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

本刊记者 彭淑 实习记者 陈漫清 张嘉衍 发自深圳 6月7日，全国高考第一天。粘人的热风，聒噪的蝉声，裹袭着深圳的每一个人。 朱清时正“闹中取静”。身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没有现身考场，反而避在罗湖区某老式宾馆内，眼里闪烁一丝狭促的笑： “昨晚，他们在教学楼三楼布置考场。今天早上，一大堆媒体记者堵在学校大门外，这些人不知道，工作人员早从后门悄悄撤离。我们的45个学生，没有一个参加高考。” “他们”的具体指向，他以为毋须细言。总之，“这些学生比某些人高多了。他们应该感到汗颜”。 他还欣喜地获知一件有利于他的“理论武器”——网上，署名“晨雾”的作者所写的一篇文章《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就变“合法”了吗？》。 他不禁坐在那里逐段引用，“他们已被南科大录取，他们这次参加高考，是算高中生，还是大学生？” “事实上，今年教育部公布的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校名单，作为中国高校改革‘探路者’的南方科技大学最终并未进入。因此也不可能列入统招计划。这些考生即便是参加了高考，也只能在统招计划内填报志愿。他们填报哪所大学都行，惟独无法填报南方科大。 “因此，45名南科大学生不参加高考，则不‘合法’。可是，如果他们参加高考，也‘合法’不了。如果是教育部或者教育主管部门要求这些学生参加高考，这些官员们首先应当想一想，你们的要求是否‘合法’？而且是否合你们自己制定的‘法’？” 事实上，从中科大十年校长期间，到2009年担任南科大校长后，朱清时一直念兹在兹地寻求一种“法”，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里，回答已故大师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甘当教改实验的小白鼠” ……南科大从呱呱坠地就打出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响亮口号，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和努力方向，也是我们引领文化，强调个人自主发展的最重要的保障。可以说，这是我们四十五名同学共同的价值观念，是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信念。我们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放弃了一切，甘愿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小白鼠。但是，现在教育部提出我们必须要高考，回到高考的体制下去。 这封信的作者在电话里自称“小李”，是“甘当教改实验的45只小白鼠”中的一员。 他说，这封《南科大一学生致社会公开信》是在5月30日晚上一气呵成，“紧随事态的发展，好些段落早在脑中构成”，贴在博客上的反响，如他所料——十分火爆。 “我做这件事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外界能够看清南科大的真实状况。告诉大家，想看我们实验的话，就给我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我也不是反对高考制度。如果没有高考，农村山区的孩子怎样跻身上流社会？我们否定高考，是在南科大目前的环境里。所以，我在信上说，‘教育部做出这项决定，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难以接受的’。”他语气严肃。 “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响亮口号”，是今年2月，小李浏览南方科技大学官方网站时看到的。 其上，也有一封公开信，即朱清时于去年12月15日所写的《致南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深圳市委市政府为南科大确定的目标定位是：“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这个目标定位既是深圳市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高教改革和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必要探索，更是香港科大和许多国际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 ……然而，按照一些旧的规章制度，南科大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法制化了的规章制度的原意是由教育部代表国家来保障、控制全国学位的质量，但同时也使大学失去了办学自主权,造成高校“千校一面”的畸形状况。 ……为了实现南科大的目标和定位，也为了回归大学应有的办学自主权，尝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我们把“自主招收高二学生”、“自授各类学位和文凭”作为教改先行先试的内容。 文末，朱清时还特别强调，“为了确保教改实验班顺利进行，我们希望每位自愿报考的学生及其家长都能充分理解这项改革的意义和实际情况，并与每位学生和家长签订协议书，以确保他们参与教改实验班完全自愿。” “我的思想理念与南科大一拍即合。”小李直截了当。 恰好，他具备的条件也与南科大的招生要求相符，“一是去年报考中科大少年班，上了一本线但没被中科大录取的学生，二是已完成高三课程，或其他学完中学课程的优等生”，而他是山东省某名牌中学“最好的一个班”的学生。 二月底，小李等来自全国各地共四十多名学生，参加了南科大的招生考试：先面试，再笔试，最后心理测试。 想起公开信发表后，有人在自己的博客上质疑：“你们这群学生连高考都不敢考，怎么去学习那样高深的知识？”他颇不服气，以那次招考举例，“数学、英语、物理三门学科为主，这样的考试已将高中的知识全部涵盖进去，最能测试出一个人在高中的学习能力” “面试时，每四五个学生一组，面对3位考官，需用英语回答，诸如‘力的作用’、‘为什么要来南科大’、‘你将来想做什么’、‘对自己未来的规划’等各种基础问题。 “笔试共分两轮。第一轮属高中内容，第二轮由朱清时校长与另外两位中科院院士张景中、陈国良亲自出题。3道考题关于勾股定理、几何与计算机。有趣刁钻。 “心理测试不发考卷。两个小时里，老师在台上讲解图形和字符的操作规则，每一道规则都变化多端，考生瞬间接受全新的信息，瞬间应用，测试我们思维清晰的保持度。做到最后，我觉得脑子都崩溃掉了，走出考场大汗淋漓。” 最终，小李等二十多名学生冲出重围，与去年12月中旬第一拨考入南科大的16名学生，一同成为教改实验班的首届学员。 在这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怀着这样的心态：即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在现在无数毕业生疯狂报考公务员的情况下，我们从未担心过自己的职业和未来。因为我们都怀着一颗“实验”的心，我们想在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精神上作出努力。 入学后，“考官”告诉他们，“你们这群孩子考得真差。但也不能全怪你们。因为你们的一些思维模式是固定的，我们会把你们过去形成的古板思维方式扭转过来。” “经过3个月的学习，我感觉到自己确有改变。”这是小李在公开信中真心赞美，也使朱清时迄今倍感欣慰—— 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第一学期共开设微积分、线性代数、普通物理、计算机科学、英语、国学经典导读、社会学以及比较现代化八门学科。这些课程的内容堪称完美。 微积分不讲解严格证明，重在理解微积分的精髓和它的应用，喜欢严格证明的同学可以自学。线性代数由原清华教授张贤科任教，每次大家都学得叫苦连天而又乐此不疲。普通物理由唐叔贤院士和李元杰教授任教，两位教授风格迥异，唐院士从简单入手，细致入微，李老师上课则气势如虹，首节课开讲相位空间。计算机科学课则由四位老师教授——陈国良院士、董荣胜教授、姚天昉教授以及毛睿老师，各位老师风格各异，我们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完成了普通大学二分之一的项目设计。 英语课成为生动活泼的讨论课：第一阶段学习古希腊神话，第二阶段训练科学讲演能力。而社会学、国学经典导读等课程则发挥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对人生的体悟变得具体，对社会状况的认识变得深刻，其中受益，非亲身学习难以体会…… “今年，明年、后年，我都不会参加高考” “别人已在海里游泳了，现在为什么非得把他们拖回岸上？为什么非要让他们穿上衣服，再放到游泳池里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问道。如今，他不时回南科大为学子们举办开讲座。 他的发问是有所指的，今年5月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记者会上，针对南科大的“办学自主权”，含而不露地指出，“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法，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即南科大的“45只小白鼠”必须参加高考。 此前的一个月，朱清时作为哈佛论坛演讲嘉宾，在美国宣讲南科大的改革创新。他已预感将有事来临，“只是没想到那么快，那么大”。 “消息一传出来，大家都非常反对。我们讨论的已是怎么应付，而不是参不参加高考了。”小李的同学郄博宇透露。 5月12日、14日，校方连续两天组织“动员会”——“在一所教室里，我们一边做作业，一边听人劝说。” 平素即使再累再忙，一个月总会抽出时间与学生们开会交流、在食堂饭桌上与他们亲切交心的朱校长，却在那时不见踪影。 “他们明着在会上，对学生们说，参加高考是给你们上了一道双保险，你们还不干呀？你看看，教育就这样沦为一种庸俗的游戏。”而今说起，一向温和克己的朱清时不由痛心。 “他们一个劲强调出发点是为我们好。我们态度很坚决，我们来就已经选择好了，家人也同意了。如果你们真的是为我们好，就让我们回去学习吧！”小李说。 虽然懂得拒绝的“语言技巧”，但学生的思想毕竟单纯，眼里揉不进沙子。 他们反感并揣测说服者的动机。今年4月底，深圳市委组织部对外发布《关于公布推荐选拔南方科技大学（筹）副校长等领导干部的公告》，推荐选出的两名南科大副校长，职位将为正局级。此举曾激起一片哗然，有人直言，这是朱清时教改的耻辱，因为“去官化，去行政化”，正是南科大创建之初，许下的理念。 “是不是想拿我们当棋子，借此加官晋级？”一些学生将矛头直接对准主要说服者——最早由市里从深圳大学派遣，参与建校的一位行政老师，也是政府公布的南科大副校长候选人之一。 虽然我们的副校长正在产生中，但是他若没有改革的高度和勇气，没有足够的才干和气魄，他将没可能胜任这个职位，希望我们的候选人们注意。 小李在信中率性呼吁。事后，有不明就里的行政老师向他打听，这位写信者到底是谁，需要做做“思想工作”。 “就算他们知道是我，又能拿我怎样？”电话那厢，他呵呵一笑。 “我跟学生们讲，不要把所有人当成敌人。其实没人强迫你们。你们也要试图理解行政老师，他们是由政府指派，由政府开工资，对于政府的命令，他们只能执行，不能反对。”校内，来自华中科技大，为学生们讲物理的李元杰教授说。 但对学生们的行动，他曾在教师会上第一个起身发言：“这件事足以证明我们的学生有独立思想。如果今天我们不主动，以后只能更被动。我们要尽量向深圳市政府反映，南科大暂缓执行高考。这对我们学校，对于市政府都有好处。” 然而，为使教改实验班的学生回归考场，深圳市政府特将高考报名截止日一再延后：5月31日，6月3日…… 3日凌晨，郄博宇赶回了家乡成都。他粗算了一下，“已有二十多个同学请假离校。有的回到高中母校，为老同学作高考前的加油鼓劲；有的趁端午节放假，索性外出玩玩。留守校内的同学也决不会参加高考。” 到了6月6日，小李发来短信：“抱歉，我也回家和同学们聚一下。” 临走前，他言之凿凿：“今年，明年、后年，我都不会参加高考。南科大一旦降为‘俗物’，我没法受到一流的教育，我不会死磕。我会在别的舞台上，坚持我们创校的理念。” “如果放弃这个机会，说不定教改又要等二三十年” “道理很简单嘛，想想‘文革’是怎么回事？当年我们跟这帮学生一样，十多岁，每天不用上课，被教导学工学农，给老师写大字报，高兴得不得了。现在回头一看，才发现那时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6月7日，在深圳大学城附近的咖啡馆内，香港科技大学电机与机算机工程系教授李泽湘不以为然地大声道。 他大概怎么也未算到，南科大今天面临的局面。早在2007年以前，他、丁学良，还有香港科技大创校校长吴家玮，纷纷给深圳市领导写信，寄望这里能开办一所像香港科技大一样一流的高水准研究型大学。 “虽然我们人在香港，但是我们的学生都在这里创业、生存。我们非常希望这事成功，中国也需要一所这样的大学。深圳也应吸收香港科技大的办学经验，结合自身优势，将这所大学办得比香港更好。”他真心地说。 信件虽然没有得到回复，但他们相信官方肯定能够关注到。因为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上升势头，让深圳市政府颇感压力。前些年，深圳也办起了北大、清华、哈工大等名校的研究生分院，储备了一定的人才。但这座城市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名牌大学。 “所以，它需要办一所高起点、高质量，能带动其他学校发展的新大学。”李说道。果然，2007年3月，深圳市第四届人代会第三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及至2009年4月，明确该校选址南山区西丽塘朗山区，总建筑面积63万平方米。 硬件已然敲定，“核心软件”亟待开发。正如丁学良当初给市政府的建言中所说，这所尚未起名的新大学，不但需要一个好体制，而且要创造使这个体制能发挥力量的领导团队。 2008年7月，深圳市政府成立南科大（筹）创校校长遴选委员会，采取委托一家在美猎头公司搜寻、校长遴选委员会评议评审、按照干部任命程序确定的方式聘任南科大（筹）校长。 按朱清时自己的话说，南科大这次选校长的方式，中国60年来从没有过。具体操作是，猎头公司与同行专家同时筛选推荐名单，择优形成10人名单后，交由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该委员会成员绝大多数为专家学者。 其中便有日后说服朱清时重新出山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老校长刘盛纲、中科院老院士陈国良。 此时，62岁的朱清时已卸下中科大校长的重任。他在中科大任校长的10年，正赶上中国经济高速运转，各地高校大兴土木，大搞扩招。 圈内圈外热火朝天，他却异常冷静——顶住压力，中科大不建新园区、不圈地、不扩招； “大学像官场”——他甚至反感行政主导的高校教学评估。在中科大的迎评会上，不见鲜花相迎，讲堂上，供评估人员听课、坐的椅子也不设。 即使后来，他到了南科大，要依从深圳市政府的财政安排，“一台电脑，两个月才能申请下来”、“学校修房顶的计划一拖再拖”、“一个好朋友想以企业挂名的形式，参与自助南科大”。骨子里，他依然不想让金钱进驻校园。 因此，他深获学界的尊重。他直言，在学生心目中，他是中科大的象征。 内心的遗憾，惟有自知，“我刚做校长时，雄心勃勃。想把教学水平提高上去。我在国外很多大学工作、学习过。我认为中科大、国内很多大学，跟国外大学最大差距是教学内容太落后了，所以我派很多人到全世界调研，组织新的教材。但没能成功，因为老师没有积极性。改一门课，使用新的教材，需要他们下很多工夫才行。可掌握新教材，他们既不能发表SCI论文，不能获成果奖，也不能评职称。” 他实施过第二项改革，“从全世界引进人才，建一流的教师队伍”。 “到校长任满时，我发觉还是不行。在国外，这些引进的人才按国外的规则运行。回到国内，他们很快适应了国内的规则。我认识到，高教搞不上去的关键在于管理体制。” 2009年，全球遴选密不透风。待知道自己从两百多名候选人中胜出，获得南科大遴选委员会拟选，全票通过时，朱清时当即回绝，压根不见猎头公司代表。 “如果这时我去新的大学竞聘校长，中科大的校友同学们作何感想？我宁愿退休后，在书斋里清清静静，也不愿让他们心里受伤。”他坦言。 遴选作废，势必重选。两位老朋友刘盛纲、陈国良专程登门劝说： “我们一生想做教育改革，但都没能做成，退休后甚感失望。现在中国，只有深圳特区可能准备好众多条件，让你来做‘实验’。机会千万不容放过，否则说不定，我们的高校教育改革又要等二三十年才会有新的机会。”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朱清时。在驶往南科大的车上，他说，对于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探索，他从未放弃过。 “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跳车。” 这是朱清时在中科大时的名言。2009年教师节，他从深圳市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 他又跳上了“火车”————“我去南科大就是做实验。我完全把世界一流大学建校的理念和做法照搬过来，就是要试试这些东西在中国体制下会遇到什么困难。何况我还有一个希望，这些问题发现了还能想法化解，将来我们就能往前推进，也许真能建起一所研究型大学。” “那时，南科大还没有办公室，在外面租下一间。我正式拜访朱清时，一推开门，两人相互对视，自然一笑。什么客气话都不用讲，直奔办学创新的主题。”丁学良回忆。 “真正理解我的，正是这45个孩子” “我年轻时是个搞科研的人。三十多岁，成为最早一批出国留学人员。45岁当院士，直到50岁回到中科大当领导。我从未有过‘部下’这个概念，相应也就不习惯与下属沟通。另外一个方面，我也才明白，其实我对很多事情的思想深度明显超过了这些周围的人，所以讨论不起来。”朱清时向记者袒露自己性格中的局限。 在他的一位老友看来，这一局限会被他带入南科大，并为他本就艰难的改革之路内外受挫埋下伏笔。 “他现在很孤独。”此人说。 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朱清时担任南科大校长后极力推出的教革理念，如今看来，样样皆遇“拦路虎”。 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其中第17条规定：设置普通高等学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 而从2007年深圳市政府筹建南科大到聘请朱清时担任校长，两年多时间，南科大未获教育部批准，没有拿到‘筹建’批复。等批复下来，再到可以“正式建校招生”，又需要1到5年时间。 朱清时在《致南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里写过：这些规章制度还规定，要想创办一所新的高校，只能先办大专或学院，若干年后办得好者，评审合格，再升成大学。然后再一个个地申请硕士、博士点，几十年后才可能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当时，“筹建批复”静置他的案头，教育部刚批下不久。 期间，深圳市政府也曾为落实南科大的招生权，“经常去教育部”，但朱清时无从获知双方交流的信息，“因为从不带自己去”。他暗忖，“这个校长毕竟不是市政府系统选中的，没有亲近感。” “深圳市政府聘我来后，市委干部没有认真听过我讲，我们的改革究竟要做什么，有什么意义，会遇到什么困难。我想主动找他们谈，但有些事谈了十多分钟就完了。再比如我遇到他们，大家也就是握握手，赶紧忙他们的事去了。现在的官员习惯于上级说什么，就赶快落实，很少有自己的主见，也很少动脑筋去想。我们南科大要做的事，如果不动脑筋想，确实想不明白，并不是很简单地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市政府想打造另一所香港科技大学。我来之后，就发现行不通，因为中国内地大环境与香港完全不一样。香港科技大没有障碍，筹备时候就可以定位为研究型大学。我们不行。我们先要争自主权，办学的权。”采访中，朱清时不断提及。 执笔公开信后，从去年12月18日南科大开展“招生咨询会”，实行第一拨自主招生，到今年3月，教改实验班正式开学，朱清时老了许多。 他每晚难以入眠，向丁学良倾诉，压力十足。开学庆典上，他累倒了嗓子，仍对丁说，他本不愿接这个活。 “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对他讲，如果南科大每一步都很顺利，那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别人都做过的，无所谓创新。既然你要创新，你要动体制，困难是肯定的。”丁学良说。 “到底是为反体制而反体制，还是为了培养人才反体制？”李泽湘质疑。 他以为，朱清时提出的教育体制改革，正逢整个社会“官民对立”强烈，“一听到反体制，搞创新，社会舆论便会一边倒”。 2010年2月，李泽湘来到南科大，第一次拜访朱清时，主动请缨，要求成为建校队伍一员，“竭力促成南科大与香港科技大的合作”。其后，他在香港的同事李晓原、励建书也加入其中。 如今，他以自己与朱清时合作的经历提出，“如果站在教育部的立场，我也会考虑是否批复南科大招生。你要看一看香港科技大学，或者任何一所研究性大学在办学开始，要做什么事情，要做到什么样的层次，才能保证后来成为一所研究型大学。这些，南科大做了没有？” 据李泽湘说，合作初期，他们就向朱清时建言献策，南科大首先要有一批高水平的学术顾问。这些国际水平的学术顾问队伍的建立需要花时间，学校要组织一个管理框架，提供行政服务，还要有一个核心的学术团队。 他们为南科大的管理机制做了很多方案，设计了教师薪酬体系，并向朱清时提出，南科大要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年轻老师，他们的待遇一定要出得起。 “我们把香港科技大、新加坡国立大学、MIT，还有深圳大学、上海密歇根学院的薪酬体系列得清清楚楚。”他们将关于建校的一系列周密翔实的报告呈交朱清时。结果，均无回音。 “为此，我跟朱校长有过一对一的面谈，以小组形式讨论，递交给他的presentation、PPT，我这里都有一叠厚！还是不行。”李泽湘比划道。 他说的这些，与离开南科大的一位教授的看法颇为一致，“朱校长不够从善如流。” 今年3月，为南科大服务一年后，深感自己的底线突破太多，李泽湘、励建书、李晓原相继从南科大不辞而别。 走时，他们“将学校种种问题，向市政府和市委书记做了5小时的面谈”。 “他们那次向上汇报，是我办南科大遇到的一次沉重打击。”夜色降临，朱清时声音低沉，略显疲态。 “李泽湘等人的办学观点是按照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先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讨论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专业设置。定下后再按计划，将教授一个一个调进来，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去做。香港科技大在这个过程用了5年时间。可我知道，这在中国行不通。我们另一个最大差别就是，他们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学校还没有筹备起来，就可以招生？ “我告诉他们，南科大实际上是教改的试点，我们需要做一些体制上的突破。这个改革的要点，就是要学生和老师背水一战——大家都没有铁饭碗。我们的学校能不能办下去、学生能不能找到工作、有没有新生愿意来读书。这取决于我们的教学质量有多高。我们就要达到这个效果，而不是国家发的文凭。 “我现在想做的事情，不是标新立异，是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元素。但是这种共同元素很孤独，因为很少人理解它，很少人愿意真正为它奋斗。那些曾说要和我一起奋斗的人，后来都走了。真正理解我的，正是这45个孩子。”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6/2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编者按： 6月初，45名学生缺席高考引发热议，南科大的改革再受关注。但另一场一直存在于南科大内部的激烈争论，却被忽视——作为中国高考改革的探路者，改革的现实路径，到底应该如何走？ 南方周末推出这组报道，以南科大教改争议为标本，解剖南科大在中国特殊国情中的改革路径之困。我们敬佩改革者的勇气和担当，但我们也认为，改革的方法论同样重要。我们期待为政者的宽容、社会各界的耐心，以及改革者之间的求同存异和相互扶持，能够让南科大改革获得更大的空间，走出更从容的步伐，为中国高教改革做出更有价值的探索。 基于在中科大当了10年校长的经验，朱清时认为，自己为南科大选择的道路适合中国国情。但在办学理念和策略上，从香港科技大学邀请而来的核心筹建团队与朱清时存在严重分歧，合作以港科大团队退出而结束。 朱清时是一个战略家，但可能还需要一个战术上能够配合的人。“朱校长也很难，我很同情他”。   自2011年3月开学开始，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一直处于舆论关注的中心。6月初45名学生缺席高考，更引起社会各方的热烈讨论。 但在媒体的热议中，一件波澜不惊的事情被忽略了——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内的4名协助创办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师，在开学前后，便已先后离开了南科大。 人们还记得，志在为中国高教改革探路的南科大，在创校之初，明确把香港科技大学作为改革的模板和方向。2010年，在港科大与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框架下，李晓原等3位对高教改革怀有浓重情结的教授，来到南科大协助筹建工作。 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几位港大老师并不掩饰，他们是带着失望离开的。在这场悄无声息的离开背后，隐含着一场内部的激烈争论——南科大的办学策略和路径，筹备工作进展的缓慢，应何时开始招生等等，都受到他们的强烈质疑。 朱清时曾把南科大的创建比喻成建一所世界一流的别墅，“那么从每一块砖头开始，你都要按照世界一流的标准来选择。”目前，这所尚在搭建之中的“别墅”，已经迅速接纳了第一批“住客”——首届教改实验班的45名学生。然而，作为关键的“砖头”的教师团队，却仍在招募中。目前的授课教师，仅有两人为全职聘任，其余皆为兼职。 而吴家玮及该校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都认为，南科大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这几名从2010年春天开始前来协助南科大办学的老师，坚持认为在正式招生、开学之前，必须将教师团队、培养方案、管理规范等全部制定完备。“你不能还没有设计图纸就开工建设什么一流别墅，更不能别墅还没建好就让‘住客’入住。”李晓原说。 但对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来说，中国的国情无法忽略。10年的中科大校长生涯令他意识到，招生的时机稍纵即逝，而优秀的人才，则同时被内地多所大学激烈争夺。他认为，在中国内地办大学，必须采取“边开车，边铺轨”的模式，不能等待一切完备。最终，双方无法统一意见。 一直以来，南科大作为高教改革的探路者，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我原来以为南科大教改实验的阻力会来自外部，没想到最大的问题和争议出在内部的办学策略上。”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 南科大的改革之路，该如何走？中国国情和教育的普遍规律之间，到底应该如何权衡？在改革者和改革者之间，路径和策略的争论，往往更容易决定改革的成果。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接受媒体群访。从不缺少外部关注的南科大，现在却面临办学理念之争等重重内忧。 （周游/图） “连滚带爬”开学 “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第一学期共开设微积分、线性代数、普通物理、计算机科学、英语、国学经典导读、社会学以及比较现代化8门学科。这些课程的内容堪称完美。” 这是在高考前夕广为流传的南科大学生公开信中的句子。此后，又有多名学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学校的教学管理非常满意。 然而，按照一位南科大老师的说法，这个班的第一学期是在“连滚带爬”中开学的。 2010年12月，朱清时发出“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宣布开始自主招生。信中说，“我们已经做好了首期教改实验班的师资准备，聘请了若干院士和著名教授承担教改实验班的教学工作。” 但是，“聘请”的教师，都是兼职。当时的南科大并没有一名全职教授。 2011年年初，从清华退休的张贤科教授和从华中科大退休的李元杰教授，与南科大签订了全职合同。前者担任线性代数的教学任务。在4月8日美国《科学》杂志关于南科大的报道中，张贤科被描述为“放弃清华教授职位来加盟南科大的杰出学者”。 李元杰教授和唐叔贤院士共同教授物理课。从朱清时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到，这门课的老师原定为陈应天教授。但是在开学前，由于理念分歧等原因，陈应天也淡出了南科大的工作。 原计划讲授微积分课的张景中院士，依然在授课教师名单中。但他事务繁忙，同时兼有广州大学计算机教育软件研究所所长以及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多个职务，无法每周到校讲课。因此，在临开学前，学校找来了一位来自美国、恰好正在学术休假的教授“救火”。 与之类似，同时兼职至少四份的陈国良院士，也依然担任了计算机课程的教学任务，但他请来了3位教授组成“教学团队”。负责通识教育课程的丁学良教授如约开设了“比较现代化”，但南科大学生证实：丁学良并不能做到每周来上课，“他每月来一次，一学期一共上4次课”。 对于这些情况，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并不满意。“根据我的教学经验，5门课就应该是5个教授，怎么能那么多老师？第一年是基础课程，不是座谈会啊。” 对照一年多以来的学校公告和媒体报道，可以发现除几位港科大老师和陈应天教授外，还有多个曾经出现过的名字最终“消失了”，其中包括葛墨林院士、雷清泉院士等等。“我和朱清时是朋友，他想让我帮忙做一点事。但我除了在北理工兼职（因当选院士前答应的）外，在哪里都不兼职。因为（兼职）不能光挂名，而是要真正做事。”葛墨林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邮件中说，因为精力有限，他与南科大的接触，主要是自费到深圳开过一两次会。 与教师团队类似，南科大的规章制度、行政架构、培养计划、学术委员会等，都未能在招生前完成，实验室也没能准备好，第一学期的课表，也是在临上课前最终敲定的。3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南科大采访学生入学报到情况时发现，相关教辅人员仍在与授课教师协调最终的上课时间。 在朱清时看来，去年匆忙决定招生的原因，是当时外部条件已经具备，从教育部到深圳市政府都表态支持。如此时机不容错过。他觉得，到今年的话，“就不行了”。 先有规划，还是先有人才？ 尽管南科大的开学似乎有些仓促甚至狼狈，但这一切并未被学生们在意。“课程很符合自己的期待。”小嘉（化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认为，计算机课由4名老师同时教授并不是问题，“毕竟每个人有不同专长领域，计算机也有不同的细分领域，如果是不同的老师教，可能效果会更好。” 不过，学生们对课程的看法，并非外界看上去的那么一致。 “有的孩子并不愿意评价课程。其实据我了解，有些孩子并不满意。”参与南科大筹备工作且与多名学生关系融洽的陈应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另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南科大曾用问卷收集学生的修课反馈，但有不少学生给若干门课评价并不正面。 陈应天认为，无论学生评价如何，都只能作为参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山脚时做出的评价不一定有价值。孔夫子课讲得好，肯定不是因为弟子们说他讲得好。” 港科大的几位老师持有类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要想让教学质量有保障，不是让学生满意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有一整套科学的程序为支撑。简单而言，流程是：先组建一个骨干团队，根据团队理念制定一个学科框架，根据学科框架去聘请最好的老师，组成学术团队，然后用学术团队的集体智慧来制定教育培养大纲和方案，并同时制定基本的内部管理规范和运作程序和制度。“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负责任的招生。如果前面这些都不做，只招生，那么任何具有高等教育改革意义的实践、措施都没有一个落实的载体。”港科大李晓原教授说。 2010年，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等3位在内地上过大学的教授来到南科大时，朱清时表示：最需要的是他们帮助招聘教授。 港科大3位教授认为，招聘教授的前提，是先有一个初步的学科规划和学科框架，根据学科规划和框架寻找招聘人才，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完善规划和框架。但朱清时认为，应该先抓住机会引进人才，再由他们来参与设计学术框架。 “我在中国做了10年校长，知道（港科大三教授）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内地的大学校长在引进人才上是着重机会，而不是着重计划，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足够的人让你挑。”他说。 双方的分歧不仅仅体现在学术团队的招聘上。几位港科大老师无法理解，为何这所学校在培养体系的设计、薪酬制度的制定，乃至基建工作上，都显得如此“没有章法”。 以实验室的建设为例，吴家玮认为需要考虑的细节非常多，“有生物技术实验室的话，废气怎么处理？建微电子实验室的话，为了绝缘，地下基石如何事前规划好？”但朱清时认为这样的想法太复杂，他曾对承建方说：“按照标准的建造。”实际上，在尚无学科规划的情况下，也的确无法做到事先对实验室计划周详。 在招生问题上，港科大教授亦有不同看法——1991年港科大开学时，已经有100名教师等待着第一批700名新生的到来。按照吴家玮的说法就是：“一进校园，什么都熟练地进行，好像学校早已存在，这一天只是暑假完毕、又一学期教研工作的开始。” 2010年7月，港科大教授在明白招生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决定勉为其难尽力协助，但同时再次强调了自己的看法：这种“边开车、边铺轨”式的办学方法和“婴儿不足月，先生再虑养”式的仓促上马，可能会引起一系列后续问题。 此后，3位教授又多次建议招生叫停或暂缓。即便在录取通知已经发出的情况下，他们念及课程体系、实验室等都没准备好，依然提出了上、中、下3种策略：上策为取消招生，已录取的学生可以照常参加高考；中策为延缓至9月份开学；下策为3月开学。 这桩从一开始就不甚愉快的合作，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理念拉锯之后，最终于开学前走到了终点。 南科大筹建大事记。 （CFP/图） “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 学术团队迟迟未能组建，也给行政管理团队带来了影响。按照朱清时的想法，在这所去行政化的学校里，应该先有学术团队，然后再确定管理队伍。 但在至今没有副校长、诸多行政架构缺失的情况下，朱清时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细节事务，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员工的工资。“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由校长来直接决定每个员工包括各个部门秘书拿多少钱。”李晓原说。 “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陈应天说。 事实正是如此——当几位教授先后产生去意时，学校顿时陷入几乎无人可用的状态。招生复试时，励建书等教授本因为理念问题表示不参加，但眼看学校就要“出洋相”，他还是前来相助。 朱清时本人，也深感没有得力团队的困扰。“我在中科大时，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在运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都知道自己有责任干什么事，不需要领导催促、指示，我出国一个月也没有问题，学校照样运转得很好。”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个人人脉。例如，讲授国学课程的魏承思，与他同为南怀瑾弟子。更多的资源则来自中科大——请他之前的秘书来从事教务、协助招聘人才，以及请中科大教授来主管物理实验室。其实，他的许多具体理念亦脱胎自中科大，比如在高二学生中招生就和少年班模式完全相同，入学后前两年先上基础课的经验也来自少年班。 基于在中科大当了10年校长的经验，朱清时认为，自己为南科大选择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中科院院士杨叔子近日也向媒体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按照香港科技大学一模一样办大学不可能，因为深圳不是香港。” 但质疑者则认为，大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之间的差别当然存在，但对于如何办学，是可以用科学理性的分析来探讨的，国外的经验、教育规律是可以借鉴的。以此衡量，南科大办学中的许多做法已经违背了常识。 事实上，对于南科大为中国高教改革探路的目标，几乎没有人会反对，但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已经产生了不小分歧，影响到南科大的筹建工作，并有可能会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下一步走向产生影响。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多方确认，一直对南科大予以了极大信任和放权的深圳市政府亦已了解这场关于办学路径的争论，但尚无正式表态。深圳市有关部门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关于教改，朱校长在大方向上的理念非常好，他是一个战略家。”陈应天说，“建议和缓一些，也希望南科大能真正做到教授治校、民主治校。接下来，可能需要找到一个在战术上经得起考验的人，以配合朱校长的思想。”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6/1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656 次 更新时间： 2011-06-08 17:57:52 水博：中国的民主政治与三峡大坝的利弊之争 ● 水博 最近，由于社会舆论对三峡工程的关注，本人有幸作为中国政法大学《蓟门决策》第十三次论坛的主讲佳宾，参加了该论坛。不过，论坛结束之后我感觉论坛的主办单位对我的演讲并不满意。尽管也有一些同学对我的演讲表示支持，感觉他们从中了解到很多以前没有听说的真实情况，受益匪浅。但是，我觉得大多数参加论坛的同学和学者，不仅没有能改变反感三峡、唱衰三峡的观点，反而认为我这个演讲的嘉宾不怎么样，比较偏激，不能客观的评价三峡工程，而是一味的给三峡和水电开发辩护。 客观的说，的确如此。我就是一直在尽可能的为三峡工程进行辩护。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有人怀疑我是利益的驱动，因为我是从事的水电和三峡一定是利益共同体。然而，实际上我自己非常清楚，尽管确有不少在三峡公司的同志对我的态度非常支持，但是，即使在三峡的领导层，也有人并不大赞同我用这种态度为三峡工程辩护。此外，在怒江开发问题上，也是一样。无论是三峡还是怒江，都有人认为我的极端态度是在给他们帮倒忙。如果是为了某种利益，任何人正常人都不会像我这样去干这种费力、挨骂还不讨好的傻事。甚至，还有人曾经当面给过类似的暗示和劝告，意思是说他们不欢迎我这样的 “帮忙”。但是，我并没有理会他们。因为，我在三峡和怒江问题上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坚持科学和真理，并没有取悦于什么人的意思。我既不是要帮三峡的忙，也不是要帮怒江的忙，而是要帮科学和真理的忙。所以，当有人说我是三峡的高级“五毛”的时候，我答复他，其实我是科学的“五毛”，真理的“五毛”。 此前，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向大家解释我的这种态度。倒是微博上一位网友的批评抱怨，提醒了我。他批评我说，三峡问题不能只从技术上考虑，三峡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我这才突然醒悟到，为什么我可以在我们水电行业内部比较客观的评价我们水电工程的利弊，而到了社会上就一定要尽可能的为水电的辩护。细想起来，这就是因为我与水电同行们讨论的，只是具体的技术问题，而在社会上关于水电、关于三峡的讨论，早已经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工程技术问题的正确与否，是可以通过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和收益来进行客观判断的，但是政治问题常常是无法客观判断的，只能任凭每个人主观的判断。因此，从政治角度上看，三峡的实际作用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它是能否作为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证据。 同样作为蓄洪补枯，调节水资源和发电的大坝工程，当需要它为不同的政治服务的时候，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美国的胡佛大坝通过拦蓄洪水，彻底改变了美国西部的荒漠，带来了美国西部的文明。但是，对埃及有完全同样作用的阿斯旺大坝，却因为是由对手苏联人修建的，如果不能对阿斯旺做出与胡佛完全相反的否定评价，可能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所以，美国人就发动全世界的资源给阿斯旺大坝挑毛病，成功地制造出阿斯旺大坝造成了生态灾难的舆论。 美国人确实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利和弊。只要政治上需要，我既可以从利中找到弊，也能从弊中找到利。例如，防洪分明是所有水利工程最重要的目标。但是，美国人通过宣传阿斯旺大坝建成之后，由于缺少了一年一度的洪涝淹没，让土地失去了营养物质的补充，因而变得越来越贫瘠。因此，他们得到结论说“防洪”作用是阿斯旺大坝所带来的生态灾难之一。 客观地说，我们还真不能说美国人说的不对，人家确实是通过辩证的分析，指出了阿斯旺大水坝防洪之“利”所产生的弊端。并且通过成功的宣传炒作，让全世界几乎95%以上的人都忽视了阿斯旺的重要防洪效益，而接受了阿斯旺大坝造成了土地贫瘠的生态灾难的印象。 由此可见，当一个工程的评价要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时候，人们总能利用真理的相对性找出有利于自己政治主张的论据。在我国由于三峡工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工程，而是民主与专制斗争的象征。所以，每当我们对三峡工程作出某种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都会引起政治上的麻烦。2007年在国务院三峡办的一次会议上，因为我们讨论了三峡建成后的地质灾害和航运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全球关于中国政府终于承认三峡工程有可能造成生态灾难的炒作，同时也带来了国内外舆论对三峡工程的非理性的攻击。后来中国政府通过组织主流媒体全面的反击，加上采取一些舆论控制的手段，才渡过了那场反对三峡的舆论风波。今年5月18 日，国务院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一些对三峡工程的技术评价说法，经媒体披露出来之后，又引起了社会上新一轮质疑三峡的炒作。 有人觉得奇怪，我们为什么总不能客观的从技术上去公开的评价三峡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缺乏民主政治的经验，不懂得如何利用民主政治的武器。我们常常用垄断的思维强调了三峡建设的目的是防洪、发电、航运。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只要大力强调我们防洪、发电、航运所获得的“利”就足够了，其它什么地质灾害、生态环境的问题默认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毕竟是利大于弊嘛。 当然，如果三峡工程没有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符号，我们对其进行这种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三峡工程的问题已经被政治化了之后，我们的这种政治上不设防的态度，就一定会导致麻烦。因为，利用真理的相对性，人家总能同过辩证的分析，找出你所说的利中的弊，而对于你自己承认的弊，人家当然可以大加利用，甚至作为造谣宣传的基础。 例如，在三峡的防洪作用上，虽然目前还没有人沿用美国人的套路，说三峡造成了长江中下游的土地贫瘠化。但是，面对今年的干旱，已经有人暗示，由于没有了长江洪水，所以，鄱阳湖、洞庭湖的水量得不到足够的补充，因此才造成了今天的两湖大旱。对于去年三峡发挥了巨大的防洪作用，成功地抵御了超过 1998年的瞬时洪峰的情况，也有人借某荆州地区水利干部的口气抱怨说：没有建设三峡，我们只是每年抗几天的洪，而建成了三峡之后，我们已经不是抗几天的洪的问题，而是要整个汛期长时间的抗洪了。因此，他们认为三峡的防洪作用是劳民伤财的。对三峡发电的效益，反对者虽然没有直接的诬蔑理由，但是，却可以通过强调三峡建成了，电价却上涨了，电荒依然存在的现实，来暗示三峡的发电其实并没什么好作用。对于通航，有人则强调，三峡大坝的过船闸的时间和 2003年三峡船闸断航的天数，来说明三峡工程损害了长江的航运。 就这样，在政治对手们的渲染下，不仅你自己承认的弊端他们可以用来大肆宣扬，大做文章。就是你所强调的利，他们也还能通过真理的相对性，逐一找出某种片面理由来加以否定。足以让人们感觉到，三峡工程的“利”是虚假的、有很大水份的，而“弊”则是严重到了政府不得不承认的地步。这就让我们每次对三峡任何相对客观的技术评价，都难免导致三峡话题在政治较量中的失利。对此，一些习惯的垄断思维的领导，总是想通过采取封杀不利于三峡论甚至封杀所有涉及三峡的舆论的方式来解决。然而，其效果反而，使适得其反，更让人觉得似乎是政府的心中有愧，不敢让百姓说真话。 其实，为了适应民主政治的需要，我们必须学会辩证的分析三峡工程的利弊。对于反对三峡的人士提出三峡在防洪、发电和航运中的弊端，我们应该在承认的同时，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不应该去封杀它的传播。例如，对于三峡大坝通过船闸的时间太长，阻碍了航运的诬蔑之词，我们可以用一些高速路建成了之后，收费站也出现了拥堵的现象加以类比。现实当中，越是效率高、作用大的高速公路，越可能会出现收费站的拥堵。三峡的过船闸困难，也恰恰是三峡航运作用大提升的结果。三峡建成后由于有利于航运，长江的航运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三峡的船闸的货物通过量，从以前的每年不足1000万吨，已经发展到了现在的每年7000多万吨。建成几年以来的三峡船闸通货量，就远远超过了葛洲坝建成后22年全部的过坝量。这种情况，与高效率的高速路的建设简直完全一样。这其实恰恰应该说明，三峡工程对改善长江航运的作用极其重要。 同时，对于三峡工程建成后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新问题，也不能简单的称其为弊端。而更必须注意强调其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例如，对于清水下泄，绝不能简单的强调其负面作用，而否定了其消减地上悬河的重要作用。什么河床下切了，原有的取水口取不上水了的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你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取水口改造就是了。因为，即使没有三峡的清水下泄，随着泥沙的淤积和河床的不断增高，你的取水口也还是要进行升高改造的。 对于三峡建成后蓄水的初期的地质灾害的大幅度增加，一定要让大家认识到，不是三峡制造了地质灾害，而是三峡的水位变化让原来高海拔处的一些潜在的地质灾害的地形，得到了提前的释放。这些潜在的地质滑坡体经过蓄水初期几年的考验，最终一定会减少未来的地质灾害。除此之外，河流沿岸的地质灾害主要是河水的能量不断切割河谷导致的地质变形造成的。因此，把河流中的水能利用发电之后，一定会从根本上减少地质灾害的成因。所以，现实世界中我们经常看到：凡是水能资源丰富的地区，都是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同时凡是水能资源被完全开发若干年之后，地质灾害就会变得很少发生。例如，国内的丰满、新安江，欧洲的法国所有水电开发充分的地方，我们很少听说哪里出现了地质灾害。 即便就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比非就是像人们所说的那么邪乎。例如，官方比较公认的说法之一，是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的四大家鱼数量明显减少，渔业经济受到巨大损失。但是，我怀疑这未必就是三峡的问题。因为我们无法找到另外一个没有建三峡的长江进行比较，到底是不是由于三峡大坝造成了长江鱼类资源的大幅下降。不过，我们倒是可以提供一些照片，说明美国的胡佛大坝建成之后，由于没有遭到水污染的伤害，也很少有人过度的捕捞水库中的鱼，静水性的鱼类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目前几乎已经到了鱼多成灾的地步。同样的大坝、同样的水库，为什么结果完全相反呢？到底是美国大坝与中国的大坝有差别，还是美国与中国在其它方面有差距？什么决定了长江鱼类资源的命运呢？ 当然，我也不是说三峡大坝对鱼类资源没有影响，但是，应该承认大坝对鱼类的影响，也应该是有利有弊的，而绝不会都是不利的影响。即使我们亲眼看到的某些不利的结果，未必就是大坝的单一作用。此外，还有其它的一些批评大坝的所谓的生态破坏作用，也未必就是科学合理的。 例如，我国环保部门和一些生态学家曾振振有词的声称高坝水库分层形成的低温水下泄，会对鱼类生长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他们要求我国的高坝必须花费巨额的费用增加水库分层取水的设施。与此同时，环保部门同样还会因为某些火电厂高温排水对河流鱼类的影响，而要求火电厂必须单独建立冷却塔，不得利用河水降温。其实，由于我们对河流水温和鱼类的关系了解得不够全面，生态学者自己也说不清楚水温的高低对各种鱼类到底有什么影响。所以，索性就来一个要求你不能改变原有的环境，就是进行生态保护。按说作为外行，我们本来没有资格对环保官员和生态学家的结论说三道四，但是，我却确切的知道，目前美国的大坝分层取水，取得是水库下层中的低温水；而根据我国生态学家的意见修建的分层缺水设施，取得全都是水库上层的高温水。当然，他们针对不同的鱼类对象，完全可能就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但是，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取水方式，是不是也足以说明，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水坝的生态作用也是有利有弊的呢？ 至于建水库将会加剧水污染的说法，就更为可笑了。对于没有受污染的水体，流速的降低只会净化水体而绝不会加剧水污染。因为不流动的静水有重要的沉淀作用。我国天然的堰塞湖泊九寨沟和很多没有受到人为污染的水库建成后，水质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其实就是天然湖泊和水库的沉淀和净化作用。当然，对于污染的水体，水库的不良反应也确实是存在的。所以，根本就不是水库的建设造成了水污染，而是水库的建设逼迫我们不能再去污染河流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水库不但不会污染水体，反而能净化水体，而且还能督促我们不容许把河流当成下水道。 然而，在现实当中我们某些的地质工作者，喜欢把水库建成后初期所释放的地质灾害，说成是水坝建设的罪过；我们的某环境监管官员，却喜欢把监管不力造成水污染，推给水库的建设；我们的极端生态学者，在自己也搞不清楚的确切的生态作用关系的情况下，只会一味地强调，改变自然就是破坏生态；个别糊涂的水利工作者可以强调错峰的防洪，加长了他们抗洪的时间，劳民伤财；偏激的电力部门，也可能会埋怨水电的靠天吃饭，给他们的调度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甚至也不排除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和人士，为了获得更多的补贴，而刻意夸大和强调水库移民的贫困化。 如果在三峡问题没有被政治化的情况下，如果在我们过去民主政治还不能得到尊重的和强调时代。各方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把三峡大坝带来的某种变化，定义为弊端以寻求平衡，倒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当三峡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符号，在中国开始走向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不能辨证的分析和看待三峡工程的利弊，而还是习惯把评价三峡的利弊，当成平衡各方利益和分配的一种妥协方式，恐怕就不能不出问题了。 所以，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调三峡的“利”是什么防洪、发电、航运，而“弊”则是地质灾害、移民环保和生态环境等等。而必须用科学和事实，对所有关于三峡工程“利”的质疑作出回答，同时对关于三峡工程所有“弊”的抱怨，也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根据真理的相对性，我们完全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人都可以把阿斯旺大坝的成功防洪，宣传成生态破坏，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总结和利用好三峡工程地质减灾作用的理论和事实呢？ 最后，对于那些并不了解水利水电工程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的同志来说，他们可能没有精力和条件去深入的了解三峡，他们也可能觉得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即使我们冤枉、牺牲一个三峡、甚至牺牲中国水利水电的发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何况攻击诬蔑三峡和中国的大坝建设，还可以获得国内外那些只要民主不要科学的极端环保和伪环保势力的鼎力支持。但是，作为科技人员我却深切的感觉到，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来说，科学态度比民主政治绝对更重要。尊重科学的苏联专制，可以在太空技术上遥遥领先，而缺乏科学的民主，却可以民主的烧死坚持科学的布鲁诺。 因此，尽管我是一贯主张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的。但是，我还是要在三峡和中国的水电发展问题上，与那些把三峡当成专制制度的代表，甚至要愚蠢的把炸掉三峡当成是中国民主的胜利的极端人士们，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我一贯非常理解、支持和佩服那些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批评长官意识和主流声音的有识之士，但是，同时我还是要提醒他们，缺乏科学的民主根本就无法与专制制度比较熟优孰劣。真心的希望参加《蓟门决策》的朋友们，科学的理解三峡，理解中国的水利水电开发，理解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作用。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243.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水博：中国的民主政治与三峡大坝的利弊之争 相同主题阅读 李学尧 熊静波：黑暗和法律如何联姻 黄志谋：登上红卫兵墓地 林木：陈独秀：百折不屈的巨人 萧默：论“不说话”和“不说真话”权 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 魏干：从食品安全问题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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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402 次 更新时间： 2011-06-08 10:44:47 郑酋午：二十一世纪哲学思想范式 ——系统主义哲学导论 ● 郑酋午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本体论 （一）“本体论”的哲学追求 （二）本体论之疑 （三）“世界本原”之争 （四）“本体”的当代观察 第二章 系统论 （一）系统的含义、特征及其分类 （二）系统思想溯源 （三）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宇宙 （四）从系统论看辩证法 （五）系统主义哲学五大规律 （六）系统主义哲学八大原理 （七） 系统论方法 第三章 人论 （一）人与自然的竞争协同关系 （二）人是意识系统 （三）实践 （四）人的创造性 （五）人性 （六）人人生而平等 第四章 社会论 （一）人与社会的竞争协同关系 （二） 社会组织 （三） 国家 （四）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的维护 前言 人类如果不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就一定是短视的；但事实是人类有各式各样的哲学思维模式，几乎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所以人类目光远大。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哲学思维，那么这个民族就一定是个没有远见的民族，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如果没有哲学思维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短视的人。我们不应是个短视的人，因为民主斗争及将来的建设工作都很复杂和艰巨，非常需要我们有很强的判断能力，而哲学思维有助于增强这种能力。但哲学又是发展的，运用不同的哲学方法进行思考其结论肯定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我们掌握有深度的哲学方法。 有人说，哲学起源于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自觉与超越。我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人类从自然中脱颖而出从而有了理性、理智或自我意识之后，在他面前就出现了一道横在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难以逾越的鸿沟，从根本上说，哲学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人类企图超越这一界限的理想。所以，哲学主要体现的是人类对某种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哲学问题才是人类永恒追求却无法获得最终答案的“难题”，也就是说，对于哲学问题只能提出或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解答方式，但永远不可能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终极答案。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在对哲学问题的回答时提供的答案会越来越有深度。这看似是哲学致命的弱点，其实，恰恰是哲学的永恒魅力之所在。哲学追求智慧的目的不在于认识有限、具体的事物，而恰恰在于超越这些事物乃至我们自身的有限性，因而哲学的一些问题往往是带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有时甚至是超验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往往超越了我们的经验的界限，所以通常是不可能通过一般科学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的，在这方面可以说它们是没有终极答案的。哲学的意义不在于知识而在于问题，哲学从来不是某种线性的、知识积累的历史，它呈现给我们的是通往永恒无解的问题的许许多多 条不同的“道路”，尽管没有哪条道路能够通达彼岸，但是我们注定要去寻找或选择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从事哲学思考就意味着“上路”，哲学的思考永远“在路上”或者“在途中”。 也许可以将哲学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自然或世界的统一根据等等以及与此相类似的问题，如本体论、宗教哲学等问题。无论我们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无论我们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它们主要是思辨的和抽象的并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另一类问题相对来说则比较具体，如认识论、伦理学、历史观等问题。但是，由于在哲学上这后一类问题同样是一些“元问题”或“基础性的问题”，因而仍然不可能通过一般科学的方法而获得某种普遍必然的确定的答案，科学技术只能为我们解决哲学问题提供思路，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准确答案。在西方哲学中，通常古典哲学主要关心前一类问题，而现代和当代哲学更关心后一类问题，然而无论是哪类问题，它们实际上时至今日都尚未有定论，也从未在哲学家那里达成普遍的共识。但是，哲学史显示给我们的是：每一个时代几乎都有一两个相对固定的哲学思想范式。有时，哲学思想模式比较多，但不论怎么多，总是有一两个规范模式在一定时期内起主导作用。这种规范模式我们不妨称之为哲学思想范式。古希腊时代，尽管有许多哲学流派，但成为哲学思想范式的只有两家：柏拉图哲学和亚里斯多德哲学。在古代中国，哲学流派也很多，但能成为哲学思 想范式的也只有两家：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欧洲整个中世纪也有许多哲学流派，但能成为哲学思想范式的也只有托马斯主义哲学。近代成为世界性哲学思想范式的是机械唯物主义哲学，从十九世纪二三年代到二十世纪初，能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哲学思想范式的也只有两家：一是黑格尔哲学，另一是实证主义哲学。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哲学思想范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唯意志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科学哲学在不同时间段里分别成为了哲学思想范式，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后现代主义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哲学思想范式。 从古希腊到现在的以往的哲学，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虽然流派有数百家之多，但其建立的科学基础都很原始和简单，那些科学理论都是以往朴素科学理论以及近代以来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古典力学、电磁学、量子力学等分别为代表），所以从古希腊到现在的东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很多结论已经没有了深度和过时。以往的一切哲学对系统自组织的复杂性几乎都没有论及，或者说，有论及的话也只是面上论及，如果再用这些哲学去思考复杂的系统问题那么就很难得出正确结论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之前都有一个基础理论准备时期，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建立在牛顿力学、数学秩序原理、机械决定论基础上的组织化原则）是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以 前构建完成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电磁学为代表）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构建完成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量子力学为代表）是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构建完成的。第二、三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到转化为技术大约用了五十年的时间。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构建完成的，从理论到技术也许至少要用五十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说的是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和混沌学等等。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的构建工作的完成，新的哲学也已孕育而生了，建立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科学基础理论之上的系统主义哲学就是这种最新的最有深度的哲学。这种哲学方法的产生意味着方法论的巨大变革，我们有必要掌握这种哲学方法，因为掌握了这种哲学方法就意味着掌握了有深度的方法。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系统主义哲学已开始成为现在的新哲学思想范式，从长远看也必将是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哲学思想范式。 因为每一种哲学，特别是十七世纪以后的哲学都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或者不可避免的受到科学理论的重大影响。从近代以来，每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的突破都要用很长的一段时间，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是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构建完成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电磁学为代表）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构建完成的，它突破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大约用了一百八十年的时间；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量子力学为代表）是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构建完成的，它突破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大约用了六十年的时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以系统科学为代表）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构建完成的，它突破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大约用了八十年的时间。从这个角度看，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要突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至少要用六十年，科技革命突破后要形成新的哲学一般还要二三十年的时间，从这样算来，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要构建完成，从现在算起至少是在二十一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理论突破后要形成哲学又要用二三十年，这样，整个二十一世纪新的哲学突破已难以能够了，而以往的一切哲学理论对哲学问题提供的答案又已没有了深度，所以说，不言而喻，只有系统主义哲学才能成为二十一世纪哲学思想范式了。 系统主义哲学主要是根据我们对哲学的本质的认识来考察当代世界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发展进程的，从而是对当代哲学理论所进行的一种丰富和发展。哲学的基本特性是什么？这是人们在建立一种新哲学理论时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2页。）黑格尔在这里强调了哲学的时代性。不难理解，黑格尔也正是基于对哲学的这种认识，才在十九世纪初建立了他的博大精深的辩证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现在，我们已处于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末期，当今世界，如果同170—190年前黑格尔所处的时代相比，是非常的不同，同120—160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现时代的二十多年来，全世界出现了发展的新局面，世界也不再是两个超级大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状态或毛泽东所说的“三个世界’的态势，而是在美国这个全球唯一的一个超强国家主导下的世界各国多元化竞争的形势，金砖四国中的印度、中国这两个人口大国正在迅速崛起，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已基本恢复了元气，金砖四国中的巴西迅猛发展，原来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继续保有风采，欧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性组织。历史发展到今天，无论在发达国家或落后国家的实践中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和新问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全球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也在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和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的巨大发展，加快了全球化的步伐，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的准备工作已经在上世纪构建完成，很明显，这个伟大时代的特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成果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也自然会不断地影响到哲学。所有这些都要求系统主义哲学对时代新形 势、新科技理论、现代及当代哲学进行新的概括、吸收，当然，当今的哲学更加需要创造性地发展。世界已经在发生巨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运用系统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新时代新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研究世界建设和全面发展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探索社会发展的新规律；同时要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新时代的新要求只能是：必须勇于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哲学判断和结论，用新哲学的新判断新结论来裁判生活。只有这样，哲学才能随着生活一起前进并指导发生巨大变化的新生活。按照系统论演化的观点看问题，世界上没有常青不死之物，只 有那些能够在死亡中不断新生的东西才是不朽的。由此可以引伸，只有那种勇于变革自身不断创新的东西，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哲学也是如此。哲学也有自己的生命，哲学的生命不仅在于它所具有的思辨性和信仰，而且在于它由此而对时代所具有的领引价值。黑格尔说过一句很有深度的话，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哲学反映时代，它是时代精神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表现形式；转过来，哲学又服务于时代和指引时代，正是那些看起来十分抽象的原理和范畴，极大地影响着一个时代的人们用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这就是哲学的时代价值，也是哲学的生命基点。一种哲学的命运如何，主要看它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表达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要求和回答时代所提出的课题。系统主义哲学是基本上已 获得科学形态的哲学理论。系统主义哲学能够回答当今时代提出的基本理论问题，能够随着历史的前进和科学的进步不断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自己。 众所周知，推动哲学家们前进的从来不只是纯粹思维的力量，而是还有科技的发明和工业的发展。哲学只有在总结当代科学理论、科技成果、在回答和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时才能获得发展。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19世纪的产物，现代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后现代主义等）是20世纪的产物。它们的创立，完成了哲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大的变革，但很显然它并没有也不可能结束哲学的发展。当代西方哲学问世二三十年、现代西方哲学问世几十、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世一百多年来，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原理、原则有许多已经不能适应于新时代的需要，也已经不能解决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换一句话说，他们的许多哲学结论已经过时。当今世界是个发展的时代，是新理论、新技术、新科学层出不穷的时代，以系统科学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的构建工作已经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完成了，所以，从整体上和本质上看，更确切地说，这个时代应该称为系统时代。纵观哲学史，我们知道，随着自然科学 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哲学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与19世纪和20世纪相比，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使人类的视野，从反映比较简单的机械运动深入到揭示生命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从研究人类居住的地球扩展到浩渺的太空；从描述宏观事物的属性发展到探索微观世界的本质，向着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去深入探索物质的结构和宇宙的奥秘。控制论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了生命、社会和人工技术这三种不同运动形式间的控制关系，在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进一步深化了世界统一性原理。信息论的发展，不仅揭示了人工技术、生物、社会等领域中存在着共同运动的规律，而且进一步证明了世界的普遍联系，并使我们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对反映过程的理解更为丰富了。而系统论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世界普遍联系的思想，我们常讲的事物的内 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实际就是系统要素之间的竞争协同和系统整体与环境的竞争协同。以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和协同学为主体的自组织理论，在科学史上首次初步成功地揭示了系统从无序到有序或从低级有序到较高级有序演化的一般条件、机理和规律性，从而把人们的认识从辩证性发展到组织性的哲学新阶段。这样，就为新的哲学——系统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的、经济的和科学的充分根据，这样，系统主义哲学就算是难产也不得不产了。 本书只是导论性质的书，它只是概要性的哲学著作，它的推出只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2010-6-16于深圳市 2011-4-28修订于北京 邮箱：zhqwzhqw@gmail.com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总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21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郑酋午：二十一世纪哲学思想范式 相同主题阅读 李学尧 熊静波：黑暗和法律如何联姻 黄志谋：登上红卫兵墓地 林木：陈独秀：百折不屈的巨人 萧默：论“不说话”和“不说真话”权 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 魏干：从食品安全问题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杨斌：当前美国急于输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 谢春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辉煌的执政成就 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 盛洪：美还是性？ 张曙光：公民社会：中国特色与普遍规律 郑永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 陶东风：走近政治明星 党国英：土地换稳定，确立城乡居民土地财产权 林蕴晖：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 朱永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 宋万国：耀邦同志向我了解西欧情况 方小宁：夏衍的一次仗义执言 杨祖陶：研究汤用彤先师学行的力作——读《汤用彤学记》 丁学良 魏甫华：从文化启蒙到市场启蒙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