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炎黄春秋|钱理群:一个物理学家的“改造”

这里的步调统一,高效,是令人惊异与恐惧的。这正显示了中国“党领导一切”的体制的威力:党惩罚右派(不驯服者)的意志,在一切地方,任何时候,都得到最强有力的贯彻执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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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钱理群:一个物理学家的“改造”

这里的步调统一,高效,是令人惊异与恐惧的。这正显示了中国“党领导一切”的体制的威力:党惩罚右派(不驯服者)的意志,在一切地方,任何时候,都得到最强有力的贯彻执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判若两人的束星北束星北,即便是今天的中年人,或许都不记得这个名字了。就让我们听听专家们怎么评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浙江大学,5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束星北吧——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我对周恩来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任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束星北的研究生、中科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程开甲:“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研究者:“束星北与王淦昌先生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的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就卓越,还一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闻名于国内与世界物理学界的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大师们崇敬的人,该是怎样的超级大师啊?请看这样一个细节:1952年“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时为浙江大学教授的数学家苏步青无端受到怀疑而被审查,束星北串联一些人去学校为之说话,但真要去时,信誓旦旦、义愤填膺的教授都退却了。只有束星北一人怒气冲冲地闯进运动核心小组办公室,冲着一位主任大声喝道: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个什么东西?还没等那主任醒过神来,束星北像揪小鸡子似的,上去就把那位主任从椅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最后苏步青解脱了,束星北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而成为斗争批判的罪魁。束星北主张“在革命和不革命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第三条道路”,因此一遇到事情,良知、正义感和独立意识就会将他推到“判官”席位上,并让他深陷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然而,1957年反右之后,经过“改造”的束星北变了。请看:他像个机械人,上面说什么他就干好什么。平日里,他不和任何人讲话,也没有任何表情。开会学习他几乎一言不发。有时主任非得让他谈谈看法、认识,他要憋很长时间,确实觉得把话拿准了,才开口。但他很快又积极起来,就更让人诧异——他来到青岛医学院物理组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一个小本挨个儿让人家提意见。有人习惯背后或在会上提意见,不想附和他,他也不急不躁,一有空就掏出小本在人家一旁等着,人家不胜其烦或被其精神感动,只好和他“合作”。待人家挨个儿提过意见后,他便整理出来,上交领导,作为改造成果。他还主动要求给自己召开“评审会”,在会上人们如此怒斥他:“束星北立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你还想拉拢青年,想增加点势力,同人民讨价还价,让别人给你说好话,这也是妄想”,“出路只有一条,低头认罪,改变立场,重新做人”。束星北诚惶诚恐,全部接受,承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表示要“在今后的具体行动中努力改正”。看到这样判若两人的转变,我心里堵得慌:那个保有人的独立、尊严、血性,始终高昂着头颅的束星北教授,哪里去了?是什么力量使他变得如此窝囊畏缩,自轻自贱,夹着尾巴做人,惶惶如丧家之犬?月子口劳改场就是把人的属性给改造掉的地方,而且,它的改造工程是成功的,束星北就是一个典型。二、怎样改造束星北?如何迫使、诱使束星北们半是被动、半是主动地接受改造?(一)株连家庭——从人性最软弱处入手据说,1957年山东大学的反右运动,进行到9月,所有的右派都投降了,右派的阵地上也只有束星北一个人了。面对围剿批判,他和以前的运动一样,要么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要么像礁石一样,沉默不语。正面强攻不下,便绕到他的后面,转攻他的家庭。让家庭和组织联起手“帮助”与“改造”负隅顽抗的死硬派,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于是,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航空部队教官的束星北的长子束越新,被组织派回来“帮助”束星北坦白认罪。束星北因此面临他一生最为艰难的选择:认罪意味着彻底否定自己,万难接受;但拒绝认罪,就意味着长子不能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不但会失去军籍,而且将终身挣扎在右派的边缘,怎能忍心!束星北的五子束义新这样留下了整个家庭梦魇般的记忆——大哥一回来,父亲压力大了。他常常半夜里起来,在书房里溜达。有时他需要借助烈性白酒来睡眠。有时大哥也睡不着,就来到他的书房,两人一谈就谈到天明。这一夜夜父与子灵魂的煎熬,应该永远留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它记载着中国独有的思想改造摧残、折磨人性的全部残酷性。束星北终于屈服,写下了他一生第一份认罪书:“亲爱的党,我错了,我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并特地写上:“党派我的大儿子回家帮助我,使我非常感动。”但在最后时刻,束星北在校长办公楼前徘徊到深夜,终于没有将认罪书交出,维护了自己的人格。但惩罚也就随之而来,他自己因此得到最严厉的处分:除戴上“极右分子”“反革命分子”帽子之外,还加上3年管制;更是株连全家,无一例外——长子束越新被部队驱赶回来,成了无业游民。为了生计和弟妹的学业,他只能到码头、车站或建筑工地,与同样身份不明的人争抢饭碗。长女束沪新(男女排行第二)不能像同龄人那样进入国家工厂,在家闲得快疯了,一家街道石料厂才勉强收留了她。她后来找了一个工人结婚,因对方家长不接受自己的家庭,只能搬到夫家所在的外地,与家庭几乎断绝了来往。三儿束庆新小时候因一场感冒没有及时医治,患上小儿麻痹症,父亲出事后更备受歧视,开始畏惧学校、老师、同学,耳朵出现幻听,最后只能休学在家。老四束孝新,外表、性格、智慧都秉承了父亲。高考时,连续两年报考清华,都因家庭出身而名落孙山。最后勉强进了青海铁道学院,毕业后分到四方机车车辆厂成都分厂,却没有逃过1957年这一劫:因在一份给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被打成右派;因不服准备到北京上访,却被拦截,关进了监狱。五子束义新,16岁进了钢厂,因才华出众,被安排到业余学校教书,教了3个月就被顶替,去质问原因,又被发配到全厂最苦最累也没有安全保障的浇灌车间。因不堪忍受欺辱,瞒着父亲逃离工厂,靠做小买卖谋生。六子束润新,初中毕业考进中专,1960年学校解散,流落街头,那年才15岁。随即大祸临头:因带头向学校要求退赔学费,竟被诬告盗窃而被捕入狱。这里的步调统一,高效,是令人惊异与恐惧的。这正显示了中国“党领导一切”的体制的威力:真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党惩罚右派(不驯服者)的意志,在一切地方,任何时候,都得到最强有力的贯彻执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惩罚所要达到的目的:一人有罪,全家蒙难,实际上要把束星北(以及所有的右派)整个家庭都打上罪恶的烙印,而且这样的罪是代代相传的,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新的“贱民”阶层,而且是永远不得翻身的。中国的思想改造是建立在人分两等(人与非人)的等级观念上的,并真正落实到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划分。因此,当束星北这样的右派及其子女被打成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贱民”的同时,领导者及其子女也成了享有特权的“红色贵族家族”,而且也是要代代相传的。但政策又同时指出:只要“认罪”就有“出路”。如果进一步“改造”好了,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即使不能完全免罪,也会改变子女的命运。这样,“认罪”还是“不认罪”的问题,又重新摆在束星北面前:拒绝认罪,就意味着子子孙孙(不只是眼下的子女)从此成为“贱民”,永远不得翻身;认罪,则可能使子女有个出路。这是真正的致命一击:因为它直抵人性最柔软之处。亲子血缘之情,这是人的本性,人的底线,是人的情感中最神圣,最敏感,也是最脆弱之处,可以说是人的精神的一个软肋。现在束星北正是这样:1961年,他从月子口劳改场回到家里,面对全家因自己拒不认罪的坚守而蒙受的巨大苦难,而且看不到任何出路,他摆脱不了欠债、负罪之感。他再也坚守不住,只能选择“认罪”。(二)“不给饭吃”——针对人的基本生存欲望的杀手锏束星北认罪,发生在月子口劳改之后:不仅是难以承受的体力劳动,更是因为饥饿。月子口劳改场的劳改犯人,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最初的口粮定量是每月40斤,以后逐年下降,到1960年以后,连20斤都保不住了,每个人都饿疯了。束星北饿急了,就跑到附近老百姓的地里偷地瓜,被看田的老头儿抓住了。老头看他饿得实在可怜,反倒从地头的草棚里拿出一捧花生给他,没想到束星北竟连皮吞了下去。一次在农场收地瓜,束星北偷吃了一个。第二天就开了他的批斗会,束星北辩解说自己没有偷,是捡的,大家马上堵着他说,头一天收地瓜,哪来的捡?他只好照实说了:因为我肚子饿。不仅束星北一个人饿,全家人都饿。他7个孩子,除长子外,全都是在校学生,妻子又没有工作,全家人吃饭的重担压在他一个人肩上。束星北从来不在意金钱,接济他人是常有的事,只要自己有一口,一定掏出半口给更需要的人。但是,他现在却四处借贷,不光向亲朋好友借,也向左邻右舍借,甚至向自己当年的保姆借。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触目惊心的“思想汇报”——我所以敢于傲上慢下,任意而为的主要原因是“一直有饭吃”。这个学校不聘我,有别的学校,抢我还抢不到手,你不能把我怎么的。所以我才敢傲上,才敢骂校长,敢骂领导。也由于这样,我才敢无组织无纪律,讥笑那些守组织纪律的人为软弱无用的人。现在才懂得毛主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句话的真理性。在劳动人民当家的社会里,除非愿意饿死,为反动阶级守节,否则就必须抛弃反动思想,必须老老实实地守纪律,服从组织,不能任意而为。我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不是劳动人民给我饭吃,我就一天也活不了。这段思想汇报,读得我心惊肉跳,因为它道出了那个时代中国的严酷的真实。(三)“不让做事情”——利用知识分子两大弱点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回忆说:“父亲很早就说过,他最怕的不是政治压力,最怕的是不让做事情了。”但是,束美新说她“真正理解这句话,还是在多年以后”。这是她永远难忘的记忆——那是1971年元月的一天,她带着孩子去看望随着医学院下放到一个小乡镇的父母。远远地看到校门口一个人正在佝偻着身子扫雪,他一身黑棉衣棉裤,在漫天皆白的世界很是醒目。父亲看见孩子就抱过来不再撒手,但又立即折了回去,走到路旁。她这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父亲在劳动改造时,还在做他的作业!她哭了,也终于懂得了:对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做事情”,从事学术研究,“才是他活着或活下去的理由”。如本文一开头就引述的束星北的研究生,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的程开甲所说,束星北有极多的思想和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如果得到发挥,这些思想和念头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事实也是如此,只要给一点机会,束星北头脑里的超常智慧,就会发出耀眼的火花:1954年束星北被逐出山东大学物理系,来到气象所,不到一年时间,就对空气运动学等多个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1961年,他来到医学院,又将从丹麦引进的世界尖端医疗器械脑电图机起死回生,引起全院轰动,他却叹了口气说,纯属雕虫小技。他的心另有所思:他从报纸上看到中苏关系紧张的消息,担心“美国将会使用核武器,如此中国难逃毁灭的命运”,于是提出中国必须尽快研制自己的原子弹。这就是束星北——尽管此时还是个戴罪之人,他依然从国家战略上考虑科学问题,显示了一般人所不能及的胆识。但正在他四处奔走,企图说服领导时(在许多人看来,他说的都是梦游者的呓语),广播里传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他后来才知道参与者中就有他的朋友王淦昌和学生程开甲。而在听到消息的那一瞬间,束星北哭了,发出“绝望的号叫”。以后又多次独坐垂泪,念念有词:“本该是我来做的,本该是我来做的。”因此,当多年后重新回到科学研究领域,他就进入了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一位旁观者这样写道:当束星北在空荡荡的大厅(那个年代无人潜心科学研究)独自一人用一支笔进行科学计算,他就开始了难得的一次神圣之旅,他很快找到了感觉,进入了状态,这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也是一种重生的感觉:科学家束星北回来了。这就是束星北,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视自己的专业为生命,这是他们的生命存在方式,也是报效祖国的唯一途径。简单一句话:忠诚于事业,忠诚于祖国,并且有天生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基本特点。(四)严密监控:用恐惧震慑人心这是1955年10月17日束星北写给中共山东大学党委,并报送青岛市委和山东省委的报告——“近日,我发现有一个带枪的人,影子一样,出没于我的房前房后,显然对我进行了特殊‘保护’。但不知出于何因,不知道党委领导同志,知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请予关注,并做出解释。”这是一个象征:束星北终生都有人“影子一样”对他进行“特殊保护”。首先动用的是专政机关的专业监控。束星北档案里,就有一份1951年4月12日由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制定的“复杂分子登记表”。还有更为险恶的,即所谓“群众专政”,发动群众,使每个人都成为自觉的告密者。甚至在右派中,也要制造告密者。据与束星北同在月子口劳改的石艺回忆:最初,他们的劳改小队还是相当“抱团”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在默契中相互照顾与保护。为了分而治之,劳改当局宣布:只要“表现好”就可以“摘帽”;而表现好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勇于“检举别人”。这就充分利用了每一个右派的逃生欲望,“为了能够摘帽,人们什么都可以放弃”。正直的束星北当然不会参与其间,他也因此成了众矢之的。而他的不懂政治,不通世故,更使他最容易成为告密的对象,为他人检举立功提供机会。于是,他在学习讨论时的发言,平时的言谈话语,不经意的玩笑,甚至梦呓都是人家检举揭发的材料。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监控最后深入到了束星北的家庭中。1962年,束星北从劳改场回到学校和家庭以后,医学院人事部门和保卫科便成立了医学院、街道办事处和束星北家庭的三级联合监改小组,专门召开束的家庭会议,争取了其家属子女协助监改小组对束星北实行全面监控,对他的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工作表现、思想状况、情绪变化、外出请假等等的掌管、控制都有周密的安排。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管网:在医学院工作时,由学校有关部门负责;回到家里,就由街道办事处和家庭负责。据说这样的监管“确有奇效”,束星北只有俯首帖耳,规规矩矩,绝不敢乱说乱动。当人失去了一切自由,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可遏制的恐惧感。于是又有了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的一个让她难以忘怀的记忆:1980年初,父亲已经回到人民内部,她下班回家时,却发现父亲在楼梯门口徘徊,他眉头蹙得老高。他紧张地示意家中有人!原来来了两位警察,是来通知她去领取丢失的自行车的。父亲却高低不相信,直到警察走了,才心有余悸地回到家里:他仍然没有摆脱受警察监控的阴影。(五)严格隔离:把人置于绝对孤立与孤独中在把束星北开除出“人民”队伍,宣布其为“反革命”以后,要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号召、逼迫人们和他“划清界限”,以达到分化与孤立的目的。越亲近的人,这样的要求就越严厉。首先自然是妻子和儿女。由于束星北在学生中享有极高威望,影响很大,有一大批追随者。这样,如何将束星北从他的学生中隔离出来,就成为党组织的一大任务,据说这是一场“争夺青年”的大战。于是,所有的学生都面临一个考验:一边是“组织”,一边是“反动教授”,究竟选择谁?多数学生在几经挣扎以后,不管情愿不情愿,最后都抛弃了束星北:或反戈,或沉默。非亲历其境者,大概很难体会这是怎样一个情景。同是右派的石艺有这样的追述——这自然是束星北所不能理解,绝难接受的。反右之初,束星北曾认为,人民群众不会同意反右,只要大多数人不同意,上边就不能随心所欲。但他很快就发现,更准确地说,是亲身感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上边的一切行动,人民群众对反右运动的支持和对任何运动的支持一样,情绪高涨而狂热。他,一个右派真的落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他渴望回到“人民”队伍中,回到“人”应该有的社会关系中。他在思想汇报里这样描述自己的处境与心境——我总是见人抬不起头来,看见熟人赶紧低下头,遇着生人称我“同志”,就觉得含羞,您不知道我的身份,否则就不会这样称呼我了,光荣的“同志”两个字再不会落在我身上了。甚至当我教我大儿子数理研究,辩论学习方法时,也常被他用“资产阶级教学法”几个字套在头上,使我哑口无言。他对我的批评态度使我无地自容,而他是下放干部复员军人,我却是人民的敌人,被管制分子!感觉到生不如死,惶惶如丧家之犬!有一次公共汽车上太挤,一位解放军战士亲密地把我一路抱着,从夏庄抱到沧口,我心里感愧说:“您不知道我的身份,不知道我竟是人民的敌人,一只披着羊皮的豺狼啊!”绝不能低估这样的绝对隔离造成的人的孤立与孤独,对人的精神摧残与控制的力量。在绝对的绝望状态下,人是最容易听命于强势者的:“只要谁显得强大,有权威,有权势,以不容置疑的充满自信的语言说话,就听命、依附于谁;而当时的‘革命权威’正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绝对响应,绝对服从,就不可避免。”(六)劳动改造:使知识分子的自信与价值彻底消解对束星北的改造,最关键的环节,是送他去月子口劳改场进行“劳动改造”。劳动不仅是惩罚,更是一种改造。所谓“劳动改造”,就是强制一向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去进行体力劳动,而且是重体力劳动。这样的劳动改造,把科学、文化都看作罪恶的渊薮,具有浓厚的反智主义色彩。在将体力劳动神圣化的同时,又把体力劳动者理想化。当束星北这样的知识分子舍弃自身原有的文化、知识的优势,去从事自己不熟悉、不习惯、不擅长的简单体力劳动,就立刻落入一个陷阱,突然发现:自己由一个有用的人变成无用的人,人人尊敬的人变成人人鄙弃的人。束星北就是这样连续10次在月子口劳动评比中被评为“较坏的队员”,同队右派回忆说,一个夯锤六人拽,它要求人人动作协调一致,可是只要有了束星北,夯锤要么起不来,要么起来后偏到一边去,人家自然不愿同他搭伴。他自己也承认:觉得别的队员,老的少的病的弱的几乎全比我强。再加上关节炎、胃出血、头痛等病,有人甚至骂我“老不要脸的”。束星北这样谈到自己劳动中的收获——到月子口来收获之一是惭愧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这样腐朽无能(而且又不是没有蛮力气)!即在技术方面也没有某些从没受技术训练的群众灵活敏捷!使我初步认识到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真理名言。过去一下课就凡事不管,吃得醉醺醺地研究些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从未想到对生产有什么用。于是,人们又听到了束星北的喃喃自语:“难道我束星北就这样完了吗?”但束星北实在心有不甘,又希望能走一条“技术改造”的道路。他提出了这样的请求:“我的年龄体质在体力劳动竞赛中虽稍嫌老,但是在科学技术的行列中还算年轻,估计还可以为党、为祖国人民做20年左右的事业。因此我请示党先分派我到金属电机机械等厂当短期学徒工,以备联系实际,在技术革新中做出贡献立出功绩。”有关领导在他的申请报告上批示:“此人到了这一地步,竟然还想偷奸耍滑,逃避劳动改造。”给束星北留下的只有劳动改造这唯一的出路,即通过体力劳动,成为体力劳动者。束星北在那样的年代,还真的一度成了普通劳动者,一个手艺高明的修理师傅。他无条件、无代价地为周围邻居修理收音机,半导体,自行车,缝纫机,闹钟,手表。很多人都不知不觉地消除了对他的敌意和戒备,并开始接受他,容纳他。在很多人的眼里,他是个好人,好老头,正直,大度,风趣,可交。他们大都不太看重他的身份,跟他下棋,喝酒。家庭来了亲朋好友,他常常被拉去陪客;有了红白喜事,也请他去帮着张罗张罗。儿女们发现,跟他最好最近的还是那些看洗澡堂的,烧锅炉的,拉大车的,刷茅房的。这些人地位虽然很低,但是关键时刻出力最多的就是他们。在束星北最为困难的时候,他的邻居,普通的劳动者接纳了他:这件事情本身是令人感动的。束星北从中感受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温馨。但他的欣慰里,更有苦涩:因为“好人束星北”身份的获得,是以“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的消灭为前提与代价的。问题在于,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是社会分工不同形成的社会群体,他们各自都有独立的价值,本应该相互理解、尊重和互为补充,但现在却被人为地变成相互对立的阶级,纳入到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的阶级斗争的轨道里,知识分子成了被消灭的对象。束星北们就是在这样的统治逻辑下,被迫接受思想改造的。(七)反省的陷阱:人的自我贬抑、否定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是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在束星北档案里,除了揭发、检举材料以外,还有大量的自我检查、思想汇报。但这却是一个陷阱,落入其中,会产生许多严重的后果。有研究者对此做了专门的讨论,其可注意者有四。其一,和基督教忏悔的私密性、儒家修养的个人性不同,思想改造里的自我反省要求公开进行。这背后又有两个理念。一是“一个人的思想不只是自己的事,也是众人的事,社会的事”,这就为用群众的舆论监督来强制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强调“举凡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思想,都不只属于我们自己,不应有任何隐瞒”,以后盛行一时的“向党交心”就是由此而来。这也就意味着,“在党和人民面前,个人无权坚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个人的思想反省,就这样变成了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其二,基督教的忏悔与儒家的修养,都表现了人要按照某种理想人格、道德标准来提升自己的崇高愿望。只是基督教的理想标准,是彼岸的上帝,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历史上的圣贤。而中国思想改造的标准,却是党制定的,自我反省“不是面对神灵,不是面对想象中的古人,不是面对自己,而是面对党”,这是一个此岸的现实的强大存在。思想改造的动力也就不再是要实现自己的人格、道德理想,而是要符合党的要求。其三,基督教的忏悔,儒家的修养,是一种自我的完善,因此都会提升人的自信心和生命境界。但思想改造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糟践。有人故意夸大自己的错误,进行过火的批判,以此炫耀,向权势者讨好,这样的虚伪与是非颠倒,造成了人的堕落。其四,基督教的忏悔,儒家的修养,都把人的理想境界设置在彼岸世界和历史上的圣人之治,他们对生活在此岸的现世之人,往往持宽容的态度,对人的弱点有一种理解和同情。中国的思想改造,则以此岸、现实存在的上边的思想为标准,不允许人有任何“私心杂念”,显然违反人性、不近人情,它不仅因为不可能实现,而鼓励伪善,而且会对真相信者形成巨大的精神压力,造成思想与心理的混乱。束星北正是落入了这样的陷阱中。他的那些检讨,思想汇报,实际上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自我诬陷:而因为组织上要求不但要承认“罪恶事实”,还要深挖“犯罪根源”,这种自我否定、诬陷就发展到对家庭、家族和个人历史的全面否定和诬陷。而当知识分子承认自己一无是处,罪恶深重时,就只有指望上边的救赎了。三、改造的效果考察束星北的命运时,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事实:在他命运每一个转折点上,不仅处处充满陷阱,也存在总有人明里暗里相助的情况。1954年束星北被逐出山东大学物理系,气象所的王彬华所长立即伸出援手,接纳了他,并创造条件,使他获得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次潜心研究的机会,做出了成绩;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中央气象局局长的涂长望和他的研究生叶笃正等随即出面,为束星北大造舆论,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但束星北很快在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山东大学反革命集团头子”而遭残酷斗争;到了1956年,借中共落实知识分子之机,竺可桢又及时上书周恩来为束星北陈情,在中央干预和山东大学新任校长晁哲甫的支持下,终获平反。在反右运动中晁校长对束星北也是尽力保护,但最终束星北还是被打成极右分子,发配到月子口劳改场劳动改造。1960年工程完工,束星北意外地被分到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据说是王淦昌等在北京做了工作。在青岛医学院束星北又得到院长张立文的保护,一再安排从事仪器修理和教学工作,发挥他一技之长。文化大革命后期,李政道来华访问,多次向周恩来提及束星北,使束星北绝处逢生,终于获得重新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并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曾保护过束星北的王彬华对此有一个分析,很有意思。他说:“这说明,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并没有被数次的运动阉割掉,只不过有时迫于无奈而潜伏下来,一旦有了气候,他们就会醒过神来,想法表现自己。因此,可以说,束星北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同另一种力量共同存在,只是彼消此长或此消彼长而已。”或许这并不是自觉的抗争,但至少说明公道自在人心,束星北的价值,在知识界、科技界,乃至党内有识之士中是有公论的,政治运动中束星北的蒙冤受屈人们是心中有数的,或暗中保护,或公开主持正义,都形成了对思想改造的一种抵制。至于前文说到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可能因为一时受蒙蔽对束星北这样的知识分子持敌对态度,但一旦通过具体接触了解了束星北的为人,便出于纯朴的天性,善待这些“落难之人”。这也都对思想改造的作用形成一定程度的消解。1979年12月,当他获得平反,回到他视为生命的科学研究岗位上,人们立即发现:“那个直言快语、敢说敢做、黑白分明、疾恶如仇的束星北,那个把学术标准和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标准混为一谈的束星北,那个不讲情面不讲方式,也从不顾及人家面子的束星北”又回来了!这让关注他的老友、同事、学生惊诧不已:“复出”之后的束星北,除去时代岁月留下的外表痕迹外,骨子里并没有多少变化,一切都保存得完好无损,如他的率直性情,他对人和对生命的热情,对待事业的执着精神等等。几十年的改造甚至连他的坏脾气好像也从未从根本上触动。——这不仅显示了束星北人性、人格的不可摧毁的力量,更是思想改造的失败,这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永远无法治愈的精神的创伤。细心的女儿发现,复出后的父亲很长时间仍摆脱不了被千斤巨石压住的感觉,他的心很累很沉重。他睡相不好,梦话很多,大都是“昨天”的内容,背景要么是山东大学,要么是月子口。有时,父亲鼾声刚起,又悚然惊起,马上就展纸捉笔,速速写下,第二天一看,全是“检讨”“认罪”!而“昨天”在他思想、精神上留下的烙印,或许更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创伤。思想改造对人才的摧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或许更应该引起注意。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期,束星北还惊诧地发现,自己虽是70多岁的人了,脑袋却还跟二三十岁的时候一样饱满清晰、活力无限。而且由于积累丰富了,各种各样的想法碰来碰去,闪烁着数不清的智慧的火花。他甚至立下遗言,要医生解剖他的大脑:“如果说大脑是一个小宇宙的话,你们一定会发现,这个宇宙与众不同!”但一个更为无情的事实,却是思想改造造成的长期与世隔绝,接触不到新鲜资料,他的思考和世界学术前沿已经有了距离。于是,我们看见,住在病房里的束星北,每天坐在附近海洋研究所物理楼前的操场上,沐浴着阳光,眯缝着眼睛,常常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这位天才的物理学家,还沉湎于活跃的思想火花碰撞中,等待着创造力爆发的那一刻。但他再也等不到了……这是物理学天才束星北生命中永远的遗憾,更是我们民族的最大悲哀。《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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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钱理群:如何度过大学四年

   一、大学时代:人生的盛夏    为什么说这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呢?根据我的经验,十六岁到二十六岁是人生的黄金岁月。十六岁以前什么都懵懵懂懂的,完全依赖于父母和老师,十六岁以后就开始独立了,二十六岁以后就开始考虑结婚啊、生孩子啊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就不多了。而这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十年之间,大学四年又是最独立,最自由的。当然如果你想延长的话,你还可以考研究生,将这四年再延长一下。如何不虚度人生中这最自由的、最没有负担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四年的时间,是摆在每一个大学生面前的问题。    大学之不同于中学,最根本的转变在于:中学时你是未成年人,对你的要求很简单,你只要听老师的、听父母的,按照他们的安排去生活就行了;到了大学你就是公民了,可以享受公民的权利,但又不到尽公民义务的时候。中学生和大学生最大的区别是:大学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中学生是被动地受教育,而大学生是主动地受教育。当然在大学你还要听从老师的安排、听从课程的安排,那是国家教育对你们的要求。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自由地设计和发展自己。有同学给我写信说我考上大学了,满怀希望进大学,结果一上课就觉得老师的课不怎么样,对老师不满意。我觉得其实每个大学都有一些不太好的老师,北大也一样!不可能所有课都是好的。中学老师不太好的话,会影响你的高考。但是在大学里,关键在你自己,时间是属于你的,空间是属于你的,你自己来掌握自己,自己来学习。不必像中学那样仅仅依赖老师,需要自己独立自主,自我设计。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学是干什么的?你到大学来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我想起了周作人的一个很基本的观点:一个人的成长一切都顺其自然。他说人的生命就像自然的四季:小学和中学是人生的春天;大学是人生的夏天,即盛夏季节;毕业后到中年是人生的秋天;到了老年就是人生的冬天。人生的季节跟自然的季节是一样的,春天该做春天的事,夏天该做夏天的事。自然季节不能颠倒,人生季节同样不能颠倒。而现在的问题恰好是人生的季节颠倒了。我在北京老看见那些老大妈在那里扭秧歌,扭得非常起劲。按说这时候不应该再扭秧歌,是因为她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扭过秧歌,所以到老了就要扭秧歌,而且扭得非常投入、非常狂。我有时候就在想,“老夫聊发少年狂”是可以的,如果“老夫”没完没了地在那里“狂”就不对了,到处都在跳就不大正常了。现在是老年人狂,相反,少年却是少年老成。这就出了大问题。所以我经常对北大的学生讲:“你此时不狂更待何时?”这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按照我的观点,儿童就是玩,没别的事,如果让儿童去救国,那有点荒唐。首先在大人方面是失职,没有把国家治理好,让儿童来救国;而对儿童来说是越权,因为这不是他的权利,不是他的事。但现在的中国经常发生这种人生季节颠倒的事。    作为青年人的大学生主要该干什么?这又让我想起还是四十八年前我刚进北大一年级的时候,中文系给我们开了一个迎新晚会,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温小玉师姐说过一句话:祝贺你们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就要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爱情这东西可遇不可求,你不要为爱情而爱情,拼命求也不行。现在好多年轻人赶时髦,为时髦而求爱情是不行的。但遇到了千万不要放掉,这是我们过来人的教训。我在大学,其实是在中学就遇到了非常喜欢的女孩子,但是不敢,另外当时我是书呆子,就知道一门心思读书,懵懵懂懂不知道这就是爱情。所以大学里如果遇到了真正纯真的爱情就不要放弃。知识、友谊和爱情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是美的!友谊是美的!爱情是美的!大学期间同学的友谊是最可珍贵的,因为这种友谊是超功利的、纯真的友谊,同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说实在话,进入社会之后,那种朋友关系就多多少少有些变味了,多少有利益的考虑。你们可能体会不到,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我们大学同学喜欢聚会就是回忆当年那种纯洁的、天真无邪的友谊。一生能够有这样的友谊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所以我说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因为你追求的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记得作家谌容有篇小说叫《减去十年》,如果我可以减去十年或二十年,如果现在是当时的话,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去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因为这是我们年轻人的权利!    二、“立人”之本:打好两个底子    我们还要问的是,在大学期间要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们通常说大学是培养专家的。你在大学里是学得专业知识技能,使自己成为合格的专业人才,以后一方面可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个人和家庭来说也是谋生的手段。我想对谋生这类问题我们不必回避。鲁迅早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求学有这种明确的功利目的——那就是求得知识,成为专家,以后可以谋生。    但是人不仅仅要有功利目的,他还要有更大、更高的一个目标,一个精神目标。我们所确定的上大学的目标,不能局限在做一个专业技术人才、一个学者、一个专家,更要做一个健全发展的人,有人文关怀的人。人文关怀是指人的精神问题。具体地说,你在大学时要考虑这样两个问题:一、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二、怎样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在这几者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健全的关系?思考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文关怀。这样才会建立起自己的一种精神信念,以至于信仰,才能为你一辈子的安身立命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个问题大学期间解决不了,研究生阶段也一定要解决,因为这是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问题。同时要不断开拓自己的精神自由空间,陶冶自己的性情,锻炼自己的性格,发展自己的爱好,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开掘和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审美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人。大学的根本的任务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而且是“立人”。所以大学期间要打好两个底子。首先是专业基础的底子、终生学习的底子。在现代社会知识的变化非常快,你将来工作需要应用的知识不是大学都能给你的。尤其是自然科学,你一年级学的某些东西到了四年级就有可能过时了,知识的发展太快了。因此,大学的任务不是给你提供在工作中具体应用的知识,那是需要随时更新的,大学是给你打基础的,培养终生学习的能力。今后的社会发展快,人的职业变化也很快。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你大学学物理你就一辈子搞物理,你很可能做别的事情。你在大学就必须打好专业技术知识的基础和终生学习的基础,这是一个底子。第二个底子就是精神的底子,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这两个底子打好了,就什么都不怕了,就像李玉和对她妈妈说的:“有妈这碗酒垫底,儿子什么都能对付”。大学里这两个底子打好了,那么走到哪里你都能够找到自己最合理的生存方式。    前面说过,大学里要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我在这里侧重谈一谈该怎么求知识,怎么读书的问题。关于读书,周氏兄弟有两个出人意外却意味深长的比喻。鲁迅说:“读书如赌博”。就像今天爱打麻将的人,天天打、夜夜打,连续地打,有时候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还继续打。打麻将的妙处在于一张一张的牌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而读书也一样,每一页都有深厚的趣味。真正会打牌的人打牌不计输赢,如果为赢钱去打牌在赌徒中被称为“下品”,赌徒中的高手是为打牌而打牌,专去追求打牌中的趣味的。读书也一样,要为读书而读书,要超功利,就是为了好玩,去追求读书的无穷趣味。周作人也有一个比方,他说:“读书就像烟鬼抽烟”。爱抽烟的人是手嘴闲空就觉得无聊,而且真正的烟鬼不在抽,而是在于进入那种烟雾飘渺的境界。读书也是这样,就在那种读书的境界——它是其乐无穷的。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把这如此有趣如此让人神往的读书变得如此功利、如此的累,让学生害怕读书。我想同学们在中学里都是深有体会的:一见到书就头痛,其实要是我一见到书就高兴,就兴奋。中学教育把最有趣味的读书变成最乏味的读书,这是我们教育的最大失败。现在同学们进入大学后就应从中学那种压抑的、苦不堪言的读书中解放出来,真正为趣味而读书,为读书而读书,起码不要再为考试去读书。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读书是为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好玩!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有一次正讲得得意洋洋、满头大汗,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这位女同学也很著名,就是后来的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在座的同学们都觉得非常新鲜。其实“好玩”二个字,是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的。    还有一个问题:读什么书?读书的范围,这对同学们来说可能是更现实的、更具体的问题。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年轻人大可看本分以外的书,也就是课外的书。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的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于别人、别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切的理解。周作人也自称是杂家,他主张大家要开拓自己的阅读范围,要读点专业之外的书。    这里我想着重地谈一谈理科学生的知识结构问题。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说:“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所谓巨人都是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那时候的巨人像达芬奇这些人,不仅是会四、五种外语,而且在几个专业上都同时发出灿烂的光辉。恩格斯说:“他们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这使他们的性格得到完整、全面的发展。在“五四”时期也是这样,“五四”开创的新文化的重要传统就是文理交融。比如鲁迅和郭沫若原本是学医的,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还有好多著名的科学家最初都是写小说、诗歌的,像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他的一篇小说就被鲁迅收入新文学大系,有相当高的水平;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杨钟健先生、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他们的小说创作都具有很高的水平。丁西林是北大第一个开设《普通物理学》的教授,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戏剧家。大家都熟悉、都羡慕的杨振宁、邓稼先,他们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人们在回忆他们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在一棵大树底下背诵古典诗词的画面,他们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前几年我看了几篇杨振宁先生关于美学和外国文学的论文,谈得非常到位,造诣很高。在这里我不妨谈谈我的大哥钱宁——著名的科学院院士、黄河泥沙专家。我大哥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大家可能注意到我有一部关于曹禺的研究著作,最早告诉我曹禺还有《原野》这部戏剧的就是我大哥。他对《红楼梦》很有研究,我在他面前自叹不如。他对《红楼梦》的热爱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在临死之前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富于浪漫主义的想法——建立与“红学”相媲美的“黄学”,研究黄河文化。这样的一种想象力、这样的气魄让我非常佩服。自然科学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一定是与人文交融的。那是一种科学的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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