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

　　作者：常成 來源：看歷史 　　 　　 高華一介文弱書生，向來謹小慎微，面對無可回避的史實，卻能義無反顧地擺脫自己內心的恐懼與禁忌，秉筆直書，無愧於他 　　 　　　　1979年在課堂上聽《報任安書》時激動的心。 　　 　　　　2011年12月20日，我和高華老師最後一次通話。他的聲音依舊篤定清晰，卻不如以前洪亮，聽得出來他正在遭受病痛的煎熬。問到病情，他說一些危險的指標降下來了，讓我放心。他關心我尋找教職的情況，叮囑我向斯坦福大學的胡佛檔案館詢問收藏沙飛影像檔案的事宜。詎料這短短的五分鐘竟成永訣。六天後，延續數年的生命奇跡沒有再現，高華老師離開了這個他摯愛的世界。一代良史殞逝，後輩痛失良師。 　　 　　　　三年前的同一日子，因為奇妙的機緣，我認識了高華老師。2008年12月20日，我偶然經過上海華東師大老校區，於是決定去歷史系參觀，特別是著名的冷戰研究中心。到了人文社科大樓才得知歷史系早已搬到閔行新校區，這裏只有一間辦公室留守。我驚喜地在這發現了一張內部通訊錄，我一眼就看到“高華”!這不是我過去三個月反復閱讀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以下簡稱《紅太陽》)的作者嗎?而之前我還不知道高華已到華師大任教。 　　 　　　　我即刻撥打電話，接聽的正是高華老師。我告訴他，在導師周錫瑞先生的史學史課上，剛剛讀過《紅太陽》，有很多的感想和問題，想向他請教。 　　 　　　　當我來到高老師的臨時公寓，開門的是一位儒者，滿頭銀發、謙和質樸，這與他在著作中所展現的那種手術刀般銳利冷靜的氣質仿佛有很大的不同。不知不覺中我們從下午三點談到了六點，從叛逃者史料的考證談到高層回憶錄的辨析，從斯諾、謝偉思的陜北經歷談到西方史學界長期以來對中國的誤讀與想象，最後談到重寫中國近現代史的重大意義與廣闊可能。當晚告辭後，我走在冬天的大街上，卻覺得如沐春風，耳邊余音繞梁，心中歡喜贊嘆。 　　 　　　　自此以後，我每次回到中國大陸都會去上海或南京看望高華老師。在這三年中，看著老師與病魔抗爭，日漸消瘦，他卻依然筆耕不輟，而且堅持指導研究生論文，與晚輩無私分享研究心得。每次與高華老師的交流都是一種知性的享受，也是品格的滋養。我時常忘了我們是在討論殘酷的革命與戰爭，而被他“同時又熱烈又恬靜，又深刻又樸素，又溫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格所感染。今天我寫下這篇文字來緬懷這位卓然高潔的歷史學人，紀念他的學術成就、自由思想與人道關懷。 　　 　　　　一部挑戰傳統話語體系的著作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是高華的第一部專著，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後，至今已第十二次印刷。該書徹底顛覆了中國與西方學界對延安整風運動的理解，迅速成為學界公認的中國現代史經典。 　　 　　　　毋庸置疑，延安整風是中共歷史上極為關鍵的一次政治運動，其直接的結果是中共實現了組織與思想上的高度統一，為1949年革命勝利奠定了基礎。中國國內的歷史書，大多認為是一次全黨範圍的普遍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而對運動中出現的“審幹”“肅反”和“搶救”卻避而不談。西方學界對整風的理解也與國內有相似的盲點。 　　 　　　　1960年代，施拉姆(Stuart Schram)在《毛澤東》一書中認為整風運動旨在“協調個人的‘自覺行動’和完美的社會紀律之間的沖突”。 　　 　　　　在美國反越戰的浪潮中，賽爾登(Mark Selden)於1971年出版了《延安的道路》，歌頌群眾路線、民主參與、減租減息等社會改革。書中有一節是關於整風運動的，他引用毛澤東“治病救人”的比喻，稱“整風運動不是一場清洗運動……運動的目的顯然是要改造和重新接納他們，而不是要通過流放，送進集中營，開除出黨，開除公職等方式清除他們。”而他的資料主要依靠康普通(Campton)收集到的整風文件和毛澤東講話，以及《解放日報》。 　　 　　　　1986年出版的《劍橋中國史》第13卷(下)，範力沛(Lyman P. Van Slyke)在上述資料的基礎上，增加了少量有關丁玲和王實味的描述，但依然沒有涉及到整風背後的審幹與搶救運動。 　　 　　　　1997年，哈佛大學教授、文革研究專家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發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之三(1961-1966)，提出了一個概念：“延安圓桌”的終結。其實他的三部曲一直暗含“延安圓桌”的概念，其假設是在延安時期中共形成了一個以毛澤東為首的，但是相對平等的精英領導層。恰恰由於馬若德對延安的這種浪漫想象，使得他對文革根源的考察只能倒推到1956-1957的“百花齊放”與反右運動，而不能作進一步追溯，以至於貫穿三部曲的“路線鬥爭”邏輯也愈發不能自洽。最終，在2006年馬若德與沈邁克合著的關於文革本身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中，“延安圓桌”這個概念被拋棄了。 　　 　　　　而《紅太陽》的出現，貫通了中國現代史、當代史的各個重要環節，其銳利的解釋力不但穿透從中央蘇區“肅AB團”(1930-1931)到延安整風運動(1942-1945)的中共黨史，而且貫穿整風之後的內戰、鎮反、反右和文革，以至當代的政治邏輯。 　　 　　　　高華強調毛澤東在“道”與“術”方面都有相當重大的創新。早在整風運動前的1938年秋冬，毛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邏輯嚴密，言簡意賅，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抗戰階段，完全契合中共幹部黨員的心態，極具正當性和鼓動性。”然而，其主要精神在於他“吸取、應用馬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蘇共黨的組織結構形式，將其與中國……傳統融匯統一，使之轉化為由共產黨領導的、以推翻國民黨統治為基本目標的……大革命。” 　　 　　　　這一創新在抗日救亡時期具有正當性，也同樣另有其多樣性後果。在這種造反傳統與斯大林制度的合力作用下，等級差序制度在延安以物資分配的形式明確和固定下來，這就是被王實味所批判的“食分五等，衣著三色”的制度，而這一套延安制度又得以延續。 　　 　　　　毛澤東的另一核心創新是思想改造的方法：利用中國知識分子所信篤的強調自省自新的內聖之學，向思想改造對象“交替使用教化與強力方法鍛造‘新人’”。新的思想改造方法“給廣大黨員，尤其是知識分子黨員制造了一座強大的壓力場，使其在反復震蕩中蛻盡‘舊我’，換上一顆全新的靈魂。”很多經歷過延安思想改造運動的“新人”學會用毛的概念來思考和行動，“徹底拋棄資產階級人性論和溫情主義的任何表現，非黨性勿言、非黨性勿聽、非黨性勿動，絕對服從領袖、組織、上級的命令和指示。”革命政治前所未有地深入靈魂，幾近消滅了個人的思想與生活空間。 　　 　　　　《紅太陽》指出延安整風其實奠定了後來各種政治運動的制度與思想基礎。這不啻是對整個革命話語體系的挑戰。對挑戰者而言，他需要多麽巨大的勇氣和擔當。 　　 　　　　高華曾經惋惜自己沒有機會對親歷延安整風運動的人士進行口述采訪。誠然，他們的口述肯定會讓《紅太陽》內容更加充實，但是受訪者可能不會有太多反思。 　　 　　　　激於義理、追求自由的靈魂 　　 　　　　高華生於1954年，成長於這個等級差序制度的末端，政治早熟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唯有接受規訓，收斂個性才能贏得安全，實現向上流動。然而，他仿佛天生就有一個“追求自由的靈魂”，在階級鬥爭的喧囂中他饑渴地讀書求知，想要探尋世界的真相。 　　 　　　　1978年高華進入南京大學歷史系，次年就萌生了要寫一本真實反映延安整風的史書的願望，並開始收集資料。從此時到1991年動筆，他花了十二年;到1999年最後交稿，花了整整二十年。他真正踐行範文瀾先生的格言：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 　　 　　　　高華沒有申請任何項目經費，也沒有得到任何官方檔案館的機密原始檔案。在浩如煙海的已公開史料中，他反復地“對各種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資料進行點滴歸攏，爬梳鑒別，再對之反復研究體會，使之融匯貫通。”逐漸得出了一幅日趨完整、愈發有解釋力的延安整風歷史拼圖。 　　 　　　　1991年8月19日夜，高華在筒子樓裏兩家合用的廚房的小桌子上鋪開紙筆，開始《紅太陽》第一章的寫作。那天蘇聯正在發生“八·一九”政變，廣播中播放著蘇聯國歌與愛國歌曲。 　　 　　　　他回憶道，“我感覺到我應該寫!……寫作是個很長的過程，我並沒有立即想到出版的事。我當時有一個想法，就是你應該寫，要擺脫自己內心的恐懼，擺脫內心各種各樣的禁忌。” 　　 　　　　太史公曰，“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高華一介文弱書生，向來謹小慎微，面對無可回避的史實，卻能義無反顧地擺脫自己內心的恐懼與禁忌，秉筆直書，無愧於史家的稱號，也無愧於他那顆1979年在課堂上聽《報任安書》時激動的心，那顆幾十年未曾改變的赤子之心。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高華先生一生清貧困厄，放逐於體制邊緣。他淡泊刻苦，青燈黃卷，上下探究，終成一家之言，留傳世之作。 　　 　　　　人道的關懷 　　 　　　　雖然《紅太陽》提出了不同既往的論點，高華卻又在後記中表示，自己“心中對中共革命抱持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將其看成是20世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物，認為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在該書出版十周年之際，高華表示同意蕭功秦的看法，認為“書中所顯現的思想矛盾正是歷史事件本身的內在矛盾的一種映射。”　其實，中共革命歷史本身的矛盾正好印證高華一以貫之的人道主義立場。 　　 　　　　我認為，《紅太陽》中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高華所表達的價值傾向：“我至今還深以為然的五四的新價值：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高華對中共革命與國民革命的目標——即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有深刻認同，但他同時認為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的終極目標是社會每一個個體的自由、獨立與幸福，所以他對延安整風運動的手段有深刻的反思。他並不認為為了達到一個高尚的目的——革命或其他——就可以不擇手段。 　　 　　　　正因為如此，在《紅太陽》中，高華對整風運動中受到迫害的人群流露出同情，同時對那些接受改造後獲得認可並成為“新人”，後來又成為領導者、解放者，直至加害者的知識分子有深刻的批評。 　　 　　　　雖然高華長期研究高層政治，洞悉權謀，卻並不沈溺於權謀。其實他痛恨權謀政治，他真正關註的是普通百姓的生命史。在回應遇資州(劉小楓筆名)的“黨內整風‘幹卿何事’”的質疑時，高華說，“如果不是因為這一切與老百姓有著密切的關系，我是不應加以置評的。”正如楊奎松教授的挽聯所言，高華“畢生瀝血春秋筆敢為蒼生問不公”。 　　 　　　　鐘情“小人物” 　　 　　　　高華一貫鐘情對“小人物”的研究。雖然高華對高層政治有深入的研究，但他在感情上堅定地站在弱者、普通人的一邊。即使在《紅太陽》裏，讀者也可以感受到他對弱者的同情，對他們著墨甚多。 　　 　　　　完成《紅太陽》之後，高華開始鐘情於對1950年代的“小人物”的研究。他認為，“歷史學是一門關於人的學問，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狀態，應永遠在我們研究者的關懷的視野之內。強調普通民眾的生活經驗與感受對我們認識過往歷史的重要性也許不是多余的，研究者不僅要重視知識分子的感受和經驗，還要註重普羅大眾的生活經驗和感受。”他時常引用費爾巴哈的話：“經常受到世界史浪潮沖擊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絕不是那些高官顯爵，因為他們高高在上，太顯赫了。” 　　 　　　　高華認為，研究當代史應該高度重視普通人的敘述，通過考察他們在革命、戰爭、解放、改造中復雜差異的經歷，拷問“自由、人性”對他們不同的意義。“正是在這種差異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歷史的復雜性，這也是歷史學永恒魅力之所在。” 　　 　　　　事實上，如果我們追隨高華老師的實踐，即使在檔案沒有全面開放的中國，當代歷史研究也有無限的可能。 　　 　　　　三年前，高華老師在紀念八路軍攝影家沙飛的研討會上說，“沙飛的結局是不幸的，他永遠定格在38歲，在革命即將勝利的時候倒下，使他沒有成為領導幹部，這看起來遺憾，其實也沒什麽，這使得沙飛永遠是一位本色的人。”因為沙飛留下了珍貴的攝影作品，“沙飛具有永恒性，他真的就像他自己所說的‘成為一顆在祖國的天空中永遠自由飛舞的沙粒’”。我想，他說的何嘗不是他自己。 　　 　　　　高華老師的生命雖然定格在57歲，但他是永恒的，他也許真的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繼續“行走在歷史的河流”。他留下的思想與精神將永遠地激勵他的學生。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3082

　　“摸着石头过河”三十余载，改革进程近年来频频呛水，前进或止步有争论，如何前进亦有争论。时代周报记者为此专访了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学良教授。 　　丁学良认为，若要尽可能地凝聚共识，需要回到对基本问题的探讨;争论不应停留在抽象概念上，而应聚焦于现实条件允许或成熟的领域，作切片式的分析;进步可以缓慢，但方向必须明确。 　　在他看来，“中国过去是有很多进步，问题是花的代价太大、时间太长，这是非常非常不划算的，其中基本的一点原因是，中国的民众不是社会管理过程的主动参与者”。 　　“国进民退”是倒退 　　时代周报：你在总结“中国模式”时，将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段时间称为中国模式的“史前时代”，留下的遗产可归结为“多元的开放性”，是一种“大梦初醒，弃旧图新”的时代精神。你曾说，越从长距离回顾那段历程，越感觉“开放”比“改革”更关键。那我们现在是否还能找回“史前时代”的思潮、共识和凝聚力? 　　丁学良：如果想要把现在中国社会大部分人尽可能地凝聚在一些基本目标上，就得要解决一个很基本问题：究竟我们要推出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和行政制度?讲制度时宜粗不宜细，讲太细一开始都是纸上谈兵。“史前时代”时也有很多争论，但比现在共识程度要高得多。 　　当时的经济制度是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由政府垄断最重要的资源，消除民营经济私营经济，消除中国经济和外部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是死路一条。中国不该再去犯重复的错误，但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现在国内的混乱认识越来越多。 　　这几年“国进民退”讲得很多，这常常发生在民营经济有了一段时间较宽松的环境，民间企业有了越来越多较自主的发展后，政府官僚间产生一种反弹，不希望看到这种现象，觉得很多资源不在自己掌控下，这时国进民退就开始。一直退到民间经济活动几乎苟延残喘的时候，又产生另一种反弹，像钟摆效应一样，摆到极端时，民营部门已非苟延残喘，而是完全被消灭掉，“文革”时就是如此。那时提出的最厉害的经济制度口号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什么意思呢?资本主义的身体已被消灭掉，现在只剩一点小尾巴，也不能容忍，要把这段小尾巴也灭掉，于是导致当时中国经济接近崩溃。 　　这是过去200年中最极端的现象。如果在从崩溃的边缘走出来三十年后，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纠偏，那我只能讲，中国人、中华民族白吃了那个时候的苦。那个代价是很惨重的，当时贫困的中国有多少人死了、多少资源被浪费掉。现在越来越多人在算这些账。所以，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这一点，绝不能以改革开放前那种方式来纠正今天中国经济中的问题。 　　中国经济中为政府所控制的部分应是小块而非大块，占大块的民营经济发展尽管缓慢，但是往前进的，而不是走一步退两步。并非要激进和快速，但目标要明确：能够放给民营的就要尽量越来越多地放给民营;在不能够民营化、不能大面积让民营企业进入的行业里，如何增加透明度，公众监督、审计制度。怎样使那些在相当长时间内由政府垄断的产业中，获得的超额利润回馈到普通公民中去，来资助中国基本的社会福利，否则就造成目前国富民穷的状况。 　　时代周报：“维稳”突然成了中国社会一个颇为热门的词语，它出现至今还不到10年，但使用频率却越来越高，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丁学良：中国社会在过去几年变得越来越焦躁(restless)，这给我们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如果社会制度总是采取一种不惜一切代价维稳、总是把一些小问题逼到民间反抗、反弹，甚至逼到人家采取一些极其激烈的手段——如果这种事只发生在一两个地方，那你会去追究“肇事者”——如果这种事持续、频繁、反复发生，那就应从制度上找些原因问题。提了一大堆美丽的口号，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不解决不行。最基本的社会管理制度应该是：让中国公民成为中国社会管理中越来越主动的参与者，而非越来越是被管理者和被监督者。 　　现在城市里到处是摄像头，买刀、微博、上网、手机都要实名登记。我并不反对实名制，但实名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说和谐社会等这些口号都很好，但给了公民多少主动参与社会管理过程的机会和权利?我不是说要百分百的社会自治，而是说中国的社会管理中，行政系统、法律系统、治安系统中都是很重要的参与者，但更基本的参与者是公民自己。如果把这块始终当作监督、监控甚至打压的对象，那社会是不可能往前进的，只会造成越来越多问题。一个相对好的制度，应该是以较短的时间和较小的成本来改正错误，为好制度的发展创造环境，是一个良性机制(positivedynamics)，而不是为一点点进步造成过多人流血。中国过去有很多进步，问题是代价太大、时间太长。 　　增强透明度是纠错的前提 　　时代周报：你曾言“制度性愚蠢”，即制度绑架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不允许公开透明讨论。这种状况已经愈加淤积停滞，“政策创新的血管已趋于硬化”。 　　丁学良：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从上到下习惯以权力、强力甚至暴力的方式做事。你不能老这么干，一定要使公共政策既有自上而下的渠道，更要有自下而上的渠道和政策投入。不能制定政策时老是不和下面商量，拍了板就让下面去执行。公共政策牵涉了太多的人和利益，因此要公共的协商、讨论，然后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不能只有决定然后到实施。 　　政府订立了宪法和法律，自己又去破坏，破坏之后还不允许老百姓出来指正，那接下来就只有用黑社会(mafia)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因为正当、合法的手法都被堵塞了，不让人批评，不能讲道理，那事情就讲不下去了。一个好的政府，一定是越来越是采取讲道理而非讲暴力的办法。 　　时代周报：那你认为，政府应该怎样才能达到你所讲的“越来越采取讲道理而非讲暴力”? 　　丁学良：我们不要争论太抽象的东西，要把焦点放在如何增加透明度(transparency)上。因为透明后就会慢慢引入制衡的力量，一些纠正的机制就会有人提出。社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态系统，而中国的体制是想把一切变成机械过程，齿轮和螺丝钉都给拧上去，这是不行的。 　　媒体管理体制如何透明，要透明就要有法，没有《新闻法》怎么行?透明度的增加，是纠正坏的政策和制度、推出好的政策和制度的最基本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其他都谈不上。县级人事和预算要亮在阳光下面，去辩论和报道，没有这个过程何谈依法执政。一切坏事要想纠正，都必须从透明开始，普天下没有例外。 　　一个小小的微博，如同在一个严密的黑屋子里拿针捅了一个小孔，让阳光进去晃了晃，都造成如此大反弹，如果有制度化的透明那就不一样了。现在说微博上谣言泛滥，那是因为还没有制度化。不能总是让人觉得做坏事没有恐惧，做好事没有依据。人就怕三样东西，怕神，怕法律，怕周围人的咒骂。除了第一个，后面两者都与媒体有关，如果不能暴露出来，后面两个怕都不可能发生。现在很多人做事，是这三不怕，所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时代周报：对“透明”的进程你个人觉得乐观吗? 　　丁学良：如果乐观的话那就不用讲了，你天天讲的事情就是你不乐观的事，而越是不乐观的事就越要讲。公共事务就是政治，不过有不同层次而已，对本地公共事务的关心就是一种政治。美国有句俗话，所有的政治都是从基层开始。你只要关心你所在社区范围的公共事务，那你就是在关心政治，好的社会治理就是靠这些。 　　做社科研究需“胆”“识”兼备 　　时代周报：前段时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引发的抗议，你如何看

谁能准确翻译“休假式治疗”? 作者：狂飞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2-2-12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2 11:10:27 阅读量：3035次     这一周，“韩战”收尾，各种新剧陆续上演。近日，一段记录在除夕清晨，一名来自南京市、跟随父母到美国旅行的4岁幼童，仅穿一条嫩黄色的小短裤和运动鞋，在零下13℃的美国纽约法拉盛暴雪肆虐的大街裸跑的视频红遍了网络。对于这种极限教育方式，孩的父亲解释称，他之所以让孩子在雪中裸跑，是在进行残酷鹰式教育。对此，网友“四眼先生”认为，“如果孩子的适应能力和体质都许可，让4岁孩子雪中裸跑，可以磨练孩子的意志。但是，如此为了教育而教育，视儿童为私有物品，对儿童世界的肆意侵占和野蛮开采，都属非道德的强暴行为，这并不是真正的教育。”网友“李志起”还发现，“特别是当鹰爸面对媒体大谈特谈育儿经，绕上那么一个大圈子，终于直奔主题——有本书即将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时候，估计公众多少会更加不淡定了。公众也似乎恍然大悟了，原来这裸跑只是一个幌子，想出名才是终极目标。裸跑弟一脱成名，‘导演’鹰爸也跟着功成名就，这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见得太多太多。只是可怜了这4岁的孩子，尚未谙世事，便要活在有心之人的‘策划’当中。他并不需要这些，对他来说，‘爸爸抱抱’或者才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对于孩子来说，“爸爸抱抱”很重要;对于校友来说，“母校抱抱”也可谓是“二次关怀”，所以，在大学校庆日益成为官员和大款的交际场的情况下，南京大学在110周年校庆的官方微博上打出“序长不序爵”的口号自然引人注目。南大110周年校庆办主任龚跃向记者证实，不看官衔大小，以长幼排序，这是他们今年校庆接待校友的重要原则。对于这一打破世俗做法的观念，不少人拍手称好，但也有人怀疑这种做法难以施行。网友“熙缘斋物语”认为，“哈佛大学拒绝过时任总统的里根期望得到该校博士学位的要求，哥伦比亚大学也拒绝过英女王期望得到该校博士学位的要求。扪心自问，这样的现象在当下中国能做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教育行政化的今天，校园已经不再是纯洁的象牙塔，校园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更是中国官场的组成部分，既然是中国官场的组成部分，它就不可避免地要遵守中国官场的各种规则。”说白了，南大校方此举作秀的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一所大学不能总是靠赤裸裸的行政权力来维系其存在的“合法性”。近些年，社会各界对大学衙门化的批评不绝于耳，如果大学继续抱着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势，只会造成“合法性”的进一步流失，因此，她必须设法让别人看到自己具有独立于权力的社会价值，以完成“合法性”的再生产。让人苦笑的是，不久前南大历史系教授高华病逝，南大校方的所作所为却有辱大学斯文。今日弹唱“序长不序爵”，是对高华等学人和学术的愧疚吗?还仅仅是校庆政绩工程的需要?不管怎样，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大学“合法性”的“再生产”未免过于廉价! 　　看透了中国各种场域中的“秀”，很多事情就不妨以幽默视之。2月8日，陈光标透露，在旁听今年全国两会时，将建议人民币改版，在人民币上印《道德经》、《弟子规》、《论语》等名篇名言，使人们记住传统文化的精髓，耳濡目染地学习。对此，网友“天涯海角客”讥弹道：“人民币上印名言，是无法改变现今社会所面临的不良现象，正如之前人民币上印毛主席的头像一样，它能震憾腐败官员的贪婪之心吗?如果他老人家的头像印在人民币上，在天有灵，为何中国腐败份子会前赴后继，如飞蛾扑火，成群结队而来呢?对现今社会上许多不良的现象来说，多半是从官场中演变过来的，与其在人民币上印名言，我看不如在公务员身上贴‘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更具时效!” 　　其他看点还有：《环球时报》发表评论《媒体应是国家利益的看门狗》，不少媒体人表示，“自己怎么定位是你自己的事，但请别拉其他媒体垫背。”2月8日凌晨，著名导演冯小刚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番感慨，称自己拍戏度日如年，“对电影的爱越来越淡”，言语间流露出息影的意思，还把拍电影比喻成“没有欲望还要做爱”，只剩下受罪。这番感慨引发大量网友关注，留言相劝：“您要是不拍了中国电影就没得看了”。“休假式治疗”一词横空出世，让国外媒体猝不及防，由于吃不准文字背后的含义，几家国际性媒体对这个词的翻译也很不统一，路透用的是vacation-style therapy，卫报和Time用vacation-style treatment，最啰嗦的bbc翻成holiday-style medical treatment，网友狐疑：“到底休假，还是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