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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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教授回答：世袭是封建时代的事情，世袭者武力压迫人民维持统治，而领袖是按照人民的意愿选举产生的。从法律上说，国家最高领导人是金永南，而金正恩是朝鲜人民的精神领袖。 看到有人骂起朝鲜来那那么有优越感，那么切齿痛恨，我很困惑。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人民勤劳善良。他们今天的饥馑清贫、被妖魔化、被封锁、被威吓，难道真的都是“不民主体制”造成的吗？有谁注意过，朝美在法律上仍然处于交战状态？有谁研究过，美国几十年的高压制裁要对朝鲜人的饥馑负多少责任？ 【21】原来他们也睡觉 4月16日，朝鲜平壤，金日成诞辰100周年演唱会，几名男子在演出时睡着了 【22】这么一比，笨蛋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本月19日，马英九座驾与随行车队在行经台北中山北路的一个交叉路口时，正好有一辆救护车鸣笛也准备通过，而警察为让车队顺利通过，竟然把救护车挡在红灯前将近5分钟，严重延误救护车救人。引起网友不满，被痛批！对此，台北市中山分局坦承警察执勤失当，该名警察未先引导救护车通过，违反规定，记申诫两次，分队长督导不周，连带申诫一次。 笑蜀 : 在龙应台基金会交流，几个当地的学生给我说：台湾前几年上来的是个坏蛋（陈水扁），现在上来的是个笨蛋（马英九）。台湾咋就这么扯蛋呢？然后我看报纸，天天都在骂马英九，好像马是笨蛋都成了全民共识。然后，有天晚上跟中正大学一个教授看电视。电视报道说薄.谷.开来又杀情夫又捞钱，那教授下巴都几乎掉下来了，说：这么一比，笨蛋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就连阿扁，原来也不是很坏的一个蛋。 台北文林苑强拆程序上完全合法，但台湾人民还是怒气难平。事后我进中正大学图书馆，三部电梯，门上贴的全部是抗议海报：青年们，你们为什么不生气？号召加入连署，监督修法。吃了那么多毒药毒品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么？ @飘过蓝天的浮云 ：她叫马以南。是东汉名将马援的后代，因为弟弟是政治人物，结果她被人家挖地三尺，挖出几十年前，她曾经做枪手，替人家代考的事情。她面对媒体做了诚恳的解释和道歉还不算，他弟弟还被迫就此事发表谈话，曰：那是他大姐年少轻狂，是好多年前的旧事了，请不要在去挞伐他姐姐了。这个弟弟的名字叫马英九。 @胡同台妹_宮鈴 ：人們哭泣是因為帶領回家的領頭人去世 【23】幼升小 2012年4月14日，杭州一小学“幼升小”报名现场，挤满了前来为孩子报名的家长。一些家长早上4点多就赶来排队，因为他们还要带着孩子一天之内跑其他几所学校，这样“命中率”会高一些。据了解，该校招生计划为2个班60人，但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758人。 【24】三人行 4月7日下午2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白堤的木椅，一位男子坐在两位女士中间，他们三人正在一起看手机。不少路过的游人笑着说，这个男的好幸福。 【25】男人看到老婆，女人看到老公 【26】走后门 @济善园之三慎斋 ：1970年大学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招收工农兵学员，由于废除了考试，领导说了算，“走后门”成风。72年中央发出杜绝“走后门”的通知，但毛却批示“开后门也有好人，前门来也有坏人”，72—76年，70%的招生名额被干部子女占用，有些地方内定的干部子女名单甚至排到了1986年。 【公园私园】1971年2月在没有任何公告通知的情况下，从20年代起就对公众开放的北海、景山公园被神秘关闭，停止开放。文革结束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是江青为了游玩方便，以“保护首长安全”的名义下令关闭的，公园成了只供他们游玩的私园，直到78年才重新开放。图为76年10月6日江青被捕前在景山公园摘苹果。 【27】7501瓷 @稗官野记 ：【7501瓷】1974年,湖南、山东、江西等历史上三大名窑所在地的省革委会接到了中央的特殊任务,为主席特制一套生活用瓷.75年1月起,在江西省公安厅现场24小时监制下,景德镇官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7501工程”.共生产了100套近万件瓷器.从中精选出6套近千件,送呈中南海,其余就地全部销毁。 【28】普世主义乃权力说辞 @南风窗 ：【普世主义乃权力说辞】西方国家领导人、主流媒体和知识分子将普世主义作为推行全球政策的依据，他们视西方为善的化身，其主张和行动（哪怕是明显错误）反映的是不证自明的普世真理。但人权、民主、西方文明的高高在上、自由市场的无可避免等理念都不是自明的，需要认真审慎分析，抽离出其中有害因素。 【29】我了解你们的种族，它是由绵羊组成的 @经济学人中文网 ：我了解你们的种族。它是由绵羊组成的。他们给少数人统治着，很少或是从来没有给多数人统治过。他们抑制了自己的感情和信仰，跟随着一小撮最会喊叫的人。有时候那喊叫的一小撮人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可是那没关系，大伙儿总跟着它——马克·吐温（1835年11月30日－1910年4月21日） 【30】那么多耀眼的关注，最终只拿我们几个破钱真会是太委屈他们了 @经纬张颖 ：会做生意的创业者都早已默默无闻的在尝试在做。不会做的，没感觉的，或过多看重名耀，才会去参加那些电视创业大赛。我两年前内部就提过不要投资电视上创业比赛胜出的前几名。那些创业者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过关斩将得到那么多专家的认可，那么多耀眼的关注，最终只拿我们几个破钱真会是太委屈他们了 @周鸿祎 :再伟大的创业也需要日复一日处理很多琐碎小事，年复一年坚忍图强，所谓成功都是熬出来的，所以创业者需要放下那些浮躁的虚荣心，把自己清空当NOBODY而不是SOMEBODY，别幻觉自己在舞台上痛说革命家史表达自己对成功的渴望，现实很残酷不需要煽情，孔雀性太自恋的人不是创业者。 【31】妈的只有蠢货才给自己画条线，只有蠢货才给自己找不努力的理由 @张发财 ：我23岁时，傻逼业务经理跟我说，兄弟，人一过30就没创造力和想象力了。当时真受他暗示以为过了就完了……这是我30岁的设计，现在做的比五年前更好。才知道，妈的只有蠢货才给自己画条线，只有蠢货才给自己找不努力的理由。 【32】日光浴 【33】一个人的成就，永远不会超越自己思想的格局。 http://t.cn/zOOrinB  ( @喷嚏意图 ) 一位柏克莱的中国留学生问中国作家余华：“国内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有可能解决吗？”余华回答：“只要食品安全的检查有电影审查的强度和力度，有电影审查的精益求精和吹毛求疵，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也就指日可待了。”.   【 光明与磊落(韩寒《三重门》手稿集+精美笔记本) 】 ：你说你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我想我可以试着告诉你为何。因为，你一生没做坏事，所以，就是这样。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60698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龙应台：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进入专题 ： 祟洋 反洋    ● 龙应台 （ 进入专栏 ）       说台湾非常崇洋？好像是的。不管货品好坏，一加上洋文包装，就有人趋之若骛。走进豪华大饭店，侍者对外国客人殷勤备至，对自己的同胞却往往视而不见。有难题存在，总要打上“有碍国际观瞻”的字号才能得到快速的解决，如果有政客来访，记者最强调的，是此人对台湾印象好不好。在教育上，当年背诵“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险衅”的一代，现在忙着送下一代到英语幼稚园读“哈罗，你好吗”。每年夏天一批一批优秀或不优秀的青年乘着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头脑与精神的改造。到了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头。     可是台湾真的祟洋吗？好像又不是。一个金发朋友在动物园里看槛栏里的猴子，旁边一个年轻人突然大声说：“哇塞！猴子看猴子！”周围的人愉快地大笑。这位中文非常好的朋友一句话不说地走开。认为西方人是猴子、鬼子、蛮子的中国人可还真不少。中国菜世界第一，中国人会用筷子真聪明，中国人讲礼义廉耻、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却功利现实、人情浇薄。中国的夫妻一夜就有百世的恩情，西方的男女轻薄随便，道德败坏。中国人在制礼作乐的时候，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呢！     如果说台湾祟洋的心理很深，那么“反洋”的情绪却一点儿也不弱。写文章的A，一旦提到西方的优点，就得赶忙下个注解：“我不是祟洋！”作为招架之用。“祟洋”这个辞本身就是个骂人的话，表示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一方面心底又有很深的排拒感。在这两种冲突的情绪左右之下，就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     譬如说，如果某个生在台湾的金发小孩说，“我要作中国人，我不要回美国”，或是哪个传教士说，“我热爱中华文化，我把一生献给中国”，我们的报纸会大加喧腾，每个中国人都觉得得意。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生于美国的中国孩子说，“我不要作中国人”，或一个留学生胆敢宣布“我热爱美国文化，我要献身美国”，恐怕很少中国人不气愤填胸，骂这个人是数典忘祖的叛徒。也就是说，别人仰慕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却绝对不可以钦佩别人。这个心理怎么解释？     许多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的联考制度。这些父母被指责为祟洋媚外。而事实上，在台湾凡是作父母的，大概心头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希望孩子无忧无虑地长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箝制下，不得不眼看着他眼镜愈戴愈厚、书愈读愈死、精神愈逼愈紧张。如果有机会，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能逃过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父母送子女出国，我们不沉痛地检讨教育制度的缺失，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挣扎在祟洋与排外两种心态之间，我们有时候就像个同时具有自卑感与自大狂的个人。对人，做不到不卑不亢。许多人对金发碧眼的人固然是讨好赔笑，过度的谄媚，也有许多人特意地表现自尊而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相对。我们的驻外人员有时在签证手续土刁难外人，所采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与自大的搅混之下，对事我们就做不到客观冷静。     在讨论台湾种种社会问题时，常发现三种直觉的反应。其一是：“怎么，老说咱们不好，西方就没这些问题吗？”     我可不懂，台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利也脏，所以台湾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我们污染没有关系？别的国家有相似的问题，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可以随它去？不管西方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仍旧得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是吗？     第二种反应是：“你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这种说辞完全是感情用事。如果有人说欧洲干净，那么正常的反应应该是，第一问，欧洲干净是否事实？第二问，“干净”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两问答案都属肯定，那么第三问：我们如何效法，做到“干净“？整个程序和祟洋不祟洋扯不上一丁点的关系。     第三种常出现的反应，尤其来自官方，是说：“那是西方的，不合台湾实情！”这“不合台湾实情”是个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骂人家崇洋、一方面骂人家不切实际，一方面也挡住了改革的呼求。什么建议或观念，只要加上“西方”的标帜，就容易以“不合台湾实情”来打发掉、而事实上凡是“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台湾实情”，“不合台湾实情”也不表示不能作。公德心不合台湾实情吧？我们要不要公德心？近一代民主是西方的，我们要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台湾实情，我们要不要守法？     这三种反应都很情绪化；“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欧美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值不值得我们撷取。如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祟洋”。如果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     当一个西方人说：“在台湾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过街有被撞死的可能。中国人脏、乱、嘈杂、粗鲁”的时候，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不勃然大怒的，但是我不，因为我知道，当中国人从东南亚或其他地区回来的时候，他们也说：“哇！那边好落后，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上街会被撞死。他们又脏、又乱、又吵，真受不了！”“他们”听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不仅只西方人而已。这个世界，有丑陋的美国人，也有丑陋的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你想，就少得了丑陋的中国人吗？     更何况，听到别人批评时，正常合理的反应应该是，先问他说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进？在听到西方人的批评之后，或者因民族情绪高涨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别为了讨好西方而快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心理表现。     收音机里听到立法委员说：“我们出去考察，发觉欧美国会议员都有助理，我们没有，害我们很不好意思……”说得理直气壮，我听得一头雾水：因为他们有，所以我们也要——这是什么逻辑？但是今天好像这个现象很普遍：纽约有地下车的涂鸦画，台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难看。美国有自由女神，咱们也来个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实际。这是心理上的奴隶。反过来，别人出国深造，我偏不出去，我爱国。西方讲开放容忍，我就偏讲保守的美德；西方人谈尊重个人，我就偏说团队至上。西方愈怎么样，我就愈是不怎么样。这，也是心理上的奴隶。我们必须除去这个心魔，才能正眼看着西方——他们反核，我们要不要？他们反污染，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休假制度，我们要不要？他们讲性开放，我们要不要？每一件事作客观冷静的、不自卑不自大、不情绪反应的探讨，中国人才有可能从西方巨大的阴影中自己站出来。否则，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进入 龙应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祟洋 反洋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528.html    

作者： 郑东阳  |  评论(0)  | 标签: 台湾民主 , 台湾 , 两岸 , 民意代表 , 立委 , 人大代表 民主时代台湾“立委”选举20年 台湾民意代表进化史 提要：目前台湾“立委”很多有大学教授、媒体、司法行业的工作经历，硕士以上学位的“立委”超过5成，精英理政趋势开始显现。根据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盛杏的一项学术调查，拥有博士学位的“立委”接近九成认为“地区整体利益要优先于选区利益”，而大学以下学历的“立委”对二者的选择则是五五开；同样，曾在大学任教、有过媒体从业经验、担任过法官与律师的“立委”中，都有8成左右选择“地区整体利益优先”，而没有三种从业经验的“立委”的选择也基本上是五五开。 对不少台湾人来说，有这样一个职业，既可以满足从政梦想，又不会像公务员那样枯燥或政务官那样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个选择就是当选“立委”。 2012年春天，位于台北市济南路的台湾“立法院”迎来了49位新主人。年初，他们与其他64名追求连任者在激烈的选战中获胜。经过选后短暂的半个月交接，新一届“立委”宣誓就职，并选出了国民党籍“立委”王金平和洪秀柱作为“立法院”正、副院长。未来四年，他们将在二人的带领下，审核马英九团队的每项预算案、人事案、法案，并受理来自选区民众的投诉和监督。 自1992年台湾结束“万年国代”的历史、进入民主时代的“立委”选举以后，台湾的民意代表群体无论在其内部结构还是在角色功能、社会地位上，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除他们薪水较高外，在今天的台湾，民意代表远比“部会首长”更容易获得民众尊重，而且他们可以监督同样民选的县市长、领导人。因此，越来越多作家、媒体人甚至是歌星、运动员加入其中，他们或者因为专业被延揽入阁，或者因为高人气被政党看中，通过竞选成为民意代表。 “立委”做什么？ 张晓风是本届“立法院”“新兵”中的一个，而且是最显眼的一个。这位71岁的老人是台湾著名作家，那句让文艺青年们高频率引用的“爱的反面不是恨，是漠然”，便出自她中年时的作品《只是太年轻》。从政之前，除了写作外，她也曾投身公益、推动环保，为“抢救国文”、保护湿地大声疾呼。 张晓风的人生新旅程从其在台北市济南路的“立法院”坐班开始。所有“立委”都有自己的办公室，“立法院”有研究大楼。一些区域“立委”还会在所在选区设立办公室。每当换届选举结束后，落选“立委”留下不少空办公室，不少连任“立委”会纷纷抢先选择采光好、地点佳的办公室，不理会前一任主人落选是否因为风水不佳。 在参观了办公环境后，张晓风觉得“没大观园那么好玩、优雅，却是办事的地方”。“立委”服务科会向每位新科委员介绍院内环境、建筑，张晓风对国书馆最感兴趣，第一天她便发现馆内有中文大辞典。这位作家忘不了老本行，没过几天，她便用上了这部辞典和自己的专业——当“行政院长”陈冲在台上用高昂的语调宣读施政报告时，他没有收获掌声，也没有在“立委”审议报告时获得夸赞。相反，张晓风对这份报告提了29点建议，要求陈的“官样文章”应该有点新意，更白话一点。总计全长17页的施政报告，张晓风改了一半，并附上自己的理由，比如用“亮丽”来形容执政成绩用词不谦，应该改正。 接受“立委”质询是每个“部会首长”都必须面对的事情。被批文字迂腐已算好运，大部分“部长”在面对质询时，像做错事的孩子，被家长一样的“立委”们轮番轰炸。也有运气好的“部长”，比如龙应台。反对党“立委”林佳龙开口便称，自己手里抱着的是熬夜看的4本龙的书，另外一名反对党“立委”林淑芬开门见山直称“你是我读书时的偶像”，但毫无意外，随着其施政时间越长，被质询的机会越多，这种友好场面将很难再现。 除了设立办公室服务选民、在议场质询“部长”外，“立委”们还拥有行政机构的人事同意权、法案的提出权和表决权。 若要立法，首先必须进行“提案”，可由其他四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立委”或党团提出，预算案则仅限由“行政院”提出。草案提出后，会送交“程序委员会”进行审议，通过后列入议程中的报告事项。 提案在议程中进行一读，即朗读标题，之后可送交相关的专业委员会讨论审查，或经由院会决定后，直接送交二读。每当换届选举结束后，除了抢占办公室，抢先登记“专业委员会”也是“立委”们最热衷的事，类似“财经委员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都最受欢迎，若某专业委员会的报名“立委”人满为患，就只能抽签决定其去向了，但是最终的安排还要符合政党与性别比例原则。 在提案二读时，院会会进行深入讨论。二读是立法过程中重要的步骤，用以提出质疑、进行说明、修正等，最后投票决定是否送交三读、撤销、或送回委员会重新审议。 若有委员提议并获超过15名委员的附议，可在当次会议就直接进入三读程序。三读的过程仅能就文字进行修正，除非发现有违宪或其他法律时，才可提出撤回重审。在三读时，如果有委员对于议案有不同意见，仍必须等议案表决后，再提出覆议。若能三读通过，再经“总统”公布，这部法案便可以施行。 从卡路里消耗量来说，“立法院院长”和“副院长”并不是好差事，三读法案是个极为漫长的过程，而且在通读一些争议较大的法案时，反对党“立委”会千方百计试图阻扰，而他们身边会出现“护驾”的同党“立委”。由于两党政治理念甚至族群认同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通读法案的过程可能演变成“白刃战”，作战武器便是鞋子、矿泉水瓶等。在1990年代，这种现象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台湾议会民主也因此总会遭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也被对岸讽刺为“民主乱相”。不过近年来，“立法院”打架现象明显缓解，党团协商正成为新的协调方式。 谁能当“立委”？ 张晓风能成为新科“立委”，得益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点名。 根据台湾地区现行的法规，“立委”由自由地区人们选出，实行“单一选区两票制”，俗称“一票投人，一票投党”——投票时，选民可以领到两张选票，一票投选区域“立委”，一票投选政党。区域“立委”中，得票最高者当选。而得票超过5％的政党则是依政党选票的得票比例，分配34个不分区及侨选“立委”席次。 不分区“立委”由各政党推荐，候选人不必亲身竞选。张晓风所在的亲民党在年初的“立委”选举中，政党票刚过5%的门槛，分得两席不分区“立委”名额。根据台湾相关规定，只有“立法院”里拥有两席以上，才可以组成党团。 之所以被亲民党提名为不分区“立委”参选人，与张晓风在台湾良好的口碑和公益形象有关。大部分政党在选择“立委”参选人时会考虑候选人的各方面条件，符合社会期待、名气较大是最重要标准。因此在年初的“立委”选举中，国民党曾派出台湾著名篮球女明星钱薇娟、著名女主播陈以真参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在南部选区高票落选，已经让不少国民党支持者感到不可思议。 前台南市市长许添财也参加了今年的“立委”选举，并成功为民进党在台南获得一席区域“立委”。许添财在2001、2005年曾两度成功当选台南市市长。2010年，在台南县市合并成为新的“台南直辖市”时，许添财也曾试图参选市长，但在党内初选中他败给民进党政治新星、时任台南市区域“立委”的赖清德。由于民进党是在野党，并没有行政资源，因此参选同样有民意支持度的“立委”成为许添财延续政治生命的重要途径。 而对于尚在执政的国民党政治新星来说，有当选“立委”或地方县市长的经验会成为其履历上不可忽视的闪光点。苏俊斌曾经是马英九2008年竞选大位时的杰出助手、贴身发言人，选后曾担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但有志于从政、曾担任过”立委”助理的苏俊斌深知，若能当选“立委”可比担任所谓“正部级干部”获得更多加分，民意基础比待遇重要。在年初的选举中，国民党征召了这位青年才俊，作为“刺客”参选台南市的区域“立委”。苏俊斌最终高票落选，而国民党也将其虽败犹荣例子作为教材，用于拓展南部选票。有了民意支持度，苏俊斌也获得国民党更大力的栽培，在今年2月份，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组发会主委。要知道苏俊斌2004年还只是“立委”助理，8年间能有如此完美的履历表，殊为不易。 而国民党内中常委名单的变化也生动说明民意代表地位的变迁。很长时间里，国民党中常委大多是“行政院”的部长和党的高级干部、高级军官，但解禁后，越来越多位置被“立委”占据。制度的改变让民意代表在党内获得了更多尊重。当1998年上将唐飞站在“立法院”质询台，成为首个接受“立委”质询的三军“参谋总长”时，“党政军”的集体“臣服”让立法机构作为最高权力象征有了历史的注脚。 如果说知名公益人士有理由高概率当选“立委”，类似邱毅这样的揭弊能手为什么会落选？这也是本届选举中大陆不少民众的疑问。事实上，邱毅也是各个政党喜欢征召的对象。从政前，邱毅是康纳尔大学的博士后、学界的佼佼者，2000年被宋楚瑜看中，并担任其竞选总部发言人。此后，邱毅凭借其良好形象，为亲民党获得一席高雄选区的区域“立委”席次。国亲整合后，这位已成为台湾电视名嘴的候选人被国民党视为掌上明珠，恐其落选，国民党在第七届“立委”选举中，将其列入不分区“立委”中的安全名单，邱毅第三次成功当选。但在两个月前的新一届选举中，邱毅再次被下放到高雄选区，而没有在不分区“立委”的安全名单内，事后的结果证明，虽然他有高知名度，但离高雄市选民太遥远，邱毅未能获得大多数选民的青睐。 能获得较大政党的征召是参选最好的敲门砖，对普通民众来说，参选门槛是年满20岁、并获得3000人联署。当然由于党禁早已开放，因此组党参选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两个月前的开票结果显示，一些小型政党虽然未能获得超过5%门槛的选票，但类似以环保为诉求的绿党、主张福利的“免费健保联盟”等小党却意外获得10万以上选票，甚至比新党得票率还要高。 从“职业代表”到代表职业 选举制度让公众对政客的要求越来越多元。曾几何时，代表台湾“民意”的台湾立法机构中，除了少数增额民意代表外，大量民意代表是1947、1948年大陆时期选出的第一届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国府迁台这些民意代表长年不换，被讽刺为“万年国代”。 不过，即使是这些“万年国代”，其权利的合法性也来自当选时大陆民众的选票。根据1946年国民党政府通过的选举法，民意代表中有少数民族、职业团体代表、侨民代表等保障名额。以“立委”席次分配为例，民国时期就已经实现城乡同比选举民意代表，而且规定各选区要有妇女保障名额。除了按选区分配“立委”席次外，蒙古各盟、旗选有22名保障名额，西藏15名，其他民族与边疆地区6名，侨民19名。而代表各行各业的职业团体有89个名额，分别来自农民、渔民、工人、工业、商业、教育，颇具苏联式人大色彩。 1949年以后，“国民大会”与“立法院”两个民意机构的选举依然按大陆时期的法律进行。由于大陆被视为“沦陷区”，因此大陆地区迁台的代表一直不需要换届选举，仅在台湾举行“自由地区”增额民意代表选举。而迁台代表中，职业团体代表少得可怜，因此在数次增额民代选举中，新增的职业团体代表是重要组成部分。 在长达46年的第一届“立委”结束任期后，1992年开始的第二届“立委”选举中，由于“宪法”的修订，职业团体“立委”被取消，就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这一举措在当年曾引起台湾舆论讨论，有台湾媒体担心不再有“中央”民意代表真实而深入地关心农、劳、渔民的需求，但亦有台湾媒体认为这才符合公平原则。 当年职业团体选举制度取消后，为延续政治生命，18名职业团体“立委”多数转战区域“立委”。有趣的是，成为区域“立委”后，这些“立委”的问政风格翻转，质询内容开始跳脱特定团体格局，问政内容在地方建设猛打转，一改过去给非所在行业的民众留下的“打酱油”印象。 | 自1992年选举制度改变后，除了少数不分区“立委”外，大多数立委是区域“立委”。因此对这些“立委”来说，自身除了是所在选区民众、政党利益的代言人外，也将站在整个地区的立场，为地区整体利益作出决策。 目前台湾“立委”很多有大学教授、媒体、司法行业的工作经历，硕士以上学位的“立委”超过5成，精英理政趋势开始显现。根据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盛杏的一项学术调查，拥有博士学位的“立委”接近九成认为“地区整体利益要优先于选区利益”，而大学以下学历的“立委”对二者的选择则是五五开；同样，曾在大学任教、有过媒体从业经验、担任过法官与律师的“立委”中，都有8成左右选择“地区整体利益优先”，而没有三种从业经验的“立委”的选择也基本上是五五开。 经过近20年发展，台湾地区的两党制已经形成，国民党和民进党两个政党对新进“立委”的教育、职业背景要求也几乎趋同。从1992年的第二届“立委”选举到最近的第八届“立委”选举，政务官和资深的政党高管参选“立委”的比例正在下降，出身于民间社会团体、NGO领导者的“立委”越来越多。官方曾希望设立职业代表来顾及各个团体，而制度的改变看来并没有让“职业立委”失根，反而在竞争中产生了一批更能代表各职业团体的民意代表。（凤凰周刊2012年第10期，4月5日出版）

作者： 爱看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来源： 公民社会网 （ 刊于：爱看） 夜凌晨3时，台北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1999年9月，第一次以官员身份踏进台北市议会，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质询期，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原是台大教授，他说他的症状是胃绞痛，呕吐。 到了12月底，事情变得迫切了，因为预算必须完成“三读”通过，1月份开始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拖到12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24小时或48小时。在这个过程中，52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 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嘁嘁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凌晨3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的，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冬夜的凌晨3点，台北市文化局长说：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共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人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那微醺的议员事后告诉我，他以为我会谈音乐厅和美术馆，以为我会拿出艰深的学术定义。 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粉墙下一株蔷薇 凌晨3时的议会其实不容许我把话说得透彻；否则，我想我会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乡下人。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却代代相传。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蕴。什么叫底蕴呢，不过就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因为祖辈父辈层层传递，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时候我住在台湾农村，当邻家孩子送来一篮自家树种出的枣子时，母亲会将枣子收下，然后一定在那竹篮里放回一点东西，几颗芒果、一把蔬菜。家里什么都没有时，她一定将篮子填满白米，让邻家孩子带回。问她为什么，她说，“不能让送礼的人空手走开。” 农村的人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他可以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德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给你坐。”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梁漱溟在日本战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后果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 15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如果说农村是宁静的一抹黛绿，那么渔村就是热闹的金粉。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生日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庆祝。渔村的街道突然变成翻滚流动的彩带，神舆在人声鼎沸中光荣出巡。要辨识渔村的季节吗？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在农人眼中，渔人简直“迷信”极了。而15岁的我，就这样开始了“人类文化学”的启蒙课：农村文化和渔村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背面，有原因。渔人生活在动荡的大海上，生命的风险很高，未知数很多。尤其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台湾政府甚至不准许渔民拥有基本的现代海上通讯设备，怕渔民“通匪”；于是风暴一来，救援的能力很低。夜里摸黑上船“讨海”的年轻父亲，并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会回来看见家里还在温暖被子里的幼儿。所谓“迷信”，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中面对茫茫世界的一种自救方式，为无法理解的宇宙寻找一个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码检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农民不吃牛肉，因为对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兽而是一个事业合伙人。渔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鱼，因为人在吃鱼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只是想像的危险。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我们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文化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义。 文化决定社会发展 同样是祭鬼酬神，为什么有的留在“迷信”的层次，有的却从酬神的野台戏中提炼出伟大的戏剧，从土砌的庙宇教堂中发展出精致的建筑美学，从祭祀的仪式里观悟出舞蹈和音乐的艺术，而祈祷经文的念诵转化出隽永的文学、深刻的哲学？ 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强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人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间就越大。在这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里，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位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 从这一个层次上来谈，文化是一种特别的品质，它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严重萎缩。有些社会结构适合文化的发展而有些结构会造成文化的停滞。连年战争屠杀或是长期的独裁暴政对文化所可能带来的伤害，历史里有太多明显的例证。龚自珍所看见的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是一个因为集权控制思想到极致，整体国民创造力被侏儒化到了连盗贼都没有创意的地步。而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不同社会结构里人们在文化艺术里渗透的程度也不同。在这样一个语境里，我们可能做价值的评比，认为某些文化丰富多元，某些则呆滞而单调，某些文化充满活泼的创造力正走向高峰，某些文化停留在一个静态水平或者正从繁华丰盛走向一潭死水。我们也可能说，某一个历史朝代是文化盛世而另一个朝代是文化的荒原。 是因为文化可能蓬勃发展也可能呆滞停顿，人的自觉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对于文化的发展确实会造成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去强调文化多么重要，但是，文化“呆滞停顿”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蓬勃发展”的文化呢？文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同？也就是说，文化究竟是真的重要，或者它其实只是政治人物的美容术语，文化人的一厢情愿？如果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说出科学、经济、医学、科技为什么重要，我们是否也能用同样干净利落、逻辑清朗的语言说出，文化为什么重要？ 20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亨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论证，认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 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是的，文化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有些文化很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 为“四郎”哭泣吧 任何图表和统计都可能有欺骗性，任何学说都可能被推翻，这些学者以现代性作为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是否偏颇，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但是韦伯和被韦伯所影响的学者们显然都希望为文化的重要找出一个科学的甚至可以量化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的重要。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10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聪慧善良的铁镜公主，在异域苟活15年，日夜思念母亲。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国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16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我紧握着他的手。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是一个温情脉脉、关系紧密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灵魂，疗了他的伤口。 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我明白了“同胞”的意思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政治人物可以喊一万次口号，要汉人尊重弱势的少数民族，但是一万个口号比不上一支歌。我记得一场露天的原住民诗歌晚会，我们邀请了一位长老，从东部山区部落特别北上来唱原住民的古曲。他开唱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落，雨水打在长老皱纹很深的脸上，他全身湿透、仰脸向天，闭着眼睛继续歌唱，没有乐器伴奏的原音，苍老而悠远，交织在哗哗雨声中。满满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从头发流下来，流进人们的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去。 我看见年轻的原住民毫不遮掩地流着眼泪，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可能是一个孤独的城市打工浪子被歌声激起了自己对家乡部落的无限深情。大部分仍是汉人，淋着大雨听歌，深深被歌声震动。 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让汉人认识了原住民，让原住民认识了他自己。 我也记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园一场晚上的音乐会。几天前，9月21日，两千多人死于地震。音乐会上只有素白的野姜花，散发着甜美的近乎哀伤的香气。夜色一沉，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没有政治人物的致词，没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场，从头到尾只有音乐和诗歌。两旁的屏幕上写着：“同胞，你的名字我们记得”。死难者的名字，一个一个出现。白底黑字，无言地出现。 好安静的夜晚。烛光里，人们的眼泪没有声音地一直流，为自己其实不认识的人。 音乐会过后，我收到很多市民的来信，其中一封，没有署名，只有几行朴素的字： 我从来不知道“同胞”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园那个晚上。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