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

“ 美国国债 …… 是 200 多年来美国历代政治精英和金融商界精英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美国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独特优势。抱怨、谴责和愤怒无济于事，只有透彻认识美国的 ‘ 国债之谜 ’ ，我们才能找到真正有效的应对之策。 美国经济史学家约翰．戈顿曾经以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国债市场对美国经济、金融和整个国家战略之极端重要性：“1770年代，国债帮助我们赢得独 立，1780-1860年代，国债为美利坚赢得最高的信用评级，欧洲资金得以滚滚流入美国，协助美国经济快速成长。1860年代，我们凭借国债拯救合众 国，1930年代，我们凭借国债拯救美国经济，1940年代，我们凭借国债拯救全世界。毫无疑问，汉密尔顿完全正确，美国国债不仅是美利坚无与伦比的福 音，而且是全人类无与伦比的福音。”​ 戈顿的语言或许过于夸张了。2011年长达数月的时间里，美国国会两党围绕提高国债上限所展开了一场让人讨厌、令人揪心的政治闹剧，惹得全世界一片嘲笑、质疑、抱怨和愤怒。俄罗斯总理普京批评美国人是寄生虫，与 40多年前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谴责美国“以一钱不值的废纸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资源和工厂”遥相呼应；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众多债权国几乎将心提到了嗓子眼 儿了，时刻为8月2号美国可能传出的违约信号提心吊胆；全球对美国国债闹剧批评声音之高亢甚至超过了2010年年底各国对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猛烈抗议。​ 批评、谴责和抱怨之余，许多人认为美国国债、美元霸权和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连一些美国精英也持类似观点。譬如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阿特曼 不久在著名《外交》杂志撰文，说美国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一个难以持续的水平。他引用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大国兴衰》一书的基本论点：历史上任何大国之地区或全球性扩张，最终都会走到一个临界点，随之就要开始衰落。阿特曼认为，美国政府如果真要降低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就不得不缩减国防开支，它意味着美国必然要收缩其全球军事势力，包括缩减海外驻军、对盟国的军事援助、中情局和国务院的预算开支、美国全球反恐经费，等等。​ 还有一些人的观点颇有情绪化，甚至带着某种阴谋论的味道和色彩。譬如许多国内媒体异口同声，说美国蓄意利用国债“绑架”世界经济，“绑架”中国经济，“绑架”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说美国国债就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庞氏骗局”，早晚要彻底崩盘，赖债不还；说美国国债是美国政府为了“毁灭”世界经济而制造的有史以 来人类最大的泡沫，泡沫破灭之日就是世界经济同归于尽之时；还有人说美国国债是华尔街金融精英和华盛顿政治精英精心策划的“阴谋”，目的就是要以一种“小鬼搬家”的秘密方式、来掠夺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人民的真实财富。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美国债权国最现实、最主要、最合情合理的担忧和抱怨是美国国债的持续扩大，必定意味着国债资产的真实价值（以全球真实购买力来衡量）持续下降。​ 观点纷纭，众说乱耳，愈发让美国国债披上一层神秘莫测的面纱，愈发让美国国债未来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难以捉摸，愈发让国人忧心忡忡，手足无措。​ 本人试图从大历史角度，从五个层面来揭开美国国债的神秘面纱。我的观点非常明确：美国国债对于美元超级霸权和美国主导世界的金融地位，具有最高的重要性。美国国债既不是什么“庞氏游戏”，更不是少数人的“阴谋诡计”，它是美国经济和金融模式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数百年来欧洲尤其是荷兰和英国金融创新和金融革命的辉煌成果，是200多年来美国历代政治精英和金融商界精英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美国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独特优势。抱怨、谴责和愤怒无济于事，只有透彻认识美国的“国债之谜”，我们才能找到真正有效的应对之策。 ​   一、面向未来：美国国债规模已经跨越重要临界点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美国国债规模究竟有多大？说来奇怪，对于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却有多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用几套指标来衡量美国国债的规模和可持续性。​ 第一个指标：国债（联邦债务）与GDP之比 2011 年，美国国债达到之前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其中公共持有债务为9.74万亿美元，与GDP之比是65%。这个比例是高还是低？依照一些经济史学家的估算，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三个时期公债规模与GDP之比例超过100%，分别是美国建国初期（独立战争期间多发行的国债）、1861-65年内战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二战之后数年。纵观美国235年国债历史，多数时期美国公债与GDP之比维持在50%之下。以此估算，目前美国国债规模及其与 GDP之比例确实偏高。当然，如果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债务规模似乎不算特别高。譬如欧洲各国债务与GDP之比普遍超过美国。欧洲整体达到90%以上，其中意大利122%；法国77%；希腊158%；葡萄牙101%；爱尔兰120%；西班牙79%;德国73.2%。日本的债务比例则达到129.5%的惊人水平（另外一种算法则高达200%！）​ 衡量公债规模与GDP之比是否合适或可持续，国际上有一个基本共识的标准。欧元区成员国1992年签署著名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元区成员国每年财政赤字与GDP之比不得超过3%，公债规模与GDP之比不得超过60%。这是经过大量历史研究得出的基本“红线”，超过此红线，赤字和债务就进入难以持续的轨道，必须要动大手术才能恢复健康。​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估算，到2021年，美国公债与GDP之比将达到9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远为悲观，到2015年，美国国债与GDP之比就将达到100%。如论如何，美国国债规模已经偏高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个指标：美国国债总量到底有多大？ 然而，根据多个渠道的统计估算，美国政府的债务要比14.29万亿美元大得多！譬如前面提到的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阿特曼2010年年底的估计：美国政府直接发行的公共债务为9万亿（目前为9.74万亿）；直接担保的债务9万亿；为国有企业担保的债务（所谓GSE债务，最著名的就是“房地美”和“房贷美”的巨额债务）8万亿；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3万亿、州和城市退休金账户不足额1万亿（如果州政府无力偿债，联邦政府也无法坐视不管）。总计债务规模达到31万 亿​ 此外，美国著名“债券大王”格罗斯估计的债务总规模达到80万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人员许元荣等人最新的估计甚至达到97万亿（其中显性债务超过 20万亿，隐性债务超过77万亿 。无论哪个估算，皆说明美国债务确实巨大。当然，所谓隐形债务和间接债务统计口径差别极大，各国定义天壤之别，是否能够作为衡量一国债务可持续性的指标，尚待深入研究。​ 第三个指标：美国联邦政府收入、支出、赤字与GDP之比。 2000 年之前，美国联邦政府收入与GDP之比平均约为20%，目前已经下降到15%。联邦政府支出与GDP之比则上升到25%。所以赤字上升到GDP的10%左右。譬如2009年，赤字高达1.6万亿，占GDP12%；2010年赤字为1.3万亿；2011年赤字预计为1.5万亿；2012年预计至少是1.1万亿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未来10年，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财政赤字不会低于1万亿美元，累积将超过10万亿美元。前景显然不妙！​ 美国债务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外债占了公债50%以上（目前约为56%）。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外债大约为5.5万亿美元。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债务国，中国则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约1.16万亿美元，占美国对外国债的21%， 日本持有20%，英国11%，OPEC5%，巴西4%， 加勒比国家4%，俄罗斯3%。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美国两党围绕债务上限之争引发全球关注的基本原因。   二、追溯历史：美国国债对美国崛起居功至伟   不了解历史，就无法理解未来。​ 尽管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大陆议会和各州就发行了大量债券，然而，统一的美国国债却是美国建国之后才开始发行，具体时间是1792年，它源自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绝顶天才汉密尔顿合众国创始之初所发动的伟大金融革命。正是汉密尔顿的金融革命，奠定了美元霸权和美国金融帝国的基石。​ 汉密尔顿为美国构建的货币金融体系有五大支柱：其一、统一的国债市场；其二、中央银行主导的银行体系；其三、统一的铸币体系（当时是金、银复本位制）；其四、以关税和消费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其五、鼓励制造业发展的金融和贸易政策。​ 汉密尔顿金融革命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他自始至终从整体国家信用角度来设计五大政策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他说：“一个国家的信用必须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必须有着最精巧的配合和协调，就像一个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一样，一根树枝受到伤害，整棵大树就将衰败、枯萎和腐烂。”汉密尔顿的五大支柱恰像五颗树枝，完美配合和协调，共同支撑起美国金融体系的参天大树，最终成长为主导全球经济的美元霸权体系。​ 依照汉密尔顿的精心设计，五大支柱各自发挥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共同支撑起美国的金融和经济体系。国债市场是国家整体信用优劣的最佳指示器；中央银行负责维 持银行体系和货币供应量之稳定；统一的铸币体系（后来是美元纸币体系）极大降低金融贸易之交易成本，促进金融、贸易、产业迅速发展；税收体系确保财政健全和国债市场之良性循环；制造业（真实财富创造能力）则是金融货币的最终基础。​ 汉密尔顿之所以倾尽全力开启美国伟大的金融革命，乃是源自他系统深入的金融哲学理念，源自他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尤其是英国崛起历史经验的深刻把握。远在出任财长之前，汉密尔顿就写到：“1690年代开始，大英帝国创建了英格兰银行、税后体系和国债市场。18世纪，英国国债市场迅猛发展。国债市场之急速扩 张，不仅没有削弱英国，反而创造出数之不尽的巨大利益。国债帮助大英帝国缔造了皇家海军，支持大英帝国赢得全球战争，协助大英帝国维持全球商业帝国。与此同时，国债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个人和企业以国债抵押融资，银行以国债为储备扩张信用，外国投资者将英国国债视为最佳投资产品。为了美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从根本上摆脱美国对英国和欧洲资金和资本市场的依赖，美国就必须迅速建立自己的国债市场和金融体系。”​ 汉密尔顿的远见卓识为后世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系统研究所证实。譬如关于公债对于大英帝国崛起的极端重要性，法国百科全书派历史学家最杰出的代表布罗代尔就曾经以极大篇幅描述英国国债对英帝国兴旺发达的最高重要性。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里，布罗代尔写到：“公债是英国经济健康的最佳标志。公债是英国取得历次战争胜利最重要的法宝。英国战胜法国就是公债政策的结果，法国的脆弱就在于她没有公债市场，信贷组织不完善。然而，差不多过了100年，法国人才开始认识到英国公债的优越性。”​ 后世经济科学发展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证明了金融信贷体系是持久经济增长之关键，证明了金融是现代经济之核心。经济发展之关键是最有效动员和配置资源，动员和配置资源的最佳手段就是信用体系。一个人拥有最高信用，他就可以充分利用他人的资源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一个企业拥有最高信用，它就有无限的资源来扩张， 一个国家拥有最高信用，她就能够动员全球的资金和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 汉密尔顿深刻洞察了金融和信用的本质。历史很快验证了汉密尔顿的先见之明和高瞻远瞩。198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还是一塌糊涂，10年后的1794年，欧洲投资者就给美国国债和整个金融市场以最高信用评级。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宣称：“美国国债运转良好、安全可靠；美国政府对国债市场的管理是如此规范、美国经济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我们从来不担心美国国债的安全性。”正是国家信用的完善刺激欧洲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 19世纪美国著名政治家Daniel Webster曾经如此评价汉密尔顿金融战略对美国的最高重要性：“汉密尔顿创建的金融体系，是美国繁荣富强的神奇密码。他叩开信用资源之门，财富洪流立刻汹涌澎湃。美国人民满怀感恩之情，世界人民满怀敬畏之心。丘比特拈花一笑，智慧之神翩然而至，那是我们钟爱的希腊神话。然而，汉密尔顿创造的金融战略比希腊神话还要美妙、突然和完美。他那不可思议的大脑灵机一动，整个美国金融体系就应运而生。​ 汉密尔顿给美国国债取了一个神圣的名称：“自由的代价”。美国学者以此绝妙标题撰写了多部著作，来深入阐述美国国债200多年以来对于美国的伟大贡献。譬如，2007年，美国资深经济金融战略专家霍玛兹（Robert D.Hormats）就以《自由的代价》为书名出版一部著作，阐述美国如何可以充分利用国债市场赢得从独立战争直到21世纪反恐战争的一切战争。霍玛兹目前担任负责国际经济金融事务的副国务卿，是希拉里的得力助手。​ 除了前面所说的几次战争时期之外，200多年以来，整体而言，美国政府对国债的管理堪称成功典范，不仅公债与GDP之比长期维持低水平，而且从来没有出现过国债违约，这在世界所有大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大英帝国和德国都曾经有过公开违约的历史）。尽管几次战争时期，美国债务水平急剧上升，然而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政府皆能逐渐降低债务规模。远的不说，冷战结束之后，克林顿政府甚至消灭了财政赤字、实现了美国财政盈余（1998年，美国财政盈余达到GDP的 1%），克林顿任期结束之时，美国公债与GDP之比降低到30%以下。​ 美国目前财政赤字恶化和债务规模急剧上升,主要拜小布什8年任期内所谓“财政革命”之赐.一是小布什2001—03年给富人大幅度减税；二是推行所谓处方药的医保改革；三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结果美国政府预算状况急剧恶化,从1998年1%GDP的财政盈余转变为2008年3.2%GDP的财政赤字！人均 国债增幅超过50%！联邦债务与GDP之比从2000年的30%左右迅速恶化到2010年的65%！与此同时,国会政治出现两极分化,共和党内部强烈主张减税一派占了上风，民主党内部则是强烈主张增加福利开支的一派占了上风。两党财政政策理念成为水火不容之势。​ 2007–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增长急速放缓，财政状况雪上加霜。美国政府一方面需要大规模财政刺激来摆脱经济衰退，一方面经济增速下降导致税收急剧下降。财政赤字急剧飙升时所必然。奥巴马临危受命,可以说是别无选择，有苦难言。​ 当然，美国的财政赤字与美国的贸易逆差、经常账户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密切相关。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财政赤字与国际收支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具有对应关系。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的周期性变化，反映了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二战之后，1968年是一个历史分水岭。1968年之前，美国经常账户一直顺差，从此之后就持续逆差！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逆差规模持续扩大，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史无前例 的深刻变化。   三、美元霸权：为什么全世界心甘情愿给美国借钱（为美国国债融资）？   从1960年代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到2011年的俄罗斯总理普京，世人对美元霸权、美国霸权的谴责谩骂之声始终不绝于耳。然而，令人大惑不解或深感沮丧的是，在愈来愈高亢的谩骂声中，美元霸权和美元的特殊地位却不断强化，美元的超级利益和美国国债的规模却不断扩大。要解释如此奇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从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视角来观察美元和美国国债。​ 美国国债市场对美元霸权和国际金融市场举足轻重之作用，约有四端：​ 其一、美国国债市场为美国货币政策提供了最佳指南和传导机制。美联储之货币政策（加息、减息、量化宽松），无不借助国债市场买卖来完成。随着美国国债市场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市场，美国国债市场一举一动，就时刻牵动着全球金融市场之神经，时刻左右着世界资产价格之走势。​ 其二、国债市场乃是美国整个金融市场之中枢和基石。从历史上看，纽约证券交易所之成立，源自国债交易；纽约取代伦敦成为最强大之金融中心，国债市场居功至伟。​ 其三、美国国债市场是全球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之最基本标尺，说是定海神针也不为过。纵观世界，举凡一切资产价格（包括股票、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工具、外汇、房地产等等），无不深受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之左右，美国国债之价格和收益率走势，正是全球利率走势之最佳指示器。无论是伦敦市场之Libor还是其他一切 市场之基准利率，皆以美联储基准利率和国债利率为计算基准。并由此形成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的“金字塔式”价格结构或定价体系。​ 其四、 美国国债市场规模越大，流动性越高，就越具有“锁定效应”和“规模效应”，就越具有垄断性。纵观历史，金融市场往往是最具备垄断性和独占性之市场。庞大的美国国债市场几乎成为全球投资者最重要的投资场所，尤其是各国政府、主权财富基金最主要的投资选择。美国资深金融外交家、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科伯（Richard Cooper）多次直言不讳地说：外国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市流动性就越高，各国外汇储备投资就越是别无选择。美国国债市场已经成为吞噬各国外汇储备的“巨大黑洞”。​ 许多国人担心庞大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国债非常不安全，提出许多多元化和降低风险之策略（譬如主张大量购买黄金）。然而平心而论，当今之世，我国庞大外汇储备能够分散多元投资到哪里去呢？无论如何，美国国债都是逃避不了的主要投资选择，此乃我们面临的最尴尬困境。​ 从全球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角度来观察美国国债、赤字和经常账户逆差，我们立刻就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美国真的担心经常账户逆差吗？或者，美国真的有经常账户逆差吗？面向未来，美国真的会大幅度降低乃至全面消灭国债吗？答案是否定的。   四、全球战略： “ 美元 + 美军 ” 之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   我们需要从全球大战略角度来深刻思考和分析美国的国债战略、美元的特殊地位和美国的军事霸权，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限于篇幅，本文只想指出几个最基本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最大的私募基金，而且她不需要任何资本金。它具有近乎无限的融资或创造信用的能力。美元长期贬值符合美国根本利益。​ 第二个结论：维持庞大的国债市场和美元的长期贬值符合美国根本利益。美国根本不会或没有任何意愿发起或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第三个结论：美国最担心的不是美元贬值、财政赤字、巨额货币扩张、经常账户赤字、巨额外债，而是“华尔街金融模式”或“美国政治经济模式”失去吸引力或号召力。​ 第四个结论：维护美元霸权或美元的特殊地位，并因此确保美国完全掌控对国际金融规则的话语权和制定权（包括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权），是美国国际货币和金融战略之核心。美元霸权地位通过五大手段为美国带来超级特权和超级利益。五大手段分别是：大量发行美元钞票、制造全球通货膨胀、无限创造 美元信用、随意操纵各国汇率、完全掌控国际货币体系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美元霸权地位及其五大手段究竟给美国创造了多大利益。根据美国著名研究机构—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一项长期研究的结果，美元霸权地位给美国带来的利益是一个超乎想象的天文数字。譬如以2001—2006年为例，当时正是美元相对世界主要货币大幅贬值时期（亦是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最激烈之时期），该时期美国累计对外借债3.209万亿美元，然而净负债竟然还减少了1990亿美元，等于美国净赚3.408万亿美元，其中仅汇率贬值一项就让美国赚8920亿美元，资产—负债收益差距让美国赚1.694万亿美元，其他手段赚1.469万亿美元。​ 3.408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它大约相当美国6年的国防军事开支总和。也就是说，美元霸权创造的超级利益，意味着世界各国为美国庞大的军事开支“买单”！​ 第五个结论：货币金融战略和能源战略是美国对外经济战略最重要的两极，亦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两极。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前夕，就在公开讲话了明确宣布了这个基本策略。   五、中国对策：金融革命和人民币国际化   2011年，在围绕美国国债上限的热烈争论之中，站在中国国家利益角度和中美货币、金融以及整体关系角度，有四个重要问题最值得我们去寻找答案：（1）一旦中美之间出现严重战略利益冲突，譬如出现台海危机、南海危机和北韩危机，美国之行动严重损害中国利益，那时，中国可以大量抛售国债来制约或制裁美国吗？（2）目前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对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美国大举增发国债的不满，那么，中国可以通过抛售美国国债约束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吗？（3）中国多次要求美国向中国开发高科技出口和直接投资市场，如果美国继续拒开放，中国可以通过威胁减持美国国债迫使美国对中国开放高科技和直接投资市场吗？（4）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未来世界创造出另一个美元的替代品吗？​ 对于上述四个重要问题，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面对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美国持续扩大债务，要有效保护我们美元资产的安全，要将庞大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力有利的金融货币外交工具，我们固然缺乏许多必要的金融技术手段，然而，我们最缺乏的，却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洞察、对政治谋略的高瞻远瞩和果断采取行动的勇气和魄力。​ 最后，让我再次引用布罗代尔对当年英国公债的精彩论述来结束本文：“外国旁观者对英国债台高筑大感惊诧，认为简直不可思议。他们附和英国人的批评，一有机会就嘲讽他们无法理解的英国国债运行机制，而且往往认为那是英国国力极其虚弱的信号，认定英国国债这个贪图方便、盲目胆大的政策必将把国家引向灾难。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这些貌似通情达理和思想深邃的观察家们全都错了，公债正是英国赢得全球胜利的重要原因。”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原文链接：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17&articleId=286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