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王思想家 | 重庆人怀念唱红打黑?

重庆人怀念唱红打黑? ——论重庆模式之抄袭与必然趋势       重庆模式告一段落了。无论是悄悄逝去、不带走一片云彩,还是有一个正式的终结宣言,这个模式实质上已经结束。党中央英明。     学者们普遍对重庆模式的完结表示欢迎,但是据说,重庆人,尤其是重庆的底层人,是怀念这一模式的。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一模式的受益者。      重庆模式不是原创。原创者是1930年代的中华苏维埃。1931年代,9·18事变以后,中国先后出现了两个割据之国,1931年在江西的中华苏维埃,1932年在东北的满州国。中华苏维埃利用江西的稀土资源获取一部分财政收入,同时还有一笔常年收入,那就是打土豪分浮财。样板戏《杜鹃山》里唱得很明白——从地主那里弄来的浮财,主要充当军费,剩余一小部分拿去分给农民。一些农民不愿意接受,半夜偷偷把浮财扔回地主家院子里。后来,宣传队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一面对地主进行妖魔化,让大家树立仇恨,勇敢占有地主的财产。     后来很多年,经过众多御用艺术家的奉献,成功地塑造了刘文彩、周扒皮、南霸天、黄世仁等形象,可谓脍炙人口。互联网以后,人们知道了这些地主恶霸的原型都是谦谦君子,“原来是那么一回事呀”,暂且不提。         这就是唱红打黑。重庆是忠实地学习并继承了。      对照历史,就能明白,唱红为什么一定要与打黑结合在一起。两者是有本质联系的。这与“扫黄打非”的结合不同。利用扫黄的名义打非,那只是策略,两者并无本质联系。而唱红是断然离不开打黑的。         然而,这种模式不可能持续。地主的财产终究有分完的时候,财富还是要依靠人们主动去创造。而不能总依靠再分配来凭空变出。      所以,1950年代以后,就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通过合作人民公社给收归政府了。      重庆一年的财政收入1700亿,唱红歌据说花了2000多亿,债务据说5000多亿,承诺为百姓办的那些事情,没有个10000亿是搞不起来的。可重庆有什么增收措施呢?没看到。打黑把那些民营企业打垮了,以后的财政收入是会增长还是减少,不是明摆着吗?      重庆依靠财政拨款以及打土豪的收入来收买下层民众的做法,显然是无法持续的,更不可能推广到全国。这种抄袭来模式也必然抄袭后面的:没收土地,收归政府,建立人民公社。然后,那些曾经欢呼的贫农彻底傻了。     所以,我建议那些怀念重庆模式的重庆底层人,假如真如网上所说存在这么一些人的话,建议他们稍微懂一点历史,懂一点经济学,然后再去判断哪种模式是长期利好,哪种模式不可持续。     我预言:重庆模式将成为今后经济学家们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有心者可以快点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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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飚 | 祭出重庆模式,考验党内民主

2012年03月22日 06:45:14 党内民主 重庆模式 薄熙来 按照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说法,“打黑是碰硬的事情。”民主和革命也一样,不经过挑战和冲突,无法达到目标, 3月15日,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这个举措是走的党内口径,并非是行政人大渠道。发布消息的却不是党媒,而是国家媒体新华社出面,短短四十五个字,扮相十足,好像去政府机关办事,脸冷得像税务局的临时工,市政府门口的保安。     对于薄熙来政治前途的猜测,在过去一周成为中外媒体焦点。与此前陈希同、陈良宇的处境不同,前者属于接班之后的立威,理由是贪腐。薄熙来家族,在贪腐成风的中国高官中,并无明显证据。而坊间对其子留英费用的攻击,体现了对海外留学的无知。其子不过二十出头,这种祸及子女的政治攻击手法,严重地说,与土匪绑票儿童行径,如出一辙。实在不该是21世纪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线”。2007年的十七大之后,党内民主成为中共转型的一个重要课题。上溯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也曾经有言“党内要畅所欲言”,“党内斗争要有原则”。   在唱红打黑、廉租房的重庆模式之外,还有一个中共民主化的“重庆模式”。薄熙来的政治雄心,就是这个模式的动力。他试图以显性的政绩,公开的竞争来获取属于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这点,他不只是一个职业做官的,而有一个政治家的风范。如果再以张国焘、高岗、林彪的历史经验对待他,这将是中共最大的倒退。     今日中国,党内民主是一种基调未定的民主。假如未来中国的民主将由中共来主导,那么目前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存在一个很大的悖论:不管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都视为由中共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但是在实施上却走的自下而上的路线,仅限于基层党组织或者村一级的选举。可谓是高层决策不下平民,民主决策不上大夫。     在权力上,中共自谦权力来自人民,替人民行使权力,然而,一个直辖市市委书记免职,官方媒体没有任何说明,反而迁怒民间多嘴,微博受阻,敏感词升级。这似乎是在权力使用上,超限制运行,开出一条党内民主的特供通道。这个处境类似,英国在欧盟中的地位,占用一条快车道,却开慢车。     从江泽民时代到胡温执政,中共自诩实现了权力和平交接,仔细算来,只不过一届而已。现在,薄熙来的价值,就是测试一下中共自诩的党内民主弹性到底有多少。2012年暮秋的十八大,将是一场民主透明的大会,还是一边倒的批判会?亟需三个代表给民主素质不够的国人做个榜样。   上一篇: 大会堂娱乐无限,西敏寺舌战不息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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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模式”的幻灭

“重庆模式”的幻灭 作者:孙兴杰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1 12:02:42 阅读量:68次   中国两会刚刚落下帷幕,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便成为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而在微博这样的自媒体时代,这一敏感话题更是热得烫手,从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严厉表态,以及对重庆人事任免的通报来看,以唱红打黑为标志的重庆模式失去了合法性。关于民主的讨论将成为未来政治正确的话语,但是民主的话语与民主的制度之间相距遥远,莫让话语泡沫掩盖了民主的制度性建设。   民粹主义的破产   薄熙来,毫无疑问是一个魅力型的领导人,脱稿演讲、合宜的微笑都使他成为一个媒体追捧的政治明星。由于他的到任,地处中部内陆的重庆一跃成为中国的芝加哥,成为欧亚大陆交通与物流网络的关键一环。美国副总统拜登、加拿大总理哈珀等世界政要都要到重庆一游。   不能否认,薄熙来的执政理念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之中是一个异类,尤其是打出了“唱红打黑”的旗帜,正是引发了中国政坛的一股“左倾”的旋风。打黑过程中出现的僭越司法程序的事件屡见不鲜,政治决定压倒司法程序使得打黑行动被有些人讽刺为“黑打”。而唱红行动,则被认为是复辟文革。   薄熙来被免职之后,不喜欢他的人们在微博上有种“幸灾乐祸”的情绪,认为薄熙来所掀起的左派风暴平息了。而关于民主的话语将成为未来的主流声音,尤其是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并不讳言政治体制改革,并声言,阿拉伯人民对民主的渴求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而弦外之音也是说中国人对民主的渴望也是无法阻挡的。   如果抛开中国国内关于左派与右派的区分与争论,薄熙来的领导风格及其施政措施都带着浓郁的民粹主义色彩。民粹主义,从根本上是反对制度的,因为任何制度都是对魅力型领导人的限制。唱红与打黑更多的是薄熙来的个人政治意志的体现,尤其是唱红运动,这是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与控制。政府主导之下,全民动员,贯彻一种所谓的主流价值观,这也是一场造神运动,那尊神不是某个人,而是关于红色的浪漫记忆。   民粹主义,只有在制度化水平比较低、法治意识不彰的社会中才能流行起来,通过神话“人民”这个内涵虚无的概念,贬低官僚,从而营造出一种短期的“人民伟大”的泡沫。官员、学生的“上山下乡”活动,体验人民的疾苦等等,这些活动本身就是在排斥劳动分工和专业学习,短期来看,可以提振官员士气,赢得民心,但是却无法长期持续。   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先后两次提到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最大的贡献在于否定了文革,从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甩掉了历史的包袱,消除了禁忌。文革本身就是一场全国性的民粹主义运动,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温家宝两提《决议》其实剑指唱红打黑、群众运动式的重庆模式。   民主制度,知易行难   随着薄熙来的淡出,民粹主义的道路将难以进入未来中国道路的选项之中。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的执政党“痛定思痛,改弦易辙”,开始了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政治改革滞后,现在到了一个重新总结历史经验,凝聚共识,开辟道路的时刻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温家宝的盛世危言就更加振聋发聩了:“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文化大革命以大鸣大放的民粹主义形式走向了人治与专断的反面,其间造成的灾难至今令人不寒而栗。否定与反思文革是中国开启政治改革航程的起点。   民主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未来的方向。在微博上,民主、人权已经是“政治正确”的话语,但是关于民主制度的建设,却依然没有蓝图。即便是温家宝这位多次呼吁政改的高层领导也没有提出一个改革的蓝图。   世界历史的经验表明:民主总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人们可以想传教士一样传播民主的理念,但是仅此并不够,还需要马基雅维利那样的方略。民主,从根本上说是国家形态的变革,是臣民向公民的进化。不是民主的话语,而是制度建设、权利意识以及宽容妥协的精神支撑起了民主的理想。   民主制度因地而异,但是根本的理念却是普世的:司法独立、公共财政、选举制度算是民主的三位一体。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国家制度奠基于法律与货币两大支柱之上,而司法独立与市场经济最终使欧洲国家战胜了各种传统帝国成为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的政治组织模式。普选权则落实了人民主权的理念,民主与共和最终合而为一。   民主,而不是民粹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选项,处于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不仅需要总结执政党六十多年的经验与教训,更需要学习与借鉴世界历史的经验,触摸世界历史发展的脉动,勾画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改革图景,制订切实可行的改革方略。   薄熙来去掉了一个选项,能不能找到正确的选项?需要更多的智慧、宽容,以及魄力。   (作者系日本亚太政经调研中心海外研究员)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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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 | 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么?

这篇文章贴出来,测试一下当前中国的网络自由度。 请大家共同见证历史时刻。 在线报导 / 北京观察 北京观察 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 在宣布薄熙来免职后,“薄熙来事件”在民间沸沸扬扬,中国学者吴祚来撰文认为,人们当成喜剧旁观的该事件,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悲剧。 (德国之声中文网)薄熙来迅速被免职,网络与非网络媒体冰火两重天,官方媒体冷处理,而网络上一片喧嚣。一些反对或质疑重庆模式的人,为薄熙来被撤职而叫好,而挺薄的阵营,主要网站被关闭,一些人通过其它网站为薄的遭遇鸣不平,甚至有人将”撤薄”看成反革命事件。 一、唱红打黑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形象造势 在挺薄的群体中,引人关注的除了司马南、孔庆东,还有《环球时报》的编辑王文与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王文强调的是重庆人对薄的高满意率、 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而林治波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公开表示:”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 熙来是个好干部!”这部分人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也为此纠结,他在微博里说:因为所谓的重庆模式中包含着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们所担心的政治因素,一个是重庆老百姓从中受益的民生 因素。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否定前一个因素的人们与拥护后一个因素人们的对立。而到今天,可以看出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笔者去年五月份去到重庆,接触到的人从大学生到出租司机,从洗脚女到市政府官员,通过自己的观察,如果让我回答,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我该如何回答? 出租司机说,每天的份子钱还得交二百多,与过去并没有多大改变,所以,许多地段只能拒载,堵车时间过长,拉不回份子钱,重庆的洗脚女说,现在比过去 好多了,出门上街不怕了,黑社会没有了,而一家集资入股创办民营企业的小股民们,却在重庆大礼堂前面广场穿冤衣,发传单,呼吁有关方面尊重民营集资企业发 展,不能通过没收处罚斩尽杀绝。政府官员对我说,百姓对薄书记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薄书记到百姓中间,那些老人们牵着书记的手,舍不得放开。我问重庆官员 ,如果薄书记离开重庆,还会有这样强力的人物,能造成这样的政治效果吗?对方无言以对。大学生说,唱红歌,学校里面组织一些学生唱,大多数学生不用参加。 即便是唱红,也不能做到大学生们或民间社会都唱红,说明薄的动员能力有限,毕竟唱红需要一定的物力支持,包括组织红歌到北京香港等地演出,还说明, 唱红是利用红歌在挟持民意,证明自己的红色正统地位,以挑战中央政府可能的政治改革。红歌因此也是一种基于个人政治需要的政治性宣传造势,它无所不包的内 容,也说明它机会主义的方式,不求红色的革命纯粹性,但求红色的政治宣传效果。 为了使重庆的”唱红”受到学界认同,重庆日报这样的媒体也不得不通过造假新闻,来满足薄书记的脸面。笔者发现重庆日报前年三次假借我个人名义,赞美 唱红歌可以提升精神,《重庆日报》2011-2月3日刊登《2010年知名专家”热评重庆”:很现代很亲民》一文。文中”引述”笔者的话,”红歌是精神食 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神力量。”在我通过微博的强力抗议下,重庆日报第二天就刊登了道歉信,认为是自己报 社管理不严造成的,向我本人及广大读者致歉。 为了切身感受重庆民间红歌会,去年五月我在重庆花了两个晚上体验重庆大礼堂广场上的夜夜红歌会,发现市政府广播里,播的有三分之一是歌唱祖国歌唱党甚至歌颂毛泽东的红歌,而其它歌曲,则是流行歌曲,一部分老人是自带歌曲到广场上,主要是通过音乐健身。 无论是唱红还是打黑,无论是广种银杏树还是打击民间集资办企业,无论是给农民土地票还是建立廉租房,这一切,都由一只权力之手在操控着,他想提出五 个重庆,那不得有人提出六个重庆或四个重庆,他要种植银杏树,那就不能种植法国梧桐或本地槐杨,而他要打黑,即便是律师向被告眨了眼睛,也是一种犯罪。这 样无可制约的公权力,是给重庆百姓带来了一些实惠,但这样的实惠是可持续的吗?是正常的吗? 表面的民生工程,使民粹与专制有了某种合法性或合理性,一时的稳定与繁荣,更使百姓感恩戴德,收获一片赞美之声。会操控经济的黄奇帆(民生)、会操 控警力的王立军(打黑),加上会操控政治宣传的薄自己(唱红),重庆的三驾马车,奔驰在通往文革的路上,与旧文革不同的是,它在保障民生方面,也不惜代 价,以谋取一时的经济繁荣或GDP数据。 薄书记比文革进步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多了一层关注民生的利益,文革时代非法打击地富反右,并没有给百姓带来物质利益,与文革相同的是用自己拥有的一已权力,来摆平一切他认为应该摆平的对象或事态。权力意志自上而下,目空一切,我代表真理来为人民服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平民百姓得到了一时的利益与稳定,与社会治安得不到保证之时相较,肯定有某种幸福感或满意度,但由于人们看不见任何公开的批评,特别是文革没有真正 受到清理与反思,人们对唱红歌、对极权控制下的稳定、对权力意志下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反思,造成民意的扭曲与偏差。没有新闻的自由度与社会的开放度,执政 者得到的民意满意度,十有八九是虚假的,因为执政者掌握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工具,通过洗脑与单面宣传,造成繁荣与公正的假象,这是人们认可薄熙来的根本原 因。 关于打黑,本是政府份内之事,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重庆开会,当时也是打黑后不久,负责会议的当地人士说,你们现在来重庆安全了,前不久上街 被抢,是正常的事情,女孩子傍晚都不敢上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重庆当地极容易产生黑社会,还是政府管理失当造成黑社会管治困境?如何解决重庆十年二十年 就必然通过重拳才能遏制黑社会坐大的势头?警匪勾结是制度因素还是地方人为的因素?薄熙来显然没有从制度层面找根本原因,而是通过打击一些行政力量或个别 官员,来达到警示效应与造成政治影响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政客”作为,把自己当成政界”过客”,捞取政治名利之后,一走了之。什么是制度因素呢?就是司 法不独立,造成司法容易被某些政客控制,百姓不能通过独立的人大或政协来发出声音,也不能通过权力分立的监督来制约公权力,这样,司法与警力必然腐败,必 然为黑社会利用或控制。薄书记不仅在司法独立与权力制约方面无所作为,甚至强化一已权力,将公检法与宣传的权力集于一身,把自己做成了独霸一方的领袖式政 治英雄。 二、没有民主法治前提的共同富裕是一个谎言 2012年2月2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共同富裕是毛时代的谎言,毛时代通过共同富裕(共同进入共产主义),诱使农民将私有土地交给国家或集体,直到现在农民还没有要回自己的土地,而到了 邓小平时代,倡导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另一部分人致富。邓小平说,如果贫富差距拉大,那就证明改革开放是失败的。这里,我们看到,共同富裕的谎 言一直在继续,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国家要解决的一是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基本保障,要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以及医 疗、养老、失业保险,现在的政府连农民土地确权、农民孩子免费午餐、异地高考都不能解决,却想一步解决共同致富问题,这不是谎言又是什么? 政客与政治家不同点在于,政治家致力于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政客则永远避谈政治改革,避谈民主法制的方式,不通过政治改革来建立社 会正常秩序,而只是通过唱红歌、搞运动、发展经济等等,来显示政绩,我们没有看到薄熙来在民主法治建设上有任何真正的举措,譬如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 重庆没有支持,出租司机与公司纠纷,他没有帮助工人组建工会,农民土地被强征,他既没有帮助农民土地确权,更没有像”革命前辈”那样,主张农民成立农会, 让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来维护权益。薄熙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彰显自己的权势,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法治领域,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政治宣传,权力的色彩涂于一 身,自己浑然成为一个真正的符合革命法统的新领袖。 满足百姓的安全需求与基本利益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收获百姓的好感,提升百姓对当政者的满意度,老百姓多是只问收成,不问天气,而重庆的政治天空一 直是被控制的,连电视台播放广告都被不允许。不仅不能在重庆媒体批评政府,连网络上嘲笑薄书记,都可能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予以拘捕。甚至刚刚的两会期 间,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因为通过微博揭露了重庆某些领域的黑暗面,立即在北京寓所被强行押解回重庆,直到薄熙来被免职,才重获自由。信息封锁与宣传控制, 是人们不能认识薄熙来真相的重要因素,更多的重庆人只能被动接受重庆的媒体宣传与洗脑,所谓重庆人民喜欢薄熙来,原因也在此。 薄熙来事件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悲剧,但却被人们当成喜剧旁观。而政治改革没有真正启动的国家,悲剧总是以喜剧的面目出现。这些悲剧首先是那些受 害者承受,尔后,由悲剧的表演者承担。由于整个国家主流社会对文革没有真正的反思与批判,没有究责与忏悔,一些人总在期冀通过一厢情愿的权力,来直接”为 人民服务”,不通过制度,不通过社会力量,而是通过自己强大的政治权力,来改变社会或改造国家,他们留下的只会是一地鸡毛,因为他们只会像一只斗鸡那样不 过一世,太阳必然会从东方升起来,但与他们打鸣毫无关系。 中国执政党要从薄熙来事件中吸取教训,一是彻底告别文革思维与方式,通过揭开文革的盖子,使广大民众看到文革真相与巨大的危害;二是开启政治改革之 门,通过民主法治,使社会开放,激发社会与民间政治活力,让人民真正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靠政客的一时强权,当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现 在,需要政治英雄勇敢地说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自由民主宪政。 作者:吴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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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世界媒体看中国:重庆的较量

 2012年 3月 19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重庆的较量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REUTERS 中国总理温家宝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北京两会的会场上(资料照片) 中国执政党重庆第一把手薄熙来被免职。然而,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围绕薄熙来以及他所推行的“重庆模式”的较量显然在继续。 随着一度被普遍认为大有可能进入下届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倒台,一度让重庆闻名全国和全世界的“唱红歌”随即被宣布为不可容忍的噪音制造;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左派人士公开对中共现最高领导层骂阵挑战。世界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当前局势和走向晦暗不明。 *唱红歌以被视同制造噪音* 薄熙来及其支持者一度大力鼓吹、并且得到中国内定的下届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明确赞扬的“唱红打黑”的运动 ,是一度跟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分庭抗礼的所谓“重庆模式”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所谓“唱红”就是动用政府的力量强令民众唱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中共“革命”歌曲,而且要载歌载舞。所谓“打黑”则是动用铁腕手段、其中包括法律之外的手段打击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当局所认为的“黑帮”势力。 薄熙来倒台之后,“唱红”和“打黑”立即都成了问题。 目前,“唱红”的问题显然已经通过重庆市当局一个奇妙的通知获得了至少是暂时性的解决。在薄熙来倒台消息公布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15日,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发出对“广大市民”的一个告示。该告示的文辞和逻辑之奇妙,可与重庆当局一个月前宣布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接受“休假式的治疗”的告示并驾齐驱,异曲同工,显示了重庆市政府写手的非凡文字才能: “近段时间,周边居民多次向我处投诉,反映人民广场白天唱歌以及夜间群众舞会声音过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强烈要求我处遵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和重庆人民广场管理的通告》……规定,对人民广场影响周边居民以及他人休闲、旅游观光等行为加强管理,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共同打造人民广场良好、有序的休闲、游览环境。” 换句话说,当年薄熙来所推动、习近平所赞扬的“唱红”运动已经被重庆市现任政府属下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认定为扰民、违反民意、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 *加速否定薄熙来路线乎* 日本共同社 星期一发表两篇有关重庆的报导,一篇专讲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的那篇奇妙的告示,另一篇则是讲官方的《重庆日报》星期一的一篇奇妙的报道: “3月19日重庆地方报纸《重庆日报》报导说,中国重庆市主管司法公安的政法委书记刘光磊19日对负责犯罪调查的部门表示,‘对一些违背事实的做法,要坚决摒弃。’这就等于是宣布要对重庆前第一把手、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推行的打黑运动进行反省,对先前的搜查手法进行审核。 “薄熙来除了推动打黑之外,还推行唱革命歌曲运动,展示出强烈的左派(保守派)色彩。薄熙来被解职之后,重庆市连日召开干部‘反省会,’对其政治手法进行检查反思,以加速否定薄熙来路线。” 然而,来自中国的相互冲突的迹象使观察人士难以确定以“唱红打黑”为表征的薄熙来路线或曰“重庆模式”是否正在被否定或被加速否定。 一方面,中国最高领导领导人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对“重庆模式”表现出明显的反感。薄熙来被免职被普遍认为是这种反感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截至目前,先前对“重庆模式”表示明确支持和赞扬的中国内定的下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薄熙来免职以及“重庆模式”保持了沉默。 *对中共最高领导层骂阵* 与此同时,当今中国公开赞扬薄熙来的“左派”头面人物、北京大学教授 孔庆东日前在中国大陆利用网络媒体 ,对中共最高领导层提出了公开而强硬的挑战,表示拿掉薄熙来这样的一个好共产党领袖人物,这“不等于是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吗?” 在中国特殊的政治语境中,这种说法相当于号召中国民众拿起武器,跟反革命政变当局进行武装斗争。 中共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在1965年曾经明确表示 ,假如中国发生反革命政变,他希望并相信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一定会奋起进行武装斗争,跟政变当局进行武装割据,再次进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 毛泽东虽然被普遍认定(包括中共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给中国带来大浩劫、大灾难,但当今中国的“左派”们依然认为毛泽东是应当歌颂的伟大英雄。 现在人们不清楚孔庆东利用中国的“第1视频”网络电视发表上述言论,是否是他惯常的信口开河,还是他确实是真心实意地认为中国发生了需要人民揭竿而起的“反革命政变。” 另外,人们也不清楚中国当局容忍孔庆东这样的言论,是认为他的这种言论并不属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还是中共当局高层有人认同孔庆东的这种言论,从而对他提供了保护,使他得以安然无恙、免于被封口甚至下狱。 *毛泽东式的严酷政治重新抬头* 无论如何,薄熙来的倒台,以及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国一系列诡异的事态发展,使许多观察家看来,中国再次展示出近年来常常为外界所忽视的严酷现实,这就是中国依然是一个很不上轨道的国家,一个法治或法制构架十分虚弱甚至是形同虚设的国家,中国的国家命运要决定于最上层的几个人的恶斗,其结局如何要看谁能得到军队的支持。 美国《福布斯》杂志 专栏撰稿人、《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章家墩(Gordon Chang)星期天发表文章说: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问题观察家似乎是以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不成问题了。这些观察家告诉我们,中共已经将自己制度化了,已经解决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专制政府所头痛的问题,即权力交接问题。我们被告知,中国即将进行的权力交接,即权力从所谓的第四代领导人转移到第五代领导人将‘平稳顺畅”、波澜不惊。 “这些中国问题观察家错了。薄熙来依然拥有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位,从而使他有机会可以反击。在(由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所引发的)成都危机期间,薄熙来跑到了云南昆明的第14集团军那里。 “人们广泛认为,薄熙来的这一举动是意在争取军队在这场不断扩大的权力斗争中支持他。10年前,胡锦涛也作过同样的事情。当时,他在跟他的前任江泽民的争斗中争取到了军队将领的支持。当时江泽民不肯好好地把政权交出来。胡锦涛此举实际上等于是公开要军队将领在中共日益恶性的政治内斗中充当裁判,有时候也不妨充当权力经纪人。此举的结果是,先前10多年军队在中国影响力逐年下降的趋势被扭转,”中国军队势力一路坐大, 如今成为可以左右中国政治的力量。 章家墩文章的结尾是: “现在看来中共分裂再导致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1966年的(文革)灾难就是这样发生的。不幸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自那时以来基本未变。温家宝总理告诉我们,毛泽东的那套严酷政治正在21世纪的中国卷土重来。” *斗争依然在激烈进行* 英国大报《金融时报》 星期天发表社论,表达了跟章家墩所见略同的看法,从而显示出章家墩的那种看法并非是他一个人为吸引眼球而放出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耸人听闻之论,而是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的共同看法。《金融时报》的社论题目是“薄熙来的倒台和中国的前途。”社论一开始就指出了当今中国的基本的法治或法制还没有上轨道: “10年前,胡锦涛和温家宝分别被立为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当时人们还可以被哄骗,相信胡温被挑选的程序运行顺畅,有如时钟。确实,一些为北京专制统治辩护的人一直说,中共挑选其领导人的方式是技术官僚治国的典范。最高领导职位的潜在候选人要在中国这个大国从事最艰难的工作,从而得到考验培养。这种竞争是激烈的。但这一程序欠缺一些至关重要的成分。这程序既不透明,也缺乏问责。 “另外,中共党内还有中共所竭力掩盖的派系恶斗。这种恶斗既是为了争权夺利,也是出于意识形态分歧。这种恶斗上个星期激烈地冒出了水面。中共重庆市委薄熙来在1989年以来的一场最富有戏剧性的政治斗争中被清洗。” 《金融时报》的社论指出,薄熙来无视法律的行为、以及从文革那里寻找统治术的做法,使他的倒台成为一种应当受到欢迎的事情;但谁要是认为他的倒台显示中国挑选领导人的程序还是不错,就是把中国的政情解释错了: “取代薄熙来的是一位北朝鲜训练的经济专家,这一事实很难说薄熙来被清洗代表了进步和理性的明显胜利。取代薄熙来的人来自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控制的派系,这显示了跟江泽民结盟的上层保守势力和跟胡温结盟的中共相对自由派势力的斗争依然在激烈进行。” *中国形势晦暗不明* 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 3月16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的形势和中国的走向依然晦暗不明,人们很难看出中国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到底是谁: “中共新贵薄熙来倒台,他在星期四被不留名面地解除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职务,这一事态乍看上去是中国自由改革事业的好消息。薄熙来毕竟一直在他的领地煽动人们支持新毛派的‘红色复兴’,组织人大唱中共的旧歌曲,通过手机短信向重庆人发送毛泽东语录。他被解职,意味着他将不会晋升9人的中共最高领导层。他近来一直试图在今年晚些时候中共领导层换届的时候获得晋升。” “薄熙来的倒台很容易让人们以为,这显示了在温家宝总理或胡锦涛主席准备把权力移交给习近平领导的下一代领导人的时候,中国提倡自由企业和扩大民主的人势头上升。但是,中国不透明的领导层内斗常常是令人匪夷所思。例如,薄熙来真的是一个毛派吗?他先前在牛津、现在在哈佛读书的儿子,据说开的是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这种人也难说是符合一个红卫兵的形象。或者说,薄熙来之所以倒台,是因为他鼓动群众支持的高调做法激怒了中共的高层吗?温家宝眼中的民主似乎是显著地更少涉及公众;他含糊其辞地谈论扩大村级的有限选举。” “温家宝所主导的为期10天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的结果很难说令人鼓舞。人大的最明显的举措是不顾一些律师和人权活动家发动的非同寻常的公众呼吁运动,坚持通过一项议案,正式授权公安机关可以在不提出罪名的情况下秘密关押政治嫌疑犯长达6个月。这将让北京政权可以继续进行近些个月来对民主活动人士的全面镇压,与此同时,当局采取措施封锁新浪微博上的辩论。” *诡异的中国网络控制* 自薄熙来的前心腹、他所推行的“唱红打黑”运动中的打黑干将、前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2月6日突然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从而引发导致后来薄熙来被解职的政治丑闻以来,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尤其是对微博的控制呈现出一系列诡异现象,显示出中共的内斗以及中共对舆论的控制在继续诡异地进行。 中国当局先是将“王立军”列为不能搜索的禁忌词,然后又将“王立军”解禁。在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上个星期四传出之后,中国网民在短时间内通过微博自由地发表或转发了数以百万计的评论。但到了星期六,“薄熙来”被列入不能搜索的禁忌词黑名单。先前被解禁的“王立军”也重新返回禁忌词的黑名单。 通过新浪微博搜索薄熙来或王立军,用户得到的结果分别是: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薄熙来”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王立军”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日本主要工商新闻报纸之一 《产经新闻》 星期天发表驻北京记者矢板明夫的“中国网络观察”专栏文章,题目是“重庆第一把手被解职 /  胡锦涛政权控制网络舆论。”文章向读者如此介绍了中国诡异的互联网舆论控制: “先前被认为是将晋升为下届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重庆市第一把手薄熙来在3月15日被解职。据认为,他被解职的原因是跟胡锦涛国家主席所统率的共青团帮有政治路线对立。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充斥着‘重庆是穿新衣的皇帝’之类批判薄熙来的帖子。但薄熙来‘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之类同情薄熙来的帖子则几乎被如数删除。可以看出,为了维护将薄熙来解职的正当性,胡锦涛领导班子在有选择地控制网络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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