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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陈志武: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      陈志武 (人文经济学会理事)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财政税收之外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本文来源《人文经济学会》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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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陈志武: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陈志武: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陈志武 ( 进入专栏 )        “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政策哲学在过去30余年很成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当然,在具体的政策决策中,“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只要经济增长,就不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30年,又恰好碰上了国内外的历史机遇,已经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世界秩序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中国在没有宪政、法治的前提下通过模仿照样能高速发展,于是,这种便利给中国带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错觉,让中国只顾追求快速发展,并试图靠高速发展对冲或掩盖宪政缺失所带来的公正公平问题、收入差距等问题。换言之,“发展是硬道理”到最后成了“靠发展代替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只要发展还在进行,社会正义等问题就不会是问题。   可是,现在国内外的历史机遇逐渐用完了,快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有挑战,如果还不通过宪政法治改革从根本上制约政府权力,经济危机在不久的未来会难以避免。像任何政策哲学一样,“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有其必要的环境条件,而且短期或许有效但长期不可持续。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其持续成功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小,最后甚至酿成危机。中国今天就处于这样的转折点。   一般看法是,过去30年的成就都是政府政策所致。但在我看来,这种判断只对了一半,因为如果改革开放的政策内容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那么,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策也基本如此,而且那两个时期的经济本来就以市场为主体,但为什么那时期的“改革开放”没有带来同样的高速增长呢?这说明这三个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不同。第一,到晚清时期,工业技术还在发展过程中,技术的跨境移动能力还较差,通信技术还刚刚起步,交通技术也有待深化发展,更何况国际秩序还是基于“炮舰”硬势力的丛林世界,跨国贸易利益得不到可靠保障,这些技术发展状况和不成形的国际秩序使晚清中国难以发挥自己的劳动力优势,去通过国际贸易发展经济。第二,民国更不用说,从民国成立到离开大陆的时期,正好碰上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各发达国家竞相抬高贸易壁垒,使民国政府没有任何可能利用劳动力优势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利用制造业和外贸启动经济腾飞。   当然,到1978年特别是198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基于规则而不是炮舰的世界秩序让跨国贸易、跨国投资变得风险和成本都史无前例地低,加上通信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以及非常成熟的工业技术,使改革开放政策终于让中国实现了人口红利,经济终于突飞猛涨。中国从1978到2008年的增长基本来自“追赶发达国家”,把发达国家从1800年左右到1980年所实现的增长通过模仿快速补上。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首先来自对外开放,来自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而之所以这样做带来成功,就是因为外部的国际秩序和成熟技术让中国能通过开放实现人口红利。让中国过去30年得以成功的第二种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几乎完全的国有制经济到民有经济的转型,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谈得很多,就不必在此多说了。第三种带来增长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以及与此相伴的城镇化转型,房地产行业是这一转型的直接受益者之一。   正是由于上述历史机遇使这三大转型得以成功,并且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余年。可是,到今天,世界经济进入了停歇增长的时期,外贸不再能给进一步增长提供推动力;民有经济受到持续抬头的“国进民退”或“逆市场化”趋势的挑战;工业化已经走到瓶颈,产能严重过剩,城镇化带来的房地产市场也呈现泡沫。因此,过去的快速、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重复,尤其是过去相对易得的快速增长使一些人真的相信“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促使宪政改革严重落后,使中国从既有的发展方式上转型变得格外艰难。   从今以后,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以转变增长方式为前提,改变对投资和外贸的过度依赖,而要转变增长方式又必须进行限制政府权力的改革,包括制约征税权与财政权的宪政改革,同时将国有资产民有化、把土地私有化,因为国有资产的民有化改革和土地私有化改革是降低政府权力的重要前提。   现在最需要改革的是政府权力,尤其要制约地方政府权力。行政权力太大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目前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行政审批权不断扩展、税费收入与财政开支失控、国有经济比重太高。在行政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各行业的审批要求在增加,这不仅大大增加企业和创业者的从业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且使资源更加严重地错配,不是以能力决定谁能进入一个行业,而是谁有关系谁就能进入;在征税权、收费权不受制约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在没有被问责的土地财政支持下政府开支自然越来越高;由于政府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国有企业的特权和垄断权必然会持续膨胀。   政府权力控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必然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看到,政府主导的经济体都偏爱投资,都以投资带动增长,包括都偏爱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投资。前苏联计划经济如此,计划经济时期和现在的中国经济还是如此。当政府官员掌握资源并控制资源配置权时,他们如果把钱花在“民生”上,其结果不仅需要时间才能出现,而且即使有了结果,也不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相比之下,如果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上,结果既立竿见影又能看得见摸得着,因此,形象工程是他们的首选。在过去4年抗金融危机的特别时期,这种制度体系内在的行事偏好被表露得淋漓尽致,尽管当时许多行业已经产能严重过剩,但天量金融资本和资源还是流向地方政府的“铁公基”项目和大型钢铁等工业项目,不仅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空间和资金支持,还把许多结构性问题推向顶峰,给中国社会埋下众多后患。所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不是偶然,是现有体制的必然。   从另一方面看,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使财产性收益进入政府,特别是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土地增值、国有资产升值和国企利润增值的大部分都归政府,老百姓不能分享,造成了公有制经济跟私有经济的最大差别之一:私有经济社会里,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是民间的收入,变成民间消费增长的基础;而公有制经济体制下,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主要给了政府,变成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基础。当然,再加上征税权和财政权的不受制约,流入政府手中的国民收入占比也不断增加。比如,去掉通胀因素后,预算内财政收入从1995年到2010年增加了近10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累计增长2倍多,这进一步造成了民间消费难以更快增长,使民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难以提升,经济结构转型难以实现。   社会矛盾的恶化也源于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政府权力太大。以收入分配为例,收入差距恶化、财富分配恶化的第一原因是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太大。当什么都由行政部门、权力部门控制,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行业发展计划都由权力支配时,有没有权力或关系就决定了你是否能发财,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也靠关系才能得到,于是,权力关系成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第一要素,是收入分配的源头。   从宏观看,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其次,省会城市是省内的权力中心,掌握省内的资源配置权;再往下就是地区市,是地区内的权力中心;等等。这是中国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但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机会结构: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其次是省会城市,再次是地区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少的是乡村;在医疗方面,北京是全国最好的,人均病床也最多,省会城市第二,地区市第三,等等;大学资源也如此,在北京的大学人均资源最高,省会城市次之,等等。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未必是中国最高艺术中心、电影业中心、文化中心,但是在政府权力主导各类资源60年后,中国各行各业都有以北京为顶尖的金字塔结构,这不仅是不该有的畸形,而且给各地公民带来的机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凭什么生活在北京的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国最好、省会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省最好,包括收入机会和医疗机会?如果这些差距是自然的市场公平竞争形成的,那可以接受;如果允许各地公民在北京、上海、省城、农村间自由迁徙并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与机会,那或许也能接受;但基于行政权力和政府对资源的管制而人为形成的金字塔机会结构,同时又通过户籍制度进行社群隔离,大多数人就不能接受,因为这是基于权力的强制,是一种强加在全国公民身上的不平等秩序。这种秩序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   我对美国的情况做过详细研究,华盛顿是联邦首都,但那里的大学远非美国最好,医疗也不是全国最好,州府所在的城市不是州内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艺术和文化也更不是华盛顿或州府所在地最好。也就是说,美国跨地区的资源配置结构、收入配置结构、教育配置结构、艺术分布结构、医疗资源结构,都跟政治权力在各地的配置结构没什么关系,政治权力归政治权力,医疗归医疗,教育归教育。而之所以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有限,国家对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有限,政府对市场、对教育、对艺术的干预权都有限。   许多经济学同仁认为进一步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其实,这种潜力是否能成为现实取决于下面四点:第一,是否能真正地减税,降低企业税负和家庭税负,这决定人们创业发展的动力;第二,是否能把农村土地私有化并让土地有充分的资本化自由,这决定进城农民能否有发展的资本和权利;第三,是否废除户籍制度,这决定同为中国公民的进城农民工是否能享受同样的城市福利和权利;第四,国企是否民有化让农民也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这决定城镇化后的居民能否得到该有的财产性收益并将其转变为消费潜力。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为了进一步释放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潜力,为了良化收入分配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体制安排,必须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变到市场主导型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国有资产和土地从以政府所有为主,改革到以民有、私有为主。这些改革是发展模式转型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了。在形式上,应该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同时让党内决策、政府决策阳光化,以此增加政府的公信力,避免社会管治危机的出现。在内容上,让全国人大发挥中国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尤其要使征税权、财政权都受到实质性制约,让财政全面阳光化民主化,并推动民有化与私有化改革,同时,由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对相关法律和行政部门进行问责,通过公开听证迫使权力部门回到该做的事情上,把它们的权力关进笼子。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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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既得利益阻挠改革 或以经济危机为代价

陈志武:既得利益阻挠改革 或以经济危机为代价 进入专题 : 既得利益集团 经济危机    ● 陈志武 ( 进入专栏 )        今天的中国要调整经济结构,靠经济改革带来新增长和新社会福利增值,空间已经很小了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又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将在11月8日召开,意味着中国也走到了十年周期的新节点,中国将如何开启发展新局面,备受关注。   改革开放已处深水区,相对早期改革,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更加复杂,并且,多数与政府治理息息相关。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搞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背后有一个隐性假设,即“改革的动力始终在那儿”。   但是,中国渐进式改革走到一定节点,经济取得成果,会制造出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变成了改革的阻力,而非动力。因此,他建议未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必然启动以“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为目标的政府体制性变革。   与此同时,2012年的中国经济呈现出周期性特征:也进一步警示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一重要时点,如何凝聚改革共识,重启改革议程?   陈志武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模式的变迁过程,将中国的事情放置在全球的格局下审视解析。他认为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主要有三个: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民有化,行政权和征税权被制约、实现根本性地减免税,真正还富于民,使中国经济朝着内需和民间消费驱动的方向转型。      审视渐进式改革      《财经》:近年来,关于改革的共识出现弱化趋势,你怎么看?   陈志武:原来所说的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直至改革走到终点,促使包括政治、经济、法治方方面面的制度不断提升。但这背后有一个隐性假设,就是在改革完成之前动力始终存在。可现在看来,当渐进式改革推行到一定时候,经济取得成果,制造出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就会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导致改革难以继续。   从这个意义讲,渐进式改革存在内在的逻辑悖论。比如,房地产等行业已经跟“官权力”结盟,这时候要对“官权力”阳光化,在政治程序上加以制约,必然威胁到已经建立起来的官商结盟的格局,因为这会直接威胁到自身的利益。他们更愿意维持现有格局,拖延政治改革。   《财经》: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改革者,一部分“蜕变”为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从改革的动力变成了改革的阻力。   陈志武:是的。现在为什么退休干部更有可能提出改革诉求?这说明部分在位的一些(当然不完全都是)既得利益者,更喜欢在不阳光、不透明、不被监督的环境中行使权力。在美国也是这样,总统和其他官员都不愿看到自己的权力受限制,不会主动推动限制行政权力的改革,只是他们受到美国三权分立体系的制约,没办法。因此反思起来,渐进式改革在最初有它的道理,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由于其背后的逻辑悖论,到现在必须要改变。对中国而言改革是一个进行时。中国式渐进改革的结局如何现在还不能完全判断。   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能成为整个社会绝对主流的共识,是因为那时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了。但现在不同。   《财经》:相较于早期改革,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更加复杂,渐进式改革越往后阻力越大,你认为现在的改革动力如何?   陈志武:最后可能难免以某种形式的经济危机为代价,触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一定是经济方面付出代价。没别的办法,人的本质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今天的中国,靠经济改革带来新增长和新社会福利增值,空间已经很小。如果其他领域的制度建设没有进一步变化,经济改革所能推动的事情并不多了。   《财经》:我们注意到,伴随着社会发展,如今政府机构也愈显庞大。呼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声音渐高。有消息称,中国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势将必行。   陈志武:在全国人大体系没有真正对权力监督制约之前,不要对“大部制改革”抱太大希望。过去的经验是,每次部委机构改革到最后都是机构更加重叠臃肿,否则公职人员的数量也不会随越机构改革越来越高。所以,首先要推动的是权力制衡机制,推动政府部门体系之外的权力制衡机制。   这些年报纸和其它媒体很少提到“简政放权”,这类词在过去八九年很少出现。说明什么呢?在缺乏制约权力扩张的机制下,政府在增加新机构,而不会减少什么机构,政府机构已经足够庞大。   前不久有成立民企部的说法,千万不要这样。就像当年成立工信部一样,说起来很完美:为了促进电信高科技行业的创新和发展。但这个部门出来后,与其说是促进,还不如说是阻扰电信高科技的发展,因为他们推出那么多新的审批和监管程序,反而抑制了创新的灵活度和自由度,调配研发资金的举措在相当程度上也把企业的注意力从创新转移到“跑部钱进”的路子上来。民企部如果成立,恐怕也会变成民营企业发展的阻力。   人们出于理想化的愿望,指望成立这个部、那个委,然后给这些新部委做明确定位和分工,尽管起初的权职定位很清晰,但成立之后就没有机构去确保这些部委是否运行越位了、是否权力扩张得超出初衷了。你不能只管它们的成立,而不管之后的运行情况,不盯住它们的权限和尽责。没有人盯着它们,它们当然会不断扩权,该做的不做,而不该管的又偏偏要管。   《财经》:事实上,我们一方面在责备政府规模过大,管得过多,另一方面又过多依赖政府,担心没有政府管可能更糟。这是一对矛盾?   陈志武:前一时期,我们做了调研,几十个学生在中国十几个省市做了大规模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人相信政府,相信政府能解决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和机会平等问题,这的确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对行政部门做事的满意度降到超前的低点;另一方面却把什么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什么东西都要政府管起来。   政府作为一个概念,是很抽象的,人们容易相信它的万能,至少从愿望讲是如此。可是,政府在现实中必须通过具体的官员来行使权力,而官员也具备正常人的缺陷,也有自己的私心私利。我们不能把政府和那些具体官员分离开来,把他们看成两回事。   稍微思辨一下,就很容易看到:你把资源、土地和行业的审批与管制权交给官员越多,就越对普通老百姓不利。交给政府的资源和管制权越多,就越对普通老百姓不利,越造成机会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因为那样的社会就越靠关系,谁跟权力有关系,谁就能得到资源、得到审批,而普通老百姓最缺的就是关系。这样一来,官员管的东西和事情越多,普通老百姓的权益与机会受到的威胁就越大。最糟糕的局面是:人们对行政部门不信任、对官员不信任,同时又要政府什么都管。   《财经》: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包括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为降低政府债务,纷纷采取缩减机构,紧缩财政政策,减少公共支出。这些政策已在多个国家引发民众抗议。   陈志武:美国政府开支已达到了很高水平,其实不只美国,西欧国家更是如此。换句话说,从西欧到美国、日本,各个国家的财政开支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都向福利国家迈进。一方面开支膨胀,福利项目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征税空间越来越小,收支不平衡必然使财政赤字扩大,国债水平攀高。各国财政危机就成为必然。   回顾历史,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人口大概3亿多,跟美国现在人口差不多。当时朝廷一年财政税收接近5000万两银子。这5000万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当时,北京工匠一年收入24两银子,除以5000万两银子,朝廷一年收入是200万北京工匠的年收入,这个收入就可支付朝廷上下的所有开支,还差不多两年有财政盈余。   去年,美国联邦财政税收是2.3万亿美元,相当于6000万美国人的年收入,加上地方财政税收,美国政府的税收差不多是9000万美国人的年收入。所以,今天的美国政府规模是乾隆时期中国政府的45倍多。   有人会说,现代政府要提供社会保障、就业保障,还有那么多医疗福利,而乾隆政府没有那么多开支。我看,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现代政府渗透到各个领域,管事之多达到历史高峰,其规模是否已经太大,需要缩小呢?   况且,美国还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标杆。连美国都把政府弄得这么大,财政赤字日益增高,从西班牙到爱尔兰等西欧国家普遍出现债务危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在全球范围内,各国都需要精简政府,否则难以为继,也威胁民间社会的空间。   今天美国国会也好,欧洲各议会也好,都很难通过政治程序解决不断膨胀的政府福利问题。美国威斯康星州州长想通过一个议案,缩减州政府职员的福利,结果州政府雇员起来罢工,包围了州议会大楼。现在,希腊、意大利等国民众也上街游行,使总统、议员、各党派候选人都不太敢在缩减开支上动太多;在征税方面也难以动作。面对选民,靠政治程序终止福利国家过度膨胀的开支,很难做到,必须依赖金融市场来倒逼。   《财经》: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2财年前11个月的财政赤字总额已突破1万亿美元。2011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接近1.3万亿美元,为连续第三个财年超过1万亿美元大关。如何解读美国财政赤字问题?   陈志武:有个数据对比,2010年,中国预算内外的财政收入接近GDP的35%,那年财政赤字为GDP的1.7%;美国各级政府税收为34656亿美元,占GDP的23.9%,美国赤字为10%,很高。但比较之下,美国之所以财政赤字高,是因为政府征税少,如果美国征税率达到中国35%的水平(而不是23.9%),那美国政府会有财政盈余。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好,是因为征税和预算外收入很高。   美国历来是穷政府、富社会。财政赤字与规模较大的国债对美国政府的权力扩张形成一种约束。如果政府太有钱,老百姓的私权利就会受到威胁。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罗马共和国以及中世纪之后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兴起过程中,都是政府穷,有很多国债。   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美国政府没有财政赤字、而是有万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和政府财富,这万亿美元不太会退回给老百姓,民主党的议员会想法推出福利项目和建设工程,搞来搞去,必然导致政府权力的膨胀。政府权力扩张,对老百姓和市场的批评意见的接受能力会大大下降。   一些朋友问,美国什么时候能把财政赤字问题解决好?我说,千万不要解决好,一旦解决好了,美国政府的权力就更加要扩张了。财政赤字可以某种程度上约束政府的权力膨胀。只要让他们比较缺钱,有赤字、有国债,才可以让这些政客不会像中国地方官员“那么牛”。   与其耻笑美国的财政危机还不如更多地做一些反思:一个良性的社会,它的政府是应该有绝对的、不受制约的征税权力更好呢,还是政府征税权受到严格制约,把更多的收益和财富留在民间更好?   《财经》: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是不是主要在于你一贯主张的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民有化?   陈志武:还有征税权受到制约,根本性地实现减税、免税。通过这三方面的改革,还富于民,使中国经济朝着内需和民间消费驱动的方向转型。   《财经》:目前外需不振,消费乏力,中国经济出现下行风险,如何看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   陈志武:现在结构性问题很严重,很多学者都意识到,结构性问题必须要改革,但是,实际情况则是促进结构性调整、改变增长方式进展缓慢,某些方面反而倒退了。   中国经济以外需而不是以内需驱动,其实是渐进式改革的必然。从逻辑上讲,渐进式改革不会以产生内需的制度改革起步,而是在不改变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引进外需力量,由外需带动国内增长并松动既有利益格局。这样做就形成对外需的依赖而内需总是启而不动。而外需带来的早期增长培植了既得利益群体,增加了进一步改革的难度。因此,未来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必然要启动以“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为目标的体制性变革。      破解国企改革之困      《财经》: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深化国企改革的呼声鹊起,但如何选择路径成为讨论焦点。如何理解“国有企业做强、做大”?   陈志武: “国有企业做强、做大”背后隐藏着反市场的逻辑。前些年,央企从几百家压缩到两百家,后来压缩到大概129家。整个过程中,央企的数量越来越少不是因为这些企业被民营化,而是通过兼并减少央企集团数量,但每一个央企集团的规模却越来越大,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造成减少市场竞争的效果。这样一来,使得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和竞争程度越来越弱。   这个趋势跟全球发达国家的趋势正好相反。在美国,高度多元化的大集团数量,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在减少,大概85%以上的美国公司都是高度专业化的。美国有一个调查统计, 85%以上的美国大公司有90%以上的销售收入来自主业,而不是非主业,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翻了一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既得利益集团 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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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陈志武:未来改革要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今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再次走到了十年政治周期的节点上。与此同时,2012年的中国经济也呈现出周期性节点的特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在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外部环境恶化导致外贸增长乏力,外需型增长方式面临考验;长期经济的单兵突进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显现。   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碰撞共振,提示了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报将专访一批海内外政治、经济领域的政府智囊及学界精英,以期在更广泛的领域深入探讨中国未来改革的多项命题。   陈志武,生于1962年7月。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和经管学院访问教授。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专访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   “今后必须转变到消费驱动的发展模式,围绕老百姓民生来发展经济。”这是陈志武教授对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基本判断。但陈志武也明白,长期以来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导致中国不会以产生内需的制度改革起步,而是在不改变根本制度前提下先引进外需,由外需启动国内增长并挑战、松动既有利益格局。这样做就形成对外需的依赖而内需总缺少动力。外需带来的早期增长培植了既得利益群体,增加了进一步改革的难度。因此,未来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前提是启动以“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为目标的体制性变革。   权力金字塔结构导致分配不公   在2010年,北京平均1.7万人口就有一人进北大或清华,而湖南等省是平均30万到40万人口才有一人进这两所大学。即使同是北京人或湖南人,谁能进、谁不能进又取决于谁有“硬关系”。   行政权力太大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目前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这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行政审批权不断扩展、税费收入与财政开支失控、国进民退。   现有制度安排是民企困境的根源   《中国经营报》:当前中国最需要改革的领域有哪些?如果有排序的话,最紧迫的应该是什么?   陈志武:最需要改革的是政府权力,尤其是需要制约地方政府权力。行政权力太大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目前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这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行政审批权不断扩展、税费收入与财政开支失控、国进民退。在行政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各行业的审批要求在增加,这不仅大大增加企业和创业者的从业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且使资源更加严重地错配,不是以能力决定谁能进入一个行业,而是谁有关系谁就能进入;在征税权、收费权不受制约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在没有被问责的土地财政支持下,政府开支自然越来越高;由于政府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国有企业的特权和垄断权必然会持续膨胀,做企业开餐馆的也随时受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威胁,日子很难过了。   政府权力加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必然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看到,政府主导的经济体都偏爱投资,都以投资带动增长,包括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投资,前苏联计划经济如此,计划经济时期和现在的中国经济还是如此。在过去四年抗金融危机的特别时期,这种经济体系安排把许多结构性问题推向顶峰,不仅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空间,而且使有限的金融资本和资源过多地流向地方政府的“铁公基”项目和国企,给中国社会埋下许多后患。   近来中国经济数据继续走弱,特别是民企状况不好。一般认为是欧美经济所致,其实更重要原因有三:一是新《劳动法》以及各地不断升高的最低工资,这些愿望当然很好,但使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也压缩了就业空间;二是不受制约地增长的企业税负;三是继续强化的国进民退和行政审批障碍。在这三大因素挤压下,民企怎能有活下去的空间?所以,现在和未来的经济下行是体制所致,而不是别的。如果要改变,就必须从体制上下手,从约束政府权力开始。   《中国经营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要想走出现在的经济困境,必须撬动中小企业的活力,即实行所谓的国退民进,你的观点是什么?   陈志武:这个目标肯定是对的,现在的就业增长80%至90%都靠中小微企业,这些年的经济活力也主要来自中小企业,没有它们就难以有增长。可问题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国退民进如何才能实现?这些愿望难以实现倒不是中央没有愿望、没有决心,而是根本的制度安排造成的。只要经济由政府主导,只要国企还存在、还是国企,只要政府权力不受太多制约,民企就难有更大的空间,就必然经常性地受到挤压,就必然国进民退。过去出了“民企36条”,后来又有“民企新36条”,但结果呢?还是国进民退,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继续上升。所以,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在于国企的民有化改革。   《中国经营报》:制约中国发展内需的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国民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对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你有什么建议?   陈志武:收入分配中最大的问题是给政府那部分太高,预算内财政收入从1995到2010年增加了近10倍(去掉通胀因素后),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累计增长2倍多。那么,在社会个体之间,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恶化、财富分配恶化的第一重要因素是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太大。当什么都由行政部门、权力部门控制,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行业发展计划都由权力支配时,你有没有权力或关系就决定了你是否能发财,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也靠关系才能得到,于是,权力关系成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第一要素。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必须从这一点开始,从减少权力在机会分配中的作用开始,这是源头。否则,单纯从税法上改革只会带来更多的不公正,也会破坏经济发展的动力。   从宏观看,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是全国的权力中心;其次,省会城市是省内的最高权力中心,掌握省内的资源配置权;再往下就是地区市,是地区内的权力中心,等等。这是中国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但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机会结构: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其次是省会城市,再次是地区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少的是乡村;在医疗方面,北京是全国最好的,人均病床也最多,省会城市“第二好”,地区市“第三好”,等等;大学资源也如此,在北京的大学人均资源最高,省会城市次之,等等。   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未必是中国最高艺术中心、电影业中心、文化中心,但是在政府权力主导各类资源六十年后,中国各行各业形成了以北京为顶尖的金字塔结构,这不仅是不该有的畸形,而且给各地公民带来的机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凭什么生活在北京的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国最好,省会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省最好,包括收入机会和医疗机会?如果这些差距是自然的市场公平竞争形成的,也能接受;如果允许各地公民在北京、上海、省城、农村间自由迁徙并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与机会,那或许也能接受;但基于行政权力和政府对资源的管制而人为形成的金字塔机会结构,同时又通过户籍制度进行社群隔离,就不能接受,因为这是基于权力的强制,是一种强加在全国公民身上的不平等秩序。这种秩序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   《中国经营报》:在这方面美国的情况是怎样的?中国现有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在微观层面又会带来哪些问题?   陈志武:我对美国的情况做过详细研究,华盛顿是联邦首都,但那里的大学远非美国最好,医疗也不是全国最好,州府所在的城市不是州内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艺术和文化也更不是华盛顿或州府所在地最好。也就是说,美国跨地区的资源配置结构、收入配置结构、教育配置结构、艺术分布结构、医疗资源结构,都跟政治权力在各地的配置结构没什么关系,政治权力归政治权力,医疗归医疗,教育归教育。而之所以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有限,国家对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有限,政府对市场、教育、艺术的干预权都有限。   从微观层面看,不同群体的机会很不同,而机会的不同必然导致收入的不同、财富水平的不同。比如,能够进北大和清华,意味着从此做人上人的机会就高于别人了,在2010年,北京平均1.7万人口就有一人进北大或清华,而湖南等省是平均30万到40万人口才有一人进这两所大学。即使同是北京人或湖南人,谁能进、谁不能进又取决于谁有“硬关系”,又涉及到权力。这种入学机会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公民的收入差距。大家都知道金融业收入高,尤其是私人股权基金业致富容易,可是,不管什么背景的大学生、青年研究生都有同样机会进入这些行业找到工作,或进去创业吗?即使能进入创业,有同样机会得到同样的融资或投资机会吗?   所以,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根本性改革也离不开体制改革,离不开制约政府权力和减少政府对各类资源的管制。   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亟须体制性突破   我们必须从政府主导经济转变到由市场主导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从什么都管的状态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财产权、财富从以政府所有为主,通过民有化改革转变到以私有、民有为主。   《中国经营报》:中国未来的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哪里?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适合未来中国的?   陈志武:许多人认为进一步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其实,这种潜力是否能成为现实取决于下面四点:第一,是否能真正地减税,降低企业税负和家庭税负,这决定了人们创业发展的动力,决定了城镇化真正转为增长动力的激励;第二,是否能把农村土地私有化并让土地权有充分的资本化自由,这决定进城农民能否有发展的资本,能否有发展的基础和权利;第三,是否终止户籍制度,这决定了同为中国公民的进城农民工是否能享受到同样的城市福利和权利;第四,国企是否民有化让农民也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这决定了城镇化后的城镇居民能否得到该有的财产性收益并将资产收益带来的消费潜力转为经济增长能量。   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制约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物质供给不足、产能太少,是短缺经济,所以,那时需要靠投资、靠扩大生产解决短缺,增长就自然靠投资带动,那很正常,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是有道理的。所以,一直到这次金融危机之前,土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金融资源基本控制在政府手里,甚至连项目和行业准入也由行政部门掌握,这些都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因为这些控制权、支配权提高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为快速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好戏也有结尾的时候,到现在,是产能严重过剩了,而且是全球范围内的产能过剩,这时消费需求是主要的瓶颈口。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体制安排,今后必须转变到消费驱动的发展模式,围绕老百姓民生来发展经济。为了实现这种转型,我们必须从政府主导经济转变到由市场主导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从什么都管的状态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财产权、财富从以政府所有为主,通过民有化改革转变到以私有、民有为主。这些改革转型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前提。   《中国经营报》:十八大即将召开,对各界呼吁的政治改革的推进你有什么期待?   陈志武:政治改革已经没时间等了,再晚就迟了,十八大需要推动。在形式上,应该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同时让党内决策、政府决策透明化、阳光化,以此增加政府的公信力,避免社会管治危机的出现。在内容上,让全国人大发挥中国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尤其要使征税权、财政权都受到实质性制约,让财政全面阳光化、民主化,同时,由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对相关法律和行政部门进行问责,通过公开听证会迫使国企和各行政部门回到应该做的事情上,把它们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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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收入差距为什么在恶化

陈志武:收入差距为什么在恶化 进入专题 : 收入差距    ● 陈志武 ( 进入专栏 )       商业模式影响收入分配结构          在传统的中国、美国以及其他社会,一般人都有中等收入机会。在铁路、汽车、飞机、电话出现之前,各村、各镇基本是相互分隔的局部市场,那时没有像沃尔玛这样的连锁店集团公司,任何规模化的家电日用品生产、运输与销售都不可能实现。人工运货的距离也许可达二三十公里,但更远则体力难以支撑;即使马车和驴车可使运输距离增加,但由于没有现今宽阔的公路网,马车运输的有限容量和高额成本还是极大限制了生产规模与市场范围的扩张。因此,张三在张家镇、李四在李家镇可各办一家杂货店,但任何一家都不易办得太大,张家镇和李家镇甚至还可容纳多家杂货店。从这种意义上讲,正因为每家杂货店规模都小、需要的创业资本也不多,所以只要有创业意愿和能力,多数人都有机会筹集到所需资金、进入“企业家”阶层。     多数人有从事“小本生意”的致富机会,而且这种致富机会人人平等,对于任何良序社会都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培育并维持一个足够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或“中产阶级”的必要条件,也是收入分配不至于太离谱的重要前提。一旦中产阶级占多数,社会稳定就是自然的事情,有产者有恒心,稳定会是他们自然偏好。     在这个意义上,正因为以前开饭馆、开理发店或者种田的选择空间比较大,“创业机会”总体比较平衡,所以收入相差没有现在大。当年的地主也许真的富有,但没有几家的收入是普通百姓的几千倍、乃至几万倍。像十九世纪中国首富胡雪岩,的确超级富有,但红顶商人不代表社会中千千万万夫妻店阶层,他们是靠官商勾结,做军火以及其它跟官府相连的生意而成,或者干脆就是官商,通过贪污贿赂积累巨额财富。在官商之外的广泛社会,巨富的可能性很小,收入差距也没那么离谱。在我们的记忆中,传统社会温情脉脉,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千千万万夫妻杂货店、夫妻餐饮店,这些夫妻店是中产阶级主要的生存形式。     但是,随着交通运输与信息技术的变迁,商业和餐饮业也在经历公司化、规模化的发展过程,夫妻店快速消失。规模化零售公司的直接效果之一是消费者能以更低的价格更方便地买到物品,消费者和创业者双赢。规模化零售也给社会带来挑战,它们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从生产厂商采购,利用现代物流低成本运往各地,由于它们采购量很大,掌握进货的定价权,能把进货价压到最低,进而能大打价格战。相比之下,夫妻杂货店的规模小,它们进货没有砍价能力,只能被动地接受厂商给的价格。所以,规模化公司化零售有极强竞争优势,夫妻杂货店很难生存。于是,今天人们作“小本生意”的机会越来越少,中产阶级难以扩大。     餐饮行业也大致如此。俏江南、永和大王、麦当劳等连锁餐饮公司,因其规模优势,能把各类食物原料进货价压到最低,而夫妻餐饮店却不能。这势必造成传统夫妻店被淘汰出局,由各连锁餐饮公司取而代之。还记得《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吗?不管是武大郎开的酒店还是饭馆,都会分别被连锁酒店和连锁餐饮取代,武大郎开店实实在在地成了历史。     在许多“勉勉强强”小规模创业机会不复存在后,张三李四们当然可以挖掘其它创业机会,也可选择成为国美、华联、沃尔玛、俏江南、如家连锁酒店的职员:只要这些连锁公司的收入在增长,张三李四们的工资也能增长,只是他们不再拥有经营性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生活方式跟自己做老板也不同。     总之,零售业、餐饮业、酒店业、手工业这些传统夫妻店行业,这些年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去夫妻店化”的洗礼,由一个个大公司取而代之。社会因此失去了众多中等收入机会,更多的人被打入工薪阶层,让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出现更为严重的分化。只是这种分化不是因为资本家剥削或贪婪而来,而是企业家利用现代技术带来的便利,通过规模化经营降低了进货成本和改善了运营效率。这样,他们比传统夫妻店更能给消费者优惠的价格、好的服务和更多的商品选择。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挤掉了众多夫妻店,扩大了社会财富差距,但这是“创造性破坏”,而且其背后并没有剥削,也不一定是贪婪使然。          股市提升财富的数量级          收入差距、财富差距的扩大也跟资本市场有关,而由资本市场产生的财富差距表象对社会不是坏事,而是积极的事。为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又对比一下。在缺乏资本市场的社会里,说“张三很有钱”,意思是“张三过去赚了很多钱,并且积攒下来没花掉”,“有钱”、“财富”更多指“过去的收入”。毕竟人的生命有限,靠一代人甚至两三代人累积到最后,个人财富、家庭财富最多如前面所说,以“万两银子”计算,不会以“亿两银子”计算。     也就是说,在没有股票市场的社会里,不仅普遍显得没钱,而且即使一个创业者已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马化腾,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收获创业的果实。在过去的世界里,成功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万两银子户”、百万富翁,而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富不过三代”的诅咒会终止创业者后代的收入流。因此,没有股市的社会里,再有钱的人家也不会离谱地有钱,收入差距有限。     可是,股票市场改变了财富数量级。股市给上市公司股票定的价,从本质上是对未来的定价,是对创业者创办的企业之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贴现定价。现代公司治理让公司能脱离创始人的有限生命而永久地经营下去,使公司的寿命没有明确的上限。于是,微软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贴现值可以有2000多亿美元,盖茨20多岁时就成了亿万美元富翁。同样道理,李彦宏和马化腾都是30多岁就成为数十亿美元富翁。股市让他们不需要等几十年、几代才能实现创业的果实,而是现在就能把公司的未来变现。     以马化腾为例,从2004年到2011年,腾讯的利润分别为4.4亿、4.8亿、10.6亿、15.6亿、27.8亿、52.2亿、81亿和120亿。马化腾持有腾讯14%的股权,假如2004年至今腾讯没有在香港上市,也就是说还没办法对腾讯未来做定价。那么,马化腾的个人财富只能通过过去的收入体现,亦即大约等于过去这些年腾讯的利润总和乘以14%,也就是43.8亿元。这里,我们当然是假定即使腾讯没上市,其利润也如2004年上市后的一样,这一假定在现实中难以成立,但我们不妨以这个为基础计算马化腾的个人财富(尽管这明显是高估了)。由此知道,如果腾讯还没上市,马化腾最多只有43.8亿,这虽然也是巨大的财富,但远远低于他今天近600亿港币的个人财富,这近600亿港币的财富来源于股票市场对腾讯未来的定价。     这说明,虽然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企业与个人都有未来收入预期,但以前没有资本市场,没办法对未来收入预期做定价,也没办法把未来收入转变成今天就能算数、就能花的财富,因此,过去即使张三创业成功,有很好的未来收入预期,人们也不一定认为他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由此看到,今天有那么多亿万富翁,部分是资本市场所致,因资本市场对未来做定价而来,是资本市场量化了未来收入预期才有了那么多的亿万富翁,而不是因为企业家、资本家更贪婪或更剥削的结果。对于由资本市场带来的这种财富差距幻觉,政策和法律层面不一定需要做出反应,因为过去和现今社会都有未来收入预期,只是一个没对这些定价,另一个对此进行了定价。          挑战在哪里?          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在恶化,这是现实,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大致背景。恶化的起因很多,其中,交通运输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为全球化提供了基础,而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赢者通吃”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延伸,这样,有能力的群体成为世界佼佼者,享受前所未有的收入,集中大量财富;而规模化商业模式一方面造就一批新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将许多传统夫妻店挤出,让众多资产阶级加入工薪大军。这些因素使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往两个极端分化。     但这些因素跟贪婪、剥削没关系,政府要做的显然不是去禁止技术革新,更不是去阻挡全球化。因为抑制革新的动力、降低全球化的激励都会逆转人类社会的进程。各国政府可以做的是为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给那些在竞争中不幸运或者天生人力资本不足的人有体面生活的机会。激励上升通道、保障底层是上策。除此之外,强化教育和科研,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是应对现代经济现实的良策。在国家层面如此,在个人层面更是如此,人力资本的价值高于任何时代。     前面谈到的是全球经济现实,就中国而言,收入差距的恶化显然还有其它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因素。在中国,三座大山造成了权力关系对收入机会分配的决定作用:第一,国有资产的垄断地位,包括国有企业在重要行业的地位、国家对银行以及其它金融资源的垄断、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政府集中拥有这些资源后权力关系的价值就高,权力支持谁发展谁就能发大财,否则寸步难行;第二,各行各业都充满行政审批,行政管制无微不至,从餐饮、零售到制造业、互联网、电信、能源、金融、银行、基金等,得不到审批就无法开业或扩张;第三,征税权不受制约,名义上征税是为了转移支付、为了二次分配,但在缺乏财政透明监督的背景下,征税不仅没实现应有的转移支付,反而把更多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给形象工程提供了更多资金。这些形象工程不仅让资金错配,社会就业被抑制,还让拥有权力关系的群体得到更多超大项目。     在任何国家,政府权力都可以扭曲不同群体的收入机会。但是,当政府不垄断金融资源、企业以私有为主、征税权受到制约、行政管制不是无孔不入时,权力就不会有那么高的价值,掌握权力或接近权力的人不见得能轻易成为亿万富翁,行贿的动力不大,权力就不会是扭曲收入分配的主因。相反,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一方面是政府权力不受制约,另一方面各类资源、国民收入和审批权又都掌握在政府权力手中,那么,真的是政府想让谁成为富翁,他就能成为富翁。     在中国,“赢者通吃”也是越来越显著的现象,只是决定“赢者”的第一要素是权力关系,而不是现代技术、全球化或者规模化商业模式。即使有好的商业模式或者现代技术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如果没有权力关系,你未必能成为富翁。有意思的是,国有银行、国有资产和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权力价值的经济基础,现代商业模式使权力关系的经济价值上升几个数量级,而资本市场给权力关系变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不需要等好久,当下就能变现。因此,在规模化商业模式和现代资本市场的帮助下,三座大山造就了中国独特的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结构。     在我们思考、讨论中国收入差距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回到所谓“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到底该侧重哪一方的老框架上,而是必须看到现代经济的特征,认清新型行业在创造价值时跟传统产业的差异,否则在政策层面难以对症下药。尤其是我们不能假定“政府等于公平”,不能认为“如果你在公平与效率中选择了公平,那么在政府与市场中你就选择了政府”,而是要看政府本身是如何组织的,要看权力部门、掌权者是否受到必要的监督制约,否则,把更多资源、更多管制权给予政府,等于让权力关系在收入机会分配中起更大的决定作用。当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时,在“政府与市场”中选择给政府更多权力,只会导致更多的不公平,收入差距不降反升。所以,扭转收入差距的最重要一步是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和国有资产民有化。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收入差距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6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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