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

孙春龙:那些未被删除的真相

我的新书《没有回家的士兵》终于进了印刷厂。前戏太久,当节点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想象中的喜悦。

这本书完稿于一年多前,交给出版公司后,没想到是没有止境的审查,从编辑,到出版社,到出版集团,到省新闻出版局,到新闻出版总署,又转到中央军委,又到军事科学院。

这一路,我靠着人脉和脸皮,不停地去斡旋,在对敏感文字的不停删除中,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获得最终的出版许可。

中途有人说,这么多内容被删了,你妥协这么多,还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在香港出版。我说:不,逃避现有的审查,或者飞蛾扑火式的对抗,才是最大的妥协;在体制的许可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呈现真相,才是我们记录者最应该忍辱去做的事情。

跬步终会积至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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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王克斌:也谈历史的选择

最近有一位高人,为了给执政党争取一个充分必要的名份,为了给复兴梦找个理论根据,发明了“历史的选择”这么个术语。那就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言外之意就是甭管我干的好坏,都得记到历史的帐上。你如果不满意,找历史说理去。这种非凡的气度无异于一个街头恶棍对邻里怒吼:“老子就他妈这个德性,想说理找我爹妈去!”把历史当爹妈搬出来了,您还有什么看家的把戏? 那位貌似英明的人想用历史的选择作为政权合法的论据确实有点荒唐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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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国民党军人刘篪和李植荣之死

夹边沟“右派”劳改农场窑洞“莫攀共,攀共太心偏……”我在劳改队滞留十余年,经历的事情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其中印象较深的有刘篪之死和李植荣的被杀害。我和刘篪相遇有一定的偶然性。那是1973年。当时我已经从黑龙江省泰来县第八劳改支队(对外挂牌为黑龙江汽车制造厂)出监,但是仍然戴着反革命份子的帽子。我患高血压病比较严重(210/130),被安排到新生医院住院,和其他刑满释放份子在同一个病房。房间里有八张病床。有一天成吉思汗农场送来了几名患者,其他人的名字我已经忘却,唯一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刘篪,刘篪是一个身材颀长、面色红润的南方人。由于他在东北和内蒙古已经度过了几十年的劳改生涯,他的口音变得使我无法确定他原籍是什么地方了。光知道他是黄埔军校四期的毕业生,在国民党军队里资格算是比较老的。他原来在中华民国国防部担任中校参谋,职务不算高,但位置相当关键。解放后他在数难逃,被捕判刑,发配黑龙江劳动改造。刘篪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说话有礼貌,态度和蔼可亲。从举止上看,他虽然历尽磨难,军人的风度没变。他患的是食道癌。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知道,劳改生活对犯人的种种摧残有许多是无形的。例如,长期吃不饱饭,劳动时间长,尤其农活忙时往往没有足够的吃饭时间,不得不狼吞虎咽,再加上心情压抑等等,久而久之,消化系统很容易得病。我本人就曾因为胃和十二指肠溃疡严重而动了手术,切除了80%的胃。我还认识几位“难友”,也是消化系统疾病缠身。刘篪的食道癌需要动手术。由一位医术较高的李大夫主刀。刘篪平静地接受这种大手术。手术整整进行了七个小时,据说很成功。当他从手术室被送回病房时大家都很高兴。按理说,只要好好休息,得到好好照顾,他的健康是可以逐渐恢复的。而因为是同病相怜,我们同病房的患者之间,相互关怀和照顾的情形是颇为感人的。天下有许多太巧的事情。不早不晚,就在他动手术前夕,他接到成吉思汗农场场部的通知,说是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对过去担任县团级以上的伪职人员进行特赦,不仅提前释放,而且给予他们公民权,每人还发一套新的中山装,以示宽大和关怀。刘篪是够条件的,也获得了这项“殊荣”,这样一来,他的身份就变得和同病房的其他患者不一样了。就在他术后醒来和大家微笑时,医院院长来巡视病房了。院长来了就生气。怎么搞的,一个已经获得特赦的公民怎么可以继续和这些刑满释放份子呆在同一个病房里呢?阶级观念和政策观念哪里去了?于是,他不由分说,命令立即把刘篪转移到干部病房去。当李大夫来巡视由他动过手术的患者们时,发现刘篪已经被转移到干部病房,大吃一惊,而且非常不高兴。要知道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大手术。我听说仅仅是刀口就得从前胸一直交叉地切到后背。所以患者根本不可以有哪怕是轻微的运动,更经不起像转移病房这样的折腾了。果然,由于受到了过大的震动,刘篪的刀口恶化。而更要命的是他被换进了一个只有劳改干部才有资格住的病房。在那“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时代,劳改干部会怎样看待一个刚刚获得特赦的国民党军官呢?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丝一毫的“阶级感情”吗?别说是互相照顾了,就连倒个开水也不会有人管他的。所以他的病情急速恶化。而我们这些难友们曾经怯生生地主动提出照顾刘篪,不出所料马上被顶了回来:“干部病房是你们‘二劳改’去得的吗?”没过几天,到了刘篪病危时,医院才破例地允许我们病房一个姓张的小伙子去伺候他。可是为时已晚,当天晚上刘篪就不行了。小张回来后告诉大家:刘篪头脑很清醒,没有任何神智不清的症状。小张问他有什么话要捎给亲属,他说不用了。过了不久,他就安安静静地走了。我们只知道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住在上海。这是一个不大好听的故事。没有惊心动魄的内容,也没有严刑虐待的罪恶。在那个年代,甚至可以说院长也是好心好意,但恰恰是那根绷得紧紧的阶级斗争的弦,送了刘篪的命。尽管我对刘篪的了解不算多,但是我想,他作为黄埔军校四期的学员,在国民党军队里一定打过许多硬仗,他一定是一位抗日战争的功臣,可是新中国的建立,给无数像刘篪这样的人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结果是经历了漫长的劳改岁月之后,孤单寂寞地死在塞北他乡,给妻子女儿带来无限的哀痛和思念。我猜想,他的家属接到的肯定是一份简单的死亡通知书,说是刘篪因患食道癌经医治无效而去世。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妻子是否还在人世。就让我的这段不太愉快的回忆留给刘篪的同期同学和同事们作为小小的纪念吧!不论怎样,刘篪是病死在医院的病床上的,从这一点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这要看和谁比!比方说,和同是国民党军官的李植荣相比,他就幸运得多。李植荣是在1969年4月被解放军战士击毙在黑龙江省嫩江劳改农场的劳动现场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犯的又是什么罪呢?这话得从头说起。李植荣没有刘篪那么高的学历和资历。他出身于河北省顺义县的一个贫农家庭。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四。国民党军队把他三哥和他当作壮丁抓去入伍,后来他当上了小小的排长,随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和平起义、接受改编,不久以后复员回家,按理说,“历史罪恶”即使有,也应该是一笔勾销了吧?可是不然!1957年反右开始,根据毛泽东的一句话:“言者无罪对于他们是不适用的”,李植荣也就在劫难逃。既然被打成右派,就得新账旧账一起算,成了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刚刚结婚才六天的李植荣被捕判刑十年。他觉得他是响应党的号召提意见,不应该算犯罪,于是上诉。而根据当时的法律,上诉本身就意味着不服判决,不服判决就意味着对自己的罪行缺乏认识。而在人民法官眼里,是否认罪是量刑的重要标准之一。既然李植荣不认罪,就说明他罪加一等。所以他上诉的结果就是撤销原判,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发配黑龙江劳动改造。李植荣死心了。人在矮檐下,不低头又能怎样?只剩一条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人总有个盼头,他的幻想是通过刻苦的劳动争取减刑,早日回家,和苦苦等待着他的妻子胡凤兰,和从未见面的儿子小早重新团聚,过几天人的日子。加上他年轻力壮,劳动家庭出身,干活是把好手,样样农活拿得起放得下,每项劳动都走在前头,担任犯人小组长。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一年一年地熬,熬过了十三个年头,眼看就有出头的希望了。说不准哪一天天老爷可怜见,兴许会发下来一张减刑甚至提前释放的通知书呢!这样一想,他的劳动劲头更足了。就说一个极小的例子吧!1969年4月,嫩江草原天寒地冻,我们中队130名犯人在两名劳改队长和三名解放军的押解下来到劳动现场执行打草任务。每个犯人每天的打草定额是三百斤。完不成任务的要受罚,例如,别人空手回监舍,完不成任务的得背一大捆草回去作烧炕用。劳改队的定额总是必须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勉强完成的。可是李植荣呢?总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出事那天,李植荣一上午就打了415斤草,名列全队第二,仅次于打了435斤的李树文。中午吃饭后,李植荣一面磨镰刀,一面笑着对李树文说,要争取超过他。真的,这种渴望通过艰苦劳动,获得宽大处理的心情若非身临其境是难以理解的。打草任务比较特殊,犯人必须弯腰低头紧张干活,一不注意就可能越出警戒线。而什么是警戒线呢?是犯人大组长奉命在劳动现场周围插四面红旗,象征性地画地为牢。两面红旗之间的距离是300米到500米。根据初中物理学的常识,在这么长的距离上允许的视觉误差应该是5米到10米。为什么建筑工人需要不断地“吊线”呢?就是这个道理。就在下午开始干活一小时左右,战士(后来得知他叫马洪才)从他在东北角的哨位上走过来,指着一堆草问是谁打的。正在弯腰打草的李植荣不敢回答。马洪才又问一遍,李植荣不得不回答说:“报告队长,是我打的。”马洪才说:“你出了警戒线,知道吗?”根据劳改队规定,越出警戒线是严重的错误,回去是要受批斗,受处罚的。李植荣就比划着两端的红旗,意思是说他并没有出警戒线。马洪才看这个犯人胆敢强嘴,就有点生气,命令他朝前走。李植荣只得说软话:“报告队长,我下次注意。”但是解放军的话他又不敢不服从,于是放下镰刀,乖乖地朝前走了几步。这样一来,如果他本来没出警戒线,现在也站在警戒线外了,如果他真的出了警戒线,现在离警戒线就更远了。在通常情况下,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许多曾经越出警戒线的犯人,也都曾被钉在原地罚站大约半小时到一小时,然后就命令他们回去,继续干活。要知道,在四月份的嫩江农场,脱了棉袄,只穿背心,站在野外是很冷的。而且这么长时间被钉在那里不干活,就很可能完不成当天定额,所以罚站本身也是一种惩罚。后来这两个解放军自己说,当天在喝住李植荣之前,就有三、四名犯人曾因越出警戒线而被钉在那里。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以为李植荣也会在罚站以后回来继续打草。可是不然。解放军的代理班长(后来知道他叫王忠全)巡逻到了李植荣罚站的地方,他问了马洪才几句话,就开始询问和训斥李植荣。对话内容大致如下:王忠全说:“你出了警戒线知道吗?”李植荣说:“报告队长,我下次注意。”王忠全说:“你们队长没有说不准出警戒线吗?”李植荣说:“队长说了。”王忠全说:“都随便出警戒线,要红旗有什么用?”李植荣说:“我下次注意。”王忠全问:“你叫什么名字?”李植荣说:“我叫李植荣。”王忠全问:“你犯什么罪?”李植荣答:“历史反革命。”王忠全问:“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李植荣说:“我是国民党军队的排长。”王忠全问:“杀过人没有?”李植荣说:“杀过。”……由于野外风向不定,各人听到的对话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们之间有较长的对话。这番对话惹怒了王忠全。他命令李植荣转身朝前走,李植荣向前走了几步;王忠全还嫌不够,又喊:再朝前走!李植荣又服从了。这样的命令重复了好几次,这样一来,李植荣就距离警戒线越来越远了。王忠全对旁边的马洪才说:开枪打!马洪才奉命拉上枪栓,准备射击。李植荣是军人出身,听到枪栓声,觉得不对,急忙转过身来。可是子弹已经打中了他的腹部,他应声倒下。王忠全急切地对马洪才说:“再开一枪,再开一枪。”可是,马洪才在慌乱中把子弹掉落在草地里,他蹲在地上找到子弹,再上了膛。朝天开了第二枪。两声枪响惊动了正在昨天打完的草垛里休息的劳改队长。李队长赶到现场,看到的是被击中腹部而躺在地上的李植荣,便问解放军怎么回事。王忠全和他嘀咕了几句,李队长就命令犯人大组长刘德元在离草垛不远的地方集合犯人队伍。这期间,李队长走到李植荣跟前,踢了他一脚,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按照王忠全的说法,向全体犯人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过警戒线,经鸣枪警告不听,被我解放军当场击毙。现在收工回去!”这时候,李植荣又挣扎着跪起一条腿来,但马上又倒了下去。王忠全、马洪才和郑队长带领队伍回监舍,留下李队长和战士赵明贵看守现场。受伤的李植荣没有得到过任何抢救。一直到王忠全、马洪才步行好几里路押送犯人队伍回监舍,然后向上级汇报,再由上级派人赶到现场,经过这么长时间,李植荣还没死,还和赶到现场的排长刘继贤有过对话。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人企图采取任何措施抢救李植荣。据说,是在派一名犯人用牛车把李植荣拉到半路上的时候他才断气。该犯人将他草草埋葬。事后,按照“犯人企图越狱逃跑,经鸣枪警告不听,被解放军当场击毙”的结论,通知李植荣的家属。就这样,李植荣的生存权被极其卑鄙而残忍地剥夺了。而被扣上“企图越狱逃跑而被击毙的反革命份子的家属”的帽子的胡凤兰,和从来没有见到过自己父亲的小早,则几十年如一日地背着这顶黑锅,抬不起头来!还有一个插曲:第二天犯人照常出工打草,犯人大组长需要用红旗,可是发现红旗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而是被移动到离草垛近几十米的地方了。这就不奇怪了:后来向各分场犯人传达时,都说是嫩江农场七分场有个犯人企图越狱,跑出警戒线七十米以外,解放军鸣枪警告,他不听,继续逃跑,解放军不得已才开枪,将他当场击毙了。1986年,胡凤兰和小早收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书,说是李植荣原来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属于冤假错案,给予平反。这就是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标准,李植荣是个守法公民,他完全是无辜被捕判刑的,而在服刑(读作苦役)十三年、只剩两年残刑时,竟被罪恶的子弹剥夺了生存权利。尽管后来法院于1989年确定王忠全、马洪才的行为是典型的故意杀人,李植荣纯属无辜遭到陷害,他的亲属至今得不到任何赔偿,甚至连一句慰问的话从政府那里都没有听到过。我们这些经历过长期劳改炼狱的人,能够从劳改队里活着出来,毕竟是幸存者。尽管九死一生,尽管妻离子散,但是与李植荣和刘篪相比,我们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有责任使丑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李植荣和刘篪的命运告诉人们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毛泽东喜欢说的那句话:“能够消灭者马上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以后消灭之。”毛泽东是这么说的,毛泽东们也是这样做的。2006年2月22日《黄花岗》2006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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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出自黄埔军校的国共将领及其后人现状(一)蒋介石VS周恩来

  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 ,简称 陆官 、 陆军官校 、 ROCMA ,成立于1924年,是 中华民国 的一所 军校 。因为陆军军官学校创校于 广州黄埔 ,因而有了“ 黄埔军校 ”这个别称。陆军军官学校隶属于 国防部 ,其宗旨和创校目的是为了培养 中华民国陆军军官 。 (维基百科)   大量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了北伐、抗战和内战等战事,他们中的很多人作为高级将领领导着国共两党及军队,对中华民族的命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一起走进黄埔军校的国共将领及其后人:     【一】校长蒋介石及其后人现状     1.蒋校长 大家一定会记忆深刻,在有些抗战片中,里面的军长市长经常称呼蒋介石为“校长”,且大多自称“学生”,这是因为蒋介石于 1924年5月—1947年10月任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维基百科可以佐证:“ 由于蒋氏长期担任 黄埔军校 校长与 国民革命军 总司令之职务,早年黄埔毕业的 国 、 共军官 皆称他做“蒋校长”、“校长”。由于对 中华民国国军 建设和发展贡献很大,所以也有“国民革命军之父”或“中华民国国军之父”的称呼。 ”)     蒋介石,简单地说几句:领导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大陆;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行宪;败退台湾。   2.蒋介石政治上后继有人     说起蒋介石的后人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根据比较可靠的传记作家陶涵所述,蒋介石长子蒋经国乃其与毛氏所生,而次子蒋纬国则是好友戴季陶之子。蒋经国蒋纬国都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特别是蒋经国,在这里重点介绍一下:   蒋经国 推动台湾政治民主化   推荐阅读: 开启中华民主体制的伟人蒋经国 民国七十年代( 1980年代 ),由于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进入尾声以及1984年发生的 江南案 、民进党于1986年率先成立,迫使蒋经国解除 台湾戒严 、开放党禁及报禁、开放 外省人 民众赴大陆探亲及直到国会改革。据称曾交代时任驻美代表的 钱复 研究“戒严”(martial law)的意义(另有称蒋询问时任其英文秘书的 马英九 英语如何表达“戒严”,马答复曰“martial law”并谓此字词与“军法统治”相通。),以及国际社会对 台湾长期戒严 的观感。   1986年 10月7日下午,蒋经国在总统府接见美国《 华盛顿邮报 》发行人葛兰姆(Mrs. Katherine Graham),正式告知对方“中华民国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此后,《动员勘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动员勘乱时期集会游行法》与《动员勘乱时期人民团体法》的草拟工作,曾遭遇党内质疑大幅度开放自由权利是否合宜的声浪。蒋经国之回应是,“解严后当然应该更宽,不能更严,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国民党必须改革的基调因此确定。在国民党政府解除戒严之前,台湾的“ 党外 ”团体一直透过私下发行的 政论杂志 ,要求全面落实 民主政治 与 言论自由 。   1987年 7月15日,《国家安全法》开始施行,同日中华民国正式解除在台湾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 金门 与 马祖 则在 1992年 11月解除战地政务)。蒋经国确定“ 法统 在法不在人”,民主改革不可逆转。随后又解除实施了三十多年的党禁和报禁。   今天的台湾,民主政治正在稳步前进,随着连战来大陆的访问,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3.蒋家后人:成为大陆红三代学习的榜样   蒋介石于毛泽东家谱对比 蒋友柏是 蒋介石 曾孙,其父 蒋孝勇 为 蒋经国 之子。遵从父训不碰政治,19岁进军商界,现为台湾橙果设计公司老板。   2000年,在纽约大学 史顿商学院(NYU,Stern School Of Business)主修财经。2004年,在帕森设计学院(Parsons The New School For Design)主修设计管理。   遵从父训不碰政治进军商场,19岁时做马来西亚房地产生意赚进首金160万美元的佣金。2003年7月,蒋友柏与其弟蒋友常创立了橙果设计公司(DEM Inc.),蒋友柏担任CEO,定位所属公司为“solution provider”(解决方案提供者)。   蒋友柏为台湾橙果设计公司老板,大陆的上海、宁波、杭州、广州有分公司。   【二】 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1.周恩来   周恩来 毕业于 南开中学 ,早年留学 日本 、 法国 、 德国 、 英国 等地,为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 骨干。之后回国, 担任 黄埔军校 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 第一次国共内战 期间,担任 中共苏区 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 中央苏区 历次 反围剿战争 ,并指挥 长征 。 西安事变 中,他代表 中共 中央与 中国国民党 签订合约,共同对日作战。 抗日战争 期间,他担任国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主任,负责国共双方军事与政治调停,战争结束后,陪同毛泽东前往 重庆 与 国民党 进行 重庆谈判 。 第二次国共内战 期间,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并代表 中共 进行 北平和谈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 周恩来 起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49年至1954年间称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 总理 直至1976年逝世。1949年至1958年间,他还兼任 外交部 部长。此外,他历任 中共中央副主席 、 中共中央书记处 书记、 中共中央军委 副主席、 全国政协主席 等党、政、军重要职务。   2.评价周恩来,我们把他交给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说,打铁还需本身硬,周总理到底硬不硬,历史说了算。   推荐阅读: 江青是不是周恩来的老板娘? 为掩盖1960年大饥荒 周恩来销毁证据 不倒翁周恩来,影帝中的战斗机,毛主席的忠实奴仆 周恩来为何打瞎朱德妻子一只眼?     3.周恩来的后人   因为邓颖超生产时难产婴儿夭折,后未休息导致不育, 他们代为抚养了许多烈士子女,并视同己出,其中包括在孙维世、李鹏。   其中孙维世在文革 中惨死,而一直以在文革中保护了很多人的周恩来却未能保全自己的养女,据民间传,对孙维世的死刑还是经过周恩来签字的,不得不说这是个悲剧。   相关阅读: “红色公主”孙维世之死:得罪江青? 延安时期四大美女:孙维世的悲惨结局 周恩来为何不能从江青手中救走女儿孙维世? 孙维世六姨:我想宽恕杀维世的凶手 但你们是谁               又被也有囍,与孙维世悲惨的命运相比,另外一个养子李鹏就要幸福和牛逼多了,他凭借养母邓颖超的努力当上了国务院总理,现在他的儿子李小鹏刚刚当上山西省省长,女儿李小琳控制着中国的电力。         李小琳     白白 的李小鹏省长跟 白白 的矿工们在地下500米的井里   【未完待续】   【本文为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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