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

Co-China周刊 | 梁文道:金庸何苦入作协

“ 最主要的问题是这套体制强把文学场内的身份化约到一套官本位的系统,不只用官僚级别的方法判断作家的地位高低,还使得文学艺术的尊严屈从在政治的权威之下。” 善读者,皆知报刊娱乐版标题的用处不在揭示一篇报导的主旨,不在提其纲挈其领,而在制造另一则新闻,与该篇报导不甚相关的新闻。假如某位女艺人在露天场地开演唱会,载歌载舞,大汗淋漓,于是会后对记者抱怨今天天气太热,全身像泡过桑拿一样。那么编辑或记者多半会定下这么一条标题:《xxx自爆:我湿晒》。 大陆报纸仍有文化版的传统,很叫香港人羡慕。可是文化的处境在哪里都差不多,所以它们也得自强不息,力求更新,办法之一就是向香港同行的娱乐组看齐。今年初,我陪陈丹青在北京座谈,谈了两三小时,其间有记者问起陈丹青偶遇范冰冰的故事,他遂应答了几句。没想到第二天报纸出来,报导的题目赫然是《陈丹青梁文道共话范冰冰》,好像我俩闲着没事,很花痴地谈了一下午范冰冰似的。为此,陈丹青后来还在另一个场合里训斥当今中国媒体之堕落。 本来我觉得这也挺好,让文化沾点娱乐的星光,不失为一道续命苟存的良方。可事情若是一再重复发生,那又叫人情何以堪呢?上周我在杭州有场讲话,主办怕我敏感,不让我早定主题,最后搞成了一局漫谈。但我还是尽力整出一条线,从朱陆异同讲到《伊利亚德》,看古人研读经典的意义何在。没想到第二天报纸出来,标题变成了《梁文道:韩寒是下一个鲁迅》以及《梁文道:金庸加入作协毫无意义》。可怜朱晦翁陆象山泰山乔岳,皆不及韩寒金庸夺目。记者并不关心我的主题是什么,他们只对市场负责,只对自己代表市场提出的问题感兴趣。可堪告慰者,乃金庸韩寒仍能形成一个市场。恰恰是这种文化市场的出现,使得金庸自动申请加入作协的举动变得那么不可思议,那么荒诞。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大陆作家手中接过名片,上有国家一级剧评人的头衔。当时我还很不理解,怎么剧评人也有国家评级?那一级二级又该如何评定由谁评定呢?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这不只是个荣誉,还是切切实实的身份待遇;好比经理、高级经理和总经理一样,三级作家、二级作家与一级作家也有很实际的差异,他们领的薪资不同,分配到的住屋不同,生病能去的医院也不同。而这一切的不同又都可折算为官僚体制的等级,例如王安忆,贵为上海作协主席、全国作协副主席,她的身份便相当于副部长的级别。 也就是说,作协是种把作家纳入官方体制的机构,让作家(尤其是专职作家)全都变成公务员,领取国家的好处,接受政府的俸禄。在改革开放之前,作家和其他艺术家都必须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员,除此之外,再无谋生之径。不能单靠稿费版税,不能卖画求存,也不能凭上佳演出在市场争出一条活路。可现在,文化产品的市场形成了,像韩寒,光是版税就能过上相当体面的生活,又何必要国家颁个一级作家的身份让他分配一幢好住处呢?所以他去年火拼作协的时候显得特别有本钱,能够直斥作协内的专职作家都不是好作家。比起韩寒,金庸简直更是华人文化市场的天皇,百年来第一富豪作家。他要加入作协,难道谋的是副部级医疗待遇,甚至部级的养老服务吗? 作协当然不只是实际利益的分配工具,它还是象征资本的分配系统。很久以前,加入作协,得到分级,你才算是个有身份的人,才算得上是个好作家。可如今,相对独立于国家体制的文学场域又见成形,相对于官方评定的天下公论也早已回归。圈内圈外都知道,国家一级作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国家一流作家,全国作协主席铁凝也不一定真是全国文坛祭酒。作协的象征作用又还剩下几斤几两呢?最主要的问题是这套体制强把文学场内的身份化约到一套官本位的系统,不只用官僚级别的方法判断作家的地位高低,还使得文学艺术的尊严屈从在政治的权威之下。例如全国作协主席是个部长级的职位,那是不是意味着全天下排名第一的作家的象征资本还及不上国务院总理呢?当然不能,因为这根本是两套不可比的系统。中国固然有以官职代别号的称呼传统,但有谁会相信杜工部王右丞传颂千古,全凭他们的官做得够大?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以一句汶川地震灾民“纵做鬼也幸福”名扬天下,莫非我们以后会把这位王副主列进杜甫、王维等人组成的仙班? 虽然阿来和贾平凹等一众好作家都是作协成员,但他们生在内地,各有因由,我们外人不该置喙。可金庸他是何等人物?公认的武侠小说宗师,影响几代人的小说大家,理应是国家领导人对他敬重有加才对,又何苦自贬身价跑去和官员们部来部去? 天子呼来不上船。假如我是金庸,我宁愿继续闲话范冰冰,也好过自动报名加入作协,再等人家通知你的申请被接纳了。 (梁文道,作家,时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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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朱又可:“文学发出的可能是别扭的、保守的声音”-专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

“ 你要把中国作协放到整个中国大体制背景下看,它的形成和存在有它的历史渊源,它实际上是国家体制的历史沿袭和演变。”   当了4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铁凝说自己是个“笨人”,写作时间少了,酝酿周期却长了。获得首届郁达夫文学奖的短篇小说《伊琳娜的礼帽》一万多字,从初稿到完成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像揉面一样,必须揉到不能夹生”。 与百岁老人杨绛的交往让铁凝印象深刻,老人住在水泥地面、墙壁雪白、无装饰的房子里,天花板上有几个手印,那是钱钟书活着时她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杨绛就翻译《堂吉诃德》的事给铁凝写信,信纸上有几个油点,注明说,是保姆弄的,不是她弄的。杨绛和钱钟书捐了近800万元版税给清华的贫寒学子,自己过着简朴的日子。铁凝问老人应该称呼她什么——杨绛老师、杨绛妈妈、杨绛姥姥?杨绛说:“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中国作家协会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钱,而是那些星光灿烂的作家群。”铁凝说,比起老一辈作家,她觉得“很惭愧”,她看望他们其实也是从他们那里为自己的灵魂充电。   龙应台也进了鲁奖初评   南方周末 :你的短篇小说《伊琳娜的礼帽》最近获得了首届郁达夫小说奖,这是你当作协主席后获得的第几个奖?郁达夫小说奖的投票和评语都是公开和实名的,鲁奖、茅奖有无可能也采纳实名评语、过程公开的方法? 铁凝 :这几年我获奖并不多。我任这届作协主席后,给党组写了一个正式的报告,提出在我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期间,自己的作品不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奖项评选,包括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这样的国家级大奖。当然,我还是获了几个中国作协之外的文学奖。 郁达夫小说奖评委会邀请了一些媒体,跟踪整个评选过程。这个文学奖实行投票实名制,评委评语公开,我觉得是一股清新的空气。 说到实名制、评语公开,我个人觉得鲁奖、茅奖不见得不能考虑。我看了日本的芥川奖,首先它的评委是公开的,评委的姓名向全社会公布,每一场讨论都向社会、媒体公开。每场讨论大家也会有争论,评委要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为什么要坚持对某一部作品的看法,都能让社会知道,因此,少数派也会认可评奖结果,尽管最终的结果可能不是某个人想要的,但却是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按投票来的。 南方周末 :最近鲁迅文学奖引起了争议和不满,你是怎样看待的? 铁凝 :社会对“鲁奖”、“茅奖”这样的国家级大奖有不同的声音,这是我们这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的正常现象。文学不是自然科学,一些国际知名大奖评出来,也常有各种不同的评论。何况鲁奖还不是评一类作品,而是分了长、中、短篇、诗歌、散文等许多门类,每个门类又评若干名。任何一个人的阅读量和判断力也难以覆盖这样多门类的巨量作品,这需要很多人的智慧和程序的严谨、公正。同时我认为,有些议论更反映了社会和大众对文学、文学大奖的关注和爱护。它对我们进一步改进评奖工作,有促进乃至警示作用。 我个人心里也有一些想法,改革的步子怎么不能更快一些呢?我觉得可以更快一些。但是这些都不是一个人定的,即使我作为一个作协主席,也没有权力说我自己来取消或改变一个奖项现有的规则和程序,以及它的一些评奖原则。但是我在这个位置上,理所当然应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呼吁大家正视这个事情的严肃性。 南方周末 :2006年11月你当主席以来的这几年和以前比,鲁奖、茅奖的评选有没有什么变化? 铁凝 :应该说有变化,当然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新一届作协的领导集体,新一届作协主席团,还是在想一些办法。比如说两个奖都特别设立了纪检组,在评奖期间专门受理和处理申诉和投诉。比如说加大了社会对于评奖的参与面。今年这一届搞了网络投票,此外,还邀请九千多名中国作协会员来投票,看看作家协会的会员心目当中应该获奖的作品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总的方向就是要更加公开化、民主化,更加公平、公正。 鲁奖现在扩大了评选的范围,目前它有一个界定,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表的文学作品都可以进入评奖的范围,实际上就包括了境外的华人作家。包括龙应台、聂华苓在内的一些著名华人作家的作品,据我所知今年都是进入了初评或终评委员会讨论的。   永远不要预设别人可笑   南方周末 :在作协主席这个位置上,你最大的委屈是什么? 铁凝 :其实委屈人皆有之,我不觉得只有我有委屈,别人没有委屈。但在我的生活中有比委屈更重要的事情。从我做这届的作协主席那时候起,我有一个自觉的意识,我做这届作家协会主席,绝不是为了听赞扬和肯定,更多的是必须准备好正面地面对批评和质疑,这是我必须要随时面对的。我常想起已故作家贾大山,他在世的时候有一年陪我去看他们县的一个寺庙,他说你看这个弥勒佛两边的对联有问题,上联是:大肚能容世上难容之事,下联是:笑口常笑天下可笑之人。他说如果弥勒佛能容世上难容之事,就不该再笑天下可笑之人,天下就不再有可笑之人。我同意贾大山的看法,这里还有一个真的胸怀和假的胸怀的问题。你永远也不要预设别人可笑。 南方周末 :你现在当主席和以前茅盾和巴金当主席有什么不同呢? 铁凝 :他们那两位前辈靠个人文学影响力就能覆盖文坛了,因此我跟他们没有可比性。所以我只是呼吁和尽自己最大力量,力所能及地推动作家协会的改革,首先我们应该有积极面对改革的愿望和态度,我愿意做一个鲜明的推动者,虽然我也深知,牵涉的方面太深太广了。 你不能脱离你的同行,应该通过写作交流对文学的看法。你在这儿当主席,你跟同行不说话,不发生任何联系是悲哀的。你写作,又有意避开文学活动,那反而是不正常的。像这次郁达夫奖,我得奖了也不掩饰我的高兴,至少是一个方面对你文学劳动的认可。我一个人背个包就来了,那里一些作家我跟他们都是好朋友,没人把你当主席,大家都称名道姓,我也很开心,当了几年主席,作家同行们跟我一点没见外。   我入作协时才 25岁 南方周末 :作为作协主席,你听到的最多的批评是什么? 铁凝 :最多的批评声音针对作家协会体制,对这个体制,社会一直在质疑。我想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客观一点。孤立起来呢,仿佛给公众一种感觉,中国现在有这么一个行政级别的作家协会是一个奇怪的存在。但是,你要把中国作协放到整个中国大体制背景下看,它的形成和存在有它的历史渊源,它实际上是国家体制的历史沿袭和演变。 中国作家协会延续到今天,我愿意很诚实地说,尽管它走过非常艰难曲折的历程,但也为中国文学发展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活跃在今天文坛的一大批优秀作家都得到过这个协会不同程度的关注、培养和扶持。我自己也得到过属于这个协会的前辈们的关注和鼓励。今天大家说80后,1982年我入会时25岁,就是当年的80后,当时的中国作协也没有说这个人二十多岁,这么年轻,凭什么入会啊。 在现阶段,作协作为作家的专业团体,需要进步和面临改革的可能是它的形式和体制。 中国有一个“体制内”的说法。假如凡是受到国家财政支持拨款的单位和人都可以称作体制内,除了公务员以外,中国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大概至少有几千万人吧?中国作家协会也是其中的一个存在,不是孤立的。不是说社会割断了渊源,所有的体制都没了,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体制外,就只有这么一个作家协会还在这个体制内被供养着,这不客观。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但也不可能在几天内就把几千万人都改革掉,那样会造成社会极大的震荡,也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 南方周末 :曾有媒体讲你说“作协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 铁凝 :我这句话是被扭曲引用的。我的原话是,即使作协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它最重要的一个存在理由就是必须为作家服务。应当说,这些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渲染有时也让人无奈。 南方周末 :你当主席以来,做了些什么事呢? 铁凝 :作家协会前面有一个词是专业性人民团体。作为专业性人民团体的作家协会,最主要的事就是研究文学和文学形势,研究作家和作家的需求,利用一切可能为他们的文学创造营造更宽松、更和谐的氛围。 我们面对的是九千多会员,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那么每一个作家更是独特的。他们绝大部分不是专业作家,大都有各自的职业。会员的概念可能社会上有一些误解,好像你入会了就成专业作家了,有人给你发工资了,不是的,你是银行职员,你是军队的战士,都可以是中国作协会员,但这和你的职业无关。 南方周末 :你谈到的“眼界更加开阔”,也包括关注非会员作家和体制外的作家么? 铁凝 :当然。一些非会员的、体制外的优秀作家包括海外华人作家一直是我们的朋友,这几年他们经常会就作协的事业、工作和文学给我提出好的具体建议,或在电话中,或约个地方喝茶什么的,在朋友式的聊天中,真正是非私欲的,我得到非常宝贵的收获。这让我特别感动,更让我对工作不敢懈怠。 海外有一大批华人作家写作,他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越来越形成一个有光彩的群体。他们当中也有愿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国籍的问题,这都是新形势下的新的事情。我想应该张开怀抱。 摆在中国作协面前的任务大命题是,你到底要干什么?今天你这个协会跟作家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它确实应该成为作家自己交流、维权的场所,应该朝着脱离行政化色彩的大方向去发展。我个人头脑里给中国作家协会的面貌用了几个词,也未必合适,我个人认为作家协会应该秉持:团结、包容、服务,开放、倡导、繁荣。 南方周末 :作家们提出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铁凝 :作家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是维权的问题。今天的作协不仅仅是面对着体制内的作家会员的维权,非会员的权益受到侵害需要作家协会帮助的话,也是义不容辞的。   但是有百分之几的作家拿版税能生活得不错的?著作权法颁布以后有好转但是力度不够,执行起来力度很差。如果真正实现了法治,作家靠版税,应该比20年前、30年前生活得好才对。比如说网络侵权,网上上去以后谁还买书啊!还有盗版。你这本书出来,盗版的书可能比正版的印得还漂亮。《笨花》也被盗版了很多。当时书刚出来就有三四种盗版的。 此外我特别强调作家协会的自律,在社会上有高知名度、有影响的专业团体的自律,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方向。 南方周末 :为什么要强调自律? 铁凝 :可能跟社会大的转型期方方面面有关。你作协掌握着一些资源、在社会上知名度越高,自律就越重要,权力越大自律心要越强,自律跟你掌握的资源成正比的。 南方周末 :作协掌握什么资源? 铁凝 :刚才说了评奖的资源掌握着呢,重点作品扶持的权限也在这儿呢,加入作家协会的会员审批,还有方方面面的学习、交流的机会……每年都有一些作家申请到鲁院免费学习,给一些青年作家提供好的学习、进修的环境、时间和场所,这些都是资源。   我的文学有时候对生活不恭敬   南方周末 :自从2006年你当选作协主席前出版长篇小说《笨花》以来,你手头还有没有在写长篇小说? 铁凝 :在为新长篇做准备。写作还是我的本行,通过写作我才能够和我的作家同行对话,你不写作你拿什么跟你的同行对话?但你的同行需要你的时候,我应该毫不犹豫的不讲条件地放下写作,去尽主席应尽的责任,不然你凭什么在这个位置?这是一个荣誉,但不是不做事的位置。 我一直在为下一部长篇做准备。你知道写长篇是需要相当完整的甚至相对封闭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不存在这样的时间。那么,我就写短篇、中短篇和散文,短篇我写了六七个。短篇给我乐趣,我不觉得是做苦工,因为本来也没有人逼着你写作,也没有人强迫你不许写作。比如说这个《伊琳娜的礼帽》我也写了很长时间,首先构思了很长时间,不想动笔是因为你找不到合适的叙述它的办法,我觉得这是一个痛苦的事情。 有一个美国作家给他亲戚写信,结尾时说,“请你原谅,我把这封信写得如此冗长,因为我没有时间写得简短。”可见把东西写短并不容易,而且需要时间。其实短篇小说并不是人生的填空,而是对一个作家终身的磨砺。不论长篇、短篇,我感觉是越写越难了,写作是不能抄近道的。就这个意义我同意那句话:“作家就是写作困难的人”。 南方周末 :评论家都用温馨、温暖、温情、温度这样的词加诸你的作品,认为你的难得之处在于写了人性的正面的、残存的光辉,写爱,这种肯定的写作态度是不是更难?难在哪里? 铁凝 :并不是所有的评论家都用这些词形容我的作品。但是写人性正面的光辉的确很难且不“讨好”。难在哪里?是的,我们骂人总是容易的,推倒一个东西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建设一个东西很难,建设一个东西往往比摧毁一个东西艰难得多。 我很欣赏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的一句话:变美可能是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因为人生总有痛苦,但是,我觉得文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把所有的痛苦变丑,而是变美。这里面有“美”、“痛苦”这几个关联词,还有一个“境界”。文学是提升人的境界的,文学可以写苦难、丑陋、沉沦,像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里那个陈二妹,被侮辱被损害的、自食其力生活很艰难的女工,她那么弱小,那么底层,还没有忘记人的尊严,关爱着和她同是房客的年轻知识分子,她以为他每天晚上出去是学坏了,她说“你要学好”!生活把她逼到沉沦边缘,但她的灵魂还是上升的。这些东西是1920年代写的,到了新世纪,我觉得它仍然有震撼灵魂的力量。 有一个作家说,我有的时候的确对生活不恭敬,那是因为我渴望生活更神圣。那么你写正面是否意味着你对生活很萎缩,唯唯诺诺?不是的。我的文学有时候也对生活不恭敬,也是因为我渴望生活更神圣。我说温暖的力量是强大的是更不容易的力量,向善的力量、穿越了沉沦以后上升的力量、提升的力量是更难的,需要更大的勇气,需要更高远的境界。这个“美”、“痛苦”和“境界”都是不容易的词汇。小儿女的小悲欢和小温馨并不是我的追求。我的《玫瑰门》、《大浴女》这样的长篇小说,其实它也有撕开了人心灵的疮疤给人看,但是最后想获得的是穿越这些浑沌,还是有一个向好的向善的境界。 南方周末 :爱和希望的根源是什么呢? 铁凝 :根源来自人类和生命的本质。在宇宙中,生命本身就是奇迹,人类更是偶然中的偶然。尽管有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数压迫,以及人类本身的互相残杀,人类不仅生存下来,还创造了文学艺术等多种文化形式来丰富和享受生命的多彩。科学家说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将来都会毁灭,人类就只有整天哭泣么?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源泉就是对人生不气馁。我觉得我们应该对生命怀有喜悦,对未来寄予希望。我不回避写绝望,因为我的有一些作品是涉及绝望的,主人公绝望到底了。这是大江健三郎先生说的话。他说:希望从哪来的?真正的大希望是从大绝望里来的,我这样看待人生。而从大的绝望里生出来的希望是有分量的,更有价值的也更有力量的,也更有冲击力的。对人和自己生命力的信心,面对世界的信心,文学如果失掉了这些,我觉得文学没有存在的意义。 南方周末 :你的写作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的30年,你觉得心态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铁凝 :我最近在日本的三国文学论坛上,做的一个报告是关于贫富与欲望的,题目叫《山中少年今何在》。作家怎么面对这个时代?我很怀念1980年代的文学的纯粹,特别从1990年代到新世纪的10年,我觉得比起1980年代它太复杂了,有更多的复杂因素进来了。这些年的心态,实际上是要面对这些复杂,直面从199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变化。 今天的社会不是单一的了,它是一个社会大的转型期,我们不是农耕社会了,过去我们的许多作家就是以写农村见长,固守着那块热土,千年不变的农耕文明,这几十年彻底打破了。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个根本的转型,你要放大一点看,绝不仅仅是这30年或者20年的转型,其实是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现在中国的城市面貌的改变,今天去一个城市明天就面目全非了,不认识了,好像万花筒一样,还有人们生活方式的突变。 再有就是节奏变快了,现在各种利益诉求的日益丰富,社会多种不同经济成分的发展,好像突然间就到来了。中国几千来不变的,突然间变了,面对现在这样的社会,它对中国作家确实是一个严峻的大挑战,而且什么都要快。我就发现咱们中国人现在挺快的,原来说日本人步速快,你现在到北京街上走一走去,你看看地铁、街上、机场的三号航站楼的“星空”下,人都是匆匆忙忙的,没有一个人磨蹭的站在一个地方,谁也不看谁,大家走着路都在想着自己的事。 我们当然不必很浮躁地说,30年或者50年必须得出如何样的史诗或者巨著,但是我相信也应该是出大作品的时代。马丁·瓦尔泽去年冬天在北京跟我见面的时候,他很诚挚地说他羡慕今天的中国作家,他说他感觉到变化中的中国有多少东西可以变成文学作品啊,这是德国作家看重并缺少的东西。 在今天这个社会多元化,境内境外的出版也多元化,过去无法想像的网络文学也显露头角的时代,我认为中国作家再一味地说什么不让我写,一味地强调意识形态的禁锢,很轻易、很随意地说自己没有特别让读者喜欢的作品就是什么什么禁锢了我的个体,使我不能产生好作品,是不是有点推卸责任呢?至少显得有点这个意思。   我们的思考被大量信息埋没   南方周末 :你最近谈到,现在的人们容易将智慧、知识与信息相混淆,更倾向于用经济学的方式来解决人生的问题,用娱乐的方式来对待精神的问题。信息化时代对作家的挑战是什么? 铁凝 :市场经济带来的新的变化,积极的方面是大于消极方面的。信息社会的到来,它给人带来的方便、简单、便捷之处也不言自明。但是它非常容易让你把知识和信息、信息和智慧混淆起来,信息化时代如果对作家有挑战,其中有一条是半成品素材来得更容易了,对你有更大的欺骗性。你在网上随便点击,仿佛要什么有什么,奇形怪状的趣闻、案件、事件都能在第一时间知道,其实给感悟生活、给实实在在浸泡在生活中的体验带来了一种欺骗性,有一种速成的诱惑,粗制滥造更容易了。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低成本大批量生产是可以的,但是用在文学上是不可以的。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我心里有一个概念,它是要有定力的。作家要有定力。毕竟娱乐化最终不能代替人类心灵深处的更高追求。它给我们表现生活也带来了便当,但这些跟你的文学有多深的关系呢?有些写作的人甚至不屑于真正的去生活,连人都不见了,人和人不交流,那是文学的死路了。 我还是想说最终文学创作和有些领域的竞技比赛是不同的,需要更多的一种有耐力的、更踏实的积累和沉淀。有不少人显然为市场利益,就是图快,而文学的本质是慢。所以作家有两难的境地,潮流容易迎合,市场充满诱惑,库存更新有限。这些诱惑本身对作家也是一个考验,考量你内心的定力,有些作家还是被诱惑所俘虏了。 南方周末 :有人把这个时代的特征概括为焦虑,你也提到我们内在的思想紧张,这个时候提文学理想,它和过去的品格有什么不同? 铁凝 :人会焦虑的,焦虑也可能是我们的时代特征之一,但不是全部,而且它更容易有一种陷阱。这时候文学要思考的可能是该守住什么,要留住什么。颁奖那天我说一个山村孩子写在石板上的三句话总是鼓励着我:“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他有一个困境,这个小孩谁都不知道他的困境,但是他有困境。但同时他有一个向好的情怀,也有一个尊严。文学再复杂,也脱离不了这种最纯朴的乡下孩子的这几句话,困境,尊严,向好的情怀和愿望。我觉得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是在这种喧嚣当中,我们的思考被大量的信息所埋没,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眼睛被大量看似时尚的无益的信息所遮蔽,我们的头脑被滔滔江水般奔涌而来的信息所蹂躏,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文学的姿态可能是保守的。 我接触过这样的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酿酒师,一个星期有五天在飞机上,去国内外看地,打着买葡萄酒庄园的旗号,实际上和房地产脱不了干系。他不跟你说酿酒,他说的是买葡萄园,在葡萄园造房子,盖别墅。他说我有一种特别的化学方法酿酒,法国葡萄酒需要酿一两年的时间,我三天就能,我勾兑,你一喝那味儿差不多。我觉得作家如果是文学的酿酒师,怎么能用化学办法勾兑出美酒呢?面对这样的时尚喧嚣的浮躁的大背景,人们有焦虑,社会也有贫富不均,很多人没有得到公平,也无以按照自己的个性去生存和生活,在所有的诉求的背景下,文学发出的声音可能是别扭的保守的声音。我觉得也许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 其实我们观察有一些以先锋的面目出来的文学,你观察他骨子里的呼唤和他的内在品质,我觉得也是保守,留守住什么呢?无非就是力图使人类更像人类,让疼痛的世界更多一些公平和美。这个世界是有疼痛,文学要发现这种疼痛,文学不是麻木人心的,是要在疼痛中指出疼痛,但是还要有绝望中的希望。所以伟大的文学应该是直逼人性的,而且应该具有对时代社会的超越性的特征,也会超越全球化进程中的某些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好的文学要关注人类共同进步,关注人性的含量、审美创造,好的文学也应该是人类思想最重要最宝贵的活动之一,能够代表作家所处时代对人性认知的最高水平。那些优秀的文学无一例外地能够表现它的民族最有生命力的呼吸,它的时代最本质的情绪,也应该能够代表它所处时代的最高的想象力。我觉得太难了,太艰难了。但是,越是这样的喧嚣时代,我们越应该有一种坚守的力量。   (铁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朱又可,记者。原文链接: http://www.infzm.com/content/540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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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陈行之:中国文学的当下处境和未来前景

“ 文学是一定社会形态的精神事物,在社会被吞噬的地方,文学只能有一个命运,那就是随社会一道被吞噬。” 一、 不能不正视的现实:文学死了。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我这里说的中国当代文学,不包括台湾、香港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 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从国民党手中武装夺取政权,特别强调党必须具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全党必须思想高度统一,于是,在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实质,是将作为精神事物的文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工具化,从此,政治集团就开始有意识地把文化作为政治工具使用,并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品格和它的道德状态。 1949年以后,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动用国家机器对舆论进行控制的手段进一步致密,不管来自延安的经过管制的文学还是来自国统区的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文学,一致受到严重的政治挤压,致使中国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健康的文学发展潮流被遏止,一种作为国家政治工具的文学开始作为整体出现。 这种现象也曾经出现在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则是国家政权发动的一场全面绞杀中国文化人和文化作品的政治运动,这件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在于,她在精神上被国家权力粗暴地强奸了,她不再贞洁,她甚至开始自觉自愿地委身于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她以一种让人惊愕的轻佻和无耻出现在人们眼前。在那个年代的文学标准范本中,人和人性消失了,代之以阶级和阶级性;个体意识消失了,代之以国家意识形态;人的灵魂被遮掩,一种被波普尔称之为“历史主义”的幽灵在文学的字里行间、在美术品画布上、在音乐作品音符里惬意地游荡,形成了所谓的“历史最强音”。 这种状况,在1966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反文化、反人性、反人类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到极致。纵观古今中外,你很难找到全国只上演八个样板戏、所有有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全部遭到禁毁的历史样本。几乎所有作家的所有作品都遭到了否定和批判,大批文化学者、作家被殴打致死或自杀身亡……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历史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整个社会都被国家囚禁了,所有精神事物都被国家权力吃掉了。秦始皇同志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做到了。 七十年代末期兴起了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为什么会兴起?这是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人们对精神发展的需求,一旦历史创造机缘,人的旗帜一定会高高飘扬!在仍旧无法进行政治言说的情况下,人们把弄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精神要求寄放到文学身上,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们甚至已经顾不得什么文学性,他们只要你做出回答:我是谁?我在哪里?伤痕文学浅显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做了它能做的事,它因此获得了远远超乎其文学价值的欢呼。 到八十年代初,整个中国社会都在鼓荡思想解放的热潮,有一个说法:八十年代启蒙。与之相对应,中国当代文学勇敢地站了出来,出现了一大批直面社会人生的具有一定思想容量和人性深度的好作品。然而,人的精神解放与权威主义的政治统治不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空间,换一句话说,权威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与人对精神解放的谋求敌对的,它是不能见容于人的出现的,结果接连发生了两场政治运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当代文学的良好发展势头被兜头打了回去。 于是先锋主义文学兴起,出现了所谓拉丁美洲文学热。我始终认为先锋主义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的深化和迈进,而是一种经过伪装的逃避。在那场大规模的对拉丁美洲文学的借鉴和模仿中,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借鉴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精髓,只学了一些技艺性的皮毛,我将其归结为“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不负责任地玩弄技巧,把小说写得鬼也看不懂,发展到极端,有的作家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要了。那些经过伪装的浅薄的文学评论家对这些作品不负责任的鼓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也起了极为恶劣的破坏作用。 1989年事件以后,文学被吓傻了,就像看到鸡被剁掉脑袋的猴子那样瑟瑟发抖,再加之大规模实施空前严厉的意识形态管制,中国当代文学也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这就是我们最近20多年来看到的:逃避现实,彻底犬儒化,商业化,真正面向社会现实与人民生存状态的作品越来越稀少,文学不再肩负道义与良知的责任,不再对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文学反映,而是热衷于与权力打情骂俏,在庸俗浅薄的杯水风波中寻求文学快感……文学死了,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死亡了的文学苍白腐烂的尸身。 在这个问题的最后,我想插一句。 62年来,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竟然没有给世界贡献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家,这是一个惨痛的事实。虽然王蒙先生曾经悠悠然说:“目前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是这个惨痛的事实是谁都可以看到的,它并不由于王蒙先生看不到而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是萎靡无力的,然而也有很多人肩负着历史的责任,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上网人数的增加,思想界越来越活跃。不幸的是,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作家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至少构成文学主流的王蒙先生不在这里,铁凝女士不在这里,张艺谋导演不在这里,余秋雨先生和于丹女士不在这里,还有一个当省作协副主席的叫王什么山的人肯定也不在这里。在这里侥幸存活的都是一些为体制不齿的家伙,这些家伙写出的作品因为有思想和艺术价值而不能被出版,他们更不可能像各级作家协会主席那样享受什么部级、局级、处级待遇,他们的生计都会遇到问题,为了活下去,为了证明自己还“在”,他们不得不流落于社会江湖。 这个枝节同样也可以说明,中国当代文学死了,真的死了。     二、 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会死?   我在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时,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让大家获得一个清晰的概念,我再把它们爬梳整理一下。 首先,造成文学死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吞噬了社会,而文学是一定社会形态的精神事物,在社会被吞噬的地方,文学只能有一个命运,那就是随社会一道被吞噬。“吞噬”是什么意思呢?通俗说法是“被吃掉”——“被吃掉”不就是死了么?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学死了。 国家为什么会吞噬社会呢?国家是怎样吞噬社会的呢?我建议大家好好读一读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波普尔的不朽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我们会得到点拨,我就不在这里赘言了。随着历史的进步,当年那些思想者的振聋发聩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早已经家喻户晓,甚至成为了被历史无数次验证过的常识,然而在我们这里,这些思想仍旧是极为稀缺的。一位年轻朋友曾经跟我说到阅读《通往奴役之路》后的感想:“完全是颠覆式的,它把我整个灵魂都再造了。”我希望有更多的灵魂得到这样的再造。 还是说“吞噬”。我们这里谈论的“吞噬”不是观赏,比如我们去非洲的马萨依玛拉大草原观赏老虎狮子猎豹之类的食肉动物扑杀比它们弱小的生物,我们只是观者,是置身于事情之外的。我们所说的“吞噬”不是这个意思。无论在生物学意义还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一员,社会被吞噬了,当然也就意味着我们也被吞噬了,我们绝对不是那些挎着相机的旅游者,我们就是那些被扑杀的弱小生物。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例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8月24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因为罹患抑郁症跳楼自杀了。据我所知,在座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微博的作者,你们一定都看到了徐怀谦生前说的那句很有意味的话:“我的苦处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我非常佩服那些以写杂文谋生的自由撰稿人,但是我无法脱离体制,那样就得举家食粥了。” 为什么说这句话很有意味呢? 临来这里之前,一位朋友和我谈到了徐怀谦,给了我很深的启迪。徐怀谦2011年参加“《杂文选刊》杯首届全国杂文大赛”颁奖大会并担任评委的时候,曾经有人质疑说,《人民日报》从来不说真话,徐怀谦没有到这里来当评委的资格……徐怀谦的反应是很谦和地就个人和集体关系进行了解释。 我这位朋友分析说,徐怀谦的反应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徐怀谦认为“《人民日报》不说真话”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否则他只需要反驳说“《人民日报》说真话”就可以了;第二,徐怀谦认为他“没有资格当评委”这个质疑是错误的,所以他才竭力解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把愿意说真话的自己从“不说真话”的集体中摘出来。这实际上体现了人真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身份之间的矛盾。可以设想,徐本人是杂文作者,也出版了若干文集,他渴望得到圈内人的认同,然而他的身份又让圈内人质疑他的独立性和批判性,甚至直接对他抱以鄙夷的态度,他本人无力反抗这种身份制约,“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是一种焦虑,是社会认同感和自身认同感的双重失落。身份剥离了真实自我生存和展现的空间,导致个体自我认同的彻底丧失,最终导致生命意义的丧失……于是,徐怀谦自杀了。 我很信服朋友的分析。 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悲哀的事实:每一个把精神表达作为生存方式的人(作家),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徐怀谦。徐怀谦在这里成为了一种意象,那就是:在国家吞噬了社会的地方,是不可能为人预留位置的,他只能死亡——我这里所谓的死亡,指的是作为精神事物的死亡,文学的死亡。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是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制度的国家,中国不是通过庞大的国家财政拨款建立了一整套苏联式的各级作家协会组织吗?中国不是搞了很多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乃至于乡级的文学评奖吗?王蒙先生以及别的什么作家先生不是信誓旦旦说“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吗?中国不是每年出版3千多部长篇小说吗?你怎么反倒认为中国文学死了呢? 我的回答是:正是为了维护意识形态,国家才有意动用国家财政建立各级作家协会组织,搞很多文学评奖,有意制造“利出一孔”的生态,从而造成很多有良知的作家“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表”的恶劣局面,王蒙先生所谓“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不过是某些文学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已经与作家身份和文学没有什么关系)站在中国当代文学尸堆上为维护自身话语权所做的谄媚的吟唱,丝毫也不能说明中国文学的当下处境。每年出版3千多部经过意识形态过滤和“政治标准第一”筛选的长篇小说,有的歌颂帝制,有的亵渎历史,有的沉迷于色情,有的热心于狎昵讨巧……唯独没有了人民这个历史主角的真实生存处境,没有了对社会不公正的严肃质疑,没有了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拷问,这样的长篇小说即使每年出版3万部又如何?垃圾堆上徒增了新一层垃圾而已!面对中国当代文学,读者就像面对品行不端的女子那样失去了尊重,失去了信任,甚至失去了面对的兴趣,你能责怪广大读者抛弃了文学吗?你还能说中国当代文学没有死亡吗?中国当代文学死了,的的确确是死了。 我想就上面已经涉及的中国作家协会体制问题再发表谈一点儿看法。时间关系,我不想展开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利用大量国家财政豢养的各级作家协会组织实际上已经沦为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的一个分支,国家官僚机器常有的权斗、阴谋和对官位的争夺也同样在各级作家协会大院里激烈地进行,作家协会的功能和作用与真正意义上的优秀文学的产生机制和文学的内在本质早已没有了任何关系,相反,它成为了国家在文学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掌控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客观上成为了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的扼杀者。经由这个组织严密的国家行政体制,文学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部分人群借助于国家财政谋取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工具,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圈外人难以察觉的利益链,就像动用天文数字民脂民膏实行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一样。热心于借助文学活动游山玩水吃吃喝喝;热心于在文学领域设立小圈子;热心于相互勾勾搭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热心于利用文学作品发表权相互做各种形式的利益交换……在这样一个肮脏堕落的体制之下,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岂能有容身之地?!我们看到的是大量家禽化犬儒式的人物被豢养和繁殖了起来,原本很有才华的作家一旦进入作协大门,马上丧失文学创作力,精神涣散,意志消沉,在极为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就像阳痿病人一样逃避推诿,稍有举动动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你能指望这样的人去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灵魂吗? 有了上述原因,那么我们就可以指出造成中国文学死亡的另一个原因了:中国没有一个健康的文学批评体系。文学批评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精神引导者,在俄罗斯,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冒着被囚禁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张扬他们的文学主张,就没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没有涅克拉索夫的支持和赞扬,没有屠格涅夫的大力推崇,列夫·托尔斯泰也不可能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这里如何了呢?相当一部分评论家先天缺少最基本的哲学思想的训练,精神境界局促而狭小,他们甚至读不懂或者不愿意读懂有价值的作品,只热衷于玩弄一些概念化的文学辞藻做绝不触动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的文学批评。更加恶劣的是:金钱支配了文学批评。有的评论家只要能够拿到区区几千元评论费,就可以把一部垃圾作品吹捧到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为了维护好不容易得到的文学话语权,他们同样也可以对一部杰作装聋作哑,装作什么也没看到!刘宾雁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章诒和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高行健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野夫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在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被查禁的时候,中国评论家在哪里?他们的声音在哪里?我们看到是他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发抖,我们听到的是他们怯懦的讨饶声! 我曾经慨叹说,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这里同样包括评论家——我再重复一遍前面说过的话:在好不容易得来的网络空间,在公共知识分子竭力喊出自己声音的时候,你听不到中国文学评论家的声音,他们全部暗哑了。当然,我们理解评论家的处境,就像我们理解徐怀谦的处境一样,然而即使这样也不能成为原谅中国评论家对文学历史和文学现实失责的理由。在中国当代文学死亡的过程中,这个群体的浅薄、轻佻和不负责任难辞其咎。 一个社会没有了健康的文学批评体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注意到,尽管绝大多数长篇小说不忍卒读,然而仍旧有相当一些读者在寻找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也在寻找好的读者,无情的现实是,他们两者之间却很难见面。如果说意识形态管制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堵高墙的话,不负责任的文学评论家客观上成为了这堵高墙上的砖石,他们不值得敬重。   三、 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   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对文学燃烧着热情,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呢?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呢?总括来说,一个作家一定是与他所处时代的统治思想尖锐对立的,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以托尔斯泰《复活》为例。 独立的意识,独立的人格,没有这个东西很难成为有价值的作家。 当一个作家要耐住寂寞。严肃探讨社会人生的作品往往因为管制原因而无法出版无法上演无法拍摄无法播出,倘若你正好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重的人,你就会极为寂寞。这时候,你需要有坚韧的毅力耐受寂寞,忍受孤独。在任何情况下,你心中的那盏灯都不要熄灭。你要坚信历史发展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不管经历多少艰难,历史总是在把完美与和谐回赠给人,尤其是那些参与了精神建构的人。 当一个作家要忍受平庸。由于直面现实人生的作品被不正常地阻隔在人们的视野之外,那些远离生活真实的虚假、无聊的平庸之作便大行其道,甚至于泛滥成灾。只有知道是什么东西造成了平庸,你才能够让自己警惕平庸,忍受平庸。你可以忍受它们,但是你绝对不要让自己平庸。你必须记住你心中仍旧燃烧着的那盏灯在告诉你什么,你必须遵循它的指引。 当一个作要醉心创造。非常不正常地大量翻拍所谓的“红色经典”,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管制正在导致文艺作品题材狭窄,精神萎缩。你不要萎缩,你必须醉心于创造,这是你存在的方式,是你作为一个人的证明。创造会很难,但是你不要畏惧,你要相信时代终归会为创造物欢呼。千万不要在时代欢呼着的时候去遗憾那里没有你的创造。 当一个作家要像人那样站立。当一个社会被腐败、贫富差距和道德滑坡折磨的时候,一定是有人无力支撑自己,无法像人那样站立了。你不要。你既然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你就必须像人那样站立,不管付出多么大代价,你也要站立。一个不能站立的人是不能称之为人的。你站立着,你就能够看到和听到,你就知道该向哪里行走。要紧的是站立。如果哪一天你把所有力量都用尽了,你实在无法站立了,那么,你就歇息下来吧!没有人责怪你,因为,在你能够站立的时候你一直在站立,人们不会忘记任何一个站立过的人。 当一个作家要像西西弗那样坚韧。在绵绵无尽的历史过程中,一个人的生命极为短暂,某件即时发生的事情就有可能概括这个人的全部生命内容。这里所说的“即时发生的事情”,既可能是欢乐与幸福也可能是忧虑与悲伤。你作为一个作家,碰到忧虑与悲伤事情的概率一定比碰到欢乐与幸福事情的概率高许多许多,因为这是你的命定。但是你要坚韧,你必须坚韧地推石头上山,哪怕它周而复始,哪怕它一再证明世界荒诞不经。坚韧地推石头上山的过程就是你创造的过程。你不仅仅创造你创造的东西,你还创造你自身。 当你被自身创造了的时候,你一定也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你是天下最富有的人,因为,属于你的那个世界独一无二,它是你的,完完全全是属于你的。   四、 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前景   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是世界潮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绝对不会是一个例外。不要低估中东国家相继发生革命的意义。中国完成社会转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代价大小的问题。 作家要敢于担当,要站在历史的潮头,人民的代言人。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拒绝官方荣誉。 不远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出现让世界为之侧目的大作家和大作品,那些作品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然而它一定是深入中国当代社会的,是反映社会运行机理的,是进入人的灵魂的。 (此文据2012年8月26日在湖南株洲“湘江大讲堂”的演讲提纲整理而成,需要说明的是,文中许多话并未在演讲时表述,对这一部分内容,文责自负。)   (陈行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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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潘采夫:莫扎特离我们还很远——伦敦书展印象

  “还有的国外出版社把展台布置成了长长的餐厅,让人忍不住要过去喝一杯。每天早上开展之后,不少西方出版社的第一件事是邀请人们吃早餐,大家吃着早餐喝着咖啡聊天,闭馆之前,他们又把红酒打开,所有人端起红酒互相庆祝一天的收成。”   书展印象:一边咖啡,一边列队   我是一个冒失的闯入者,到了位于伯爵宫的展厅门口,还不知道能不能混一张证件,以逃过45英镑的门票。不知道中国馆在哪儿,就信步进了第一个厅,在大厅里玩起了“徒步游”。 每年四月举行的伦敦书展是版权贸易型的书展,有超过40个国家400多个参展商,它和秋季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出版界最重要的两个交易平台。我进的第一个展厅基本是来自欧美出版社,他们展示书的空间并不大,但每家出版社都辟出专门空间,准备了桌椅、点心、葡萄酒,随时有人坐下开始交谈。展厅比较安静,人们都在低声交谈,习惯了中国式展览的会觉得不热闹。为了寻找中国展区,我错走到了二楼,发现那里像个巨大的餐厅,众多的餐桌,舒服的沙发,每个人桌边都有人,每个人都在说话,且多为两人交谈。经过了解,多为作者和编辑,或和经纪人,或作者和译者,他们事先预定了一个个约会,然后到这里来敲定一个个项目。我眼前的这些聊天的年轻人,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斯蒂芬金。走了一圈,没发现中国人的身影。 展厅的门口,有一排漂亮的西方姑娘,热情地向远道而来的参会者打招呼,邀请他们坐下来,享受揉肩捏背的放松服务,这温柔一招,让每一个进门者脸上都挂上了笑容。 另一个展厅里,中国展区占了大部分,我走进门,立刻闻出了熟悉的气息,灯光亮堂出不少,色调也明亮许多,以红色和黄色为主。最高的一个展台,写着孔子学院的大横幅,中图的展厅也很醒目。看到一个红色大背景板,上面写着“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展厅场地中心有一个舞台,下面摆放有座位,我看到王蒙在和一位外国女士对话,王蒙用的竟然是英语,他是在这块场地的系列对话的头一个,后来我还看到了陆川、郭文景等。 先走了一遍,参展的全部是中国出版业的央企和各省国企,整齐地排列着图书,还是传统的展览样式,类似我在北京国展看到的。香港的展台在中国展区最漂亮,设计也现代,营造的交流氛围也好,有中西合璧的特色。但走在中国展区,我的感觉是在看一场展览,穿行其中,像走在北京前门那条宽敞的步行街。   作家对话:越年轻越世界   作为伦敦书展的主宾国,相对于展台和版权贸易,“中国代表团”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搞活动上,除了一楼大厅那个系列对话,在二楼的几个小厅,更吸引读者的活动是中国作家的系列对话。 李洱和安妮宝贝是系列对话的第一场,我在伦敦迷了路,错过了这场,于是从第二场严歌苓、韩东、郭小橹听起。韩东说中文,另两位生活在美英的作家直接用英语发言,主持人来自西方,听众里外国人比例不小,读者提问时中国读者也用英语发问,整个气氛竟然相当洋气。话题比较广泛,并不局限于从“书页到银幕”。 在对话题目和作家组合方面,这个系列花了一番心思,主持人都是西方同行,作家也力争中西搭配,年龄相当。阿乙和安妮宝贝的“数码时代的写作”,是最新鲜的一场,两个网络走出的作家,搭了两位外国作家,台下坐着安妮宝贝的粉丝和一些西方作家同行。主持人的问题很适合年轻人,但让她意外的是,阿乙和安妮宝贝同时声称已经告别网络,对网络无感,阿乙更表达了对网络写作的深恶痛绝。两位西方作家同样男女搭配,其中一位小伙中国话极为地道,在他的英语发言中,随时流利地蹦出“人民文学出版社”“盛大榕树下”“豆瓣”等中文,还问阿乙“牛博国际现在在墙外还是墙内?”读者的欢乐指数也是作家对话系列最高的。铁凝在书展开幕致辞时曾说,“当优美的英语和优美的汉语相遇,是一件美好的事。”这四位青年的相遇,难得地体现出了融合的一面。 两位藏族作家阿来和次仁罗布本来的题目是“当代小说中的古代神话”,但不出所料地,主持人和听众联手,用尖锐的问题把对话题目改成了“文明的冲突”,藏族的宗教文化、藏汉文明的冲突融合、达赖喇嘛、审查制度,一个个抛给作家。好在阿来是个大师级的发言人,接得住,他从不回避敏感问题,全部正面解答,但又温和理性,持论公允,看上去听众挺满意。场面很开放,但没有人抗议,现场三个大型保镖也没派上用场。 有的对话也体现了“中国特色”,最后变成了作家之间的互相表扬,让不明我国情的主持人有点摸不清状况。 系列对话中最让我心动的一幕,发生在刘慈欣和阿来以及一位英国作家关于科幻小说的对话现场,两位外国青年男女坐在我前排,当时阿来和刘慈欣说汉语,偶尔用藏语,那位姑娘通过同声传译听英语,她边听边打着手语,而男青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原来他是一位聋哑人。藏语、汉语、英语、手语,不停地转换,他们就这样用特别的方式“听”了一个半小时。 这次中国作协邀请了严歌苓、韩东、西川、冯唐、安妮宝贝、张悦然、郭小橹、次仁罗布等作家,多样化程度相当高,尤其阿乙这样的,对于中国文坛来说,像一个不约而至的闯入者,而正是这些人,成了这次对话系列的新鲜空气。   中国队:书展上的陌生人   虽然在爱丁堡住了三个月,到了伦敦这样的大地方,我还是迅速迷失了方向,地铁里不知道向东向西,去海德公园找不到演讲角,白天花了四个小时没找到书展会场,晚上背包在伦敦西区徒步却无意中走到了书展门口。三天里我至少跟一百个伦敦人打过招呼,但惟一的目的是“问个路”,伦敦人都很有礼貌,但他们也只是告诉我向左走向右走。我是伦敦这个城市的陌生人,就像伦敦书展的主宾国,中国也是书展的陌生人。 两个不同的展厅,不仅有不同的外观,更显示了不同的文化。伦敦书展的风格在于交流,这一切的体现形式就是做生意,书是沟通彼此之间的媒介。但我们有点误解了书展的意义,把重点放在了“展”上,结果两个展厅,一边是低调的、私人的、面对面的、务实的,一边是高调的、宏大的、展览型的、单向交流的,彼此泾渭分明,交流不多,像两座语言和文化的巴别塔,谁也没有把谁真正吸引过去。 从对伦敦书展的观感来看,对于英语图书界来说,我们还是陌生人。我经过一个儿童出版社时,看到一位姑娘化妆成童书中的人物,拿着刀向我微笑着打招呼,邀请我过去,她把刀架在我脖子上,由他们的摄影师拍照,然后向我索要电子邮箱,说会把照片发给我。这就是充满个性化、人情味的推广方式。我看到全场最炫的罗马尼亚展厅,把所有的图书都用丝线吊起来,于是展厅四周,几百本图书像风铃般来回悬挂,吸引得人们纷纷拍照留念。还有的国外出版社把展台布置成了长长的餐厅,让人忍不住要过去喝一杯。每天早上开展之后,不少西方出版社的第一件事是邀请人们吃早餐,大家吃着早餐喝着咖啡聊天,闭馆之前,他们又把红酒打开,所有人端起红酒互相庆祝一天的收成。而这些方式,中国的参展商有的也在尝试,但总体上是陌生的,作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作为担负着任务的出版社,很难做到这样放松和随意。 引用《让子弹飞》里姜文的一句台词来表达我的感受:“莫扎他离我们很远。” 书是人们最喜欢的事物之一,它代表着思想、智慧、创造、自由、交流、进步等人类独有的美好的东西,而书展中人们要展现的,也应该与这些有关。想让外部世界全面地了解,就应该用他们熟悉的方式,开放,坦率,不回避,运用他们的表达方式,在表达的同时也倾听对方的看法,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沟通。对话,是我们与世界互相接近的最好方式,与其提高嗓门让对方驻步,远不如邀请对方喝一杯咖啡。 补给:不过中国展区也有个实在的事,凤凰出版集团在英国要开办印刷机地,到帝国主义的腹地建立“基地”,生产精神产品,无论搞生产力还是文化推广,这种赚钱做生意的方式,比抛大把银子搞搞展览有实效多了。   (潘采夫,专栏作家,供职于新京报评论部。原文链接: http :// blog . caijing . com . cn / expert _ article -151401-3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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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琴:为什么说《延安讲话》是创作自由的死敌

原创李钟琴:为什么说《延安讲话》是创作自由的死敌 56188   次点击 480   个回复 0   次转到微评 一家村主   于 2012/6/2 2:08:4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为什么说《延安讲话》是创作自由的死敌?   李钟琴   一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作家出版社约请贺敬之、王蒙、铁凝等一百个文学艺术界人士抄写“讲话”,出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   看到抄写者中有几个是我喜爱的作家和艺术家,我不禁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悲哀。   面对网友们对这一百个抄家的批评,仍有人不理解,认为即使毛犯过严重的错误,但其《延安讲话》是正确的,抄一抄又何妨?   有人认为《延安讲话》提出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是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值得商榷;但《延安讲话》确立的文艺“为着人民大众”,“基本上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向,并没有错。   有人说,也许《延安讲话》的许多言论已经时过境迁,也许有些话值得商榷,但《延安讲话》确定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早已经深入人心,是大陆文学艺术界人士创作的“指路明灯”。一百个著名作家、艺术家抄写讲话,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因为疏懒,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更新博客了。看到、听到这些言论,于是我想,我的确有写一写这个话题的必要了。   二   在我的印象中,文艺界每年都要举办活动纪念《延安讲话》发表多少周年,媒体上每年都要刊播纪念文章……仿佛没有《延安讲话》的发表,文艺界就失去了创作的动力、方向和意义。   然而七十年来的事实却是,自《延安讲话》发表之后,文艺界便多灾多难,中国大陆再也没有产生出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即使有,他们及其作品在大陆也很难找到生存的空间。   于是我就想,《延安讲话》一定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还不小!   最大的问题,是《讲话》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以至于那么多勤学善思的作家、艺术家在喝了这碗迷魂汤之后,也发自肺腑地叫好,心甘情愿地以躬亲抄写。   现在毕竟不是文革时代,你不写,出版社也不能对你怎么样。而据《南方周末》的报道:作家出版社表示,他们联系了一百二十多个人,绝大多数都“爽快地”答应了这件事。   三   这碗迷魂汤中最得人心、最具欺骗性的“精华”,就是所谓解决了“文艺服务对象”问题。   《讲话》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而我认为,文艺家要创作什么,其作品给什么人看,完全是文艺家的自由。凭什么规定文艺家创作的东西必须是为某一人群服务的?   从本质上讲,文艺是让人欣赏的,也可以说是为人服务的。   但是,文艺家的创作,也可以自娱自乐,也可以写给极少数亲朋欣赏。鲁迅先生曾说,写的东西,有时只给自己所爱的人看,就感到满足。(原话记不清了,大意如此)   在经济社会中,文艺作品又是一种商品,欣赏的人多多益善。但也不能说,下里巴人就一定要取代阳春白雪。屈原的《离骚》是写给谁看的?是为谁服务的?《红楼梦》是写给谁看的?是为谁服务的?按照《讲话》的观点,《离骚》、《红楼梦》等等不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作品,不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因此就是反动的、坏的东西,它们有什么资格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学经典?   四   强行规定文艺必须为特定的人群服务,这就是《讲话》的蛮横无理之处!   不管把特定的人群说成什么“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不管把特定的人群说得多么伟光正,你都无权剥夺文艺家的创作自由!难道作品为百分之十的人服务就是错的吗?   比如说,有人研究楚辞汉赋,有人研究四书五经,难道就因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不懂,就可以随意剥夺研究者的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不要说我这是在抬杠,后来毛大整知识分子,什么“反动学术权威”、“白专道路”等等帽子,就是与《延安讲话》一脉相承的必然结果。   五   更致命的,是《延安讲话》垄断了文艺作品为谁服务的话语权和裁定权。   1937年,青年作家王实味怀着美好的理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几年后发现“革命圣地”并不那么神圣,也有许多严重的弊端。出于善意,他于延安整风前夕写了一篇《野百合花》,温和地批评延安盛行的等级制度、官僚主义,结果令毛勃然大怒,遂在整风运动中成为被整的对象。《延安讲话》发表之后,王实味成为第一件祭品——先是被捕,后被具体负责整风运动的康生下令处死。   王实味可能到死都认为他写的《野百合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但领袖却认为《野百合花》是为八杆子打不着的“托洛茨基”服务的,是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那么,王实味就百口莫辩了。   后来又有无数作家、艺术家被绑上了祭坛。现在抄写《延安讲话》的王蒙先生属于劫后余生的幸运者。当年,才二十多岁的王蒙因为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打成“右派”,直到二十多年后才重新有了写作的自由。现在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青春万岁》分明是为人民服务的作品嘛,怎么作者反而因文获罪了呢?   因为,对文学作品“反动”与否的裁定权,并不掌握在“人民”手中,而是由权力说了算。   六   独裁者都喜欢充当“人民”的代言人。所以,越是专制的地方,“人民”这个名词越是泛滥成灾。   其实,“人民”只是个虚无飘渺的概念,关键要看谁掌握着对“人民”这个名词的解释权和代表权。   在专制时代,大独裁者和各级小独裁者,分明就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不赞成,便意味着“人民不赞成”;他们不高兴,便意味着“人民不高兴”;他们不答应,便意味着“人民不答应”。   他们的一切胡作非为,无不打着“人民”的旗号。   套用罗兰夫人临刑前的名言:“人民啊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1966年,毛在发动文革前夕,跑到家乡的滴水洞住了十几天。在这里,他写了一首七律《有所思》:“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明明是他个人“有所思”(精心筹划发动文革),却偏偏说是“故国人民有所思”,言外之意,分明他就是“人民”嘛!   作家、艺术家如果不为他服务,那就是不为政治服务,也就是不为“人民”服务。   原来如此!   七   强行规定文艺必须为某一特定人群服务,而且这个特定人群的组成,须由权力来界定;文艺作品是不是符合服务的标准,也由权力判定。   也就是说,写什么,怎么写,作品是不是符合标准,都由权力来判决。这就从实质上剥夺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自由。   《延安讲话》之后,文艺工作者成为暴政的最大受害者,成为权力的祭品,这是血淋淋的事实,也是大陆一直没有产生文艺大师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算没认真读过《延安讲话》,就算认识不到《延安讲话》的欺骗性,七十年来历史和现实的惨痛教训,也值得作家们、艺术家们反思一下《延安讲话》的意义何在。   而可悲的是,那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有些甚至是深受文化专制之害的过来人,他们不仅不反思,反而助纣为虐 ,去抄写烂文继续自欺欺人。他们难道真的没认识到《延安讲话》正是创作自由的死敌?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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