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杰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1)  | 标签: 香港 , 居港权 , 民粹主义 , 蝗虫论 , 陈云 , 周保松 , 杜婷 , 陈冠中 , 陶杰 , 黄俊邦 文：黄俊邦 陈云：“抵抗双非侵占，保卫香港城邦。划时代的香港广告。中港族群区隔的历史标记。”上图这张海报无疑是历史标记。然而，未来香港会走到什么方向？城邦自治成功保卫港人的自由民主“核心价值”？还是港人仅有的自由民主公义的“剩余价值”也给仇恨所侵蚀？ 2012年刚才开始，香港整个社会便被双非、自由行的议题占据，势头比双英埋身肉搏强不知多少倍，网站的编辑室周记连同这一篇也已经连续三篇讨论（《本土蝗虫与论战想象》及《香港人口政策，是一个空盒子，还是一个黑盒子？》）。只要有任何议题触碰到中港矛盾这个问题，关注度也会几何级上升。新民主同盟到新政府总部示威，要求修改基本法，普通一个十多人的示威游行，按常理是不会有任何回响及报导，然“修改基本法”阻截双非，触动大量市民的神经。新民主同盟的示威相片及宣传图像，在网上传阅不断。bay area在独立媒体网的反对自驾游的报导刊出，也令网站的流量比平日高出四倍。 2月1日的这则广告，是市民累积多月后的一次爆发，这次的爆发如果要找一个起点，可以说是去年的外佣居港权事件，“不支持外佣有居港权”、“泛民搞乱香港”等口号在整个区议会选举中占主导位置。安徒在《民粹主义的狂欢节》一文中对区选的形容是出现大量民粹主义术语。民粹主义精于制造敌人，区分敌我，在2月1日这则广告中则是香港人VS内地蝗虫。这种民粹主义背后当然有社会基础，孔诰烽今年一月的文章就此作了分析。然而，安徒的文章提醒我们，这种情绪以及民粹主义用语，会带来很多不可能控制的危险。“民粹主义所动员出来的本土主义便带有具批判性的人民运动的色彩，抗拒只有利于资本剥削的国际地域版图划分。但当“外来者”被窄化为“移民劳工”、“难民”、“非法移民”，以及以种族、肤色、宗教作为区分“我”/“他”、“本土”/“外来”、“侵入”/“保卫”的双方，民粹主义的敌我观和简单操作，就会迅速蜕变为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不能向上升华，就只有向下成为怨毒。” 在广告刊登之后反应两极，一方面固然更加激起港人不满内地人的情绪，另一方面也令不少港人感到冒犯、不快及羞耻。平机会表示关注这则涉及歧视的广告。广告发起者后来表示广告中站在狮子山上的乃草蜢而非蝗虫。这种诡辩本来不值一提，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民粹主义的语言／图像本来就是简化的敌我语言，它背后总是附带一连串想象及标签，绝非作者或使用者所能完全控制。陈云在面书上指，“网民骂大陆人是蝗虫的时候，没有包括胡锦涛与温家宝，没有包括刘晓波与艾未未，也没有包括通过审批申请来香港工作的大陆人，蝗虫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蝗虫一语及图像所带来的想象，正正是不可能做到上文陈云所说的细分，也正正是没有清楚的“针对性”。利用形像化、简化敌我语言，或许确如陈云所言，这才是针对专制政权，凝聚反抗力量的出路。然而，这种功利计算又令多少人在这种“蝗虫”论述之下因而受到压迫？这又真的符合“香港人”所一直提倡的民主、自由、公义等价值？ 且看三个“香港人”说话。 周保松，中大政治及行政学系助理教授，也是笔者读书时候的老师。在广告刊登当日，他写道：“今天作为香港人，我感到羞耻。请大家不要再传播那些有明显种族歧视和侮辱新移民和内地同胞的海报和言论。这是实实在在的冒犯和伤害，并已令内地同学感到不安。新移民不是蝗虫，他们是平等的香港公民，且很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每天拚命工作换取微薄收入。内地游客不是蝗虫，他们来香港观光购物，不仅推动香港经济，同时带来良性的文化交流。双非父母不是蝗虫，他们当中大多数入住私家医院，付出应付的费用，其子女根据香港法律成为香港居民。如果这个政策不妥，责任在香港政府。我们要做的，是寻求用合理的法律和行政程序解决问题，而不是歧视指责这些妈妈和婴儿。如果有极少数内地游客生活习惯和我们不同，或有不文明行为，那我们需要的尊重差异，善意劝导和公正执法，而不是将内地人标签为低人一等，然后排斥敌视羞辱他们。我们需要的，是平等尊重和包容开放。请不要将香港，这个我们深爱的城市，变成仇恨和歧视之都！” 周保松对内地客的观感，或与不少港人不符。然而，笔者希望各读者在这里一个语境去读这段status。周老师在内地出生，移民香港二十多年，在中大政政系任教多年。曾读过周老师的课的学生，也会感受到他对人文的关怀，对公平、公正价值的思考及追求。香港的大学的学术自由不断收窄，大学官僚为了赚钱，不断招收内地学生图利，我想周老师“带来良性的文化交流”一句，正是希望透过教育、互动，令内地学生甚或内地客，把一些“香港价值”带回内地。这或许是理想主义，但这不值得我们尊重吗？ 周老师言教身教了众多学生，这些不正是“蝗虫”论者最推祟的“香港人”吗？“蝗虫”这个标签，是会自我不断衍生，不断制造敌人，不断贴到不同人的身上。周老师这样的老移民如是、新移民如是。 杜婷，“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负责人，来港四年，大家到“我在中国”的网站走走（https://cochina.org/），他们办的论坛讨论乌坎、aiweiwei、地产霸权，在香港这片土地连结香港人、内地人，一同思考中国的未来。杜婷在广告刊出后的status，已经把“蝗虫”这种标签效应说得相当清楚，她说：“我一直觉得香港是我的城市，虽然我来这里不过四年。我关注天星、皇后、深水埗、菜园村，关注这个城市的每次抗争，因为我知道它和我有关。我在大陆媒体写香港，写这个城市每周日将城中公园开放给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菲佣、印佣，写这个城市在每年的那个日子数万人在维园集会，写这个城市的包容和美好。也许是我迟钝，我从未觉得自己受歧视，倒是身边的香港朋友都很nice，不过近日的蝗虫论还是让我觉得不舒服，这几日外出连讲普通话都觉得有点忐忑。” 如果大家对北大教授孔庆东指“说广东话的都是狗”感到不满、那么你能朋体会到杜婷的忐忑吗？ 陈冠中，上海出生，香港长大，现居北京的知名作家，他算是香港人？内地人？零九年出版的小说《盛世》，反思的就是威权政府、经济处于盛世下人的状态。陈冠中托友人把讯息传到网上，他说：“向任何助长族群矛盾的言论与行为说不：要抗议就去抗议香港政府，要政府拿出办法解决问题。要糟质就去糟质特首、特首候选人、港区人大政协代表，要他们表态、提案。冤有头债有主！不要欺负游客、不要羞辱外来人，以多欺少太低庄。不管甚么人，我们都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难道我们这点都不懂？我们香港人就这么容易被人煽动？族群对立除了挑起两地仇恨，还能解决甚么问题？香港若继续给族群仇视情绪绑架，我们都将成了面目狰狞的人。香港人要拒绝族群对立的思维。做个勇敢的香港人，向任何助长族群仇恨的言论与行为说不。” 陶杰也有三篇文章谈孔庆东，以及种族仇恨在西方国家作为 Hate Crime 的原因。

世界上有许多蠢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即是其中之一。 　　想知道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师，就看一看中共是如何对待大师。自1949建国大业之后，留在大陆的大师们日子就不过好起来，那怕卑躬屈节上书交心交底，也不过等来努力改造思想以观后效的批示——如美学大师朱光潜率先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哲学家冯友兰等，看风向也迫不急待公开宣布与旧的自我和旧的社会一刀两断，还痛下决心按照新社会的要求重新改造自我。但等到了1957反右、1966文革，甚至连这惶遽的日子都过不下去。比如以《二马》、《老张的哲学》闻名的小说大师老舍，就被逼得走投无路跳了未名湖；搞翻译的大师傅雷，与妻子一同悬梁上吊；拉小提琴的大师马思聪，流亡去了美国；被誉为“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的顾圣婴，则与母亲、弟弟一同自杀；戏剧界的大师言慧珠、杨宝忠，马连良，不是自杀身亡，就是被关进牛棚，监督改造；国学大师陳寅恪受尽红卫兵的欺凌与侮辱，被残酷折磨至死；同为国学大师的吴宓，在经受长期的虐待与催残后，在贫病交加在去世；考古学家陈梦家被打被侮辱被关押，说了句“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就毅然自杀；古典文献学家刘盼遂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建筑学家梁思成拯救不了北京古城墙，也同样拯救不了自己的命运，戴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含冤去世；物理学家束星北，被批为“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的反革命分子，被剥夺公职劳动管制；数学家陈景润，受不了揪斗，从三楼窗口跳下，所幸有屋沿挡了一下，保住了性命，然而没有领导的关心慰问不说，还要受造反派干将的奚落：“真不愧是个知名的数学家，连跳楼都懂得选择角度!” 　　这份死亡名单，拜当局的“英明”政策所致，还可以开得很长很多。除此之外，还有太多惨死在全国各地看守所、监狱，劳改营，流放地的无名人士。他们虽不是大师，但却是各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人才，曾经也抱着一颗赤诚的心，立意要在建设祖国的伟岸事业中发光发亮发热。可想而知，如果有机会与舞台来施展他们的抱负与才华，必然会对中国社会的文化、科技、教育、经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很可惜，一小撮人之间的权力欲，压倒了一个民族的前途。阶级斗争的噬咬本性，水泊梁山的江湖火拼，从延安的小窑洞放大到全中国，在“伟大领袖们”彼此之间心狠手辣而又残忍无情的权力斗争中，这些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沦为政治牺牲品，不是贯以“右派”之名，就是戴上“反动的资产阶级”、“猖狂向革命阵营进攻的走资派”等帽子，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要麽被直接清洗剿杀，要麽跌入社会的地窖，沦为人人可以欺压的政治贱民。大师成为大敌，人才成为人渣，比起1949未取得政权前统战拉笼知识分子的温暖面孔，贴心话语，细心关怀，其翻脸的冷酷与无情，才让你切身体验什么叫做冰火两重天。 　　总之，很奇怪的逻辑，太难见的心理，这个政权好像惟恐中国还有优秀的人才存在，惟恐中国还能传承下来点好东西，不是要发动三反五反来镇反，就是以号召人民群众举起铁扫帚来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正隔三差五地就要“折腾”一下，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例如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就被付之一炬，让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还有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对这些罄竹难书的暴行，当局非但不制止，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好得很》，以进行鼓励与肯定。并且如此觉得还不够，还要发动全国人民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强调“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次”。于是，本应进行学术研究的精力，被消耗在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本应该传道受业的专家学者，被整得家破人亡，整整几代人的创造力就这样被无所谓的浪费，所谓五千年的灿烂历史，二千多年深厚文化，在当局的手中，败得干干净净，而弥足珍贵的人才，也被集体报销，学问没有传承，文化成为断层，本是一个优秀的文化古国，却在共产主义思潮的鼓动下，直接进化成丛林社会，文化沙漠，惨绝人寰的暴行哀鸿遍野的苦难被恬不知耻地鼓吹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好笑吧？然而就在这样的惨淡历史面前，就在大师都被赶尽杀绝，摧残殆尽的现实下，居然今天还有很多人一脸困疑地来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只能感叹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心理状况与思维能力，四十年后，其残留的核辐射，仍然相当壮观。 　　中国出不了大师的另一原因，就是产生大师的环境已经完全被破坏。须知大师不是大观园里的林妹妹，可以凭空从天上掉下。要想出产大师，必须要有文化土壤的滋润，学术环境的浸染与自由的交流空间，以培养开阔的胸襟，不凡的见识与精湛的学问。比如内忧外患，军阀横行，社会动荡的民国，何以还能成为人才辈出，大师云集的年代？就是因为当年的环境，还保留着相对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高校自治的权力，以及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人情、礼节与雅量，可以任由学人去博古通今，东西兼并，而无须担忧政治高压的冲击与迫害——其实说穿了，就是还有做人做事的底线，容人容物的风范，而现在的社会环境，拜当局几十年来伟大正确光荣的治理，则早已不知道底线是什么东西，直接是把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当作社会生存的正确手段。至于现在的教育体制，则彻底沦落为以愚民为荣，反智为傲，被政治垄断扭曲异化的教育生产流水线上，批量产生的不是趋炎附势的奴才，就是自私自利的看客，连基本的独立与理性都成问题，那里还谈得上有大师的气象。所以，在这个新闻不自由，言论不自由，结社不自由，学术被党化的环境里，还装模作样地来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这个问题，不免让人感觉十足好笑了。不过，偶尔从现实的混乱中超脱出来，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来欣赏一个政党的虚伪与愚蠢，一个社会的健忘与薄凉，一个民族的狭隘与麻木，也未免不是人生的乐趣之一。毕竟，陶杰说得好，阅览中国人自我制造的悲剧，笑，而不是流泪，是一种境界。

林冠雄:从「道歉」说开去 （2012-01-03）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分析员：美经济今年料继续疲软动荡 [中国早点] 香港「乱」世而不惊 [中国政情] 广东：转型升级进行时 [地铁瘫痪] SMRT：明天开学 地铁趟次更频密 观点碰撞 林冠雄 　　拜读了陶杰君12月28日在《联合早报·言论》发表的文章《道歉比解释更真诚》之后，我也想说出我的看法。 　　陶君从中国来，在新加坡只“呆了一段时间”，在这短时间里，我想他真正要了解新加坡是不容易的。 　　要了解新加坡，至少得从52年前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后再成为独立国的那一段历史开始。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的政治斗争是非常激烈的（通过民主国会选举的机制）。一派是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派是社会主义阵营。后来信仰社会主义的在野党13位国会议员退出国会说要去进行街头斗争（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了），不想再留在国会辩论了。自此之后，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政府，得其所哉，国会少了反对者，他们就放手去大干一场强国富民的伟业。 　　有了坚强的国会阵容，政府甚至曾经说过，政府认为对人民有益的政策，即使不受人民欢迎，他们也会实行。这些政策，荦荦大者有： 　　一、教育的改制。以前新加坡有英校华校之分，改制之后，除母语一科用母语教授之外，其他科目都用英语。 　　二、关闭南洋大学。政府认为，南洋大学的毕业生出路不广，将南大关闭之后，将它和新加坡大学合并而成为了现在的国立大学。 　　三、讲华语运动。政府鼓励华人不讲方言，只讲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