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05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4 10:51:09 京渝蓉三地学者：说不尽的“重庆模式” 标签： 重庆模式 ● 崔之元 （ 进入专栏 ） 等 2011年6月12号，在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会议室，来自北京、重庆与成都的学者，以“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进行了坦诚的交流。 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有：崔之元（清华大学）、苏伟（重庆市委党校）、赵磊（西南财经大学）、王贵明（西南政法大学）、邓斌（西南政法大学）、崔平（西南政法大学）、何跃（重庆大学）、吴怀连（重咨集团）、辛华（江津区委宣传部）、余显礼（第三军医大学）、郭春甫（西南政法大学）、黄斌（重庆大学）、刘荣军（西南大学）、胡刘（西南大学）、陈剑（重庆市委党校）、陈钢（重庆师范大学）、祝玉峰（重庆师范大学）、欧阳周财（中钢集团）、肖军（第三军医大学）、王力钢（第三军医大学）、彭健（重庆渝北党校）、曾凡跃（西南政法大学）、钟枢（西南政法大学）、文学平（西南政法大学）、宋玉波（西南政法大学）、靳松（西南政法大学）。 参加会议的还有：西南财经大学博士李节、黄莉伟、易淼、肖斌等，以及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李涛、吴臻、林地明、杨艳、李依霖、庄丽、陈曙光、石儒标、胡东梅、高培茂、范能能、庞婧等。会议由王贵明教授主持。 ● 王贵明： 首先，我们请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邓斌教授致辞。 ● 邓 斌： 首先，我向各位专家表示欢迎，欢迎你们来西政渝北校区进行交流探讨。我们是一所政法大学，虽然看到“政法”我们会想到法律，但是“法”之前还有政治。这涉及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比如李庄案之后，我们就要求学生“又红又专”，也就是业务上要拿得准，政治上要靠得住。所以，政治方面的培养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相关任务落在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学院。目前我们这个学院有四个学科，有十个二级学科点。 其次，我想再次做个邀请，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今后怎么走，很多地方都做出了探索。重庆模式在大力地推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一个论坛，叫“中国社会主义与重庆经验”的研讨会，由我们学校和市委党校共同主办。这个活动初步定在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这个事情不仅仅是两个学校的事情，也不仅仅是重庆的事。所以我们发出邀请，希望在座的学者们，帮我们做好这次活动的宣传，能够把相关的学术界的朋友邀请过来。再次感谢大家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现在我们把时间留给在座的学者们。 ● 王贵明： 下面，我们请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崔平教授致辞。 ● 崔 平： 首先，我代表我们学院马克思主义学科对到会的各位专家和同学们表示热烈欢迎。近年来，我们重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实践活动，取得了举国瞩目的成绩，引起了全国各个省市的关注，以及中央重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今天召开了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重庆经验”的研讨会。在我心中，这次研讨会的意义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反思、总结、宣传。反思我们重庆的实践活动，总结重庆的实践经验，宣传我们的重庆模式。 我认为，实践应该是火红色的，我们的反思应该是海蓝色的。一个代表火热，一个代表冷静。只有火热的实践和冷静的理论思考相结合，才能保证我们的重庆模式有好的发展势头。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马克思主义学科积极支持和参与这次活动。最近我家的一盆栀子花盛开了，沁人心脾，我也祝愿这次会议能够圆满成功，像这盆栀子花一样，飘香重庆远播海内！ ● 王贵明： 苏伟教授是研究重庆模式的专家，下面我们请重庆市委党校苏伟教授发言。 ● 苏 伟： 我抛砖引玉，谈谈重庆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大家知道，明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提出来的第30年，而且正好是十八大。中国的这个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它的具体落实，的确成效非常大，但是问题也真的不少。而最近成为热点，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华盛顿共识破了产。最近西方提出了一个“后华盛顿共识”，企图扭转败局。那么，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又成为了热词。 前段时间清华大学100年校庆，第一个活动是胡锦涛来视察，第二个重要活动是举办了一个“百年清华暨中国模式”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一个清华的博士向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问了一个问题：“清华大学出了九个政治局常委，你能用政治学来解释一下吗？有没有什么‘基因’之类的？”的确，清华大学的政治敏感性比较高。那么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北京共识”最早是雷默提出，他是崔之元的师弟，但他还没有脱离“华盛顿共识”的西方思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考虑中国改革30年以后，理论应该如何完善和推进。 从理论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十七大有一个框框，但是这个体系本身就不是完善的，因为它的“邓论、三论和科论”，还在相互整合。但是科论它自身还没有整合完备，有人整理出了七八条。但是这七八条怎么样用科学发展观统一起来？这个工作还没有做完。狭义的科学发展观是四大要素、四大原则，而广义的科学发展观是七八条战略思想。十八大会形成一个完备的科学发展观，这个科学发展观还要和邓论、三论再次进行综合，形成一个阶段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两大体系。 这从思想体系来讲，它们是两个不同的体系，这是成立的。但是这就引起强烈的反应，比如在邮电大学召开的历史唯物主义年会，我没有参加，前两届就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的声讨。今年我听说还是这个情形。我觉得这个问题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称谓上，如果我们将这个体系就以邓、江、胡来命名，那么这个争议就没有了。这是个名称的问题，所以哲学上的“名实”问题，是可以发挥一下的。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理论总要对实践进行指导，在十八大时，理论会有一个发展。 其实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各地方都在纷纷探讨，改革30年以后，都有新招，比如广东及广东模式。汪洋去了广东以后，推进产业升级，向后工业化迈进，他在广东率先对地厅级搞党内民主。我们重庆也在改革我们的考核体系，可能是受到了广东的影响。这两项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很大一步，尤其是重庆的改革。我请大家关注一下，重庆这次考核政绩打分，官员之间其实都差不多，而关键的是随机抽老百姓来进行评价，就是问老百姓对官员的看法，这个实际上占的权重是非常大的。这次就搞了六个先进区县。 中国的民主道路怎么走呢？上个月我到中山大学，它的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请了港澳台等一些专家。其中台湾来了个专家，是“总统府”“顾问”，他就大力批判选举民主，我感到比较吃惊。他的观点认为，选举民主不适合中华民族，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后来我在想，除了选举民主，我们怎么来表达民意呢？民主不在于选举还是其他的形式，而在于执政党是不是有民意基础。也就是党民能否达到一致，而这种一致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感觉重庆的这种形式是新型民主的萌芽。如果广东进入了后工业化，而它的这种民主形式似乎更为先进。所以中山大学的肖斌发了一篇文章，他认为重庆模式的近期效应要比广东模式要强，但远期效应要弱。他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重庆模式依靠的是强政府，而广东主要是靠市场经济推动。他这样的观点好像是认为强政府推动后面一定是个弱市场，而重庆的特点恰恰是一个“双强”甚至是一个“三强”，一个强政府和一个强市场是同时存在的。 另一个观点就是萧功秦的，他主张公民社会，他认为中国是强政府弱社会，所以他对重庆模式有疑虑。我也和他探讨过，我说为什么一定是弱政府才会有公民社会呢？其实，重庆好像在做的是，强政府、强市场和强社会，强政府和强市场就可以表现在重庆的七大要素市场建设上。还有金融方面，以前我们认为金融中心在成都，那重庆是否也能弄一个呢？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说重庆市强政府弱市场是肯定站不住脚的。还有，我们说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是矛盾的，而重庆在做的，是创造一种双进。这个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个特征呢？当然，其他地区如天津也是做得很好的，比如滨海新区短短几年，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浦东！它可能也有自己的模式。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各地区可能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百花齐放，它们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起到影响。 重庆提出了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路子，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一个是民生导向是什么意思？我记得薄熙来提出一个观点：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与此对应，他公开批评了“不择手段去发展”。如果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生产，是决不允许假冒伪造，以及这么严重的经济秩序混乱。这种经济秩序混乱的治理，我们谈了很多年，其实，这不是什么市场监管不严，或者什么伦理道德水平不高，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问题。有人说，这种秩序混乱，发达国家都有，台湾也在闹塑化剂。那言下之意就是推断出，中国也是一样的，要经过这个阶段，后来就会自然而然消失了。现在看来，重庆的认识是超越了这种认识的，提出了要从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上来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想起了现在重庆正在像打黑一样在打击那些“流氓经济”。 所以，不问姓资姓社，那么什么食品安全以及其他问题，所作出的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毛主席的文稿是原汁原味的，它上面有这样的意思表达，就是中国走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但会让老百姓受到更多的苦，道路更曲折。看当前，也是一样，你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可以发展，而社会却要遭受一些苦难。就像马克思说的，喝的是美酒，却不人道，因为酒杯是人的头盖骨做的。 再一个问题是“民生动力论”，这也是重庆模式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而它怎么和社会矛盾是动力，改革开放是动力等等联系起来，我看薄熙来有一些论证，他是从投资、出口和消费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来分析的。其意思就是消费这匹马不够大，所以要做大。当然，在这里可以请教赵磊教授，我也看了一点相关的书，其中有一个观点，说投资、出口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中国人开的天大玩笑。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把全球看成一个经济体，就没有进出口，那又怎么拉动呢？ 我觉得拉动经济的应该是科技进步等等，好像投资、出口和消费是不是GDP形成以后装的三口箱子？我觉得按马克思的理解，生产力主体是人，人有两重属性，一重是生产者，改革解放了生产者，这是动力。但是人民群众又是消费者，而我们的消费又被我们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分配关系消费关系所束缚了。那么，重庆模式是不是对这种束缚的解放呢，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么民生动力论和改革动力论似乎能到达一致，而且会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还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放作为生产者的人；第二阶段是解放作为消费者的人。这一解放对人民群众的意义可能更大。 最后一点，是缩小三大差别创造历史的观点。这好像是和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形成了一个上限和下限。邓小平讲过，不争论，先发展再说。所以污染一点环境，浪费一点资源都是硬道理，因为那时候是为了脱贫啊。而三个代表，第一个代表就是说，不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不是硬道理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后来，比如先进生产力在沿海，在城市，那么区域间的矛盾会引起社会不稳定。所以，就有了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区域。但是，它还是讲的发展。发展为了什么呢？发展以后的阶段是什么阶段？我觉得，重庆正在进行着这个阶段。但重庆是毕其功于一役，把发展阶段和发展以后的阶段合在一起，在发展的同时缩小差异。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 王贵明： 下面，我们请西南财经大学赵磊教授发言。 ● 赵 磊： 感谢重庆的东道主给我这个发言机会。关于重庆模式，我们成都的学者先后座谈了三次。我简要地介绍一下座谈的背景：第一次座谈，出于对“定性”的关注，我提出了“重庆模式还能走多远”的命题，大家讨论了重庆模式发展的几种可能。第二次座谈，从“基础”、“性质”和“灵魂”三个角度，我提出了“不要低估重庆模式”这个命题，力求更准确地把握重庆模式。第三次座谈，围绕“民生”问题，我们讨论了重庆模式的“当务之急”，希望从建设性的层面来给力重庆模式。 如果说，前两次讨论都集中在重庆模式如何“定性”这样的理论问题上，那么，第三次讨论就开始关注重庆模式的实践问题了。 讨论主题的变化过程，从最初的“走多远”，到“不可低估”，再到关注现实层面的“当务之急”，有人认为我们对重庆模式的认识，越来越现象，越来越感性。其实，我们的这几次讨论，并不是一个“越来越现象”、“越来越感性”的过程，相反，是一个“越来越本质”，“越来越理性”的过程。正是居于理性的思考，最近我们又发起了一个倡议：向重庆模式学习！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重庆模式与特色理论”，围绕这个主题，我谈一下“力挺重庆模式的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重庆模式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理，当然要在实践中去检验。但是，实践已经证明，而且还会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是科学的，是必须坚持的。这个立场，不是少数精英的立场，而是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立场；这个方法，不是历史唯心主义，而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基本逻辑的历史唯物主义。 遗憾的是，今天有些人的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发展为名，行阉割之实，抛弃之实。我不知道各位教授在公开场合，能不能理直气壮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坦率地说，我在公开场合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的时候，阻力很大，压力很大！所以，如何“坚持与捍卫”，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重庆模式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人们的看法可能有分歧，我不打算在这里过多讨论。我只说一点：“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红色卫视”等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的体现。 左和右都有人质疑重庆模式的做法，我倒要问一下：放任贪官污吏作威作福，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为“天上人间”保驾护航，鼓吹“精英至上”的“民主”，倡导“笑贫不笑娼”的价值观，寡廉鲜耻地嘲笑劳动，肆无忌惮地讴歌无耻——这些货色坚持和捍卫的，又是哪家的立场和方法呢？ 在这物欲横流的喧嚣世界，薄熙来书记说，要理直气壮地讲“为人民服务”，理直气壮地“唱红打黑”；刚才听苏伟教授介绍，薄熙来还说“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这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又是什么呢？ 最近，薄书记在与重庆区县党政负责人座谈时，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他说：干部的考核、选拔机制，“今后还要进一步充实、完善考核指标，将理想信念、社会正气等也纳入考核范围，不能只看GDP。” 把“理想信念、社会正气等也纳入考核范围”，我估计有人一定会跳将出来，说“虚得很”、“假得很”。在他们看来，只有金银别墅，香车美女才“实得很”、“真的很”。可是我说，把理想信念和社会正气纳入考核范围，不仅“好得很”，而且抓到了要害！ 现在学术界也在热中于讨论怎样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什么“可持续力指标”、“生态环境指标”、“就业指标”、“收入分配指标”、“社会稳定指标”、“通胀指标”等等，还有权重计算，量化分析，其实，很多就是在做数字游戏，在扯淡。虽然这些指标也强调不要只看“鸡的屁”，但就是抓不到点子上，就是不能落实。为什么呢？ 别看这些考核指标有华丽的“学术”包装，可是，与“理想信念和社会正气”相比，境界差别高下立见！如果没有“理想信念和社会正气”的指标，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视野，你的那些考核指标再“科学”，最终也落不到实处，只能是做秀。 对于共产党的干部来说，“理想信念和社会正气”之所以是“必须的”，就在于它关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用薄熙来的话说，“直接影响到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是否真正认同，也直接关乎各级党组织在中国大地上能否站稳脚跟。” 所以，薄熙来要反复强调理想信念，他说：“现在我们那么多党员干部，到底都在想什么，信仰什么？我们的下一代将要追求什么？值得高度重视。” 第二个理由，重庆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 从毛泽东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会有分歧；说特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间有分歧，不过官方定了性。那么，重庆模式姓不姓“马”呢？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实践正在检验。 重庆模式是“经验”，还是“现象”，有没有资格称“模式”？有争议。但不论怎么定义它，我认为，重庆模式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努力和探索。何以见得？ 我们都说，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主流给出的证明是：否则，我们怎么能大胆解放思想，怎么会有改革开放呢？“不要教条化”成了“中国化”的基本标准，很好！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这个逻辑，也必然包含着“不要把特色理论教条化”的命题。也就是说，特色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此不需要发展了。不论是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不都是对特色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吗？ 不论道路有多么曲折，历史总是要螺旋式上升发展的。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辨证过程：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结果，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不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结果，产生了特色理论；不把特色理论教条化的结果，产生了重庆模式。如果说，特色理论是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么，重庆模式为什么就不是20世纪初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 第三个理由，重庆模式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进军号角。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这种发展是通过一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的。所以毛泽东说：“世界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重任和希望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从娃娃抓起”。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教育，非常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青年人当中去。 有人质疑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左”的产物，是“空洞”的说教，对青年人没有吸引力。现在还搞那套宣传教育，不合时宜。这种质疑好象很“务实”，其实要么糊涂，要么别有用心。质疑者若是老师，是“误人子弟”；若是中共党员，是自废武功。 过去的思想教育确实存在简单化和教条化的问题，但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对青年人没有吸引力，而是在于：（1）我们究竟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客观把握现实的发展和变化的？（2）那些指责马克思主义是“说教”的人，用心究竟何在？答案不言自明。 不要轻视宣传舆论的作用，潜移默化、点滴渗透的“涓滴效应”，就来自于日常的“说教”。重庆模式正在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是多么的重要，用薄熙来的话说：“我们党成立之初，没有任何资本，更没钱‘发奖金’，但有先进的思想，就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唱红”正在中国大地响起，正气正在上升，这难道不是“说教”的结果吗？有人讥讽这是搞“形式”，“走过场”。我说，可别小看了“形式”和“过场”，法学界的精英——比如那个贺卫方不是嚷嚷着要“程序正义”吗？这种嚷嚷还被赋予了一个很学术，也很恰当的名称：“法律形式主义”。这些人如此看重“形式”和“过场”，说明什么呢？ 同样的道理，如果连“形式”和“过场”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者都噤若寒蝉，那还侈谈什么“实质上”、“内容上”的理想信念呢？当然，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吸引和凝聚更多的年轻人，在形式和内容上，重庆模式都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 王贵明： 赵磊教授的发言很精彩。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都是搞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教学中，真的，大家现在都感到很艰难。我们有一门课叫《毛泽东思想与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门课目前是最难讲的，而对于这些专业课老师也是最麻烦的。原因很多，其中很可能是与我们社会目前的偏好有关。这个课的课时多，但效果不好。所以，赵教授的发言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现在，像赵教授这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少了。 下面，我们请重庆大学行政与贸易学院副院长何跃教授发言。 ● 何 跃： 这次来参加这个会议，我有几个背景：第一，黄奇帆市长是我们学院的客座教授，他在和我们交流时，希望我们能够为重庆的一些创新活动作出贡献；第二，四月份我在美国参加了一个会议，见到了国内外很多知名学者，在会议上我很感慨的一件事是，因为我是会上唯一的重庆人，所以每个参会者见到我后，都会问，重庆到底发生了什么？特别对重庆红色卫视以及唱红歌，都是一片质疑之声。这件事促使我对重庆的变化作出一些思考。第三个背景，是我最近在申报一个课题，叫“重庆模式——自组织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我是希望通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新理论，来解释社会现实中新形势。所以，我尝试用自组织的经济社会发展观来评价重庆模式。 我们梳理了这样几个模式：第一，英美模式，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依托，强调企业自主经营，推崇利润至上的目标。这个模式最大优点是发挥了市场经济的固有优势，调动了积极性。第二，莱茵模式，也就是欧洲大陆模式。它是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根据形势的变化对经济进行不断地调整，经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个模式一方面推崇私有经济，调动了经济积极性；另一方面用高税收和高福利来调整因为市场竞争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我个人觉得，这个模式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第三，东亚模式，它创造经济优先原则，实施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实行国家管理和干预，高投资的增长刺激等等。第四，拉美模式，它曾经与“华盛顿共识”有紧密联系，不过现在也有国家主义的形成。中国改革开发30年，也形成了一些模式，比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广东模式等。 从国家的层面看，国家给予了重庆一些重要的支持，比如“314指示”、09年的国务院3号文件等。重庆也作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措施，比如08年的“五个重庆”的提出，“三进三同”、“大下访”等等。我对重庆模式的看法有这样两点：第一，经济发展是一个典型的自组织过程，所以，重庆模式要以自身为主，从本地的实际出发。比如唱红歌，别人觉得左，于是我跟他讲，这个是符合重庆实际的，因为重庆有唱红歌的传统。重庆大学的“红五月”活动，是举行了很多年的。而且，人民自身的创造活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组织过程的根本动力。所以，有效地保证人民自身的创造活动，对经济社会自身发展有重要意义。此外，满足人们群众的正当需求，是自组织发展的根本目的。第二，经济社会的民生导向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组织导向。所以，重庆的自组织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政策，都是以民生为导向的。第三，重庆模式，就是自组织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体现。 ● 王贵明： 下面，我们请重庆咨询集团吴怀连副总裁发言。 ● 吴怀连： 我受前面几位教授精彩发言的启发，在这里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其实，就像何院长说的，全世界这么多模式，那么重庆弄个模式有何不可呢？我想说，随着研究的深入，重庆模式或者重庆经验一定会给其他与重庆相类似的地区以启示和借鉴。由于时间关系，我具体想谈一谈国企的问题。 重庆经济中，国企占有怎样的位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位置？在重庆，自从薄书记和黄市长主政以后，重庆的国企有了快速发展，引起的理论界的讨论，比如“国进民退”等。经济学界总希望国退民进，觉得国企进了，市场经济就搞不成了，说“这不是倒退吗”？我说几个观点： 第一，重庆的国企发展，不是政府有意为之，是被动的，就是没办法，只有搞国有企业。民营经济不愿干的，国企担当了任务，比如路桥、烂尾楼的运作等，国企只有硬着头皮做。 第二，我们的国有经济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是又好又不好。好是在于修了几十座大桥，几千公里路，高速公路就有　两千公里　了，马上还要修一千多公里。不好的地方在于，负债累累，平均负债达到60%。包袱有点重。不过现实是，很多事情国企不得不干。所以国资委讲，我们现在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一个互补经济。重庆国有经济的奥秘在于，我们在很早的时期，就将国有土地储备了不少。多少呢？数据可能不准确，大概有50多万亩。那么按照现在土地的升值，就有一个盈利空间。 国有企业之所以能高速发展，之所以能开展民生工程，都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在其他地方，这部分土地的升值，基本是让民营企业获取了。这样，重庆方面能够让重庆的国企在一些民生建设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国企肯定存在有问题，不过相较它的作用，问题只是很小部分。我认为，随着以后的发展，比如上市、重组，这些问题都会在以后自然得到解决。 我有一本书准备出版，其中对国企提到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大主体是长期共存的，而我觉得以后在重庆，国有经济的比重会将会上升。另外，我认为会出现新国有经济主导的市场。这个概念不一定正确，但这是我的体会。新国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在市场经济中生存的国有经济。国有经济非常重要，因为它正在经济的关键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谢谢大家！ ● 王贵明： 下面，我们请重庆江津区委宣传部辛华部长发言。 ● 辛 华： 今天的座谈会我感受到的，是重庆经验的生动体现。我下车就有同学来领我，我感到非常的亲切。来到会场后，感觉氛围也很好，身边的老师很热情，还听到了高水平的讲解。我个人读了苏教授的书，也看了他在电视上的一些讲解，他的很多观点我感同身受，体现了一种重庆的“精气神”。重庆的文化充满了生机也很有活力，这是我从基层来的一个真实感受。这种“精气神”，我走进会场都感觉到有强烈的气场，我们生活在其中，说大一点，就是我们的文化氛围。重庆市委搞了一届专题会专门讲“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在全国其他各地是很少见的。 我来自有3200平方公里和150万人口的江津。这样一个地方，她的气场，“精气神”，是怎样的表现呢？我们上班实行的是“5+1”，一般是星期六都投进去了，白天工作时间远远超过8个小时。在“精气神”起来之后，我们的目标是三大战略：加快推进区域性中心大城市建设、千亿工业强区、城乡统筹发展。作为千亿工业强区，明年就能达到重庆刚直辖的时候的工业产值，预计在2015年时能达到1500-2000亿。要实现这种目标，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是少不了的，老百姓也蜂拥而动。 我多次参加薄书记讲话的会议。说实话，我们基层干部很有感慨：一个六十多岁的领导，在省区的领导中很少有像薄书记这样一天十几个小时亲自指导“唱读讲传”，连我们卫视的一些栏目，薄书记也是要亲自修改的。所以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书记在上面有这么强的“精气神”，下面真的不敢怠慢。 我是从上面下去的，这两年搞重庆文化的发展是把很多年欠的帐给补回来了，一年干的活远远超过前面很多年的。拿江津来讲，我个人觉得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原来提到江津，大家都觉得远，不愿去。现在到江津一个小时，有三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有一些红色资源。根据我们的资源，提出了五大城市名片：楹联文化、滨江文化、古镇文化、名人文化、爱情文化。 前段时间参加重庆研讨会的一个《经济时报》的老总来看陈独秀的故居，之后有些感慨，作了一首小诗赞陈独秀江津旧居。这其实是外界人对重庆文化发展、重庆经验和模式的感受。现在的重庆充满了生机活力，我感觉到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光明。贵州有一个同志到江津来参加我们中学的“唱读讲传”，他说：你们重庆搞得起来吗？我就跟他说：“唱读讲传”这些活动很符合我们群众的需要。你看这些学生，他们爱唱爱跳，就是符合他们的特点。这位同志参加了我们江津中学七千人由学生自编自演的唱红活动。 我们主城区的老师曾经来江津看，说主城区某些学校搞活动有时候是“搞怪”的娱乐节目，要靠怎么把大家逗笑来取胜。比较一下，我们江津的学生确实充满了“精气神”，效果还不错。那个贵州来的同志还是很感慨，说确实搞得还可以，把这些学生动起来还真的有效。从基层来看，我的个人体会是，“精气神”发展起来对经济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 ● 王贵明： 崔之元教授的发言，是这次讨论会的重量级。下面请崔教授发言。 ● 崔之元： 很高兴上午有机会来跟大家学习。我是在清华大学教书，但是去年五月份开始到我们重庆国资委挂职锻炼，所以来了重庆已经一年多了。虽然一直对重庆比较关心，但是和在重庆工作生活这么多年的在座各位相比，我不敢谈什么经验，我觉得有种班门弄斧的感觉。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我觉得自己对很多问题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来之前苏老师让我报个题目，我就报了个最近写的关于李庄案撤诉的文章，这个争议比较大。特别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贺卫方教授是有很多批评的。另外中国法学界著名的学者，比如说两任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陈光中，都是李庄顾问团的成员。顺便说一句，李庄昨天已经出狱回到北京家中了。 前一段时间我也初步的把重庆经验概括成四个方面，但是对最近李庄案的思考，使我给它加上了第五个方面，是关于法律和政治的关系的。我先简单说一下我个人对重庆经验四个方面的理解，然后重点谈一下如何从学术上分析李庄案撤诉。 刚才在那边我听吴总讲到的关于“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并进”，既不是“国退民进”也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民共进”。我觉得有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是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去年出版了“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他说：“西部大开发中，国家陆续出台了一批推动国内外社会资金流向西部的政策，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最具含金量。政策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而当时全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33%。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个15%的税策，就我的初步了解，在重庆是执行的最彻底和最广泛的。 举个例子，重庆乡村基快餐连锁公司，于北京时间　2010年9月28日晚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快餐连锁企业，也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重庆企业。乡村基的成功固然主要来自李红女士的经营方略，但是，乡村基得以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也是它成功的因素之一。初看起来，乡村基似乎不在“国家鼓励类产业”目录中，但“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却使乡村基得以享受15%税收优惠政策。该通知中的关键段落是：“促进市级重点工业企业的发展。凡经重庆市人民政府确认的重点内外资工业企业，除国家限制或禁止的投资项目外，从2003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上述政策执行中，对不能明确界定为鼓励类的产业，内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经委审核确定、外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外经贸委审核确定为鼓励类产业的，也可按上述规定执行”。 可见，重庆的确是“用好用足”了中央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以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投资。最近，重庆市又请示国务院并获批把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延长到2020年。 重庆市政府之所以有底气，敢于坚持用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和重庆国有资产的大幅增值有关的：国有资产发挥了“第三财政”的作用，“八大投”等国有企业直接从事修建大学城、大剧院等原属“第一财政”的工作。这恰恰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不谋而和。他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对税收、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关于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 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很像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贡献。“自由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它不是依赖高税率来再分配，而是依赖“低税率”和“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 重庆经验我理解的第二个方面是，在土地制度上通过土地储备制度和地票交易，实现了孙中山先生一直提倡的“涨价归公”。今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同时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重庆人纪念孙中山，最容易想到他首次提出三峡工程的宏伟设想，从而使重庆有了直辖市的机缘。但可能不少人已经遗忘，孙中山曾计划以重庆而非广州为革命根据地。这就必须谈到孙中山极为倚重的重庆人—曾任四川省长和广东省长并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起草人的杨沧白。 在重庆旅游名胜“洪崖洞”10楼的茶馆，前可远眺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交汇的壮丽景色，向后转身则可径直走到以杨沧白命名的沧白路。杨沧白（1881-1942）是重庆辛亥革命的领袖，而四川在全国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清廷命端方率湖北陆军入川查办保路运动，造成武昌防务的薄弱，才使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首义成功。　10月13日　，端方率军抵达重庆，使重庆主城的起义计划未能实施，但杨沧白发动了主城附近长寿、南川的起义。杨沧白的学生郭沫若后来称他为“四川革命党人的元祖”。　 辛亥革命后政局纷乱，袁世凯复辟，孙中山为保卫共和，于1917年在广州召开国民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但他认为，以重庆为中心，联合云南与贵州，是比广州更有利的反击北洋军阀的革命根据地。在1920年杨沧白任四川省长期间，孙中山决定将国会迁往重庆。该年9月16日，非常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及议员70余人抵达重庆。但因四川军阀刘湘占领合川，直逼重庆，非常国会不得不于　10月14日　离开重庆。 杨沧白任四川省长时，曾邀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蒋介石为警务处长，两人都已赴任上路，但因另一四川军阀熊克武的反对，两人都只好半路折回。廖仲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是美国土地改革理论家和实践家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一书最早的中译者。而孙中山多次坦言，他的民生主义中的“涨价归公”思想，直接来源于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理论。孙中山对土地“涨价归公”思想的最生动论述如下： “兄弟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 在孙中山看来，土地价值上升，是社会集聚效应（特别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果，因此应返还社会，实现地租社会化。而有了地租社会化，“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税”，这就是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思想。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总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优城市规模”一文中证明了“亨利·乔治定理”： “在一个简单的立体经济中，如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纯地区性公共物品，并且人口规模是最优的，那么总地租等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出”，“因为对地租征收一个充公性质的税收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纯公共物品融资所必需的单一税”。　 用通俗的话讲，“亨利·乔治定理”就是说，如果土地涨价归公，“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税”。这对效率和公平都是有利的。当然，斯蒂格利茨证明“亨利·乔治定理”是有条件的，如“人口规模最优”，中国现实中的城市都不满足。但该定理启发我们看到中国目前“土地财政”的两重性。目前社会舆论对“土地财政”的诟病，多源于对“高土地出让金—高地价—高房价”机制的批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不应忘记，正是由于“土地财政”占到了全国各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企业和个人的税负才没有进一步加大。因此，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土地财政”的两重性，既防止高地价导致高房价，又防止正常的土地涨价归公收益流失。而重庆这方面做得较好。2003年2月，重庆在土地储备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地产集团”，由市政府注资，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储备供应机制。 黄奇帆市长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有这个拍、挂、招的权力不等于你拥有土地的权利，土地可能是区县下边的街道、社区，也可能是居民在使用。如果有开发商想圈这块地，他可能现在只开发200亩，但是可能拍卖购买了2000亩10年以后才会开发的地，土地就被开发商储备了。如果一个城市，除已建成的用地之外，待建设的用地如果三分之二都到了开发商手里，政府手中就只有很少的土地，然后每年拿出一些土地来拍卖，就被开发商抬得很高的价格。一个城市如果土地价格一高，那么整个房价都会高起来…我们把三年、五年、十年可能要使用的地，从规划、管理上，由市级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把它给储备了。如果政府手中有比较多的土地资源，如果房屋价格卖得很高，就再多供几块地，实际上就把价格给控制下来了。重庆政府在过去5年，始终抱有一个宗旨，就是商品房拍卖的地价，绝不超过当时这块地周围楼面地价的三分之一。所以重庆政府拍地，没有起把房价往前推的这种作用”。但是，正常的“涨价归公”意义上的“土地财政”重庆也做到了：2002年，黄奇帆发现相同等级地价（征地动迁费，七通一平费和政府出让金），重庆只有成都的50%，就决定每平方米基准地价比成都多10元，因为山城重庆的七通一平费应高于平原成都，当年就将重庆土地财政收益从2001年前的2亿上升到10亿元。 除了“涨价归公”，第二点是土地交易所，重庆是全国唯一拥有地票交易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地票交易的本质是土地发展权的市场。新的物权法规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也是一种物权，但是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土地发展权这一概念。地票隐含了承认土地发展权，土地发展权是独立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要改变土地的用途性质就是使用了土地发展权。在全世界城市规划趋势来说，土地所有者不见得有土地发展权，比如说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就是规定修建房屋的高度。 我们在征地当中抱怨对农民的补偿太低了，我个人也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低的本质是什么？我不太赞成媒体流行的观点，只要征地就是剥削农民。比如，征地10块，经过土地交易之后卖了100块，就认为90块都是剥削农民来的。因为，土地增值确实经过七通一平。但是我觉得农民补偿确实低了点是因为，现在给农民补偿的基础是还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三十年所得收入。这无视了农民的一部分土地发展权，农民不见得一辈子都从事农业，比如说，他也可以集中农业生产或者开个小旅馆什么的，也可以把发展的权利卖给商人等。地票隐含的承认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并对其补偿，我觉得这是重庆敢于进行大规模户籍改革的基础和制度保证。 重庆第三方面经验是，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和沿海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内陆开放高地模式不同，重庆并不是沿海的两头在外模式。因为，简单加工的两头在外模式对我们扩大内需并不利，但如果一头在外，我们拥有生产基地对整个经济的带动就要大得多。黄市长正在美国和拉丁美洲等一些国家宣传和推广重庆的云端计划，就是要把重庆打造成全国的云计算结算中心，其最大的特色是离岸云计算中心，有13条海底光缆直通重庆。各国大公司需要结算的可以直接离岸在重庆结算。比如说，中经数据中心已经正式在两江新区中心选定了厂房。 第四方面的经验，我概括为通过“三进三同”重建党群关系。最近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时的“学弟”雷默来重庆。他现在是基辛格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帮助已经88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经营业务。但他在中国更为人知的原因，是他发明了“北京共识”一词。他认为“北京共识”是和“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发展模式，有三个构成要素是“改革创新”，“注重公平”和“非对称国防战略”。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是美国唯一获得转播权的NBC电视台的解说兼评论员。 在重庆见到雷默格外亲切。因为芝加哥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的桥头堡作用，美国媒体常把重庆比喻为“长江上游的芝加哥”。芝加哥市市长刚刚来访重庆。位于重庆解放碑的农畜产品交易所的生猪远期交易和芝加哥的活牛期货交易，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个牲畜活体远期市场。在重庆的短短一天半中，雷默拜访了有关市领导和重庆金融界的实干家，参观了“民心佳园”公租房，“三峡博物馆”和刚建成的“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但一度使我略感惊奇的是，重庆令他最感兴趣的是政府干部的“三进三同”，他多次对我表示，下次再来重庆时，一定也要参加到农民家中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说一度“略感惊奇”，是因为我早已了解他和相当多的西方政界学界人士不同：他极为真诚地想了解中国人的所为所想，而不是根据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想当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价值观与我们相同。其实，他的这种态度也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在他的已被译成中文的新书《不可思议的世界》第8章中，他详细描述了“黎巴嫩真主党的管理秘诀”：以色列每炸毁黎巴嫩南部一座民宅，真主党就帮助老百姓盖一座新的。正是通过帮助老百姓盖房，修马桶，重建被炸的学校，黎巴嫩真主党和人民水乳交融，能够在以色列的打击下生存发展。我问他，“到真主党人中去不是很危险吗”？他说，多年前在黎巴嫩当记者时认识了值得信任的真主党人朋友。听到他的回答，我对他想参加“三进三同”的热情的惊奇豁然消逝了。我答应他，下次带他去重庆合川参加“三进三同”。 提到合川，是因为我上周刚好去合川调研，了解到今年春节刚过后合川干部集中两周时间开展“三进三同”春季行动。他们的做法是：全体区级领导率30个镇街工作队，3531名干部组成387个工作组，同时成立整修农村公路、解决饮水困难、帮助就业、村（居）务公开、医疗卫生免费体检、强化基层组织建设6个专项工作组。曾任中共西藏日喀则市委书记的现任合川区委书记王作安的“三进三同”体会是极为生动的排比句：“真下去，老百姓真欢迎。真下去，真管用。真下去，真受教育”。 为了使雷默更好理解“三进三同”，我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试图用1938年死在法西斯狱中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的理论加以阐释。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提出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作为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在政治发展上却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以致意大利独立民族国家建立很晚（拿波里长期是西班牙殖民地）？他的部分答案是：文艺复兴尽管辉煌，但局限于上层精英，而宗教改革才是深入普通人民的“民族-大众”意志。葛兰西认为，意大利共产党应领导一个现代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不少西方学者已经发现，毛泽东和他的同龄人葛兰西有许多惊人相似的思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和葛兰西的意大利南部农民问题的论述，都重视统一战线而为此受到正统斯大林主义批判。毛泽东和葛兰西都强调令人心服的文化领导权而不是简单的统治权。雷默对毛泽东和葛兰西的理论比较极为兴奋，在飞离重庆的飞机上，他可能会用毛泽东及葛兰西的视角琢磨“三进三同”吧？这只有下次他再来重庆时问他了。 第五方面的经验，是关于李庄撤诉引发的三个深层问题的讨论： 1、对抗式审判制下的律师职业道德标准问题 不论人们对李庄案第一季的判决看法如何分歧，恐怕没有人会否定李庄案第一季将引发对律师职业道德标准的深刻反思。在讨论李庄案第一季时，有人指出：“李庄案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律师能不能把有关的共犯的情况告诉自己受委托的被告人，让他在出庭时有所准备。对这个问题目前的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刑事诉讼法》第38条是有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的规定，但《刑法》第306条却没有串供构成犯罪的规定”。这里的潜台词是：只要不明确违法，律师就有权为委托人用一切手段服务。这个潜台词触及了律师职业道德标准的根本问题。 有趣的是，我国最近翻译出版了两本关于美国律师职业道德的书，其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一本是蒙罗·弗里德曼的《律师职业道德的底线》，另一本是戴维·鲁本的《律师与正义》。弗里德曼论述的观点是：“一个辩护人，在履行其职责的时候，只认识一个人，就是其当事人。对辩护人而言，其最重要且唯一的职责就是使用一切方式挽救其当事人，为其谋利，并把危险和负担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在辩护人履行上述职责的时候，他必须无视其可能对其他人造成的惊慌，痛苦以及破坏”。而戴维·鲁本恰恰认为蒙罗·弗里德曼的论点荒唐之极。他指出：“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如果一个被起诉犯下强奸罪的被告辩称得到了受害人的同意，为其辩护的律师就应当设法交叉询问强奸受害人的性生活，以证明她在性生活方面是如此放纵以至于可以随便勾搭陌生人——即使他的当事人私下里已经告诉该律师，他确实强奸过受害人。” 弗里德曼并不否定在戴维·鲁本描述的状况下律师为委托人“尽职辩护”（zealous advocacy）会给自身带来道德上的困扰。但他认为，如果律师考虑其他人（如受害人）的利益，而不是全心全意为委托人服务，将使英美的对抗式审判制失去意义，而“对抗制”审判从长期看是比欧洲大陆的“纠问制”审判更符合正义的要求的。我在下面第二个深层问题的讨论中，要谈到“对抗制”和“纠问制”的利弊，这里我只想指出，即便在英国这个“对抗制”的发源地，也有一系列对律师单纯为委托人服务的限制，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所谓“等车顺序原则”。 目前网上对李庄案的讨论，较多集中在“刑法第306条”、“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罪”是否应该废除的问题。我暂不讨论这个问题，建议去读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张明楷的两篇文章。我想强调的是，李庄案对律师职业道德标准问题的启示可能更值得关注。 2、不同法律体系“杂交”和辩诉交易问题 在我国著名刑法学　家樊崇义　教授70华诞纪念会议上，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陈瑞华指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有一种“怪异局面”，即“制度引自英美法”，而“理论来自大陆法”：“1996年，中国的刑事审判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实行的带有大陆法倾向的 ‘职权主义审判方式’，被一种带有明显对抗性色彩的‘抗辩式审判方式’所取代”。他虽然没有使用不同法律体系“杂交”的说法，但意思是相近的。我们都熟悉一句常言：“杂交优势”。但不是所有杂交都必定有优势。实际上，早在1995年对抗式审判制刚刚被引进中国时，北京大学法学院　朱苏力　教授就警告说“杂交可能产生劣势”。他借鉴“法律与经济”学派波斯纳的观点，认为“在采用对抗制的普通法系中，对抗制增加了司法活动的社会成本，但节约了立法活动的社会成本；而在采用讯问制的大陆法系中，讯问制似乎节省了司法活动的社会成本，但要求并且也实际上增加了立法活动的社会成本”。但“因为中国在立法制度上是大陆法系类型的，而如果在司法制度上，即使仅仅在民事和经济案件中，采用类似普通法的对抗制，这就将两种制度的‘高消费’结合在一起了……结合了这两种制度的毛病”。 如今看来，我们远远不是“仅仅在民事和经济案件中采用类似普通法的对抗制”，而是在刑事诉讼中也引入了“对抗制”。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对英美“对抗制”和大陆“纠问制”的利弊有深刻地了解，力争杂交优势，避免杂交劣势。实际上，李庄案中辩方律师提出的开庭前在法院查阅控方证据难的问题，是一个带有全国普遍性的“杂交劣势”：因为“对抗制”的实质是让控辩双方当事人自行调查取证，法官开庭前对案情知道越少越好，故“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移送法院的案件限制在主要证据上面，且主要证据的范围完全要由检察机关自行确定，这就使辩护律师在开庭前无法查阅和研读大量的控方证据”。而我前面建议的借鉴“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进行控辩双方对称性的证据展示，可以理解为变“杂交劣势”为“杂交优势”的探索。 我在此想特别指出，由于“对抗式审判制”的巨大成本，英美司法实践中的绝大多数案件并没有真正“对抗审判”。在美国，竟然有高达90%的刑事案件是以“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结案的。 “辩诉交易”，指的是被告人以自己认罪（guilty plea），放弃被审判权，来换取减刑的“交易”。虽然这种“辩诉交易”在美国已于实践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但美国最高法院却是在1970年的“Brady v. 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决中才正式使之合法化的。中国在1996年引进“对抗式审判制”后，如果不相应借鉴“辩诉交易”，将使我们的司法体系不堪重负。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我国“辩诉交易第一案”发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 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帕杰特（John Padgett）的研究，美国有四种不同类型的“辩诉交易”：（1）隐性辩诉交易；(2)检察官从轻指控辩诉交易；(3)法官从轻定罪辩诉交易；(4)检察官量刑建议辩诉交易。按此分类，上面的我国“辩诉交易第一案”属于“检察官从轻指控辩诉交易”及“检察官量刑建议辩诉交易”。而我个人认为，李庄案第一季的二审，则属于“隐性辩诉交易”：李庄以认罪，换取从一审的两年半刑期减刑到一年零六个月。之所以说是“隐性辩诉交易”，是因为在这一类型的辩诉交易中，被告人不能得到法官或检察官的明确减刑承诺，而只能希望自己的认罪能在概率论的意义上带来减刑结果。帕杰特根据对美国实行禁酒令的1920年代的辩诉交易的经验研究，发现美国联邦法院当时更多实行“隐性辩诉交易”，而地方法院则更多实行“显性辩诉交易”（第2,3,4类型都是显性辩诉交易）。我认为，李庄案可能提供一个我国法学界深入研究“隐性辩诉交易”的契机。 3、“法律现实主义”及其继承者“批判法学”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和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有一场“实质解释论”和“形式解释论”的学术争论。在李庄案中，我们看到很多“法律形式主义”的表现。例如，关于李庄的委托人龚刚模究竟是不是保利夜总会实际控制人的争论。辩方律师认为，由于公司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上不是龚刚模的名字，因此龚在法律上就不是“老板”。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过“隐名出资人”后来要求明确其股东身份的案例。相关法院并没有“形式主义”地根据工商登记来否定其股东资格，而是依据“隐名出资人”是否实际在公司中行使股东权力来判定，除非隐名出资的原因是违背国家法规的（如干部隐名入股小煤窑）。 在此，我想强调，“法律现实主义”是对法律条文的实质解释，而不是脱离法律条文的实质解释。因此，“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否定“形式”本身，法律条文总是要有一定形式的，而是批判“法律形式主义”忽略法律条文的实质精神。　 “法律现实主义”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主流法学运动，其代表人物包括哈佛大学法学院多年的院长庞德等人。霍姆斯大法官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代表了“法律现实主义”的精神。目前“法律现实主义”的继承发展者是“批判法学运动”，其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庞德法理学讲座教授昂格尔和他的同事肯尼迪教授。我前面提到的研究布兰戴斯“人民律师”伦理观的西蒙（周至柔将军的女婿）就是昂格尔和肯尼迪的学生。“批判法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 “批判法学运动”在1970年代最为活跃，哈佛大学法学院一度三分之一教授都属于“批判法学”学派。但1980年里根上台后的保守政治氛围使“批判法学”运动相对衰落。但根据耶鲁大学法学院巴肯(Jack Balkin)教授的说法，美国最高法院2000年对“布什诉戈尔”一案的判决，使“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的“批判法学”观点深入人心。 大家一定还记得2000年美国大选时布什和戈尔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因计票机器故障而争持不下。为了阻止戈尔一派重新计票（当时佛罗里达州法院已经宣布重新计票），布什上诉戈尔到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们先是判定佛罗里达州法院无权要求重新计票，因为根据美国宪法第二章，州议会而不是州法院才有权决定州“选举人”的产生方式。但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们自己也感到这样判决太牵强，故最后他们以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作为否定重新计票的依据，因为“平等保护”是第14修正案的核心精神，而如果只对佛罗里达州的几个选区重新计票，而不对全美其他也有机器故障的地方重新计票，就违背了“平等保护”。而众所周知，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是美国自由派大法官判决公民权运动的关键案例“布朗诉教育委员会”的依据。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们为了使布什当上总统，不惜使用自己对手的论据，这就在广大人群面前显示了“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的“批判法学”观。 这就涉及对“法治”的较精致而非天真的解释了。“法律形式主义”认为法律规则的逻辑一致性和演绎性可以给每一个案例唯一正确的判决，但“法律现实主义”认为，可能适用或经过解释后适用于的一个具体案例的法律规则常常不只一个，法官最后用哪个法律规则深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可能是潜意识的）。如上述“布什诉戈尔”一案，美国最高法院5位保守主义大法官权衡选定用宪法第14修正案为判决布什胜诉的依据。不难想象，如果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是自由派的话，他们也可以找到宪法依据判定布什败诉。而这两种情况都没有违背“法治”。因此，“法律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学”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法治是政治斗争的特殊领域，而不是像“法律形式主义”那样故作天真地认为法治就是逻辑演绎。这次李庄案第二季中，控辩双方对管辖权的争议，从“法律现实主义”上看就很容易理解了。 最后，我想强调，“法律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学”说“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并不是不要“法治”，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法律领域是社会政治斗争的一个特殊领域，“法律形式主义”则是羞羞答答地回避这一事实。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应该“有机统一”。但如何真正做到这个“三结合”，还是有很多难题需要我们去探索解决。如果说重庆打黑和李庄案对我国法学，政治学理论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三结合”上还有很多需要改进，改革和创新的地方。 那么，“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结合点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人民陪审团”。我国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1982年宪法并没有再规定人民陪审制度。2005年5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再次强调人民陪审制度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该决定中第4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我对这点很反感。我赞同托克维尔对美国陪审团的评价：“陪审团根本上是一个政治制度”。它和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精神一脉相承。我曾撰文称赞重庆“民生十条”，我希望重庆在人民陪审员制度上也有所创新，这可能在人民的主导性上开创我国改革的新局面。 ● 王贵明： 崔之元教授的

1998年春天新任总理朱镕基发誓“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时，这世界与十年前李鹏就任总理的那个时候相比，已有很大变化，与五年后他声明自己无心恋战即将去职的时候，也相去甚远。美国人正在和日本人共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据说还要把台湾包括进去。这个国家由共和党的布什转到民主党的克林顿手上以后，有三次差一点就要对中国“宣战”，不过，不是军事性质的，而是经济性质的，是1993年、1995年和1996年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有如巴尔舍夫斯基所说，“三次到了爆发贸易战的边缘”。“战争”没有打起来，但是美国人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阻止中国人举办2000年奥运会，却是招招得逞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复存在，那片土地上现在有15个总统，共产党不是成了在野党，就是成了违法组织。抨击苏联解体的那些人增加了大家的思想混乱，他们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贴上“和平演变”的标签，还对那里的经济衰退幸灾乐祸，因为这正好证明了他们说的“亡党必然亡国，人民重吃二遍苦”的道理。 这是政治的争论。现在回想起来，说1998年是“流行政治年”，是有事实根据的。普通中国人对政治的淡漠，以及“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倾向，本来已经相当明显，而现在，有一股潮流涌出来，似乎是在与政治展开最后的热恋。乡下有人抗税，城里有人罢工，有人群聚起来上访告状，有人偷偷组织社团，“法轮功”的活动也是屡禁不绝，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在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工业城市里，还出现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这些也是危险的。不过，我们所说“最后的热恋”不是指这些。一个住在深圳、名叫何清涟的女子，写了一本书，取名《现代化的陷阱》，里面叙述了中国面临的形形色色的坎坷，既犀利又委婉，令所有现代化的梦想不得不大打折扣。中央电视台的年轻编导刘春看了以后，不禁感叹：“书写得惊心动魄，令我辈须眉惭愧不已。”但那时候这个瘦弱女子已经做好准备，自己如果不想掉在这个“陷阱”里，除了告别中国政治远走异国，别无选择。 正月初一这天，多年不露形迹的万里出现在上海市民面前，坐在黄菊和徐匡迪中间谈笑自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用好几秒钟播放这个场面，在老百姓的眼里，这就不是过年了，而是政治，再早几天，香港的三家大公司倒闭了，连带房地产价格下降30%，市民上街游行抗议，这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所以董建华才会跑到北京来找朱镕基，火急火燎地求援。北京市新华南路有个名叫龚力文的妇女，在急切地寻找克林顿，口袋里面还揣了一封信，信里恳请总统关注她的以“境外人员刺探国家秘密罪”被判处9年徒刑的儿子李海。可是克林顿正在兴致勃勃地和江泽民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呢。一大堆电视记者围着两位元首，把他说的话一字不漏地播出去了，这让美国总统兴奋，也给了很多中国人错觉。一些人展开“组党运动”，以为中国就要变成美国，中南海也可以坐视他们胡闹。李鹏委员长对新华社记者说：“决不容许出现反对党。”又说“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不能重演”。还让《人民日报》把这话刊登出去，这是明白无误地警告他们悬崖勒马。 “反对党”是“决不容许出现”的，但是“竞选”却出现了。地质大学一个新上任的副校长不是由上级任命的，这与以往不同，按照《北京晚报》的消息，有五名候选人分别登台“拟职演讲”，接受选民质询。其中有个叫王聪的，一开口就承诺为大家办20件实事，结果当选了。在老百姓看来，谁给他们办好事他们就把权力给谁，在政治家看来，这不就是“竞选活动”么？要是倒退回去几年，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事件了，可现在，这一点也不稀奇，你如果有机会走出城市，走到乡下，随便走进哪一个村庄，就有可能看到那里在“竞选”呢，根据一部新的法律——《村民组织法》，全国500多万个村庄全都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了。这样一来，这个以“任命制”维系自己权力体系的国家，一下子冒出来数以百万计的竞选场面。 对于这些场面，当时有不少人忧心忡忡。他们说：“农民连文化都没有，哪里懂得民主选举？”这说法在当时特别流行，等到一个一个村庄像过节一样地把选票投完了，农民皆大欢喜，他们又开始担心老百姓选完了村干部，就要如法炮制地选举乡镇干部、县干部，甚至要求投票决定那些高级干部的升降去留。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后来的确出来一些征兆，说明任何一种旧制度一旦出现一条裂缝，就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的崩塌。当时胡绩伟就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学习十五大政治报告》，实则却是借题发挥。他批评毛泽东时代党的高层领导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培育民主制度，所奉行的不过是“家长制”，也就是上级可以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地对待下属。胡在80年代是人民日报社社长，也是延安时代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可是这个人现在不再跟随那一代老共产党人了。他的见解在一些人中引起共鸣。不过，至少有一个事实是他没有提到的：把党的全部历史联系起来看，在民主方面还是进步了许多。他要是30年前写这样的文章，必是非死即监的结果，可现在，他还好好地在煤渣胡同3号的家里过日子，有一套拥有六个房间的公寓，有一辆配备了司机的奥迪牌轿车。有时候还在心里升出几分得意洋洋的感觉，因为即使是那些痛恨他的人，也不能拿他怎样。 1998年新年前后。图书出版界的热衷于政治一发而不可收，“文人论政”也的确是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说老实话，那个春天北京的新闻界和出版界都够活跃的，而且全都热衷于出版政治色彩浓厚的书籍。一定是因为几个月来把“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话说得过火了，把人们的已经埋藏了很深很久的渴望重新燃烧起来。陈寅恪和顾准的故事摆在新华书店最显眼的地方，这两个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文人现在已被描述为人间楷模。《反思郭沫若》也是这一年出版的，给这位官方颂扬的文学、史学、考古学泰斗蒙上了反面角色的阴影。还有《自由主义的先声》，还有《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还有“三大右派着作”——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痛思录》、戴煌的《九死一生》，都是畅销书。想要说话的“右派”远不止这三个人，另外140个“右派分子”也都撰文回忆自己当年如何被摧残，汇编起来出版了，有厚厚三本，分别叫做《六月雪》、《荆棘路》和《原上草》。好在这些人所述说的都是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就好像从遥远的地狱里发出的呻吟，与今人没有关系，问题在于，出版界的指向越来越靠近今人了。叶永烈的新书《1978年》在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订出去几十万本，还有一本书叫做《解冻年代——三次思想解放备忘录》，也在到处流传，编者把最近20年所有论述思想解放的经典文章全都集中起来，作者有邓小平和江泽民，有万里、李鹏、李锐、于光远、厉有为、邢贲思，还有人民日报社的编辑马立诚。 马立诚和笔者写的《交锋》，也是在那时候出现的。它后来成了1998年销量最多的政治类书籍，正版和盗版加在一起超过200万册，让人大感意外，在年初今日中国出版社决定出版它的时候，从新华书店接到的预订印数还不到3万册呢。 书还没有出版，就开始在《中国改革报》上连载了。说它是一本政治书，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书中叙述了过去20年来思想解放的潮流和保守主义的羁绊此长彼消的过程，当然也露骨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爱憎，所以很快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中宣部一个官员看了报纸，把电话打到报社，询问是怎么回事。报社总编辑名叫王清宪，是个皮肤白净、外圆内方的年轻人，当即回答：“为了宣传邓小平理论。”那人就没再说别的。两个作者也没把这个插曲往心里放。对两人来说，写这本书本来就是挺偶然的一件事，根本不像后来许多评论里所说的，是“有组织的蓄谋”，也不像朱丽冰和其他很多人所猜测的，“该书带有重大官方背景”。 事情的经过其实挺简单：几个月前的一个早晨，马立诚想到中国的改革已经整整20年了，灵机一动便要写点东西出来。此人是人民日报社评论部的编辑，常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撰写文章，消息灵通，头脑敏捷，思想大胆，文风犀利。这些素质在他那个圈子里的人身上并不少见，少见的是他对政治有一种经久不息的激情。当他在朋友中间绘声绘色讲述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故事时，总能造成一种既快乐又紧张的效果。这样一个人，要想描述中国政治，那就正是扬其所长。不过，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合作者，于是拿起电话，找到笔者——他的同事。笔者原本要去欧洲访问，就在出发去首都机场的时候把腰给扭了，寸步难行，只好取消旅行，回到床上躺着，正在百无聊赖时，听到马的计划，心想有件事打发时间也好，于是翻个身，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枕头上，趴在床上写起来。 一个月后，两人把书写成了，去找出版社，编辑说很有意思，可惜不敢出，于是又找第二家，第三家，直到第八家，遇到了今日中国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黄隽青和年轻编辑刘洪。后者说这样的书如果出不来，真是可惜了。就去找社长游说，社长同意他们的说法，不过希望把它作为《中国问题》丛书的一种，还说这是他们正在出版的一套系列。两个作者同意了，没想到这一来就把更多的人扯进一个危险的故事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问题》丛书的主编许明。许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助理，一个性格开朗、满怀理想和激情，还有几分天真烂漫的中年男人。他用一个通宵读完书稿，大叫“真是痛快”？这时候大家发现书名还没想好，于是聚在屋子里面，想啊想。想出一个，就在纸上写出一个。有个人说“冲突”，大家都摇头；有个人说“较量”，大家说，“好是好，可惜别人用过”。一共说了八个，直到有人说出一个“交锋”来，大家都说好，于是就这样确定了。 可是许明犹豫了，他说要把书稿拿去给刘吉过目。刘是《中国问题》丛书顾问，所以谁也不能拒绝这个提议，可是刘还拥有官方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有人担心“他会同意吗？”许明说，“试试看吧”。大家在忐忑不安中等了两天，刘吉就把清样退回来了，只说了两个字，“出吧”。 1998年春节前后的那两个星期，围着《交锋》转来转去的就是这些人，其中刘吉职务最高，再没有比他更大的官儿了。当时这些人——作者、编者、序作者、出版者、经销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手里拿着的那一摞清样，居然就成了“第一畅销书”。更不会想到，他们正在引发一场巨大的风波。那么多人把它说成一朵“鲜花”，又有那么多人把它说成一株“大毒草”。这些都是后话了。 朱镕基关心的不是什么“鲜花”和“毒草”，他在意的事情是经济。说到经济，在他成为总理之前的十几个月里，中国虽然已经渡过了最危险的暗礁，却还没有迎来朝霞满天，更说不上是风平浪静的港湾了。1997年春天，他在这边宣布“软着陆”已经实现，得意之情就像一个驾驶着毛病百出的飞机摇摇摆摆回到地面的机长。可是才过了三个月，就有消息说大事不好——泰国宣布泰铢不再与美元挂钩。接着泰铢大幅贬值，股市一落千丈，银行纷纷倒闭。“分明是一场金融危机嘛。”他这样说。当时中国之外的人还有更悲观的说法呢，说它是一次“金融风暴”，不仅会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而且还在到处游走，就像好莱坞正在拍摄的电影《龙卷风》一样，它到了哪里，哪里就非倒霉不可。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机制现在成了疾病传染媒介，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被感染上了，连印度也不能幸免。然后又扩张到太平洋的整个西海岸，把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全都扫荡了一遍。到后来，连俄罗斯和南美也受了牵连。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线就会知道，“风暴”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外面绕来绕去，总算没有登陆，中国也不像她周围的国家那么焦头烂额，不过，麻烦也挺多：经济增长率下降，商品零售额下降，失业人数又增加了。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官员向总理保证，出口贸易虽然不可能像1996年那样增长20%，但10%还是不成问题的。可统计局的官员接着就把最新报告送来了：哪里有什么“10%”？分明是个负数了。 这一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20周年，北京正在酝酿着好好地庆祝一番。谁都知道，改革就是从农民争取土地经营的权利开始的。可现在农村里面有几百万亩耕地荒着，杂草丛生。那些20来岁的农村青年，看着土地就生气，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像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是怎样甘冒“杀头坐牢”的风险把土地承包到自己家里，又是怎样欢天喜地地在土地上收获粮食。城市里面那些20来岁上了大学的青年，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当年是把参加高考看作“再生”的，还以为这世道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呢。可是现在40岁以上的那些人不会这样想，他们是在经济萧条和政治高压下长大的，早已饱经风霜，习惯于吃苦受穷了，现在看到企业不景气，库存增加，也不着急，把1/3的薪水都存在银行里让国家花，还要购买更多的国债，也没有怨言。毕竟他们是从物资紧缺时代过来的，现在，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什么东西都有，不用排队，买肉可以挑肥拣瘦，买菜可以掐头去尾，还可以讨价还价。 可是让朱镕基头疼的事情也正是这些啊。商品过剩，东西卖不出去，工厂就没有办法继续生产，没有办法给工人发工资，也没有办法归还银行的贷款。这不正是在中国周围转来转去的“金融风暴”时刻窥伺的机会吗？他已下定决心阻止这场风暴登陆中国大陆。由于他让中国成功的“软着陆”，国内舆论已经产生对他的依赖，他能理解这个局面。同样能够理解的是，如果他现在不能阻止“金融风暴”的登陆，人们还是会认为他的新政失败了。到亚洲金融风暴发生9个月后，也即他就任总理的这个月里，他相信自己胜券在握。 3月5日，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踌躇满志地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人人心知肚明，朱镕基要取代李鹏成为总理了。正式的选举还要等两个星期以后，不过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金融风暴”的团团包围中，人们都觉得只有这个人可以依赖，甚至连那些对他持有最尖锐的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再置喙。危机中需要强者，如同乱世出英雄。就像一叶深陷在狂涛巨浪中的小船，那些惊慌失措的船员都知道，只有强有力的人才能带领他们逃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的逼近的确是帮了朱镕基的忙。这个人根本用不着收买人心，已是人心所向。 3月11日，星期三，北京城里，大家都在想着“谁上谁下”。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这个星期进入选举议程，当时老百姓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人同此心”，用来描述人民大会堂里的情形也挺贴切。朱镕基是在这一周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在3月17日。他得到2890张选票（有29个人反对他，还有31个人弃权）和连续三次掌声。 人民大会堂里的掌声雷动，乃是会议必有的情节，通常只有热烈气氛而不能引起人们内心的激动，因为那是台上和台下的一种默契。但是这一回显然不同。投票程序尚未开始，2000多位代表只听到江泽民主席提名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当即鼓起掌来。等到大会主持者胡锦涛宣布投票结果的时候，会场上再次爆出掌声。然后，上午10：40，高音喇叭里面响起一个声音：“朱镕基被批准为国务院总理”，掌声第三次响起。此后好几天，这三次掌声成了国内外报刊津津乐道的话题，记者们对掌声持续时间的描述也是长短不等——从“三十秒”到“数分钟”，总之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是“经久不息”，就像潮水似的，一浪高过一浪，未肯止息，以至胡锦涛几次想要继续下面的程序又被掌声打断。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掌声完全发自代表内心，而非事先的安排。 朱镕基低着头，面色沉静平和，眼睛里没有了往日那种咄咄逼人的光芒。他也许是希望用这种方式使掌声尽快停下来。但是，代表们执拗地不肯停。 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朱镕基的回应。在中国人眼里，党的领袖人物在这局面中的标准风范，应该是昂首挺胸，高瞻远瞩，挥动巨手，既有力又和缓。可是一个两鬓苍苍的官员这时候说：“他可千万别做出那种领袖样子，要不可就糟了。”正说着，就见他站起来，双手合十，微微地躬身前倾，向全场致谢。还好，这人还是一副凡人姿态，没有伟人风范。 掌声依然不息。在会议大厅二楼的记者席上，中国记者和工作人员纷纷起立鼓掌。“真是想不到。”一个名叫钟闻一的香港记者说，“我本来以为他得罪了很多人，得票不会高的。”一个自称连续十年采访人代会的记者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热烈的场面”。另外一个更老资格的记者说：“我看到过，那是在周恩来时代。” 假如记者们有机会评选十年以来人代会上最热烈的场面，那么无疑就是此刻，可惜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写消息，却为找不到朱镕基的“镕”字而发愁。这是那个中午中国人最频繁地使用的一个字，可是所有计算机汉字处理程序当中都没有。《说文解字》说它的意思是“冶器法也”。《辞海》说它是铸器的模型。《现代汉语词典》把它作为“熔”的异体字，放在一个小小的括号里。就从这一天起，“镕”字人人皆知，这与这个字本身的释义无关，而和这个人有关。有些人还要在这中间寻找“冥冥之中的天意”，说他的名字就表明他是上天派来治国安邦的。 大会闭幕这天，北京天气骤冷，白天气温还在摄氏零度以下，地面上覆盖着薄冰。上午11：00，李鹏的车子开走了，朱镕基留下来，举行了他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满面春风，后面跟着他的四个副总理。几百个记者用目光迎接这个人的到来，没有期待中的掌声。他们在等着他发表就职演说，就像江泽民和李鹏在几个小时前做过的那样。 他没有发表就职演说，不过，一开始讲话就很精彩。他似乎懂得吸引公众的奥妙不在于说些没有错误又没有用处的大话，而在于真情、机敏、幽默，有个性，以及不失时机地造成某种戏剧化的效果。他说他很喜欢看“凤凰卫视”的节目，后来这家电视台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吴小莉，果然有机会站起来提问，请他说说自己的“心路历程”，这让在场的记者都为之一振。就像他迄今为止生命中的许多篇章一样，这次演说也具有悲剧气氛。不过，人们总是被悲剧感动，喜欢为悲剧鼓掌，当他说出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时候，记者席上掌声响起，连外国记者也在鼓掌叫好。他还说了一些一针见血、纯粹朱镕基味道的话。“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饭财政。”他把手一挥：“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 他说完了，向记者摆摆手，转身走了。记者用掌声送他出去。在这种场合，他们通常是不鼓掌的。他们把这看作一种工作会议，担心鼓掌会影响了自己的客观公正。可是新总理的魅力把这些苛刻的善于挑剔的人都吸引了。这倒不是他特别棒，而是由于共产党的官员中如此富有个性的人实在太少。电视上把这个人的音容笑貌直播出去，老百姓看了也不禁神往。他们编了一个新歌谣，到处说：“镕基！镕基！镕旧基，铸新基。”这一天香港股市上涨323点。 中南海北院在李鹏治下度过十年之后，现在目睹80年代以来又一个革新政府就要开张了。《人民日报》连续两天都是彩印，上面刊登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的照片。三个人微笑握手，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这是向世人昭告，至少未来五年，中国是一个“三驾马车”的局面。#p#分页标题#e#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似乎只有朱镕基成为海外舆论最关注的人物。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说：“朱镕基征服了全球媒体。”另一个专栏作者——阮次山，在海外的报纸上撰文说：“笔者所阅读到的英国、美国、欧洲及亚洲各国的媒体，几乎有点‘惊为天人’的反应。”西方媒体，包括美国媒体，过去总是不大习惯说中国人好话的，看来这一回是个例外。记者们使用了他们可以找到的所有形容词来赞扬朱镕基的魅力：“风趣”、“幽默”、“有说服力”、“充满睿智”、“风魔民众”、“颠倒众生”、“令西方传媒十分折服”、“叹为观止”、“拍案叫绝”、“大度”、“有气魄”、“妙语如珠但不失分寸，坦率真诚不矫揉造作，作风潇洒又实事求是”。一篇文章说，他“有一种大将之风”。另外一篇文章说，“它被任命为中国总理，应是中国之福”。一个名叫关愚谦的作家，想起七年前朱镕基访问德国时的一次演说，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的一位后人当场感叹：“像这样轻松、有生气又有实质性的谈话，我们已经久违了。”七年以后，另一个德国人，德国《商报》驻北京的记者赛德力兹，在听了他的记者招待会之后承认，“他闪烁着知识分子的智慧，有着一下就能抓住你的心的气质”，“谁见到他，都会受他感染”。美国副财政部长萨默斯见了他一面，就说他的“智商系数高达二百以上”。还有一篇文章干脆说，“这个人怎么不早些当中国总理？” 毫无疑问，西方人喜欢随和、幽默、机智和具有开放态度的政治家。但是朱镕基的最令西方人叹为观止的地方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当邓小平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他的出现使得所有人都对中国的未来放下心来。有如《汉堡日报》所说：“一个卓越的总理将领导庞然大国前进。”改革后出现的大量失业、不安全感和群众的不满、亚洲经济危机等等，给中国带来不少困难，“朱是唯一可以把中国如此混乱的经济理顺的中国人。朱镕基本人的标志，就是’现代化的中国‘”。美国有个爱德华集团，是个很大的金融财团，它的金融专家预测：“朱镕基的成就，将使他成为伟人。” 中国这边，还没有人把他叫“伟人”。不过，此公已有很多绰号：“铁腕总理”、“朱老板”、“铁血宰相”，这些都算是客气的。《汉堡日报》的大字标题把他称做“DerBoss”，这在德文中的意思类似于北京话的“头儿”，叫西方人说出来，就有很亲切的意味，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无保留地赞扬朱的成就、思想和品格。如前所述，过去几年他所持有的经济主张，已经多次被人指责为“私有化潜行”，后来则更进一步把他叫做“经济沙皇”，或者“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是尝到过做“右派”的滋味的，所以心里明白，这样的用语意味着他在那些人的眼里已经成为政治上的敌人。有如60年代把刘少奇叫做“中国的赫鲁晓夫”、70年代把邓小平叫做“邓纳吉”。这使他不得不作出反应。“对于外界叫我’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也好，叫我’经济沙皇‘也好，叫我什么东西也好，我都不高兴！”他阴沉着脸对几百个中国和外国的记者说，这是那一天他唯一有些失态的时刻。不过，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这个人的阴云密布的面孔背后，有着他在政治局里的任何一个同事都没有的内容。他出身贫寒，又曾被当作“右派”，饱受欺凌。“底层”、“弱者”、“穷人”、“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这些对他来说可不仅仅是一些概念，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如今他已位极人臣，正可藐视官场中间那些平步青云的庸庸碌碌之辈，什么时候有机会，就可以让他们过不去。 这个春天，北京的情形有点奇怪。《交锋》的影响出人意料，这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气氛有关。本来中国人在经历“第三次思想解放”之后，已经到了十年来最活跃的时候，照理应该心情顺畅。可是《交锋》这本书一出来，就样样不顺。有时候它好像非但不能让那些诅咒改革进程的舆论收敛，就连它歌颂的“思想解放”也开始处处碰壁。它所遇到的困难可以部分地归咎于作者的天真。在他们看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已经离开政治舞台。新一代领导人彻底掌管了中南海，电视里天天高唱《走进新时代》。当此之时，把历史包袱里的东西点清楚，正可以轻装前进。他们把澄清历史当成了中国的新起点，却不料，这正犯了“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大忌。 关于《交锋》的消息越来越多，这些消息都是在人代会结束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一起涌到北京来的。按照《时代》周刊的说法，它“向中国的曾经强有力的极’左‘势力发起了全面反击”。按照“美国之音”、法国电台和英国电台当时说的，“此书有极大的政治背景”。还说，党的政治局里面也是人手一本。这些说法不尽符合实际、不过，当时北京报纸说它“震撼人心”，倒是有事实根据的。讨论《交锋》的人越来越多，有学者、记者、官员和学生。除了不公开的讨论会，还有公开的评论。介入此事的媒体很快超过了100家，要不是4月8日的一个消息，真要闹出点什么事情来了。那消息说：“停止对《交锋》一书的宣传。”大家都相信这是来自宣传部门的指示。这让今日中国出版社的编辑感到不安，黄隽青到处打听有没有“禁止发行”。还好，没有禁。第一次印刷的8.5万册，一个星期就卖完了，第二个星期印了8万册，又卖完了，出版社一边赶印第三次，一边提心吊胆，生怕上面真有什么话传过来，北京的大多数报刊全都置身事外，可是关于这本书的消息却更多了——都是从北京以外的地方来的。美国、日本、德国、英国、韩国、新加坡，还有中国的香港、台湾和澳门，还有上海、南京、杭州、成都、深圳……连那些商业报纸、娱乐报纸和晚报也开始关心这本政治书籍。那些天，你在飞机上、火车上、宾馆里。随便打开一本杂志，就会看到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媒体的热情与官方希望淡化这件事的努力形成对照。有家晚报开始连载，因为书里提到省委书记，所以仅仅“连载”了一天，就接到指令停止。这城市街头的书摊知道了这件事，反而大喜过望，他们在广告上加了一句话：“这是一本晚报仅仅连载一期就被停止的书。”经过这些年沉浮跌宕，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一个欲望：越是被官方宣布为“禁果”的东西，越是想去尝尝。所以后来有人说：“《交锋》是让那些不许炒作它的人炒作起来的。” 4月的第二个星期，《中流》杂志就要发行第100期了，编辑部召开庆祝会，来了不少人，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都是马列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至少也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或者“爱国主义者”。此外还有一个共同处：都是《交锋》的坚定的批评者。大家彼此慰问，为成为抵制“和平演变”的“中流砥柱”而自豪，又相互鼓励“坚持初衷，继续战斗”。还说，俄罗斯的克鲁申斯同志传达的“《真理报》对于我们的友谊的声音，感人肺腑啊”。接下来，庆祝会成了针对《交锋》的控诉会。人多嘴杂，又加上情绪激动，一时倒也不易弄清他们究竟为何如此激愤。有人提议新一期的《中流》将要集中火力批判《交锋》，大家都说好，于是杂志很快就出版了，批判的火力果然猛烈。这一回，倒是没有谁再提“不许宣传”的指示。 说老实话，《交锋》后来被弄得人人皆知，批评这本书的人是有功劳的，至少不比“不许宣传”的那些人功劳小。可是有一个人，既没把“不许”放在眼里，也没有把那些攻击当一回事，反而因为听说了这些事，决定做点什么。万里那几天到处询问有谁认识《交锋》的作者，“我要见见面，鼓励一下”。于是，4月18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见了一个作者，十天以后又在中南海丰泽园自己家里见了另一个作者。他已80多岁，从卧室里走出来的时候脚下有些迟缓，但目光依然犀利，思维依然敏捷。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也请客人坐了下来，尽可能让自己吐字清晰： “我听说要禁止这本书，是吗？” “没有。” “没有人来反对《交锋》吗？” “有一些不同意见。” “不会是一个声音的。一个声音的局面是不行的。一个声音不是民主国家的局面。掌握思想领域的人应该提倡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希望你们争鸣。《交锋》好。我赞成你们的《交锋》。不交锋怎么行？改革哪有不交锋的？改革必然交锋，必须交锋，交锋得好，改革好，交锋不够，改革不够，二十年改革，二十年交锋。只喊毛主席万岁，没有交锋，就没有进步。交锋不会完，只要有人类就会有交锋，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要求，就会有交锋，哪有什么完全一致？不可能。” 万里离开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位已有多年，几乎没有再对前台的事情发表意见，现在一口气说了十几个“交锋”，说得如此激动，这让在场的人都觉得有些异乎寻常。然而异乎寻常的人不仅是万里，还有汪道涵。过去几年，这老人因“汪辜会谈”之举，在海峡两岸特别出名。这个春天几个台湾人到上海访问，其中有个叫高希均的，去拜访汪道涵。一个是台湾出版界的名人，一个是共产党官员中少有的爱书之人。大家餐叙正酣，就见汪的秘书进来，递上一袋书来。“我要送每位一本书，”汪对席间诸位说，“这是一本目前非常受重视的书，书名是《交锋》，讨论二十年来我们的三次思想大转变，很值得你们带回去看一看。”这意外的插曲让高觉得奇怪：汪道涵和他打了多年交道，极少推荐什么书的。他接过来，正是那本书。封面黄红黑三色交融，模糊的大背景中镶着一张蔚蓝色的照片，上面是一大群记者和他们的摄像机镜头。高在50年前曾生活在上海，至今仍对大陆的事情有一种特别的关注，所以当场翻阅。他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自己“立刻被其斗争性的主题与可读性的文字所吸引，对我这个一向关心大陆经济改革，但又未特别研判意识形态的人来说，这本书正提供了一条历史主轴”。是晚回到宾馆，继续阅读，又站到窗前，遥望外滩夜色与淮海中路的霓虹灯光，不禁长叹：“在那个’左‘或右的思想可以主宰一切的年代，’观念‘真是左右了历史的轨迹和十二亿人民的命运。” 他说得对？要理解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就不能只看1998年这一年。《交锋》也是因为迎合了这种需要，才格外风行，就其本身来说，它也没有摆脱“观念”的主宰，行文太激烈，爱憎太分明，实在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好，当然也不像另外一些人说的那么坏。人们用被夸张了的热情关注它，表达一种被夸张了的感受，无论褒贬，其实都是没有摆脱“观念”的主宰。 进入5月份，就是“真理标准讨论”整整20周年了。一般人都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北京城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在准备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中央电视台开始筹划一部新的电视片，这是官方宣传计划中的一部分。几个在80年代后期遭受冷遇的年轻人——魏斌、夏骏和王鲁湘，成为新计划的执行者，这些人在京西“梅地亚中心”包了几个房间，重新摆出一副志得意满舍我其谁的姿势，高谈阔论过去20年里中国人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是放在今天，人们是没有兴趣把时间用来谈论过去的，他们只在乎现在和将来。可是在那个春天，中国人谈论政治还是那么热情洋溢。 依稀记得1998年诸多大事的人一定会指出，这一年还有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和北京大学创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前者在文人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他们弄出无数的文章，演讲、书籍和讨论会，来纪念他们的前辈——那位率领1300名读书人“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和慷慨就义的“六君子”。后者则得到官方的鼎力支持。全世界几乎所有着名大学的校长都受到邀请，到北京来参加一个“校长论坛”。69家日本公司捐出2。7亿日元，在北京修建一个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而北京大学也的确渴望着永久性地保存过去百年的沧桑。未名湖畔矗立起一座崭新的建筑——一百周年纪念讲堂，华丽并且庄严，迎接党的高级领导人在这里主持百年庆典。当然最出名的是一座楼。它是1918年建成的，不在燕园，而是坐落在都市中心的沙滩大街北侧，以红砖砌成，所以被叫做“红楼”。它和后来那座声名远播的厦门“红楼”可完全不是一回事，那里是20世纪末期一群党的官员的声色场，而这里却是20世纪前期新知识和民主精神的摇篮。在1998年5月4日以前的那几个星期，这里总是聚集着很多人，大都是北大校友。昔日激情满怀，而今皓首苍颜，颤颤巍巍地站在当场，呆呆地望上一阵，然后照相。楼房还是“凹”字形，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没有改变，只是年久失修，已经破败。楼门嵌着一块黑色大理石牌子，上面刻着“红楼”二字，还刻着“北京大学旧址一部分”和“五四运动纪念地”。走进楼去，还是一个长长的楼道，还是一个接一个的门分列左右两边。70多岁的邓云乡还记得他是最后一批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中的一个，从那以后这楼房就成了教师宿舍。“百载中间，任教于北大文史哲三系的名师，指不胜屈，蔚为大观。”其中很多名人都在这里居住。现在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一红楼。邓云乡感叹一声，又想到红楼后面的大操场。“学生运动剧烈时，这是着名的民主广场。”他在心里这样想着，脚下不由自主绕过楼去，寻找记忆中的圣地，可是面前出现一堵长墙，挡住去路。人家告诉他，墙那边是文化部的地盘了，“过去的民主广场，盖了大楼了。”他折回来，不住唏嘘。就在这时候，另一位北大校友，诗人李瑛，也在为自己脑子里的圣地唏嘘：“北京沙滩的红楼，是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课堂，是’五四‘和’一二·九‘运动的纪念地，楼后有一广场，我读书时称’民主广场‘，后改称’五四广场‘。”写完这几行字，觉得心中仍有无穷感慨，于是写诗云： 红楼，对于我 你永远是一片红云 在呼啸中燃烧 在掣动中飞奔 不淡、不散 映透我凄苦的青春 广场 在这里，我们点燃营火 营火中倾听真理 在这里，我们聚集旗帜 旗帜下呼唤明天 你教给我一种精神 一种崭新的思想和观念 你教给我以科学和民主 创造和谐的新秩序和人间 你教我为追求自由和真理 赴死比生命更灿烂 之后，我从这里 系紧鞋带，出发 过去100年里，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从这里出发了，但后来的事情却表明这些人走向了不同的地方。最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北大的代表，而他们心中想的却又相去遥远。“北大的精神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没有定论，到了江泽民这一代，争论仍然继续，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更加公开更加尖锐，每逢5月4日，就要涌到表面上来。出自北大的那些文人，大都倾向于以“自由”和“民主”来解释北大精神，就像李瑛诗中那一片“红云”。但是政治家们总要高瞻远瞩些，他们看出这所大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大学的价值，其精神也极有可能跃过学校的院墙，成为国家精神的先导。所以他们倾向于躲开那些容易诱发不满情绪的政治概念，将北大精神纳入爱国主义，顶多再加上一个“科学”。这成为官方媒体不断张扬的意识。 但是，不同意见还是不断冒出来。北京大学一位教授说：“与一年前相比，人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增加了，我对此高兴。这是很大的改善。”国际教育交流委员会主任库拉基说：“同几年前相比，辩论的水平，出版物的性质都显示了开放性的大大提高。”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也在旁敲侧击：着名大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必须国际化”。这些话说得委婉，但却是在明显地表达另一种观点。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把它看作是对主流意识的补充，而非截然对立的异端。直到一本书在北京市场上出现，所谓“北大精神是爱国主义”的主张，立即受到正面的并且强有力的挑战。 书的名字叫《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里面全是过去100年来杰出人物阐述北大自由主义传统的文字。封面黑底白字，有如茫茫夜空中的一道道银色闪电。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几个别出心裁的文人制造的一个“黑色幽默”。书是刘军宁主编的，此人是90年代年轻人中惯于自说自话的典型代表。为之作序的李慎之，则是老一代人中最着名的自由主义者。他的序言虽然是在谈论一个学校的传统精神，但却极为强烈地掺进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弘扬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他在一开头这样写道，“北大可以永远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播种者和启蒙者。”然后开始列举北大那些最受尊敬的学者的精神。有严复，他曾担任北大校长，也是第一个把“自由”概念引进中国的人，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还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有马寅初，也是一位北大校长，在50年代因自己的“人口理论”而获罪，却又写了《重申我的请求》，公然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有陈寅恪，他曾是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毕其一生都在实践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 在一一转述这些人的事迹和思想之后，李慎之用诗一样的文字写道： 自由的要求最终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每一个人天赋的权利。已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只有自由的人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我们一定要走向这个目标。 李的序言写于1998年4月。在它的后面，刘军宁放上了自己在“北大百年同学会”上的演讲，时在1998年3月17日，他说自己近来有颇多伤感：“叹惋的是北大建校已百年了，社会上对其传统是什么却莫衷一是；叹惋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今天在大家和我看来却仍然那么的新鲜，仍要来谈谈这个陈旧的话题。”#p#分页标题#e# 书里的内容除了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那些东西，就没有更多的了，有如他自己说的，“不过是重复了北大先师们的结论，即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扞卫自由”。事实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两种观点的持有者都可以为自己找到足够证据，但却都没有足够证据去否定对方。 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看来是打算了结这场争论的，至少他在5月4日人民大会堂纪念北大百年的集会上试图这样做。他的面对8000多人的演讲，主旨就是要阐述北京大学的精神。他提到北京大学的历史，提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希望今天的青年能学习他们前辈的传统。青年们都听到他说“五四运动最根本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没有听到“自由主义”——既无贬低也无褒扬。 官员希望属下百姓个个纯净无邪，逆来顺受，勇于献身，甚至不惜以强制手段迫其就范，成为党的理想所期待的“大公无私”之人。可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官员本身的无法无天和舞弊徇私，成为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一年全国3000多家县级法院接到的行政诉讼案件骤然多了起来，经过严格筛选后仍有98000件需要立案，比之十年前《行政诉讼法》刚刚颁行时，多了大约10倍。“行政诉讼”的核心也即百姓所说“民告官”，想一想吧，每天有差不多300件案子需要了结，全都牵涉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冲突，而且遍及城乡各地。然而实际发生的问题可能更多，因为大多数百姓宁愿选择上访而不是诉诸法律。 “上访”这个词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它是70年代末期兴起来的，那时候上访者大都是多年蒙受政治冤屈要求平反，后来渐渐演变成对于现时种种不公的控诉。背井离乡游荡在全国的上访大军数以十万计。一般来说，每当春天开始之时，也正是上访高潮，只是这一年持续到严冬都没有间断。他们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夜晚蜷缩在政府大楼门口，白天则到处喊冤，逢人就把自己的故事讲一遍，就像鲁迅小说里的祥林嫂一样。而他们口中的冤头债主，十有八九都和当地官员有关。这种现象的持续蔓延，证明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它本来是解决争端的，但是它本身也在造成争端。“很难说每个上访的人都站在理上，”一个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说，“可是你想想，就算只有一半人受了冤屈，就够可怕的了。”他是一个转业军官，上级告诉他上访者多是刁民，让他拿治理军队的那一套来对付，可他的同情心似乎占了上风，他相信老百姓若不是被逼无奈，是不会给官员找麻烦的。 这一年上访者大军中，有个广西人名叫黄胜兴，在3月25日这一天走进南宁，走进自治区政府大楼的走廊里，看到他认为“只要能管点事”的部门，便推门进去，递上一摞复印件——《关于请求督办滩营乡政府偿还赊账吃喝欠款的报告》。傍晚时分，黄终于把手中材料全都送出，走出政府大院。细雨蒙蒙，那些官员也下班了，从大楼里出来，匆匆走过他的身边，视他如无物。黄满脸沮丧，忽然意识到自己投错了门，于是改弦更张，去寻找一个名叫张双武的记者。 “求求你给我指出一条生路吧！”黄对记者说。 36岁的黄胜兴住在防城港币滩营乡。他曾是一个军人，还是共产党员，在80年代初期中越边境法卡山地区的武装冲突中，因作战英勇荣立战功。那时候像他这样的人都是社会追捧的英雄。到了90年代，虽然风光不再，但也不至于沦落到没有“生路”的地步。黄的错误在于他在自己家乡办了一个“长兴酒家”，自任老板，而且还把“酒家”弄得异常红火，直到获得自治区级“青年文明号”的奖牌。 “真是应了’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老话”，那个叫张双武的记者后来这样说。根据他的调查，“’长兴酒家‘的饭好菜好，经过滩营乡干部们的口耳相传，迅速吊起了各路食客的胃口”。这些人全都吃了饭不付账，只写欠条。连续吃了两年，“乡政府共赊欠’长兴‘餐饮费80665元”。黄忍无可忍，到乡政府去要债。他这一边低声下气，那一边的欠债不还的人却是耀武扬威。这可又应了一句老话新编：“黄世仁害怕杨白劳。”在一次又一次无功而返后，“长兴”成了“长衰”，终于不能维持，关门停业，黄则从此加入上访者的行列。 张双武没有辜负黄的希望，拔刀相助。他的调查报告1998年4月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题目是《好端端的店是怎么垮掉的》。看来这文章比自治区政府大楼里面那些“只要能管点事”的部门都管事。滩营乡政府终于付给黄7万元现金。两年多的纠纷也就归于平息。 可是事情的严重性更在于，黄的遭遇并非仅仅属于个人，滩营乡干部在“长兴”的行为，也不只是白吃白喝那样简单。事实上，乡干部为此也是满腹怨言，因为他们在“长兴”扮演的角色大都只是陪客，宾客都是比他们官职更大的官员。当初乡政府“领导集体”决定把“接待和会议用餐均安排在长兴酒家”，也正是因为“接待任务太多”，实在不堪重负，所以才要转嫁。直到多年以后，他们还能精确算出：过去三年他们在“长兴酒家”的“公务接待”计有456批、3630人。这些人大都来自中央、自治区、市、区的有关部门，莅临此地“检查指导工作”或者“参观学习”。 在这一事件中，官员的贤卑自然可以作为度量是非的准绳，但是如果我们大范围长距离地观察，就会发现，黄的遭遇只是一种特定制度下的必然结果。 政府行政和官员俸禄乃是建立在税收基础之上的，这在世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中国自不能例外。所不同的只是，中国的税收多为入不敷出，其中缘由一部分在于官员数量的无限膨胀（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述），另外一部分则在于税制本身的不足。国家财政采用厘定税收种类，而后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制度。中央政府承担着军事、外交的全部费用，以及教育、公共设施、辅助贫困和拯救灾难的大部费用，所以极力将税金中的大部分抽归己用，所余部分已无法满足地方政府的基本需要。于是上级政府便以种种变相方式，将自己必须支付的行政费用转移到下级，官员们也有意无意地把本应由自己支付的生活费用改由公家支付。这样一级一级向下转移，最后必将摊派到百姓头上。 从一个廉洁政府的立场上讲，官员的贪污受贿和仗权徇私，都是不能容忍的行为，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官员们如果只能保持一个中等偏下的生活水平，甚或只能维持家人的温饱，这个政府又如何能够强大和有吸引力？官员集团又如何才能招揽最优秀的人才进来？这问题在我们国家由来已久，所以自古就有所谓“高薪养廉”一说，也有中央政府纵容地方官员搜刮民财的无数先例可鉴（明代有一本书叫做《虞谐志》，里面就开列出当时流行的公差杂费十几种，其中包括索路费、索纸包、酒钱、饭钱、买差钱、雇役钱、门子掣签钱、吏房销名钱、粮食嵌数钱、数书还库钱、经催常列钱、府厅解比钱，内衙公费钱，等等）。正是基于这个潜在逻辑，上级官员坐视下级搜刮民脂民膏甚至鱼肉乡里，不加干预，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还有一些官员则会转而寻找另外的途径维系政府支出，这包括出卖农民的土地和开采当地资源。前者在沿海商业发达地区广泛存在，以致过去的十年中，全国耕地减少数千万亩。后一种办法则主要是发生在西部经济贫困但资源丰饶的地方。比如陕西北部一个27万人口的靖边县，在周围竖起1167口油井，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禁止非法钻井，始终不能制止。因为当地政府正是仰仗出卖石油维持全县11000多官吏的工资的。“像我们这些地方，能把工资保住就是好县长，”县委书记杨树业说。又说按照已发现的石油储藏，“开采三五十年不存在问题”。至于那些土地贫瘠又没有地下宝藏的地方，官员薪俸常常累月积年不能足额发出。几乎所有政府都在抱怨“财政不堪重负”，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则证明这不是无病呻吟：过去18年里行政管理费开支增加了至少15倍。凭借税收仅仅能够支付一半，另外的一半则须依靠前述各种办法设立苛捐杂费，甚至巧取豪夺，有如滩营乡的长兴酒家和靖边县到处林立的油井。 此种制度行之渐久，难免地方官员把法内之税视为儿戏，而将更多的热情投向法外赋役，甚至不惜一只手给企业减免税收，另一只手又向企业乱收费。根据报纸上公开的报道，每天向百姓收费的官员除了来自税务部门，还来自工商、公安、劳动、城建、计生、土地、技术监督、交通、环卫、环保、卫生防疫、民政、教育、文化、航运、边贸、商检、卫检、动物检、房产、矿产、林业、烟草、物价、水利、民政、乡企局、公路段、乡镇政府、村民委、居民委、村民小组和居民小组。“我实在想不起来还有哪些单位与收费没有关系。”张双武后来这样感叹。 我们举出几个细节，就可以明白，官员们在敛钱的时候的确把他们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当日防城港市向餐馆征收所谓文化管理费，以卡拉OK歌曲检验为理由，每首两元。又比如你要乘坐出租汽车，也须准备好为司机分担无数难以想象的成本。一个南京街头的出租汽车司机，营运之前须先缴纳11种费，共计162629元，此后每月仍须再缴16种费用、司机起早贪黑，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时间12个小时，其中至少有两个小时就是为了这些“费”干的。同时还须随身携带26个证照，以备各方官员查验时证明自己已足额缴纳了所有费用！又比如建设部的一位官员列举当年城市商品住宅成本，建设费用只占一半，另外一半则是政府加上去的各种税费。一个想要为自己购买一套住宅的人，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为下面这些名目付钱：住宅工程管理费、房产开发商资质初审和年审费、自来水安装管理费、用水立户费、绿化费、拆迁安置押金、道路污染费、建设项目划定红线和手续费、验线费、土地界桩费、坐标测量费、土地办证费、土地权属变更费、土地过户费、供电安装管理费、用电立户费、电网改造费、消防设计和审验费、治安费、市场管理费、考古调查费、考古勘探费、环保费、临时工管理费、建设资金审计费、商品房统计费、地名申请费、教育设施配套费、体育设施配套费、邮电通信设施配套费……1997年中央政府痛下杀手取消其中48项，国务院的文件说这些收费都是“未按规定程序批准、明显不合理的”，可是保留下来的收费还有将近百种。 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无论如何不能设想所谓“乱收费”的磅礴气势和精细入微，更无从体会官员们在这里所倾注的智慧和热情。事实上，官员加诸百姓头上的法外之费，已经超过国家法定之税。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就曾对全省岁入“收税不足，收费有余”的局面公开提出警告，他把后者叫做“预算外资金”，也即官员们在国库之外开辟的“钱柜”，用当时流行的说法，这叫“小金库”。根据王茂林的揭露，小金库规模之大，甚至还要超过国库，比如湖南一年来收的这笔钱高达180亿元，比地方财政收入多出50%，比湖南上缴中央全部税金多出80%。官员们以此为后盾，弥补薪俸不足，乃至发展到将自己工资全部封存一分不动，在衣食住行方面全凭公款支撑。百姓中间流传的一句顺口溜说中国有“四大闲”。所谓“闲”也即赋闲，或者无须使用，其中官员的薪金位居“第三”，它道出了一个官员与一个百姓在收入和消费方面的最重要的区别。 朱镕基显然觉察到这些问题，并且为此伤心。1998年3月11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参加湖南代表团的讨论，看到拥有官员身份的代表依次发言，就知道都是事先的排定，于是询问有没有农民在场。的确有个农民代表，但被排在最后，会议主持者还告诉他如果没有时间就不要说了。可是现在朱镕基打断那些官员的话，把这位农民叫到前边。“这里都是干部，我听不到普通代表的意见，”他对那农民说，“你们那里的情况怎样？” 那农民果然直截了当：“收费的太多，还有警察，收钱的事就干，不收钱的事就不管。” 朱镕基听了大为恼火：“农民的负担太重，还要乱收费，你们于心何忍呀！” 但是除了向属下官员呼吁恳求动之以情，他却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办法。直到五年以后本届任期将满之时，他仍然认为“农民负担太重”是他最为头疼的问题，而且痛感无能为力。这也表明仅仅依靠官员集团的道德戒律和良心发现，根本无法解决制度的弊端。 这一年，朱镕基遇到的情形也挺怪。接任总理获得了异乎寻常的胜利，他有能力，有个性，胸怀大志，不肯随波逐流，在全国人大代表中间又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此后要做什么，应该比他当副总理的那些年更加得心应手。可是不然。他当时以为，只要他的政策符合民心，也就当然地能够获得干部的支持。以他多年所接受的党的教育来衡量，这种判断理所当然，他要求属下官员把“讲真话”作为守则，还对几百个记者表示他是不会惧怕前边的“地雷阵”的。可是他却没有想到，他面前的最大的“地雷阵”不是别的，正是官员队伍。 他是中南海里最尖锐地斥责官员腐败无能的人。他们中正在弥漫“报喜不报忧”的风气，整天歌舞升平，不知危险正在降临头上。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极大困难。“今年外贸出口增幅要下降十几个百分点，使国民收入下降两个百分点；乡镇企业下降，使国民收入下降一个百分点。”他这样警告他们。可是这些官员根本不愿理解其中含义。他的话并不比江泽民说得更加严厉，可是他说话的方式和口气却又截然不同，语气尖刻，毫不留情，没有余地，这让官员们难以接受。当他指责那些地方官员是“把杭州做汴州”的时候，就让人觉得他本来不属于他们圈子里的人。 但是这位总理低估了这个圈子对于人的销蚀和同化的力量，他说新疆那边的棉花全都积压，要不了几年就会成为废品，而山东却在走私棉花。于是他跑到山东的官员中去，说他希望山东“大踏步地后退”，去购买新疆的棉花，“我给你补贴打折，你们可怜可怜我吧”。看到山东人不理他，又连连感叹“管不了啊”。他又要求湖南的一群官员不要在农民身上增加苛捐杂税，甚至用哀求的口吻说：“你们给我一点面子好不好。”举出这样一些小事就可以明白，他对面前这个庞大官员队伍的某些风气既愤怒又无奈。 这时候他已拿定主意，要拿国务院开刀。他把很多时间用在官员身上，希望他们不要阻碍他的新政。他把国务院的60多个部长一个一个找来，告诉他们，他打算把国务院的部门大大裁撤，还要减少300个部长和副部长、1900个司局长和副司局长，把国务院的3万工作人员减少17000人。部长们心中忐忑，问他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他说立刻就做。于是大家开始叫苦不迭，都说自己的部门如何重要，为国家所必需，不能撤销。只有一个胡启立此人在80年代是党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个。对他的计划做出积极反应，同意撤销自己领导的电子工业部，还说自己早就打算辞去部长职务了。这让新总理感到失望。旁人处在这个时候，也许会悬崖勒马，不再提这件事。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整个国务院里人心惶惶，官员全都不知道将有一个怎样的明天，这和西方大公司宣布裁员以后雇员的心情没有什么两样。 在我们国家庞大的官员队伍中，拥有数以百计的省部级机构、数以千计的厅局级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县处级机构，集中了至少3000万官员或者拥有官员级别的人。他们大都是共产党员，依靠党的理论支撑自己的信仰，依靠国库税金维系自己的生活，依靠级别晋升成就人生之路。此外还有至少8300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成为那些“党员干部”的助手，包括39个“副省长”、171个“副市长”、181个“副局长”、6274个“副处长”和“副县长”。官场上冗员为患，不独是90年代之弊，甚至也不仅仅是共产党领导这几十年的问题。它是中国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造就的历史。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他的西汉王朝时，其子民约有6000万，官员集团不过由7500人组成；公元14世纪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全国人口与西汉大致相当，官员却增至17200人。公元1644年清朝初期，官员数量为刘邦时代的3.6倍，而其治下人口却只及西汉人口四成。又经200年后，也即19世纪，一县官吏已增至三四百到两三千人之间。1851年咸丰皇帝登基，听说此事惊讶不已，提笔质问臣下：“一州一县何至盈千累百之多？”然后到了20世纪，孙中山颠覆皇权以及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最终建立共和制度。我们国家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官员的膨胀却一如既往。历届政府都曾尝试精简之策，其中70年代一次，80年代两次，90年代也有过一次了，可是精简之后膨胀更甚。“膨胀-精简-再膨胀，形成一种螺旋式扩张。”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这样描述过去几十年的官员队伍，“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能够证明这种“无力”的最为经典的一个情节发生在邓小平身上。23年以前，也即1975年，他在副总理任上整顿吏治，一方面尖锐地抨击政府臃肿的弊端并且宣布其精简方针，还说“整顿也是一次革命”，私下里却又流露出内心的为难。有一次他对一群官员说，谁要是能解决机构臃肿的问题就请谁来当副总理。后来的事态证明，那次的吏治整顿没有成功，现在轮到朱镕基来做这件事，这一段历史，经过文人的整理，成为报纸争相刊登的一条新闻：其中说，全国总人口和“吃皇粮”人数的比例： 汉代：8000∶1 唐代：3900∶1

  作为思想启蒙者，言论尽可激烈、出格，尽可非主流，太主流的话根本没人理你，如果非主流到一定境界，甚至反倒可能被捧作名士。但若论及政治操作，在言论上就须谨小慎微，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可能授人以柄，众叛亲离。   我的老婆是毛左   文/迦南(北斗特约撰稿人)   今天下午正在公司读张鸣先生的《再说戊戌变法》一书，恰好看见一校内好友的状态，大意是如果真出什么事的话就该让精英冲在前面，让老百姓躲在后面。当时就觉得无法认同，于是随手写了条状态，权作表明个人对此的看法，该状态原文如下： “ 又见有人说出事了要让精英冲在前面，老百姓躲在后面。我就蛋疼了，你当人家精英傻啊？你让福泽谕吉去扛枪倒幕？你让梁启超去砍北洋新军？没那个本事扛旗那你就是扛枪的命啊。谁让你小时候不好好读书来着。” 要是预见到这条不经意的状态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困扰，我肯定不写了。 是这么一回事，我刚下班回家，李公子便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吵架，主题围绕着那条状态，大意是指责我凭什么看不起扛枪的，精英有什么可优越的，云云。我自然不服，据理力争，就这个问题吵了近2个小时，整个争论过程我保持了最大限度的理性与风度，态度温和，语气自然，神情儒雅。反观李公子，全程一副恨不得把我杀了的表情，眼神里写满了“去死吧，阶级敌人”“傻逼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 吵到刚才，李公子撂下一句话：“哼！我今晚不做饭啦！”我当时就恐慌了，顿时钱谦益、郭沫若附体，骨子里包藏的缩卵文人的因子瞬间就爆发了。于是决定写下这篇文章，阐述本人对上述相关问题的理解。以期得到李公子的谅解。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我写下那条状态时的语境，那位校内好友的状态其实是指向于建嵘等（还有谁我想不起来了）知识分子的，所以我在当时语境下所理解及阐述的“精英”仅局限于知识精英，这从我举的栗子，福泽谕吉和梁启超，其实也能窥得一二。 其次，也有其他人转发我状态时将其理解为与国共或者革命相关的事，其实我本意并非如此。扛旗和扛枪只不过是兴手拈来的类比而已，我想说的其实是思想启蒙（我知道这个说法大概又要引起一些人反感，且其内涵过于狭义，但鉴于我一时还想不到更好的说法，就暂且如此吧，还请从相对广义的角度加以理解）及政治操作的关系。 关于思想启蒙及政治操作的关系问题，我近日确有些思考，当然都不是原创的，完全基于张鸣先生在《再说戊戌变法》一书中的解读。 在张鸣先生看来，康梁的一大悲剧就在于“身兼二任”，即，同时承担思想启蒙及政治操作两项任务。限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甲午刚败给所谓的“区区三岛倭奴”，“同光中兴”的幻象被打破了，相当一部分士人认为国家法制典章若再不行突变，就要彻底完蛋啦），维新实际上是仓促启动的。纵然康有为等在万木草堂时便常怀改变中国之志，但直至甲午惨败之前，西学（尤其西政、西史及西法典章等社科领域）在士人中其实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李提摩太编译的西学书籍在甲午之前销量低迷，曾国藩捣鼓了半天，士人还是对送幼童留洋颇怀忌惮。强学会创设之初，欲求一世界地图而不可得，后还是托人自上海带来一份，会中诸人视同拱璧。此时距曾国藩上疏学习洋务已过三十余年，实为讽刺。士人之中尚且如此，毋论底层百姓了。 在此情况下，康梁就被历史及命运推上了身兼二任的悲催位置。一面，士林中对西学的渴求陡然大增，士人都急盼着了解我大清缘何败于日本这撮尔小国，这便使得康梁这些先觉之士不可避免地要做些思想启蒙的工作（虽然当时康梁对西学的了解还比较粗疏，但放在颇似井底之蛙的传统士人面前，已然是先知了）。另一方面，下至寒士，上至疆臣皇帝，都顿生出强烈的危机意识，即便是公认的顽固派大臣徐桐，亦觉得须在政治上行些变革了。加上康有为骨子里颇带点传统士人“好为帝师”的秉性，参与政治操作也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无论古今，思想主张及政治操作是全然不同的两码事，应是公认之理，但说起来很容易，具体操作起来就颇不简单。当然，我们大可举出一些个例说明有些天赋异禀的人确有身兼二任的能力与魄力，但须注意到，这终究是个例，是少数。即便是这些天赋异禀之人，亦晓得政治操作须有许多顾忌，而不可尽如思想启蒙那般肆无忌惮，语惊四座。精明如毛泽东者亦不敢在米帝考察团前将中共的思想主张和盘托出，这才给了部分米国人一个“中共非俄式共产主义政党，而颇似社会民主党”的印象，这便是晓得思想主张与政治操作之分别的体现。     因此，一些成功的政治变革中，思想启蒙者及政治操作者常由不同人担任。譬如明治维新中，既有像吉田松荫、福泽谕吉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亦有如大久保利通及木户允孝之流的政治操作者。究其原因，诚如张鸣先生所言：“思想启蒙及政治操作都是非常繁难的任务，而这两项任务本身是有冲突的，不应该其实也不能由一种人来同时承担。” 而康梁在政治上显然是不成熟的，其在政治实践中值得诟病之处实在太多了，而且多为职业政治家不太可能犯的低级错误。譬如洋务派本是该团结的对象，在维新初起时，仍掌握着地方大权的洋务派本是颇认同其主张的，李鸿章甚至主动要求捐资入会（强学会）。但康梁则因文人固有的精神洁癖及失败的政治操作等原因，将其越推越远。但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康梁身兼二任的同时，未能区分思想主张及政治操作的界限，时常混淆之，而在外人看来，也不甚清晰。这也吓跑了一些包括洋务派在内的可团结的力量。具体是如何吓跑的呢，下面详述。 作为思想启蒙者，言论尽可激烈、出格，尽可非主流，太主流的话根本没人理你，如果非主流到一定境界，甚至反倒可能被捧作名士。但若论及政治操作，在言论上就须谨小慎微，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可能授人以柄，众叛亲离。 正因为康梁同时处于思想启蒙者及政治操作者之位置，本就让人不可避免地将其思想主张混淆作其施政纲领。这样一来可就不得了了，康梁的很多言论自然就被保守者归入“无父无君”的范畴了。其实，“无父无君”的话若从一个报人或者纯文人口中说出，倒也没什么，至少不至于引得举国哗然。但若从一个政治操作者口中说出，即便言者的本意无非是对主观理想的表达，但在闻者看来，这就不可避免的要成为言者日后的施政纲领。甚至梁启超在私下对学生所述之语，也成为被上纲上线的罪证，康梁在私下的言论自然是“言之未尝有讳也”，但诚如梁本人后来所回忆的：“此种言论，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有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说句今天诸君耳熟能详的话：“这样的人要是上了台，那还了得！”所以康梁终究是“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家。” 结合今日事看来，张鸣先生的这种说法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譬如尚囚于锦州监狱的某先生，只因当年“三百年殖民地”一语而遭诟病二十余年，其实此话在当年自某先生口中说出时，并未引起什么轩然大波，因为这在当初不过是其作为学者的一家之言罢了。可自从这位先生参与政治之后，这话在公众面前的分量可就全然不同了。何也？言论的性质转变了。该话已从一名非主流学者的非主流言论被断章取义地转变为其政治纲领了。如此一来，焉得不天下大哗。人们自然担心：“这样的人要是上了台，那还了得，还不得把中国给卖了？” 就我个人看来，其实这是多虑了。首先，某先生上台的可能性很小，就如康梁一样，不具备政治操作手腕的理想主义者，很难在政治运动中站到最后。退一万步说，该先生机缘巧合地上了台，那么也不必担心。何也，作为学者的某先生和作为政治家的某先生岂能一样？我们今日何以将国家主席视作一个国家机构，而非个人，诚缘于此。况且，政治得势显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在该先生所希望构建的政治框架中，即便是得势者亦要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与分权。把该先生上台当作“君临天下”一般可怖之事的人，在政治上未免过于幼稚。若真是露出几分要把中国卖了的愿望，恐怕屁股下的大位还没坐热乎呢就得走人了。 所以，在变革时代中渴望作为的人要清楚自身的定位，是思想启蒙者呢？还是政治操作者？思想启蒙者扛旗，政治操作者扛枪。旗不是每个人都扛得的，难道一届白丁能担起思想启蒙之重担吗？同理，枪亦不是每个人都扛得的，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有道德洁癖的文人是玩不转政治的。扛旗的就踏踏实实地扛旗，别瞎指挥枪，扛枪的就老老实实地扛枪，别动不动就想自己造个旗来扛。但偏就有这样的人，本该扛旗的想扛枪，本该扛枪的想扛旗，对于这些人，我只有一句话：“你没那本事，那玩意你真未必扛得动。”想换个东西扛当然可以，但是前提是得有那本事，落在实处便是康梁得学会些政治手腕，袁项城也得多读些书。启蒙者没有丰富的知识积累是不行的，政治家、运动家不搞手腕、太理想主义也是不行的。所以我说：“没那个本事扛旗那你就是扛枪的命啊。谁让你小时候不好好读书来着。”这虽是一时激烈的想法，但私以为并非无因之语，如果说要补充完整的话，那么后面还有这么一句：“没那个本事扛枪那你就是扛旗的命啊。谁让你自小只晓得窝屋里读书来着。” 总结起来其实就一句话： 毋羡人长，毋炫己短。     (采编：陈轩 责编：陈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