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

犀利公:痞气——后极权时代的文化特性

雷日科夫曾经这样描述后极权时代的苏共高层,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1981 年进入苏共中央的雷日科夫,先后担任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总理)等职务,亲历了苏联整整 12 年的后极权时代。 “ 后极权 ” 有多种定义,普遍意义上的解释是指极权后期。在《愚弄民众者必将被民众抛弃》一文,我将前苏联 74 年的生命周期,划为初、中、末三段,对应年代为:列宁和斯大林时期( 1917-1953 , 36 年),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前期( 1954-1979 , 26 年),勃列日涅夫后期至戈尔巴乔夫时期( 1980-1991 , 12 年)。将整个苏联时期都看作是极权时代,尽管与阿伦特和哈维尔的说法不尽一致,但还是符合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所作的名词规范的。因为,即便是到了后极权时代,苏联上空仍然飘荡着极权政体所特有的两大魅影:意识形态与恐怖。说苏联,当然是为了说我们自己。对比自身最熟悉的环境,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否认这两样东西的广泛存在。为此,犀利公在那篇文章中,也大致给出了中国的前极权与中极权年代:毛时期( 1949-1978,30 年),邓至胡的前半期( 1979-2009 , 30 年)。 2010 年(世博会过后)以来的最近几年,从官到民,从经济到政治,中国上下弥漫着一股痞子气。本文尝试涉足这一话题,以慰藉那些为痞气而焦虑的当代思考者,——这是后极权时代的文化特性。 雷日科夫的描述,生动地展示出一群官痞们在广袤的苏联大地上分赃、作秀的繁忙图景。“痞”是一个强度介于匪和赖,范围涵盖匪、氓、赖的跨界词。痞子通常称作流氓,轻痞叫无赖,重痞是土匪。三类习性混杂,突出一个痞性,是中国文化突出的一个时代特征。               1 、官痞·民痞·文痞 马克思的断代学说与阶级分类,与秦以后的中国并不相符。在中央集权制通行的 2200 多年来,中国人大抵可分官和民两类,今天更是如此。痞气不仅存在于官家,民间也很盛行。就当下而言,二者的区别在于:官痞偏重,近于土匪;民痞偏轻,类乎无赖。 市井小民之痞气,再怎么广见,也很难影响整个社会。对于社会道德由官家来规范的圣王合一的一党体制而言,党及党的各级干部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楷模。因此,官痞决定了社会风气的正邪、清浊。官痞少,痞气轻,则风气正,乾坤清;反之,则邪气弥漫,污浊横流。这不搞、那不搞,是二号人物的口头禅。薄熙来经常吟诵这样的诗句,“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王立军独创“双起论”——“凡是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受贿 2 亿元日均挥霍 4 万元的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曾经发出这样的豪言:“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省部级以上高官,不管怎么痞、怎么匪,多少还顾及身份;而中低级官员,则不屑于遮掩,通常直抒胸臆。 王银峰(重庆江津区委书记)说:“与政府作对就是恶,就会被打(黑)。 ” 林嘉祥(深圳市海事局党组书记)说:“我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郭东波(辽源市环保局局长)说:“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逯军 (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 ) 质问“中国之声”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文永东(毕节市政府驻贵阳办事处办公室主任)质问贵州电视台记者:“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 张国良(鞍山市铁西区信访局局长)对访民说:“别说强迁了,就是强奸你们也得配合。” 后极权时代,官痞还呈现出规模化表演形式,即官媒与官府亲自上阵,集团式作业。 动用国家的财力,送女星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开演唱会,租纽约时报广场的广告屏播放国家形象片,到处建孔子学院……以此来提升国家形象、展示软实力,效果适得其反。有尊严的文化一定是自由的。受尊重的文化一定要经得起人类良心的拷问,特别是不分种族的每个人的心理评估。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前院长阿克曼先生说: “光走出去并不能制造影响力,倒可能引发恐惧感和反感。”(《文化中心能够“建设”吗?》) 上个月,《北京日报》骂大使,引起众怒。北京日报连续发表贬俭褒奢的痞文,公然亵渎社会恨腐盼廉的良好愿望,侮辱民众分辨美丑的基本智商。雷锋,一个彻头彻尾的假典型;焦裕禄,一个被无限拔高的虚模范。这些连初中生都不再相信的道德范式,官媒仍旧卖力地倾倒,一副“话筒在我手、任由我自说”的痞腔。 证监会提印花税搞半夜鸡叫,发改委调油价升多降少,住建部打房价越打越高,红十会只接收捐赠不接受监督……这些官府、准官府部门,沉溺于玩痞子手法而不能自拔。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向是,最高行政机构也在玩。货币政策所谓“稳健”,实为积极。四万亿刺激,将物价砸高一倍,国统局说只有 8.5% 。官谣可能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但最严重、最有特色的一定是中国。在今年春季重庆事件沸腾时期,中央高调发起了一场打击谣言运动。然而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已经被证实了的两条谣言,却全部是由官方发布的。一是 2 月 8 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发布的“王立军同志在接受休假式治疗”;一是 2 月 9 日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说“这是个孤立事件,已经顺利解决”。国人知道,到今天为止,王立军既没有接受休假式治疗,事件也远没有得到解决,更谈不上顺利。 陈光诚事件,之所以引发社会的热议,普通民众不再沉默,勇于出手相救,不在于盲人所特有的悲悯引力,而在于人们看到了官府集体作恶的可憎。从临沂市到东师古村,市县乡村四级政府,合伙维稳一个盲人,千人作恶,群痞横行,亘古未见。 在官和民之外,单独列出文痞,是因为这些或官、或民、或亦官亦文的文人,在痞气浩瀚的后极权时代,显得异常突兀。最近,我们见识了上百个“价值一千元的灵魂”(荣剑语)。这 100 位“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在唾手清点完一千元润笔费之后,纷纷用各种字体抄写一页 70 年前毛用王实味的鲜血来奠定其圣经地位的那篇著名《讲话》,为自己做稳了文奴而涂抹一层神圣的光环——做“党的文艺工作者”的无上荣光。如果说四年前的“秋雨含泪”和“兆山羡鬼”,做文奴的背后多少还存有天灾因素的话,那么,这一次“手抄《讲话》”事件,则凸显出某一类文人那无耻的集体无意识。 文痞中危害最烈者当属亦官亦学的文人。那些逞威在极权主义盛行时代的官身文痞,如戈培尔、高尔基、郭沫若、康生,已经为世人所熟知。而生活在后极权时代的官身文痞,尤其是拥有“海归”身份的活跃在当下中国的一些文痞们,颇能惑众。号称是中国最高学府的一所大学的校长说“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尽管他本人在美留学多年,并获得美国大学授予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他所在的大学是人人皆知的中国最大的“留美预备学校”,但都不能阻止他罔顾事实地美化中国那糟糕之极的现行教育。表面上看,这位部级学者表现出了很高的爱国性,实际上却是一种为士人所不齿的痞性。另一位从事国情研究的海归先生,最近几年频频与“绝不论”、“五个一工程”、“六个为什么”相唱和,发表高论,《“三权分立”西方也少用中国绝不能搞》、《从制度上看中国为什么能够超越美国》、《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等等,用陈旧的理论框架和文革时流行的语汇,对权力者关注并托付的当代重大课题,进行迎合性解释,痞性十足,读起来,恍若隔世。 文痞中的另一类,是所谓的左派理论家。如年初赴美探亲时不幸在华盛顿机场被电梯夹住脖子的司马先生。这位惯常以浑厚的男中音演绎反美段子的理论家,于今年四月中旬应邀赴朝观摩“光明星三号”的发射。在四月网授权发表的注明有“未删节版”字样的题为《司马南朝鲜之行》的足本报道中,我读到了司马先生对极权主义的最新感受。尽管话说的很克制,也采用了一些他惯常使用的兜圈子的手法,但还是能读出他对强权的极度不满,以及对社会主义政制的恨铁不成钢式的复杂情愫。可悲的是,即便是感受如此之深,他还是要为“主体思想”美言几句,诸如“要吃泡菜,到朝鲜去;要戒网瘾,到朝鲜去;要减肥,到朝鲜去;要不堵车,到朝鲜去……”之类。犀利公也算是党的人,并一度是优秀党员,有过对强权不满却还要强作欢颜的痛苦经历。精神分裂,忍耐一时,常人也能做得到,并不鲜见;但像司马先生这样,装这么久,装这么像,却很少见。曲啸先生,当算此类高手,但在汪荣祖教授的一语电击之下,还是没能装下去,当即精神崩溃,最终瘫痪病故。不知要到第几号“光明星”陨落,最终才会点醒司马。   2 、痞气的成因 对后极权社会有独到研究的瓦茨拉夫 · 哈维尔( 1936-2011 ),认为“良心”是极权社会进入后期之后,人们开始说真话的动因。李慎之先生对此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序》) 那么,人们敢于说真话的动因又是什么呢?在界定苏联人开始说真话的日期时,我关注到一场重要的战争,并把这场战争开启后的第二年( 1980 年)作为苏联进入后极权时代的起始年份。 1979 年冬,八万苏军闪击阿富汗,一周之内占领全境。苏联的强权行径,遭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也包括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部分成员国,以至于半年后在莫斯科举办的第 22 届夏季奥运会遭到了奥运史上最大规模的抵制。不仅如此,苏联人民也从短暂的“爱国”狂喜中清醒过来,对这场糜费巨万的不义之战,产生了强烈质疑,进而增强了对权贵腐败的愤怒情绪。勃列日涅夫迅速衰老,两年多后病亡。伴随着勃氏衰落的,还有社会管控,即极权政体的两大特征之一的“恐怖”。因此,后极权时代,人们敢说真话的主要原因还是恐怖的不可阻止的自然减弱。 后极权时期,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言论环境有所放松,人们开始说真话、敢于说真话,这在哈维尔生活的捷克、索尔仁尼琴生活的苏联,等诸多斯拉夫种族的极权国家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在中国,情况却发生了某种扭曲——中国人开始说、敢于说带痞气的真话。这是由民族特性决定的。 “说谎、自私、狡黠等人性中负面的东西,各民族都有,但中国人更顽固一些。”(拙作《从两起事件看中国病》) 基于上述铺垫,下面尝试对几种痞气的成因,进行分类分析。   官痞:一种忘形或被动     有一点需要厘清,真话与雷语并不矛盾。前文里,我例举了 10 位官员的名言,有 2 位是国家级, 2 位省部级, 2 位厅局级, 2 位处级, 2 位科级,挺全的。民间称他们的话叫“雷语”,含假话之意。我以为,准确的说法应当是“雷人的真话”。他们 10 位说的全是发自内心的痞话。 官员说痞话,多数情况下缘于忘形,因为他们深知已经腐朽掉了的组织,不可能真正处分他。上述 10 人之中,除了薄、王二人尚无定论外,其他人不是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就是处分之后换个马甲,很快复出。 还有一种情形,叫“被动”,它来源于景凯旋教授的《后极权》一文,“在后极权时期,意识形态神话和领袖神话已经破灭,奇里斯玛的代际递减规律使得权力者没有了前辈的权威与严酷,只是为了合法性而 被动地 延续意识形态。”这符合国家级人物的痞话情形。在《“绝不论”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分析》一文,我曾经说过,“坚持‘绝不’观点,有吴的对党真诚的成分”,就是想表明,他在被动地讲痞话。“被动”还有另外一种情形,近乎无赖,如中山市长李启红。她在法庭上哭诉道:“我是从骨子里热爱党的”。 《讲话》之所以需要被反复纪念,是因为极权主义有一种个性—— “异常的可更改性和缺乏延续性”(《极权主义的起源》第 10 章)。 汉娜 . 阿伦特还分析了导致这一个性的原因,是“群众的反复无常”、“朝三暮四和过于健忘”。进入后极权时代,宣传的作用力越来越弱,有效期越来越短。增强宣传功效的唯一手段是重复与怀旧。为了将过世的革命家由事实上的劣迹斑斑,描绘成德高望重,就必须五年一小祭,十年一大祭;事关执政党道德根基的重要人物,甚至要年年祭。 “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常识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极权主义的起源》第 11 章) 阿伦特的这一论断,是针对极权主义存在的初期或中期。到了后期,继续侮辱常识,则会遭到群众的嘲讽和反击。 “极权主义到了后期,民众中的大部分已经觉醒,任何欺骗式宣传,可能会得逞于短暂的一时,但很快就会被大多数民众识破,纵然预作宣传,也无济于事。宣传机器进入流氓化阶段,不再搞也不屑于搞提前洗脑,而是事到临头,仓促上阵,凭借独霸舆论阵地的优势,强行指鹿为马,肆意颠倒黑白。”(拙作《愚弄民众者必将被民众抛弃》) 明明知道痞子化宣传的作用有限,但也要持续地被动地搞下去。因为聊胜于无,总比不搞要好。   民痞:一种绝望或宣泄 言论环境的有限宽松,并不能立即实现民众渴望的种种社会蓝图,如分配公平、机会平等、司法公正等。相反, “(后极权时代),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李慎之《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序》) 这就容易造成体制外的民众产生绝望感,随之而来的是部分绝望者的痞子行为。重者,危害社会;轻者,玩世不恭。在不能讲真话和不愿说假话之间,讲痞话,似乎是一种不错的宣泄方式。   文痞:一种出卖或堕落 “手抄《讲话》”工程中,出现诸多省军级们,实属正常,如王蒙、贺敬之、张平、翟泰丰、高占祥、周巍峙、田华、王晓棠等。出现一批紧跟政治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也不稀奇,如王昆、阎肃、铁凝、二月河、余秋雨、于蓝、于洋、秦怡、冯骥才、张海迪等。他们出卖着什么,当然也就参与着什么、收获着什么。他们早已挺过了灵魂拷问关。奇异的是,一些原本不靠政治而靠国故、哲学、色情、谍战之类挣钱的作家,也欣然加盟,如梁晓声、周国平、莫言、陈忠实、贾平凹、苏童、叶兆言、麦家等。唯一的解释,如前文所言——“无耻的集体无意识”,亦即堕落。基于羞耻感的未泯,事后,周国平、叶兆言分别作了一段聊以自慰的浅浅的反思。 文痞们拿灵魂做交易,在前极权时代,民众通常感受不到太多的异样,因为民众自身也陷入到癫狂之中。到了中期,一小部分文化人渐渐拉大与体制的距离,焕发出不一样的精神光芒,给民众以强烈的对比感。进入后极权时代,文痞们的表演,几乎很难再遮盖住白花花的光腚,被喝倒彩几乎是家常便饭。今年的“手抄《讲话》”事件如此,去年的“脊梁奖”事件也是如此。 “本是党的金话筒,却偏要说是百姓的代言人;本是官府的小棉袄,却偏要说是百姓的贴心人;本是劝民做羊的狼外婆,却偏要装作百姓的好姥姥”(拙作《无脊椎动物》)。 余杰说,在后极权时代,文化精英们大都“宠物化”了, “中国现实生活的戏剧化,超过了任何一个戏剧家的想象;从学术、教育界到娱乐界各类文化精英整体性的堕落,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国度。”(余杰《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3 、痞性溯源 行文至此,首先想到了高华先生。作为历史溯源的大家,他已经将执政党文化痞性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延安整风,缕析得清清楚楚。 在创党初期和幼年时期( 1921-1936 ),共产国际、苏共和斯大林个人的一些恶习,如残酷内斗、红色恐怖、家长制、篡改历史、谎言宣传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共自己的文化习性养成。然而,这些影响与一个人相比,都算不上中共习性的主要来源。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作为执政党文化特性的主导者和奠基人,毛泽东的文风、思想与行为,无一不在影响、定型着这个庞大组织的文化走向。可以说,中共文化习性中最负面的那一部分,即痞性,主要源自毛本人。因为,自 1936 年年底,张国焘的家底(红四方面军 – 西路军)败完,西安事变发生,毛当上了军委主席,他即成为影响全党的第一人。而到了延安整风第一阶段即思想动员阶段结束( 1942 年 4 月),毛则成为影响全党的唯一一人。毛的行为充满了痞性(毛自称是猴性),是可以盖棺定论的历史事实。毛的文风(思想)同样如此。要想全时段追溯毛的痞气,则要上溯到 1927 年。要想完整地探究毛的痞性,则要全面考察毛的著作。限于篇幅,本文选取五篇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仅做简要分析。 第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文写于 1927 年 3 月,是官方认定的经典篇章之一,赞美的就是痞子运动。“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毛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一年之后, 36 岁的毛泽东带着农民队伍进入井冈山,杀猪出谷,杀人放火,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无所不干。痞性在男女关系问题上的表现,是苏共和中共历史上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革命是大节,“作风”(搞女人)是小节。据孔庆东统计,十大元帅平均婚恋 4.9 次,人均娶妻 5 个(《脍炙英雄》)。为李德、白求恩等国际友人配临时妻子,是正常的组织安排。即便是在异常严酷的延安整风时期,搞女人也不算大事。 1943 年春,李锐被关押,组织上派邓力群去“抢救”他的妻子范元甄,两人便睡到了一处。最严厉的批判,也就是田家英说:“你们算什么爱情,是打游击嘛!”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第二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毛氏党文化观形成的标志性文章,也是屈服知识分子的扛鼎之作,高华先生作了细致的史学辨析,这里全文摘录其结论部分: 1942 年 5 月 2 日 ,有一百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 5 月 23 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 10 月 19 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等文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从表面上看,毛氏党文化观竭力强调文艺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艺的审美功能,将文艺等同于试帖课和八股文。毛泽东在这里将“文以载道”夸大到极端的地步,同时又吸取了明清颜习斋等鄙薄读书人的反智思想,结合斯大林主义,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艺路线。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以上摘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年复一年地纪念《讲话》,官方给出的堂皇理由是继承毛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化精神,实质上是在知识分子身上重烙一遍甘做文奴的党文化印记。从高华先生的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讲话》以及《讲话》出台的前前后后,没有一丝为人民服务的影子,《讲话》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引导、告诫知识分子:文艺只能为党服务、必须为党服务;做党的文奴,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 因为《讲话》担负着这样的引导功能,所以才需要搞常态化纪念,以将其打造成党的文艺圣经。《讲话》被神化的过程,也是知识人被去脊椎化的过程。   第三篇,《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又名《八一三指示》的文章,是 1945 年 8 月 13 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演讲词,是开启第三次中国内战的动员令。该文有两个主要观点(目的)。一是贬低美军消灭日军主力和摧毁日本本土战争潜力的功绩,尽可能地夸大苏联出兵东北的作用,以鼓舞与苏联在同一条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士气。二是抹杀正面战场国军抗日的功绩,抹黑抗战领导人蒋介石,为中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寻找合法性借口。污蔑蒋介石躲在峨眉上消极抗日,一担水不挑,如今却“下山摘桃子”,完全无视 22 次大会战的英勇抗争,以及 300 多万国军将士的巨大牺牲。历史的难欺之处也在这里。毛和毛的队伍究竟是怎样抗日的、怎样“挑水”的?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反倒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毛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写道:“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而抗战爆发之初( 1937 年 7 月),中共控制的红区,人口不到千万,军队不满十万(一年前刚到陕北时只有 3 万)。每一次拜读这篇文章,我都为毛泽东那气吞山河的匪气和红口白牙说假话的痞气,而深深地震撼。文章的前半部分,毛还用大段的语句谈论刀的重要性,“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文章的后部,毛鼓励部下抢回整只“桃子”,“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今天读这样的文章,一个理性的史学家,很难相信中国的第三次内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第四篇,《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这不是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而是毛的一段即席讲话。选评这段讲话,是因为这段在没有任何准备、修饰和遮掩的情况下,急就的一段发言,恰恰反映了毛做“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真实内心和残暴品性。 1958 年 5 月 8 日,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林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似有异议。毛当着近两千名与会代表的面,发表了这样一番高论: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冯锡刚先生在《毛泽东为何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一文中,对毛的这番言词做了心理因素和历史渊源分析,是充分的、可信的。需要补充的是,毛深谙斗争哲学:只要理直气壮,就能够把正义拉到自己一边。讲这段痞话之前几年,毛刚刚结束血腥的镇反与反右,手上的鲜血尚未洗净,而朝野上下已经开始出现了反弹的声音,毛如此理直气壮的辩解,反倒让党内人士确信了毛的正义。   第五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 1966 年 8 月 5 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毛亲笔所写的战斗檄文。全文仅 203 字,指斥刘邓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对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你不得不佩服毛的痞子文风,他可以将自己的红色恐怖描画得无限崇高,也可以将别人的红色恐怖诬陷为白色罪恶。此后三年,经过漫长的折磨,刘终于被自己一手捧上神坛的毛,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这篇官方羞于将其收入毛选中的短文,毛自己是相当看重的,是毛有生之年所写的最后一篇雄文,也是给中国社会造成最大伤害的一篇痞气十足的恶文。以它为标志而开启的十年文革,造成上千万人被斗杀,经济崩溃,文化传统被连根拔除,余毒至今未消。            4、结语 (一)根除痞性,任重道远。这种从娘胎里带来的痞性,要想根除,殊实不易。与中共一样在中华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国民党,也积衍下来不少恶习,如暗杀。自 1894 年底兴中会创立,历经同盟会整合、国民党执政,再到败退台岛、疗伤自救,暗杀之风从未断绝,直到 1984 年 10 月江南命案发生,才告终止,前后延续整整 90 年。自 1949 年建政以来,中共还没有经历国民党所经历的丢失大陆政权、遭民进党逼宫等诸多大的变故洗礼,缺乏改过自新的压力。另一方面,作为拥有八千万党员的超级大党,组织体系过于庞杂,痞气渗透进每一个组织细胞,找不到清洗整个组织和透析周身血液的灵丹妙药。 无论是体制内的救党派声称执政党有能力实现自我更新,还是体制外的民主派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等待执政党自觉进步,都是不切实际的。拒绝求变和死不认错,是诸多痞性中尤为致命的两点。从历史上看,中共的每一次大的革新,都是在酿成重大灾祸之后不得已才为之。如终止大办食堂、大跃进,是在饿死三千多万人口之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在斗死上千万人、经济濒临崩溃之后。守旧,已经成为这个 90 岁老党难以摆脱的顽症。守旧(左),成为政治正确的代名词。每一次改革博弈,守旧派总是占据政治制高点,令改革派难以突破。即便是侥幸绕道成功了(如先期的农村改革——包产到户),也不敢将守旧派从制高点上果断拉下来,任凭他们一次次地反扑。今年的重庆事件,令高层棘手难办,根本原因就是聪明的薄站到了教义上还承认的政治高处。中共未来的改革型领导人,若想有所作为,就必须改变这种政治高点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像毛那样理直气壮地、大声地告诉守旧派:你那个高点是违背民意的,是逆世界潮流的,是反人性的! 痞性的消失,并不取决于执政党的自觉革新,而取决于极权主义何时消亡。 “极权消灭了社会,因而难以长期存在;后极权则不得不让社会缓慢生长,它的消失也将取决于社会的壮大。”(景凯旋《后极权》) (二)有决心革除痞性的标志,是与毛做彻底切割。除了前面点评过的五篇,毛的大部分文章(思想)都已经变成执政党的负资产。上个月大张旗鼓地操办《讲话》发表 70 周年庆典,只会加剧民众的失望情绪,拉大与世界文明的距离,一步步错失自新的良机。 (三)重构政治道德支点。全面放弃毛的痞子哲学的同时,怎样构建新的政治文化道德支点呢?我以为,必须放弃等待一个新的理论型领袖再世的幻想(也不可能再现),大胆吸收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切成果,特别是普世价值和竞争机制。在普世价值于党内尚难形成共识的现阶段,可以引入竞争机制。第一步,党内竞争,即越共现行模式。第二步,党际竞争,即台湾模式。国民党与民进党都接受孙中山的主要思想,而中共也声称“继承了孙中山的遗愿”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这是一个难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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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野夫:谁也别想用胶布封住“六四”伤痕

获得2010年度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的中国作家野夫,目前接受荷兰政府邀请,在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故居写作,德国之声专访野夫,就自由写作、六四事件等进行交流。 德国之声:听说您此行是接受荷兰政府的一个作家项目的邀请,能否先请您介绍下参加这个项目的情况?包括在这期间您将要写的一些作品? 野夫: 荷兰国家文学基金会是通过荷兰文化部拔款,不仅是对中国也是对全世界,当然主要是极权国家的作家提供写作资助,为作家提供写作环境和生活需要,供作家自由写作,又叫避难者写作计划,因为在世界很多国家的作家都处在不能自由写作的状态。他们给我提供的这套房子,是最有意义的,是《安妮日记》中安妮一家原来的旧居,里面的家俱还保持着上世纪40年代的模样,大家知道安妮一家是从德国逃到荷兰,再被纳粹带回德国处死的,《安妮日记》中文版是我协助和参与引进中国的,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缘份使我来到这个房间写作,感觉冥冥之中自有天数一样。 现在我第一还是保持一个散文的写作状态,我的散文的主人都是在过去受到迫害的父老乡亲。第二是我一直写在《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调查》,这是我经过几年的田野调查,已经写了大部分。还剩几万字,希望在这个期间能够完成。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其中的写作是观察中共基层政权的现状,目前很多公知和百姓都津津乐道的是高层动态,您为什么会去观察基层政权的情况,您觉得中共基层政权对执政整体有怎样的影响? 野夫: 也许这本书出来后,会帮助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基层政权是怎样在运作,比如维稳也好、发展也好。我算是用了几年的时间解答清楚了自己心中的疑问,然后我再把这些讲述出来给大家听。 我们常常听到的说法是,中国主要是贪官或基层政府坏了,因此”政令不出中南海”,我在一定程度上想否定这一说法,中国基层政权当然贪腐是普遍存在的,这是事实,但是中国的问题,压根不应该由基层政权为整个体制背书,我认为问题还是出在高层,站在极权政府的角度来看,多数基层政权是很”勤政”的,也会非常”辛苦和操心”,当然享受腐败是额外的、甚至是体制默许的一种奖励,他们费尽脑筋甚至披肝沥血的所作是在完成错误的事情,比如说维稳,上边要求不允许有越级上访、进京上访、群访,上面拿这个来考虑基层领导的”帽子”问题,他们就必须不择手段。对他们来说这是政权要求他做到的,他们是用此效忠政权的。要做到这些必然要采取非正规手段,基层政权是高度紧张的群体。 德国之声:与基层对应的是中共高层,十八大在即,作为一名作家,您将从哪些角度去观察政治上的一些变化或是不变? 野夫 :我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对未来还持有乐观态度的人,十八大假设没有新的变局,在未来执政党有没有可能启动政改这个问题上,我持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可能,这点总是被朋友们嘲笑的,认为我总是寄希望于他们。我虽然认为启动政改是渺茫的,但这种可能性没有消失,是因为这个时代从各种因素都到了不启动政改这个政权就有危机的时代,政治是因势利导的事情,他也要盘算怎样做对他们自己最有利,这个时代就是革命与改良赛跑的时代。 德国之声:今天网络上又有传言,说中共当局将公布对薄熙来、王立军、谷开来初步调查结果,这个事件在作家看来是不是特别有意思的桥段?这个看起来象意外添加的桥段在整个中共故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野夫: 这种都是极权国家的典型事件,极权国家总会发生一些让你意料之外、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很少有这样的爆炸性的突发事件。具体这个事情上来说,我们有很多人早在一两年前就预见早晚”薄、王”都要出大事,只是不知道会以这种方式出现,我们一介布衣和普通文人为什么会预见到?是因为文人观察社会会从历史中找出规律来,象薄这种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天数都会让他在劫难逃。 德国之声:您获得了独立中文笔会2010年度”自由写作奖”,您也曾经说过文字的属性就是自由,而获得这个奖其实是中国作家的悲哀,中国作家到底身处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中? 野夫: 中国当代作家要分成两个群体,一是依附于体制的体制内作家,一是完全不依附于体制的体制外作家,中国体制内作家集中了一大批就写作技巧来说并不差的文人,这些文人也有很多好的作品,我就不一一点评了。但他们对体制的依附习惯使得他们并不能真正放开来写,不敢去真正的触碰这个社会的问题,不敢真正去挑战这个时代的黑暗,我为他们感到悲哀。他们甚至可以做出一些我称之为无意识的、养成习惯的荒诞的事来,他们会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看到另一阵营的作家贝岭在台上,他们会集体随着领队退席,这是很荒诞的事情,他们这些名气、成就这么大的作家,他们会象幼儿园大班的一样,阿姨站起来走了就跟着退席,这是明显的没有独立人格的表现。 另一方面我们去说体制外的自由作家这个群落,里面也会有一批很优秀的人,但是这些人在中国的写作一方面是有风险的,就象我们看到每年都会有”文字狱”的发生,每年都会有人被判刑,他们的罪证是他们写的文章,这在现代国家、在21世纪的世界面前,这是可耻的现状。真正能写出来又被大家知道的是很少的,真正能被世界、被本国人民关注到的自由作家其实是少数。我曾经做过一个”中国民间写作现状”,中国民间写作的人有大量的人在,默默无闻,但是我认为终有一天,他们写作的东西会象井喷一样爆发。中国会真正进入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 德国之声:最近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为代表的百名作家抄写了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您怎么看这件事? 野夫: 这个事情本身并不算一个严重的事情,甚至大家在炫耀书法,他们听到某某也在参与愿意加入某个阵列使自己”增光”的事情,他们没有去细想作为中国作家、中国文人被迫害的命运被整肃的命运、被约束自由创作的命运都是从延安讲座讲话开始的,这样一个可耻的文本,你怎么好意思在这个年代还去抄写?这是一个体制内作家的惯性”我拿了你们的钱和俸禄,我享受了你们给我的待遇、职称,你们让我抄这个讲话我不好意思拒绝。”他们潜意识里就没有往深里去想,当然这件事出来以后,也有的作家自己反省了,无形之中对自己也造成了伤害。 德国之声:与这些作家相对应的,应该是另外一些作家,比如象德国的廖亦武、目前还在国内的余世存、冉云飞、慕容雪村等人,这些人也是您的朋友,今天在这里也想和您探讨一个真正的作家的独立性写作这样的话题,独立对作家意味着什么? 野夫: 我认为独立就是一个作家的灵魂,是脊柱,一个没有独立精神、人格、意识甚至没有独立文风的作家,本质上都不算一个好作家,能识文码字的文人而已。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度和不自由的时代,这种独立性更显得非常重要。 德国之声:除了独立性,我看过您的作品《革命时期的爱情》、《尘世挽歌》等,觉得和主旋律及流行网络文学有很大不同,现在关于土地、母亲、爱、真相、救赎及死亡的文字越来越少了,所以想请您谈谈作家如何在作品中投射人性温度以及对时代真诚纪录? 野夫: 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并不缺乏象我及我的家族的这些悲剧,这样的悲剧遍地皆是,有的人有这样的故事但自己认为没有写作能力,他们不想说了;另一方面有的人觉得要把遥远的东西放下来,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觉得现在写出来还有危险,会给自己增加麻烦。我熟知很多家族惨烈的故事,中国的国史总有一个年代要重写,现在的基本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而要重写国史依靠什么?我认为要依靠无数个家族史来重新填充。只有这些家族史才能佐证我们国家是如何走过来的?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些和主旋律的宏大叙事下是根本看不见的,个体生命的声音被糟践了,这是我们现在的缺失。也有很多作家认为写这些又不卖钱,他何不写畅销书呢! 德国之声:我相信将来对”六四事件”的记录也将重写,当年您还是一名警察,因为同情和支持学生并参与保护被通缉的人被捕入狱,二十三年过去了,您怎样评论当局对六四的态度,以及民众对这个事件选择记忆或遗忘? 野夫: 国家对”六四事件”的态度明显看得出来是要尽量抹杀和淡化这件事情,从官方语言上,早已经从”反革命暴乱、暴动”改成”事件”,到后来改成”风波”,从官方发言实质上是平反了,既然不是”暴乱”而是”风波”就不存是非,没有正恶,事实上他们已经给出了”这个事情是无罪的”,但是他不愿从法律上纠这个错,他们认为纠错的时间没有到,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巨大伤痕,把这个伤痕先用胶布贴上,不许任何人看见这个伤痕,也不让大家提这个伤痕,那么这个伤痕到底里面发炎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会自然痊愈历史仿佛就不存在这样一场灾难、这样一个伤口?还是继续发炎最后溃烂到伤痕里的骨髓甚至危及生命,这是他们眼前不想管的事情。 我也知道民间六四这一代人,这代人是广义的,不仅是”六四事件”的学生,卷进”六四事件”的远远不止学生,因”八九民运”而改变命运的官员大批,现在的生意人有大批,工人也有大批,卷进少的是农民,虽然农民也有代表,当然学生是主力,广义的六四这代人我接触得很多,有的现在非常成功,有的甚至在体制内也混得很成功,更多的是在这个社会生存得不好的,被继续打压甚至判刑,所有这些人他们心中并没有淡忘这段记忆,这是耿耿萦怀于心的,是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说并不等于遗忘,最终我们这个民族必须要面对这个坎儿,要想迈过,必须得有一次面对,官民将一起面对。不解决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谁也别想用个胶布就把这段历史贴上它就自然痊愈了,就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作者:吴雨 责编: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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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 | 莫扎离我们还很远——伦敦书展印象

2012年04月30日 18:10:05                               书展印象:一边咖啡,一边列队       我是一个冒失的闯入者,到了位于伯爵宫的展厅门口,还不知道能不能混一张证件,以逃过45英镑的门票。不知道中国馆在哪儿,就信步进了第一个厅,在大厅里玩起了“徒步游”。       每年四月举行的伦敦书展是版权贸易型的书展,有超过40个国家400多个参展商,它和秋季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出版界最重要的两个交易平台。我进的第一个展厅基本是来自欧美出版社,他们展示书的空间并不大,但每家出版社都辟出专门空间,准备了桌椅、点心、葡萄酒,随时有人坐下开始交谈。展厅比较安静,人们都在低声交谈,习惯了中国式展览的会觉得不热闹。为了寻找中国展区,我错走到了二楼,发现那里像个巨大的餐厅,众多的餐桌,舒服的沙发,每个人桌边都有人,每个人都在说话,且多为两人交谈。经过了解,多为作者和编辑,或和经纪人,或作者和译者,他们事先预定了一个个约会,然后到这里来敲定一个个项目。我眼前的这些聊天的年轻人,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斯蒂芬金。走了一圈,没发现中国人的身影。     展厅的门口,有一排漂亮的西方姑娘,热情地向远道而来的参会者打招呼,邀请他们坐下来,享受揉肩捏背的放松服务,这温柔一招,让每一个进门者脸上都挂上了笑容。     另一个展厅里,中国展区占了大部分,我走进门,立刻闻出了熟悉的气息,灯光亮堂出不少,色调也明亮许多,以红色和黄色为主。最高的一个展台,写着孔子学院的大横幅,中图的展厅也很醒目。看到一个红色大背景板,上面写着“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展厅场地中心有一个舞台,下面摆放有座位,我看到王蒙在和一位外国女士对话,王蒙用的竟然是英语,他是在这块场地的系列对话的头一个,后来我还看到了陆川、郭文景等。   先走了一遍,参展的全部是中国出版业的央企和各省国企,整齐地排列着图书,还是传统的展览样式,类似我在北京国展看到的。香港的展台在中国展区最漂亮,设计也现代,营造的交流氛围也好,有中西合璧的特色。但走在中国展区,我的感觉是在看一场展览,穿行其中,像走在北京前门那条宽敞的步行街。         作家对话:越年轻越世界     作为伦敦书展的主宾国,相对于展台和版权贸易,“中国代表团”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搞活动上,除了一楼大厅那个系列对话,在二楼的几个小厅,更吸引读者的活动是中国作家的系列对话。     李洱和安妮宝贝是系列对话的第一场,我在伦敦迷了路,错过了这场,于是从第二场严歌苓、韩东、郭小橹听起。韩东说中文,另两位生活在美英的作家直接用英语发言,主持人来自西方,听众里外国人比例不小,读者提问时中国读者也用英语发问,整个气氛竟然相当洋气。话题比较广泛,并不局限于从“书页到银幕”。     在对话题目和作家组合方面,这个系列花了一番心思,主持人都是西方同行,作家也力争中西搭配,年龄相当。阿乙和安妮宝贝的“数码时代的写作”,是最新鲜的一场,两个网络走出的作家,搭了两位外国作家,台下坐着安妮宝贝的粉丝和一些西方作家同行。主持人的问题很适合年轻人,但让她意外的是,阿乙和安妮宝贝同时声称已经告别网络,对网络无感,阿乙更表达了对网络写作的深恶痛绝。两位西方作家同样男女搭配,其中一位小伙中国话极为地道,在他的英语发言中,随时流利地蹦出“人民文学出版社”“盛大榕树下”“豆瓣”等中文,还问阿乙“牛博国际现在在墙外还是墙内?”读者的欢乐指数也是作家对话系列最高的。铁凝在书展开幕致辞时曾说,“当优美的英语和优美的汉语相遇,是一件美好的事。”这四位青年的相遇,难得地体现出了融合的一面。     两位藏族作家阿来和次仁罗布本来的题目是“当代小说中的古代神话”,但不出所料地,主持人和听众联手,用尖锐的问题把对话题目改成了“文明的冲突”,藏族的宗教文化、藏汉文明的冲突融合、达赖喇嘛、审查制度,一个个抛给作家。好在阿来是个大师级的发言人,接得住,他从不回避敏感问题,全部正面解答,但又温和理性,持论公允,看上去听众挺满意。场面很开放,但没有人抗议,现场三个大型保镖也没派上用场。     有的对话也体现了“中国特色”,最后变成了作家之间的互相表扬,让不明我国情的主持人有点摸不清状况。        系列对话中最让我心动的一幕,发生在刘慈欣和阿来以及一位英国作家关于科幻小说的对话现场,两位外国青年男女坐在我前排,当时阿来和刘慈欣说汉语,偶尔用藏语,那位姑娘通过同声传译听英语,她边听边打着手语,而男青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原来他是一位聋哑人。藏语、汉语、英语、手语,不停地转换,他们就这样用特别的方式“听”了一个半小时。   这次中国作协邀请了严歌苓、韩东、西川、冯唐、安妮宝贝、张悦然、郭小橹、次仁罗布等作家,多样化程度相当高,尤其阿乙这样的,对于中国文坛来说,像一个不约而至的闯入者,而正是这些人,成了这次对话系列的新鲜空气。         中国队:书展上的陌生人     虽然在爱丁堡住了三个月,到了伦敦这样的大地方,我还是迅速迷失了方向,地铁里不知道向东向西,去海德公园找不到演讲角,白天花了四个小时没找到书展会场,晚上背包在伦敦西区徒步却无意中走到了书展门口。三天里我至少跟一百个伦敦人打过招呼,但惟一的目的是“问个路”,伦敦人都很有礼貌,但他们也只是告诉我向左走向右走。我是伦敦这个城市的陌生人,就像伦敦书展的主宾国,中国也是书展的陌生人。     两个不同的展厅,不仅有不同的外观,更显示了不同的文化。伦敦书展的风格在于交流,这一切的体现形式就是做生意,书是沟通彼此之间的媒介。但我们有点误解了书展的意义,把重点放在了“展”上,结果两个展厅,一边是低调的、私人的、面对面的、务实的,一边是高调的、宏大的、展览型的、单向交流的,彼此泾渭分明,交流不多,像两座语言和文化的巴别塔,谁也没有把谁真正吸引过去。   从对伦敦书展的观感来看,对于英语图书界来说,我们还是陌生人。我经过一个儿童出版社时,看到一位姑娘化妆成童书中的人物,拿着刀向我微笑着打招呼,邀请我过去,她把刀架在我脖子上,由他们的摄影师拍照,然后向我索要电子邮箱,说会把照片发给我。这就是充满个性化、人情味的推广方式。我看到全场最炫的罗马尼亚展厅,把所有的图书都用丝线吊起来,于是展厅四周,几百本图书像风铃般来回悬挂,吸引得人们纷纷拍照留念。还有的国外出版社把展台布置成了长长的餐厅,让人忍不住要过去喝一杯。每天早上开展之后,不少西方出版社的第一件事是邀请人们吃早餐,大家吃着早餐喝着咖啡聊天,闭馆之前,他们又把红酒打开,所有人端起红酒互相庆祝一天的收成。而这些方式,中国的参展商有的也在尝试,但总体上是陌生的,作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作为担负着任务的出版社,很难做到这样放松和随意。   引用《让子弹飞》里姜文的一句台词来表达我的感受:“莫扎他离我们很远。”   书是人们最喜欢的事物之一,它代表着思想、智慧、创造、自由、交流、进步等人类独有的美好的东西,而书展中人们要展现的,也应该与这些有关。想让外部世界全面地了解,就应该用他们熟悉的方式,开放,坦率,不回避,运用他们的表达方式,在表达的同时也倾听对方的看法,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沟通。对话,是我们与世界互相接近的最好方式,与其提高嗓门让对方驻步,远不如邀请对方喝一杯咖啡。     补给:不过中国展区也有个实在的事,凤凰出版集团在英国要开办印刷机地,到帝国主义的腹地建立“基地”,生产精神产品,无论搞生产力还是文化推广,这种赚钱做生意的方式,比抛大把银子搞搞展览有实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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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中国作家梦魇

去海口见马原。 缘起是一个纪录片项目。二十年前,马原做过一个《中国作家梦》的记录,采访了110个作家,内容有关他们那时候的生活和写作状态。 如果你把它看做中国版的《巴黎访谈》,那就错了。在《中国作家梦》里,作家们聊的最多的,不是“你觉得卡夫卡和海明威谁对小说语言的贡献最大?”,而更类似于“你觉得王朔和苏童谁更有钱?” 在当时的采访里,有几个问题是被问得最多的:“你家住多大的房子?”“你的稿费是多少?”“你海外版税能拿多少?” 那时候的铁凝,语气中有可以想象的天真情态:“我爱音乐,爱做菜,爱芭蕾。”“我的菜做得很好,我写的小说不能赚钱,我还可以开个饭馆。”她当时是河北省作协主席。 那时候的刘心武由于《班主任》《5·19长镜头》等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小说,而成为时代最红的作家,他已经在大谈文学商业化的前景和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采访过后的一年,他转入红学研究。 那时候的余华还住在宿舍,他一边挠着腿一边说“我就想写出霍桑的《红字》那样伟大的作品。”一年之后,《活着》出版了。 回看过往,有趣的是和今朝的对照。时代弄潮儿们也曾风生水起,坚守者们也曾守得云开。今日的命运和当时的豪言遥遥呼应,中间隔着中国文学失落的二十年。 失落的二十年,相对的当然是黄金的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政治压制的年代中,有知识有文化的少年人被放牧至管理相对松散的乡村,阅读贫瘠,思想却自由,翻过几座大山只为了促膝短谈。 禁忌压抑的七十年代过去,政权开始迟到地寻找执政合法性,慌忙弥补失去的信用,在大环境的鼓励和默许下,思潮反弹式地井喷而出,王蒙说那时候的作家“各领风骚三五天”。 先锋写作兴起,作家们自封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那时候更像是文学上的大跃进,作家们都是兴奋而乐观的,觉得照这样下去,三五年之内就够赶超英美。二十年后,马原才承认,欧美文学发展了几百年,中国白话文写作才不到一百年,与自己师承的欧美大师“齐肩”,岂是我辈、我后辈、我后后辈能完成的? 八十年代的作家们是明星,他们既拿着体制内的工资,又有额外的稿费收入,周围没有什么人下海致富,他们的生活相当优越。不仅如此,每当一部小说出版,就会像现在又出了一部宫斗剧一样引起社会范畴的反响与讨论。作家走在街上,会被粉丝拦住,热情地讨论他的作品。伍迪·艾伦梦回的巴黎,在中国也曾出现过。 然后是1989,八十年代提早一年结束了。那一年,我印象最深的小说,是张承志的《西省暗杀考》,小时候读,觉得哪里是书写,简直是一碗热腾腾的刚歃了的血。 马原做采访的时候,刚好处于“时间结束了”这个戛然而止的时候。他想做文学的断代史,他意识到虽然这些作家还处于创作的盛年,但是有些东西改变了,永久地、不可逆转的。 文学的式微自此开始,虽然接受采访的大部分作家对此还毫无察觉。可从他们反复询问彼此的稿费和收入的焦虑,大概也能窥得端倪。 我没有想到的是,马原会把这次采访当做人生中的一次败笔,这部花了两年录制的纪录片不仅没有卖出去,还让他中断小说写作,一中断就是二十年。 那之后沉默的不只是一个两个。 鲁迅讲过最残忍的故事,不是《娜拉出走之后》,而是《在酒楼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也只能是年轻,为了理想永远热泪盈眶不是作秀就是乡愿,热血总会化为虚无啊。“五四”时候充当启蒙者的进步青年吕纬甫,在坠入现实生活后变得颓唐失落。 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回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马原也飞回来了,他时隔二十年又写了新小说。他如今患了绝症,在海口养病,房子正对着海。我去海口那几日刚好下大雨,乌云铺天盖地扑向海,只间隔一条细细的白线,这样的末日不知道是不是日日上演。比他小三十岁的妻子是海南本地人,运动员出身的修长四肢,眼如小鹿,抱着他们精灵可爱的儿子。这画面已经像是小说开篇。 马原这二十年和作家少有来往,最近的一次相聚是因为隐居云南的作家洪峰被打,吹响了作家的集结号,余华等作家纷纷奔赴云南去探望。 马原有些欣慰地说:“当地的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很好。还是比较害怕我们这些作家的影响力。” 我听了,却觉得非常非常难过。大概是因为刚刚追忆完黄金的八十年代——虽然马原也认为那是不正常的,如今在一个村政府暴力后的安抚中便得到安慰。 中国作家梦,从与欧美大师齐名的梦,变成了畅销赚钱的梦,到最后,退守成了陶渊明的“田园梦”。 ——“田园梦”也不得啊,阎连科老师的房子亦被强拆。看他写的新文《我的丧家犬的一年》,看他写维持尊严的困难,写怪诞悲惨的人生,不再能给他力量,而只有无力和灰心。与强权对抗是死,不愿与野蛮文明直视的自我放逐也不得。 作家的责任是什么?格雷·厄姆格林曾说,他不希望对社会上其他受害者负特殊责任。但是,他想作为一个作家,起码有两项义务:一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来反映真实情况,二是不接受政府的任何特殊优惠。而现在,以上两点似乎都需要具有格外的道德标杆和格外的勇气才能完成的事情。 中国作家梦啊,到现在还没醒,早就成了梦靥吧。阎连科老师前段时间发短信说:“已经在写新长篇了,心也慢慢安静下来了。”在梦魇中,恐怕也需要继续写作吧,因为那也需要有人记录。 来源:蒋方舟博客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89803f0102e851.html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3686/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蒋方舟:中国作家梦魇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4/22, 09:51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蒋方舟:相信爱情 蒋方舟:控诉理科男 蒋方舟:我心目中没有理想的大学 方舟子VS铁道部,铁道部你涉嫌造假 蒋方舟:关于LOSER 和WINNER 标准问题的讨论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方舟子讲述遇袭前后:民间打假承担风险不应该 (@yixieshi) 评论:遇袭的不止是方舟子 (@yixieshi) 方舟子:唐骏躲在后方搞公关 (@yixieshi) 《财经》编辑遇袭 可能与方舟子案有关 (@yixieshi) 优秀项目推荐:跟单通、百度网盘、热地带、迅雷方舟等 (@yixieshi)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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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图卦20120326】洗课桌

免责声明: 以下内容,有可能引起内心冲突或愤怒等不适症状。若有此症状自觉被误导者,请绕行。若按捺不住看后症状特别明显,可自行前往CCAV等欢乐频道进行综合调理。其余,概不负责。 欢迎转载,转载请保证原文的完整性,请注明来源和链接。凡未经许可在原文基础上故意增删少量内容后,冒名改编者,谢绝转载。 每天一图卦,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 【1】胡锦涛25日下午离开北京,开始为期8天外访 中国最高领导人今年第一次出访,将先后出席首尔第二届核安全峰会、新德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并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 @严彬拉夫 :现在特别喜欢看新闻联播,认认真真从每一条新闻里看到了故事,很有创作欲望。很好,很好。 【2】重庆南岸区委书记被带走调查 经多个消息源证实,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于21日被带走调查,原因不详。这是副总理张德江上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重庆官场第一位被调查的正厅局级干部。就在被带走前一天,夏泽良还出席发布会笑对镜头,丝毫没有出事征兆。发布会后,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经济观察网) @杨海鹏在上海 :在牛津大学读书,被学生刊物称为“与书本关系紧张的薄瓜瓜”。其不知道,他的英国十佳青年何来。英媒报道是:他二年级时即因成绩不良面临除名,因此通过关系说服彭定康转学哈佛。瓜瓜的很多自吹的”事迹“,其实是同学事迹移花接木,比如”辩论高手“是李光耀的孙子。 当年牛津PPE那一届成绩第一的是李绳武,李绳武公开说过他上牛津全都是自费!他申请奖学金的信息可以在oxford官方网上查得到,再输入BGG会显示没有任何结 果!而某人曾经在“鲁豫有约”里面说自己非常善于辩论,真正辩论能手是李绳武,他是李显扬 的长子,也是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孙子 牛津学友称,瓜瓜干的大事是曾在牛津搞了场丝路舞会,请少林僧侣秀功夫,又请成龙大哥跑场,和瓜瓜同学同台献歌。 @胡泳 :下图为2009年6月薄公子的北大之行。上横幅:企业领导人心智修炼与管理高级研修班。下横幅:中华有儿傲英伦——牛津才子薄瓜瓜的丝绸之路。这两条横幅极为精准地展示了今日北大之现状。(by disincurable) 英国也来添乱 U.K. Seeks Probe Into China Death http://t.cn/zO6gTT5 【3】力挺甄子丹被牵连 @舒淇 退出微博 舒淇因3月20日在赵文卓甄子丹骂战中微博挺甄“敬业认真”,遭网友牵扯炮轰,意外被卷进口水战,致其成名前拍的古装艳照再被翻出。随后,许多网友到舒淇微博上留言,“骂声”不断。不堪“骚扰”的舒淇开始删博,目前有1012万粉丝。 【4】人民日报:只有古巴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免费医疗 最近,有专家称“全世界只有20多个国家没有实行免费医疗”,引起关注。人民日报调查后称,只有古巴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免费医疗。加拿大、英国等国国民实际上看病时仍需支付一定的费用,如药费、挂号费等 【5】爱马仕供不应求 今年提价3% 鉴于原材料如金银、羊绒和丝绸价格的上涨,2012年爱马仕计划平均提价3%,并将减缓增开店铺的速度,将重心放在加速生产上,以赶上市场需求。CEO Patrick Thomas表示,虽然爱马仕要加速生产,但保证产品质量不受影响。 【6】许小年: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首先要做的是取消发改委 @荆棘的小屋 : @许小年 说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首先要做的是取消发改委。坐在他右手边的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的表情如图所示 【7】汽车年检应该取消 @张洲演义 :汽车年检应该取消:中国,全世界仅此一家年检汽车,所谓流程不过就是被刁难一番后收钱,其中黑洞巨大,年检部门甚至当场勒令修车。试问,新车有合格证,为何要年检?年检过审后出了事故审车部门也不给负责,车船税,购置税,高价油,过桥费,交强险等等,座座大山压死人,说白了,抢钱而已。 【8】这是让人创业吗 @武汉律师张绍明 :终于知道武汉人为何不创业了,这两天帮朋友注册一公司,凡是盖章地方都遇到敲诈,社区盖章要买灭火器120一个,工商所盖章要交个体协会会费380~1000,还要订报纸,一个注册10万的公司,执照、代码证、税务证,验资、银行开户要花去好几千,这是让人创业吗,武汉,是一个神马城市? 【9】我们绝对是依法行政 长乐一对夫妇因违法生育,被征收社会抚养费72万多元。工作人员只回应,“我们绝对是依法行政” 【10】可是tmd他没身份证怎么退的票!! @林早早 :高铁太恶心了!同事在站里把票丢了,按说用身份证买的,竟然不能补票!说再买一张吧,告说一个身份证不能买两张票!你要是以为这是活活把人逼死吧!嘿!您真错了!等我们上了车之后,同事的座位竟然有人坐!我们忍不住去问,人家真有票,窗口买的,有人退了我们的票!可是tmd他没身份证怎么退的票!! 【11】我们铁路人从不怕你们发什么微博 @葛斌斌 :动车的饭菜一看吓一跳,新鲜的饭竟然是3月3号,今天可是3月24号,这样的保质期真的是神啊!服务员到很客气的说你不发微薄我退钱给你,发微薄就不能在损害铁路名誉了!你们说这个世道,类似这样的新鲜快餐,保鲜期不能超过12小时,看来动车是真正的和谐号,和谐着吃20几天前的饭!D3066次和谐号 【12】电视都不敢这么编 @鲁国平先生 :临沂市肿瘤医院院长马幼平,与护理部副主任赵丽萍在四星级酒店开房时,因服用过量马艾可导致昏迷,赵丽萍慌了竟报了警。民警赶到后将其送医救醒,醒后马幼平见民警误以反贪局官员,不等审便一口气交代了受贿数百万元事实。警察随后通知检察院,检察院捡个大漏;随手将其逮捕。中国官场之奇,无奇不有。 【13】工科女生伤不起啊 【14】乔治·克鲁尼太威武了! @假装在纽约 :英国卫报报道,15个月前克鲁尼说服Google和一家卫星公司与他合作,个人出资在波士顿组建了一个团队,通过卫星对苏丹局势进行监控,把每一次对平民的轰炸和屠杀都记录在案。他个人还多次冒生命危险进入苏丹,拍摄屠杀平民的纪录片。 卫报评论说,这个叫做Satellite Sentinel Project的项目让克鲁尼从一个普通的来自好莱坞的自由主义者,转变为资深苏丹问题专家。上个月克鲁尼因在华盛顿参与反对苏丹种族冲突的示威而被警察逮捕,从而使得他对苏丹问题的关注为世人所知。 【15】卡梅隆成为孤身下潜海洋最深处第一人 詹姆斯·卡梅隆已经驾驶其单人深潜器“深海挑战者”号成功下潜至世界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海渊底部.他此次下潜的深度约10898米,他在美东时间周日晚上10点开始下潜。迄今只有3个人曾经抵达这一深度,而孤身一人下潜,卡梅隆则是第一人。 据美国国家地理,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今晨5点52分独自驾“深海挑战者号”抵达10898米深的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底部,并报告称一切正常,同时他发微博称:“现在感觉非常好,迫不及待和大家分享这一切”。 另据最新消息,卡梅伦刚刚返回浮出水面。 【16】爹,他们都欺负我 昨日正值金正日逝世100天,朝鲜当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中央追悼大会,各界人士出席,追悼会进行近一个小时。内阁总理崔永林宣读追悼词,追溯金正日的业绩,强调要跟从金正恩的领导,使2012年成为朝鲜展现复兴的全盛期。 【奥巴马警告朝鲜:继续挑衅不再有回报】路透社报道,在核安全峰会召开前夕,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结束演讲,他称,美国可以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库存,同时继续保持战略核威慑。他还表示美国对朝鲜没有敌意,但他警告朝鲜,以后挑衅将不会再有回报,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韩联社报道,中国已经同意劝说朝鲜放弃卫星发射计划。 爹,他们都欺负我 【17】奥巴马亲自承诺援助叙利亚反对派 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官员证实称,总统奥巴马首次亲自承诺向致力于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反对派提供非致命性援助,包括药品和通信设备等。向反对派武装提供援助将成为第二次“叙利亚之友”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但叙反对派对无法获得武器感到失望。 【18】洗课桌 @徐静波微博 :日本爱知县犬山中学是一所初中,共有700多名学生。这一所学校的学生在毕业时,必须做一件事,把自己的课桌椅子扛到学校附近的河川——木曾川上清洗干净,留给下一届的新生使用。 三月的木曾川河,水温只有3-5度,女生们脚都冻红。 男生说,我们是满怀感激之情,在毕业时把自己的课桌洗干净,留给学弟学妹们继续使用。 洗课桌是从这些孩子的爷爷奶奶辈开始,经过父母的手,传给他(她)们,成为最好的毕业记忆。 【19】海子的书房 @南方都市报 :藏书让人们一窥海子阅读的底色:《鹿鼎记》、《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旁边是《全真秘要》、《大雁气功》。更多的是国外文学,中国当代作家的,仅张承志和铁凝。海子卧轨时带在身边的四本书找不到了,1990年它们被一个山东人拿走,再也没有还回来。 【20】言明不认错则子女以后几成庶民 @比肩而眠 :今天(24日)是赵公92岁冥寿。当年中央要赵认错,职务撤销但待遇不变。赵回家与妻儿商量,言明不认错则子女以后几成庶民。妻儿皆支持赵的决定。如果赵当初稍有悔意,自已虽无职,子女今日岂非仍是亿万富豪? 【21】沒有兩個地方走的路是一樣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歷史的潮流不可逆轉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奧巴馬﹕沒有兩個地方走的路是一樣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歷史的潮流不可逆轉。人民對自由和尊嚴的強烈渴望不會消失. 所有生活在這個分裂半島上的人民渴望的那一天不會輕輕鬆鬆就到來。但是﹐別搞錯﹕這一天定將到來﹗ 美国一哥25日访问“三八线”韩方一侧朝韩非军事区。他穿了件很讲究的夹克衫,右胸图案是美国国徽,国徽上面的字应是“空军1号”,左胸的名牌:巴拉克·奥巴马 总司令。 【22】上帝还让你活着,就肯定有他的安排。 http://t.cn/zO61Zra  ( @喷嚏意图 ) @my杨卫华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百万富翁!据昨天“文汇报”报道:某医院收治睾丸炎病人,因误诊被切掉一个球,结果获赔100万元。想到俺们每天上班都携带200万元固定资产,男人们你不感到很牛吗?   @luzh_pek :在WLJ事件中,原来美国、英国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一个都跑不了啊。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9577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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