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

芮成钢的“天问”和美国的价值观 作者：何仁勇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来源日期：2011-9-19 本站发布时间：2011-9-20 4:40:42 阅读量：8次 　　“大使先生，您坐经济舱，是否是在提醒美国欠中国很多钱呢？” 　　没错，这话出自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芮成钢之口，所问的对象则是履新不久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 　　骆家辉的回答也尽人皆知了，“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是美国领事馆的官员，北京大使馆的，还是总统的内阁成员，一般的规则就是坐飞机时坐经济舱。” 　　一问一答间，高下立判。 　　就像芮成钢曾经分别代表中国、代表亚洲、代表世界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提问一样，这一次，芮成钢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天问”也受尽网友嘲弄。作为一名东道主，芮成钢近于刻薄的提问有违起码的礼仪常识;而作为一名记者，芮成钢的问题技术含量又太低，不但没有让对方出丑，反而被上了一堂政治文明课——所以，遭到各种打脸是必然的。 　　比较难以理解的是，提出“天问”之后，芮成钢显然意犹未尽，还在微博中如此说道，“他(骆家辉)总是抓住一切场合和机会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美国的价值观。从背包喝咖啡，到坐旅行车，坐经济舱，都精准地得到拍摄传播议论。”我不是一个“动机论”者，但还是隐隐约约猜到，芮成钢对骆家辉的刻薄，可能来自对“美国的价值观”的不满意：你好好地做你的驻华大使好了，干嘛非要在中国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呢？ 　　的的确确，自骆家辉走马上任以来，这位祖籍是中国台山的美国驻华大使就在媒体上有极高的曝光率。也许骆家辉自己也没料到，背着背包喝咖啡，轻车简从到小店吃北京小吃，舍弃商务车坐旅行车，坐飞机时坐经济舱——这些在美国官员中极为寻常的举动，在中国就有上报纸头条的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像骆家辉这种省部级干部，怎么可能在不进行交通管制的前提下，跑到一家卫生状况堪忧的小店吃东西？想象这种场景都会让人发疯，要么是部长，要么是我们。 　　话说回来，我倒不觉得“坐旅行车，坐经济舱”这些东西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放眼看天下，美国之外，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瑞士……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大官小官都是这样做的。我们能说这是“英国”的价值观、那是“法国”的价值观？别的不说了，甚至在6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保持着这种优良的作风。 　　1940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到访延安，毛泽东请他吃饭。吃什么呢？是毛泽东自己种的辣椒和白菜。邻居大娘家送了一只清炖鸡，总算凑了一个荤菜。陈嘉庚回忆，当时他们在一张没有油漆的小方桌吃饭，毛泽东用两张报纸充当桌布，但在回身取东西时，报纸还被一阵风吹走了。回去后，陈嘉庚跟媒体说了一句话，“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建国后，开国元勋刘伯承住在北京东城区将军大院。在他身边的只有汪荣华老太太和二儿子刘蒙一家。那时候，刘蒙的儿子还在读小学。很多时候，他不回家吃饭，而是在警卫班的厨房“蹭饭”吃。有一次，警卫员们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喜欢在这里吃呢？”他扬起头一脸坦诚地说：“你们吃得好些，菜也比我们家多点。”后来，据汪老家的厨师讲，刘伯承家的生活确实还赶不上警卫班，吃得相当简单。 　　其实，就是在现在，中国社会也在不断地向这个价值观靠拢。比如，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就一直致力于“三公消费”的治理：公开“三公消费”账目，遏制“三公消费”……虽然说总体效果不是很好，局部地区有越治理越猖獗的现象，但至少是在朝这个方向走，而不是因为恐惧这是“美国”的价值观，就与它背道而驰。而且我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将是中国社会前进的大趋势。习惯代表中国的芮成钢先生，居然没有看到这一点？ 　　我有一个梦：在不远的一天，我到超市买菜时，会邂逅一位挑选西红柿或者土豆的部长先生。我们像朋友一样拍拍肩、握握手，在分手之前互留自己的微博账号……不管他回家后加不加我的关注，反正我是加定了。

　　1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19世纪被称之为“帝国的年代”，20世纪则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意识形态的年代”。在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共产主义集团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土崩瓦解。政治学家福山以“历史的终结”来盖棺时，亨廷顿如同先知一般又提出“文明的冲突”。刚刚进入一个新千年的新世纪，911就如“约”而至，正可谓一语成谶。 　　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战士成功劫持3架美国波音飞机，撞塌世界资本主义象征物——纽约最高摩天大厦世贸中心;这场工业时代的“行为艺术”使3200多商业精英丧生，损失达数万亿美元。此次事件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几乎将其与珍珠港被袭相提并论。以“9•11”为节点，世界历史刚刚迈出意识形态阴影下的冷战，又跨入文明冲突的恐怖主义时代。 　　911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下楼买啤酒，在小店的电视里看见一架飞机撞入世贸大厦，就随口问老板：“什么电影?”老板面无表情地说：“不是电影。”我赶紧跑回家打开电视，守着凤凰卫视连续看了24小时…… 　　尽管美国四分之一的民众怀疑政府公开的911真相，甚至认为是美军导弹炸毁了世贸大厦，而不是被本·拉登战士劫持的波音飞机，但无疑911揭开了后冷战世界进入恐怖主义时代的序幕，意识形态之争在恐怖主义背景下几乎冰消雪融。恐怖主义使战争进入到一种没有敌人的、不对称的超限战时代。越是强大的对手往往越是脆弱，越是弱小的对手往往越是危险。 　　恐怖主义是弱者对强者的战争，首先它是一场战争。恐怖战争拉平了弱者与强者的等级，如同癌细胞与人的身体，如同蚂蚁与大象，恐怖成为一种最有力的武器，这种危险胜过武器本身。 　　911悲剧在当时曾经引发了愚民教育下的中国青年广泛的欢呼，从这种现象上我们可以看出恐怖主义的世界基础。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半年后，2002年那个不幸的春天，中国接连发生数起严重空难，数百人遇难。中国民间同样是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坐飞机的不是贪官污吏就是为富不仁的暴发户”。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共同信念下的世界国家的话，那么中国则是一个被唯一一个社团用暴力和权力统治的封闭政治体。开放外向的美国更多地面临着来自传统文明和其他不同文明的杯葛和挑战，封闭内向的中国则主要承受着内部的压力和冲击。因为去公民化和去竞争化，再加上信息极度不自由，透明度极低，缺乏普遍信仰与共识的中国社会基本处于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暴力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法律与道德几乎已经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强者以暴力掠夺，弱者以暴力抗争;强者以暴力伤害弱者，弱者以暴力伤害更弱者。一个中国逻辑的“和谐”社会下，已经不再有是非之分，而只有强弱之争。 　　2 　　当人们都在关注震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美国911”之时，或者我们更应当低头反思“中国911”，虽然它没有改变世界，甚至没有改变中国，但它却是中国人不幸的当下，甚至是预示着一种不祥的未来。在人们做出应有的改变和努力之前，这种事件将以不断重复的方式为人们带来更多悲剧，从而成为这个时代标志性的印记。 　　2004年9月11日，美国人正在纪念911事件3周年。这一天，41岁的杨国柱携带汽油和水果刀，闯入苏州市小剑桥幼儿园。20分钟之内有28名儿童被砍伤烧伤。 　　因为右腿微瘸家境贫困，杨国柱虽然在苏州辛苦打工，但一直未能成家。2002年，政府催逼约4万元的统筹款提留款，并威胁要拆他家的房子。杨柱国的父母吓得双双自杀。杨国柱随后不间断地上访，但无人过问。在这个陌生而又冷漠的城市，这个本分内向、爱小孩子的老实人只能把怨气积压在心底，直到最后崩溃。可以说杨国柱是郑民生的前传而已。虽然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难以避免崩溃的杀人狂出现，但我们似乎应当避免杨国柱郑民生们的批量生产。 　　在杨国柱的“911事件”一年之后，2005年9月11日，31岁的河南农民工艾绪强劫持出租车冲进王府井步行街，制造了3死6伤的又一起“中国911”。 熊培云曾经写了《艾氏911》，来分析这个中国911悲剧的原因。 　　艾绪强来自河南农村，离婚后到北京一建筑工地开铲车为生。来北京打工5年，但经常拿不到工钱。“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绪强在法庭上慷慨激昂。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 　　艾绪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 　　艾绪强：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诉人：你想致富吗? 　　艾绪强：(沉默)想。 　　公诉人：你有致富技能吗? 　　艾绪强：没有。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 　　公诉人：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 　　艾绪强：没有。在我的认识里王府井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 　　公诉人：那你认为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

最危险的是消极政改 作者：passe01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9-19 本站发布时间：2011-9-19 11:10:03 阅读量：151次 　　周瑞金在《辛亥百年，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中，为我国改革开放设计了分三步走的路线图，认为自从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后，“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这个阶段，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30多年来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这个路线图万万要不得。顶层设计如果采纳了这个意见，必然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 　　胡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明确警示全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周老在文章中比较具体地阐述了四个危险之所在，说明“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已是现实的存在，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现实的严重威胁，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避免”出现的问题。面对这四个危险，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使其不至于发展为社会动荡和动乱，避免出现暴力革命。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首要任务，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万万麻痹不得、轻视不得。 　　而四个危险的消除，有待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因为，每一个危险的形成都同苏式政治体制有直接关系，都是因为在新的经济体制下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的。 　　为什么“精神懈怠”?因为执政党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如同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所说苏式执政党垄断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不允许反对党存在，这就使得执政党缺乏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做官当老爷，精神振作不起来。 　　为什么感到“能力不足”?因为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严重存在，党组织的手伸得太长，包揽了很多行政事务，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因而感到力不从心，没能收拢五指抓好自身建设。 　　为什么“脱离群众”?因为权力来自上面，而不是群众授权，只要讨好上级就能步步高升、稳坐钓鱼台，何必去联系群众? 　　为什么“消极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条定律，并且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实，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不例外。权力不受制约，并且来自上级的授予，又包揽了那么多行政事务，这就为行贿受贿提供了诱因和条件，光靠严打怎么能从根本上消除? 　　这说明每一个危险都同苏式政治体制有着内在联系，不改革从苏联移植过来的政治体制，这些危险是消除不了的。如果说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腐败主要表现在对高干的特殊供应的话，在市场经济体下则集中地表现为行贿受贿进行权钱交易。这种权钱交易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不仅包括受腐蚀的执政者，而且包括通过贿赂干部富起来的一些企业家，他们沆瀣一气，上下内外勾结，极力阻挠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 　　想想看，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并为周老所关注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怎么能顺利实现?如果人民不能当即做主，政策的制定怎们能体现人民的意志?两极分化怎们能得到抑制?官员的财产怎们能及时公布?高达天文数的三公消费怎们能降下来?财政收入怎们能向民众倾斜?国民收入怎么能得到调整?这些问题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而是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其根本原因不就是因为人民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而是权贵们在“为民做主”吗?如果现行的苏式政治体制不进行改革，存在的问题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吗?四个危险会从根本上消除吗? 　　总设计师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八十年代就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遗憾的是，自从发生八九学潮和苏东剧变以后，他就没有能够推动这项事业，以致延误至今，造成危险四伏的严重局面，威胁着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迟迟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形成的既得利益者逐渐成长为权贵资产阶级，成为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目前的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欲进又退，主要是这个阶级在作怪。如果在二十多年前就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得利益者就不会形成一个阶级，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会顺畅得多，我党的执政地位也会巩固得多，四个危险也就很难出现，形势会好得多。如果如周老所说再延续十五到二十年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权贵资产阶级必然继续做大，到那个时候再改革政治体制就很难了。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吸取苏联的教训：斯大林用残酷手段消灭了异己，七十年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很庞大很巩固，所以改革推而不动，结果导致国家解体苏共解散。我国的路线斗争虽然也很激烈，但并没有把异见者消灭掉，并且在十年动乱中把建国后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打倒了一大片，当十年动乱结束后以总设计师为首的异见者再度掌权时，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被解放后还如梦初醒时很快又被“离休”了，这就为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扫清了道路。只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结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又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再拖延了，不然的话只能增加新的阻力。现在进行改革政治体制虽然已晚，但时机还没有完全错过，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我们党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政治体制不会威胁到执政党的地位。如果拖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再去改，其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有紧迫感，消极拖延是最大的危险。中央决定“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是前提，只有积极，“稳妥”才有保障。如果消极拖延，错过时机，就根本谈不上“稳妥”了。所以当务之急是下大决心排除既得利益者设置的重重障碍，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正如周老在文章中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共产党改共产党，政府改政府，官员改官员，所以相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更困难一点，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献身精神。”这是一场新的革命。革别人的命是痛快的，得到权力和使用权力是舒服的;革自己的命是痛苦的，失去部分权力是难受的。但是，有失才有得，失去的是部分权力，得到的是民心、是继续执政权。 　　除了改革开放后新形成的既得利益者以外，在建国后十七年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和在十年动乱中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都想把历史拉向后退，企图恢复当年的美好时光。在三种既得利益者中，十年动乱中的既得利益者尽管还在大呼小叫，但是已经臭不可闻，对我国的政局发展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十七年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因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是改革开放后新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当中的一员，他们一方面受传统教育很深，不会背叛自己的革命家史，另方面也受到改革开放后雨露的滋润，具有一些新思维，其政治取向和在新的领导核心中所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今后的发展道路，已经引起国人的极大关注;改革开放后新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只想维持现状，巩固既得利益，是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祖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内现代改革派身上，但愿他们能左右改革的大局。 　　从非民主向民主的转化主要取决于权贵与民众之间的博弈，其中又以中产阶级的状况决定转换的路径。这种转换的总趋势是民众得到更多的权利，权贵失去一些权力。当两级分化严重，权贵和民众严重不平等时，社会就会发生动荡、动乱，直至暴力革命。面对这种形势，权贵就会在镇压与否上做出选择，而镇压既有成本高低的问题，也有能否成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产阶级的状况如何起着关键作用：当中产阶级比较贫穷时，他们就会倒向贫困的民众一边;当他们比较富裕时，就会倒向权贵一边。无论倒向那一边，都会阻止暴力革命的发生：当这个阶级由于比较贫穷倒向贫穷的民众一边时，就会迫使权贵们放弃镇压，与民众达成和解;当他们比较富裕时，就会说服权贵们做出一些让步，避免革命的发生。这是一个起缓冲作用的阶级，在某种程度上起领导作用。因此，培植中产阶级，使其足够强大，是各方达成和解，避免发生暴力革命的保障。我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这就为向民主政治过渡奠定了阶级基础。 　　周老的文章是“从世界演变”的大视野“看中国改革路线图”，不可谓视野不广阔。但是，不能只看到民主政治创立者艰难的长期的探索历程，由于他们是开路先锋，没有平坦的道路可循，只能披荆斩棘，摸索着前进，即“摸着石头过河”，时间当然会长一些;还应该看到后起的民主国家由于有了成功的道路可循，并没有一步一个脚印地跟在民主国家后面爬行，而是直接采用他们成功的经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走完了民主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步入第二波、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国家都渐次缩短了民主进程，我们更应该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不必再去到河里瞎摸，如同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完全可能的。不“照抄照搬”说的是不原样抄袭，但不等于不抄不搬，反对“全盘西化”也不等于一点不化，对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就应该照抄照搬，就应该像西方那样现代化，否则就是顽固不化，只是在具体形式上要符合我国的特点，不能照抄照搬他国的模式。 　　总之，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不能消极应付，要有危机意识，要有急迫感。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稳妥有余、积极不足，迈不开步子，需要引起全党的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