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

为《人民日报》的崭新变化叫好

刘桂明按语:     作为中国人,谁都知道人民日报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但是,这些年它离人民似乎越来越远了.原因就在于它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更在于它在坚持党性的同时有些忽视其人民性.于是,许多平民读者越来越感觉它有些高高在上,似乎只是关注宏观,关注大局,而对群众的权利诉求与百姓的喜怒哀乐却关注不够.     可喜的是,最近的人民日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看到,从4月28日开始,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 、《“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要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开放包容不应只在大运会赛场》……    可见,人民日报为人民说话,为法治发声,其实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想做,非常简单。           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2011年04月28日  来源: 人民日报 作者: 人民日报评论部      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 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伤害,比如“ 彭水诗案 ”、“ 灵宝帖案 ”;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       延伸阅读: · 温家宝谈政改: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在“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后,“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正迅速进入各级政府的任务列表。   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任何时候对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重要。之所以在今天备受重视,盖因中国发展已站在一个关键时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排位,让拥有一个怎样的“大国心态”引人瞩目;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令提升大众“幸福基因”分量加重。就此而言,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   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这些大众情绪虽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正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产生抵触消解。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种执政挑战。   然而,扫描各地“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塑造路径,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地方有“提法”没“想法”,仅停留在口号与姿态上;有的地方把心态问题经济化,以为“多发点钱就能让老百姓心态变好”;有的地方则认为“培育”的关键在百姓的自我修复,一味把心态问题归咎为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宽容”。   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而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一些地方的暗箱操作,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而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   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有些阶段难以逾越,有些困难难以规避,一些不良心态的滋生难以避免。但必须意识到,如不及时妥善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也必定影响国家目标实现。因此,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这一点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   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我国改革的基本态势:改革在与危机赛跑。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也是在与改革进程赛跑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对各地执政者的时代挑战。            要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         “你是弱势群体吗?”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一系列社会调查中,无论是扛着编织袋进城的农民工、拿着简历在职场奔走的大学生,还是月入上万的白领、令人羡慕的公务员,纷纷给自己贴上“弱势”的标签。这种反应,与其说是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是“弱势心态”正在蔓延。       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利益猛烈分化的时代,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茅舍样小房子旁边忽然耸立一座宫殿”等贫富、收入的反差,人们的心灵世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和心态也由之而生。       调整这种心态,一方面需要社会成员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这种变革中的“阵痛”、转型中的“落差”,以主动的自我调节,培育理性的视角;另一方面也要追寻普遍弥散在各个阶层的“弱势心态”的心理根源。       要看到人们最为痛切的,不仅是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无能为力”,更是在欠公平、不公正环境下的“回天乏力”。勤勤恳恳的合同工有些接受的是比正式工少得多的工资,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在“萝卜招聘”中黯然出局,兢兢业业的公务员眼看别人“又跑又送”突破了“天花板”……对于这样的“非竞争型弱势化”,有学者这样比喻,好比在跑步比赛起跑的时候,就排斥了一部分人,不许他们参加比赛,或者让他们后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觉得自己渺小和“弱势”,很多时候是因为面对那些自认无法对其加以控制的事件,使得无力感、不安全感、不稳定感等五味杂陈的“弱势心态”被成倍放大。     “弱势心态”之下,有人破罐子破摔,由暴跳而至暴戾,导致伤害儿童等极端性事件;有人堤内损失堤外补,吃了三聚氰胺的亏就要在天价医疗上找补回来,“上不去”的痛苦就要在“贪起来”的疯狂中舒缓;有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平凡中变得平庸,在失望中陷入绝望。如果说“稳定预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那么“弱势心态”就是在侵蚀社会的共识,消磨未来的希望,构筑现实的壁垒,可能把社会引入人人皆输的“囚徒困境”。       公平永远都是一个相对概念,追求绝对公平的“无差别”境界,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倘若沿着这种思路想问题,即使是在工作和事业上都很强势的人们依然会感到诸多的不满足、不惬意、不高兴,怨天尤人,抱怨指责。这并非全是客观现实的毛病,也缘于不能正确看待差异而产生的畸形心理。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要将培育健康心态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并置于当今社会管理创新的刚性要求之下。       不管从哪个层面说,“弱势心态”的存在与蔓延,对社会的发展,是警示,更是启示。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心灵脆弱与困境,也隐藏着心灵强大与和谐的必由之路,那就是: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让人们的权利都得到保证,让人们的奋斗都获得价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需要社会管理者用规则与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共建共享的平台,一个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机会、人人有希望的社会,将会大踏步地走出“弱势心态”的阴影。           摘编自《人民日报》5月5日评论部文章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olitics/detail_2011_05/08/6241568_0. shtml           “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             来源:人民日报    人们对“徐武事件”的诸多质疑,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   武汉武钢职工徐武,在因“精神病”被强制入院治疗4年后,近日从精神病院逃离到千里之外的广州,但旋即又被跨省追回。   人们关注“徐武事件”,既是关切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还因为它与此前案例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被有关部门强制治疗数年,同样有“状告”、“上访”因素,同样是亲属和本人都不认为患有精神病……尤其在此前数位“精神病人”都被证伪的背景下,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性质疑,确需拿出十分过硬的依据。   到目前为止,关于徐武“被精神病”的质疑,依然缺乏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回应。比如,徐武是否患有“精神病”?如果说徐武本人否认,尚可用“不承认有病,越证明有精神病”来解释;那么在徐武家人坚决否认,并称此前是“被迫”收治的申诉下,在广州医疗机构的初步诊断与有关方面存在较大出入时,面对收治者与被收治者及其家属的各执一词,究竟该由谁来甄别鉴定?   再者,即便徐武真有精神病,是否有必要强制收治?如果说强制收治的前提是“造成危害结果”,徐武行为的危害结果是什么?有关部门若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在“徐武事件”成为公共事件的今天,为何不能及时公之于众?至于跨省追寻,更是令人不解,徐武虽然从精神病院逃出,但他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有关方面直接介入不仅于法无据,还会让人疑窦丛生:为何对一个“精神病人”如此关心?   上述疑问,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强制收治没有门槛,缺乏程序规范,个人救济缺乏途径,住院期间缺乏纠错机制……在此背景下,精神病鉴定尤其是强制收治,很容易标准模糊乃至随意轻率。更值得警惕的是,从以往一些“被精神病”案例来看,在一些地方,“精神病”鉴定和强制收治,往往有着复杂的背景。它的危害在于,一般司法强制,尚且有明确期限以及救济途径;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强制收治,不仅恢复正常遥遥无期,救济途径更是付之阙如。   尽管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尚在襁褓,尽管“无危险、不强制”理念还没有具体条文落实,但必须看到,即便“强制收治”是为了“治病救人”,也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前提的,需要格外谨慎。更要看到,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对其强制收治同样必须通过严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种对公众、媒体和家属不透明的环境下进行。   回到“徐武事件”上来,对于类似精神病的鉴定,我们应该回到医学本身,让精神病的强制收治遵循程序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和家属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开放包容不应只在大运会赛场      郝  洪   2011年05月09日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通过举办盛会让世界看到一座城市的开放、包容、欢乐,既需要城市管理智慧,更需要常态治理机制   距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还有90多天,眼下,深圳正进行细致而严格的准备,希望为大运会顺利举行提供良好环境。继清理治安高危人员、禁烟、限行、禁排放污染物、禁租房客打110等措施后,日前,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又对农民工讨薪问题作出一系列维稳部署。   举办大型展会活动或节庆活动,安全和有序都是最基本和重要的条件。保护公众以及所有参与者的安全,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有着“中国梦工场”之称的深圳,第一次在世界性活动的舞台上隆重亮相,自然备加珍惜。当地政府为此作出的各种努力,应该得到市民和社会的理解。   但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的最新维稳部署,还是把自己推向了舆论焦点。他们颁布的《通知》称:在大运会期间,严禁以任何理由拖欠农民工工资,凡是因此造成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企业,给予不少于3个月的红牌警示,禁止在深圳承接工程;同时,也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和手段讨要工资,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如果说,公共场所禁烟、禁止企业乱排放等,是有利城市管理、造福民生之举,但“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和手段讨薪”、“禁租房客打110”一类禁令,则很值得推敲。无论管理初衷多么合情合理,也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更不能有悖依法行政的程序正义。讨薪上访只要不逾越法律底线,恐怕不能被“严肃处理”,相反还应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帮助他们讨薪维权。否则,人们将无法区分政府的“职责”与“权限”,毕竟,作为一个行政部门,没有权利越法律之俎, 代行“追究刑责”之庖。   为筹办大运会,深圳曾提过一个口号:“办赛事、办城市”。前不久,深圳市领导也说,要通过大运会,让世界看到深圳不一样的精彩。这话很精辟,但如何将之化为具体的城市管理智慧、形成常态的治理机制,却不是一些简单化的禁令能一蹴而就的。   举办大型国际性赛事,确实必须保障治安稳定、交通流畅、环境整洁、社会和谐,但和谐与稳定的氛围要靠什么来打造?实践证明,“疏”的效果往往好于“堵”的措施。比如,如果能对建筑企业欠薪依法严惩,责罚落到实处,自然不必担心引发相关群体性事件。制定并执行这样的举措,才是以人为本的德治善政,才是维护稳定的根本之举,也才是城市精彩的点睛之笔。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深圳通过各个领域的创新与突破,深切地激活了人的创造潜能,城市管理也走在了中国内地城市前列。而深圳大运会之所以把会徽定为“欢乐的U”,正是想突出这个“U”所诠释的意义:欢乐的、开放的、包容的、青春的、世界的、未来的。我们期待这个“U”,不只是出现在大运会的赛场上,更能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在细节中呈现深圳风采。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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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权力斗争介入食品安全领域(林保华)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在媒体的曝光率时高时低,这与政治环境有关。例如北京奥运期间,中央就有令,媒体少报或不报,以免影响国际形象。近来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报导非常多,以致总理温家宝要出来谴责资本家的“道德血液”,因为身为总理的温家宝负有最大责任。因此怀疑中宣部放纵报导,是否是针对温家宝。然而温家宝的谴责并没有使食品安全问题有丝毫进展,而且情况越来越恐怖。例如地沟油以前是从餐馆倒掉的剩菜流入地沟里“提炼”出来的,但是最新一起被揭发的却是在东莞,从化粪池里捞出泔水渣,把里面的油水压出来熬成地沟油,然后送往深圳和东莞的批发市场,出售给大小餐馆,地沟油原料残渣中还混杂卫生巾。有关部门接报后将该地下工场取缔,当局说,这些地沟油比砒霜毒百倍。 以往被揭发出来的伪劣食品中,以广东最多,原因除了因为广东人好吃,也可能因为广东媒体比较开放。但是最近报导重庆伪劣食品的消息也多起来。我们知道,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瑜亮情结”,其实是代表不同势力争相进入中共18大的政治局常委班子里。因此广东与重庆的食品安全问题,到底是相互揭发,还是相互表功呢? 看到有媒体报导,薄熙来在完成“唱红打黑”的阶段性任务,尤其是“红风”已经吹向全国,连汪洋治下的广东,也有人建庙供奉毛魔头后,薄熙来转战到一个不会有太大争议,但一定有极大反应的战场,那就是食品安全。重庆当局已经决定,开展“打击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行动”,而且要“像打黑除恶一样打好此次专项攻坚战”。 为了开辟这个新的战场,需要准备有效的“弹药”,才可以打出成绩出来。于是我们看到,最近重庆连续破获食品安全的“大案”。头一炮是人们最关心的三聚氰胺毒奶粉,新华社在4月27日报导,重庆警方查获从内蒙古辗转来重庆的三聚氰胺含量超标的“问题奶粉”2万6000多公斤,险些被制成儿童喜爱的冰糕进入市场。这头一炮很有水平:第一,毒奶粉是外地制造的,与重庆无关;第二,还没有流入市场就被破获,民众没有受害而展现重庆警方的英明伟大。 接下来几单有: 4月底,《重庆晚报》报导,公安查出有奸商以染毒的劣质花椒混在正品花椒中出售,封存5.8吨花椒。这是一种叫“罗丹明B”的红色粉末,会导致人体皮下组织生出肉瘤,可能致癌。重庆警方又是英明的在流出市面前破获了。 5月初,《重庆时报》报导,重庆市工商局执法人员在一个无牌地下工场检获一批猪皮包裹的冻猪肉制成的“猪蹄膀”,含有可令人中毒及致癌的双氧水、亚硝酸盐,以及日落黄等添加剂。其中亚硝酸盐超标50倍。 接着,中新网报导,重庆市工商局、重庆市公安局等在收费站对从贵州贩运活鸡鸭来重庆的经营户进行检查,查获涉嫌灌注重晶石粉的活鸡近千只。重晶石粉对健康是否有害还不清楚,加入后每只鸡可增加一斤左右的重量。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还在5月9日发表文章,披露食品添加剂泛滥是危害食品安全的元凶,近九成的食品含有添加剂,每个成人一天大约吃进八、九十种添加剂,随时吃下过量、甚至有毒的添加剂而危害健康。 相对比较,温家宝的国务院的确在这方面显得无能。2009年2月28日,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通过《食品安全法》,6月1日起施行。但是7月24日才发布《实施条例》。看来实施毫无效果,到2010年2月,再决定设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由副总理李克强兼该委员会主任,回良玉、王岐山2名副总理则出任副主任。国务院有4个副总理,除了张德江外,3个都参与了,并且由胡锦涛属意的接班人李克强担纲,照理可以有一番作为,媒体开始也敲锣打鼓,但是伪劣食品照样泛滥! 现在薄熙来要在食品安全方面露露身手,明显是对胡、温无能的挑战,如果取得成就,就可以大获民心,在18大进入最高权力核心。为此媒体配合宣传也很重要,只是出自权力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对民众生命安全的真正关心,再面对贪官污吏与官僚怠惰,食品安全问题真的能够解决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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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观察: 谁也不知道食品安全堕落的尽头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张华的评论称:“最近两星期,中国有毒食物之多,令人目不暇给,千奇百怪的‘创新能力’,更叫人目瞪口呆 ”“有毒食物突然爆发,应是今年二月起,五名政治局常委先后高调关注食物安全,被视为北京当局向有毒食物宣战的行动,国内传媒现时只是配合中央,加强报道及揭发,才让人有此错觉。实际上,有毒食物一直存在,例如墨汁粉丝就存在一年多,近日才被揭发。因此,不用担心,中国的有毒食物并非突然猛增,而是一直都那么多!”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内地无良商贩利令智昏,穷凶极恶,不仅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而且发展到直接投毒,制造剧毒食品害人。这些商贩之所以无所畏惧,皆因当局屡屡放纵”。“更不堪的是,当局对用有毒食品害人的杀人犯视若无睹,对维权抗暴的正义之士反而横加打击。赵连海为五十万三聚氰胺受害婴儿请命,却被当局抓捕判刑,骨肉分离,亲人四散。当局如此颠倒是非,等同助长邪恶,压制正义。”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另一篇评论称:“百姓的苦难已累积多年,但奇怪的是当局为何一直置若罔闻?到底是不想管,还是管不了呢?如果是不想管,就是根本不管百姓死活,这样的政府谈何执政为民呢?如果是管不了,那就是执政能力出了问题。食品安全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政府如何取信于民,继续执政呢?其实,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也很简单,就是落实食品安全面前人人平等,老百姓吃甚么,领导人就吃甚么,外国人吃甚么,中国人就吃甚么。如果中南海食堂天天供应的都是石灰面粉,国宴上供应的都是假茅台,领导人家中吃的是瘦肉精猪肉,这些领导人怎么会像今天这般只说不做,或者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中国很多问题,都是特权制度引起。中央官员食品特供,他们吃喝所用都是由专门农场出品的百分百绿色食品,因此他们不会像普通百姓般对黑心食品痛心疾首。正因为缺少感同身受,高官们对黑心食品泛滥毫不在意,但若他们的子女因吃了黑心食品而猝死,他们还会如此安之若素吗?” 广东《南方都市报》的社论称:“食品安全问题证实了最令人担忧的现实,那就是法治和道德双双溃败,击破了商业伦理与执法监督的底线,社会和企业再无底线可守。 ” “食品安全事件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将那些黑暗吸聚过来,比如贪腐、渎职、贿赂与交易,聚拢了狡诈的奸商、暧昧的食品安全检查官以及狗苟蝇营的小商贩。能驱逐这些魔障的唯有道德秩序上的执法为公。可现实提供了冷酷的答案,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丽满所言,立法保食品安全只是纸上谈兵,执法环节落实不了。” “尽管不知道下一个有毒食品是什么,但它一定会出现,黑名单势必要延伸下去。谁也不知道食品安全堕落的尽头,但有些事实摆在那里,如出口食品一直是安全的,太多理应被问责治罪的人逃过惩罚。安全的食品不是没有可能,执法者具有道德也是前提条件之一。道德批判当然需要,可道德沦丧无法解释核心症结。再怎么灰心,也无法否认:法治建设仍是比道德谴责更优先的选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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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中国九成食品含添加剂 成人每天吃进八九十种

中国九成食品含添加剂 成人每天吃进八九十种 (2011-05-11) 早报导读 非选区议员人选 工人党若拒绝佘雪玲或有机会 司徒宇斌:最早月底才能接管波东巴西市镇会 波东巴西发起补选请愿居民 被警方要求疏散 杨荣文失利 中国大使表遗憾 动员全家谢选民 张媛容:下届再战蒙巴登 ● 李韵琳 重庆特派员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养殖业者和食品厂商为追求商业利益,在食品中滥用添加剂的问题相当严重。中国近90%食品含添加剂,不管是直接添加,还是间接添加,每个成人每天大概要吃进八九十种添加剂。 在很多情况下,没有食品添加剂会让食品更不安全、保鲜期有限。在中国,含添加剂的食品达万种以上,比如一支雪糕含16种食品添加剂,一袋方便面中有14种等,而常用的食品添加剂种类共有35类,包括增味剂、消泡剂、膨松剂、着色剂、防腐剂等。 不过,专家指出,擅自扩大食品添加剂使用范围,过量使用食品添加剂,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或本身质量有问题的食品添加剂等,已成为中国当前食品添加剂使用的三大顽疾。其中,被滥用并带来极大危害的是非法添加物。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谯仕彦指出,从事猪、奶牛和肉牛等养殖业者多为农户和小型企业,产量占70%以上。面对饲料原料、运输成本不断上升,而且波动又大的市场价格,一些社会责任感缺失的企业会利用活畜禽收购和销售环节多的特点,在运输和销售过程中加入非法使用非食用化学添加剂,比如三聚氰胺。在重庆,警方日前查获,为了多赚10元人民币(约1.90新元),无良商贩在每只鸡里灌了半斤多矿石粉。 中国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4月23日公布已发现的151种食品和饲料中非法添加物质名单,其中包括47种可能在食物中“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22种“易滥用食品添加剂”。 谯仕彦说:“消费者要识别这些添加物是比较难的,要识别这些,需要具有营养学方面的知识。非法添加物的兜售者又无孔不入,这给安全监管造成了很大难度。” 为此,中国国务院食品安委会近日要求,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主要从业人员每人每年接受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科学知识和行业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集中培训不得少于40小时,而且得“先培训、后上岗”。 此外,国务院也定下在2015年年底前将公众食品安全基本知识知晓率提到80%以上,将中小学学生食品安全基本知识知晓率提高到85%以上的目标。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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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危机–“中国政府应承担更大责任”

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反复挑战公众良知底限并威胁消费者的健康。近日,三聚氰胺奶粉尚余波未了,”瘦肉精”猪肉和”重晶石粉”生鸡又占据了各媒体的显要位置。每天,老百姓在菜场买菜的时候都不禁要问一句,究竟市场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心地买,放心地吃? 就中国食品安全的危急现状,中国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于近日发布了《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1年-2015年)》。在文件中,食品安全委员会要求各方面通过广泛普及食品安全法律,强化食品生产者职业道德意识,从而营造人人维护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以改善食品安全现状。 政府失责加剧食品安全危机 《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透视》的作者周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关键在于官员问责制度的缺失。他说: “政府官员没有人受到相应的处罚。而我一直说,三鹿奶粉的董事长田文华,她关进监狱,也是一个过场,过两年会被放出来。食品安全出问题,食品商就马上开始向主管部门公关,主管部门就会得到一大笔黑的好处,然后再罚食品商一笔款。所以食品安全出问题,对主管部门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明里暗里都能拿到好处。” 主管食品安全部门必须负起责任 在谈到改善食品安全的对策的时候,周勍表示,在当今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食品生产商和消费者处在高度不对等的状况下。因此,需要政府部门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 “在全世界,不是中国,对于工业化的食品加工企业,消费者都是弱势。不可能每次去买奶粉,都扛一个检测奶粉的机器。这个之间一定要政府出来调节。” 而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在于职业道德缺失,宣传不足,或者是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部门负起实责也很重要: “食品安全出问题,就说道德,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这就是一个推卸责任互相墨黑的过程。食品安全的问题真正问题,是监管食品安全的政府官员,必须得把事儿当事儿才管用。你看日本的那个”毒饺子”事件,出现问题以后的第一反应是日本的农业大臣辞职谢罪,然后一批官员下台。我们出事儿以后是互相推,都不知道真相在哪里。” 应本着对种族负责的态度对食品安全负责 最后,周勍说道,如果共产党真的要对我们这个种族负责的话,一定要对孩子负责,要对食品安全负责。开放媒体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是其中一个重要手段。 “孩子真的是国家的未来,不要说人,就是动物、植物如果不爱护下一代,这个物种一定会灭绝的。还是说三鹿吧。吃了它,一年几个月会肾结石,一年两年以后呢?孩子十八岁以后呢?这是破坏孩子的生殖系统,现在一家就一个孩子。共产党要为食品安全负责,为孩子负责,就一定要开放媒体。因为对强势的食品工业来说,媒体永远起着监督的作用,不能说记者一报就关到监狱里。” 由于中国大陆频频爆出食品安全丑闻,使得消费者对食品质量信心大打折扣。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甚至出现大陆游客抢购奶粉和其它食品的现象。 作者:李立 责编:谢菲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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