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散文

刘亚伟 | 从悲情到炫耀,中国人心态何时能淡定下来

——《观念迷障与思维转型》系列之三 刘亚伟   一 2003 年,一本题为《 1421 ,中国发现世界》的书在台湾出版,一位退休的英国船长孟席斯在书中认为,是中国的郑和而不是欧洲的哥伦布、麦哲伦发现了世界。这个似是而非的消息又一次满足了国人的虚荣心,在华人社会引起广泛反响。 2007 年 2 月 27 日,中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二”, A 股暴跌,波及全球各国股市,几乎无一幸免,哀鸿遍野。其中纽约股市出现了美国“ 9 • 11 ”事件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让人诧异的是,国内主要舆论对于这次“股灾”的成因以及未来走向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而是异口同声地起劲论证或反驳海外媒体关于此次全球性股市暴跌的真实“震源”究竟是不是中国,言语间论述中溢于言表的是得意与自豪之情。 对此,有人敏锐地指出:“我们热情地关心外国股市受中国影响的程度,则似乎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这就好像是说:为了能够证明中国经济打个喷嚏世界经济就会发烧,我们就算再多患几次重感冒也是值得的。或者说得更极端一点,好像我们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是为了让全世界都承认:我们打个喷嚏他们就会发烧。”(陈季冰《下一站:中国》) 我们的强大为什么非要别人承认? 这里面所反映出的是一种什么心态?   二 几千年的日积月累,“中华天下”观已经不仅仅是外化的国家间的关系准则,更内化为深藏在每个中国人血液中的不可泯灭的文明自豪感和民族自尊感。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从未受到过挑战。在与相邻族群外邦的互动中,其情形大致是征服之、同化之(或称归化、改土归流),或和亲之、安抚之,以及驱逐之等手段交换使用。虽然宋代之后的中国屡遭北方马上民族的铁蹄蹂躏,但是“文化中国”的天下至尊心态却历尽劫难得以流传下来。蒙古人在中国建立的元朝和女真人在中国建立的满清,事后甚至被中国史家一一列入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序列。同时,在东亚区域内,中国与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那种中央帝国与外籓邦国的朝贡关系,也在偶尔中断中被承认和延续下来。 有人曾用诗一样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自信:中国传统文化像海一样包容一切,任何外来民族的文化侵入中国,试图彻底改变中国,都是徒劳的,等待那些异域文化的,是它们被中华文化同化的命运。   三 鸦片战争之后的 100 多年中,中华民族面临的危境困境,与历史上曾经的灿烂辉煌,反差形同天壤,造就了民族无意识中的巨大历史悲情,使得我们很难用一种正常的、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外部世界,面对自己。 多少年来,许多中国人一直在心里默念着拿破仑的一句话:“中国是一只睡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从 80 年代的那部电视政论片《河殇》,到最近几年出现的《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大国崛起》,推出时都曾轰动一时,无一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救亡图存心结在新时期的变奏。 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诉求,成为支撑现代中国人的唯一信念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最高价值,成为一切理论探讨和政治行为最后的归结点。但吊诡的是,也正是这种价值诉求后来成了统治者剥夺民众权利、加强集权专制的借口——为了救亡图存,实现强国之梦,每个中国人应自愿放弃个人的权利,以至于所有一切都得为此让步。于是我们看到,爱国主义的内容只剩下牢记民族屈辱,报仇雪耻;教育的目的只剩下为国家培养人才,直到今天,我们的孩子还在“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成长和国人消费力的快速膨胀,这种渴望获得外部世界承认的心态有转为炫耀心态的倾向:现在看谁还敢像过去那样欺负我们,瞧不起我们?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轮到我们瞧不起你们了!   四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开幕那天,我和几个朋友在一个公园散步。回来听家人说,央视播出的开幕式现场采访中,中国人又骄傲了一把,说什么,开幕式的盛大、辉煌、精彩、壮观,就像北京奥运会给伦敦奥运会造成了压力一样,这次世博会又给今后的世博会举办国造成了压力,别人今后还怎么办呢?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评论 2008 年奥运会北京的开幕式:“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心态,在于一开始就选择了奢华的路数。而奢华在环境和能源危机的二十一世纪,显然不合时宜,透露出陈腐的气味,甚至有摆阔的嫌疑。我们太把奥运当作一回事了,以致忘了这本质上不过是一次体育活动,尽管有 80 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前来观看,尽管中国人盼了 100 多年,尽管……它也只是一次体育盛事,一场地球上规模最大的成人游戏,仅此而已……一个民族要想被人尊重,除了认同和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和普世价值,还要有自信心、幽默感和面临大事的定力,甚至包括自嘲的勇气。我们缺乏的是正常的心态,缺乏的是平等地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心智,以致使我们为这次体育盛事添加了许多体育以外的东西,负载了许多额外的内涵,影响了上上下下组织者、设计者的的正常思维和判断。” 现在历史已经翻过了近两百年,今天,当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希望第一次真切地浮现在中国人眼前时,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同样也面临着再次调整、适应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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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 中日两国在近代为何同遇而殊归

《观念迷障与思维转型》系列之二                                                              刘亚伟   中国近代史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这是史家共识。读这段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不时跳入眼中,让人触目惊心之余,不免陷入沉思。一部中国历史,分裂统一、改朝换代的变局可谓多矣,为何称 1840 年后的中国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鸦片战争前的数千年间,由于地理环境的特点,中华文明一直是在东亚地区相对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天下,统御四夷。到 1840 年,这个局面被打破了。西方列强不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着的国门,而且中国位于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的感觉也遭受到全新的宇宙结构知识的猛烈冲击,同时人们还发现,在正统士大夫眼里近乎完美的儒家圣学,在应对这前所未有的变局时似乎不再得心应手。 有人用“天崩地裂”来形容这变局之大之烈,可谓恰如其分。从那时起到当下, 170 多年间,围绕着中学与西学、变革与保守、全盘西化与固守传统等问题,形成两大阵营,激烈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歇,以致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 中国近邻日本发生的情况却与中国截然相反。在武力威逼之下,日本于 1854 年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两个月后又追加签订了《下田条约》。决口由此打开,西洋其他各国接踵而至,如潮涌入。日本又先后同俄、英、荷等国签订了类似条约。到 1858 年,德川幕府还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有关开港、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内容的《安政五国条约》。除割地赔款这一条之外,日本几乎享受了与中国同等的待遇。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对此评论道:日本未作抵抗,以对方的条件签订条约,可以认定为投降。这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然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为另一种催化剂。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作的狂歌,对此有着形象的概括:“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战舰在此化作浓茶,引起中枢神经的高度兴奋,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觉的奋斗,引起日本历史上一场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明治维新。 此后,日本在向欧洲学习的路途上迅猛前进,半个世纪后,这个曾经跟在中国后面虔诚学习的蕞尔岛国,以一个庞然怪物的模样在渤海突然现身,不仅从中国手中夺走了朝鲜控制权,还出其不意地吞掉了中国的北洋舰队和台湾,继而又打败了老牌帝国沙皇俄国,确立了在世界上的强国地位。 而中国呢,从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到闭关锁国不予往来,或拒不承认死要面子,甚至利用暴民耍泼,自取其辱,辛亥革命后又是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直到面临全国沦陷的最后时刻才发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最后的吼声”,若不是借助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整体的力量,中国恐怕很难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为何错过了变法图强的机遇? 是何原因造成了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进入近代时的同遇而殊归? 近代之前,日本人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学生,没有自己的原创文化,无论文字、儒学、佛教,还是律令制度都是从中国趸来的。对于借来的文明,不会产生中国人那样的对自己原创文明的归属感。向别人学习,调整改造自己落后的方面,已经成为日本民族的习惯甚至性格。当佩里舰队的到来迫使他们睁开眼睛,看到古老的农业文明在与新兴的工业文明碰撞中所处的无可挽回的劣势地位之后,日本人迅速更换了学习对象。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他们没有任何心理障碍,过去学中国,现在学西方,反正都是学,都是拿来。历史学家许倬云用脱换衣服来比喻日本这种学习外来文化的态度,“先学德国,再学英国,战后又学美国,随脱随换”。 脱换衣服是轻松的,选择换什么衣服的过程伴随着的是新奇感兴奋感。而中国人却截然不同,认为自己面临的是一场亡国灭种的危机,当他们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向西方学习时,感受到的是一种“剔骨换心的痛苦”。 在开到家门口的坚船利炮面前,门关不上了,国也锁不住了,历来习惯于接受朝拜和贡奉的“天朝”,现在只能放下身段与“蛮夷”打交道讲条件、妥协退让,如何尽量保全面子成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这种憋屈受辱的心态,使得所有应对举措都显得颟頇、愚钝、僵化,不得不一次次为自己那点可怜的尊严付出沉重代价。其中最大的代价,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延缓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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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 刘亚伟:敬惜字纸

                            敬惜字纸                                                   刘亚伟 老伴过生日,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她出生那天的一页日历。是岳父从一个旧皮箱里找出来的:“这是你爷爷留下的,你自己收着吧。” 一张很薄很小的纸片。我从老伴手里接过来仔细端详,是那种民间最常见最普通的款式。老伴出生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这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所以日历的纸质很差,上面除了应该有的记载着年月日的印刷字体,还有一行手写的小字,是给新生的孙女刚刚起好的名字。 “是你爷爷的笔迹。”岳父说。 一片日历竟然保存了几十年,这里面蕴藏着长辈对后人多么深沉的一份爱和祝福啊。 敬惜字纸,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好习惯,识字的或不识字的,大都如此,代表着古人对文明文化的敬重,还带有行善积德的意味。不仅对书籍画页,只要写有字的废纸就不可随意丢弃践踏,或与其他废物混杂,而需丢入字纸篓,专门收集后焚烧成灰,收集起来,然后举行专门的仪式,将字灰送至大江大海,称为“送字灰”或“送字纸”。相应地,亦出现了专为焚烧字纸的“惜字塔”,以及专门收集字纸旧书加以焚化的“惜字会”。清朝甚至有《惜字律》,劝人敬惜字纸。各类佛经以至笔记小说都有劝谕惜字纸的故事。 古人敬惜字纸,是因为他们相信字纸是有灵的。文字的最初发明大概和古老的巫术有关,比如甲骨文就是最古老的占卜文字。巫术中有一种 “符咒”,一般是由巫师代神书写的,看上去似懂非懂的图画文字,据说具有某种魔力,将它贴在家中可以辟邪,戴在身上可以防身。传说中那位造字的仓颉先生,其身份大概就是一位大巫。典籍记载,仓颉生着龙一样的脸,有个很大的嘴,还长着 4 只可以发光的眼,他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二十四节气中有“谷雨”一节,大概和仓颉造字有关。“天雨粟”就是天上下了一场谷子雨。天上为什么要下起小米,鬼为什么又要在晚上哭泣呢?因为有了文字以后,“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所以仓颉造字的举动惊天地,泣鬼神。 文字的产生,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文化的积累传承成为可能,人类正是踏着文字的阶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敬惜字纸,就是敬畏上苍的恩惠,就是珍惜自己的历史 。 与敬惜字纸相对的,是焚书坑儒、文字狱、抓思想犯之类的反文化现象。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1965 年,他奉命参加社教工作队到昌平南口村搞社教,工作队中有一位是公安总队的陈同志,老公安,年纪还不大,但已有十年的党龄,有着丰富的公安经验。 “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以火焚之。这同我的习惯正相反。我有一个好坏难明的习惯: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来信,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等等微末不足道的东西,都精心保留起来。我这个习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去研究过。看了陈的行径,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别是过旧历年的时候,公安总队给他寄来了一张铅印的贺年卡片。这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连这样一张贺年卡片也不放过,而且一定要用火烧掉,不是撕掉。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始了这样的谈话: 你为什么要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着走。” 这番话让季羡林大吃一惊,这真是闻所未闻。他自己心里估量: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一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岂知这位陈姓老警察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真理。过了没有多久,文革开始,季羡林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老伴的爷爷是个老文化人,上个世纪 30 年代曾做过东海日报的总编辑和一所乡村师范的校长,身后不仅留下了大量的图书,还留下了一皮箱日记,几麻袋与家人友人往来的信件。 1957 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不仅家中图书大部被抄走,成了惊弓之鸟的爷爷,吩咐奶奶连夜把他那些与友人往来的信件用水泡过,之后再用洗衣服的搓板细细搓烂、倒掉。 前不久,报载有人在广东新会圭峰山意外发现了一块刻有“字塚”的石碑,附近另一块石碑上刻着“咸丰七年字纸灰七埕”(埕是南方的一种酒瓮)。根据碑文内容,可以断定字冢碑下所埋下的是 7 埕被烧成灰烬的字纸。这两块 150 多年前的石碑,印证了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的确存在。 社会发展到今天,字纸的回收已经变成了环保的话题,但对于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于自然资源,依然用得上敬惜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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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 39年前一份账单

这里是一份账单,记录的是文革初起时红卫兵讨孔的一部分“辉煌战果”。 这份账单节录于我和王良合著由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长篇历史纪实《 孔府大劫难 》。   《 关于“讨孔联络站”破坏文物情况的汇报 》 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1973年   …… 据现在初步清查: 烧掉各种古书籍二千七百余册, 各种字画九百二十九件, 照片七百五十六张(本), 烧掉、撕毁丢失和处理各种服装二千一百余件, 烧掉和丢失碑帖五十二件, 各种古瓷器砸坏三百八十四件, 景泰蓝丢失十一件, 木雕刻砸烂、丢失三十八件, 玉翠丢失十五件, 历代石碑拉倒砸毁两千多通(其中孔庙、孔府、周公庙一百四十七通), 汉画像石刻砸毁八块, 谱牒资料卖掉三万二千二百三十二本,计重一万零七百七十八·五斤, 档案丢失二十八卷, 各种铜器卖掉及砸毁一百四十九件, 铜佛卖掉三百二十个,锡佛九个,佛楼烛台一千一百四十二斤, 历代各种青铜钱卖掉一千三百七十九斤, 红铜币二百五十四斤, 木器家具砸烂和丢失七百三十四件, 古笔墨砚台丢失二十九件, 印章丢失一百二十三件, 銮架仪仗毁掉一百余件,车 辇轿毁掉五件, 神龛毁掉七十六座, 供案桌七十九张, 各种匾额毁掉六十九块(其中大型雕刻匾二十三块), 木对联毁掉十八副,其中有历代帝王书法四副, 孔府保存多年的贵重药材,如鹿茸、沉香、燕窝、银耳、豹脊、驮蹄、熊掌、虎骨、猴头等等全部卖掉和丢失。   在捣庙砸像的同时,将大成殿孔子及其弟子共十七座大型塑像腹中的十七套珍版古书和十七套银五脏、十七个铜镜子全部盗走。…… 被破坏的一级文物有: 宋代的孔子画像二件, 元代画三件, 明代画五件, 元、明冠服三十余件, 元代平金七梁连冠一个, 明代乌纱帽一个, 明代雕花玉带和玉带盒各一个, 明代瓷盘碗砸坏八件, 明代三彩瓷尊砸碎, 宋代均窑瓷瓶、宋代龙泉高足杯砸毁, 明代景泰蓝鼎砸坏, 宋代雕刻木俑二件砸残, 明代名人雕刻石印和雕刻竹根人物山景以及周代雕玉璜,汉代好贴饕餮纹大玉壁,汉碑和汉画像石九块,全被砸毁。 另有珍版书籍和国家二级文物均遭到破坏。 …… 注:讨孔联络站是文革初期以谭厚兰为首的北师大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与曲阜当地红卫兵共同组成的一个组织,全称为“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他们具体做了什么,可参看我另一组博文《 1966 ,火烧孔家店 》 http://www.blogchina.com/20100310904093.html 或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文章《孔子墓蒙难记》 http://www.blogchina.com/20100414922016.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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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 放弃敌意,寻求对话

                           刘亚伟: 放弃敌意,寻求对话                                                              在波兰,雅鲁泽尔斯基、米奇尼克,这两个名字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在上个世纪的 80 年代,前者是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头号执政者,是一党独裁专制权力的享有者;后者是异见人士,是反对派,是前者的囚徒。 在做了多年的对手之后, 1991 年,当民主转型已尘埃落定,他们坐在一起,谈论曾经历的一切,“没有仇恨,没有敌意,以互相尊重的方式,保存我们过去各自的真实。”他们相信,波兰的机遇,正是“建立在人们有能力互相交谈而没有仇恨和敌意”的基础上。 今天凌晨醒来,又一次读他俩的这个对话,从中感受人类所能够拥有的胸怀、理性、智慧以及人生境界的魅力。 他们反问自己,当初“我们为什么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 米奇尼克曾坚信,“雅鲁泽尔斯基是我坚决予以反对的一种政治制度的基础”,他说,“那时,没有比雅鲁泽尔斯基让我更加不喜欢和恐惧的人了。”对此,米奇尼克的战友们评论道:“当涉及雅鲁泽尔斯基,你就放弃了分析,光是倾泻敌意与盛怒。” 这是在 1989 年圆桌会议召开前的情形。 1988 年,雅鲁泽尔斯基倡议与反对派一起召开“圆桌会议”(注 1 )。在圆桌会议上,米奇尼克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位置扎根于 1980 - 1981 年和解破裂的记忆之中,那时他和他的朋友们还不懂得需要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通过反思他认识到:如果和解破裂,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他意识到现在需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记住此前是怎么失败的和使新的妥协成为可能。他尝试着理解自己的对手,他发现自己的看法开始改变,“我看见雅鲁泽尔斯基是一个健全正常的人,不存在我多年想象的虚弱迹象。后来,我变得相信,对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这种人,仅仅通过他的演讲时不能得到一个关于他的正面形象的。” 作为一起经历过那些黑暗、暴戾时期的对头和敌手, 1991 年,他们以过来人见证人的身份坐在一起,共同回顾过去。米奇尼克清楚地记得,那时的雅鲁泽尔斯基经常借助暴力争端,他正式发表的演讲中,经常伴以“我们不会允许”或者“我们必须批判”这种短语作为佐料。米尼奇克坦承:“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喜欢上作为个人的雅鲁泽尔斯基。”在当时,米奇尼克视雅鲁泽尔斯基一伙为必须清除掉的绊脚石,否则波兰没有任何好转的可能性。然而事实却是,圆桌会议召开了,敌对双方坐到一起,并达成了妥协,原来的对手这时变成了推动民主进程的合作伙伴。人们一直认为绝无可能的事真实地发生了。 在 1988 、 1989 分两段召开的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的十届十中全会上,雅鲁泽尔斯基与其他几名政治局委员一起,以辞职相威胁,逼迫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多元化”“工会多元化”的决议,直接导致与反对派的圆桌会议的召开,启动了波兰的民主进程。 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直接导致了 1989 年 6 月 4 日,波兰共产党在议会大选中失败。 同年 7 月 9 日,按照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精神,在议会参众两院组成的国民大会上,雅鲁泽尔斯基以超过 50% 的票数当选为波兰共和国总统。 1990 年 9 月 1 日,雅鲁泽尔斯基致函议会议长,表示愿意缩短总统任期,以防止社会动乱,并于 10 月 1 日签署了议会通过的“缩短总统任期法”。同年 12 月 11 日,当瓦文萨在总统竞选中获胜后,雅鲁泽尔斯基在电台和电视台发表离职告别演说。宪政民主制度在波兰实现了软着陆。这场没有流血的以最小代价实现的政治转型,被人们称为“天 – 鹅 – 绒革命”。 天 – 鹅 – 绒,这是多么柔软温馨、给人以美好想象的事物。 这不是某一方的胜利,也不是来自单方面的努力。它是全体波兰人包括原来敌对双方共同参与的结果,所以是全体波兰人——包括前执政者——共同的胜利和光荣。而这一切的取得,主要得益于敌对双方,运用理性和智慧,共同创造了一种对话协商的语言。 在当下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民间还是政府,希望那些真心诚意地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生活在这款土地上的人谋取福祉、争取幸福明天的人们,都能从这个故事中受到些教益。 ( 大概会有人嘲笑我幼稚天真,是在与虎谋皮,“你连那三个字都要用符号隔开才能发出来,还想与其对话,痴心妄想”,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宽容地允许这么期盼 )   注 1 : 1989 年 2 —— 4 月的圆桌会议,是波兰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代表们汲取了以前的教训,终于坐在一起,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包括重新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吸收反对派参政及进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确立市场经济等项政策,完成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这也是 1989 年中东欧地区政治多米诺骨牌现象的第一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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