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

放映厅里只坐着4个人，空荡荡的。财经作家吴晓波看完了一部名叫《钢的琴》的电影。 7月的一个晚上，吴晓波无意间在杭州一家电影院的海报上发现了这部以下岗工人为主角的电影。这部投资只有500多万元的小成本影片，夹在《建党伟业》和《变形金刚3》之间短暂的空当儿上映，显得很不起眼。 《钢的琴》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男主角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在国企转制的年代下了岗。妻子改嫁富裕商人，陈桂林独力抚养女儿。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中年人和几个老工友一起组成了一支小乐队，专门做婚丧嫁娶的生意。 生活本来就要这样凑合着过下去，可正在读小学又极其喜爱弹钢琴的女儿提出要求，父母谁能送给她一架钢琴，她就和谁生活。穷困潦倒的陈桂林拿不出这笔“巨款”，便忽悠了曾经是工友，如今分别是女歌手、全职混混、退役小偷、落魄大哥、退休工程师和猪肉贩子的几个人，硬生生地在已经废弃的车间，用钢造出了一架“钢的琴”。 中国目前约有8000块银幕，留给《钢的琴》的很少，它仅仅挤进了几十家影院。可编剧宁财神去看电影的前一天晚上，还是忍不住称心情“很紧张”，毕竟，这可是一部“迄今‘零恶评’的电影”。几天后，这位著名的编剧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影评：“祝愿未来能出现更多这样的作品，输了现在，赢了未来，10年后，许多商业电影都从碟店消失，但《小武》和《钢的琴》这样的电影，还会继续卖下去。” 在吴晓波看来，《钢的琴》带给当今中国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停留在电影领域。“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2000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 但正是这部电影直面了几乎快要被这个社会遗忘的人群。“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承担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吴晓波写道。他这篇影评的标题，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这个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7月7日，电影里那架用钢制成的钢琴被装进了一辆蓝色的大卡车中，离开拍摄地鞍山，来到北京。在导演张猛看来，比起那些能映出优美倒影、黑白相间的钢琴来，这架“钢的琴”显得“笨拙又束手无策”。 就在两个多月的拍摄工作完成后，这个庞然大物开始生锈，然而“琴虽锈了，记忆没锈”。与钢铁有关的岁月，是这个36岁的导演生命中难以回避的一部分。他出生在铁岭的一个工厂大院，家族里有7个人曾分别在辽钢和铁西铸造厂工作过。 张猛举家搬到沈阳后，钢铁仍一度在这个城市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辽宁曾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沈阳发育得最为完备。一条铁路标识着沈阳普通生活区和工厂区的界限，铁路以西，便是著名的铁西区。苏联援建的“156工程”，铁西占了3家。 张猛还记得，铁西区里工厂连成一排，烟囱林立。他甚至听说，无论人们从哪个方向进入沈阳，都会看到冶炼厂的3座大烟囱。这3座高达百米的烟囱是“回家”的标志，简直成了“沈阳的地标”。 电影中，也有两根突兀的烟囱不断在画面中出现。工人们生怕它被毁掉，恨不得将那里改建成“蹦极的场所”。可是这群人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照料不好，烟囱最终还是被爆破了。现实中的沈阳，冶炼厂的3座大烟囱也于2004年被拆除。 苏联“老大哥”援建的不仅是大型工厂，还包括大片的苏式工人村。张猛记得，在那些砖红色外墙的3层小楼周边，配套建设有学校、电影院、照相馆、副食品商店、浴池和街心花园，“那时的工人村，真是不得了！” 在张猛的记忆中，铁西区工人的好时光大概从1985年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一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人们普遍将上世纪90年代初期视作最早出现下岗职工问题的时间点，为了提高效率，国企开始着手将冗余人员从原有的岗位撤换掉。曾经一家几代人接班上岗的工人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手里的“铁饭碗”也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被人夺走。 2002年，铁西区已经变为下岗问题的“重灾区”。当时还是新华社记者的吴晓波前往铁西对下岗工人进行调研，至今他还记得，一种平静得近乎麻木的情绪包裹着那里，人们很少控诉，更多的只是沉默。 他在工人村里遇到了一个每天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带回家的中年人，当被问及自己的单位时，那人用一种极其平和的语气替工厂开脱：“厂子原来很辉煌，但是现在亏损很多年了。国家很困难，我们也理解。” 这个带着一兜白菜帮子悄悄离去的背影，并不是这个城市的孤本。 尽管那时大部分下岗职工的“吃饭”等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家庭收支也属平衡，但学者们更倾向于将这种平衡称为一种“脆弱的平衡”。子女上大学的学费、一场疾病、甚至食品价格的上涨都可能成为压垮这种“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夫妻几乎同时下岗，儿子正在读初中，仅仅维持基本的温饱也成了大难题，每一笔额外的开支都可能让这个家庭彻底陷入贫困。一天，儿子告诉父母，学校即将召开运动会，按照老师的要求，他得穿一双运动鞋。可这个家就连买一双新鞋的钱也凑不出来。吃饭时，妻子不断抱怨着丈夫没本事。丈夫埋头吃饭，沉默不语，可妻子仍旧埋怨着。这个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这是吴晓波在调研时听说的一个真实故事。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给他讲故事的那张面孔，“无悲无伤，苦难被深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他仍然有时会在梦中再次遭遇这些故事和面孔，“浑身颤栗不已”。 我们还是需要把那个时代拿回来，摊到人们面前 《钢的琴》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高耸但随时可能被炸掉的烟囱、被遗弃的工厂和萧条的生活区是那些曾经生活在其中的人难以抹去的集体回忆。 可张猛却发现，总会有观众来问他有关电影的细节，“那时的啤酒长那个样子？那个年代也有宝马吗？”坐在沈阳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咖啡厅里，这个电影人无奈地笑了，“其实那个时代距离今天真的没多远，只有10年而已。” 他明白，镜头里这些下岗工人曾经密布在自己的周围，可是如今，他们“早已不是生活的主流了”。这个“总喜欢把生活拿回来再想一想”的电影人一脸疲倦地解释着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还是需要把那个时代拿回来，摊到人们面前。下岗工人不应该就这样被遗忘掉，或是继续失落下去。” 2004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学者前往辽宁、吉林省就下岗职工的社保问题进行调研，郭于华教授是其中一员。今天再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她仍然记得笼罩在工厂区里那种“无望的气氛”。 那年，曾风光一时的长春拖拉机厂已经衰败。一位退休职工给市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称，下岗职工能够就业解决生活问题的仅占其人数的20%，退养职工每月只能领到176元，退休职工虽有“保命钱”，却要兼顾下岗的儿女和上学的孙辈。甚至，“由于生活极为艰难，职工家庭纠纷增多，离婚率不断上升，严重的是自1998年以来因为生活困难而服毒、跳楼、卧轨、自缢、拒医而亡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在这座人们曾经挤破头想要进来的工厂，一名当时44岁的工人与妻子每天的饭钱不到5元，“每顿两个馒头，吃点自己腌的咸菜”。 一位下岗的母亲将“家里所有的硬币和一毛一毛的”都收进塑料袋里，总共只有200多元。那就是这个家的全部家当，甚至还不够让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参加补课班。而根据记录，那一年，全国猪肉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公斤13.76元。 曾经的职工将一张公告贴到厂里：过去，“无论病有多大多重，你都用不着担心医疗费用问题”，可后来一切都变了，有了病就要动用生活费，工厂三年五载也不能给报销一次，“小病买几片药，大病就得硬挺着，听天由命！” 根据对辽、吉两地所进行的详细的田野调查，清华大学课题组最终于2010年出版了名为《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的学术著作。书中引用官方统计数据称，1998年至2003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人数，高达2818万。 他们一度被视为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可在吴晓波看来，这绝对不公平，工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国家该对他们负什么责任，但国家却没有理由对此袖手旁观。 在研究改革史的过程中，吴晓波了解到，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官员曾经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随后的几年中，他们也一再建言要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账问题，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 《钢的琴》还让吴晓波想起，新世纪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宣告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吴敬琏后来在评论这一问题时，曾经用了8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一书收录的官方数据显示，2003年辽宁省城镇就业人员有1002.6万，其中240多万未参保的就业人员以下岗职工为主。这一年年末，全省私营、个体参保人数仅为33.4万。 作为知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坦言，中国经济学界没有谁在持续关注这个群体。 就在去年，吴晓波在参加一个论坛时遇到了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元划拨社保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 吴晓波问他，已经过去了10年，“对当时的决定有什么反思吗？” 智囊一边吃饭，一边淡淡地回答，“不是都过去了嘛。” “这一代人就这样被遗弃了。”说到这里，吴晓波的语气变重了，“我们今天正在享受的成果，是以消灭了一代40到60岁间的产业工人为代价的，他们彻底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命。一个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人本是第一位的，改革最关键不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权益，而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有些遗憾现在已经无法弥补，那就更不应该被忽略和忘记 张猛想做的，是以电影的方式重现那个年代，“讲一个亲情外壳下，失落的阶级的故事”。 在夏夜沈阳的酒桌上，一个48岁的企业家拍着张猛的肩膀说：“开始我没想到我能爱看这片子，可是结果，我看了两遍，太现实了。” 与这座城市里的很多中年人一样，他曾经也是一名工人。然后，“咔嚓一下，下岗了”。就连《钢的琴》里那个像鼓号队一般的草台班子都能勾起他的回忆，那时，厂子里曾经的文艺骨干全出去“干小乐队”了，马路上走几步就能碰见一支。 “你问我那时的人什么感觉？”企业家突然放下酒杯，“突然感到没有组织了，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人们在这个酒桌上想起了十几年前的故事。同在一个厂子的一家成年人全都下岗，年幼的女儿吵着想吃块肉，健壮的父亲想不出一点办法，他磨蹭到猪肉档的前面，狠狠地拽下来一块肉，撒腿就跑。最终他被警察逮捕，入狱改造。 这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故事，那只是当时2818万下岗工人中极其普通的一个父亲。并没有人愿意来记录这些事情，评论者发现，有人在写更为遥远的知青史，却很少有人愿意向10年前回头，看看曾经的下岗工人。 在郭于华和她的同事看来，下岗工人们有着“紊乱的生命历程”。最准确但揪心的定位是：“刚生下来就挨饿，该上学就停课，该毕业就下乡，该工作就下岗。” 郭于华察觉到，当时社会上甚至存在着“把这茬人耗过去就算了”的心理。“这些人为整个社会承担了代价，有些遗憾现在已经无法弥补，那就更不应该被忽略和忘记。”她一字一句地说道。 1998年，中央提出“3年搞活国有企业”。如今，吴晓波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起，从这一年开始直到2003年，在这场没有严格规范的产权制度改革中，富豪不断涌现。 可工人们却来不及去感受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新鲜感”。 1993年的广东，“下岗”第一次出现在工人们的字典里，这些工厂曾经的主人公们再不能与工厂“共存亡”了。在很多城市中，工人与工厂之间的联系像是被一把刀子切开，按照张猛的说法，人们找不到究竟是在哪一个历史节点，成批的工人被工厂弃之门外。但很快，2000余万名失业者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当时沈阳市中心的八一公园内，出现了一种最新的职业——“陪谈”。从事这个工作的大多是下岗女工，她们陪公园里的老人谈些“闲磕”，再陪着流点泪，并收取一点费用。 有人以烧锅炉和捡破烂为生，一个月只花几十元钱。有人在街上卖芸豆，可一天下来，只挣到了可怜的一角钱。一个49岁的下岗职工扛着一把钳子到马路上等活，有时，几天下去，“一分钱都没有”。 《钢的琴》中陈桂林想要买一架钢琴，无疑是最最奢侈的行为了，实际上，他只能吹着“三套车”和“步步高”参加红白喜事，换取微薄的收入。 在曾经气派的工人村里，一楼住户的窗户都敞开着，里面陈列着用以出售的食品和小百货，甚至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冬天也是如此。而二楼的住户就硬是从楼上甩下一根电话线来，支起公用电话。 2002年的调研中，吴晓波听当地人提起，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们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个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可他们并不是些天生的弱者。在郭于华看来，他们的弱，“与其说是由于自己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由于社会的原因。这些人是在为整个社会承担代价。” 只有少数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做回了老本行。上个世纪90年代，张猛在老家铁岭发现了一个钢材市场。在这个不大的市场中，各个工种的下岗工人分别开起了小摊子，车、钳、铣、铆、钉、焊，一个摊子就像一个车间，你所能想到的工厂里该有的一切，这里都有。 这就是《钢的琴》最初的灵感来源。这些“******手工作坊”将下岗的工人们聚集起来，他们想要回到集体中去，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别样的链条式工厂”。 拍工人阶级，有病啊，谁看啊 就连常年居住在沈阳的张猛也说不清，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个曾经被戏称为“一座城市两层皮”的重工业城市，都市化进程几乎已经完成。在铁西区，房地产商将极具诱惑力的句子写在巨大的广告板上，希望为尊贵的客户“启幕一场格调生活”。 尽管这里宽阔的马路仍然有着“建设”、“保工”、“卫工”一类的名字，但当汽车驶入这个曾经在国家战略中占据显赫位置的重工业区时，烟囱大多已经不见了，厂区原有的景象包括运送煤炭的火车也在逐渐减少。 这里是铁西区，房地产商人的新宠。地铁站和大型家居商场“宜家”成为了这个老区的新主题。曾经的机床厂、制药厂、纺织厂、鼓风机厂已经变为“巴塞罗那晶座”等名字里满是欧洲风情的崭新楼盘。 张猛发现，“铁西现在和所有的城市都一样”。他在这里甚至找不到拍《钢的琴》所需要的一座工厂，最后不得不前往鞍山红旗拖拉机厂。 在一处已被废弃近10年的车间里，女主角秦海璐感觉自己就像穿越了时光隧道，“厚厚的灰，踩上去松松软软的，每个车间里都长出了树，老高老高的，有的树竟然还开了花”。 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不少在岗工人。摄制组在市区取景期间，有一次挡住了工人回家的路，双方起了肢体冲突。“这个傻×，拍工人阶级，有病啊，谁他妈看啊！”当时工人们这么骂道。 但还是有很多曾经在厂区里度过童年的人能从《钢的琴》中找到共鸣。电影中饰演专职混混“胖头”的刘谦，实际是个1982年出生的年轻人，他的母亲是一名工人，工厂的院子曾是他童年时最好的游乐场，“地上好多废铁，杂草丛生，我们爬到树上去摘果子，在衣服上蹭一蹭就吃”。 秦海璐在营口的国营氧气厂长大。母亲值夜班的时候，工友们会轮流哄着她睡觉，如果没人陪，她的哭声就会“震惊整个厂区宿舍”。直到今天，厂区留给秦海璐的记忆仍然鲜明，进入厂门的那条大道笔直宽阔。就在她家附近，氧气包堆成了小山，她和小伙伴们喜欢在空氧气瓶上踩来踩去。 一个工人的儿子看过电影后甚至想起，自己曾经多么地“迷恋机油味”。北京的一个记者，母亲曾是北京医用压缩机厂的工人，年幼的她常常在厂子里烧酒精炉，还在地里挖鬼子姜，带回家制成咸菜。 这样的生活大概在1998年前后就结束了。当《钢的琴》放映结束、灯光缓缓亮起时，那个年轻的记者忍不住哭了出来，“看到他们开始做钢琴那种专注的神情、熟练的动作，完全变成了一个有尊严的人。他们现在的生活中已经很少能获得这种尊严了。这样的劳动他们以前重复过千百次，但这是最后一次了，他们可以造出一架钢的琴，可却再也造不出那个辉煌的过去了。” 然而相比之下，那些曾经把青春、爱情、婚姻和事业通通交给工厂的中年人们，却显得平静许多。 老杨现在是沈阳铸造博物馆的一名保安。这个始建于1939年的大厂曾是亚洲最大的铸造企业，年产量达38500吨。2007年，铸造厂浇铸完最后一炉铁水，退出历史舞台。其中的第一车间被保留下来成为铸造博物馆。 30多年前，老杨接父亲的班进入工厂，成为开车床的一把好手。2002年，他下岗了。如今他的工作十分简单——看守着这个博物馆，并提醒路过的游客，2013年以前这里并不接受参观。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失业，进厂不就是要大干一番事业嘛。”回忆当时的情景，老杨搓着手，表情显得很平静。他没什么怨言，“咱们对这个社会不懂啊”。 工厂向他提出，用每年500元的价格买断工龄。老杨不想轻易地取走这笔钱，工厂的人对他说，“你都给厂子贡献20多年了，要是不拿，白贡献了。” 听完这话，老杨拿走了用20多年工龄换回的1万多元钱，从此“流向了社会”。 当听说有一部电影以下岗工人为主角时，他嘿嘿笑了，表示自己并不会去看，“实在太忙了”。 工人们往往不再愿意提起这段长达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工厂生活。刘谦的母亲曾经在军工厂工作，在看过《钢的琴》后，她并没有对这部电影做出什么评价。平时在家里，她常常和儿子说起短暂的下乡生活，可年头要近得多的工厂里曾经发生的事情，就像被她从记忆里轻轻抹去了。 我们走得太快，是时候该停下脚步等等我们的灵魂了 在沈阳林立的高楼中，飞驰而过的出租车很有可能错过低矮的工人村。铁西区赞工街的一栋住宅已经被改为“工人村生活馆”，布置还原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工人家庭在这里的生活。一个下午，这个冷清的展馆只接待了3名游客。 马路对面是如今仍有居民的工人村。一些楼已经被重新粉刷，但仍有一栋楼墙体残破不堪，在顶楼又被砌上了第四层、第五层。 这里的几个住户不大愿意谈论过去，“还不就那样，生活总得向前看。”可一个20多年前从菏泽来到这里的三轮车师傅却记得，那时，“这里光跳楼就死了七八个。”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指向不远处，“喏，那边的楼上跳下来过一个老太太，砰一声，我亲眼见的。” 在他手指的方向，那栋楼早就已经被拆迁了。 吴晓波提醒道，这几代曾经创造过“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的工人，在2004年以后就很少被提及。那一年，国资委成立，产权改革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而下岗工人的问题也在被慢慢稀释，没有解决的“该自己承受的也承受掉了”。 事实是，尽管下岗工人其后大多在社会上找到了新的位置，可从他们身上折射的问题却无法一同离去。在吴晓波看来，中国的改革还在继续推进，“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正本清源，在法理和伦理角度进行反思，那么未来的改革仍将以牺牲一些人的利益为代价。” 而一直在感叹“时代发展太快”的导演张猛，只是想重现这段辉煌过后的没落生活，“毕竟，人不能没回忆，回忆不能没物件儿，工厂的故事不能最后光剩几张破照片镶进相框，摆在家里。” 但是，这部描摹昔日东北的电影，终究未能在沈阳上映。“这是一部挽歌一样的片子，现在的沈阳还在快速发展，快到他们甚至还来不及停下来看看自己。”张猛说。 然后他皱起了眉头：“我们今天走得太快了，眼下，是时候该停停自己的脚步，等等我们的灵魂。” 猜您喜欢： 大黄蜂！！你是最可爱的变形金钢的27个理由！！ 短评：你怎么样，你的中国未必会一样 你怎样，你的中国就怎样 美国教授：中国不具备让美国赖账的实力 天朝各个阶级头像出炉啦… 无觅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难以尽数的内忧外患，一路坎坷、步履蹒跚地走到了今天。维新、改良、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走向全球化现代社会的方向看似清楚而且形成共识，但转型的道路何在，又如何去走却是百转千回，纷争不断。到了这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似乎依然在“摸着石头过河”。无论是笃信“模式”的，还是强调“特色”的，都无法证明自己指出的道路是坦途还是迷途；而沉迷于“大国堀起”的自信和骄傲的人们甚至无法找到支撑这国家大厦的社会基础。 　　社会结构的失衡与断裂 　　在经历了超过30年时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进入了信息数字时代的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政治基本稳定而社会矛盾冲突日趋尖锐的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用社会断裂与失衡来表述这样一个社会的结构性特点 ，而生活于其中的普通人也不难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感受到社会出了问题，而且很严重。 　　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每年保8保9的经济目标相伴的是社会阶层化日益显著，社会鸿沟日渐加深，社会冲突不断加剧。体现为收入分配不均和贫富悬殊的现象实质是人们社会地位的差距。经济学家陈志武指出，人们常常忽略了“中国最大的收入差距是政府跟民间社会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不是民间社会里边不同私人、不同私人群体的差距。当然我知道北京也好、上海也好，还是在中国农村也好，不同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不同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个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更大的、更严重的、更加失控的收入差距是在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抑制政府收入不断膨胀的问题，不止涉及到老百姓口袋里边能够留下多少钱的问题，而且同时也涉及到整个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发展速度很快而人们却怨声载道，缘于对社会不公正的切身感受，这形成一种经济-社会悖论：虽然经济快速增长，但社会中大部分人却没能从中受益；反之如若没有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这一发展的悖论正是社会断裂与权利失衡体现：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呈现为严重的两极化，同时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鸿沟加大；社会生活与文化等多方面也呈现为断裂状态。 当改革开放的巨大经济成果没能为大多数人享有的时候，改革开放本身就会受到质疑，而这恰恰证明了民生与民主之间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的关系。 　　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存在种种差距和分化甚至严重分化都不足为奇，而真正让人忧虑的更有社会阶层的定型化趋势和机会结构的锁闭。具体而言，所谓社会结构定型化与封闭化是指社会流动渠道（如教育、就业、升迁等机会）窄化或阻塞、发展机会不平等、阶层之间的沟通和流动减弱等等，简而言之，就是人们被固定在社会地位阶梯的某个位置上不得动弹，社会下层看不到出路何在。 　　社会分层结构定型化的趋势与资源配置格局的变化有关。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资源相对扩散的阶段——集中在国家手中的财富开始以市场的方式向个人和不同群体扩散；在这一过程中，各阶层、群体相对普遍地受益，而且对通过“努力奋斗”而“共同富裕”的未来充满希望；整个社会亦充满活力。到上世纪90年代，资源配置格局和方式发生改变，经历了从资源扩散到资源重新积聚的过程。通过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如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贪污受贿、增加税收、城乡壁垒、国进民退等制度机制，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这一财富聚敛过程意味着社会中各种资源日益集中到极少数强势群体手中。 　　资源配置的一体化格局和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趋势导致财富、权力和声望的高度垄断，造成强势垄断集团的“通吃”；与此同时是一个庞大的底层群体的形成。这一底层群体的成员经济收入微薄，政治地位低下，社会保障不足，而最根本的是他们基本权利的缺失，而且在巨大的社会不公正背景下形成强烈的阶级意识。社会权利失衡与社会结构定型化必然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且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社会结构失衡与定型化造成机会结构的锁闭，使得除强势垄断集团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层尤其是下层无法向上流动，他们就是再勤劳、再聪明也难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看不到发展的机会和出路在哪。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二代”现象就是这种机会不平等的突出体现： 　　“官二代”——运用权力带来的各种资源如非正式渠道、裙带关系甚至贿赂腐败等，在教育、求职、升迁等方面占尽先机，甚至公务员岗位量身定制，未毕业先定岗，未成年已就业的情况时有所见； 　　“富二代”——由于社会财富可通过不动产等方式进行再分配，加之金融股票市场方面的优势，特别是权钱交易的猖獗和社会关系网的存在，他们在招生、招聘、和各类市场信息获得上也占据相当优势，易于获得有利位置和丰厚收益； 　　“穷二代”——缺少各类资源和关系，在所有竞争、博弈中均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有调查数据显示，来自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在各重点高校中呈明显下降趋势：“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后，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明显下降，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多集中在热门专业，低阶层家庭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数普遍高于优势阶层的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在一些地区，高考中“弃考”现象大量出现。穷二代即使凭自己的勤奋和聪明考上了大学，在就业上也难免遭遇困境，毕业即失业的情况并不鲜见，沦为“啃老族”、“蚁族”甚或“鼠族” 的大有人在。郑辉、李路路关于阶层再生产和代际流动的研究表明：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国的非精英群体的子代很难进入精英群体。中国的阶层流动出现了明显的封闭趋势。工人农民等下层群体的后代进入上层的比例明显低于社会上层家庭出身的孩子。 　　强势垄断集团的“通吃”使得权利关系严重失衡，造成强者和弱者之间完全没有进行利益博弈的可能性；进而向上流动的门槛高到无法逾越，整个社会流动趋于凝固。这必然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日趋尖锐和底层群体的绝望。一声“你们算个屁”、一句“我爸是李刚”将这一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趋势表达得淋漓尽致。 　　社会信任结构崩解，尤其是公信力丧失，是社会结构断裂与失衡的又一突出表现。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信任危机已经是朝野上下有目共睹和共同忧心的现象：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各存戒备，体制内外互不信任，官民之间尤其互不相信。人本是社会性的存在，一个社会中若是基本的信任结构崩塌，人类活动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惊人，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重，身心俱疲。不仅如此，信任结构崩溃还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冲突事件频发。至今仍未平息的浙江乐清钱云会案就是这种公信力丧失的典型例证，即使在官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反复、详细地公开案情材料、调查证据之后，涉事村民和广大网民依然是愤恨难平，悲情滔滔。“任你说破了大天我也不信”是长久以来公权力与公众之间深深的不信任的积累，其原因在于，真相是权力所垄断的、是权力所宣布的，而公众所要求的真相不仅仅指事件发生的真实过程，而且包括事件何以发生的逻辑——其完整背景和前因后果。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公众有逻辑思考、推理判断的能力，他们不能接受如以往恶性事件发生时的掩盖和离奇的解释，不能接受仅就事件表相的“宣布”，不能容忍那么多缺少逻辑关系的“恰恰”。根据常识，有真相才有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有真相才有信任。就真相有不同的判断和观点是正常的，就复杂事件追索真相因而是一个复杂的论争和博弈过程，而真相正是在多种声音中才能呈现。因此公民参与追寻真相的过程就万分重要；而打破权力的真相垄断也十分必要。 　　对于信任危机的存在人们有目共睹，但是关于造成危机的原因和化解危机的机制可能就意见分殊了。一般性地将信任缺失归结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利益分化、人口流动、信息爆炸、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恐怕并不能真正解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特点和内在逻辑。毕竟，任何社会的发展变迁过程也同时是建立和完善规则（制度）的过程，基本的游戏规则如果建立不起来或者只停留于纸面，人们当然不能相互信任，共同的游戏（社会的运行）也当然没法玩下去。 　　社会生态恶化与权力不受制约 　　权利失衡与社会断裂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甚至是文明的沦陷。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恶性事件诸如在不同地方一再出现的黑窑奴工现象、年年上演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多起发生在学校幼儿园的屠童案、充满血与火的暴力拆迁、富士康青年农民工十几起连续跳楼自杀、造假谋利导致食品安全危机的重大案件等等，无不是社会生态恶化的表征。 　　社会生态恶化即孙立平所说的“社会溃败” ，它是指社会系统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如同人体的免疫系统疾病，造成肌体腐败、功能丧失，堪称社会癌症。而社会生态恶化与权力的膨胀和失控是密不可分的。就现实而言，在缺少自主的市场和自主性社会的情境下，权力非但解决不了经济和社会的问题，甚至连它自己的行为也无法控制。而权力一旦失控，即“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时，腐败、作恶和枉法就已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如此上无约束，下无监督，左右无制衡的不可控权力，必将导致权力合法性的丧失，各种潜规则支配着社会的实际运作，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造成严重侵蚀；与此同时，公众的信任感和社会认同也会急剧丧失。权力失控和腐败必然导致现实中巨大的社会不公正，于是整个社会冲突频发，上下交恶，以邻为壑，规则不存，乱相环生。事实已经证明，腐败是失控的权力的必然结果，而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约束，任何反腐败措施都是不可能奏效的。 　　自我谋利而又不受制约的权力会造成丛林社会规则的形成。“黑砖窑”事件就是权力腐败与不作为导致底层生态的丛林化和整个社会生态恶化的典型个案。如果没有基层权力的黑恶化，人性不会变得如此邪恶，人心不会如此麻木，资本的残酷剥夺也不至发挥到如此程度。类似事件昭示出谋利型权力的实作逻辑：有利则争利；无利则放弃（放任），这正是黑窑之恶得以形成的制度条件。它向人们表明，一个丛林社会正在底层形成。这样的底层生态中是丛林规则在起支配作用：弱肉强食，暴力横生；道德沦丧，相互投毒；强者凌虐弱者，弱者欺凌更弱者。制度、文化、人性恶性互动，共同在“黑窑”中沦陷。底层生态的恶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意味着文明的沉沦。我们不知道这种沉沦是何时开始的，一次又一次的人权危机事件，底线一次次被突破，罪恶一次次超乎想象，无法预想下一次将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会有下一次。这种社会生态的恶化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如若整个社会变成一个黑砖窑，没有人可以幸免。 　　整个社会充满暴戾之气也是社会生态恶化的重要表现。我们正身处一个高风险、不安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充满暴戾之气的社会之中。人们不难意识到，在各级政府大力推行“维稳”举措的情况下，社会是不稳定的；在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社会是不够和谐的。种种突发的暴力性事件和一系列充满血腥味道的“社会事实”，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有了疾患而且是致命的。行政与司法腐败，权力不作为或胡作为是引发暴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当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利益分化造成的各种矛盾冲突本属正常现象，人们的种种利益诉求和表达既是争取或保护自身的权益，也同时表现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而面对正当的利益诉求，权力部门和执法部门如若不能合法、正当地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必然造成严重后果。在这一过程中，上述部门的不作为和胡作为都是权力行使的失当。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部门，在遭遇侵害时诉诸暴力。 　　对于弱势者来说，行政与司法失当无异于雪上加霜。进而，以极端的方式应对不公正的待遇和巨大的伤害，有时是弱者仅有的选择。因绝望而诉诸暴力还缘于怨气无处发泄，怒气无从释放。在利益冲突加剧、社会不公明显的情况下采取的高压“维稳”，常常导致愤怒和绝望迅速升级。基层政府经常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来阻止和压制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信访还是报刊，无论是网络还是社会组织，都难以成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有效渠道。实际上，当我们以稳定为由不允许农民工组织起来集体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不允许被拆迁户就拆迁补偿进行讨价还价之时，“维稳”实际上已经变成维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法企业和承包商利益的工具，成为维护开发商掠夺被拆迁户利益的工具。而当“维稳”工作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难免对社会矛盾和社会不稳定局势估计得过于严重，那些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利益冲突、造成一定社会波动、但从长远看能有利于理顺社会中利益关系的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搁置，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因此错失出台时机，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甚至社会对其失去应有的制约。 当整个社会被维成一个高压锅的时候，无处发泄的暴戾之气必然强烈迸发，给整个社会带来伤害。 　　在这样一个病态的社会中，官民双方都难免患有某种病症：一方面是高度紧张、风声鹤唳而又蛮横妄为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是愤怒而绝望的悲情大众；双方都很容易失去理性，诉诸暴力，而自杀、杀人、打、砸、抢、烧等极端方式和突发性群体性事件也就在所难免。 　　化解社会矛盾、消散暴戾之气需要大悲悯和大智慧，而这都离不开正常的社会生活。人毕竟是社会性动物，缺失了正常的社会关系、社会互动和社会规范就难免进入病态。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发生权力的滥用、失控和腐败是不可避免的，而暴力抗争、以暴易暴几乎也是不可避免的。试想一下，如果那些杀孩子泄愤的人有正常的亲情、友情，可以进行表达并得到相应的社会支持，会形成那么极端的反社会人格吗？会以极度扭曲、黑暗的心理去实施疯狂、血腥的暴力吗？如果那些跳楼的富士康的员工有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对未来有所期待，会选择轻易地放弃最宝贵的生命吗？化解社会暴戾之气必须使权力得到控制，而约束权力，驾驭资本，唯有靠社会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已经浮出水面，比如贫富差距扩大、官民关系紧张、劳资纠纷增多等等。归根到底，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失衡，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之恶”和“资本之恶”。更危险的是，“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的效果已经叠加在一起，正如有学者将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称为“权力市场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权力和资本结合而形成垄断性的特殊利益集团，垄断稀缺资源、攫取超额利润，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社会的羸弱和缺失会导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突出乃至激化，资本和权力如果不能置于社会的监控之下，就会成为一种失控甚至作恶的力量。就此而言，社会建设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走出困境唯有靠社会建设 　　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和社会生态恶化的严重态势，会有各种治理方略出台，但是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治世药方，常常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无异于画饼充饥甚至饮鸩止渴。中国社会的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是社会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它造成特殊利益集团畸形发育，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得以形成。在此情况下，唯社会建设是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保证，重建社会或许是我们走出这个困境的唯一道路。 　　从理论上说，一个正常、健全的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社会三种力量鼎足而立、相互制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会发生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很弱的情况下，则会导致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不难看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即是权力与市场紧密结合，挤压和占领社会空间，使得“社会”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本应具有的最重要的内涵无从形成。如此情境下，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正是治理社会生态恶化的根本方向。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社会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如同国家和市场一样，有着实质的含义和内容。对于社会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角度：一是作为领域的社会，即社会是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存在的一个领域。把社会领域内的事办好，如大力发展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改善社会管理和加强社会保障等社会制度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二是作为主体的社会，即我们所理解社会必须将其放在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之中，社会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又与前两者紧密相关的一个制度空间和行动领域；我们所强调社会建设的含义重在建设和维护社会的主体性，即培育一个独立、自主、自治、自律的主体性社会。就此而言，相对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和相对于市场的“能动社会”构成了社会的两个基本面向。 　　“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面临对社会的双重呼唤，即我们既需要制约权力的“公民社会”，也需要驾驭资本的“能动社会”。公民社会以民主为第一要义，有助于避免葛兰西意义上国家吞没社会的“政治专制主义” ；能动社会以民生为第一要义，有助于避免波兰尼意义上市场吞没社会的“市场专制主义” 。当前的社会建设，因此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用力，即建立有效的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机制、以调整劳资关系为突破口的“能动社会”建设和建立公民参与机制、以调整 “官民关系”为突破口的“公民社会”建设。 　　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竟然面对一个巨大的悖论：社会并不是一种实体性存在，社会主义无社会！ 现实当中虚拟的网络社区有时尚不能合法存在与正常运行；公共领域和公民行动尚无合法性空间；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亦面临种种困境。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是实体，是主体性存在，否则就是不存在。 　　谁来建设社会？涉及到社会建设的主体和动力问题。权力主导的社会建设将导致重建总体性权力。如此的建设社会，结果只能是以建设社会为名，行建设权力之实，其结果是压制社会和进一步强化权力，根本无助于社会主体性的培育和发展，无助于社会的形成，与社会建设的真正目标背道而驰。社会建设就其根本而言，应该是一个“自组织”而非“被组织”的过程。 　　重建社会要靠公民的参与和行动，也就是说，建设社会的主要力量是懂法律、有理性、明白自己的权利、义务且能够合法合理地保护自己权利的有组织的公民。组织起来的公民通过行动才有可能摆脱“被”的命运；社会是在实践公民社会理念的行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社会建设要着眼于三个基本点：社会结构是社会主体性的基础，社会组织是社会主体性的载体，而社会制度则是社会主体性的保证。如前所述，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是建设对应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和对应于市场的能动社会。而建设的当务之急是锻造公民、培育或生产自组织的社会、争取信息透明和民意表达的渠道，使社会成为实在，形成市场-国家-社会之间能够相互制衡的结构。社会组织、公民运动、信息沟通和公共性的形成，这一切都有赖于公民、公民权、公民意识的生产。构建社会须从培养公民开始，需要制度、文化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互构。具体而言：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