口等各方面都接近或者要超越西方经济，但它们在国际经济和经济组织方面的话语权仍然缺失。很显然，到目前为止的世界经济话语权仍然属于西方，因为是西方建立了这个制度。尽管这种情况表明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但新兴经济体也不太可能脱离这个秩序，另起炉灶，确立自己的国际经济秩序。面对西方，新兴经济体具有很多共同利益，但这些共同利益不足以使得新兴经济体结成一体，形成一个和西方对立的经济体。

郑永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 （2011-06-14）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 [时事漫画] 美军拦截疑运武器朝鲜船 [中国早点] 买普拉达与买普拉达股票 [主编小语] 商君驭民术 创新有啥用 联合早报网招聘 Freelance网络新闻编辑 ● 郑永年专栏 大家都在争抢政治改革的话语权，争抢道德制高点。一边是拼命对政治改革进行道德化，把政治改革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道德水平，而另一边则是对政治改革进行拼命的妖魔化，好像提倡政治改革者图谋不轨。 近年来，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仅没有推进，对政治改革的讨论却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化倾向。大凡在强人政治时代结束之后，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强人政治时代，因为有强人的存在，政治问题是否可以争论取决于强人的政治意志，争论或不争论的意义也取决于强人的判断。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到90年代初，为邓小平时代，为强人政治。这段时间可以分为“争论”和“不争论”两个阶段。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很多政治问题都可以讨论，才形成了八十年代中期的政治改革运动。但九十年代初变成了“不争论”。邓小平当时的判断是，对很多问题如果老是围绕着意识形态进行争论，那么就不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就当时人们对中国是否应该走市场经济道路，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选择了“不争论”政策。邓小平的结论就是，市场经济并没有那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更多的是具有工具性质，因此无论哪一个制度，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个工具来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强人政治后趋于要争论 有一点，非常明确。在强人政治时代，执政党是行动取向的。无论是“争论”还是“不争论”都是以促进改革行动为依归的。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强人政治过去之后，一个自然的趋势就是要有争论，因为没有人可以说“不争论”。但有趣的是，今天中国社会处于一种难以理解的尴尬状态。一方面，对政治改革缺乏共识，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不同的领导人不时地传达出不同的有关政治改革的声音，有强调需要政治改革的，也有强调“不改革”的。很显然，强调“不做什么”的声音已经大大超越“做什么”。社会层面也是如此，一些群体拼命鼓吹政治改革，而另一些群体则公开反对改革。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意见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争论。尽管双方会释放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来，但争论本身是缺失的，对话更是不可能。政治改革陷于沉默状态。这种情形之下，人们难以对政治改革达成任何理性的认知。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各方对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又在进行变相的争论，并且越来越高调。大家都在争抢政治改革的话语权，争抢道德制高点。一边是拼命对政治改革进行道德化，把政治改革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道德水平，而另一边则是对政治改革进行拼命的妖魔化，好像提倡政治改革者图谋不轨。结果，双方经常陷入一场虚伪的竞争，比的是谁更道德。 就是说，各个群体已经把政治改革或反对政治改革提高到意识形态层面，或者道德层面。这种争论和八、九十年代的争论不一样，因为这种道德化的争论不是行动取向的，实际上，可以说是“反行动取向”的。把对方置于不道德的死地，自己不想变革，也不容许他人进行变革。这种没有任何改革动作的争论拖延着时间，浪费着时间。不进行政治改革，很多方面都在每况愈下。看来，如果这种局面再继续下去，这很可能最终是一场同归于尽的游戏。 中国除改革外无其它路径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