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

微博:摸不到的边界

“ 为了共同维护微博内测期的良好气氛和今后良好的发展,请不要谈论不宜的话题。 ”   后来,很快微博用户等级就被取消, 1000 人的关注上限也变成了 2000 ,而两年过去了,新浪小秘书的建议却依然有着现实意义。今年的 8 月 14 日,在沿海某化工项目搬迁问题上,新浪微博的编辑们和网友们展开了一整天的发、转、删的竞赛,很多网友都专门发微博慰问辛苦的微博小秘书。大家不知道,这一天正是新浪微博内测两周年的纪念日。对于新浪微博而言,很多界限被打破,用户数量过 1.4 亿,在急速的发展中,人们也在讨论新浪微博的权力边界或游戏规则问题,微博有边界吗?如果有,在哪里?   南都记者王星    罗玉凤,封还是不封?   到今天,拥有 130 万粉丝的罗玉凤的新浪微博已经停止更新了 20 多天。此前,因其发表对温州动车事故遇难者不敬的极端言论,被认为是为了炒作的 “ 反人性 ” ,遭到众多网友批评,但也引发极大争议:究竟应如何评判、对待罗玉凤微博?这是否属于言论自由范畴?新浪是否应对其惩戒? …… 新浪方面一直保持沉默,最终数名网友宣布删除全部微博离开新浪,数名网友戒微博一周以示抗议。   而实际上,在那几条极端言论微博被删除后,罗玉凤的微博就再也没有更新过。 8 月 10 日,罗玉凤在腾讯微博抱怨新浪把自己的微博 “ 说关就关了 ” , “ 很希望恢复 ” ,并称当初是新浪方面几次邀请才去, “ 最终他们发起反对我的活动 ” 。   一位新浪微博的编辑透露,在怎么处理罗玉凤微博的问题上,团队内部曾有激烈讨论, “ 罗玉凤团队确实太恶心、太没有底线,但大家讨论时也会担心如果封掉她会不会正好遂了她的心意,反正她要的就是炒作。 ”   新浪执行副总裁、总编辑陈彤表示,罗玉凤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几次讨论、争论,到底要不要处理,最后还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处理,删除其违反主流价值观、网友反映强烈的几条微博,其微博功能现在已经恢复。 “ 此事处理我们尽可能低调,没有对外公布这个处理,因为一定会有人批评,你们新浪有什么权力处理她? ” 陈彤说。   发表极端言论的罗玉凤触碰到了伦理边界而被悄然禁言,而知名媒体人石扉客日前同样的遭遇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据石扉客介绍, 8 月 12 日新华社中国网事在新浪所发几条有关达芬奇家具的报道微博被删除,随后转在腾讯微博对新浪提出质疑。而石扉客当晚就此发表了两条微博批评新浪高管,随即收到微博通知: “ 您好,我们接到用户举报,您在微博中发布敏感内容 ……” 石扉客被禁言、先审后发了。   多位媒体人和网友得知此事后也对新浪微博提出批评,第二天上午,石扉客在接到新浪网一位高管致歉电话后,发现账号恢复正常。   石扉客发长微博总结此事,称这不是他第一次被新浪微博禁言,却是第一次因非敏感内容的原因禁言,但讲述事件过程和看法的长微博又被删了。    “ 禁言没问题,但要搞清楚两个问题,一是程序要透明,不能搞无公平可言的黑箱操作;二是什么内容禁言?是违法和违反公序良俗的呢?还是涉及到新浪以及新浪高管利益的呢?这些都必须考虑进去。 ”    警惕恐龙公司   北京大学副教授胡泳 ( 微博) 、凤凰卫视主持人闾丘露薇 ( 微博) 、辟谣联盟发起人之一李牧 ( 微博) 都是新浪微博内测时期就在的资深用户,对于微博边界、规则问题,各有看法。   胡泳认为,新浪微博的规则应该更透明,边界应该更清晰。在用户生产内容的时代,如果网站要惩罚一个用户,人们要先看网站是否公布过相应规则,这些规则是否很方便查到,具体条文是否可执行。   闾丘露薇的看法是 “ 不满意这家就去另外一家呗。只不过,现在哪家都一样。 ”   在闾丘露薇看来,如果新浪在用户申请时写清楚使用细节,那就是一个服务商和使用者之间的契约关系, “ 新浪微博是商业机构,就好像一家酒店,进入它的私领域,需要遵守对方的规定。 ”   李牧则认为新浪实际是在商言商,用商人的眼光来管理媒介,可能不是很高尚, “ 但相比 ‘ 在权力言权力 ’ ,是巨大的进步。 ”   李牧觉得,如果新浪放手不管,微博平台就毁了,而只要管就必然涉及公权与私权、商业行为与法律权利的冲突,他建议不管是政府还是用户都尽量宽松地对待微博平台,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多赢。   在新浪微博官方的权力边界问题上,不仅有监管问题,也有商业问题。 8 月 3 日,艺龙旅行网 CEO 崔广福 ( 微博) 发微博反映该公司 V 认证的 @ 订酒店账号及应用被新浪要求收回,点名质问新浪 CEO 和总编辑。不久新浪方面就回应他保证不收回了,但微博是新浪公司的微博还是一个公共平台?这个问题引发了众多讨论。   石扉客认为目前新浪微博一家独大,导致其很难受到有效约束,这就一方面要鼓励竞争,一方面急需不断整合和加大民间力量,以制约新浪恐龙, “ 我们警惕新浪,正如欧美传媒警惕雅虎微软这种恐龙公司一样。 ”   新浪总编陈彤则回应说这种担心大可不必,他认为监督、制衡的力量并不缺位, “( 互联网公司 ) 有那么多主管单位,有 5 亿眼睛雪亮的网民 ” ,陈彤说, “ 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高度透明的社会,一个互联网公司不可能为所欲为,不可能连续做坏事而不被发现、不被纠正 ” 。    “V” 们的责任   在一些传播事件中,当某条微博内容被证伪,经常有网友批评参与转发的名人及记者,他们往往被认为应承担更多责任,如果把转发、传播信息看做一种权力,他们的权力有边界吗?   胡泳认为,微博上的记者和名人往往都是意见领袖,前者是传统媒体意义上的意见领袖,只是活动空间转移到新媒体上,后者可能以前不从事相关职业。 大家在很多时候把微博作为公共平台来使用,有其社会公器意义,那么意见领袖比一般用户理所应当有更负责的态度和努力。而对记者尤其如此,因为他一定意义上被认为代表了其机构,虽然他可能声明微博与单位无关,两者也好像水乳很难分清,人们会把机构的公信力延伸到记者微博上,认为他的话应该可信。    “ 对记者的要求比对名人更高,因为你是职业的信息处理人员,你不能愧对你的职业。 ” 胡泳说。   本身就是媒体人的石扉客认为,普通人在转发没明确消息源的信息时,只要参照 “ 排除合理怀疑 ” 的原则执行,在超出常识和正常生活经验所能甄别的所 谓 “ 合理怀疑 ” 情况下造成的转发失实,可减轻或免除责任。而名人和加 V 记者,标准应比普通人的排除合理怀疑原则要求更高,高到什么分寸很难设定,取决于其自身的审慎个性和媒介素养。   作为辟谣联盟发起人之一,李牧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看法,他认为加 V 的发言代表着信誉, V 的转发相当于背书, “V 不需要承担特殊责任,只需要承担基本责任,不转谣言即可。很遗憾,根据我的观察,名 V 大 V 不具备这种承担。 ” 同样, “ 我不认为 V 认证记者要比普通网友承担更多责任,他 / 她只做到本职即可。 记者们入职第一天就在学习辨识信息真伪,但他们在新浪微博上不肯体现这种职业素养。 ”   闾丘露薇认为如果转发失实微博,名 V 丧失的只不过是自己的公信力、名誉, “ 但是对于记者,我一向认为,传播的时候需要慎重,毕竟别人 follow 记者,是因为对方是记者。 ”    “ 免责传谣 ”   有一种微博经常引发争议,对未核实的消息以 “ 求证 ”“ 求辟谣 ” 的形式发出,在李牧看来这是一种 “ 免责传谣 ” , “ 体现出很低的智商。这不是反智,这是弱智。 ”   石扉客认为,涉及到私域的决不能这么做,而涉及到公域的,应有基本的事实判断在前,即爆料至少应有相对可靠的来自一方的真实信源,而不是凭空爆料。   闾丘露薇也认为在涉及到公共知情权的时候,这种做法可以接受, “ 因为网络的好处,可以在传播的过程中证伪,或者证实。 ”   胡泳从大原则认可这种做法,但强调 “ 你要写得很清楚,这是未经核实的信息 ” ,而且具体做的时候要非常小心、谨慎,你求证的东西要是以事实描述为主的,而不应把看起来爆炸性、戏剧性的描述直接写进微博。    “ 谣言倒逼真相 ” 这句最近很火的话,胡泳说要首先定义 “ 谣言 ” ,如果将其去妖魔化后,他认为这个命题就成立,通过一种谣言的方式反抗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以及社会关系上的不平等,揭露秘密、提出假设,形成对权力的制衡。   石扉客认为这是指一种客观呈现的传播效果,即因信息不明,传言自然出现,乃至流言四起,迫使公权力透露真实信息以正视听,而不是指 “ 信息源特别是媒体故意散布不实信息造谣来设局逼迫政府辟谣 ” 。   李牧指出, “ 倒逼 ” 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承认上下之别,承认超级权力的存在,不是现代政治思维。对于包括行政权在内的社会公器,需要监督、约束、批评甚至打击,政府应天然置于国民的严厉目光之下。    给新浪微博打分   闾丘露薇 ( 凤凰卫视主持人 ) :微博是工具,所以我打满分,对于任何一种 sns 或者其他的网络工具,比如博客、论坛,我都会打满分。新浪和 twitter 比较,如果说因为有监管而让两者不同,这不是微博本身的问题。我觉得,在中国,媒体只看到微博客新闻属性的一面,忽略了社交属性的一面   李牧 ( 辟谣联盟发起人之一 ) :我一向对新浪持最公开最严厉的批评态度,骂各级管理人员是日常作业。我对新浪微博打满分。以后还会骂各级管理人员,态度会更严厉,谢谢   石扉客 ( 知名媒体人 ) :我打 7 分,丢失的 3 分,先后是管制的存在,竞争的不充分,网民的成熟程度   陈彤 ( 新浪执行副总裁、总编辑 ) : 8 分。我认为新浪微博应该发展得更全面,不应该过于依赖资讯类内容,不应该过于依赖名人效应。如果媒体色彩过浓,不谈政策风险,用户最后也可能会陷入 “ 语不惊人死不休 ” 的尴尬境地,玩久了会觉得无聊。我们需要往媒体之外的诸多领域发展,特别是关注普通用户,让用户把这里当做日常交流和娱乐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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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和小贩

采访城管,在广场上转了几个圈,虽然已经是晚上,但依然是差不多三十度的气温,身上的衣服很快全部湿透了。而那几个刚刚上岗一个星期的年轻女孩们,踩着滑轮在广场上转了好几圈之后,也没有了刚开始的那种轻松神态。不过还好,四十分钟,她们就可以轮替一次。   说是城管,准确一点来说,她们被称为劝导员, 因为除了那些公务员编制的城管队员有执法权,她们能够做的只是劝说:不要在广场摆摊做生意,不要衣衫不整,不要随地扔纸屑。她们当然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成为真正的城管,毕竟公务员,工作收入稳定,也因为这样,城管队伍里面,不少大学以上学历,年轻女性也开始增加,其中一个原因,女性考试显然要比男性更加拿手。   女孩子们可以做的事情不多,广场上游览散步的人们,偶尔会有一些坐在水池边,把脚伸进水池,也有一些人坐姿不太雅观,这些都是她们劝导的对象。而她们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解答问路的民众。   不过,只要仔细观察,广场上其实有不少小贩,他们都是帮游客拍照的,只不过,只要看到这些穿着白色制服的女孩子从面前滑过,他们就会很自然地把招揽游客的相簿合上,脖子上挂着相机的他们,和其他的游客市民并没有两样。   和小贩聊天,因为拿着摄像机,愿意出镜的并不多。不过只要开聊,对方的话就很多。他们的状况大多相近,下岗了,有的做过街边小贩,但是老是被城管没收工具,最后发现,在广场上帮人拍照,风险最小。面对镜头,他们大多数很有觉悟,既然自己是无照经营,被城管管也是应该,毕竟那是对方的工作职责,但问题是,要吃饭,要谋生,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游击,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小贩和城管,一旦发生冲突,舆论往往站在小贩一边,对于这点,和城管聊,他们都很清楚。一名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城管说,其实自己心里面很矛盾,因为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生计,对方也不会做这样的营生,最理想的,是在告诉小贩不可以在这里做生意的同时,告诉对方,在哪个地方,哪个时段,他们可以经营。只是,城管没有这样的选择,小贩们也只有可以和不可以的选择。于是,一次次的执法,其实就是一次次的循环,而矛盾和不满,也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中积累着。   当广场上的人开始减少的时候,周边的流动小贩开始增加,年纪看上去都差不多,四五十岁。收起摄像机,和他们闲聊,问起城管的态度,一个个想也不想地回答“好凶的。”   做街头访问,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于城管评价负面,觉得他们对于小贩的执法,不近人情,而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谈论起来则要中性得多,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城管,那城市的秩序怎么办?   打开一些城管部门的网页,可以看到每天都有市民正在投诉,从楼下酒吧的噪音,到占道的小摊,甚至是住宅附近因为没有来得及收集的垃圾而造成的臭气,人们抱怨城管为何不来管一管。   只有堵没有疏的工作,对于被管理者来说,自然不会满意,因为意味着没有选择。而一次次个案冲突,在第一线的城管,因为代表政府执法,也就成为了最直接面对不满的一个群体。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比如政府可以开放一些路段,在限定的时间,提供免费经营的场所,政府只是进行卫生以及秩序的监督和管理。   但是这也涉及这些区域的居民的权益,在市容和生计当中,到底要一个怎样的平衡,其实是每个城市的居民,都需要想,也需要参与决定的事情。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3 个评论 闾丘露薇的最新更新: 再谈抑郁症 / 2011-08-12 08:00 / 评论数( 38 ) 都市中的贫穷 / 2011-08-10 08:24 / 评论数( 13 ) 慢下脚步,你愿意吗? / 2011-08-08 09:14 / 评论数( 18 ) 一个包装的时代 / 2011-08-06 22:34 / 评论数( 9 ) 公园的角落 / 2011-08-04 10:08 / 评论数(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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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郎咸平的视线转移大法

如果大学新闻系不封闭办学,就应该用这样的案例。看了郎咸平先生对郭美美母女的采访,以及他的《我的回击》,再看闾丘的批评,你应该理解,什么叫见识。 http://past.nbweekly.com/Print/Article/12077_0.shtml   闾丘露薇:郎咸平的视线转移大法 2011-8-12 来源: 南都周刊    郎咸平采访郭美美,我在微博上评论了几句之后,一个网友义正词严地反问:“既然觉得别人采访不专业,为何专业媒体不去采访?”我的回应很简单,“为什么要采访她?”   这里完全没有贬低郭美美母女的意思,而是作为媒体人,每次选择采访对象,这是第一个要问自己的问题。   如果说,采访郭美美母女,是为了找出更多和红十字会有关联的问题,在郭美美的微博刚刚被大家谈论,当大家对于她的“红十字商业总经理”认证存在困惑的时候,作为媒体,自然希望能够采访到这个当事人。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郭美美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让大家看到原来红十字总会是有商业项目的,而这些商业项目由下属的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承办,透过和外界商业企业的合作进行投资运营,而所有的这些合作,还都需要通过一家叫做王鼎的公司。   问题的核心也出来了,那就是这些合作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是否会成为一些人利用红十字会的标志来赚钱的一个手段。而要回答这些疑问的,只有一个机构,那就是红十字会本身。   红十字会已经宣布停止商业红十字会的活动,进行调查,并且会公布审计报告。媒体需要关注的,是公布报告之后的后续,其他一些涉及红十字会的商业项目的细节。   到目前为止,郭美美的事情其实已经真相大白了,王军到底是郭美美的男朋友还是干爹,这点,一点也不重要,正如郭美美关于炫富的道歉,只是对她自己的前途重要,对公众,并不重要一样。   在把郭美美当成新闻主角的时候,想必红十字会在一边松了一口气,以为只要撇清了和郭美美的关系,那么,民众的不满就会慢慢地消失,至少会减少一点点,甚至会忘记王鼎公司,还有红会的商业地产等等。   我曾经担心,当郭美美母女接受访问成为热点的时候,会不会转移对红十字会本身问题的关注视线,但是这些天下来,发现这样的担心有些多余。因为网友的评论也好,媒体舆论也好,并没有放松对红十字会的追问,一名网友回复我说,“就算转移了视线,反正也没有人给红十字会捐款”。现在的民众已经和几年前不同,他们对于质疑的对象,已经不再是热热闹闹地表达和围观之后一哄而散,转向另外一个热点,至少当中有不少人,会选择坚持和参与。   作为一个媒体人,从专业的角度,其实不太理解一个财经栏目,为何要专访郭美美,虽然有一种论点认为,媒体也应该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提供一个说话平台,毕竟对方有新闻价值,虽然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如果真的要采访,似乎更应该去综艺节目,甚至是那种名人访谈节目,也要比财经栏目更说得过去。   一个访谈节目是否能够做成功,除了制作方决定请谁之外,被请的人是否愿意出场也是关键。这次访问,郎咸平既然是名人,所以说服对方的成功率自然会比其他一些栏目大一些,对于想要洗白、进入娱乐圈的郭美美来说,这样的访问自然也是机不可失,也因为这样,其实主动权更多是在栏目组的手上。   郎教授在自己的微博里面解释了为何要做这个访问,他说节目成功地给予对方一个中立的平台。对于这点,作为一个观众,我很难认同。因为如果主持人在采访过程中,对于存在前后矛盾的言论,或者是公众广泛质疑的问题不追问,并且使用引导性和结论性的问答方式,其实就已经违反了中立的定义。   至于郎教授说,也透过访问提供了线索和质疑空间。这点倒是说得没错,至少让媒体也好,观众也好,相当关心郭妈妈如何在1990年炒股致富。虽然这个问题,仔细想想,这样的线索其实同样并不重要,只是一个八卦而已,甚至有转移视线的嫌疑。   说到转移视线,不知道郎教授事先有没有想过,这个采访的播出,是否会产生争议,让自己也成为了焦点。事实确实是,郎教授本身,也成为了转移大众视线的一部分。面对网络上的一些流言和谩骂,他的回应,会让大家的视线停留更长一点的时间。   就凭这点,谁应该好好感谢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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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 | 慢下脚步,你愿意吗?

南都周刊专栏 南都周刊专栏 ————————- 我和我的同事在节目上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呼喊中国是否能够把脚步放慢一点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当灾难在别人身上发生的时候,我们悲伤,我们反思,我们寻找路径,但是如果要让我们所有人都慢下来的时候,甚至是我们自己,我们想过,我们愿意吗? 723事故发生之后,我们做了一个网络调查,题目非常的简单,那就是中国的铁路发展是否应该减速?结果让我非常惊讶,原本以为,在经过了这次事故之后,应该会是一面倒的意见,但却是相当持平。而在支持者里面,一个讲的最多的理由,那就是:只要确保安全,没有腐败,那麽就可以保持高速度的发展。 只是,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我们美好的愿望,一个我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多快好省,其实是矛盾体,不是依靠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就可以调合的矛盾体。我们有了眼前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我们又没有了什麽? 另外一个支持者普遍用来支持自己的理由,那就是必须要接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为了更好的发展。在我看来,这是功利主义思维,从福祉的最大化出发,接受一小部分人,为了一个更多人能够获得的更好而利益受损。 我曾经在微博上提到功利主义,开玩笑说,是不是应该把功利主义始祖边沁,从英国伦敦请到中国,因为在中国,一定是他的信徒人数最多。很多网友提出抗议,因为在他们看来,边沁强调的是社会福祉,而中国官员是利益最大化。这点我承认,算是中国自主创新的功利主义版本,但是撇开那些只讲自己利益的官员,如果政府的公共政策,是从社会福祉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就不存在问题了吗?我们就可以全盘接受了吗? 和一个铁道部官员私下聊,他很委屈:“为何这样快通车?真的是因 ————————- 我和我的同事在节目上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呼喊中国是否能够把脚步放慢一点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当灾难在别人身上发生的时候,我们悲伤,我们反思,我们寻找路径,但是如果要让我们所有人都慢下来的时候,甚至是我们自己,我们想过,我们愿意吗?   为负责救援工作的汇报说,救援完了呀。如果不通车,其他的人怎麽办呢?你看看通车后的上座率,超过百分之一百呀。”, 我忽然很理解他的委屈,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从效率出发的人来说,都会对遭受到的批评感到不理解。就好像清理现场的程序,这次和过去没有两样,也因为这样,作为管理者,他无法理解,既然按章办事,为何大家会无法接受。撇开官员从自己的利益,也就是政绩的角度,单纯从社会福祉的角度出发,恢复通车,可以让更多人收益,让更多人的生活,不会因为这次事故而受到影响。 只是,官员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虽然还是有很多人和他们一样的思维方式,运用同样的逻辑,这个社会,也有了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一些人的批评,是因为对政府的不满,虽然骨子里面,他们信奉的原则和政府没有分别;另外的一些人,他们看重的不是速度,不是效率, 他们看重公平,看重对生命尊重的态度;也有的因为涉及自己,即便在死者家属中,他们的要求也有不同,有些认定,死亡不可以用钱来计算,他们要真相,要对逝者的尊重,这让面对他们的官员束手无措,也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不懂,这个社会,开始有了不同的标准。 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这依然只是我们对别人的要求,我们对我们自己呢? 是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就在我们关注这个事件,呼喊真相,寻找深层次的原因的时候,我们看着轰隆隆的火车,从它的同伴身上呼啸而过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安。我们的良知让我们不安,因为实在来的太快。 但是如果我们是那些必须要坐在那些呼啸而过的列车上的人,如果列车迟迟不开,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心?我们是不是会依然真诚的悲伤着,甚至会在经过现场的时候,探头尝试看看窗外,试图寻找在路轨下横卧的残骸,用我们哀伤的目光,送那些死者一程,和同车的伙 723事故发生之后,我们做了一个网络调查,题目非常的简单,那就是中国的铁路发展是否应该减速?结果让我非常惊讶,原本以为,在经过了这次事故之后,应该会是一面倒的意见,但却是相当持平。而在支持者里面,一个讲的最多的理由,那就是:只要确保安全,没有腐败,那麽就可以保持高速度的发展。   只是,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我们美好的愿望,一个我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多快好省,其实是矛盾体,不是依靠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就可以调合的矛盾体。我们有了眼前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我们又没有了什麽?   另外一个支持者普遍用来支持自己的理由,那就是必须要接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为了更好的发展。在我看来,这是功利主义思维,从福祉的最大化出发,接受一小部分人,为了一个更多人能够获得的更好而利益受损。   伴声讨那些不负责的官员,然后,开往下一站? 慢下来,社会是要共同付出代价的,这些代价,如果转换成数据,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太不划算,因为社会总是要进步,进步同样需要代价。如果这个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在做任何好的事情,都是出于一种如何获取回报的计算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到底是不是慢得下来。 哈佛的教授桑德尔在他的“正义”这本书里面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几年前纽约为了推广优质服务,一个商业团体在纽约时报刊登了广告,标题是“童叟无欺是上策,也带来最大利润”,在桑德尔看来,这正好呼应了哲学家康德曾经举过的一个例子:“识时务的店东”,康德说,如果一个孩子来买面包,老板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而不欺负这个第一次来买东西的孩子,只不过是出于私利,而不是具有品德,缺乏道德价值。 这也是看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如果善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为义务,不是应该固守的品德,那么,飞快的脚步,真的能够慢下来吗? 我曾经在微博上提到功利主义,开玩笑说,是不是应该把功利主义始祖边沁,从英国伦敦请到中国,因为在中国,一定是他的信徒人数最多。很多网友提出抗议,因为在他们看来,边沁强调的是社会福祉,而中国官员是利益最大化。这点我承认,算是中国自主创新的功利主义版本,但是撇开那些只讲自己利益的官员,如果政府的公共政策,是从社会福祉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就不存在问题了吗?我们就可以全盘接受了吗?   和一个铁道部官员私下聊,他很委屈:“为何这样快通车?真的是因为负责救援工作的汇报说,救援完了呀。如果不通车,其他的人怎麽办呢?你看看通车后的上座率,超过百分之一百呀。”,   我忽然很理解他的委屈,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从效率出发的人来说,都会对遭受到的批评感到不理解。就好像清理现场的程序,这次和过去没有两样,也因为这样,作为管理者,他无法理解,既然按章办事,为何大家会无法接受。撇开官员从自己的利益,也就是政绩的角度,单纯从社会福祉的角度出发,恢复通车,可以让更多人收益,让更多人的生活,不会因为这次事故而受到影响。   为负责救援工作的汇报说,救援完了呀。如果不通车,其他的人怎麽办呢?你看看通车后的上座率,超过百分之一百呀。”, 我忽然很理解他的委屈,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从效率出发的人来说,都会对遭受到的批评感到不理解。就好像清理现场的程序,这次和过去没有两样,也因为这样,作为管理者,他无法理解,既然按章办事,为何大家会无法接受。撇开官员从自己的利益,也就是政绩的角度,单纯从社会福祉的角度出发,恢复通车,可以让更多人收益,让更多人的生活,不会因为这次事故而受到影响。 只是,官员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虽然还是有很多人和他们一样的思维方式,运用同样的逻辑,这个社会,也有了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一些人的批评,是因为对政府的不满,虽然骨子里面,他们信奉的原则和政府没有分别;另外的一些人,他们看重的不是速度,不是效率, 他们看重公平,看重对生命尊重的态度;也有的因为涉及自己,即便在死者家属中,他们的要求也有不同,有些认定,死亡不可以用钱来计算,他们要真相,要对逝者的尊重,这让面对他们的官员束手无措,也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不懂,这个社会,开始有了不同的标准。 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这依然只是我们对别人的要求,我们对我们自己呢? 是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就在我们关注这个事件,呼喊真相,寻找深层次的原因的时候,我们看着轰隆隆的火车,从它的同伴身上呼啸而过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安。我们的良知让我们不安,因为实在来的太快。 但是如果我们是那些必须要坐在那些呼啸而过的列车上的人,如果列车迟迟不开,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心?我们是不是会依然真诚的悲伤着,甚至会在经过现场的时候,探头尝试看看窗外,试图寻找在路轨下横卧的残骸,用我们哀伤的目光,送那些死者一程,和同车的伙 只是,官员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虽然还是有很多人和他们一样的思维方式,运用同样的逻辑,这个社会,也有了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一些人的批评,是因为对政府的不满,虽然骨子里面,他们信奉的原则和政府没有分别;另外的一些人,他们看重的不是速度,不是效率, 他们看重公平,看重对生命尊重的态度;也有的因为涉及自己,即便在死者家属中,他们的要求也有不同,有些认定,死亡不可以用钱来计算,他们要真相,要对逝者的尊重,这让面对他们的官员束手无措,也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不懂,这个社会,开始有了不同的标准。   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这依然只是我们对别人的要求,我们对我们自己呢?   是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就在我们关注这个事件,呼喊真相,寻找深层次的原因的时候,我们看着轰隆隆的火车,从它的同伴身上呼啸而过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安。我们的良知让我们不安,因为实在来的太快。   伴声讨那些不负责的官员,然后,开往下一站? 慢下来,社会是要共同付出代价的,这些代价,如果转换成数据,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太不划算,因为社会总是要进步,进步同样需要代价。如果这个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在做任何好的事情,都是出于一种如何获取回报的计算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到底是不是慢得下来。 哈佛的教授桑德尔在他的“正义”这本书里面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几年前纽约为了推广优质服务,一个商业团体在纽约时报刊登了广告,标题是“童叟无欺是上策,也带来最大利润”,在桑德尔看来,这正好呼应了哲学家康德曾经举过的一个例子:“识时务的店东”,康德说,如果一个孩子来买面包,老板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而不欺负这个第一次来买东西的孩子,只不过是出于私利,而不是具有品德,缺乏道德价值。 这也是看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如果善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为义务,不是应该固守的品德,那么,飞快的脚步,真的能够慢下来吗? 但是如果我们是那些必须要坐在那些呼啸而过的列车上的人,如果列车迟迟不开,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心?我们是不是会依然真诚的悲伤着,甚至会在经过现场的时候,探头尝试看看窗外,试图寻找在路轨下横卧的残骸,用我们哀伤的目光,送那些死者一程,和同车的伙伴声讨那些不负责的官员,然后,开往下一站?   慢下来,社会是要共同付出代价的,这些代价,如果转换成数据,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太不划算,因为社会总是要进步,进步同样需要代价。如果这个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在做任何好的事情,都是出于一种如何获取回报的计算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到底是不是慢得下来。   哈佛的教授桑德尔在他的“正义”这本书里面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几年前纽约为了推广优质服务,一个商业团体在纽约时报刊登了广告,标题是“童叟无欺是上策,也带来最大利润”,在桑德尔看来,这正好呼应了哲学家康德曾经举过的一个例子:“识时务的店东”,康德说,如果一个孩子来买面包,老板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而不欺负这个第一次来买东西的孩子,只不过是出于私利,而不是具有品德,缺乏道德价值。   南都周刊专栏 ————————- 我和我的同事在节目上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呼喊中国是否能够把脚步放慢一点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当灾难在别人身上发生的时候,我们悲伤,我们反思,我们寻找路径,但是如果要让我们所有人都慢下来的时候,甚至是我们自己,我们想过,我们愿意吗? 723事故发生之后,我们做了一个网络调查,题目非常的简单,那就是中国的铁路发展是否应该减速?结果让我非常惊讶,原本以为,在经过了这次事故之后,应该会是一面倒的意见,但却是相当持平。而在支持者里面,一个讲的最多的理由,那就是:只要确保安全,没有腐败,那麽就可以保持高速度的发展。 只是,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我们美好的愿望,一个我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多快好省,其实是矛盾体,不是依靠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就可以调合的矛盾体。我们有了眼前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我们又没有了什麽? 另外一个支持者普遍用来支持自己的理由,那就是必须要接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为了更好的发展。在我看来,这是功利主义思维,从福祉的最大化出发,接受一小部分人,为了一个更多人能够获得的更好而利益受损。 我曾经在微博上提到功利主义,开玩笑说,是不是应该把功利主义始祖边沁,从英国伦敦请到中国,因为在中国,一定是他的信徒人数最多。很多网友提出抗议,因为在他们看来,边沁强调的是社会福祉,而中国官员是利益最大化。这点我承认,算是中国自主创新的功利主义版本,但是撇开那些只讲自己利益的官员,如果政府的公共政策,是从社会福祉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就不存在问题了吗?我们就可以全盘接受了吗? 和一个铁道部官员私下聊,他很委屈:“为何这样快通车?真的是因 这也是看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如果善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为义务,不是应该固守的品德,那么,飞快的脚步,真的 能够慢下来吗?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9d5da0102dr9f.html ) – 慢下脚步,你愿意吗?_闾丘露薇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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