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

公安部官员:毒奶粉主犯轻判难震慑犯罪

[ 导读 ]去年底和今年初影响全国的三聚氰胺奶粉,办案中查获的涉嫌生产销售数十吨三聚氰胺问题奶粉的主犯,最后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而且缓刑三年。这样的打击力度不足以震慑犯罪。 本报讯 (记者杨华云)一个由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所有涉及食品安全监管环节高级官员组成的食品安全法治研究机构昨日成立。 这个名为中国法学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的研究机构,是中国首个专事研究食品安全法治的科研机构,其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除了上述机构官员外,还有涉及食品安全各领域的学者。 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坦言,食品安全遇到了诸如转基因食品等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食品缺陷导致大规模侵权,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新问题。 而实践中一些执法部门因为职权分工不明导致不作为、滥作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何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执法也是一项重要任务。 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徐沪建议研究食品安全犯罪和完善立法的对策,他以办案感受直言,“去年底和今年初影响全国的三聚氰胺奶粉,我们办案中查获的涉嫌生产销售数十吨三聚氰胺问题奶粉的主犯,最后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而且缓刑三年。这样的打击力度不足以震慑犯罪,也不足以制止这种犯罪行为的继续发生。” 而今年7月青海再次出现问题奶粉,“我们在侦破天津某乳制品有限公司生产制售有毒有害食品中,办案人员去抓获他的高管的时候,高管当着我们办案人的面,和他的家属讲,不要害怕,最多判三年的刑。” 中国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刘飏表示,法律及配套的法规不健全、不完善,特别是实施不到位,是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中心的目的即为针对食品安全法治问题拿出有价值、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精品特卖2~6折 杉杉短袖衬衫 专柜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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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粉江湖潜规则:灰色的创新

核心提示:中国乳业从业人员跳开国际通行的正规做法,找到了一条“捷径”,以便宜价格进口乳清粉加全脂奶粉,制造成为婴幼儿奶粉,形成所谓“干法”,并以此“独门绝技”特立独行——中国是唯一“干法”婴幼儿奶粉大国。 21世纪经济报道8月19日报道 对于不熟悉她的人来说,杨佳身份让人迷惑。她经常出入医院,跟医生非常熟稔,有时要为挺着大肚子的妈妈们讲课,有时也要发放宣传单,偶尔还要像文员一样填写表格,比如医院覆盖情况一览表。 她的职位叫“营养代表”,这个温文尔雅的职位名称将她与同行的强烈碰撞遮盖得云淡风轻。本报记者8月17日获得一份医院覆盖情况一览表,在杨佳所负责淮北平原中部这个县城,她要在自己覆盖的24个医院为公司“狙击”十个其他婴幼儿奶粉品牌,由此赢得5200多名新用户。 1995年颁布的《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使医疗卫生保健机构保证母乳育婴、免于受婴幼儿奶粉销售推广的影响,反讽的是,15年后这些机构在婴幼儿奶粉公司里获得专门名称——“医务渠道”,并成为最重要销售渠道之一。 “影响至少在5成”,陕西红星乳业销售公司总经理薛俊民认为,在缺乏实际管制力约束下,医疗卫生保健机构决定了许多婴幼儿奶粉公司销售成败:“(奶粉)是小孩接触的第一件事情,这种依赖程度会不高么?” 而这对于目前产值300余亿元,并且以超过20%速度增长的婴幼儿奶粉来说,只是“潜规则”中的一条。 眼看着为之辛劳50余年的乳业屡次出事,中国现代畜产品加工科教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乳业泰斗骆承庠心痛尤甚他人,但他断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拨乱反正,“将来还是小孩遭罪”。 非法的战争 对于杨佳来说,她需要看好24家医疗卫生保健机构——县城里5家医院和一家医院社区服务站以及乡镇里的16家卫生院、2家诊所。 尽管“战争”本身就是非法的,但战火正酣,外资品牌“枪林弹雨”迎击国内品牌“小米加步枪”。 “不管是妇幼保健站还是人民医院,你看妇产科里边的广告都是谁的,不是美赞臣就是多美滋或雅培,有几个是伊利的、圣元的?”陕西红星乳业薛俊民说到县城以上,目前抢夺都非常厉害,“国外大品牌抢夺到地级市,到长江以南恐怕能抢到县城。国内一线品牌,已经抢到了乡镇了。” 根据杨佳所统计的“竞品投入情况”,她覆盖的24家医疗卫生保健机构里,贝因美、圣元在其中的10来家里同样也扎根,紧随其后的是飞鹤、摇篮,而且之后还尾随着雅士利、蒙牛等品牌,为此,厂家为每一位新开户向医生支付开户费——大多数标准为每户80元,少数低的在50-70元,据此估算大厂商仅这笔开支在这个小县城就超过40万元。 但这种付出是有回报的,100多万人的县城,根据近年全国粗出生率推算,每年有近15500新生婴儿,杨佳每月平均得到430多位新用户——刚刚呱呱坠地的婴儿,全年5200多位新用户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但她依然觉得有可能通过单位用户的消费增加销售。在公司要求反馈的“希望调整方案”项下,她填道:“加强VIP医生客情拜访。” 1992年12月26日,时任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副主任阎颖宣布,中国已有21家医院成为首批符合国际标准的爱婴医院。根据当时思路,医疗卫生保健机构要发挥提高母乳喂养重要作用,而爱婴医院更要起到表率作用。 国际母乳喂养行动联盟(WABA)中国联络员丁冰说,2009年时,全球有2万家爱婴医院,中国在其中占了超过1/3,“目前,我国基本上所有的助产机构已经全部是爱婴医院了,共计7000多家。” 但中国消费者协会发现,即使该机构警示,但是一些医院甚至是爱婴医院,都是婴幼儿奶粉厂商的坚实阵地,其披露的《2009年母乳代用品市场监测报告》显示,医疗卫生保健机构内的违规行为涉及37个品牌,大品牌在其中“熠熠生辉”。 另类“节能”产业 中国爱婴医院出现的1992年,正是中国乳制品产业结束第一段高速增长节点。1979-1992年,奶牛和原料奶增长速度分别为14.35%和13.4%,乳制品产量以每年16.87%速度递增。 但这段高速增长中发出了第一声强烈的“爆破音”,北方某品牌奶粉致婴儿死亡,致死原因是奶粉含有亚硝酸盐。 “那是在我的工作经历之中的第一件大事”,上海奶业协会副秘书长顾佳升回忆说,惨剧肇因是个别奶农为应对当时采用的比重检验,从土墙表面刮下“土盐”,加入到掺了水的生奶里使得比重回复到正常,而“这次发现那个农民加‘土盐’,其主要成分是亚硝酸盐。” 当年国家立即增加了亚硝酸盐检测指标,风波很快平息,但1993年乳制品产业还是出现了负增长,奶产量下降到498万吨。 “中国从1989年有第一代婴幼儿奶粉开始,我就在里边了”,圣元创始人张亮见证了这段高增长。他在法语专业毕业之后进入一家法国公司,在那一直干到1992年,并通过这家畜牧公司进入乳制品行业。 中国乳业泰斗骆承庠回忆说,当时他研发婴幼儿奶粉除了指标之外,很重要的一项是检查奶粉的实际营养效果。为此,学生要协助他做相关实验,其中包括让服用婴幼儿奶粉的小老鼠在水缸中游到筋疲力尽。 “抓老鼠也有技巧,陈××(某乳业上市公司现任分管研发副总)不知怎么就老被老鼠咬”,那个质朴的年代如今依然在骆承庠的记忆中挥发着快乐,但这种质朴很快戛然而止。 旅欧乳品工程师施大生告诉本报记者,20余年前中国就有按照国外先进方式生产的婴幼儿奶粉,当时由丹麦人投资的多美滋收购上海优质生奶,以湿法生产婴幼儿奶粉。 施大生解释道,牛奶与母乳相比,乳清蛋白比例低、酪蛋白比例高,前者制成婴幼儿奶粉时需要提高乳清蛋白,而生产奶酪尤其是干酪时会用掉酪蛋白剩下液态乳清。欧美等国主要选择儿童专用液态奶,这种奶拿没变性的脱盐乳清,加上牛奶均衡调配后制出。而只有偏僻地区才用上述儿童液态奶喷制成奶粉——这个过程就是婴幼儿奶粉的湿法生产。 但中国乳业从业人员跳开国际通行的正规做法,找到了一条“捷径”,以便宜价格进口乳清粉加全脂奶粉,制造成为婴幼儿奶粉,形成所谓“干法”,并以此“独门绝技”特立独行——中国是唯一“干法”婴幼儿奶粉大国。 而对于主张这一做法的公司来说,干法混合不但摆脱了饲养奶牛限制,生产工艺变得很简单,而且费用也变得极低,尤其“环保节能”——记者从某婴幼儿奶粉公司获得的数据显示,干法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能耗是各种工艺中最低的,每年生产约2亿产值的产品,耗电不到50万元,用水也就1万元左右。 灰色“创新” 1995至1998年中国奶粉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7%——1998年整个奶粉市场只有37万吨,远低于乳制品行业的平均增长率18.17%。这让奶粉企业日子很难过,而乳清粉进口生意更显得尤为重要。即使过去采用湿法生产的多美滋,被丹麦人卖出变为澳大利亚投资企业之后,也加入干法生产大军。 1997年,张亮注册了北京澳内特乳品有限公司,乳清粉进口正是其主要生意。他不是唯一一个看到其中巨大商机的人。1998年,中国进口乳清制品6.9万吨,但次年乳清粉即增加到8.32万吨。 施大生说,乳清粉之中“奥妙”很多,动辄利润相差很大:例如,好的液态乳清是以凝乳酶生产干酪得到的,而用酸法(用柠檬酸等得到)的乳清就差很多;牛奶里灰分(无机成分残留物)比人奶要高,灰分去掉这一环节叫脱盐,灰分的高低也影响乳清粉的品质与进口价格;加工中热伤害程度又决定了乳清蛋白是否变性,而这同样影响乳清粉的品质与成本。 “婴幼儿吸收不了变性的乳清蛋白,所以国外都是以低热处理强度的奶粉作为基料”,施大生说,中国进口的乳清粉就有一些是变性的乳清蛋白,而那些高热处理强度的奶粉生产的婴幼儿奶粉更是不适宜作为婴幼儿食品。 但彼时并非行业的景气期。1998年,中国新生婴儿数量首次低于2000万,根据轻工业信息中心数据,1999年乳制品行业内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企业378家,亏损的有124家,而其他的1200多家乳制品企业,日加工能力均在20吨之下。 这使得它们更致力于干法混合造就的“创新”空间,任何一个有市场拉动力的噱头都成为积极实践的方向。如今执掌光明乳业的郭本恒当时还是研究人员,他在2000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奶粉品种最齐全的国家之一,“各种奶粉产品已涵盖每个层次的消费人群,即不同年龄段都有其特定的奶粉产品,对不同生理条件和疾病的人群还有功能性奶粉。” 2000年开始,美赞臣找到了一个对婴幼儿奶粉销售和利润均有大幅提升的利器——添加ARA和DHA的系列婴幼儿配方奶。 这类产品在后来许多企业的宣传中被称作拥有提高智力等妙用,但对于生产来说,带来的一个麻烦是添加剂有刺鼻气味。一些企业因而“果断”地采用了添加在婴幼儿食品中禁止的香精香料,这使其他不敢采取同样行动的婴幼儿奶粉企业进退维谷:加是违法,不加则气味无法与同类竞争。 2006年11月,某地奶业行业协会为此专门向卫生部监督局请示,列举多家进口品牌的非法添加,委婉地质询:“我们相信这些大企业不会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擅自添加不允许在婴幼儿食品中使用的添加剂,但目前我们又找不到可以使用的依据。恳请……使我们国内的企业能够在公平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请示此后未有回复。 在2006年时,该行业协会直指添加剂为“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但在2008年,《婴幼儿配方食品和谷类食品中香料使用规定》发布,凡适用范围涵盖0至6个月婴幼儿配方食品,不得添加任何食用香料。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中可以使用香兰素、乙基香兰素和香荚兰豆浸膏。这一规定后半段,就此被一些奶粉企业用作为加香料香精的“依据”。 2010年7月26日,卫生部公布《食品用香料、香精使用原则(征求意见稿)》,明确把包括婴儿配方食品、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在内的20种食品,列为禁加食用香料、香精的范围。至此,从2006年地方行业协会举报,已历经四年。 “在2003年到2008年间,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达到了21%的复合增长率,到了2008年,总体市场规模更是扩容至255亿元”,香港上市公司澳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远荣说,澳优2008年4亿元营业收入得益于近些年的高增长。 澳优只是高增长受益者之一。2008年,高端奶粉市场前四名全为外资企业:多美滋、美赞臣、惠氏、雅培,它们中有三家使用乙基香兰素等香精香料出现在上述请示中。 一位曾在乳品企业负责研发的知情人士认为,基于乳清粉的干法生产与香精香料的滥用使许多灰色“创新”得以敞开,一些婴幼儿奶粉在巨额广告费的推广下披上高端产品外衣,具体做法是对于母乳中含有的成分寻找一种便宜添加剂,而后在宣传中暗示它与母乳相当甚至更好。 2009年澳优营业额62377万元,除税前盈利20840万元,毛利率33.4%。这并不算高,薛俊民说许多婴幼儿奶粉企业可以做到50%的利润率,“最高达到56%”。 行业与江湖 “尤其是80后,不愿意听说教。知道母乳好,但不清楚人工喂养的风险,认为和母乳同样好”,国际母乳喂养行动联盟(WABA)中国联络员丁冰说,目前以婴幼儿奶粉等形式人工喂养的风险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而骆承庠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行业变异,科学探讨让位于商业利益与“大局观”。2004年阜阳“大头娃娃事件”发生后,骆承庠判断是水解蛋白所致,但这种看法波澜不惊。 “我是对的,他们看书太少”,骆承庠笑着说,但他对于不能在自己一手创办的行业杂志上发稿有些无奈。 “三鹿奶粉”事件之前,郦韬珉在研究室中发现了一桩异常,三鹿奶粉数个样本查出非蛋白氮数倍高于正常标准,但在此后的一次专业会议中谈及此发现,迅速被攻击为打击三鹿的“笑话”。数月后三鹿事发,郦韬珉却更为边缘了。 “其实三聚氰胺不是结石的唯一成因”,郦韬珉说对婴幼儿奶粉很重要的灰分指标在20年前生产的产品中都比较低(S26灰分是 2.0%,Premiun是2.1%,明治是2.3%,瑞士NAN11.9%,雀巢立多精2.5%,中国龙丹3.0%)。国家标准中将这项重要指标降低到了≤5.0%。 提高灰分指标对婴儿一点好处也没有,行业人士测算,相反却给企业和原料供应商多创造了1200元/吨以上的额外利润,但某国际知名品牌的婴儿奶粉也由于中国标准的降低,而把在马来西亚生产并进口到中国的奶粉,灰分由2.0%上升到了3%。 以2008年4月天津海关进口情况为例,北京澳内特进口的78吨70D脱盐乳清粉金额为102.648万美元,以900克罐装需要360-405克计算,这部分成本在5美元左右,但这已是同期进口的乳清粉中最贵的了——后者进口价格多数为每吨660-760美元,是澳内特采购价6%左右。 进口乳制品的混沌空间,使得婴幼儿奶粉企业在需要的情况下,可将采购作为利益输送的手段,而这种情况至少在10年前就出现过。 1998年,在三鹿掌舵人田文华任法定代表人的某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旁,注册了一家同名咨询公司,这家现已注销的咨询公司法定代表人,就是现任某乳业权威机构的常务副理事长。 “他们卖奶粉给乳制品企业”,一位行业人士谈及该机构对某些企业的维护时如此解释。 顺应潮流或者被边缘化?成为考验技术人才的非技术难题。当一位专家得知骆承庠接到某大型乳制品企业科研院的邀请时评价说,“这是要封你的嘴,防止你乱讲”。骆承庠笑着回了一句,“没封住。” 商业利益下异议的消减,使得专业人士大感无力。以乳业新国标为例,曾经对乳清蛋白的变形与否有过争论却无疾而终。 加工中热伤害程度决定了乳清蛋白是否变性,而这同样影响乳清粉的品质与成本。“国际标准中只认可不变性乳清蛋白的比例。新国标中,对于不变性乳清蛋白没有标准的检测方法。这指标由此成了虚设,”上述曾参与乳品研发的知情人士称,这为变性乳清粉进入婴幼儿奶粉敞开大门,而婴幼儿奶粉厂商就无需为此项本应增加的成本发愁了。 种种牵绊使一些专业人才淡出中国乳业。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动物家禽科技系奶牛营养学博士乔富龙,曾在两年前上万言书《破解乳品安全危机和助推奶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乔富龙在回复本报记者的邮件中写道:“我最近一直在加拿大,呆在家中陪孩子过暑假。夏季确实很美,很安静,很平静。我已经对中国奶业实在提不起劲了。” (应受访者要求,杨佳为化名)     新店大促销2~6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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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谐中变态的中国人

被删再发,抗议新浪网管违法乱删帖! 在和谐中变态的中国人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6/88/93/1_1.html 中国人貌似越来越和谐了。             最开始,官员贪污100万就要大闹特闹的。现在,贪污没有一亿,这样的新闻都不好意思登出来。而且你官还得小,科长,副处长什么的最有吸引力。高官贪污个几亿有什么好惊奇的。当然以后会变的愈加和谐。毕竟在这个国度,当不贪污个几百上千万,全体中国人都将鄙视你。谁信!           最开始,强拆事件每每能成为新闻头条。可你越关注,强拆分子好像越加嚣张高兴了。自焚,炮击根本阻挡不了他们的步伐。后来甚至连钱学森的科研基地也给强拆了。越来越多这样不和谐的事情出现,中国人民反而麻木了,和谐了。强拆似乎已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最开始,三聚氰胺事件席卷全国。对三鹿奶粉,那是全国人民人人喊打。可后来,几乎全部国有著名品牌全军覆没,又过了两年,又是查处几十吨的毒奶粉,再几个月的今天,100余吨的毒奶粉倒进人民的汪洋大海。浪都懒得打一个了。毕竟,除了毒奶粉,毒大米,毒疫苗,毒餐盒,地沟油。那一项造成的毒害都不比毒奶粉弱。中国人不也是吃着,喝着,好着么。至于未来,谁说的准啊。还不如和谐着的好。           最开始,北京天上人间在坊间上闹的沸沸扬扬。揪出其后台之声不绝于耳。可一查,人家是清白的,仅仅只是有偿陪侍。半年后照样开门。后来,又是东莞天上人间,又是某某天上人间。天上人间查出来是一群接着一群,地方政府的官员却是顶个顶的清白。昨天一则郴州天上人间强迫未成年女孩卖淫的帖子,泡都没冒一个就沉了。可见,我们的人民又和谐了。           最开始,杀人是犯法的,杀人是被人民声讨的。可后来,有一类人被杀,这杀人者反倒成了英雄。这类人,便是官员。贪我们的钱,拆我们的房,毒我们的人,睡我们的女人。不杀你何以平我们的愤。好在对这样的事,中国人又会变的和谐的。毕竟以后如果每天杀官者都有,不也是件极和谐的事么!           说起和谐,我总想其自家的高压锅。里面炖着诸如贪污,强拆,毒奶粉一样的又臭又硬,总梗在人民心头的不和谐事物。在和谐的锅盖下,以权力作为加压手段。把这所有不和谐的事物统统煮烂,能舒服的流淌在人民的心里,使人们心头舒畅,和谐。可我们当知道,这些贪污,强拆本身是有毒的,虽然权利能把它煮烂,但那些有毒的物质,当随着蒸汽冲刺在高压锅内。可我们这高压锅,却是没有出气孔的存在。而随着这炖的不和谐事物的增多,总有一天,这气压当超过这和谐锅盖的承受极限。最后落得个锅毁人亡的悲惨结局。           用过高压锅的人都知道,盖子不是能够突然打开的。必须让气压从出气孔中慢慢排放出来。所以,我不奢望不和谐的气体能在一瞬间排出。但好歹还是要在锅盖留个出气孔的。而现在,这出气孔貌似没有,或是太小,我们看不见。           不在和谐中爆发,便在和谐中变态。中国人民貌似已变态良多,而作为一个变态的人,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所有的行为都是不可揣测的,有可能杀官,有可能劫富,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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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熟悉的陌生人(乡村纪事之N)

以下是培云日前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乡村纪事专栏文章,谈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有相关观察与感悟的读友请留言讨论。 ——思想国评论( www.21pinglun.com )   尽管几个儿女都在城里成家立业,但是和许多来自乡间的老人一样,我的父母并不喜欢城里的生活。通常,住不了一年半载,二老便会为村里几麻将桌的熟人寝食难安,想尽早回到没有红绿灯、没有斑马线的乡村。城市里的灯红酒绿、满地繁华,对其而言,不过是摆在玻璃橱窗里的异国景物,终究敌不过故乡熟络的人与事。而我,能持之以恒地观察本乡本土的生活,多少得益于父母至今大多数时间仍然在乡下居住。 2010年的这个热天,我回乡省亲,有机会和父亲一起去镇上买空调,其间也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观感与体会: 一是刚到镇上时,父亲二话不说,就像系一匹马一样,把他骑的摩托停在了镇口的一家摩托车行便开始徒步逛街了,且没有给车上锁。理由是,车是在那家车行买的,老板会帮着看车,既省事,又能保证车子不会丢。 二是在电器商店我了解到当地农民大多喜欢到镇上赊购电器,即使他们手里并不真正缺钱,而卖方也愿意以此为促销手段。通常的约定是余款年底付清,不像按揭一样要利息,而且连欠条都不用打,店主会派皮卡车将电器直接送到农民家里。透过这个细节,你会明白当农民初次进城找工作时,为什么会以近乎赤诚的心态信赖与雇主达成的口头承诺,却很少想到要签什么合同来保护自己,全然忽略了那里是陌生人居住的城市,而非他们熟悉的可以通过个人信用实现自治的乡村。 当然,在不影响全局的情况下,也有人不能如期偿付余款。邻村便有这样一位农民,曾经在镇上赊购一辆摩托车,直到几年后车子都被骑散了架,还欠卖主五百元未还。当然,事出有因。一则这位农民的确有些好吃懒做,所谓“赊购资质”有问题。二则他有个儿子因为打工时抢劫杀人被判了刑。据说,为此这家人每年要花几千元疏通关系给孩子买平安,免得他在监狱里挨牢头狱霸的打。 当天的一场阵雨留我们在镇上吃了午饭,其时见闻颇令人诧异。谁能相信,一家号称有“高级厨师”的餐馆,菜谱上竟然没有价格。老板娘没忘让我们宽心,“放心吧,不会宰你的。”这可真是件有趣的事情!其后服务员送上来的“相用”餐巾纸也让我大跌眼镜,显然是仿冒了“相印”。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此前不久在乡下看到的“大子奶”。若要打击假冒伪劣,你无需说它仿制了“太子奶”,只需将“大子奶”从右念到左,反它个“三俗”就好了。就是这样一家餐馆,能在当地得以维持,可见乡下人活得何等随意,何等漫不经心。在城里,如果服务员给你一份没有价钱的菜单,恐怕你立即会觉得自己的脖子上有点凉飕飕。 将几件事放在一起想,你会发现它们都与“信任”或者“信用”有关。小镇虽然有过副地级的排场,但是规模并不大,在镇上做生意的人对方圆十几公里内的农民,因为地缘与人缘的关系,即使不完全认识,但对他们基本也都信得过。又毕竟,他们的屋舍田园和邻居都在那里。这一切,恰好印证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通过种种“知根知底”,直接或间接把各种关系像蜘蛛网一样联接起来。你可以批评他们的相关交易有许多法律漏洞,然而事实上,能诉诸法律的纠纷却并不多见。作为道德共同体中的一员,绝大多数人都能较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使当地社会能在道德伦理的约束下保持相对良好的运行,而少有欺骗行为发生。 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构筑的具有封闭特征的熟人社会,一方面培养了农民日常的漫不经心,以及逃逸于国家宏大叙事之外的自由品格;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重道德伦理而非法律来调整彼此的交易与关系。一个国家不讲信用,尚能通过暴力机器勉强维持,而一位农民如果长期失信于人,就意味着其在人格上破产,继而将自己推到四面楚歌的地步。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谁要是赖账,谁就会成为人人责备与防范的对象。 而历史一次次证明,对于农民而言,他们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农民之间的失信,而是国家的失信,乃至国家信用的破产。农民可以对来自邻居与社会的失信进行或明或暗的抵制,但是对于国家的“说话不算数”,却只有无能为力。否则,今时代能向国家要求得而复失的土地者,怎会寥若晨星?农民很少去想,中国自古有“口袋罪”,如今更有“口袋利益”,即当局者的什么一己之私都可以往“国家利益”的大口袋里装。 在任何一个传统的、主张“父债子还”的熟人社会都难以想象的是,尽管有法律文本的支持,来自陌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会之间的失信危机如此触目惊心。2003年“中国信用论坛”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每年订立合同40亿份,履约率只有一半;由于企业之间不讲信用,三角债占全国流动资金的20%。此后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外贸企业信用体系白皮书》也表明,中国因为社会失信而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降了两个百分点。 随着社会的开放与社会分工的细化,无论是熟人社会的乡村中国,还是半熟人社会的单位中国,人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陌生化”,开始进入陌生人社会。 如果说齐美尔从社会层面定义了什么是“陌生人”(注:在齐美尔看来,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而言并非真正陌生,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为地球人而存在的,其存在与否,和地球人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无所谓亲疏远近和相互影响),那么劳伦斯·弗里德曼则为我们详细展示了什么是陌生人社会以及它如何可能。作为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弗里德曼曾这样描述人们如何被迫卷入这种陌生化浪潮,“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者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 比较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的区别,城市与农村的安全感,看看幼儿园、小学外面有多少家长在接送学生就立见分晓。农村的孩子无需父母接送,因为那是一个近乎透明的熟人社会。当然,农民并不拒绝接受陌生人对自己生活的闯入,比如,许多农民不再种菜,而是像城里人一样守在村口买菜,有的甚至购买远道而来的纯净水。 严格说,首先将陌生人带进了农民世界的是电视。新闻联播播音员十年如一日的面孔,是最当之无愧的“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完成了对平民日常生活的侵入。当然,通过控制电视机的电源,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这种侵入。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走出家门,每个人都要面对商品社会,面对一个被陌生人统治的世界。不是么?我们虽然可以自由抉择,却近乎宿命地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品质拱手交给了从未谋生的陌生人。我们不知道罐头和火腿有没有毒,不知道粮食和蔬菜是否被污染,不知道动车和飞机是否正常检修,不知道司机和飞行员是否饮酒,不知道传说中口若悬河的布道者是否同时是个强奸犯……多么令人担心啊!过去“特务投毒”,总像武侠小说里的坏蛋一样,跑到水井边、食堂里,锁定目标,务求投毒效果立等可取,而今坏蛋们用的都是三聚氰胺投毒法,像是天女散花,无远弗届,让每个人都活在侥幸之中。 当然,事情并不至于让人绝望。如读者所知,人类早被上苍赋予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本性。它不仅创造了国家,而且发明了法律,确立了契约背后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而陌生人社会得以维持的根本,就在于全社会尊重契约,愿意通过法律来调节各自的行为。如亨利·梅因所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遗憾的是,在这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道德在不该退场时已经退场,法律在应该担当时未能担当。 安分守己的农民如何面对陌生人社会?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他们的最大苦恼恰恰是,一方面,进城后他们丢掉了熟人社会中温馨的身份;另一方面,新社会又没有提供足够值得信赖的契约以保障他们的安全。而这一切,也是许多农民告别曾经苦苦谋生的城市,愿意重返乡镇的重要原因。 分享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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