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 2011/5/03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iyizhe@gmail.com ) 以便与大家共享。   【热点新闻 / 评论】 法新社 – 香港人用“椅子抗议”来呼吁释放艾未未 《洛杉矶时报》 – 文化交流:陈丹青仗义执言 《福布斯》 – 中国人羡慕美国吗? 《华盛顿邮报》 – 面对中国崛起,美国需要警醒 艺术日报 – 中国艺术家为一千多名腐败官员画像 《电讯报》 – 中国准备举办红色奥运会 中国节奏 – 书评:《现代中国的理性基础》 (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 )   【社会百态】 中国见红 – 老外逛华西村( 2 ) 彭博新闻 – 人人网计划在美上市,估值幅度高过“脸书”两倍 《福布斯》 – 中国的人人网不是“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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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聋作哑之18】南风窗:公共利益年度人物(2009)

《南风窗》2009公共利益年度榜年度人物: 艾未未:知识分子新标杆 作者:宁二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2009年,艾未未是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中最活跃的一位。 汶川特大地震之后,他策动志愿者持续展开地震遇难学生名单公民调查,并在地震一周年纪念日前后通过网络定期公布,引发了社会舆论对巨灾之后生命伦理和人性尊严的广泛讨论。在艾未未看来,除了地震,更多的是那些日常的悲剧,更可怕的是太阳一出来就啥事都没有了,但生命是有价值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哪怕他已经死去了。对死去的生命不认同,实际上是对生的不尊重,是对我们自身价值的贬低。 基于上述理念所展开的不懈努力,令几乎付出生命代价的艾未未和他的志愿者们赢得了公众普遍的赞誉和肯定。2009年以前,艾未未的主要身份是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但2009他更被视为一位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行动者,甚至是维权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艾未未曾表示,任何一个维权者,同时都在维护别人的权益。他说:“今天,政府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社会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人承担的,觉悟也好,意识也好,所做的行动也好,都在表达我们希望社会是什么样的。” 正如画家陈丹青所言,“今日社会能有未未,是进步”,2009年的艾未未所体现出的中国人理应具备的勇敢、理性、责任感及行动力,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以能持续进步的动力源泉。 来源:http://goo.gl/up7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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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聋作哑之19】南风窗: 汶川之后谁死在第二次(2009)

汶川之后,谁死在第二次? 作者:武艾姚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04-28 在那夹着春草的泥土   覆盖了他的尸体之后   他所遗留给世界的   是无数的星布在荒原上的   可怜的土堆中的一个   在那些土堆上   人们是从来不标出死者的名字的   ——即使标出了   又有什么用呢?     ——艾青《他死在第二次》(节选)   读到这首诗时,艾未未有点吃惊。“父亲那些诗我差不多都翻过,但是真的不记得有这一首。”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和父亲这首诗冥冥之中的关联性。   采访的当天,艾未未又将两篇被删的文章再次贴到博客上。在等了300多天还没有等来政府公布地震遇难者名单后,这位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和自己的志愿者们开始了对地震遇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离“5•12”地震一周年还有60天的时候,他在博客上贴出了68份名单。在最新的统计名单中,有4855个孩子的名字。   他自称遗传了父亲——著名诗人艾青基因中最不好的部分。“他比较个人主义、自由化、反权威。他也喜欢谈公平和人性。”他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出于最基本的伦理认识和价值判断,就好像在菜市场里看见小偷,大喊“捉贼”一样理所当然:“我们的伦理很简单,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生命,哪怕他已经死去了。我们对死去的生命不认同的话,实际上是对生的不尊重,是对我们自身价值的贬低。”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艾未未已经在新疆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坐了70多个小时。走到石家庄,对面来的车都向他喊:“别去了,地震了!”那时人们还不知道是唐山,都以为是北京地震了。他还是去了。从长安街走到中山公园,他在公园的亭子里睡了一夜。半夜余震一晃,有人就从亭子里“扑通”一声掉进水池子里去了。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一下子懵了。十几天后,他走遍了除北川外的大部分灾区。他很认真地向大家澄清自己那时并没有做救灾工作,而只是去体验和感受。调查遇难学生名单是他选择为地震遇难者们所作出的努力。虽然调查工作遇到了很多冷遇和阻挠,但他和志愿者们还在坚持:“不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是我必须做。”因为除了地震之外,更多的悲剧是那些日常的悲剧,更可怕的是“太阳一出来就啥事都没有了”。   先期派出的纪录片小组,给他带回了800多个遇难者家属的访谈。一位叫杨小丸的母亲说,我不希望得到国家的赔偿,用我女儿名义领到的任何一笔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羞耻。我只希望人们记住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7年。“遗忘是回避伦理审判的技巧。作为国家的遗忘、作为社群的遗忘、作为个人的遗忘,都是伦理选择中的一种技巧。”艾未未意识到问责不仅仅是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因为对公共事务的发言,艾未未越来越多地被公众关注,却常常让人忘记哪一个是属于他作为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他承认,在1980年代他选择做艺术,是对体制的逃避,“政治是一块巨大的、残酷的、从大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我们只是希望躲得越远越好。从事艺术是一个理由,是一个可能性。”但他完全不认为艺术只是在美化生活、装饰生活,他认为艺术必然具有唤起人们良知和自我价值的审定、判断的可能性。“如果说艺术家算是人类神经比较敏感的一部分人,或者说是眼光比较犀利的一部分的话,那他不可能不看到人类的痛苦和绝望之处。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无所表达的话,我很怀疑他的道德状态。”   谈话时,他声音很低,温和而斯文,很认真地反讽,很自然地开玩笑,他不想让听者觉得他很重要。   9岁的时候,他随父亲被流放新疆。那时,他想放弃学业去放羊,因为这个工作最孤独最自由。“我们有400只羊,它们在前面走,掀起的尘土让我自己都看不见自己。”24岁的时候,他告诉父母,去了美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但他又不想要学位、一个美国身份或者中产阶级的生活。   在纽约10年留下的影像中,有年轻的导演陈凯歌、诗人北岛,也有艾未未参加反战游行、抗议警察的示威照片。“因为你是活在一个绝对个人化的空间里。没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别人,这时候你就会想还需要去做什么?你可以什么也不做,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你不得不去想的问题,因为你正处在青春期,那种想做点什么的年纪。”他认为自己的反抗更多针对的是体制和系统,他不喜欢依附于任何价值观,包括宗教。他习惯于向庞然大物竖中指。   艾未未太多次配合媒体进行各种回忆了,回忆童年,回忆纽约10年,回忆父辈。最后一项让他最为不耐烦。他觉得自己和父亲交流很少。因为艾青60多岁时,艾未未只有几岁。从美国回来后,他们几乎也不怎么说话,他只记得父亲站在四合院里对他说:“这是你的家,不要太客气了。”正是这句话,把他带回了中国。很快他以此感慨现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太客气了。”   画家陈丹青在谈到他和艾未未的区别时,曾表示,艾未未是“真左翼”,而他是右派。所谓真左翼则“大致是蔑视权威,同情弱者,有反社会倾向,主张革命,文艺观主张前卫,厌恶旧的传统的精英的文化”。虽然因为奥运,曾被艾未未骂作“软骨头”,陈丹青还是不止一次在各种采访中提及对艾未未的敬佩。问及对艾未未收集遇难者名单的看法,他说:“未未是一种朴素的左翼精神,不是理论的左翼,他是行动者,他的言说也可被视为行动。今日社会能有未未,是进步。他的抗议方式非常个人化,但很有力量。”   午后两点。艾未未的夫人路青谈起家里那只叫托尼的狗已经上了年纪,随后就骑自行车出门了,朋友们于是散去。保姆拿出拖把,搬起客厅里的中式太师椅,又一次进行例行清洁。   最近来采访的人太多,几乎都是围绕地震遇难学生名单,从外面带来的尘土总是弄脏地板。       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   《南风窗》:第一次去四川灾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艾未未:5•12地震以后,是“懵了”。我当时没有做救灾,因为灾难太大了,政府来做秩序会比较好,效率也更高一些。关于地震的报道我看了很多,刚开始是悲痛和震惊,很快地,就转化为一种爱国主义教育,或者说宣传的成分越来越大。我是在一种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去了四川,想亲身体验一下。除了北川以外的其他区域,我基本上都去了。   对教育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在伤亡人数统计以及一些其他信息的公开问题上,我很不满。我在很多篇博客里都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名单?这是一个无法含糊的问题,这么多生命失去了,这些生命就是孩子。对那些农村人来说,尤其只有一个子女的,从幼儿园到十八九岁的孩子,父母可能把过去十几年的情感和力量、财富都供给了这个孩子,现在瞬间消失了。 在等待近一年也没有得到信息的时候,我决定做一些个人的努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众人对类似事情的态度都是,先期待,因为得不到答案而郁闷,然后放弃,然后就是埋怨,最后就是觉得没办法,我们的世界只能这样。   我想也许并不一定是这样,今天,政府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社会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人承担的,觉悟也好,意识也好,所做的行动也好,都在表达我们希望社会是什么样的。   这件事是我不能容忍的——如果我们的社会有人这样去做、去坚持,我们的社会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而且事情会好办很多。不会是大家都在看,看政府的笑话之类,或者是作为旁观者来看。   十七大谈的是,我们需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说法,未必要民主的社会,但是科学的社会也可以。什么是科学的社会呢,事实基础是第一步。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真”的诉求上,“真”则是建立在一个对事实基础的认同上。这个思想,我们顺着它说过去,是可能的。但是事实、真相、监督、信息公开、透明化这些都是逃不开的。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   《南风窗》:具体做的过程是怎样的?   艾未未:我们先派了一个纪录片组,共采访了二三百个遇难者的父母,或他们的亲戚,让他们谈了在什么地方听说地震,地震时他们是什么状态,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孩子遇难了,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后来到学校以后的救助情况是什么,包括提取DNA、掩埋,政府的安抚工作,包括现状。同时我们去寻找这批遇难者的名字。这批资料回来以后,我们发现里面问题太多了。   60%以上的家属在地震之后就再没见过他们的孩子,很多人不知道孩子掩埋在哪,掩埋的时候也没有得到通知。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孩子没有死,是被送到了医院,然后再没回来。什么样的说法都有。很多家长被抽血,去做DNA鉴定,但是后来就没有了音信,再去询问就会受到冷遇。比如说人太多,我们没办法做等等。当做到七八百个人名时,我们觉得必须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说,他们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找这些名字。我觉得这是我们对死亡的意识问题。确实,因为一场灾难,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着。那么活着的和死了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时候人是真正的死了?是不是只有有了真正的身份的时候,他才算死去?比如,他是谁,他是怎么样死的,他的年龄有多大。那么活着的记忆,是不是只有当这些信息存在时才是可能的?而不是说只有一些笼统的死亡数字。   我认为这是一个起码的伦理问题。就在网上贴了帖子说,我们要做一个公民调查。这个公民调查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责任,一个是真相,也就是事实,还有权利。责任事实上包含着个人的责任和作为个人的群体——国家、政府的责任;事实包含着政府应该公布的事实和我们希望知道的相关信息;权利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去问责政府,监督政府。   宣布了这个事情以后,迅速得到了回应,到现在可能有三五百个志愿者愿意加入,反应比较热烈。我们手头上有70多所学校的名单,根据不同的毁坏程度,做了区域性划分。   《南风窗》:志愿者的工作情况怎样?    艾未未:想做这件事的志愿者有三五百人,最终参与的有100人左右,在那边实际调查的有五六十人。主要调查方式是走访学校和受难者家属。我们曾打了200多个电话给四川省的各级政府,从各地市政府、公安局、民政局到学校校长,还有各个县级的部门,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机密,或者说不对个人公开。这些信息无法获得,同时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会在什么时候公开。这导致我们更希望能在今年5•12之前获得比较完整的信息。   尽管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几乎80%的志愿者都有被带去问话的经验,但这些志愿者们,从10多岁到80多岁,他们都非常让我感动,因为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对民权、对公民责任有觉悟、有行动的人。   《南风窗》:问话是想知道什么?   艾未未:警察问得最多的是:第一,你们是什么目的;第二,你们为什么要拿到这个名单?第三,你们后面是什么样的组织,谁资助你们?       公民问责应该成为日常经验   《南风窗》:公布名单是否孩子父母的意愿?他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被外界打扰?   艾未未:这是城里人一种很文明的想法。对于农村的父母,失去了孩子就失去了未来,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最大的感激就是有人能提起自己的孩子。   有一个叫做杨小丸的母亲告诉我说,孩子刚被掩埋,她就被通知去掉工资单上5块钱的独生子女费。她说,我不想以我女儿的死来换政府的救济,我只是愿意让人们记住我的孩子。我们不会说不尊重他人的隐私。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无产阶级是没有隐私的。他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其实也不需要什么,他们就是需要公正。他们希望问责。而追责并不是非要受到惩罚,我对这个没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这是对社会伦理的一种体现,它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   追责同样是说,我们的社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即使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要付出代价,我们也都要承担。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的错误,我们损失了这么多,但我们愿意损失更多来挽回我们的错误。   《南风窗》:家属们对你做的事是什么反应?   艾未未:家属们就是哭哭啼啼,感激我们,要我们主持公正。我们主持不了公正,我们只能问清楚名字和信息。   《南风窗》:工作打算持续到什么程度?   艾未未:我说过很多大话。我说过,持续到最后一个人名发现,持续到我还活着的那一天。我希望这是一个日常的工作。对我来说,每天都是5•12。   《南风窗》:对这些名单有没有什么打算?   艾未未:现在已经很奢侈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名单,让遇难者家属感到来自社会真正的尊重,而不只是一些钱,也不只是一些数字和写在砖头上的号码。这种尊重也不仅仅是一座25亿的博物馆,或者灾难旅游的一部分,而是社会能够理解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失去,理解生命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应该怎样活着。   应该使公民问责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日常经验,是成为更积极、更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一部分。没有这个条件,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某一个人身上,或者某一个阶层身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      需要拯救的是生者的灵魂   《南风窗》:你的父亲和你现在的工作有没有关系?他会赞同你现在做的事情吗?   艾未未:不能想象,他从来没有赞同过我做的任何事情。但他也没有反对过我。我父母都没有直接地影响我。他自顾不暇,连我上几年级都不知道。回北京后,我们借住一个工人家里,工人是他的“粉丝”。他恢复名誉的时候,我已经出国了。他的地位,我没享受过,还好没享受过。   父亲那首《他死在第二次》,讲的就是即使用崇高的理想也没办法来替代个人生命的价值。虽然人们一贯给牺牲找到理由,但是那些牺牲的人们我们有多少能记得他们的名字?我非常认同他这一点,所有这些在这次地震中的遇难者家属,他们真正的打击不仅仅来自于地震,而是来自于人们对他们的遗忘,或者是对他们不公正的待遇。这种遭遇会伴随他们一生。 《南风窗》:你对他的疑问“即使知道他们的名字,又有什么用呢?”有没有同样的困惑?   艾未未:这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不觉得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这样做,他所表达的是对一件事情的感伤。当然,我也有这种困惑。但是我们谈一个生命的价值,这些死去的孩子,跟它相关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年龄和他们曾经属于谁、在哪里失去的、因为什么理由,这是生命完整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对他们的忽视和遗忘是生者,是我们的死亡,是我们对这一价值的一次亵渎。我觉得需要拯救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的灵魂。   《南风窗》:除了收集地震名单,你也参与了很多与公民利益有关的事件,这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从最早做艺术、做建筑,到现在关注政治,关注杨佳案,这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艾未未:我在不同的地方说过,最早我做艺术是对权力的一种回避。我们生长在一个权力非常绝对的年代,没有人敢碰。所有碰过权力的人可以说是大面积地伤亡,不要说是碰,只是不留神地撞到都会出问题。后来去了美国,逐渐认识到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情感的基础是任何一个社会所必须,否则这个社会没法存在。       我现在20岁,我是80后   《南风窗》:这些认识是在美国生活的日子所带来的改变吗?   艾未未:是的。美国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生活在所谓“民主”国度。这是西方所标榜的,但至少在我24岁到36岁这段时间里为我能够修复自己的心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条件。那里使我能够自由放任,不说胡作非为吧,至少是没有人会使我的尊严有所伤害。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南风窗》:美国的经历对你的表达方式或价值观有什么影响?   艾未未:价值观方面多一些。在美国,我们烧烧国旗、游行示威好像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大概是1987年、1988年吧,有一次,警察想把我们的公园优化一下,变成一个漂亮的公园,实际上那里是流浪者和嬉皮士聚居的地方,我们不希望他们优化。我愿意他们住那,虽然我不住那。我们就上街闹,刚好我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交给专门监督警察的纽约民主自由协会。这些照片直接导致一个警察局局长的下台,还处分了几个警员。这个运动持续了一年多。   有一天,我回去,站在街角,忽然就很奇怪我怎么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0年。我也没拿到学位,也没拿到美国身份,有点像个流浪人,因为没有家也没有财产,到现在我也不会开车,该没有的我还都没有。还好,我没有轻易地去依附于某种价值。我空手而去,也空手而归。   《南风窗》:此前在国内你的身份是艺术家,但最近两年你开始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艾未未:其实我是自然进入的。最初是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文章,讲钟南山丢了一个电脑,就说还是要保留收容遣送制度。以我的美国经验,一下子就觉得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如果你们去看我最近的一个展览,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中国如果有30万留学生的话,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参加过反海湾战争示威游行的。我也是唯一一个在美国本地参加了很多反警察暴力的抗争,还有维权的游行,无论是组织还是报道。当时我的照片《纽约时报》、《纽约邮报》都用过。我针对的是系统和体制,实际上维护的是个人的权利和价值。我在90年代末就已经意识到,个人权利和系统与体制之间可能就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矛盾。   《南风窗》:你觉得未来中国社会如果发生变革的话,什么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艾未未:全民的教育。这一块在中国已经彻底塌方了。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太多去谈。我多次提到为什么我最信任80后,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最彻底被教育所荒废的一代。他们是被教育遗弃的一代,这使他们转向了网络。网络是一个机会,杂草丛生,他们进入到荒原当中,有可能发现珍稀的奇花异草,也有可能死在荒原之中。但是我认为至少他们是有可能的。   《南风窗》:未来你会变成一个公民教员吗?   艾未未:公民教员我做不了,我只是在做自我教育。如果我不做自我教育的话,我会失去兴趣。我从我们做名单收集这件事开始,政府的反应、民众的反应、警察和参与者的心理变化,以及志愿者写的报告,他们个人家庭里发生的问题,对我来说都比任何好莱坞大片好看,都会让我或伤感或激动或愤怒或感动。我们出去的过程,要翻山,要过河,有时天会黑,有时会下雨下雪,我不认为我们真的会走到哪里,但你如果不让我们去走、去感受又不可能,因为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利去感受这一切。这是我大概能够想象的。   我希望我的行为和我的做法为大家提供一个借鉴,大家可以认为我这个人很无知、很不安分或者很无聊或者很想出名,也可以认为这个人做这件事也许有意义,或者说我们会产生某种信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做。做和说是不一样的。做事可以很清晰的,有清晰的意图也有清晰的结果。   以后,我准备做一个公民发布会,把我未来要关注的10件事公布出去。我觉得任何一个维权的人,都同时也在维护别人的权益。我现在是20岁,我是80后。> 来源: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485/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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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北岛 55岁,诗人 北岛是他那个年代最朦胧的诗人,也是他那个年代发出最强音的诗人。他以精湛的诗艺 和对于复杂现实的深刻怀疑与洞察,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 墓志铭。”“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 我”。在思想者和批评家集体 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气概的诗句是我们惟一的慰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陈丹青 51岁, 画家 早 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 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回国定居。 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痛陈艺术院校外语考试的不合理:“大学生的中 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 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严厉批评城市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我们只有行政景观,没有建筑景观。” 陈 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他从中选择了自己有把握去批评的愚蠢、有害并且要继续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现象,以严谨准 确的表达,发起猛烈攻击。他的声音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崔健 43岁,摇滚歌手 改 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人们迷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发音唱出了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 和自尊的追求、对人性解放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崔健以一已之力掀起了中国青年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只能顶着风向前”。“我孤独地飞了”正是崔健的真实 写照,他的音乐不故作深沉,发自内心,孤独但真实。 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作为中国的“摇滚教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动摇他的位 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戴煌 76岁,1991年从新华社退职 对于这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人们 并不陌生,无论在平反冤狱的斗争中还是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 硬骨头。”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观察到最高领导人独断的危险并加以反对。他为此被划成右派,饱受迫害二十余年,却历经九死而不悔。近十来年,古 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扶弱济困,伸张正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丁东 53岁,原山西省 社科院研究员 丁东近10年主要致力于研究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在 学术上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新见宏论,而他对当代 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这位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 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 当高的精神食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杜维明 64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 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 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精神。 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 其功的胸襟。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8年担 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方舟子 37岁,福建云霄人,生物化学博士 1990年赴美留学定居。1994年 创办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揭露国内众多学术腐败。 数年来,他和他的“新语丝”网站,像“揭开皇帝新装的那个孩 子”,一次次捅破知识界的剽窃、抄袭、蒙蔽与欺骗,一再地挑战学术权威和商业神话。 他是“是非”领域的斗士,用激情甚至偏执,一再警示, 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毫无疑问,他迄今为止揭露的300多起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他使个体独立、理性的判断获得应有的尊重,并用民间行为实践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欠缺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高耀洁 78岁,河南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 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 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2001年获得在华盛顿召开的 “全球健康理事会”乔拉森·曼恩健康与人权 奖;2002年7月获“亚洲之星”荣誉;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赛赛奖”,当选中央电视台“2003感动中国人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胡舒立 51岁,《财经》杂志创办人,主编 胡舒立创办的《财经》 诞生不久即获得“muckraker(扒粪者)”的公众印象。她也因此被美国的《商务周刊》评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她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获 得的评语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2003年,在绝大多数媒体语焉不详和缺席的情况下,她领导的《财经》以饱满的勇气、毅力、良知和智慧 在这一事件上连续发言。 她常年工作在一个高对抗性和风险性的职位,她最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化地引进现代新闻理念,并且不遗余力地 实践和推广”,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员,而且“推动社会进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贺卫方 44 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是做一个书斋学人,还是做一个对社会有改变的学者?”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曾经为此徘徊过,所幸,这个徘 徊发生在15年前,并且,他选择了后者,否则,中国法学界也许多了一位“学贯满盈”的智者,但中国却少了一位虔诚而勤奋的法律圣经的布道者。 法 官职业化、司法制度变革、宪政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众与司法机器间几乎积重难返的紧张。多年来,贺氏以其平易流畅 之笔、深入浅出之思、慷慨激越之音,不遗余力地投书传媒,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其中《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堪 称绝唱。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侯孝贤 57岁,台湾电影导演 从影三十年,其重要作品有《冬冬的假 期》、《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 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手册》主编傅东评价:在侯孝贤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纯洁 的叙述方式,这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这是让我感到最震惊和最受触动的,通过他的电影,我更好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我自己。 身为 电影艺术家的侯孝贤,除了用作品发言,更有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忱。2004年1月,由侯孝贤担任召集人的“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成立,他联合数百名作家、 艺术家,直接面对台湾政治现实发言,反对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议题”。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江平 74岁,原中国 政法大学校长 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他深知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的核心所在,而现实生活中民法秩序最大的对立面就是计划经济和 政治国家。自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间,在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主持下,江平以及众多学者一道参与起草了《合同法》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框架性法律。在一 次次事关宏旨的争论中,江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经济法律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 “只向真理低头”,江平这十年带给中国法学甚至中国社会 最大的财富,就是开放独立的精神和思想。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金庸 80岁,香港报人 金庸以武侠 小说闻世,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华人。“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是他杰出的报人身份。 金 庸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奠定了毕生基业。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间,《明报》 成为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即使在今天,《明报》仍是香港最受尊重的报章之一,《明报》 旗下的《明报月刊》和明报出版社,已跃然成为华人化界的学术出版重镇。 金庸的社评,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问 题为主,数十年几从无间断,累计达数千万字之巨,影响力深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郎咸平 48岁,香港中文大学 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 2000年才现身国内媒体的郎咸平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认为自己是一个致力于公 司治理结构研究的财务专家,或许这更加准确。无论是什么家,郎咸平都具有赢得公众认同的两大要素——专业素养和平民意识。 郎咸平毕业于美 国最好的商学院,任教于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但他又不遗余力地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生产力”替中小股东监督资本家和高级经理人,从而得到了 “郎监管”的绰号。 当然,作为一个“外来户”,郎咸平还需要增加对国情的了解,比如国企与整体经济的关系和国企改革的复杂历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梁从诫 72岁,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自然之友”创办人,北大教授 他从祖、父辈那里继承 了责任感和挑战意识,他的名片是用废纸复印而成,他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他使环保从绿色高调变成身体力行。 他 “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十年”,也是“自然之友”的十年。1994年创建的“自然之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环保组织:保护川西 洪雅天然林;保护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开展藏羚羊保护工作与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 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引起官员对于环境问 题的注意,而且维护了本组织的独立性,使环保积极分子们可以在中国的焦点问题中扮演“批评者”角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李敖 69 岁,台湾作家李敖文笔自成一家,自喻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 著作等身,以评论性文章最为脍炙人口,《胡适评传》和《蒋介石研究集》 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誉之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李敖不是宽容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 在五十年的台湾民主进程史上,李敖始终是光焰万丈的巨星人物。他早年主持《文星》,以宏文《老年人与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著作《传统下的 独白》等挑起文化论战,批评当局保守的文化政策,传播“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等观念,主张台湾走现代化道路。因此遭当局忌恨,前后两次入狱。1980 年代复出后,他写文章,办政论杂志,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全力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变革。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廖冰兄 89 岁,漫画家 1938年在廖冰兄广州举办抗战连环漫画个展,这是抗战期间第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漫画个 展,广州为之轰动。廖冰兄认为:“一个具有健全头脑的漫画家有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 因此他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抗战时期的《标准奴才》、抗战后《猫国春秋》组画中的《禁鸣》和“文革”浩劫后的《自嘲》、《恶梦录》组 画。他骄傲地回答:“我画的是时代漫画,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 堪称杰作的《自嘲》画的是一个长年囚禁在大坛子里的 人,在坛子打破以后,身体依然龟缩成坛子的形状,深刻地描摹了“文革”对人们心灵的戕害。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林行止 64 岁,香港报人 被海外知识精英视为“香江第一 健笔”,“香港社会的良知”,“香港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他曾在香港《明 报》及《明报晚报》任职。1973年创办《信报》,秉承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使《信报》成为近年来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报纸。他的“政经短 评”和“林行止专栏”以独立敢言著称,剖析净尽,切中肯 綮,广受欢迎。 长期以来,林行止致力于将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普及至普通民众,从细 微的经济现象入手,深入浅出,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娓娓道来。他挚爱读书写稿,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集《身外物语》等70余册。因为他的杰出贡献,曾 获英国女王OBE勋章。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刘军宁 43岁,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作 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 《保守主义》等著作。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得益于刘军宁等人的推动。 谈论宪政能成为今天的潮流,1999年刘军宁在《南方 周末》发表的《驯化统治者》一文功不可没。在这篇文章中,刘军宁用了不到三千字的篇幅,正本清源,指明宪政的作用主要在于“限政”: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 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荣的经济。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罗大佑 50岁,台湾音乐人 他有两顶桂冠:“中国流行乐坛教父”和“中国的鲍勃·迪伦”,前一项可以理 解为人们对他音乐造诣的尊重,后者指的是他的社会批判性。 1982年,行医出身的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发行,“掀起了台湾全省史 无前例的自省风潮”。他在唱片文案中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83年推出的专辑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对于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出的最强音。 音乐就是他批判的武器,罗大佑用音乐为台湾社会的种种病症进行了深邃的 透视。他的过于文人气的歌词也许不如崔健犀利,但是他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他的近乎完美的音乐,使他的歌曲在台湾和大陆青 年的心中打上了忧伤和激愤的烙印。 公共知识分子50人:秦晖 51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是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 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读他的著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向世 界求知识”的名言,考虑到他小学毕业后,接着就是“闹革命”、插队下乡达12年之久的失学生涯,这一点更难能可贵。 秦晖的研究更新了我们 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邵燕祥 71岁,作家 作为文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长者,并非缘于他温柔敦厚的秉性,而是他外柔内刚的风骨。 早年他以敏捷的诗才而知名;“文革”后复出,主要致力于撰写革故鼎新的杂文,不论“小题大作”还是“大题小作”,都有一种 绵里藏针、洞明世事的思辨力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更大的贡献在于舍身求真,撰述了《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挣扎实录》、《找灵魂 ——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一系列自传性文献,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的案例,并呼应巴金先生拒绝遗忘与推卸的心 声,为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重建真正的文化良知,努力创造着精神氛围。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汪丁丁 51 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汪丁丁的笔下,除了黑格尔、康德、罗素、休谟等人的大段引述,还有方程式。他经常被问到,到底读过多少 书? 他认为,知识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须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主流保持持续的批评,非如此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进步。他坚 持,个体生命必须是自由的,才能在每一可能的方面进行创造,从而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才能加速度地积累起足够的“知识”总量,反过来增加全体的福 祉。 他自称是模糊的思考者,但作为他智慧和充沛情感的受众,我们希望他更清晰、有力地表达。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王朔 47岁,作家 王朔的作品,以准确描述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破灭后北京青年的苦闷、颓废和玩世心态著称。王朔小 说、崔健摇滚乐、星星画展等,一起构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文化解放运动的核心,对批判和解构一个时代陈旧压抑的思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王朔本人 浓厚的玩世情怀,他的“拒绝崇高”,“解构一切神圣”,他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源流有着尖锐甚至过激的批评。 他的《我看港台流行文 化》,几乎是中国文化界分 析评论大众文化现象的第一篇,这显示出他犀利的文化眼光。他对金庸、鲁迅等也有尖锐批评,同样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王选 52岁,民间维权人士 王选在1980年代赴日本留学,并获硕士学位。在长达近十年的岁月里,这位 精通英语、日语,通晓日本法律,熟悉中日国情的人道主义者,没有工作、没有报酬,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中国的乡间大地,收集证据,联络受害者,组织起诉日本政 府,显示了一个理性和血性兼备的爱国之士最有牺牲精神的一面。 王选的坚韧和不屈,对当代中国还有着特别意义。她那些几乎完全基于道义的行 为,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实践精神。 2002年9月,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终于第一次承认:侵华日军曾对中国平民施行细菌战。让这段只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历史,昭告于天下,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容更改的事 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阮仪三 70岁,同济大学教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 们庆幸有他,才得以看到美丽依旧的家乡。 他对古镇怀有深厚的感情,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坚持保护建筑应整旧如故,以存其真。上世纪 80年代以来,阮仪三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被称为是中国古城镇的守护神。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 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温铁军 53岁,《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 长 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温铁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他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 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化解的。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 是“农民、农村、农业”, 而非主流的提法“农业、农村、农民”,意图通过组织反映9亿农民数量上的意见优势,改变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他 在河北定州发起创办晏阳 初乡村建设学院,并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吴敬琏 74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吴敬琏是最早抛弃“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的伪经济学的中国人之一,也是1949年之后第一批受到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中国人之一。 1984年到1999年,是吴敬琏身 体力行、积极参与改革决策的15年, 也是他个人硕果累累的15年。在中国几经反复、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吴敬琏功勋卓著,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旗帜性人物。 1997年之 后,吴敬琏认识到中国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法治和宪政。 2002年,他和法学权威江平教授在上海成立了法律与经济研 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人们通俗而言的“好的市场经济”。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吴思 47 岁,《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吴思最早发现了与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并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把它从“陋规”、“内部 章程”等模糊的描述提纯为“潜规则”这个词汇。它作为一个如此好用的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无需解释的常用词汇。在“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 笔下之所无”的领域,吴思还能继续精进,进一步总结出“血酬定律”和“元规则”,则证明吴思并非是因幸运才发现了潜规则,就好像牛顿不是因为幸运才发现了 万有引力。 吴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自称为学者,但他以惊人的发现能力和命名能力,无愧于“我说透了历史” 这种说法。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谢泳 43岁,《黄河》杂志副主编 谢泳近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 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 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 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许纪霖 47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 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着重梳理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之外开辟了新的言路。 在 知识分子研究方面,”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被广泛征引;关于傅斯年等知识分子个案的系列文章,兼具论文的严谨和散文的灵动,颇受学院内外读 者青睐。在城市文化方面,对知识分子和都市空间的关系多有发掘。 1980年代以来,许纪霖先生持续关注学界前沿和文化热点,撰写大量观 点独特又富有争议的文章,在历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中均有不容忽视的声音。2003年关于“非典问题”的分析、2004年关于“台湾大选”的评论,均被读者认 为振聋发聩,独树一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徐友渔 57 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研究员 徐友 渔学过四门外语,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还是社群主义,良好的逻辑训练让他解释得一目 了然。他以极大的热忱和勇气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 一。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等。此外,徐友渔提倡反思文革,整理遇罗克遗 文,并写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 东平 55岁,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1990年代初期, 杨东平以《城市季风》而广为人知。他虽然是一个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但在专业之外,他有广泛的社会关怀。从环境到教育,从人文到社会发展,他的声音始 终不断。对社会问题,他发出的声音是独立的,只问事非,不计利害。 他反对国家垄断教育,积极倡导民间教育的发展。他较早注意到国家教育 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呼吁关注农村教育、城市贫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还直接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许多具体活动,从研究到组织,都显示 了他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和和才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锦麟 51岁,凤凰卫视评论员 他曾是下乡 知青、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后来成了香港多家报刊杂志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笔耕不辍。 如果不是因为电视,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也因为凤 凰卫视“慧眼识英雄”,一个极少成本的读报节目,让年过半百的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成了海内外华人熟悉 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和《有报天天读》挂在一起,已经成了节目收视率持续攀升的保证。 他的节目体现了强烈的个性:对政治和社会的敏感, 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加上在电视媒体上难得一见的真性情的流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鄢烈山 52岁,时评家 198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杂文、随笔与评论集15种,与人合著历史人物传记一种。 在鄢烈山瘦弱的身体里,蕴含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 的信念。面对现实中的腐败与堕落,他表现了高贵的愤怒、顽强的抗争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他最大可能地表达了发自民间的愿望,启发、感动和激励了一大批对未来 抱有热切希望和正义感的人们。鄢烈山带动了一大批后来者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表达,今日媒体言论的繁荣,当年以《南方周末》为载体的鄢烈山有重开风气之 功。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伟时 73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历史。 1985年2月,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 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 上。” 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经常对当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评论。他所揭示的历史,往往给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带来震撼。他对现实的评 论,也一再闪现出过人的智慧。 1992年,他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出版,写作风格有较大变化。此书不但保持了拒绝人云亦云的态 度,依据丰富的史料,将晚清的历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文字生动,警句迭出。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岳 39 岁,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北大社会学博士 这个成长于苏北、绅士一样的中年男人,是将科学的专业技术手段运用到中国民意调查中先行者的代 表。 过去的11年,作为一家独立民意调研机构的领导人,袁岳让分散的民间意见变成了听得见的公共声音,他是一个“盗火者”,他让中国告别 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漫长历史。 他的努力喻示 世人:中国民众有真实表达意见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变更和包装的。经由袁岳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中国民众第一次,接受到这样的问卷:“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 票权,你还会投票选举现任的市长当市长吗?”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思之 77岁,律师 张思之被 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1957年直言不讳的他成了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强迫劳改 生涯。 重返律师界后张 思之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投入了巨大的勇气和热忱。 1980年,他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的辩护律师。1987年,在轰动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案中他为含冤的被告公开辩护,当地上千百姓 欢呼,“人民律师万岁”。至今他以古稀之年仍奔走南北。 在他漫长的律师生涯中确实败多胜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在他接受许多案件之 前其实结局早已注定,他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律师这一职业的良心。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五常 69 岁,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五常参与了经济学发展过程里最辉煌的阶段。上世纪60年代末,他求学于20世纪经济学最具爆发力的芝加哥大学, 因缘际会,他的亦师亦友们,后来有8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波涛汹涌、雷霆万钧的过程,并且有显著的贡献,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和 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83年11月29日, 已从美国回到香港的他在《信报》开设经济评论专栏,也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传教士的生涯。他用他流畅、犀利、痛快的文字使经济学者不再是象牙塔里不食烟火、 不辨菽麦的学究,而是社会大众可以咨询、甚至仰仗的参考坐标。他一手确立了经济学在中文世界里的特殊传承。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郑也夫 54岁,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专业社会学 家,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自觉与官方保持距离,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 他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 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他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 点,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向逝者致敬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顾准(1915-1974) 一 个孤独而坚韧的思想者,凭借个人的智慧、勇气和道德力量艰难掘进的先驱,他在那个黑 色年代里的思想探索,成了未来时代的先声。1957年,他著文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因“思想罪”、“言论罪”于1958年、 1965年两次被打成右派。1974年病逝于北京。 在难知来日的境地中,顾准不问个人生死荣辱,苦心治学,探寻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源 流。他毕生的学术愿望,是冀望中国能跳出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蔽障,以渐进方式实现政治和社会改革。 其遗著《希腊城邦制度》于1980 年代初出版后,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1990代后期他的遗作被陆续整理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书出版,他的价值才真正被知识界所知道和 认可。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殷海光(1919-1969) 殷海光(1919-1969)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岛内最优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思想在华人世界的最早传播者。他怀抱自由主义理想,以纯粹而强烈的道德热情和勇 气,在胡适、雷震创办的民间刊物《自由中国》上“书生论政”,与其同道在台湾开创出一个《自由中国》时代,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无数学子的精神导 师。致力于用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精神改造中国传统。以五十盛年而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 王若水 (1926-2002) 王若水(1926-2002) 1977 年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评论、理论和文艺。作为一名在体制内生活多年进而又对体制进行痛彻反思的思想者,王若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 的梦中人”。1980年代,发表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后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1990年代发表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人 道主义的文章。著作有《为人道主义辩护》、《智慧的痛苦》等。他认为,本世纪以来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观点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误解。他认为马克 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其哲学思想,名之曰:唯人主义。人的需求包括生存、享受、发展,而发展(即创造性劳动)是人自由的根本体现。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黄万里(1911-2001) 黄万里(1911-2001) 2001年8月27日,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水利学家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他生平最遗憾的事,就是自己关于修建三峡工程弊端的论证没有得 到决策层的重视。1950年代,黄万里因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而受到批判,后被划成右派。但结果却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三门峡工程造成渭河流域泥沙淤 积、洪水泛滥,得不偿失!黄万里一生坚信,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这就是他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杨小凯 (1948-2004) 杨小凯(1948-2004) 澳籍华人经济学家。最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张五常称其为“最有预感天分并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学者”。他提出和研究的超边际经济学,被布坎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他关注中国改革,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 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对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问题有独特、深入分析,他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的“后发劣势”的分析令人警醒。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王小波(1952-1997) 王小波(1952-1997) 自由作家,思想家。他的小说以恣肆无羁的想象和特立独行的语调,把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荒诞性和悲剧性重新呈现出来,语言机智。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杂文 成就。他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的杂文和随笔,在率性而为的调侃、意趣横生的戏谑底下,解构神话,使道貌岸然的禁忌教条透露出虚弱与紧张。其死后出版的 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等迄今长销不衰。 《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 吴敬琏 温铁军 张五常 郎咸平 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 江平 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 朱学勤 秦晖 吴思 许纪霖 丁东 谢泳 哲 学 史家:杜维明 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 郑也夫 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 北岛 李敖 龙应台 王朔 林达夫妇 廖冰兄 陈丹青 崔健 罗大佑 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 王选 高耀洁 阮仪三 梁从诫 方舟子 袁岳 传 媒人:金庸 戴煌 卢跃刚 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 杨锦麟 鄢烈山 薛涌 王怡 致敬名单:殷海光 顾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杨小凯 黄万里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76289104&owner=227757798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或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7069/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发布时间:2011/04/16, 14:3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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