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陈平原：高校青年教师的处境及出路 ——答廉思研究团队问 进入专题 ： 高校青年教师    ● 陈平原 （ 进入专栏 ）   　　 　　摘要：即使是北大校园，大家急匆匆走路，都像在赶地铁。如果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学生们也都没有“悠闲”，没有不着边际的思考，没有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职业培训”了。把大学降到职业培训的层面，实在让人担忧。 　　 　　问：我们的调查显示，现在高校老师的压力都很大。老师的压力源，科研排第一，教学排第二。90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感觉老师都很惬意，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感觉，很多人都在忙。有忙着报销的，有忙着去结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老师都感到没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去做科研工作。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您认为它的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由评价体系决定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是否有细分受访者的专业？不同专业的情况大不一样，不要一锅煮。比如说，有的专业期待天才少年，有的专业出大成绩必须熬白了少年头。你做数学研究，四十岁还没什么大动静，就不用再做了；而对于文史哲学者来说，四十岁才刚开始呢。所以，不同专业对待“少年才俊”的定义及态度不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不同时代的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概率不一样。现在的学生要出头，比我当时要困难得多。我是七七级大学生，“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们那一代人“出来”很容易，只要有才华、肯努力，就有机会。因为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年轻人更容易敏感到新时代的曙光，也很容易获得大展身手的机会。而现在，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等都处于“平台期”—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大致路径及规模已经形成。“平台期”年轻人的出头，肯定比变革时期的年轻人要困难很多。 　　问：大背景是这个样子，那落到中国现在具体的状态呢？ 　　答：高校教师现在面临的压力，有学术上的、有生活上的、有教学上的、更有整个社会以及周围环境的，我们必须一个个梳理。看哪些是属于个人的问题，哪些是属于社会的问题，还有哪些是学校自己就能做主的。我说过，当下中国的大学校园处于“分裂”状态。以前，我们习惯说“知识分子问题”，认定那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特殊群体，现在不是这样了。不说政治立场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教授，其经济收入与精神状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比如，同在北大教书，做人文学的，与做经济、法律的，趣味很不相投。这边嘲笑那边“迂腐”，那边嘲笑这边“浅薄”，彼此之间很难再有真诚且深入的对话。 　　这是大的背景，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专业领域。比如，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对人文学的伤害远比对社会科学大。而最受伤害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者，因现在需要的是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而不是“出好活”。人文学研究需要厚积薄发，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很容易被边缘化，甚至被甩出轨道。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是这样的“小聪明”无法帮助真正的学术发展与创新。 　　目前中国大学，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都过分追求科研项目及论文数字，大家疲于奔命。很快地，我们的论文多起来了，数字也上去了，大学脸上有光，但整个学界的状态并不理想。我曾经引用梅贻琦、潘光旦的《大学一解》，说为什么大学非要有“闲暇”不可，就因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而现在的状态，即使是北大校园，大家急匆匆走路，都像在赶地铁。如果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学生们也都没有“悠闲”，没有不着边际的思考，没有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职业培训”了。把大学降到职业培训的层面，实在让人担忧。 　　问：难道北大也是这样吗？ 　　答：北大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一直在抵抗这种数字化的考核制度。其实，一个好的学者，不一定写那么多论文。我曾引用钟敬文先生晚年的话，他说他活了将近一百岁，一辈子也就三五篇好论文。如此自嘲，意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标”驱赶下拼命赶工的现代学者，悠着点，慢工方能出细活。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几篇自己满意且在学界有影响的好论文，这就很不错了。而现在，要是一年只写一两篇文章，会被领导批评乃至惩罚的。 　　问：那学校肯定饶不了你了。 　　答：现在中国学界，过分看重数字，间接鼓励粗制滥造，这会有严重的后遗症的。既然谁都明白，为何不实事求是，给老师们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这就是评估体系闹的。你当领导，就得肩起责任，努力抗拒这个潮流，即便因此而脸上无光，甚至被撤职，也在所不惜。但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问：过去的学者没有这种压力吗？ 　　答：当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当史语所所长时，曾经要求所有刚进所的助理研究员，三年内不许写文章；即便写了，也不要发表。有些人很努力，希望早出成果，那他会很不高兴的。傅斯年是史语所的大家长，有这个权威，大家听他的。而且，这么做也有道理，逼着你认真读书，沉潜把玩。 　　我在北大念博士期间的导师王瑶先生，也认定研究生在读期间没必要发论文。他指导的硕士生钱理群、赵园、吴福辉、凌宇、温儒敏等，都是在毕业后才开始大发论文的。因为念研究生这几年，允许你心无旁骛，拼命读书，这种训练与积累是管一辈子的。现在可好，硕士生、博士生都被要求多发文章，整个学习状态完成变了。 　　我以前指导研究生，也是让他 / 她们多读书，勤思考，少写作，不一定非发表不可。现在不行了，扛不住了，因为很实际的问题—学生找工作需要“靓丽”的成绩单。以前招聘单位一看是北大博士，认定你质量有保证，肯定行。现在各大学为了“公平”起见，由人事部负责招聘新人。人事干部只能数你有多少篇文章、在什么级别的杂志上发的。今年我指导的一个博士发文章的“级别不够”，可我知道他的实际水平，给对方院长写信，答复是：我们相信你的判断，可人事部那边…… 　　问：现在是看着您的面子也不够了。 　　答：最后两边努力，还是有比较好的结果。在国外，博士论文答辩前，不允许部分章节提前发表；而在中国则相反，答辩前必须多发几篇—而这往往是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答辩委员会缺乏自信，把发现人才、裁断论文的工作，部分交给了杂志社编辑。 　　总之，当下中国大学，问题多多，危机重重。有的问题是衍生的，有的则是主导性质；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是高校的“大跃进”，以及与此相关的评估体系。过多的评奖、过多的评估、过多的考核、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今天中国大学的诸多乱象。 　　我再三说，此举受害最深的是青年教师。因为五十岁以上的教师，或者足够好，考核不考核无所谓；或者“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就是这个样子，你还能拿我怎么着？四十岁以下的教师，一方面还有朝气，还想往上走，不愿意就此停下来；另一方面呢，学校压给他 / 她们的任务比较重，因而心力交瘁。除了升教授等现实层面的考虑，人在四十岁以前，还是有一些理想性的。 　　无奈，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说到这个问题，很多人举薪水低作为例子。我承认这是个问题，但平心而论，高校里的年轻人，待遇还是可以的。你们看一下我编的《筒子楼的故事》，很多北大学生看了流泪，说没想到老师你们当年是这么走过来的。我当然希望年轻人生活好，但所谓“一步到位”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年轻教师之所以觉得委屈，是因为他们的心理期待以及周围环境的压力。比如说，五六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的教授，没有迅速致富的条件，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失落感。当时整个社会风气不允许你“炫富”。你真这么做，周围的人会看不起你的，哪像现在这个样子。当然，即便今天，像北师大那位“炫富教授”，也只能说代表了一种趣味。这“趣味”基本上不属于人文学者，只有商学院的教授才说得出口。西方著名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也比文学院教授挣钱多，但他们一般比较低调，绝对不敢如此炫耀。 　　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出问题，过于崇拜金钱，这是高校教授感到压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不想把大学里的青年教师说得特别惨，那不符合实际。教授薪水不高，但有象征资本。比如说，“北大教授”这个牌子，本身就给他 / 她增光不少。即便你比较穷，大老板也不敢看不起你。所以，不能把教授工资低这个事情说得太过分。但另一方面，作为政府，你有责任让教师及科研人员比较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我说的不是“富裕”，而是“体面”——具体说来，就是衣食无忧。 　　其实，我更想说的不是钱，而是职称。这对青年教师的伤害更大。在大学里，四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尤其是副教授，正处于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应给他们创造好的生活及科研条件。再年轻一点，还处在学习阶段，积累不够；而过了五十岁，尤其是出名之后，各种社会活动太多，会影响思考和研究。年纪再大点，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四十岁是一个人心智成熟而且还有理想的时候，最值得期待。各大学情况不一样，北大青年教师的最大压力不在薪水，而在职称评定。不知道你们大学的情况怎么样？ 　　问：压力也非常大。 　　答：据说，北大教师晋升教授的平均年龄是这样的：自然科学三十八岁，社会科学四十三岁，人文科学四十六岁。换句话说，你在北大教书，大部分人要熬到四五十岁，才能评上正教授。我知道各大学不一样，有的为了抢人才，三十岁就给你正教授。像北大中文系，积压的人才多，很多人熬到五十岁才能过关，这有点残忍。并非所有的教师都能评上教授，但对好学者来说，早点评上正教授，心理状态及生活环境都比较稳定，那样才能定下心来做大的研究。我记得申请重大课题时，副教授有限制，是不是？ 　　问：副教授可以申请一般课题，但不可以申请重大课题。 　　答：我给学校提建议，晋升职称应该像国外大学一样，采用“评审制”而不是“名额制”。只要你足够优秀，你就可以提出申请，材料送到世界各地大学去匿名评审，通过了就提升；通不过，不只升不了，说不定还要走人。你自己判断，有把握就提出申请。现在台湾、香港的大学也都是这么做的。老师们都很刻苦，要到国内外学界去竞争，压力很大，但那基本上是学术上的压力，跟人事什么的没多大关系。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名额制”——给你这个单位多少晋升教授的指标，然后由本单位的学术委员会来评定。这里有学术因素，有人情因素，甚至不排除利益交换。这样一来，有才华且有个性的青年教师会觉得特别痛苦。为什么只给你这么几个指标呢？因为比起其他大学来，北大教授所占比例高；而在北大内部，中文系教授比例也是高的。可你放眼全世界，通常好大学的教授比例都比较高。你要用行政手段，把这个比例压下来，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我接触过很多北大年轻教师，最关心的不是钱，而是职称。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荣誉——我做这个工作，到底值不值得，是否得到学界及同事的承认；如果比我差的人都上去了，我上不去，会很伤心的。然后，你到全国各地开会，发现阿猫阿狗全都成了教授，就我还是个讲师或副教授，当然很伤自尊心。 　　因为采用名额制，使得我们这些当系主任的，每年到了评职称的时候，感觉特别不好。你必须仔细考量，有人工作时间很长，有人所从事的专业人才稀缺，有人年轻但成绩非常突出，你该怎么选择？而且，不是你说了算，那么多学术委员会委员，各自思路不一致。每回的评审结果，不全是学术判断。评审中，人情占很大因素—你不知道是否有人“打过招呼”，这个人是否走过“后门”，那个人又是和谁更要好。总之，这么做，互相猜疑，内耗不少。学校好办，让人事部核定教师人数，拨名额，院系你自己去解决吧，“打”完了再往上送。这么一来，系主任是有权力了，可以上下其手，可我心里很难受，老觉得对不起有才华的老师。因此，我给校长书记写信，建议向欧美大学学习，让青年教师一心一意做学问，不必考虑周围的人对你观感如何，也不必小心翼翼地看各种“婆婆”脸色行事。若弄得大家都谨小慎微的，哪还会有什么一流学者。 　　如果因现实条件限制，评审制实行不了，那就把四十岁以下的和四十岁以上的分开处理。四十岁以下的教师申请教授不受名额限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破格提拔”。我当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1992年评的教授，那年我三十八岁，而系里好多副教授都五十多岁了，也做得很好，我怎么好意思去争呢？好在那年北大有新规定，四十岁以下的教师，若确实优秀的，院系不用管，直接送到学校来答辩。答辩通过了，不占系里的名额。这个“破格提拔”的评审很严格，一般不会滥竽充数的。若干年后，这个名额才回到系里来。对于优秀的青年教师来说，尽早给吃定心丸，解决后顾之忧，可以专心治学，不至于整天鸡飞狗跳，(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陈平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高校青年教师   

方朝晖：“哲学”范畴的中国化及其内在问题 进入专题 ： 哲学 中国化    ● 方朝晖 （ 进入专栏 ）       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出发来理解西方思想。作为一个现代学科范畴，“哲学”本来是从西学中借来的，但是借来以后立即被中国人把它“中国化”了。文章论证认为，把“哲学”普遍地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一理解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却与西方两千年来的哲学传统没有什么关系。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把哲学这门学科定义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不仅如此，他们所说的“哲学”与中国人通常情况下对“哲学”的理解在思维方式上有天壤之别。但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没有认识到他们对哲学的上述理解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学术传统中来的，与西方人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的理解存在着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区别，致使他们在阅读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误读，造成了许多严重的曲解。          在今天中国人的日常语言里，“哲学”作为一个名词被理解一种人生的智慧，作为一门学问被定义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是极为普遍的做法。在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写的哲学教科书里，“哲学”一词几乎都被这样定义的，并认为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指导人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问那些对人生、社会或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有深刻见解的人是不是学过“哲学”，而称那些有深刻道理的话为“寓含某种哲理”。 1918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讲到“哲学”的定义时曾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胡适，1996，1） 1930年，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论及“哲学”之定义时认为，哲学的定义可从其内容得知，其内容包含三大部分，即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或方法论（冯友兰，1961，1-4，7）。 胡、冯二人对于哲学的上述定义在中国是极具代表性的。           1. 这一理解来自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          把“哲学”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种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把哲学当作一种人生的智慧，并认为这种智慧的根本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摆脱人生的烦恼，解除人生的痛苦，找到人生的归宿。所谓“世界观”、“人生观”及“方法论”三个领域的划分，是针对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得出的，即只有通过对世界、人生、社会等的正确认识，并掌握获得这种认识的方法，才能使人生得救。由此可见，这种对于“哲学”的理解的根本点在于一个“用”字上。     把“哲学”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对于学问的目的及宗旨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我们知道，古人常把那些对人生及世界的真谛有深刻领悟的人如孔子、老子等称之为“哲人”或“圣哲”。在《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等书中有不少诸如“圣哲”、“先哲”、“哲人”、“浚哲”、“明哲”之类的术语。i] 概括起来讲，先秦著作中普遍把“哲”当作一种人生的智慧，指对小到人生、大到宇宙的真谛的认识；而所谓“圣哲”或“哲人”就是指通过对人生、社会、政治、国家、天下乃至宇宙的真谛的深刻认识，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或懂得治国平天下的人。因此“哲人”、“圣哲”就是指有大智慧的人。《说文》：“哲，知也。从口折声。或从心。古文哲从三吉。”《尔雅·释言》：“哲，智也。”古汉语中“知”、“智”通。在道家或佛教经典中，这种理解同样存在。如老子《道德经》中有“知人”，“知和”，“知常”，“自知”，“有知”等一系列用法，又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第53章），正是把求得人生的智慧当作学问的根本目的。《庄子》屡用“大知”与“小知”相对照，以各种形象的比喻来讽刺人们的各种无知的情形；所谓“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逍遥游》），“大知闲闲，小知间间”（《齐物论》），亦表明庄子是以与上述类似的人生的智慧为学问的旨归。又如佛教的主要经典之一《金刚经》全称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其中“般若”即“智慧”之义，六祖慧能将“金刚般若波罗密”七字释为“大智慧，到彼岸”。 在儒家及佛教经典中具备了人生的大智慧的“哲人”又可称之为“先知”、“先觉”或“觉者”。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今人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关于人生观、世界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从根本上说与中国文化中自古以来对于学问的根本的认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然而我们不能不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尽管古人常常会使用“哲人”、“圣哲”一类的术语，却从来没有人把自己的学问称之为“哲学”的；他们曾把自己的学问称之为“经学”，“道学”，“理学”，“心学”，“玄学”，“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等等，但从未有将其称之为“哲学”者。必须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把“哲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乃是西洋从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而中国人谈论“哲学”这门学科，其实也是从西洋学来的。日本人最先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刘正琰，1984），从此“哲学”这一名词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日益普遍地得到使用。而将中国古代许多不同的学问——其中包括儒家、道家、佛教乃至先秦诸子的各种学说，包括被古人称之为“经学”，“道学”，“理学”，“玄学”，“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等各方面的思想——综合到一起给他们起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哲学”、“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则是起于中国近代，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即中国人用“哲学”一词来翻译西洋人”philosophy” 一词，而同时他们对“哲学”一词的理解却完全来自中国人自身对于学问的有关理解。那么这种理解究竟对不对呢？           2.这一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求“用”          把“哲学”理解为一种人生的智慧，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它称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种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把哲学当作一种可以帮助人们摆脱人生的烦恼，解除人生的痛苦，找到人生的归宿的人生智慧。所谓“世界观”、“人生观”及“方法论”三个领域的划分，是针对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得出的，即只有通过对世界、人生、社会等的正确认识，并掌握获得这种认识的方法，才能使人生得救。由此可见，这种对于“哲学”的理解的根本点在于一个“用”字上。现举几例证之：     冯友兰说在早年写一篇名为“论哲学与人生之关系”的文章区分了“活哲学与死哲学”：“什么是活哲学呢？能成为一种力量，领导人的行动的即是；反此，就是死哲学。”（冯友兰，1984，364-365）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冯友兰更是把哲学的主要价值定位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说：“哲学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我在《新原人》中指出，人的精神境界可能有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最高，但达到这种境界，非经过哲学这条路不可。”（冯友兰，1999，240）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导言”部分在论及“哲学之任务”时提出，哲学之所为即“求知彼足以为元序、大类、大全之概念义理，以说明宇宙与人生者”，而哲人们这样做则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由于其欲成为一无限唯一之生命之目标为其根。”（唐君毅，1977，617）由此出发，唐先生进一步认为“哲学之目标在成教”：“故凡哲人之言说，初虽是说其所学，而其归宿，则皆是以言说成教。故说所学非究竟，以说所学成教，方为究竟。”（同上书，621，623）ii]     方东美认为，哲学的智慧在于通过成就“先知、诗人、圣贤”的综合人格来产生伟大的行动：     哲学的智慧眼光总是要根据过去，启发未来，而对未来的一切理想又能根据现在的生命、行动去创造，才能构成所谓的‘先知、诗人、圣贤的综合人格’……借用司马迁的名词，一位哲学家应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如此成就的知识系统才能应付这个世界。哲学家应当回想过去、透视现在、制定未来的蓝图。（方东美，1992，267-268）     张岱年先生1936年写成的“人与世界——宇宙观与人生观”一文中说：     哲学可以说是最高指导原理之学。哲学乃自觉的探求自然与当然之基本原理，以为行动之指针。……哲学是指导生活与知识之原理系统中间论述哲学考察宇宙、考察人生、考察知识乃至考察哲学本身——即哲学三部门宇宙观、人生观、知识论等的形成过程——皆是人的自觉。——引者生活中发生问题，哲学乃想出解决问题之方法者；而实际解决问题者乃是行动，是实验，是革命，是作为。哲学是行动之指针。（张岱年，1936，301。粗线为引者所加）     张岱年先生这种关于哲学的作用的观点今天也常被说成“哲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此外，高清海等亦有类似之观点。他说，“哲学”研究世界与“科学”研究世界的根本分野在于前者是“出于关心人才去关心外部世界”，而后者则只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知识。因此他说“哲学研究世界，从归根结底的意义说，主要还是为了理解和把握人自己”，是为了“要对人、人性、人的历史发展有一个清醒的估量和认识。”也就是说，哲学的世界观本质上是为了建立人生观的需要（参高清海，1997a,“总序”）。     所有这些理解尽管不尽相同，但都有一共同点，即将哲学的根本任务规定为对生活或人生有某种指导意义，也就是说，哲学的主要特点在于一个“用”字。这与西方人两千年来的对于哲学这门学科的一贯理解是否相符呢？           3.Philosophy:作为一门学科与作为一个日常用语          从表面上看，philosophy (philosophia) 在希腊文中原义确是指“爱智慧”之义。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一术语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由词源学考证得出的结论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必须掌握西方人在通常情况下是怎样使用philosophy这个术语的。我们知道， “philosophy” 一词在西方语言中虽然有多种不同的涵义，但是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即一种把它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智慧，和中国人的理解相近；另一种则是把它理解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其它许多门学科相并列。这两种用法在西方迥然不同。前一种理解是从广义上使用，而与人们把philosophy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它的理解迥然不同。正因如此，西方一般的工具书、哲学百科词典等在讲到philosophy的定义时，都不得不首先明确区别这两种完全不同的philosophy之义。例如：以Antony Flew 为顾问的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一书在讲到philosophy一词的含义时指出，在一种情况下，人们使用该词来表达对人生或事物的经典式、概括式的认识，通常可指当事人的价值信仰，也可指一个人对事物一般本质的看法（to take an aphoristic overview that usually embraces both value-commitments and beliefs about the general nature of things）。但是这种理解和存在于大学哲学系等教育机构之中、作为一门学科（an academic discipline by departments of philosophy within institutions of tertiary education）的 “philosophy” 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广义上的用法，后者则是“学科”的专门用语（Antony Flew，1979，”preface”.）。G. H.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