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時務

中國目前的政治治理狀態表明，它還未達到一個正常國家的水準。 按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的說法，國家治理的進化在歷史上表現為三個形態，即國家建構、法治的政府和負責制（可問責）的政府。這是從政府的治理能力、法治秩序和憲政民主三個視角來進行觀察的。福山關於國家進化的譜系似乎完全是為了適應對中國歷史的解釋而設計的。按照這個譜系來看，中國目前顯然還未達到法治國家的階段，更不用說達到憲政民主階段，可問責的政府對中國而言還是一個遠期目標。 正常國家是國家治理底線 福山的國家治理進化標準能否對應於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或者說，它能否有效地解釋中國的制度進化和變遷？我認為還需要進一步擴展視野，至少要對中國當下的國家治理狀態作出準確判斷。按照中國現有各級政府的治理模式來看，在福山的國家進化譜系之外，顯然還必須建立起一個正常國家的標準，用來分析或估量中國現有的政府治理水準。也就是說，中國目前不僅尚未達到法治國家的水準，它甚至還未達到正常國家的水準。 一個不是法治或憲政的國家，可以是一個正常國家。正常國家的治理標準是：按照習俗的、人倫的、道德的、習慣法的尺度來進行國家秩序建設和國家管理。中國晚清終結以前的社會狀態，不管是在封建制的制度安排下還是在帝制的制度安排下，國家和社會治理大致是在道德的、習俗的、宗法的或血緣的原則指導下進行，這是國家權力及其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基礎，同時也是社會建構人倫秩序的基礎。中國的歷史經驗表明，在法治的和憲政的國家之外，德治的國家是可能的。 以西周封建制為母本所設想的「三代之治」，在儒家的知識和想像中，一直被置於理想之治的地位。孔子以此為春秋大義，以待後王。西周封建制，本質上是一個二元的或多元的權力體系，是橫向的權力配置，是周天子和姬姓諸侯為主體的共治結構，國家權力分配及其治理是基於宗法制和嫡長子繼承制，即宗族血緣的泛化和政治化，是宗統和法統的統一。 為保證宗族統治的合法性，周公製禮作樂，以德治為標準，以教化為手段，約束天子及各級諸侯的治理行為，促使政治運行符合天意和民意。這種權力分配及其治理結構，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憲政和法治（秋風的儒家憲政說顯然是現代解讀），但的確具有前憲政的要素，具有極高的德治水平。孔子讚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可謂名至實歸。西周延祚近四百年，加上東周延續近八百年，是西周封建制正常運行的結果。可以這麽說，西周是一個德治的國家，也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東周自春秋以降，封建制開始全面潰敗，用明末思想大家顧炎武的話說，從《春秋》終篇至「六國稱王」的一百三十餘年間，禮信盡廢，不宗周王，不言氏族，不聞詩書，「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可謂禮崩樂壞。東周從此成為不正常的國家：周王室日趨衰落，諸侯競相爭霸，出現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陪臣執國命」的政治格局和「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的社會現象。秦始皇武力統一中國，正式終結封建制，開創中央集權專制統治，其後經劉邦立漢、「文景之治」，至漢武時期，中國從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權專制制度的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遷基本臻於完成，中國從此進入了帝制時期，即中央集權專制主義時代。我的概括是，秦漢為第一帝國，隋唐為第二帝國，宋元明清為第三帝國，實質都是一元的權力結構，是權力的縱向垂直配置，是權力的上移和集中，是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統一。 對於中央集權專制下的國家治理，自漢武獨尊儒術以來，儒者即不遺餘力地為此操勞，可謂費盡心機。董仲舒是希望以孔子奠定的春秋之道為漢代改制更化立法，主要是從天命觀和道德教化兩方面設置對天子專制治理進行有限的約束。同時，漢儒以「天譴論」和「災異說」的方式建立起一個道德化威懾系統，通過設置「天」的普遍威權及其神秘主義的詮釋（讖緯學）來約束帝國統治者的政治行為。用晚清學者皮錫瑞的話來說：「當時儒者以為人主至尊，無所畏憚，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失德者猶如恐懼修省」。 儒者的這些做法，現在看起來好像都是一些無用功，或僅僅是為無所約束的皇帝塗脂抹粉，其實並不儘然。儒者的道德教化對帝國不同時期各級統治者的心理「淨化」和威懾作用是深刻和深遠的。宋代理學興起，以二程（程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大儒轉向內在超越的思考，試圖規劃出「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本路徑，通過「內聖外王」，實現國家仁政和善治。 儒者對統治者的內在教化是否能夠從根本上約束他們的行為？這從董仲舒起就是一個無法肯定的問題。朱熹很清楚，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下。到了明末，黃宗羲認為，君主「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從根本上否定了君主專制的合法性。到了譚嗣同，說得更徹底：「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直擊要害，說破真相。 按照現代政治標準，中國歷史上的中央集權專制既無民主，又無法治，更無思想自由，沒有任何合法性和正當性，必須打倒。但是，應該看到的是，儒學延續不絕的道德教化傳統對中國長時期保持一個正常國家，還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科舉制、文官制和鄉紳自治，均是儒學發揮實際作用的有效制度安排。正是在這些制度安排下，中國總體上形成了一個德治國家的形象，形成了社會正常的人倫秩序、差序格局和道德約束。 兩千年來，中國是一個當之無愧的文明國家，一個注重教化的國家，一個在既定制度下能够正常發展的國家。這就是說，正常國家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常態，是千百年來國家治理的底線。 威權國家治理的反常狀態 晚清統治的崩潰，標誌着中國帝制時代的終結。辛亥革命開闢了新的政治局面，以憲政民主的形式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在新的政治形式下，人們並沒有看到一個有別於帝制的權力構成，那些輪番登場的政治人物，以總統或主席的身分君臨天下，掌握着比以前皇帝更大的權力。從袁世凱起，中國陷入軍閥混戰、地方割據、國共之爭，爭奪國家權力的各派勢力，不管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地方軍閥，都信奉武力制勝，最後是共產黨通過持續不懈的武裝鬥爭贏得全國政權，毛澤東由此成為人民的「大救星」。 共產黨說，這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從當時的情況看，的確如此。武王伐紂，勝之於德，取之於民。共產黨的勝利也是基於相同的道理。沒有人民的支持，沒有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它絕無可能奪取國家政權。 共產黨執政，佔盡天時地利人和，人民額手稱慶，民主黨派心服口服，毛澤東享有無可匹敵的巨大威望，合法性無可置疑。在此千古難逢時機，共產黨理應兌現它在延安時期的莊嚴承諾，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如一時無法兌現，尚需對人民進行必要訓政，也應建立法治秩序，培養良善的政治倫理，實現國家的正常治理。然而事與願違，建國僅僅幾年，中國便陷入在混亂的不正常的治理秩序之中。從 1957年反右開始，以階級鬥爭為綱，大抓無產階級專政，政治運動持續不斷，歷史上聞所未聞的各種反常事件此起彼伏。全民大煉鋼鐵，大放衛星，畝產萬斤稻梁，科學家錢學森居然公開著文支援。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完全是人禍，是執政黨極不正常治理的後果。餓死三千萬人，尸骨遍野，人相食，此情此景，中國歷史少見，世界歷史少見。 「三年自然災害」之後，文革持續十年，不僅有限的法治秩序蕩然無存，而且黨內的基本政治倫理、社會、家庭的基本人倫關係，均被破壞殆盡。國家治理混亂，社會失序，經濟瀕臨破產。執政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對此有深刻的總結：「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是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明確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什麽是好的制度？就是民主和法治，用鄧小平的話說：「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在黨章和黨紀面前人人平等。」惟其如此，國家治理才能進入正常軌道。 上世紀 80年代開始的改革，儘管始終處在路徑不明、試驗探索的狀態，但是在總的方向上，是力求按照鄧小平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精神，將國家和社會治理納入民主和法治的軌道。在執政黨十三大會議上，明確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認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過程，應該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過程，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明確地把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作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性文件，並且制定出「黨政分開」、「進一步下放權力」、「改革政府工作機構」、「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等七項重大改革措施。 應當說，如果按照這七項改革措施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同時按十三大要求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中國將毫無疑問地進入到正常國家的行列，完成法治國家的建設任務，為實現向憲政國家的轉型創造條件。但是，遺憾的是，政治體制改革進程並未按十三大所設想的那樣如期進行，反而是在一場巨大風波之後戛然而止，由此為近二十年來持續存在的國家不正常治理狀態埋下了巨大隱患。 經濟繁榮下的維穩式治理弊端 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來，中國明確實行市場化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對外開放，積極培育民營經濟，加入世貿組織，利用政府和市場的雙重動力，迅速推動經濟轉型和發展，取得了令全世界矚目的驚人成績，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似乎指日可待。然而，正是在經濟繁榮的表像下，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所導致的制度性弊端被長期掩蓋起來，政治體制改革本來要着力實施的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精簡機構、選撥人才、社會協商對話和建設民主法治制度，均無任何實際進展；以致進一步加劇了黨政不分、權力日趨龐大集中、機構臃腫、幹部素質惡化、官民對立嚴重和民主法治大倒退等種種痼疾。不受約束的權力和不受節制的資本勾結在一起，形成了當前所有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總根源，即權貴資本主義。 在權貴資本主義的邏輯下，中國的國家治理和社會秩序，既不是法治的，也不是憲政的，甚至也不是正常的。不正常的主要表現是，各級政府的治理不僅屢屢違背法律、違背憲政原則，而且違背道德、違背人倫精神，在諸多方面均一再突破了人類文明底線。 近年來，中國社會發生的諸多事情，在一個正常國度裏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比如，一個政治局委員，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所作所為，明顯違背公義和法律，居然能同時引來高層和民粹的一片喝彩；一個市委書記的夫人，指使尊享副部級別的公安局長如同指使家丁一般，密謀策劃各種殺人方案，以莫須有的理由親手鴆殺曾經親密無間的外國男友，居然被警方高官掩蓋的天衣無縫；一個公安局長平時道貌岸然，正氣凌然，以正義化身和反美英雄自居，居然在關鍵時刻叛逃到美國領館尋求庇護；一個草根青年身穿「不自由毋寧死」的 T恤，在網路上發聲批評政府的反常行為，居然被强行勞教。這類匪夷所思的現象並非重慶一地所有，在中國可謂比比皆是。公民的一個正常上訪、一個向總理的下跪、一個對不法拆遷的抗拒，一個對兒子的探視，居然隨時會被公權力剝奪自由。一個地方政府在人間大肆拆遷還不甘休，居然拆到了陰間，大規模推行「平墳」運動，讓沉睡地下的先人靈魂都不得安寧。 這些極其反常的人和事，表明中國已經全面喪失了制度約束、法律約束和道德約束，從國家到社會均陷入在全面潰敗狀態。因為缺失這三重約束，中國現有的制度安排及其治理，在權力和資本的雙重腐蝕下，不僅不能有效約束國家權力及其官員，更不能以德垂範社會，實行社會正常治理。 以和諧、穩定為目的的維穩體制，脫離了憲政的、法治的和道德的方式，只能迷信暴力和金錢，以强制和收買兩種方式交替進行，不擇手段地强行壓制社會矛盾，無視公民的正常訴求和權利。這種維穩式治理的結果是：官民對立情緒日趨嚴重，社會怨聲載道，暴戾之氣泛起，社會矛盾沒有從根本上被化解，反而是進一步被激化，為釀成更大的社會危機和衝突製造了起因。 不是法治、憲政的國家，對於中國這個有着長期帝制傳統的國家來說，是一個可以理解的事情。從孫中山主張軍政、訓政和憲政以來，中國國民對於何時達到法治和憲政的國家是有心理等待的預期，並不指望在較短的歷史時間裏全面建構起法治的和憲政的政治秩序。但是對於建設一個正常國家，應是國民的基本要求，是國家建構的底線，是執政者應當完成的一項基本任務。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何以取信於民？何以維持自己統治的合法性？ 建設正常國家的現代路徑 一個缺失法治和憲政的國家，再加上缺失道德約束，那無疑就是這個國家的災難。如何建設正常國家，是中國當前面臨的迫切問題。 中國歷史上不正常的國家治理，一般均發生在一個朝代的「亂世」或「末世」，其標誌是，統治者荒淫無耻，宦官外戚專政，社會民不聊生，危機四伏。由於統治者的腐敗無能，統治機構自身已經完全喪失了自我改制更化的能力，既無拿自己開刀斷臂求生的勇氣，又無集合天下賢人廣求治國良策的智慧，其統治已無法繼續維持下去，只能在人民揭竿而起中坐以待斃，被新的統治者取而代之。清朝末世統治者，在內外交困之際，曾有立憲開設國會打算，亦有機會主動完成憲政轉型，但是囿於皇族權力和利益，關鍵時刻不能作出正確抉擇，最後還是不能避免被革命推翻的命運。可見，在傳統的制度條件下，國家治理的非正常狀態只能通過暴力征誅和改朝換代的方式得以終結。 中國當前正處所謂「盛世」，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國家財富和國民財富同時大幅增長，經濟的飛速發展使社會各個階層程度不同地受益，中華民族似乎已進入一個「中興」時代。在「盛世」中，建設正常國家的路徑，顯然可以避免暴力革命和推倒重來的命運，但是，這要取决於執政者能否實行一條切實可行的、符合人民意願和歷史潮流的改革路徑。從根本上說，是能不能按鄧小平所說的那樣，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進行徹底改革。 在沒有憲政的和法治的傳統政治時代，建設正常國家的唯一途徑是以德治國，用道德來約束統治者的行為，規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在現代政治條件下，以德治國已不能成為政治建構的核心，道德的「軟約束」不足以從根本上約束執政者的政治行為，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依法治國和依憲治國。法治的政治秩序，以法律為最高準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一切權利受法律保護。而憲政的政治秩序，是人民通過憲法所規定的程序，自主選舉產生國家最高權力，授權委託國家官員進行國家和社會治理，對國家權力及其官員行使直接和間接的監督權，同時享有最廣泛的社會自治權。簡言之，法治的核心是保護人民的權利，憲政的核心是實現人民的權力。只有在法治的和憲政的政治秩序中，國家和社會才能得到正常治理，人民才能過上正常的生活，良善的道德才能發揮出有效的整合作用。 政治體制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主要針對的就是傳統體制中法治化和民主化的缺失。當前的所有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總的根源就是來自於國家核心權力配置缺乏正當的程序和人民的實質授權，權力運行缺乏根本性的制衡機制，憲法缺乏真正的權威和實施條件，司法缺乏獨立的和公正的制度保障。人民的各項權利不能得到合法保護，人民的最高權力不能得到有效實現，人民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均不能正常進行。在這樣的情况下，國家怎麽能够正常治理？社會怎麽能够有效整合？ 國家無道，社會必然無序，歷史上暴政和暴力的交替迴圈，引發無數朝代的血腥更換，形成興亡治亂的周期律。其實，擺脫這個周期律的答案共產黨人早在延安時期就有了，這就是毛澤東對黃炎培所說的：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編者按：此文為徐友漁「文革反思」系列之三，系列之一、之二請見本刊第38、39期） 在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和硏究中，最重要、最困難的問題莫過於「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革」？對這個問題的任何解答都避免不了不確定性和冒險性，因為這涉及到毛澤東的真實動機，由於毛對此秘而不宣，所有的猜測都缺乏證據，如果想從毛本人和毛派宣傳機器的闡述中得出結論，那麽一定存在上當受騙的可能性。 我們只能根據一些重要事實、與文革相關的歷史、社會條件，以及毛澤東的一貫做法和思路進行分析和推斷。 對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革這個問題，回答大致有三種。 一種認為文革起源於毛澤東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官僚的路線和政策分歧。毛不能聽任修正主義者把中國帶向背離革命初衷的資本主義，决心發動文革打倒這些人，撥正革命的航向。與此類似的解釋包括出於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想和繼續革命的决心。有人相信「防修反修」的說法，認為由於修正主義的根子在人們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一代新人。富勒爾（Victor C. Funnell）認為文革產生的原因是毛澤東極為敵視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明顯的社會分化，毛擔心如果聽任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差別愈來愈大，最後黨就會失去和群眾聯繫。 第二種則從權力鬥爭的角度來分析文革的起因。西蒙·勒斯（Simon Leys）在其著作《主席的新衣：毛與文化革命》中認為： 「『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稱，毫無革命可言，除了當初計謀上的藉口，毫無文化可言，這是高層一小撮人之間在虛構的群眾運動的煙幕之後進行的權力鬥爭。毛大權旁落，正是為了重新獲得權力，他發動了文革。」 持類似觀點的格爾曼（Harry Gelman）說，毛澤東發現黨內從上到下都對他不忠實，因此決定清洗。他還要通過運動來製造一種嚴峻氣氛，使黨內决不存在反對派，大家都對他頂禮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後，黨也要可靠地實施他的革命藍圖。 較多的人持第三種解釋，認為意識形態、政策分歧與權力鬥爭交織在一起。兩位杜特（Garg Dutt & V.P. Dutt）所著的《中國的文革》指出，文革中發生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國家也是這樣。當國家面臨緊迫問題時，領導人之間對於採取什麽政策肯定有分歧，而分歧往往發展為尖銳而不可調和，因為這常常和個人尊嚴與權力密切相關。如果領導人意志堅强、固執己見，或者以自我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麽上層領導就會分裂。中國人熟知的文革硏究者麥克·法夸爾（Mac Farquhar）的觀點也屬於這一類。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詳盡分析了自 1956年之後，特別是大躍進失敗之後中共最高層的政策分歧，說明這種分歧不可避免要導致權力鬥爭。 我的看法與第三種解釋相近。雖然中共七大後，毛澤東和劉少奇成了政治上的搭檔，劉被確立為毛的助手和接班人，但在剛奪得政權後兩人就發生了分歧。劉要鞏固和發展新民主主義，毛則毀棄公開宣布過的政治綱領，急於過渡到社會主義改造。毛對劉非常不滿，早早就產生了換馬的念頭，只不過高崗把毛交付的事情辦壞了，劉才繼續在位。而劉少奇收拾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留下 的爛攤子相當成功，毛感到憂慮和大權旁落，並懷疑劉在他死後（甚至生前）要對他作赫魯曉夫反斯大林那樣的報告，毛發動文革來將劉鏟除。 這個觀點在趙家梁（高崗的秘書和高崗管教工作組組長）所著《高崗在北京》一書中得到證實。趙說：「早在建國初期，毛澤東與劉少奇關於建國方略的意見分歧日深，因而產生不滿，並開始考慮新的助手和接班人。」該書還披露說，毛讓高崗親自去查閱東北的敵偽檔案，了解 20年代劉少奇被捕後的表現。文革中加給劉少奇的罪名是「叛徒、內奸、工賊」，而材料的搜集和準備在 10多年前就已開始，毛的深謀遠慮真是了不得。 毛把劉視為黨內高層中睡在自己身旁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說來話長。 斯大林死後，毛認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頭號領袖的交椅該輪到他來坐了。從個人經歷、威望，在本國革命中的領導作用等方面看，毛比起蘇聯新領袖赫魯曉夫的確不在話下，唯一的問題是比經濟實力，中國遠不如蘇聯。於是毛發動了大躍進，表面上是要趕超英國，實際上是要在經濟上與蘇聯並駕齊驅。大躍進以慘敗告終，彭德懷提出意見被毛當成是向自己的地位和權威挑戰，就像赫魯曉夫挑戰斯大林的權威一樣。1962年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的務實路線得到黨內多數認可，這時彭德懷寫長信請求審查自己的問題。劉少奇說了一些對彭德懷有利的話，毛於是把劉少奇也當成赫魯曉夫，認定他要為彭德懷翻案。毛發動文革，就是要先發制人，除掉有可能清算自己錯誤的所謂「正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 以上觀點，早在 1967年由弗朗茨·邁克爾（Franz Michael）在其硏究文革的「權力之爭」一文中提出。前《人民日報》副主編，一度深得毛澤東欣賞的王若水在 1996年為紀念文革發動 30周年而發表的「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革？」文章中，也作了相同的表述。 以上解釋了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的主觀動機，但還需要解釋的是，為什麽毛不採用慣常的黨內鬥爭的方法，宣布劉少奇是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或修正主義、機會主義頭子，撤銷他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呢？ 毛之所以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不通過慣常的黨內鬥爭方式和組織手段剝奪劉的權力，是因為他在組織上未見得佔優勢。由於毛發動的大躍進遭到慘敗，劉少奇等人的經濟調整方針大見成效，劉和其同僚在黨組織中的權力愈來愈大，毛不能通過諸如政治局會議，中央全會和黨代會把劉幹掉。這也是自 1956年中共八大後，毛遲遲不召開九大的原因（按照黨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應 5年一次）。相反，劉正是利用正常的組織手段和運作程式逐漸侵蝕毛的權力。 仔細分析一下毛、劉之間的交鋒，可以發現，毛依仗他在歷史上形成的權威，當與劉發生分歧和鬥爭時，在正式場合下佔上風是不難的。但劉也有對應之計，他退避三舍，表面認輸，在路線和方針上屈服而盡力維護自己的地位和隊伍，然後重振旗鼓、捲土重來。劉可以輕易地、違心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可以降職，但有東山再起的可能。在中共黨內鬥爭中，什麽「甄別」、「糾偏」、「平反」之類的事屢見不鮮，而毛利用組織手段整劉，充其量以撤職了事，他若要將劉「鬥倒鬥臭」，徹底打倒，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只能採取另外的方式。 黨內鬥爭的經驗還表明，通過上層鬥爭，毛只能清洗個別政治對手，而不能刷掉一大批人。當毛發動文革時，他年事已高，不會有太多的時間清洗劉少奇大大小小的餘黨，自上而下的奪權對他是太費時間了。正如他在1967年2月3日對阿爾巴尼亞的來訪者卡博和巴廬庫所說的那樣，他以前只是解决個別問題，個別人，這不解决根本問題，文革是他找到的一種新方式，自下而上地進行公開、全面的鬥爭。也正如伯雷漢所斷言的：「毛對於從上而下地對黨作清洗的結果不滿意，他鍛造了新的武器——紅衛兵，以進行自下而上的清洗。」 從個人氣質和革命鬥爭經驗方面看，毛比劉更喜好和善於利用大規模群眾鬥爭這種形式，他是「個人魅力型」領袖。毛天性討厭官僚體制，反對秩序，喜歡打破常規的無序狀况。他最喜歡用來刻劃自己性格的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善於製造天下大亂，在混亂中駕馭群眾，利用局勢。毛雖然因退居二線而在組織方面佔下風，但由於歷史原因，由於自 50年代後期起黨內愈來愈厲害的個人崇拜風氣和家長制傾向，毛的個人份量是劉遠遠不及的。毛在不能透過黨的官僚體制貫徹意志時，可以直接訴諸於群眾，利用計謀獲得人民的廣泛、狂熱支持。在群眾運動中，他輕鬆自如、左右逢源，而劉像個力不從心的救火隊員，最後引火焚身。在徹底拋棄了黨章國法，砸爛各級黨組織後，劉像晾在岸上的魚，任毛擺佈。 劉少奇的最終結局不僅是失去權力、被剝奪職位，而且是被整死，這才是徹底除掉了毛澤東的心腹大患。常規的黨內鬥爭做不到這一點，只有在混亂的運動狀態中才做得到。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台灣人民對於中國大陸的內部發展基本上是冷感的，這出於很多原因：首先，這是民主社會的本質：人民關心最多的是與自身關係直接的，並有能力介入的事務；其次，國民黨多年來對於中國大陸的妖魔化以及所秉持的排拒政策也促成了大家對大陸事務長期的距離感；第三，近20 年來，兩岸關係解凍之後，先後執政的國、民兩黨對於中國大陸的政策雖南轅北轍，卻是同樣不切實際，也使人民頗感無力，不如漠然。 但大陸當局過去20 年對於台灣所採取的手法卻似乎相當見效，基本上是經濟上收買利誘，政治上欺騙耍賴。這兩條簡單的政策在台灣這個工商社會原本存在的功利與懦弱性格基礎之上，慢慢發酵，毒化、腐化並弱化着台灣對於中國大陸專制邪惡本質的防線。 收買利誘首先針對台商。商人性格使得他們成為台灣最早淪陷於大陸專制淫威之下的受害者，繼而成為幫兇。早在2005 年，當許文龍被迫發表反台獨言論時，我就曾著文疾呼：「我們之中的一個人，被專制的大陸政府脅迫成功了！」 這些年，台商在台灣選舉時發揮的影響不能不說是大陸經濟利誘政策的成功；隨着兩岸關係日近，大陸政府派各省來台灣投資及經貿合作都是這種政策的延續和發展，也在發揮着吾爾開希1989 年天安門學生運動主要領導人，流亡海外民主運動人士。在台灣居住16 年，為台灣政治評論人很大作用。 而政治上的欺騙主要是針對包括親民黨、新黨兩黨在內的國民黨陣營。大陸涉台官員可能是整個中共體制之中講話最具欺騙性，聽起來最大膽的了。他們言辭誠懇而理性，也會說出比共黨八股聽起來開放得多的言論。但他們的說法不代表中共當局對台政策的底線。在兩岸走上談判桌之前，所有的可能性他們都敢說，反正不必買單，更何况他們的工作就是獲取台灣的好感與信任。 一些頭腦僵化的老國民黨人，在台灣日漸本土化的現實中不斷感到孤立，不思反省，卻一味將責任歸咎於台獨，並在大陸找到同樣痛恨台獨的共產黨的同志愛。國民黨勤跑大陸的這些頭頭腦腦，大多能夠享受到在民主社會早已絕跡的警車開道，又是國賓館，又是茅台酒，更有在大陸投資經商的特殊甜頭，就很願意聽信中共涉台官員的甜言蜜語了。 也許批判馬英九要賣台、想當特首過於簡單化，但馬英九能否不受這些腐敗的國民黨政客的影響？ 新年伊始，中國大陸的重大新聞事件就是知識界、新聞界全面支持聲援《南方周末》反抗新聞管制一事。這件事當然牽動每一個關心中國的政治發展的人心。自然的，媒體記者詢問甫上任不久的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對此事的看法，他的回答有够八股，有够不痛不癢：「陸委會希望大陸當局能儘量改善促進新聞媒體環境。」在進一步回答民進黨立委黃偉哲關於台灣未能積極影響大陸媒體的變化問題時，王主委回答，這樣的變化需要「潛移默化」。王主委言論顯然表現出不願意公開得罪中共當局。 王郁琦擔任陸委會主委之前曾擔任總統府發言人這個職務，在此之前是個名不見經傳，幾乎完全沒有政治資歷的人。他出任總統府發言人這個職位時年僅39 歲，執行那個代表總統臉面的職務當然不可能老成持重，也沒有機智敏銳的個人風采甚至略顯陰柔，任內表現最多可以說四平八穩；結果這位仍然難說有很深政治資歷的發言人轉眼又出任了陸委會主委這個極為重要的，屬總統職權直轄的內閣部長。 馬英九倍受爭議的用人風格展現出他對於王郁琦的無比信任，而這種信任也說明王郁琦在發言人的職務上做到了忠實表達總統意志。那麽，這番關於大陸新聞自由的言論尺寸也就是總統的意志了？ 國際局勢有時要求力量相對薄弱的角色學會周旋於强者之林，甚至有時不得不韜光養晦，虛與委蛇，這是兵法；但兩岸棋局不是群雄並起的春秋戰國，而是你死我活的二元對决，同一本兵法也告訴我們，狹路相逢勇者勝！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2000年初，牛津大學出版社曾出版過一套關於香港研究的學術文集，裏面有一本《香港文學 @文化研究》，作家也斯有一篇著名的論文，題為〈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當時不以為意；後來多了面對兩岸三地的場合，諸如座談、撰文發表，才深刻體會到，不止是故事，香港的特性，對不熟悉的他人來說，實在難辨。 近來工作需要，常要處理台灣出版書籍，將香港的出版品與之一比，便有感嘆。台灣書多半定位清晰，文學書有文學的清雅或鮮明，實用性重的大眾類書籍則往往把所有賣點在封面點明（於是會有長逾 20字的書名），重要哲學著作一定會有作者照或者清楚的作者名在封面，普及知識類也各有一套習用脈絡。如要將阿蘭．德波頓（Alain de Botton）的哲學性論述，處理為一般大眾會關心的題材，便把原名 status anxiety（地位的焦慮）改為「我愛身分地位」，作了關鍵的轉換。 而香港書呢，操作性往往不明顯，原因可能是香港出版業不如台灣出版業那樣規模龐大、規矩井然，有些人要笑「唔夠 professional！」但是，這些封面含混、拒絕解釋、甚至故意錯置的書，品質有時卻是極好的，尤其多有創意之作。如上書局出版的《硬膠政治》，封面是高登小丑神及書名俱在吸引高登網民，但翻開裏面，是極具中產風格品味和內幕格局的政治美學評論，這不是故意錯置嗎？陶傑的書由皇冠出版多年，近年書名及封面風格大變，切入時政熱話抽水（如《砧板上的洗腦教育》、《剩女時代的通識教育》），甚至惡搞作者本身，完全放棄風雅路線。有次我遇上陶傑，向他表示「看封面真的不知道這是什麼書」，他淡然道「唔知咪好囉。」 例子不勝枚舉，我只覺得，這些都有揭示性的意義。香港文化有其混雜性，不高蹈、不安於原位。那些有質素有見地甚至是有先鋒性的書，都有一種逾越的性格，以打破藩籬和固有認識為己任，安然接受只有少數極具耐性和洞悉力的知音才能理解的寂寞境遇。求什麼？只求留一畝自耕地，做自己覺得有意思的東西。 他地文化人有個「格」，俗一點說，擺出來的姿態，就同時是表示「你應該這樣對待我」。而香港的許多文化人，其實都有周身武藝幾門絕活，但不求聞達，甚至不求被別人理解，對平民的巿場俯首低眉，那種謙虛有時是面對前行者而發的，像我有次問才子游清源為什麼不結集出版，平時嘻皮笑臉的他突然感慨起來：「你想點？在香港寫野，你想求乜野？你睇下以前既人……在香港寫野無野求。」是呀，若文學泰斗劉以鬯先生也寫馬經煮字療饑，我們後人還好意思擺什麼姿態呢？有次在台灣做文學活動，崑南先生經過，隨後梁文道向在場者解釋：「其實崑南先生在香港文壇的地位……類似於白先勇在台灣吧，台灣隨便什麼人見白先勇都要躬身叫老師，但我們見崑南只會叫『嗨！崑南。』」如此隨和的低姿態，有時在他地不免被看小，只因為我們沒有擺出「你應該這樣對待我」的姿態。 如果用王家衛《一代宗師》的語境去說明現在也許更易懂：當葉問、宮二、一線天這樣的一代宗師也在香港混跡江湖大隱於巿，後人真是無從崖岸自高。葉問的見眾生，也不過是開班授徒，傳藝於世——這本就是向孺子俯首的極低姿態。要講這種香港獨特的隨和不高蹈性格，其實剛過世的也斯先生在《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一書中有很詳盡的論述。他說香港的重要文學作品，不少在一般報刊雜誌甚至消閒婦女雜誌中發表，又習與中國內地灑狗血式的共產美學、及台灣的儒雅風度劃出分明的差異來作自我定位，養成一種不高蹈不誇飾的傳統。 如今香港本土性追求已成大勢所趨，種種更簡化和二元對立的本土性格，每日都在網上重提。可是這些簡化版的香港特色，也許亦是同時在湮沒過往精微複雜的香港性。還要不要堅持敘說曲折的故事？每每在向他人講述香港時感到困難，一口氣提不上來，幾乎不想再解釋的時候，我便回想，前人諸多困難中的種種開創，不能讓之湮沒於囂囂塵世。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他是台灣人，前一陣取道香港從廣州入境大陸，在廣州路遇「南周」抗議，也前去發表了演講。和我們見到時，說起這事，他在我們眼裏簡直是英雄。 但他說那其實不算是演講，不過是路見不平，說了幾句。在街上遇到欺負人，誰都會上前制止吧？遇到老人跌倒了，誰都會上去扶一把吧？但在我們這裏，還真不是誰都會，相反，誰都不會。 我們又為他擔心，他的演講是否被警察拍照？他說有。那危險了，有證據了！但他說：「我又沒有違法！」我們說，你一個台灣人還知道大陸的法？他說知道，還硏究過大陸的《憲法》。我們中有人就懷疑他是學政治出身，甚至是搞政治的。但我知道，他是生意人。有人又說：他一個台灣人，大陸也不能拿他怎樣。但他卻是在大陸經商的。 他一個生意人，竟然關心政治。在大陸，許多知識分子都不關心政治。此次「南周事件」，許多我想像應該發聲的知識分子居然很沉默。他們平時批評體制，批評官員腐敗，批評司法不公，批評莫言不言，但此次卻不言了。後來跟一個人交流，說是因為此次事件是直指宣傳部門，這是決定他們生死的衙門，還是不要自撞槍口為妙。回想當年我書被禁，除了個別作家，幾乎不發言。作家可以承受經濟壓力，但不能承受被禁止發表作品，將心比心，也應理解。就是媒體，起初報道，後來當地宣傳部門一下封口令，當地媒體就再也無法跟蹤事件進展了。異地媒體也受到了壓力，無法再報道。共產黨是搞宣傳起家的，所以最懂得宣傳的利害。 但知識分子本來就以政治為生命，為言論而死，就如聖徒殉道，死了，也死得其所。商人卻未必，在商言商，唯利是圖，可以不摻和政治。但是他卻去摻和。他說他摻和的不是政治，是生存。就好像選舉投票，不是政治而是生存。這種意識已經滲入了他的骨髓，他的反應已經成了本能反應。他說他談不上勇敢，只是「吱」一聲。腳被踩了，總會「吱」一聲。別人的腳被踩了，你看到了，也會要「吱」一聲吧？這是基本常識。 在平時跟他接觸中，我發現他常能說出讓我們吃驚的觀點。比如他問宣傳部可是國務院的一個部門？如果不是，卻又行政，豈非非法？比如我們總說中國富强了，他就會舉出許多基本問題。關於上世紀 80年代的改革，我們雖然也說執政者所以改革，是為了繼續執政，不改革就得被掀下台。但他說，執政者改革的目的還為了「把猪養肥了好宰」。想想還真是，民眾創造的改革成果，民眾自己雖然得到一些，絕大多數被國家權貴剝奪走了。那些對自己的生活沾沾自喜的人，用他的話說是「被人賣了還替人點錢」。還有，遇到貪官事件，大家都在痛駡貪官貪污了國家的錢，他說：什麽拿國家的錢？國家哪裏有錢？國家的錢就是民眾的錢，你們是納稅人！當年在日本，每到涉金政客被揭，日本人異口同聲說這是拿了我的錢，我也受了教育。但是回來這麽多年，這意識又弱化了，聽着「貪污國家的錢」這樣的話，時常也沒反感。我們已經被遮蔽，已經「久入魚肆不聞其臭」，已經無法聽從本能的反應了。我們驚訝他的深刻，其實他只不過作出了一個人的本能反應。我們崇敬他的睿智，其實他不過說出了基本常識。我們說他勇敢，其實是我們自己太猥瑣。他其實並不是英雄，也不是思想者，他其實並不傑出，他只不過是會本能地發出「吱」的聲音。 「南周事件」據說取得了勝利。他卻覺得那不是勝利：真相必須查明，責任者必須處理，審查制度必須廢除，甚至，當局必須從此實行「憲政」。我們都笑他太理想化了，還是「外來和尚」。中國大陸的問題很複雜的，我們說。但是在笑他時，我們是否想到自己已經習慣於妥協，把理想打折扣？一次打折扣，就次次打折扣；一打再打，最後打到沒有理想，把自己賤賣了；打到跟買家一個心思了，「共識」就達成了吧？那已經離「常識」太遠了。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