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非洲的移动互联网革命 感谢雷锋网的投递 　　我的调查得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过去十年，非洲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机繁荣。1998年，这个大陆的手机拥有量不超过400万。而现在这个超过了5亿。仅在乌干达就有1千万人，或约30%的该国人口拥有移动电话，而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在迅速增长。对于乌干达人来说，这种随处可见的设备不仅仅是方便的通讯工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本月早些时候，在穿越Kampala市中心的公车上，我决定进行一次非正式的调查。经过乌干达首都的丰富多彩和混乱的街道，我尝试留意和记录周遭人们使用手机的现象。包括手机商店和小卖亭，街头充值卡贩售者和巨型广告牌，以及实际使用手机的人们：一个穿着校服行色匆匆的女孩正写着一条短信，交通高峰时穿梭的的摩后座上的商人从容地拨打电话。 　　公车上的乘客不仅一半有手机，我们的司机也有，他一边将车停靠到终点站，一边不停地敲击着手机键盘。五分钟后，我就忘了这个计数，终颈部酸痛而作罢。不过我有比数字更好的例证。 　　我的调查得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过去十年，非洲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机繁荣。1998年，这个大陆的手机拥有量不超过400万。而现在这个超过了5亿。仅在乌干达就有1千万人，或约30%的该国人口拥有移动电话，而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在迅速增长。对于乌干达人来说，这种随处可见的设备不仅仅是方便的通讯工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鉴于其在科技发展中的微弱成就，这一切似乎不太可能，但非洲现在真的处于手机革命的中心。在西方，我们已经将手机当成电脑：智能手机可以作为口袋里的电脑。而在非洲，这个十亿人口只消耗4%的世界电力的大陆，很多人甚至都支付不起电脑的电费，更别说买一台。这让电话用户和开发人员成为丰富的资源，而非洲人使用手机正在做的事情，也正是第一世界的人们刚刚兴起的。 　　这方面最生动的例子是手机银行。四年前，在邻国肯尼亚，手机网络供应商Safaricom推出了一款名为M-Pesa的服务，可以让用户在手机上存钱。如果你想支付水电费或者转账给朋友，你只需通过短信发送，收件人在当地的M-Pesa网点将其转换成现金就可以。该服务价格低廉，简单实用，这对无法访问银行帐户或无法负担高额收费的数百万非洲人来说，无疑是场革命。 　　Safaricom本身并没有发明手机银行：它很早就存在于挪威和日本等国家，但规模小，完全没有产生像在肯尼亚那样的巨大效应。传统银行起初对此并不欢迎他们试图一开始就关闭M-Pesa但现在，他们在这场博弈中也收获颇丰，据估计，到2015年全球手机交易量将超过一万亿美元。据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Obopay的手机银行开发执行主席Carol Realini所称：“非洲是银行业的硅谷，银行业的未来将在这里定义……而且将改变世界。” 　　手机银行业务也迅速蔓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乌干达最大的电信公司MTN Uganda，于2009年3月开设了其自己的手机银行服务MobileMoney。短短一年之内，就有60万乌干达人注册了。现在，得益于积极的扩张政策让它赢得了更多的用户那些被称为“步兵”的MTN代理商纷纷走向街头拉新客户该服务的用户现在已超过160万。 　　2011年，MobileMoney网点已经遍布全国：醒目的黄色大厦和售贩亭不仅在Kampala随处可见，其他地方也是星罗棋布。MTN的网络覆盖率达到了乌干达85%的地区，而有MTN的地方就有MobileMoney。我旅行穿过许多村庄，不过多么遥远或者微小，哪里都有那一抹黄色。 　　手机在非洲欠发达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一份2005年的伦敦商学院的研究报告发现，发展中国家每100人增加10部手机，其国内生产总值上升0.5%。手机网络不仅能够促进通讯和金融发展，也可以用于将有关农业和医疗保健的重要信息传播到易受到干旱和疾病的影响的偏远农村地区。 　　尽管手机在乌干达迅速扩散，但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当一个国家的成人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不能读或写，信息如何被理解和运用呢？智能手机对于多数乌干达人来说还是比较遥远的，而非智能的手机怎么能处理那些复杂而详细的信息呢？ 　　小额信贷组织Grameen基金会探索出了一个有趣的解决之道。为了在乌干达的农村地区建立一个可靠地互动管道，Grameen开始将智能手机出租给当地农民，这样他们就可以接收各种信息季节性的天气报告，种植的意见，疾病诊断，市场价格并将这些传递给邻居。他们还收集这些注册农民的信息，并将其反馈到Kampala的总部，而该总部又把它传递到粮农组织和粮食计划署。 　　这些参加者，通常被称为社区知识工作者（Community Knowledge Workers，CKWs），通常通过考察英语的掌握能力，社区中地位，创业精神，以及技术水平来甄选。经过培训CKWs使用智能手机，Grameen支付给他们平均每月20美元左右的绩效工资当然，还是通过MobileMoney。当然租金需在这笔工资扣除，表现优异的农民在两年内可以最终完全拥有自己的手机以及充电解决方案。 　　到目前为止，Grameen已经在乌干达的32个地区培训了500个CKWs，覆盖家庭数达到2万，人口达10万。“我们的目标是100万，”Grameen的乌干达项目主任Sean Krepp说，“我们还将在其他几个国家推广这一项目。” 　　在此之前，该项目的技术需要得到发展和完善。目前，大多数信息都是通过短信方式传输。来自包括乌干达的气象部（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以及国家农业咨询服务局（National Agricultural Advisory Services）在内的各种报告被改写成清晰明了的英语，然后被发送到CKWs的手机上。Grameen已开始发送图像给其驻地代表，这样一来，例如咖啡植物病害就可通过视觉手段进行诊断。据Krepp透露，其下一步就是视频。与Grameen合作的经济学家Philip Parker，目前正在开发一系列的教育录像，以gameshow风格的进行呈现，可以村里机会时使用CKW上的手机播放给村民。 　　当然，还有不少其他更根本的挑战。乌干达偏远地区不太靠谱的网络覆盖就是一个大问题。而在没有通电的村庄给智能手机充电又是另一大麻烦。一些巧妙的解决方案已制定（见下文），但电池电量低，仍然是常见的头痛问题。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但该计划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其发展潜力，已经超出了乌干达的边界，它还进入其他领域，如医疗和教育，而且前景越来越明朗。一旦非洲最贫困地区的数字鸿沟被填平，信息将无往不利，为什么只停留在农业方面？ 　　 案例一：手机钱包微经济 　　船主Allan Mukasa使用手机解决账单问题，给当地贸易商结算。 　　摄影：Yousef Eldin 　　 Kasensero: Rakai 地区 　　Kasensero是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岸边一个小渔村，距离Kampala 有200公里的车程，往西南方向前行可达坦桑尼亚边境。最后40公里是一条崎岖不平的红土路，雨天将变成泥泞的野战训练场。当你辛辛苦苦到达这个村庄，会被路障拦在外面，直到老门卫确认后才能被允许进入。 　　该镇主要街道的尽头就是非洲最大的湖泊，以及该镇的主要经济来源。湖泊沿岸一字排开地泊满了数百个长而窄且堆满了渔网的渔船。当我到达Kasensero时，上午的捕捞作业正在进行，最后捕获的巨型尼罗河鲈鱼正被运往岸边的工厂，在那里鲜鱼将被初步加工处理，包装并送到Kampala以供出口。 　　俯瞰岸边的一排房屋末端有一个鲜黄色外观的建筑：这是这个5千人口的村庄中两个MobileMoney代理商的其中之一。在里面，渔民Ben Nsubuga，正准备把周薪存起来。 　　他将手中的一叠现金交给桌对面的女人，她在账本上记录下该存款并交给他一个代码，这个代码他将输入手机之中。只收取了一小笔费用，而且几分钟内就完成了这笔交易。 　　“这种服务来这里之前，我必须随时带着所有现金，”他说。附近根本没有银行，而且在过去，每当Nsubuga回家给家人带钱，他都很担心在出Kasensero的这条漫长的路上被抢劫。 “现在我需通过这种方式汇款就可以了，”他拿着手机示意道。这笔钱通过短信传输，而且他可以在任何MobileMoney代理处提取现金。 　　他说，最大的问题还是网络，这些地区非常不稳定，让客户往往没办法随时取到他们辛苦赚来的现金。 　　接下来的例子是Allan Mukasa，一个船主和以及该村的副主席。“不知怎样，它让这里的生活变得更好，”他说。Kasensero居民不仅可以长途汇款，他们还可以将银行的钱在手机上相互转账，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镇建立起了一个微观经济体。“我们还用它来支付水费，电费和学费，” Mukasa补充说。但他认为需要改进的空间。“以前，我们不知道如何存钱，现在，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好的银行体系，有生息的可能性。” 　　离开Kasensero不久，我才了解到它困苦的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初，该镇是世界上第一个全区范围的艾滋病疫区，1986年，其人口的五分之一死于这种疾病。近十年后，卢旺达大屠杀造成的数千具尸体经由Kagera河带入这个湖。几公里外的一块大型墓地时常勾起人们的恐怖记忆。 　　今天，这个村镇正试图摆脱这充满创伤的过去，而且如果说这个黄色办公室外面排起的长龙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它繁荣的未来。现在，Kasensero村民的钱不再偷藏在床垫之下，它徘徊在电波中，想要取现或者汇出。只需触摸一个按钮，支付一点费用就可以了。当然。信号允许的话。 　　 案例二：用智能手机来耕作 农民Simon Obwoya用手机给作物做标记，查看市场价格 　　摄影：Yousef Eldin 　　 Lagude: Gulu 地区 　　我到达Lagude这个位于乌干达北部，由一群泥木屋构成的小小村庄不久，我的主人，Simon Obwoya非常遗憾地说他不能展示他的手机了：因为两周前它被带去Kampala进行维修了。没有它，他无法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也就无法在这个异常艰困，饱受干旱之苦的土地上耕作了。 　　去年十二月，43岁，已婚并育有八个孩子的Obwoya，受Grameen基金会招募成为一个CKW，并接受智能手机使用培训，现在他除了能接收关于天气，动植物的健康和市场价格的建议并将其发送给其当地村民，他还可以收集在他那登记过的农民信息，并将其发送回Grameen。 　　该基金会在乌干达开展项目的所有地区中，Gulu是问题最多的。20多年来，乌干达北部的大部分一直是战区。臭名昭著的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长期盘踞于此，大批难民被迫逃到艰苦的流离失所者营地。2005年圣主抵抗军被驱逐后的几年，人们已经慢慢地返回家园，回归正常。但二十年的冲突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社会的信任，工作的动力，以及生命和物质财富。丰富的农业知识也一并丢失，而Simon正在努力将其恢复，并使之现代化。 　　就在日落之前，Grameen的一名骑着摩托从Gulu镇给Simon带回了HTC智能手机，已经经过修理焕然一新。Simon很开心，并立即准备给它充电：在一个没有电的村庄这真是壮举。作为租赁合同套餐的一部分，Simon获得了一个名为“Readyset”（由美国Fenix International公司设计）的锂离子“智能电池”。它还可以给LCD灯和收音机提供电力，但Simon的ReadySet已经没有多少电量了，所以他在我们的车上充电。 　　第二天一早，Simon就准备解决ReadySet问题。他把电池连接到贴在自行车后轮的动能发电机上。然后他跨上这辆有站脚的自行车，并开始蹬车。这个村已经习惯了Simon骑自行车而不动的奇观，为了给ReadySet充电，他经常需要骑上几个小时。 　　不幸地是，它不像理想的那么有用。有时他还必须将电池带到当地的交易站去充电，而这是需要付费的。 　　Simon勇敢地将我带到他的田地，在那里他种植了玉米，木薯，花生以及各种豆类，还参观了他作为CKW所管理的更广阔的田地。这包括5个村庄，Simon在过去六个月已登记了300多名农民加入该计划。 　　想要注册，农民必须提供有关农场，家庭和收入，以及所需改善的事务等等各方面详尽的细节。该地区的许多人仍然不知道为什么Grameen不提供实际的物质援助，但Simon告诉我，他正在努力改变这种思维定势。“我告诉农民兄弟们，让人给你知识，那样你才能富强起来。” 　　他所从Grameen学到的知识真的让让这一切有所改观吗？Simon点头。“尤其是今年，他们警告我们警告说今年将有一个长时间的干旱，所以我们的许多农民就推迟了播种时间。果然不出所料，农民们至少能够保存了种子。” 　　在Grameen的帮助下，Simon还成立了一个养殖社团，他们正扩充其产品，并以不错的价格卖给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而这也将用于该地区的救济工作。而CKW计划在Gulu起步艰难，前面也是荆棘重重，但在Simon Obwoya用气宝贵的智能手机所照料的田间地头，它已开始取得实际成效。 　　本文由雷锋网编译自guardian，若无此注明，皆为原创。 　　　　　　　　　　　　　　 评论 加入收藏 打印

核心提示：来自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都无法阻止热情的调查记者。注：本文并非最新发表，只是我们刚刚完成翻译 原文： Wang Keqin and China’s revolution i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作者：Tania Branigan 发表：2010年5月2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Michae1S翻译 TTS: MP3 【图：非原文配图，这是2011年7月19日王克勤领导的《中国经济时报》新闻调查部被整肃后，网友制作的凡客体王克勤介绍】 除了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都得有的”装备”，诸如机警狡黠、能说会道和一定的文学水平外，每次采访时，王克勤还有一件额外的东西：一个小小的、沾满 红色污迹的扁金属盒。 盒子里是浸透了红色印油的海绵。像一个侦探一样，45岁的调查记者王克勤会编辑证词，然后在每份证词的底部他要让被访人按上指印。 他的一系列的调查报道让他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调查记者，印油就是这种调查的彻底性的证明。一连串的爆炸性的新闻给他带来了名声，也给他带来了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 “通常对手非常强大，所有你必须做到铁证如山。”他边说边盖上印泥盒。 但这还不够。上周，因为签发王克勤采写的山西毒疫苗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和致残的报道，《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包月阳被免职，调到另外一个无关紧要的兄弟单 位。山西官员宣布王克勤的报道不实，王克勤在报道中说山西官方的调查有问题，尽管在《卫报》联系他的时候他拒绝就此事置评。 王克勤案是彰显中国调查记者热情的最新个案，同时也暴露了中国调查记者们面临的挑战。 王克勤的简历反映了当代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史：从一名宣传人员到一名调查记者――虽然是被严格束缚着手脚的记者。他在80年代中期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成为一名官员，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中国这是通往财富和地位的捷径，”王克勤在毒疫苗案之前的一次采访中说。 王克勤回忆了他当年大量炮制官方宣传报道的生活，”你就在一个一颗红心都献给了党的领导下的会计员”――然后他讲起他如何拼凑一些文章发给本地媒体换取一点点外块。但随后，一些居民找到他，向他诉说自己的问题，王克勤的良心在颤抖。”他们热情的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告诉我他们的问题，对我抱以极高的期望。作为一 个20出头的小伙子我第一次感到这样被人关注，同时感到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必须报道这些事情。” 到2001年，王 克勤已经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这里说的不是他的收入或者他的生活方式。那时他仍然还在北京郊区的又小又脏乱的办公室里办公，但是他揭露本地金融市场非法交易的报道已经让他的人头的价格达到高峰。很快他的另一篇牵涉到本地官员的报道就让他失去了工作。 “黑社会找我的 麻烦，红社会（官方）也找我的麻烦。”王克勤说，”我听说有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任务就是把我送进监狱。” 朋友、以前的同 事都避开他，后来他在特殊干涉下才被保了下来。他的一个在新华社工作的熟人写了一篇关于王克勤问题的内部报告，这个报告最终送到了当时的总理朱�基手上。朱介入了才保护了这名记者。 那是中国的新闻记者们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敢于挖出丑闻和犯罪。但从2004年开始，中国当局严厉禁止新闻媒体报道外地的新闻事件。然而新闻记者们大量无视这一规定。记者们认为官方在运用这一规定阻碍他们进行调查，并打压调查记者。 随着北京当局大力推行”和谐社会”的概念，对经济与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紧密，很多人感到悲观。”在今天，调查报道已经成为’稀有金属’，不光是当权者，连资本也在打击它。”进步报纸《南方周末》的前主编钱刚说。他现在香港大学做”中国传媒项目”。一些人争论的的是近年来，媒体、甚至是国 有媒体都对新闻事件有了更快、更全面的报道，触及更敏感的话题。但同样在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说，这只能说明政府在更主动的引导公众的思想。”你看到的表象后面还是控制，”大卫说，”事实上，现在能做这些报道的记者比两三年前还少……表面上你能做调查，实际上你却做不到。” 2008年毒奶粉丑闻披露以后，一名失望的编辑在他的博客撰文说，他之前的文章就曾经揭示过毒奶粉的危险，但未能爆出真相。 尽管北京有些时候会鼓励调查报道，但它仍然通过了禁止跨区域采访的规则。班志远说”你可以大书特书本地官员的问题和中央打击地方腐败的决心，这样事实上是在美化中央政府，同时也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因为这些限制， 果敢的调查记者们为了找到可以工作的空间而战。”规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的，根本不是法律和政策，而完全是其他因素――看你跟谁有关系，发生了某新闻事件之后有没有某人发话保护你让你继续去调查，”班志远说。 很多年轻的记者们把王克勤当作榜样成长起来。在媒体被普遍商业化的氛围中，竞争的压力促使记者们去挖掘更震撼的新闻。 2006年被开 除的《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说，媒体其实可以做的更多，”不是因为政府放松了控制，而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已经成熟了很多。”2008年汶川地震和上个月的青海地震，很多媒体的主编就不顾政府的禁令派出了记者。 互连网也放大了主流媒体的声音。很多记者于是利用个人博客来发表他们的报道中被审查机器删除的部分。 但记者们知道不透明和边界的模糊会影响甚至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让自己的报道被毙。这些是新的挑战。从记者转行做律师的周泽关注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暴力伤害和其他方式的打压，他说，他最担心的是官员们改变处理批评的战术。 “近年来对贿赂和敲诈的指控增加了，”他说，”当你说这是造谣中伤，人们 会问你报道里写的是什么，这些是实情么？如果你说这是贿赂或敲诈，这给记者的形象造成相当坏的影响――人们假定他们失去了职业操守，因此他们就失去了公众的支持。” 读者们有相当充 分的理由来怀疑。腐败盛行、薪水微薄，出席新闻发布会有报酬。隐藏负面报道、确保只有正面报道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衍生出”假记者”，专门去敲诈勒索工业事故的事主，只要给钱就不报道。 王克勤谴责敲诈者，但他更担心的是”假新闻”，即那些披着新闻报道外衣的党宣传、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 在一个公民面对强权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救济渠道的国家，深入、可靠的报道就更显得更为重要。王克勤已经采写的调查报道从抢夺土地到矿难到非法采血输血造成HIV的大规模流行。周泽担心更少有记者敢于报道这些话题了，而公众会为此而付出代价。”如果记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也就得不到保障。”他说。 媒体的压力 2009年11月，在中国影响甚大的商业杂志《财经》主编胡舒立，因为传闻报道当时的敏感事件而辞职。她辞职后创办了另一个媒体《财新》 2009年12月，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南方周末》的编辑（向熹）因为报道了奥巴马专访而被降级。据说该处分是因为南周的报道激怒了审查者。 2010年3 月，13家中国媒体联合共同刊发要求改革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废止户口登记制度的社论。随后社论被政府要求从网站删除，领头的报社被当局严重警告。 2010年5 月，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发行人包月阳，因为保护王克勤关于山西毒疫苗造成儿童死亡、致残的报道，被贬到一个小公司。该报道发布后引起轰动，但在审查机构的指示下被迅速低调处理，然后由其他媒体报道淹没。 相关阅读： 《福布斯》 黑暗的中国新闻界 点击下载【译者访谈No.3】的实况录音――闾丘露薇与曾经的南周副总编长平和伯克利大学的萧强谈中国的媒体控制与维基泄密 第一部分 、 第二部分 、 第三部分 （需翻墙）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对于那些围观中国的外部观察者来说，这个国家的互联网似乎是由西方网络服务的山寨货组成的。在西方，百度被认为是“中国的谷歌”，人人网是“中国的脸书”，而新浪微博是“中国的山寨推特”。 但是那些使用和观察中国互联网的人们知道，在这个有着全世界最多上网人口的国家，很多网络平台和他们借用创意的西方先驱者没有多少共同点。如今，一项可信的研究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共同点究竟有多么少。 来自惠普实验室的三名社会媒体学家已经比较了推特和新浪微博的用户如何分享一些内容，比如他们转发从别人那里收到的消息的频率，什么样的消息会被转发的最多，和他们的信息来源是什么。 “在和全球社交网络比如推特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在中国，被分享的内容有着很大的不同。”惠普社会计算实验室的Louis Yu, Sitaram Asur and Bernardo A. Huberman这样写道。 第一，研究者发现，推特用户们明显关注时事和新闻，然而中国的微博用户大多转发笑话，视频和故事。 第二，推特的关注趋势是由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传统新闻来源造成的，因为这些媒体将自己的新闻发表在微博上。相反的，在新浪微博，关注趋势大部分只是由一些非常多样的内容过度转发形成的。报告指出，“在新浪微博，一致趋势的制造者不是媒体组织，而是些没有认证的账户，他们扮演了论坛和为用户提供一个分享有趣图片，笑话和故事的平台”。 鉴于中国传统媒体严格的审查制度，这一点并不惊讶。而传统媒体作为执政共产党的宣传喉舌已经让他们失去了很多人的信任。相反的，社会媒体的非官方消息常常更加可信。 第三点重要发现与难以置信的转发率有关。惠普的研究者发现被转发最多的新浪微博用户一人，就有三十七条状态被转发了超过一千次。调查中，总计所有流行主题的百分之六十二是转发的，而推特的转发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一。 HP研究员的观点因为以下两个原因而变得非常有趣。 第一，新浪准备开始将微博货币化。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原文误），已经谈到这项工作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公司现在正在向外部开发人员介绍虚拟货币的概念。 第二，中国政府正在小心地观察着微博这一成长的势力。本周早些时候，中国社科院在其中国新媒体发展年报中警告说，微博已经成为去年引发公共观点的主要消息源头之一，并被认定为是一种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 对于那些想用中国微博做生意的，惠普的研究表明新浪微博将会成为一个病毒般工具，比世界上其他东西都更加强大。而对于中国统治者，它可能看起来更像一种革命工具。 添加新评论 相关文章：    中国在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入选家数仍居首位    中国试图为过热的经济“降温”    《自然》杂志精选 （2011.06.30）    北京物价超纽约的理由    中国经济必将“硬着陆”（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