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信力建 | 信孚要闻(7.2)——1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

作者: 信力建   1、中国人正越来越养活不了自己:目前粮食供求仅能维持总量上的平衡,上海浙江等多个省份需要依靠其他省份供给,一旦发生灾难粮食供给就有困难。地方为经济发展,对耕地侵占十分严重。虽然每年中央拨款缓解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但专家调查称每年给产粮县8千万补贴被盘剥到县只剩1千万。 2、今年广东文、理科排名前十的学生中的19人,发现有17名高分生来自城市,只有2人来自农村。高分生的家庭背景也非常集中,父母中至少一方为教师、公务员(微博)的达10人,父母均为医生的有1人,父母至少一方为白领的有3人,剩余3人的父母为生意人。(羊城晚报) 3、环保组织 7月1日公开了对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七个国家的市场上产自中国的中药材产品进行了抽样检测,97%发现样品中含有多种农药残留,甚至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归类为高毒或剧毒的农药,大部分样品农残含量超出欧盟限量规定。 4、科学家首次发现地球在地震之后如何“自我疗伤”。研究称这一过程与人体遭受割伤后的自愈过程类似。地震过程中,地面沿着断层发生断裂,形成一系列锯齿状裂缝。地震过后,流体灌入断裂的断层,就像血液流入伤口一样,逐渐愈合“伤口”。 5、据媒体调查,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奶妈中介兴起,一个奶妈的月收约在8000至12000元。奶妈服务对象不仅是婴儿,还包括做完手术的成人,如果有必要,成人可对着乳头喝奶。一高收入人士证实,朋友圈中喝人奶风气盛行。律师表示,人体母乳不是一般的食品资源,不能作为商品经营,利用人乳牟利属违法。 6、记者获悉,近日关于中国足球的一份来自高层的指示已自上而下传达到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最高指示明确提出像抓奥运一样抓中国足球的要求。(香港文汇网讯) 7、中国“官民比”如何?以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708.9万公务员,除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人口总数1339724852,中国“官民比”约为1:188.9,可谓全球“最低”。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认为,把公务员的数量压缩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工作也还是能做好。当然,留下来的要是有能力的人,可以把大家的工资提高一点,工作安排得更合理一点。 8、支付低廉的土地出让金从政府手中拿的科研用地,后“变身”成住宅高价卖给购房者。近些年,北京时常发生这种违规行为,并引起购房者与开发商的纠纷。北京市国土局昨日公布,查出9宗科研项目用地涉嫌未经批准擅自改变用途或违规销售行为,目前正在核查处理。 9、我国正在着手进行第三次经济普查,普查标准时点为2013年12月31日,普查时期资料为2013年年度资料。但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和专家均表示困难重重,因大量房产并未纳入住房信息系统。部分官员房产多,也是其中的阻力之一。 1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股民人均亏损3万多,380多万股民逃离股市。“2013年中国股民压力指数调查”显示,近一半股民甚至认为炒股很丢人,羞于承认是股民,此外,股民压力指数高达66,更有23%的股民处于崩溃状态。 11、中组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共党员总数达8521.7万名,比上年增加252.5万名,增幅为3.1%。按照这一增长速度,中共党员数量几年后就将突破一亿,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 12、正在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1日在此间与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共同宣布,中俄两军将于七月初(7月5日—12日)和七月下旬(7月25—8月15日)举行海上、陆上两场联合军事演习。 13、7月2日上午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俄罗斯质子-M运载火箭在点火升空后发生偏转并爆炸解体。目前俄罗斯航天局正在确定事故发生的原因。据悉,这枚运载火箭搭载的是三颗“格洛纳斯-M”导航卫星。 14、2011年,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以下简称河南宋基会)建造的一尊高达27米的宋庆龄雕像,一度被称为郑州郑东新区标志性建筑。如今雕像已被拆除,而河南宋基会在其官网、年报中均未披露。据雕像的一位材料供货商透露,宋庆龄雕像造价在1.2亿元左右。雕像尚未完工就被拆除,谁对善款损失负责?(每日经济新闻) 15、外交部长王毅1日在文莱斯里巴加湾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王毅敦促美方谨慎处理台湾、涉藏、涉疆等重要敏感问题。 16、昨日,华南理工大学政府绩效评价中心发布的《2012年度广东公众幸福指数测量报告》显示,全省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为中山,珠海、佛山、深圳紧随其后,“首善”城市广州仅位居第六位,潮州市则“包尾”。调查还显示,年收入15万~30万人群幸福指数最高,公务员幸福指数最高,失业/下岗人员幸福指数最低,男性幸福指数也略高于女性。 17、【21世纪的教育要带给学生什么?】西方教育以哈佛为例,希望学生毕业后能够:第一独自探索世界。第二建立对知识的好奇。第三具备探询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第四能把找到的解决方法与他人沟通。第五培养创造力,用崭新方式看问题。这五条需要我们的教育多多借鉴。(中国教育研究) 18、@香港在线:河南安徽等地多发癌症村。颍上县下湾村不足千人,近200名人查出癌症。2010年,宿州埇桥因癌死亡2150人;沈丘死亡1724人……发展对于这些已逝、或将逝的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以毁掉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是本质上的倒退;对老百姓来说,保命是第一位的,发展是做梦。 19、@作业本:如果轮奸叫轮流发生性关系,那抢劫可以叫:替对方保管个人财产。受贿可以叫:分享人民群众劳动成果。杀人可以叫:一次性剥夺对方增肥机会。打人可以叫:无偿性为对方放松身体。纵火可以叫:过度性密集取暖。贪污可以叫:收集性私人银行。偷盗可以叫:入户性挑选值钱物品。 20、郑永年《“左派”与中国的命运》:左派向往社会公平正义,这谁都不会否认,但左派所想用的那些方法则只会走向反面,前苏联、东欧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是这方面的例子。难道中国要重新走一次?很多人现在探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是如何解体的,但人们更应当问,如果这些政权不解体,你愿意到那样的社会生活吗?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article_20130702867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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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扫“四风”体现习主席的“棋高一着”

作者: 信力建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6月1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指出: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习主席为何要提扫“四风”?为何要强调人民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何谓“四风”? 所谓“形式主义”,是一种贪图虚名、不求实效的工作作风。比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虚报浮夸的假政绩,劳民伤财的达标活动,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等。像国家统计局14日在其官方网站曝光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在工业企业统计上弄虚作假,虚报62.9亿元,真是“吹牛不是一般的厉害”。扫“形式主义”,就是扫“官员吹牛”的作风。 所谓“官僚主义”,《辞海》的解释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讲求官样文章,繁文缛节等等。浙江温州曾做了一个调查,暗访90个市级部门和11个县各个单位,居然发现55人在上班时间QQ聊天、玩电脑游戏!占所有公务员的30%! 所谓“享乐主义”,是指脱离现实可能和需要,大肆挥霍金钱,肆意浪费物质与时间,以追求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和乐趣,以荒淫无耻的生活为追求目标。当前,享乐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利用职权公款吃喝玩乐、嫖赌、讲排场、摆阔气,任意挥霍浪费人民的财富。比如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娱乐、公款赌博等,这些例子不胜枚举。 所谓“奢靡之风”,一般是指花费大量钱财和社会资源追求过分享受。即古人说的“暴殄天物”、“害虐丞民”。奢靡同正常消费和享受的区别在于,一是大大超越当时普通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二是无度地挥霍社会财物而不能物尽其用。这些例子也太多了,近期落马的贪官,无不与此有关。 综上,我们不禁要反问:官员为什么要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何会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深层理解产生“四风”的原因,了解惩治“四风”的方法,才能明白习主席的良苦用心。 众所周知,官员搞“形式主义”,是因为要应付和忽悠上级领导,为的是让上级觉得他做了事有政绩,他得以升官发财,升迁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所以,如果要根治官员搞“形式主义”,要么上级必须是“包青天”,但上级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升迁,“包青天”的可能性极低,“官僚主义”也一样。那么,就只能是群众和媒体监督。而“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正是官员可以通过以权谋私的手段,买官卖官,敛财贪腐。据统计,全国每年的三公费用达到9000个亿,这些费用大部分都被大大小小的官员中饱私囊。但却没有一个官员为此负上责任,同样因为官员的升降是由上级决定,而各级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 可见,根治官员的“四风”,重点就在于“四招”:群众监督、媒体监督、司法独立、法治健全。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的“宪政”。 因为只有放开了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员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试想,如果群众有直接选举权,那么官员怎么敢做出对群众不利的事情?一旦官员劳民伤财、不关心民间疾苦,群众就可以用选票赶官员下台。只有当自己的乌纱帽被谁决定的时候,他们才会真正关注决定者的权益,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而媒体在其中起到的是调查和传播的作用,也是协调和沟通的作用,防止信息闭塞,官员造假,也有效地杜绝谣言,维护政府的权威性。 同样,只有司法实现独立,法治实现健全,才可能让官员告别“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早在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一指示强调了把廉政建设纳入法制轨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表明只有“法治”才是反腐兴廉、反对享乐主义的最佳选择。因此,必须加强监督立法,对用公款吃喝、旅游等什么情况下应按挥霍国家资财论处必须加以明确界定,做到有法必依;同时,强化刑法的反腐败功能,体现罪必罚、罚必当的思想。而保证有法必依的前提,就是司法实现完全独立,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管辖,直接对立法机关负责。比如香港的廉政公署,使当权者不敢谋私、不能谋私、谋不了私。 综上,习主席的良苦用心已经明朗,“西方式宪政”中国不照搬,但是中国特色的“宪政梦”仍然必须进行,它的核心就是建立民主监督、司法独立的法治社会。正如郑永年所说“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需要探索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宪政从何而来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宪政的问题。左、右派应当放弃具有神学色彩的宪政讨论,把眼光置于中国的现实和经验,探讨中国自己本身的权力制衡机制,也就是中国本身的宪政,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习主席的一番重要讲话,既回应了当前关于搞不搞宪政的问题,也指出了中国未来法治建设的方向。但习主席比左右派更“棋高一着”的是,提取了“宪政”的主要元素,立足了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推动宪政建设。而这些,都不是“空谈”,而是“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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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郑永年:改革中国的特权制度

特权阶层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和不同的政治制度里。受其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影响,每一个社会对特权阶层有不同的定义和看法。在中国,特权阶层往往指那些能够通过公权力(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个体地或者集体地,为自己、自己的家庭与和自己相关的人,获得与其所掌握权力不相配的利益的那些人。掌握公权力的社会群体包括高级公务员、现任政治人物、离退休政治人物,及其他可以用各种方式享受权力资源的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市场经济的引入,特权阶层又要加上掌握巨大资本的群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本来不是特权。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资本要不属于国家(公权力),要不和公权力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无论是资本的获得还是运作,都和公权力相关。在这样的条件下,掌握资本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掌握被资本影响的社会群体的命运。资本特权这个群体很重要,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聚焦于前一个群体。     在中国,并不难发现,掌握公权力的群体可以获得超越其权力职位的好处。因为他们是掌权者,他们可以自行决定从国家获取哪些好处,获得多少好处。公务员系统比较复杂,有区域差别(东西部的差别,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差别),也有等级差别(中央、省、地区和县市等)。但不管如何,级别是最重要的。不管在哪里,只要到了一定的级别,拥有了权力资源,他们便可以追求特权。     尽管较之其他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高级公务员的名义薪水并不高,但这个群体则在众多的领域享受着无穷的好处。他们有方方面面的福利,包括政府住房、政府部门特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车等等。即使在薪水增加方面,这个群体也几乎可以自主决定。近年来,公务员已经数次加薪。正因为公务员这个群体所享受的特权,这些年来,这个领域已经成为社会精英最向往的领域,甚于任何私人和外企领域。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有那么多的人争当公务员。     另外一个群体,即领导群体或者高级干部(包括离退休老干部),则享受着更难以说清楚的特权。这个群体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庭,基本上是无需通过市场交易来维持生活的,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公权力,保证他们生活的各种所需。货币和现钞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对这个群体所享受的特权没有制度规定,他们能够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享受各种新生的特权。对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来说,国库就是私人银行。     特权制度的负面影响     特权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非常负面的影响,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特权政治已经形成了“城堡政治”,使得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和社会严重脱节。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30多年了,但公务员领域俨然是计划经济模式,所有都是“公”字当头。除了一些底层公务员,这个群体的大多数普遍都不需要在市场上获得所需物品,包括住房、医疗、社会保障、交通、食品等等。也就是说,他们仍然生活在计划的城堡里面。这使得他们很难了解城堡之外(即生活在市场领域)民众的实际生活。中国在社会政策领域包括医疗卫生、房地产、食品药物监管等改革不力,和掌权者的城堡政治密切相关。     很显然,如果掌权者也必须在市场上购买住房、医疗服务、食品药物等,他们必然尽最大的努力去改革,因为他们可以从改革中获得好处。现在的情形是,因为他们无需通过市场而生存,他们不仅没有任何动力去做改革的努力,反而成为改革的阻力,因为改革会负面地影响到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城堡政治使得执政党的合法性快速流失。这是特权的政治代价。     第二,特权具有巨大的财政代价。特权阶层毫不吝啬地消耗着甚至浪费着有限的社会财政资源。在维持特权阶层的供给方面,政府财政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数次行政体制改革,但政府规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直在扩大。政府规模扩大的压力在今后不会减少。随着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规模的扩大不可避免。     其次,离退休干部的规模在急剧扩大。中国领导体制改革,确立了限任制和年龄限制等一些新制度,有效加速了领导层的更新,但同时也在增加着国家的财政负担。离退休高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层的群体在急剧增加,而且因为医疗卫生等条件的改善,他们的寿命也在增加。     再次,特权制度从来没有改革过,特权的种类一直在增加。很显然,如果不加以改革,特权最终必然会成为深刻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三,特权也包含着巨大的社会代价,即造就了社会的越来越不公平。人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这些特权群体实际上是有钱的阶层,但现在的制度并不要求他们掏自己的腰包来向市场购买服务。进而,很多特权者即使不需要某种服务(例如药品),但出于自私心理,他们也往往会根据规定而变相地领取这种服务(例如把感冒药换成其他的营养药品),从而造成严重的浪费。这样,真正需要这些服务的公众,尤其是穷人阶层,所得到的资源越来越少。因此,人们说,一个高干多活一年,需要消耗掉多少老百姓的福利。     其次,特权造成了社会机会的不公平。在所有国家,社会服务的均等化的其中一个社会目标,就是要保障给于社会成员差不多的起点。但如果特权阶层享受和消耗掉了大部分公共服务,不仅面对社会大众的公共服务水平很难提高,而且社会机会会变得更不公平。实际上,一些研究已经表明,中国每一年新投入的公共服务费用(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的绝大部分,被政府内部的特权阶层所消耗掉了。     其三,社会代价也表现在特权所导致的社会高度封闭性,就是前面所说的城堡政治。城堡政治使得中国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小,呈现出固态。流动性减少,当然也影响着机会的平等。     财政和政治双重危机     怎么办?中国必须改革特权制度。中国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很多有效经验,因为大多数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如何改革?首先必须对特权有一个现实的认识。从经验上看,特权可以加以限制,但很难甚至不可能被彻底消灭。把特权限制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应当是改革目标。共产主义从理论上是要彻底消灭特权的,但在实际上创造出高度特权的阶层。这不仅仅发生在在中国,也发生在苏联和前东欧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即使到今天,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人人痛恨特权,但人人都向往特权,要想彻底废除特权的革命性和理想化的反特权方式,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效果,搞不好就是走向反面。     从制度层面来说,有很多制度可以限制特权。首先是社会服务和福利的货币化。无论是对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在大大减少非货币化的收入或者服务的同时,实行合理的高工资。其次,逐渐拆掉城堡政治。党政官员可以实行高工资制度,但必须向市场购买服务,就是说去医院看病要付钱,也要花钱到市场上购房、购食物等等。这些制度对执政党来说会有巨大的政治红利,即长期执政。类似的制度可以使得党政官员不脱离社会,了解社会现实;它们也有助于社会对党政官员进行监督,从而可以减少和控制他们的腐败程度。     政府也可以通过开征遗产税、地产税等方式确立一系列新的制度,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利益,有利于长远的政治利益。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现在是丑态百出,在很短的历史时间里已经出现了“纨绔子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满清王朝晚年出现过,也在欧洲贵族统治时代出现过。欧洲特权政治最后导致了统治阶级“政治基因”的衰落。因此,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尤其是民主化来临之后,各国都出现了诸如遗产税那样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特权的代代相传,延续特权群体的长远利益。     也就是说,不能这辈子是富人,以后很多辈子都是富人。富人家族后代仍然有机会变为穷人,重新创业。同时这样做也改善了社会公平,通过保持社会的流动性,为社会成员创造平等的机会。在亚洲,日本和韩国等也有类似的制度。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类似的制度,如果社会整体不想衰落的话,就必须确立类似的制度。这些制度对社会整体有利,也符合既得利益的长远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特权的社会化。这是西方社会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为什么一些社会群体需要特权,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源稀缺,因此需要通过公权力来获取特权。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建设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和住房等领域。如果这些领域的社会政策建立起来了,特权就变得不是那么需要了,因为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社会,都可以从社会政策获取公共服务。这是大部分西方社会的经验。尤其在北欧社会,因为有强健的社会政策,即使是公务员和政治官员的低工资制度,政府仍然能够维持非常清廉的水平。在社会政策强健的情况下,谁还需要搞权力寻租呢?这是一场政府和社会的双赢游戏。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一方面,特权阶层大量消耗甚至浪费着最大量的公共资源,使得社会政策的确立越来越困难。尽管近十年来,政府在社会政策上努力不少,但制度水平仍然极其低下,主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充足的资源,其中特权阶层又占用了绝大部分。     另一方面,因为社会政策不能得到确立,不仅特权阶层仍然需要继续用公权力来获取额外的服务,社会各个非特权阶层所面临的实际困难越来越大,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     很显然,特权制度不改革,中国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演变成一场双输游戏。一旦财政危机来临,这个制度最终不得不改,但早改要比晚改好。早改不仅可以避免财政危机,也可以避免政治危机;晚改则有可能导致财政和政治的双重危机,甚至失去改革机会的危机,而演变成革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本文来源《联合早报网》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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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会发生一场廉价革命吗?

郑永年,男,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县人。汉族,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郑永年被认为是中国问题研究的顶级专家,这位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关注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其言论并在中国知识界和政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网发文:中国会发生一场“廉价革命”吗? 又一次引发广泛的关注。文章一开头就指出:最近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和发展趋向表明,如果执政党及其政府治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一场廉价革命,并强调“统治者的抉择至关重要”。 ———–   最近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和发展趋向表明,如果执政党及其政府治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一场廉价革命。在社会层面,目前的情形是,知识阶层活跃,在对改革的期望值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对没有实质性改革表达不满。再者,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也在迅速增加。在中央层面,尽管提出要改革,但改革的路线尚未明了,更不用说具体的改革政策了。“十八大”之前的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之后,很多领导干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岗位,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地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更不用说是准备有效的改革了。同时,正在推进的反腐败运动,也促使一些干部采取静观的态度,关注形势的发展。官员的这些态度,在很多场合促成了他们采取保守的态度,对社会问题不作为,甚至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出现明显的错误。尽管总体上说,社会的各方都在期待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来应付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在这样一种总体情况下,官方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很容易导致从一个期待改革的情形,转变成为一场廉价革命的情形。   什么叫廉价革命?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所发生的对社会极具破坏性,但又不能对社会造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的革命,尤其是农民造反,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数千年来,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也就是说,所谓的“革命”从来没有跳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在当代社会,“廉价革命”除了这一层传统意义外,又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发动这样一场革命的“低价格”。   在当今世界,“廉价革命”的现象在很多社会都存在着。这些年来,很多国家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廉价革命。人们观察到,颜色革命有“三件法宝”或者三个要素,包括知识阶层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社会与日俱增的不满因素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有效通信技术。只要这三种要素有效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造成一场势如破竹的廉价革命。   在任何社会,知识阶层是最具有理想的阶层。他们从理念上不满足于现实,或者说现实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理念,于是他们都在随时寻求变革,不管是通过改革的方式还是革命的方式。一般的情形是,现实和他们的理想越远,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激进。   社会上的不满因素比较复杂一些。从总体上看,如果知识阶层更多的是追求比较抽象的理念,那么社会上各种不满因素更多的是追求物质上的不满。经验地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除知识阶层外,大部分社会群体所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农业文明的农民起义和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运动都是如此。只有到了后现代社会,在人们达到了充分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后,才开始出现以追求理念为目标的“后现代革命”。(不过,历史上也有追求属于“理念”的社会不满者,最显然的就是宗教领域。)   第三个法宝就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通信技术。这种技术有几个主要特点,包括分散性、形式多样性和低价格。在所有通信技术中,互联网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通信技术。正因为这样,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对任何社会成员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这就表明,政府或者任何其他组织要对互联网进行完全的控制,已经成为一件代价极其高昂的事情,对互联网进行控制损害到所有使用者的利益,包括社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 知识群体提供革命愿景 当这三种因素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内运作的时候,并不会造成革命的局面,但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会截然不同。在很多场合,社会不满往往存在于底层,尤其是贫穷阶层。他们也经常表达不满,甚至是暴力反抗,但经验地看,他们成功的机会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对现状不满,这种情形本身不会导致革命。因为人们追求的往往是不同的利益,各社会群体之间很难达成革命的共识。这种要素如果要转变成为革命的要素,就要和知识群体结合起来。当追求物质利益的各社会群体,接受了由知识阶层提供的一个特定的“理想社会”时,他们就具有了革命的共识,因为这种“理想社会”给他们一个期望,那就是,在那个“理想社会”,他们不同的物质利益都能同时得到实现。   的确,从历史上看,较之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知识群体在制造革命的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显著,甚至是关键作用。当知识群体只是局限于理念领域对社会表达不满的时候,或者说用他们的理念来对现实社会做批评的时候,也不会导致革命。因此,要引发革命,知识群体就要和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走在一起。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社交工具,其本身也并不具有政治性。但如果知识群体把社会的不满和社交技术结合起来,把他们的“理念社会”推销给不满于现实的社会群体的时候,互联网的性质就会发生突变,可以演变成最有效的革命工具。   当代世界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往往是这三种要素结合的产物。颜色革命的破坏力极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推翻一个旧的政权。较之传统上需要牺牲大量人命的革命来说,颜色革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革命方式。但必须指出的是,颜色革命很难建设一个新政权。这里有很多因素。首先,引发革命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理念过于理想,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操作性。尽管他们往往是革命的主体,但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和政治手段来建设一个新政权。其次,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不满因素在革命期间得到散发,但因为新政权建立不起来,或者新政权非常微弱,难以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他们的期望同样不能得到满足。在很多场合,革命之后,他们的物质生活反而恶化。在推翻旧政权过程中,互联网是一种有效的动员工具,但一旦涉及到建设,互联网往往失去了同样的功能,反而会走向反面。互联网使得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都释放出来,表达出来,达成不了任何意义上的共识,往往成为社会群体间的冲突的工具。或者说,革命之后,互联网以“民主”的方式把社会利益碎片化。很显然,没有社会群体间的高度共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政府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局面。   中国的情形又怎样呢?不可否认,在所有这三个领域,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首先是知识阶层的激进化。在社会层面,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出现,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今天知识群体所秉持的各种意识形态,不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而是具有了深刻的政治含义。对知识阶层的很多人来说,他们缺乏以学术或者历史的角度,来关切他们所认同的理念的动机,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和正义等等,也并不关心在经验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他们所认可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他们所认同的理念,他们所关心的是能否把这些理念当成一种有效的工具。只要一个理念对社会大众具有吸引力,它就会被知识阶层的一些人所利用。   社会层面的不满更是显然。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社会抗议的影响仅仅是局部的。例如农民抗议,往往是一个村,或者几个村,构成不了全国性的抗议,并且农民抗议往往是物质利益所导向的,当局比较容易应付。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抗议往往是反应性的。也就是说,农民抗议往往是对官方错误政策的反应,例如很多抗议是由土地问题引发的。工人的罢工或者抗议,也往往是一个工厂,或者几个工厂,也具有地方性和物质性。   和知识群体有关的抗议,往往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任何国家,知识都具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具有全国性的知识网络,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知识抗议,都可以遍及到整个国家。宗教方面的运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也不可忽视的,各个知识群体已经不满足于他们理念层面的革命,而开始走向现实社会。知识群体的理念和社会不满因素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统治者的抉择是关键因素   不过,这些情形的存在并不表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地看,并不存在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当代社会,人们所看到的颜色革命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统治者选择的结果。法国作家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从英国和普鲁士没有发生革命的历史中,找到法国为什么发生革命的根源?托克维尔力图从法国的制度上找原因,但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则指向统治精英选择的重要性。英国和普鲁士的统治精英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即改革,但法国的统治者则没有这样做,或者在不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改革,从而导致了革命。   其实,要理解类似的革命,看看中国的近代历史就足够了。满清在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回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李鸿章当然在为自己辩护,想说的无非是朝廷改革的困难。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朝廷没有选择改革。也就是说,满清王朝在应当改革的时候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后来,即使朝廷真的想改革了,但时机已经错过,因为革命因素已经积累起来,成熟了,革命成为不可避免。   这个道理现在仍然一样。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政治也要跟着变化。如果政治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执政者硬要迫使变化了的社会向政治权力“投降”,那么执政者和社会的矛盾必然会激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也难以找到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不当的治理方式更会为廉价革命创造更多的机会。   革命可以“廉价”地发动,但中国社会的所有因素,包括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高度分化、暴力泛滥等,决定了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会依然如故。并且,革命的代价也会是昂贵的。一旦革命来临,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将成为受害者,不仅仅是生命的损失,而且更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其中,改革的阻碍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既得利益者,更是会成为革命的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执政者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方面积聚和动员一切可以推进改革的力量,来克服体制内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另一方面阻止一场可能的廉价革命。这就是为什么说,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改革如果轻而易得,那么就不叫攻坚战了。这里,还是要强调一句人们常说的话: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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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变革

郑永年: 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变革 进入专题 : 政治变革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在互联网刚刚创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在大多数国家仅仅是社交工具的技术,可以在今天的中国扮演如此重大的政治角色。以“网络”开头的很多概念,已经成为讨论今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关键词,例如网络问政、网络参政、网络社会管理和网络反腐败等等。如果把所有这些以网络为基础的政治和社会实践,放置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环境下来讨论它们的意义,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微博时代的网络政治参与,如何能够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   中国政治变革的路径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来概括,即开放、竞争和参与。其中,开放最重要,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这三方面从学术上说是三个相关的概念,但从政治实践上说则是三个相关正在发生的过程。一般上,当人们说“开放”时,指的是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的开放,即“改革开放”概念中的“开放”。但这里所指的“开放”是政治领域的开放,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开放,向不同精英群体开放,向不同的社会利益的开放。   在这个前提下,开放又可引发出另外两个过程,即竞争和参与。竞争就是竞争人才、思想和政策等等。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政治过程,参与政治人才的选拔和选举、思想和政策的形成和实践。这里,竞争又是参与的前提条件,没有竞争,就很难实现参与。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网络,在所有这些方面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   第一个问题是网络和政治开放之间的关系。很显然,网络创造了一个开放的政治背景,即政治互联网平台。在西方,有关互联网的作用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个观点认为,互联网是政府行使专制权力的工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是民主化的工具,有学者更是简单地把互联网化和民主化等同起来。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观点都不成立。互联网是促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相互转型”的一个有效技术手段。一方面,互联网在有效“软化”着政府官员的传统专制行为。有了互联网,政府官员再也不能像前互联网时代那样专制地管治社会了,而社会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顺从政府的权力了。      互联网无法建立民主政体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尽管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互联网的确在政治变革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并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表明,互联网可以促成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尤其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就拿近年来中东、阿拉伯世界例子来说,可以看到互联网的确扮演了一种关键的作用,推翻旧的政治体制。但人们并不能简单地把推翻旧的体制和政治民主化等同起来。在那些互联网被用来推翻旧政府的社会,怎样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它们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推翻一个政权是一回事情,而建设一个新制度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   互联网之所以能够造就政治的开放性,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本身的技术特征,另一方面是因为应用这种技术的群体。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就是其分散化、分权化及其相关的开放性。较之传统上所有媒体工具,互联网是最分散和分权化的。当互联网应用于其它现代通讯技术,例如手机、iPad等时,这些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互联网的开放性,促成了使用这种技术的群体的开放性。这是一种扁平化的开放。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作为一种技术,互联网更是可以被用来打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界限。中国政治经常表现为“城堡政治”,就是说,官员为自己修筑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堡”,把自己关在这些“城堡”内。他们为了做官而做官,而和社会没有实质性的关联。社会成员被隔离在“城堡”之外。当然,这里的“城堡”是一个比喻。不可否认,今天中国的政府和社会群体之间、官员和人民之间,存在着一堵又一堵的“城墙”,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结果怎样呢?如果官员躲在城墙内,总有一天老百姓就要围城。这是历史的规律。互联网在这里扮演了一个至为重要的角色,它成为了打破城墙的最有效的工具。在最低限度上,互联网迫使政府官员来回应社会。从积极面来说,互联网也提供给官员一个工具来和社会群体作互动。   互联网促进政治的开放性,这个作用更是表现在竞争和参与两个层面。从竞争来说,互联网可以大大丰富选举民主的内容。我们说政治竞争的时候,往往指的是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就是通过竞争选拔,或者选举出管理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竞争出人才,竞争就是要把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才选拔出来。这里很明显,开放是竞争的前提条件。如果政治过程不向社会开放,人才就很难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更谈不上竞争了。   不过,在中国,政治竞争不能仅仅是西方意义上单纯的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或者meritocracy(贤人政治)之上的democracy(民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具有数千年的选拔传统,选拔制度在社会群体中仍然有相当高的合理合法性,而且也是因为单纯的选举政治,在西方已经导致了很多政治问题。中国要发展民主,理想地说就是把选拔和选举整合起来。   无论是选举还是选拔,互联网可以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就选拔来说,互联网可以成为中国选拨过程的手段,可以藉此增加精英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互联网的开放性,至少可以避免小圈子暗箱操作的弊端,给小圈子政治注入阳光。在中国,互联网已经赋予网民评论和监督政治人物,或者那些想进入政治的人物的权利。在中国的官场,很多官员都是“带病上岗”。国家辛辛苦苦培养干部很多年,但一旦使用则发现是一个“病人”。在腐败方面更是如此,数十年培养出来的干部,一旦走上岗位就变成了一个贪官。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政治缺少阳光造成的。如果官员在阳光下成长,不仅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情况,更可以让阳光医治好很多官员并不那么严重的病。而阳光政治是互联网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选举来说,互联网可以给选举过程引入“商谈”因素,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商谈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现在的民主选举中,很多沟通只是单向的,即候选人告诉你,他(她)想做什么,来获取选票。互联网可以改变这种局面,把单向沟通转变成为双向沟通,也就是选民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候选人。这种双向的沟通有助于发展出“商谈”民主。在“商谈”的基础上再行选举,从而提高选举民主的品质。   在开放和竞争的条件下,参与也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参与既可以是对人才的选拔或者选举,也可以是对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参与。互联网已经给人们参与政策过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扁平性、广度和深度。互联网改变着社会政治参与的形式和性质。面临社会参政的新要求,在个人层面,政治人物现在都在使用互联网所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其所带来的深刻的挑战。   不过,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制度所带来的挑战更为严峻。现在这个阶段,不论哪一个社会,已经在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和互联网之间,构成了相当强的紧张关系。如果互联网已经成为现实,那么表明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已经不适应互联网时代。政党制度就是一个例子。传统政党对年轻人越来越缺少吸引力,他们宁可选择通过互联网来参与政治。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各国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必须发生变革。中国也不会例外。      不能忽视互联网的弊端      就是说,人们既要看到互联网的优势,但也不能回避互联网所带来的弊端。互联网的开放性和扁平性在释放出人性光辉一面的同时,也给人类暴露出其不那么光辉的甚至阴暗的一面提供了条件。就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来说,有两个现象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是互联网这一工具经常被操纵。互联网上现在泛滥着名人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崇拜、概念崇拜等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表明,体现这些因素的各个角色,即明星、政治家、富人和各种主义,都可以操纵不同的社会群体。   第二是互联网所体现的非理性特征。互联网使得人的非理性和情绪表露无余。一些人往往利用互联网把自己的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任何社会,非理性的情绪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产生过一些作用。很多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表现为非理性。尽管人们不喜欢,但非理性可能是个现实,人们不得不接受。人性有光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人们没有可能只接受光辉的一面,拒绝阴暗的一面。不过,如何平衡非理性和理性就成为关键。如果互联网造就的是暴民文化,那就会是社会的悲剧。在减少和控制非理性方面,研究者在研究两条途径,一是形成网络群体的自律,二是建立政府基于法律基础之上的网络监管。在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既没有看到网络的自律行为,政府方面除了主观随意的政治控制之外,也并没有发展出对网络的有效监管。   第三,对政府来说,互联网从积极面说可以提高政府运作效率,但从负面来说,也有可能导致权力的瘫痪。政府表明权力,表明等级秩序。传统权力是根据客观存在的社会等级组织起来的。如果互联网成为组织权力的工具,会发生什么呢?互联网的本质是开放、分散、分权和扁平化。互联网会使得权力更有效,还是使得权力虚无化?从发展趋势来说,可能是后者。通过互联网,社会可以主导权力的形成,各个社会群体都可以对政治权力施加影响。就是说,在大多情况下社会是分化的,人们找不到一个整合的社会。分化的社会通过互联网而导致分化的权力体系。互联网削弱权力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获取足够的权力呢?从长远看,或许会发展出一个全新形态的社会,一个互联网主宰人类的社会。   互联网对社会和政治会产生怎样的长远影响?这需要长期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但在现阶段,无论从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来说,如何充分释放互联网有助于社会秩序建设的功能,而消减其弱化社会秩序的功能,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着的问题。      本文是作者在第三届中国网络问政研讨会上演讲的一部分(惠州,2012年9月23日)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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