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時務

文 /葉七城 剛過去的奧斯卡頒獎禮中，我特別留意最佳男主角的結果，因為看好演員的演出，對我來說是進電影院的最大樂趣，今年獲提名的最後五強均是好戲之人，結果丹尼爾·迪·路易斯憑《林肯》勝出，他的作品不多，卻是位精挑細選，像鳳凰「無寶不落」的演員，看他演林肯，雄辯滔滔，說台詞抑揚頓挫，甚有震懾力。但當私下威嚇下屬無論如何要拉夠票數通過法案時的焦躁及橫蠻，卻甚為有趣。 曾經認為自己具演戲天分，直至報讀了一些戲劇課程，學習如何運用肢體、面部表情及聲音將角色演活，方知表演不是一門簡單的學問，自問應付不來，還是乖乖地做個觀眾。 記得戲劇導師說過，當一個好演員基本條件是：四肢健全及感官正常。這沒有歧視成分，因為一個聾啞的演員，只能做聾啞的角色，像《無言的愛》（Children of a Lesser God）的 Marlee Matlin，曾奪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卻不能勝任其他類型角色。丹尼爾·迪·路易斯憑《無悔今生》（My Left Foot）演身體有殘障角色獲影帝，之後又可挺直身子，說着愛爾蘭口音的英語去演《因父之名》（Inthe Name of the Father）。 於是我看電影的時候，特別留意演員的演技，仔細欣賞他們如何處理角色。我很容易受壞演員影響對一部電影的整體觀感，他們一舉手一投足皆可掀動觀眾的情緒。反之糟糕的演員（特別是自以為演技好的）過火的演出，會拖跨整部電影。 有人說好的演員是靠天分的，但也有很多起初看來不懂演戲，因磨練的機會多了，便愈來愈有戲味。電影表演其實很取決於導演對題材的掌握，一般而言，愈講究寫實的導演，愈不需要倚賴演員的演技，太「精湛」的演技反而會破壞影片的風格。 1949年《單車竊賊》（The Bicycle Thief）的導演 Vittorio De Sica最初堅持拒絕製片方讓名演員 CaryGrant當主角，因而不得不另覓資金，最後他用了非職業演員 Lamberto Maggiorani及 Enzo Staiola演失業父親及兒子，兩人未經雕琢的演出與影片的寫實風格十分匹配，造就了這部影史經典，而 Maggiorani的樣子看來還有點像丹尼爾迪路易斯呢！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文 /黃津珏 戲曲好看，也吵。 我發現在西九大戲棚看戲，基本上不會有管理人員禁止觀眾傾談或使用手機，只要台上聲音以壓倒性姿態展現，所有人都會安靜起來。 我坐在第一排位置聽噹噹噌噌的樂器，想起馬國明老師曾問為何大戲都以高音為主，可能是因為高音折射適合室外戲棚，又可能看戲的通常年紀大，撞聾。 一、二月份還有兩個關於聽的事：九龍城自發的「週街展」與「聲音掏腰包」策劃的「聽在」，兩者都有聲音藝術出現。什麼是聲音藝術？簡單說就是關於聆聽與聽的想像。「週街展」中陳上城把巴哈大提琴組曲結合九龍城招牌式飛機升降聲音成為作品「在天上」，我也用懷舊時喜歡觸摸舊照片的舉動，在卡式帶存放區內細碎聲音製成「磁帶攝影」。曾經九龍城活得相當瘋狂，飛機升降，把你所有生活上的聲音切成片段，電視、電話、說話，聲音被聲音淹沒，人又習以為常。 加拿大作曲家、教育家、環保分子 R. Murray Schafer在三十年前提出要關注「聲境」這個概念：世界像琴一樣，音色都需要調校。注意這裏說的並非刻板的噪音分貝限制，而是我們應該以社會文化脈絡着手，再次啟動聆聽的趣味。對 Schafer而言，飛機就是九龍城的「聲音地標」(Soundmark)，消失了我們會懷念，但確實曾經擾民，這個曖昧的文化關係我們不能忽視，聲音也可以是文化保育重要一環。 Schafer 的思想與「聲音掏腰包」甚有淵源。創辦人楊陽喜愛讀Schafer，推廣「世界聆聽日」鼓勵聲音收集，邀請世界各地的聲音藝術家聚首於藝術節「聽在」——聲音裝置、即興音樂、田野錄音、聆聽工作坊。有時我們必須依賴藝術家介入，才能在習以為常的經驗面前，變得謙卑。面對John Cage 沒有聲音的作品《4’33”》，才會花四分鐘傾聽環境聲音；或看到Michael ThomasHill 在澳洲悉尼的作品《ForgottonSongs》，面對無數個空置鳥籠，想到消失的鳥，腦袋竟又會響起鳥聲。 推廣聲音藝術還是處於相當艱難的階段，楊陽說藝團Soundpocket 的中文譯名很好，好多時真的要自掏腰包。想起梁文道寫音樂著作《噪音太多》，倒覺得這個地方說話的人也很多，說與聽不能同時，在噪音面前我們才有所悟。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導致合法性、正當性與政策效率喪失的不是疊床架屋的機構設置，而是專政權力本身的自我毀滅性質，及其化公權為私利的本質特徵。沒有憲政轉型，也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行政改革。 中國兩會將完成政府和行政等序列的人事變動。目前觀察的焦點是新執政團隊將再推所謂「大部制改革」。本次的大部制與歷來的各種政策有何淵源，其理論的背景與現實的考量如何，這些都是值得予以認真討論的話題。 作為制度革新代用品的大部制 中國「大部制改革」正式啓動自朱鎔基時代，曾被看作經濟進一步市場化和 1980年代被中斷的體制改革的延續與發展：一則這是承繼中共行政主導的執政路徑；再則，小廟倂大廟的大部制改革是在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旗號下展開。然而，稽考名實，這種自我美化的話語系統完全不能說明大部制真實的動力與後果，以及其運作的內部政治邏輯。 與朱鎔基大部制構想同步的，是當局借打造所謂「航空母艦」型巨型國企浪潮。在中央層面，政經複合寡頭制度已經成型。為適應這種轉型的中國布爾什維克政經體制，向上更集中的經濟與行政權力體制必須建立起來。因此，一方面，過去掌握重工業等戰略性資源的行政部門化身為與國際資本體系完全融合的托拉斯，而另一方面，從中央到地方，伴隨一次又一次加强黨的領導之高壓呼聲，各層級上大大小小的毛氏集權的體制得以完成。大部制就是這一進程的行政體現。在這一進程中，作為口號的「服務型政府」當然是言不由衷，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簡言之，從宏觀而言，大部制只是緩解當代政治和社會體制變革，因應政權合法性與正當性危機及焦慮的代用品，而與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幾無關涉。依此觀察本次大部制動態，其可能的形式和結果並不難逆料，因為，不可能一方面加强全能全知的黨的領導，不觸動、甚至加固新斯大林體制的權力性質與運行原理，同時卻要求政企分開，這無異於拔着自己的頭髮上天。 大部制為什麽成為反改革政策？ 减少行政干預，精簡權力部門，推動政經分離和政企分開，這些措施本是有利於拓展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空間的理念，但現實情形是，大部制不僅沒有達成上述目標，反而增加了政權與民爭利的力量，也就是成了一種反改革的措置。不討論這一歷史的吊詭，則無法評論與前瞻即將進行的所謂大部制改革。 回顧過去 20年來的中國政治與社會變遷，最顯著的變化在於，1980年代以橫向和縱向分權、讓權為主要精神的改革煙消雲散，而一輪又一輪以重新集權、專權和抓權為目標的政策以改革之名大行其道。與此同步的是，80年代以知識和創業為導向的社會價值被顛覆，公務員和各種公權部門及其中的高低位置，重新成為社會最熱門和期望的職業。專政權力在獲得了新基礎之後再一次更傲慢地走上社會與歷史的前台，官場又成了一切社會物質和精神活動的重心。在這種反改革的風氣下，大部制的構想和實行，當然會展現與其聲稱的目的截然相反的面貌。 中國古人曾有「精兵簡政」的箴言，但自朱鎔基時期起（實際上可以上溯至中共形成較完整政權形式的延安時期）的行政改革，卻是走一條精兵不簡政，甚至兵未精、政更繁的路線。裁撤行政部門成了新的爭權奪利、大魚吃小魚的遊戲，比如，在交通部之外有鐵道部，國土部之外有環境與資源部，而科技部之外又有工業和信息化部，任意為之，因人成制。這些密室中的操作激烈萬端，因為背後是天文數字的財政資源和予取予求的直接權力。在更高級的行政序列中保住了自己的部門，則等於保住了部門化、諸侯化的獨享利益，而更集中的權力流動趨勢，則使得各權力系統中人以更加堅决捍衛自身的位置。如此，大部制的行政改革，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四年一輪權力與利益洗牌戰爭，今次也不會有例外。 1949年中共建政時僅有 29個部委，到 1982年開始第一次行政改革時，部委竟高達 100個，國務院直屬人員超過五萬人。何以至此？其一，領袖專政的集權模式本有因人設事，因事設官的特點；其二，由於斯大林體制本是社會粗約管理時代的事物，制度的效率低下，辦一事必設立一衙門，增加若干官僚，待機構設置起來，又出現官僚化和不做事的問題，於是，下次辦事再設立新的機構，如此疊床架屋成了制度特色。 中共素來是堅定的物質主義者，信仰所謂「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天文數字的財政預算成了無制約權力的狩獵目標。大部制具有如此顯明的向中央和各行政權力中心集權兼集財的內涵，與執政黨歷來好大喜功的土財主做派結合，廟愈倂愈大，方丈愈來愈肥，而和尚倒愈來愈多，各部門除了吃吃喝喝，忙於本部門的福利，或者潛規則搞專案搞錢，日常業務基本荒疏，成了各種萬能「臨時工」的專利。這種現狀又使整個社會的運行成本巨額增高，貪腐橫行，並且直接造成治理效率的蕩然無存，使一個經濟總量全球第二的國家奇怪地具備了若干「失敗國家」的特徵。 如此的權力戰爭在地方層級也有嚴重的後果。作為單一制國家，中國地方政制無外乎中央政治的機械縮小版本，並無任何因地制宜的特色。中央以集權和吸金的模式改變行政機構，地方則自動會有樣學樣。這也導致地方的權力性質和行使更具有殘暴的特色，如此，又增加社會對政權的憎惡，摧毀政權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基礎，由此激發新一輪加強權力的狂熱。 大部制或行政改革是當代中國政治體制閉環的一個環節，這是其不能成功和不能產生正面社會效益的根本原因。 行政改革前提在憲政轉型 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制與行政職能部門設定，行政當局本身並無任何自行方便的權力。說到底，這種事關國家政治頂層設計的制度化塑造與改進，都應該由代議的最高立法機構主導，並通過憲政修改以實現之。說到底，制度的設定和修改本是嚴格意義上的社會契約形式。但在中國特色的專政體制之內，名義上的行政、立法及司法等權力本是「一氣化三清」式的同一之物，與憲政共和的精神格格不入。所以中國社會欲求權責相當、依法行政的政制，必須以實現憲政轉型為前提。 沒有憲政和憲政保障的普遍法治，就不會有民選政治與權力受有效監督的施政行為，不會有真正服務型的小政府，當然也不會有真正的財政民主，以權力及其附帶利益為目標的體制也就沒有任何根除與革新的可能。當代中國首先需要變革的是憲政的新政治意識，新國體和政體意識，而不是部門的胡亂設置變化。縱觀前蘇聯與中國自身的制度實踐，編制和財政上的自我擴張本是其固有特點。因為專政體制塑造利益與社會公眾對立的新階級，這種新階級存在的前提本是毫不留情的社會奴役與掠奪。這是 20世紀世界政治史的常識。 一邊要求執政合法性與正當性問題的解决，一邊卻視憲政為災難，這是執政黨舉凡立法、司法與行政等諸領域的措置每每適得其反的根本原因。無論從世界近現代以來的政治歷史觀察，還是從二戰前後蘇聯等意識形態極權國家的歷史教訓看，人們都不難發現，實現行政改革，在合法和正當的基礎上提供公共决策與執行的效率，必須以憲政政治下社會與人民對國家權力的複合監督制度為基礎。導致合法性、正當性與政策效率喪失的不是作為結果的、疊床架屋的機構設置，而是專政權力本身的自我毀滅的性質，及其化公權為私利的本質特徵。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憲政轉型，也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行政改革，因為改革會淪入既無法理基礎，也無真實目標的虛無境地。 環顧現實中國，以行政當局之名和之手操作的公共决策，可謂蠢招疊現，人神共憤。舉凡立法、徵稅，天文數字的預算和决算，以及國際和國內投資，其决策之黑箱，其計劃與執行之蠻橫，其權責之無監督、無追究，空前絕後。在如此現實經驗下，幻想通過新領導團隊拆廟倂廟，就能造成適合真正市場經濟與市民社會需要的現代國家行政，這本是不切實際的自我欺騙。相反，當執政者不敢、不願也不許談論基本的政治變革之際，他們的行政改革也只能是既不治標也不治本的虛假花槍，而欲以這種自欺欺人的行政改革來做憲政轉型的代用品，當然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兩會時間，這被人稱為「花瓶」、「橡皮圖章」的機構，能否真正扮演其功能，為調解社會矛盾，再造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重建國家的合法性做出貢獻？在這個歷史大變動的時代，在筆者看來，這遠甚於那些人事變動，更應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八九運動前，鑒於當時的危機氛圍，北京的一些朋友曾提出：將社會衝突從街道引向大會堂，意在通過人大政協的改革，使其成為真正的民意代議機構，更好地調節社會矛盾，為改革開闢新途，以避免大規模的社會危機。 遺憾的是，這些善意和負責任的提法因各種原因尤其是一些領導人迷信一黨專政，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中國終於付出一場慘痛的代價，執政黨也由此喪失一次與社會良性互動、再造新生的機緣。而提出這些看法的朋友，在稍後的事件中也大多數鋃鐺入獄。 二十多年中，鑒於八九期間曾有人試圖通過召開人大緊急常委會以憲法規定的方式解决危機的嘗試，官方對人大政協等機構的控制有增無减，更加精細，生怕在這合法性缺失的時代，一有不慎，這些機構中會冒出對黨的不利的聲音和决定。兩會也因此愈發成為人們嘲笑的對象，權威盡失。而其成員的組成，日益偏狹，成為一些與權力系統關係高度密切的精英們的交往消遣俱樂部，與社會徹底脫節。只要看看每年兩會時那强大的保安措施就知道，所謂的代表們究竟是代表何人，與民眾的距離有多遠。 問題是，二十多年來雖沒出現像八九那樣大規模的街頭運動，並不是說當年這個提法就失去其意義。相反，隨着近些年社會矛盾的激化，這個提法比任何時候都更具現實性和緊迫性。 這些年之所以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街頭運動，很簡單，一是鎮壓，二是收買，靠經濟增長收買人心，所謂「胡蘿蔔加大棒」是也。但筆者多年來均提及，這種國家主導，精英參與的典型的威權發展模式，由於沒有平衡和監督，也就很難避免國家權力向權貴階層的嚴重傾斜，造成大規模貪腐，利益集團尾大不掉，形成新的合法性危機的局面。而這個危機又是從先前應對危機的藥方——發展經濟——裏衍生而來。 所以，還指望靠經濟買穩定，用治胃病的藥治肝癌是决然不行的。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政治的問題要靠政治來解决，而不是那種胡錦濤式的「看見問題繞着走」的治國方式以及短線維穩所能消解的。 因此，如何在政治領域展開必要的改革，賦予各階層一種利益表達和調節相互之間矛盾的機制，在風暴驟起之前將街頭可能發生的衝突引向大會堂，避免再經歷一場大的動蕩，這是負責任的領導人所必須考慮的。其中，修憲，改革現有選舉機制，讓兩會成為真正的具有合法性和代表性的代議制度，可能就是一個現實的改革途徑。 誰都知道，在毛時代，雖然有那麽多各級工農兵代表，但實際的權力從來也不是什麽工農兵運作的，政策也很難說是符合工農利益的，但那種象徵性的政治存在，配合以意識形態的說辭，還是讓這些階層感到某種心理平衡。今天，既沒有工會、農會捍衛其利益，又沒有現代的法治系統做司法救濟，一些階層權益嚴重受損，成為真正的「弱勢群體」——這詞匯的出現已很能說明問題。在這些階層中出現那種對毛時代的懷舊也就不令人意外。靠「三個代表」、「和諧社會」之類含混不清的提法是無法應對這種局面的——如何達成和諧？「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怎樣定義「最廣大」？那在「最廣大」（不是全部）之外者的利益由誰來代表？「最廣大人民」之內的利益衝突又如何協調？全靠一黨代表？ 現代代議制是因需要調節各種日漸分化的階層利益、因主權在民的理念而產生。兩會制度說到底是借鑒這些制度，形式上試圖展現同樣的理念，但結果是徒有其表，沒有其「裏」、其「實」，也形同虛設：一黨、一人或數人的决斷代替一切，造成階層間，社會與國家間的各種矛盾無法得到制度性的表達。一股暴戾之氣在醞釀，一種激烈衝突的能量在積蓄。繼續抱着那種不照抄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調拒絕實現一種真正的代議制，那等待我們的就只會是必將出現於街道上的衝突。 談一個往事結尾：1993年夏，筆者受邀赴台參加陸委會舉辦的一個硏討會。時任海基會副秘書長的石齊平先生邀宴當時與會的幾位大陸和海外人士。席間，社科院台硏所的一位副所長，冷嘲熱諷台灣民主不佳，議會打架，筆者當即表示：「議會裏打也比把坦克開到大街上動機槍打要好吧？」一時眾人啞言。事實上，當時台灣議會的打架，多屬作秀，與台灣的選舉、選區制和一些族群意識有關，二十年過去，歷經許多風波，台灣街道上沒動武，立法院裏的架也愈來愈少見，社會更趨平和。這一切，沒有借鑒意義嗎？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民眾有理由對那些道貌岸然的歌功頌德、大話吹噓和道德說教感到憤怒，也有理由厭惡和嘲笑令他們苦澀、壓抑、弱智和渺小的僞善，不只是李家的僞善，還是一種更大的、以李家為象徵的僞善。 2013年2月，發生在北京的一起輪姦案受到了民眾的高度關注。網絡上的許多議論都涉及時下老百姓痛恨的特權階層腐敗、跋扈和僞善。涉嫌輪姦的當事人之一是李天一，其父李雙江以一曲《紅星照我去戰鬥》聞名，是一位文職將軍。一年多以前，李天一就因尋釁滋事罪被收容教養一年，這次又涉嫌輪姦，成為一名「慣犯」。放在美國，他可能被人叫做「壞種」（bad seed），也就是天生惡劣，難以教育的不良少年。 2010年，美國臨床心理學家弗里德曼教授（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