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

鲍彤 | 习近平以毛风格走邓路线

在20世纪80年代动荡多变的中国,鲍彤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官员。他当时担任赵紫阳的政治秘书,赵先后出任国务院总理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主持了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然而在处理学生领导的天安门广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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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 | 一个全面强化维稳的决定——再读《决定》

图片:鲍彤先生近照(摄于2012年12月/鲍朴提供) Photo: RFA 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市场改革的内容不折不扣不走样地付诸实施,可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和绝境。我不怀疑这一点。 主要依赖国外市场,这条路已经难以为继。依靠政府向垄断企业投资来驱动经济,这条路是饮鸩止渴。破坏祖宗资源,透支子孙生存环境,这是死路一条。三条老路都已封死,除了改弦易辙,能有什么办法?别听那些自欺欺人的废话,当家人不糊涂:“万恶的资本主义”有2%的增长速度足以安居乐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低于7%就捉襟见肘了。这就是一面信誓旦旦“决不搞”普世价值,一面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自由市场疗法的秘密。 以自由为特徵的市场未必是“最好”的,但和一元化领导的统制经济相比,它是活的,它能创造,它有生生不息的生命。经济改革以市场为目标,是找对了方向。这也不是新方向。25年以前,国务院发展中心总干事兼社科院副院长马洪先生问总书记赵紫阳,“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总书记回答:“没有不同。市场经济行之有效的,我们都可以採用。有人不喜欢‘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在文件中用了‘商品经济’的提法。”江泽民不在中央,他也许不知道。当时的常委,包括李鹏和姚依林,应该记得,都没有表示过任何不同意见。不少人虽已去世,但有关单位不可能不传达。应该有不少知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直接或间接听到过传达。 问题是邓小平有“两个”基本点:除开包括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还有“四个坚持”。赵紫阳研究邓小平,发现了这“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不是赵的,而是邓的,但赵必须执行。在执行中,赵致力于落实“改革开放”,落虚“四个坚持”,但难矣哉。最后,“四个坚持”压倒了“改革开放”,当然也压倒了市场。“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不共戴天,这是三十年来最严重的教训。无视这个教训,等于对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无知。 通读这次三中全会《决定》后,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个决定的题目。它确切的名字,本应是“全面强化维权”,不应该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市场领域中,它确实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内容,但在政治、军事、反腐、思想、文化、网络乃至所谓“社会治理”等更广泛的领域中,它坚持而且周密地强化一党领导、高度集权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手里,大概可以确保领导者主观战斗精神的亢扬,却难免是千百万民众主动创新精神的摧残者。一元化和市场如何匹配?17世纪以来的人类文明史解决不了这个难题。许多目空一切的大英雄,一个个身败名裂。倒是一代又一代的平民百姓,在多元化和市场之间找到了水乳交融的联繫。 不能排除:市场改革的天敌,根本不在三中全会决定之外,它就存在于本决定之中。 心里想提升GDP,手里却集权加压,这两者的比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它们之间这样那样的组合,能达到全面维稳的目的吗? 我不知道,不评论。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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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 | 宪政的有无和共和国的死活是一回事

讨伐宪政是中共中央当前的主旋律。从年初开始,它调子越来越高。最初是隐晦地暗示,中国梦不是宪政梦。后来日渐亢奋,明指宪政姓资不姓社。八月进入了声讨阶段,由新华社发文,宣布西方的宪政正在引发中国的动乱,而中国若动乱,一定比苏联更惨,总而言之,事关生死存亡,不得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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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 | 七不讲就是废宪废共和

据说七不讲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是主旋律对高校教师的指示,指示他们对学生不得讲:(一)普世价值,(二)新闻自由,(三)公民社会,(四)公民权利,(五)党的历史错误,(六)权贵资产阶级,(七)司法独立。 这是传言。主旋律不证实,也不否认。我不知道高校教师该怎么办:是执行,还是不执行。我也不知道学生该什么办:去出卖七个讲的教师,还是更加支持和严密掩护七个讲的教师。 我要求主旋律澄清事实: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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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 | 共产党必须四个不搞

有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很难。万事开头难,其实我看共产党只要开始做到下面的四“废除”,就很好了:废除党的政法委对司法的操纵或干预;废除党的宣传部对书报的查禁;废除党管国家干部的制度和停止对国家选举单位权力的侵犯;废除党组对政府各部门的领导权。 中国是民权记录的低谷。民权扫地是被维稳的结果,政法委是维稳的司令部。冤假案案,是中国的特产。司法不独立和公检法穿一条裤子,是炮制冤 假错案的高效工艺。政法委,是大批量生产冤假错案的流水线。办案不是党的经营范围。党没有侦查、逮捕、刑讯、审判或调阅案卷、领导法院检察院司法部安全部 公安部的权力。政法委不撤销,中国无法治。 中国存在着违反宪法和法律的书报检查制度。这一非法制度由党的宣传部执行。“鲜花”和“毒草” 的标准由党决定,正同“内部”和“敌人”的界限被它内部掌握一样。这一非法制度,剥夺了公民的信仰、言论、出版和通信自由,阻碍着社会信息的流通,影响了 社会活动的进行。这一非法制度还通过它所控制的各种组织,经常地大量地伪造信息和历史,蒙蔽和毒害青少年。希望今后的宣传部弃旧图新,为保障言论、出版、 新闻、网络自由出力,为推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出力。 中国是一个没有竞选制度的共和国。实行了“党管干部”的制度,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以及监督权和罢免权,就全部彻底被剥夺了。有了所谓“党管干部”的制度,国家就无法建立公正的《公务员法》。组织部不致力于推动真正的选举制度和公务员制 度的建立,不致力于党管干部制度的消亡,是它过去工作的一个失策。希望今后知所鉴戒。 各级党委在同级政府各部门中设立的党组,分割了政府的工作,侵犯了政府首脑的职权,是非法的。应该重新按照十三大党章的合法条款,把这些部门性党组全部撤销。 以上所述,都不是建议,都是要求;也不只是我或其他个别公民的要求,我认为这其实是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如果我误解或曲解了法律,请立法机关和法界朋友有以教我。 文革以来,常常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的问题。中共十二大作出了回应。大会决议在《党章》总纲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为了简便,请允许我把它称为“合法性条款”。 合 法性条款是中国共产党现实活动的合法性的根基。执行,则党的合法性存,不执行,则党的合法性亡。这一条款,我记得是在胡耀邦先生主持下,经邓力群先生之 手,载入党章的。耀邦先生已经去世;力群健在,当可证明。赵紫阳先生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身体力行,不遗馀力。是他,开创了中共中央不干预办案、不干预 文艺的先例。是他,提出了研讨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议。是他主持下,向十三大提出了修改党章中有关党组设置条款的建议。关于党组设置条款,宋平和温家宝 先生都是经手人。1989年初,宋先生亲口告诉我,十三大后,各部门党组已经撤销了将近二分之一,其他二分之一也正在撤销中。 后来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很可惜,合法性条款虽然没有被删除,但具体的、可操作的、实际的内容,被一一弃置,荡然无存。这种变化,也许可以名之为非法化,是非常危险的,是邪路。 十八大要求“不走邪路”,很对。所以必须实行四个不搞,四个不搞非但不是邪路,而且是离开邪路,重返“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正路。 四个不搞,不需要追加投资,不会加重财政负担。它甚至不要求共产党做什么,只要求共产党从此不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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