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陈志武:为我的农民兄弟说句话

作者:陈志武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总是感觉到我背后的群体总是没有声音。所以我今天代表我的群体,当然我不是像芮成钢那样能够随便代表谁,但是我可以为我的那些还是农民的兄弟和亲戚们,多少说几句话。为什么每次反通胀,就是牺牲掉我背后的这些群体的利益? 对价格的任何行政干预都会导致不平等,都会扭曲利益格局,会打击一些群体,牺牲一些群体,扶植、支持另外一个群体。 具体来说,利率就很典型,让利率通过行政的手段来制定,而不是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定,定出来什么结果呢?比如说存款利息非常低,最后牺牲的是中国十几亿老百姓储户的利益。扶植的是谁呢?扶植的是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包括很多的有权、有势、有关系的群体。说到底没有权没有势的话,利率被压到这么低以后,你能够得到银行贷款吗?你能够享受到这些好处吗?所以中国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恶化,有权有势的群体机会很多、发财致富的机会很多,但是普通老百姓发财致富机会很少。 我们一方面可以抱怨这些东西,一方面可以把机会不平等、收入差距等等现象跟过度的价格行政管制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两者的关系是非常紧的。所以现在谈到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不仅是涉及到经济结构转型和效率的问题,实际上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是从根本上不同群体之间涉及到的机会是不是能够平等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人是不是也能够获得金融资源,在资金价格、利率方面也能够得到同等的待遇的问题。 我们很熟悉的价格管制,一方面农民现在很苦,另一方面在每次要反通胀的时候,我们又支持总理和其他的人,尤其是支持发改委对粮价、猪肉价格进行很严格的管制。为了控制物价,难道就必须首先要牺牲掉养猪的农民、种粮食农民的利益吗?当然他们的利益被牺牲的时候,往往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发言权的。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总是感觉到我背后的群体总是没有声音。所以我今天代表我的群体,当然我不是像芮成钢那样能够随便代表谁,但是我可以为我的那些还是农民的兄弟和亲戚们,多少说几句话。为什么每次反通胀,就是牺牲掉我背后的这些群体的利益?受益的是谁呢?是很多包括你们在座的和我自己。我们去吃饭、买菜的时候,付的钱就少多了。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汇率就是另外一个价格,比如说人民币汇率就是人民币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价格。以往总是认为让人民币升值最后肯定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但是仔细想一想,要看相对于谁来说,因为让人民币升值,让出口企业做出牺牲。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实际上在座的各位朋友,你们可以受益很多。还有能源行业下游的企业,比如说中石化炼油企业、化工企业可以受益很多。因为让人民币升值以后,原油的进口价格换成人民币就可以下降,人们开车买汽油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变成人民币升值的受益者。 当然我并不是说支持人民币升值还是反对人民币升值,不是说这个,只是拿这个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任何一个价格一旦被扭曲,受到特别行政权力干预的时候,都必然导致不平等,这是我们应该记住的一个基本道理。也正因为这一点,不管对于利率还是其他的价格,做任何行政干预、任何行政非市场化干预的时候,应该非常非常谨慎。对于发改委的朋友,尤其应该记住这基本的道理。 分享到: QQ空间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更多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冷眼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陈志武:为我的农民兄弟说句话 文章链接: http://www.cdig.info/18450.html 分类: 时事评论 , 社会万象 . 标签: 收入差距 , 社会公平 , 经济 , 通胀 , 陈志武 相关文章: 2012 年 5 月 12 日 — 陈志武:误导性意识形态阻挡土地私有化 (0) 2012 年 3 月 10 日 — 忧经济收缩 内地通胀急降 (0) 2011 年 12 月 23 日 — 陈志武:我们的政府真贵 税收15年翻10倍 (0) 2011 年 9 月 12 日 — 【纽约时报】中国通胀数据存在缺陷 (0) 2011 年 8 月 25 日 — 月入1.8万吃不起肉 中产5%跌落底层 (0) 2011 年 7 月 24 日 — 凤凰一虎一席谈 – 中国百姓该不该承受高物价? (0) 2011 年 4 月 17 日 — 经济学家点评中国增长和通胀数据 (0) 2011 年 3 月 30 日 — 中国工人薪资涨幅低于预期 (0) 2011 年 3 月 6 日 — 凤凰世纪大讲堂 – 通胀问题(2011.03.05) (0) 2011 年 1 月 17 日 — 哈佛教授:中国抵制货币升值很不明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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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陈志武:科研经费:由谁出?如何出?

陈志武:科研经费:由谁出?如何出? 进入专题 : 科研经费 科研体系 创新型国家    ● 陈志武 ( 进入专栏 )       谈到教育和学术科研的难评估定价,让我想起十九世纪容闳的经历。他作为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于1854年从耶鲁毕业,是洋务运动和西学东渐的先驱,包括说服曾国藩引进现代工业、推动创办中国现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现代银行、开启海外留学。1865年时,他代表清政府到北美耶鲁大学所在地的公司,采购了中国第一批“机器的机器”,成为当时建立的江南制造局的基础,亦即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中国今天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显然有容闳的巨大功劳!但是,就在十九世纪中叶,当容闳学成回国时,他的耶鲁教育到底有多大价值,却并不那么清楚。           容闳的学位证值几个钱          跟容闳同一年从耶鲁毕业的只有97名学生,能够成为其中一员,当属珍贵。1854年暑假毕业后,他先在美国走访几个月,看望一些朋友、道谢和告别,之后于11月13日从纽约港口上船启程回中国。由于那时横跨美国东西部的铁路还没有,他只能从纽约坐船,经过欧洲、非洲到印度洋,最后到达香港,一共在海上航行154天!当他回到老家广东香山(现珠海)见到作别10年的老母亲时,不仅场景非凡,而且其中的具体对话也很有意思。     容闳是这样自述的:“我们见面时都流着眼泪,高兴、感激和感恩,复杂的感情融合在一起。起初,我们都激动得根本说不出话来。……当我们完全平静下来,母亲开始从头到脚地轻轻抚摸着我;……向她解释说,……读的大学是耶鲁——是美国一流大学之一,所学课程需要四年完成,……我毕业了,获得了文学士学位——与中国的秀才头衔相仿,凡获得这一学位的人可被理解为一流人才;而这一头衔被题写在一个用上等纸即羊皮纸做成的大学毕业证书上;我又进一步说明,毕业于耶鲁大学,即使对于美国本土人也是极为荣幸极感光彩的事,更何况是中国人。”(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石霓译注,第51页)。     可是,对于容闳的描述,母亲觉得太抽象,也无法评估儿子到底取得了什么,不知道耶鲁的学位到底会带来什么未来前景。容闳接着回忆说:“母亲带着孩子般的天真问这学位能换多少钱?”“我说,它不能马上就换成钱,但它却能使一个人在挣钱方面比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要挣得更快更容易,并且它能赋予这个人在众多男人们中间更多影响和势力。……我告诉母亲说,我所受到的大学教育本身的价值远超过金钱,我相信自己是能挣得很多钱的。……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则比钱财更重要。”     那么,到底如何回答容闳的母亲,确切地评估教育、学位的价值呢?容闳给了一个很好但过于定性的回答,他一生给中国社会的贡献以及其个人和子女的经济收入,都证明了他当时给母亲讲得正确。一个量化的回答,或说更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答案应该是:学位的价值等于容闳自己以及其子孙后代因为耶鲁学位而带来的未来额外收入流的总折现值,其中,“额外”是相对于没有这种学位的普通人的收入而言。当然,之所以要包括其子孙后代,是因为有了容闳进入耶鲁,其子女、孙辈等等各代都更可能与众不同,都受益,就像一个农村孩子今天考进北大清华后,自己能留在北京获得北京的工作和户口,不仅自己收入和地位高了,而且其子孙后辈都能享受北京户口带来的超额上学机会、超额医疗和福利机会,等等。     正因为教育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个故事从根本上展示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容闳的学位和学问即是他人力资本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位是把教育的无形无色无味变得有形化,变得可见。但,即使理论上能对容闳的学位做定价、具体算出“能换多少钱”,这还可能是专业人士能做的事,对母亲们来说,这些照样是无形无色无味。况且即使是专业人士,需要考虑到的未来收益时间越远、越长久,不确定性就越大,价值评估就越没有底;所从事的事业风险越高,评估也更加艰难,定价就越容易离谱、错位。           教育难定价,科研定价更难          科研特别是学术研究跟容闳的学位一样,也难以定价,所以,科研该如何组织、由谁为其出资、如何出资、出资多少、对科研成果如何做业绩评估,等等,这些都是极为实际的问题,也是建立创新型国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以前可能认为,之所以中国科技创新不够、学术研究赶不上,是因为经费不够,没钱。可是,今天这说法很难站住脚。从相对经费看,1993年时,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占全球总投入的3.3%,到2009年已上升到世界科研总投入的12.8%,仅低于美国的投入,但超越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从绝对金额看,2010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7062亿元,同比增长21.7%,占GDP的1.76%。当然,虽然经费全球排第二,可是,科研成果以及对世界科技的贡献却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呢?我们还是从科研的属性谈起。按理说,“科研”比“教育”更加具体可见,比如,你证明一个数学定理、发现一条物理规律或市场经济逻辑、认证人的生命规律,等等,这些成果既具体又可见、可评估,比教育的“质”和“量”好评价得多。但是,数学定理、物理规律、生物现象、市场逻辑,这些发现、发明,虽然让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深化了,知识增加了,可是,其价值需要很多年甚至许多代人才能体现出来,对人类生存的积极影响可能是慢慢地、隐形地发生,因此,其价值比容闳的学位更难评估;另一方面,这些发明属于公共知识,一旦公开发表,谁都可以免费分享,这使得基础学术研究的发明者连容闳还不如,因为容闳有一张学位证书,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证明他是耶鲁教育的拥有者,由这些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都归容闳所有;而数学定理虽然可以发明者的名字命名,但这个定理带来的永久价值并不能专属发明者,基础学术成果是公共财产,不是私产。     因此,基础学术研究面对的经费挑战比教育还严重,从事基础研究的激励比办学还要低,在中国,民办学校已经不少,但民办基础科研机构几乎没有。     当然,应用性研究的定价评估要容易得多,主要在于它们的使用价值不需要几十年、几代人,而是往往能立竿见影,甚至可以有立即的应用市场。比如打印机、电脑、手机、微波炉,或其中任何一个部件的发明或改进,等等。这些发明的功能价值明确具体,其“成就”、“质”与“量”都相对容易评估、测度。应用科研成果的容易测度和定价,就有了较好的市场交易基础,能缩短科研者的费用跟投资者愿意支付的资金之间的距离,出资意愿和出资量有接近恰当的可能,市场失灵的概率就低了。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相对于教育的无形无色无味,相对于基础学术研究的细水长流特征,至少应用性“科研”的定价应该不难,其评价与投入完全能够、也应该由市场去做。     可是,哪怕是应用科研,也会有一个非常实质性问题,就是:研发出来的成果或技术的产权如何界定?这种知识产权由谁所有?是否能得到保护?如何得到保护?如果应用性科研成果也像基础性学术成果一样,由全人类自由、免费地享有,那么,应用科研的价值再好测度、再有形可见,也不会有市场人士或企业愿意投资,科研者也不会有研发的激励。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可靠的专利申请与保护体系,科研还远不如教育投资,因为上完大学、读完研究生,你可以得到学位证书,证明你拥有这些学历和学术造诣,证明这些人力资本是你的,你是所有者,其后生价值都归属你;而在没有专利体系、没有可靠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你研发出来的东西别人随便可以使用并生产。所以,虽然应用性科研比教育和基础科研更好定价,但还必须有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否则,靠市场力量为应用科研提供资金也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哪种科研体系更能刺激创新          有了上面这些道理,我们可以再看看不同国家在科研体系和经费安排上的差别,并看看不同模式的结果。     在美国,除了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家宇航局等少数机构的政府经费外,科研经费基本由企业和民间出,研究者也以民间机构、企业为主。正如上面谈到的,由于基础性研究是服务人类、更服务于未来,其价值难以短期显现,其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机构和民间基金会,但应用科研基本由企业和其他市场化机构资助并进行,包括跨国公司、创投基金、私人股权基金等营利性公司。之所以美国企业和私人愿投应用性科研,一是其定价的方便,二是因美国有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专利系统有近两百年历史,对知识产权的界定相当清晰。     企业和私人投资者从事应用性科研,其追求的第一目标当然是利润最大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对要研发的技术进行定价,看潜在的市场有多大,并且像对容闳的学位证书定价一样,对这项技术能带来的未来超额收入流进行贴现求和,算出其潜在的市场价值。最终,只有在潜在市场价值超出所投入资本时,投资者才有兴趣,因为他们投入的是自己的钱,会心疼。由市场判断科研项目的价值并提供资金,最终支持的是市场需要的技术。     在中国,不仅基础研究资金由国家出,而且连应用性科研经费也几乎全由国家出。前者可以理解,但后者没有道理。在中国教育科研机构都过于行政化的体制下,让本来就很难判断“好”“坏”的基础研究变得更加脱离专业,使学术研究经费的决策远远地背离专业价值判断。结果,学术科研经费的配置跟各机构的研究项目与能力基本脱钩,往往可能是关系而非学术价值与能力决定资金的配置。于是,经费多并没带来更多的研究成果,就不稀奇了。     中国还没有可靠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所以,市场对投资应用科研的兴趣有限,没几个人愿意拿自己的钱去研发最后被大家自由分享的公共成果。尽管在中央部委层面已经有了较强的保护知识产权共识,但地方政府却不一定这样看,他们为了保护本地的短期就业和税收,更有激励庇护当地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企业,连地方法院也倾向于偏袒地方企业。因此,市场投资科研的激励短期内难以提升。     那么,如何实现创新型国家的愿景呢?短期内,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由国家出资,要么全资支持科研,要么由国家提供启动资金。可是,一旦由国家提供科研经费,腐败空间就大了,尤其是科研项目本身的定价评估就很难,再加上掌握经费审批权的官员控制分配的又不是自己的钱,这样,项目评估、选择和定价可以完全脱离研究项目本身的专业价值和市场前景,仅凭关系即可。于是,就有了上海交大的汉芯造假这类丑闻。官员追求的不是经济回报;“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这两点决定了政府研究经费难有高业绩。     当然,我们看到了,毕竟应用性科研比基础研究时效快、有时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如果国家投入的经费多了,尽管投入产出效率不高,但还是可以有些结果。只是在科研项目偏好上,政府主导的跟市场主导的科研体系有着本质区别:政府主导的科研体系下,由于官员最在乎的不是经济回报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他们会喜欢跟重化工业、制造业、军工等行业有关的科研,民生类研发项目难以是首选;而市场主导的科研体系,第一偏好是跟消费者、跟大众民生有关的研发项目,因为只要是涉及消费者的都会带来巨大市场需求,规模效应突出,未来收入流的价值可以最大。     一个最明显的对比是苏联跟美国。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苏联的科技创新投入很多,成果跟美国同期有一拼。但仔细观察一下,当年的苏联科技都偏重宇航、航天和军工,侧重工业,没有留下改变人类生活与生存方式的技术发明。相比之下,改变我们生活的家电、互联网、电脑、手机、民航、汽车等等,还有工业制造技术,都来自美国。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苏联的科研全是国家主导、国家出资,而美国的研发是市场主导,以私人投资者为主。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还是沿袭了苏联的,如果不进行根本改革,最后难以避免苏联科技的经历。除了基础研究仍然以政府资金为主外,应用研究应该由市场唱主角。为达到这一目的,一方面要完善专利等知识产权体系,改革司法体系以实现司法独立审判,为知识产权保护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让政府从科研项目评估、定价、选择的角色中退出,减少政府在科研资助和科研过程中的作用,让科研机构、大学去行政化。否则,政府寄予科研的良好愿望只会成为怪胎,创新型国家只能是梦。(南方周末)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科研经费 科研体系 创新型国家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48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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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陈志武:为什么年轻妈妈挑洗发露时只认泡泡多的

陈志武:为什么年轻妈妈挑洗发露时只认泡泡多的 进入专题 : 信息不对称    ● 陈志武 ( 进入专栏 )       泡沫剂对清洗头发没任何作用,真正起作用的化学剂不产泡泡。那些对洗发无用的泡沫剂是一种浪费,但问题是,为什么妈妈们只认泡泡的多少,而不是对洗头发真正有用的化学剂呢?          泡泡的作用          强生公司成立于1886年,在全球各地生产销售洗发露、化妆品、止痛药等多种日用品和医药品,其市值超过1700亿美元。早在1985年,这家美国最大的医药日用品公司就进入中国,成立合资公司并生产销售适合中国市场偏好的产品。     不久前,强生公司的高管在耶鲁讲过这样的故事:1990年代,他们在中国做了大规模市场调查,问年轻的妈妈:在给宝宝挑洗发露时最看重什么?根据什么判断哪家洗发露好?结果,年轻妈妈们都以洗发露产生的泡泡来判断:泡泡多的洗发露就是好的。看到中国市场跟其他市场的这个差别后,他们就在销往中国的洗发露里多加泡沫剂。此后,销售当然大增。     其实,泡沫剂对清洗头发没任何作用,真正起作用的化学剂不产泡泡。所以,从社会角度看,那些对洗发无用的泡沫剂是一种浪费,因为它不起作用、只浪费资源。但问题是,为什么妈妈们只认泡泡的多少,而不是对洗头发真正有用的化学剂呢?     关键在于真正清洗头发的化学剂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在洗发过程中也不产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洗发露公司的化学工程师知道什么对清洗头发最重要,知道他们的洗发露产品中是否有管用的东西,但妈妈们不知道,给宝宝洗头发时妈妈看不见发挥作用的化学剂,她们喜欢依赖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判断产品的好坏。按照经济学的术语讲,在工程师和妈妈们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为了减少这种信息不对称给市场交易带来的障碍、避免信息不对称妨碍销售,厂商工程师与产品设计师们必须找到调和手段,找到替代的东西或方式,使得交易双方尽可能有沟通的基础。     因此,泡沫剂就成了洗发露的重要中介,调和清洗化学剂本身的无形带来的障碍。这样,洗发露中既有必要的洗发剂,同时又有妈妈们喜欢看到的泡泡,让她们心里踏实。两方都得以满足。     虽然泡沫剂是一种浪费,但这是社会为洗发化学剂的无形所付出的必要代价,或说是信息不对称的代价。          广告与品牌的功能          在生活中、商业世界里,我们会处处碰到无形无色无味的东西或服务,这些无形无色无味的特征给市场交易带来挑战,定价难,交易双方容易失望,市场也容易失灵。好在现实中人们想方设法找到调和中介,去尽量消除买卖两方间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障碍。之前我们谈到的“教育”就是如此,中学、大学教育至今难以办好,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教育是无形的,教育的好坏难以定价。这里,我们还可看几个例子。     许多所谓“高科技”也是如此。因为高科技具有高深的专业性、前沿性,所以,能够评价其好坏的人自然很少很少,更不是普通大众消费者所能弄懂搞清的。虽然专家们可以说一项技术是多么多么好,但老百姓可能不知所云。怎么办呢?     大家熟悉的英特尔公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英特尔以微型电脑芯片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类生活。但问题是,尽管电脑芯片是电脑的心脏,也是有形有样的实实在在东西,可是体积很小很小,即使一般人看到了,也无从判断其好坏,更何况电脑芯片不是最下游产品,一般消费者看不到,是只装在电脑里边的东西。那么,既然不能依靠有形特征来告诉消费者英特尔产品的价值,靠什么来可信地传递“价值”信息、降低消费者跟电脑专家间的信息不对称呢?     英特尔选择的是通过广告即品牌形象广告再造其产品,将产品从实往虚的方向转型。从一开始,英特尔的广告语就是“Intel Inside” (“内置英特尔”,或“有英特尔在里面”),要求每台装有英特尔芯片的电脑外壳贴上“有英特尔在里面”的醒目标志,并且在电视广告中,通过神秘的音乐强化英特尔芯片的“神秘性”和“高深莫测性”,这样,在大众消费者心里,慢慢建立“看到‘有英特尔在里面’标志就看到质量、看到最高科技”的感觉。经过品牌形象广告努力,英特尔成功地把其芯片转型成行业的标准,只要是“有英特尔在里面”消费者就放心,就相信是最好了。     因此,品牌形象广告是一种调和消费者跟科技专家间信息不对称的方式。当然,在寻找调和信息不对称的品牌广告时,并非所有公司都成功,像英特尔多年的竞争对手AMD就没成功过。而且,正因为这种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也为许多劣质产品商提供了通过包装、通过形象广告冒充优质的空间。也因为这一原因,在产品制造商跟消费者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的行业里,创业成功的难度越大。          作为安慰剂的棒棒糖          生活中,另一个常见的严重信息不对称现象,是病人跟医生。特别是,当病人是还不会讲话的幼儿时,我们又看到医疗提供方(医生)、受益方(幼儿)、付费方(父母)是完全不同人的交易局面。这里,医生到底是否称职,对幼儿病人的诊断是否正确,所开出的药方是否专业,用药量是否合适,用药时间安排是否合理,等等,这些都是一般父母没法判断的,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医学知识,更没专业训练,所以,这些要付费的父母无法对医生的服务做定价。而作为收益方的幼儿病人连话还不会讲,即使他得到的是一流医生和一流服务,也无法告知父母。最终要付钱的父母该怎么办呢?医生又如何得到应该有的报酬,让自己和医院有继续做下去的激励呢?     医生跟病人、跟付费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医疗服务很难组织的核心原因。这个话题我们接下来会慢慢谈,但有一点在这里可以先说。在美国的儿童医院里,因为不管有病没病,幼儿要定期去医院检查,很多时候医生不会发现什么问题,所以没必要开任何药。但是,对于特别在意并总是忧虑的父母来说,当看到医生检查完而又没开什么药时,他们怎么知道医生是称职的,或者说他们怎么保证医生的“没问题”诊断是对的?而且,对许多父母而言,他们付了钱让子女看病,如果最后空手而归,会感到付了钱但似乎没得到什么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服务也是无形无味无色的,特别在幼儿没任何病情时医生又不开任何药,那么,如何减少交钱的父母和医生间的信息不对称?许多美国儿童医生的办公室里,总是有很多糖。等医生看完幼儿后,总会给他几块糖,外加一两件玩具。     这些糖和玩具虽小,却是非常“实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种“实”性让幼儿和其父母感到付完钱后还有“具体”的收获,而不是空手而归,心里就更为踏实。     也就是说,这些糖和玩具起到调和付钱父母跟医生间信息不对称的效果,使医疗服务这种无形交换得以继续,减少医疗市场失灵的概率。信息不对称在人际交往、人际交换中处处存在,带来许多挑战,但,人类社会始终在摸索、寻求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办法!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信息不对称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08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方周末,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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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 陈志武:让土地真正私有化

  土地制度改革前几年有动向,可是现在基本停滞不前。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继续让农民土地不能流转或者抵押金融化,农民收入和一般老百姓收入就难以增长更多,普通人的财产性收入就会很少甚至没有,使中国经济难以朝消费驱动型发展。   土地制度改革前几年有动向,可是现在基本停滞不前。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继续让农民土地不能流转或者抵押金融化,农民收入和一般老百姓收入就难以增长更多,普通人的财产性收入就会很少甚至没有,使中国经济难以朝消费驱动型发展。   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最大的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和相关的当权者,让他们可以方便、轻易地出让几十亩、几千亩的土地,最大的受害者是农民。   当土地使用权不能进入市场流转,也不能做金融抵押或其他资本化交易的时候,要么把农民锁定在农田上,限制他们改变收入的空间,要么让那些进城的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不能有更多的创业资本。   对于农民来说,最主要的财富第一是土地,第二是一双手即劳动力资本,前者的价值可能高于后者。当土地不能流转、不能资本化的时候,农民不管在农村还是城里创业,就少了必要的资本,就少了很多经济选择,沦为低收入的农民工。土地私有并可以交易、资本化是任何一个社会最核心的经济自由之一,也是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基础。   最好是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让土地真正的私有化,把上世纪 50 年代从农民手里集体化得来的土地还给他们。当然,我不是说要回到原来的土地归属,而是以今天的土地承包安排为基础,发给各农户相应承包土地的产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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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 陈志武:中国民间的金融饥渴亟待解决

     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该禁止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今天温州以及其他地区的民间金融,完全可以比十八、十九世纪的山西票号做得更好。但是,中国这些年却一直不让民间金融有生存空间,迫使非官办金融走入地下。我认为,在现有信息技术条件和法制环境下,没有理由不让民间金融阳光化。一味禁止民间金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政行为。这次国家试点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就是一次突破。        对于民间金融开闸,很多人有担心。一些人把矛头指向经营高息贷款的民间信贷机构或个人,高利贷也被视作黑暗现象。实际上,这很不公平。为什么高利贷会存在?这与长期以来民间金融被打入地下有关。如果民间金融能够合法化、阳光化,能得到法院的保护,首先就会降低民间借贷的违约风险,利率也会相应降低,其次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供应量将大大增加,放款方相互竞争,资金的利率也会随之下降。让民间金融合法化是增加资金供应、消除高利贷、降低借贷成本的根本办法。        面对民间金融的开放,民间还有一种普遍担心,害怕民间借贷利息很高带来债务纠纷,会让债务人处境艰难,甚至出现杨白劳 ( 债务人 ) 被黄世仁 ( 债权人 ) 逼债致死的情况。不过,我与其他学者一起从清朝刑课题本历史档案中梳理了十八、十九世纪的民间借贷人命案件,发现在 1000 多起因民间借贷纠纷打死人的案件中,竟然 57% 是债主被打死,只有 36% 的案件是债务人被打死。这一统计结果与我们过去在教科书里看到的大相径庭。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即使黄世仁带着狗腿子去杨白劳家讨债,一旦打起来,黄只有他和狗腿子,而杨白劳的亲戚、邻居都可以上来帮架。另一方面,从干架的卖命程度讲,黄世仁家产万贯,打起来会趋于保守,而杨白劳一无所有,无所顾忌,更能占上风。这个研究说明,在借贷关系中,债主面对更大的安全风险。如果再加上民间借贷是非法的,那么债主的生命和利益受到的挑战就更大,放贷时就必然要求更高的利率。        当前浙江、广东的民间借贷尚未合法化,所有借贷都通过地下交易来完成,一旦发生纠纷,往往会找黑势力来解决。而已经阳光化的金融交易,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美国民间借贷一旦发生纠纷,双方就会诉诸法庭,很少有这样的问题。        在金融管制过死、民间金融被严重压抑的情况下,能有人向资金断链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哪怕是高利贷,都已经很不错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他们资金链条断裂时,要么关门大吉、解散员工,要么借高利贷继续撑下去,而后者起码还有一线生机。因此,在特殊环境下,高利贷对于经济稳定和维持就业岗位是有一定贡献的,他们是雪中送炭。        从某种程度看,高利贷是被不合理的金融管制逼出来的。可以预见,民间金融一旦合法化、阳光化,老百姓会愿意把更多资金放在民间借贷市场上,而银行也会把一些资金和一线业务委托给民间借贷机构,即使民间金融资金量扩大,银行机构也会从中获益。如果继续让国有商业银行赚取垄断利润,表面上看是帮了国家,但实际是社会和民营企业在付出代价,牺牲了老百姓、大量储户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虽然有的国有银行目前也在积极发展针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但还远远不够。民间金融比国有金融更适合为民营企业服务,因为它们之间在企业文化、经营方式、发展目标和理念上都非常契合。此外,近年来中国基层地区的正规金融服务逐渐出现空白。据估计,几年前有 3000 到 4000 个乡镇社区已经没有正规的金融机构派驻。民间金融的草根性特点很容易使它发现这些市场空白,主动填补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改变这些地区金融饥饿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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