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

中南海的“特供”与“销废、伪劣食品”的农村“专供”

财识网综合:中南海的“特供”与农村的“专供” 农村市场 “ 销废 ” 现象的存在,是对农民经济利益的隐性剥夺。如果任这种坑农害农现象蔓延下去,将延缓广大农村脱贫致富的进程,给农村消费者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财识日报[11-08-18] 第254期    中南海的“特供”   虽然中央早在08年就有过“中央领导食品不存在特供”的辟谣,前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用亲身经历予以无情驳斥:1974年她以一个纺织女工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有关部门专门为她配备一名专职厨师孙师傅。有一天,孙师傅告诉她,她现在每天吃的黄瓜是八毛钱一斤。吴桂贤大惊,问,为什么百姓到市场上买的黄瓜只要几分钱一斤,而她吃的黄瓜要八毛钱一斤?孙师傅说,这黄瓜是中南海的生产基地特供的,营养高,品味好,安全卫生。   上述说法并非孤证,早在前几年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时,凤凰卫视台做了一个系列节目《说不尽的毛泽东》,让许多毛泽东生前的卫士、秘书、厨师回忆中南海生活,为毛泽东和江青服务了十六年的厨师程汝明人说:毛泽东不仅抽的烟是特制特供,而且吃的大米、鱼肉鸡鸭和蔬菜,都是特供。中南海的干部所吃食品,全是专门的生产基地特供。   而特供一说在今年有重新热了起来……   今年5月6日,媒体曝“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占地两百余亩,其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王家场,是一个专供北京海关的蔬菜基地。   为了杜绝化学污染,种植所需肥料几乎一色鸡猪牛羊粪有机肥,即使打农药也是生物农药,且格外注重采摘安全期,“未过安全期的,哪怕烂在地里也不会采摘”。“种的都是绿色、无公害的大路菜。”该基地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所谓大路菜是指黄瓜、茄子、西红柿、笋瓜、豆角、圆白菜、空心菜、油菜等普遍食用的蔬菜。“我们种什么,他们(北京海关)就要什么。”   事实上,“海关大棚”只是特供食品一例,特供食品不仅存在于北京,也不仅涉及果蔬。   特供食品存在的一种方式是地方一些部门拥有专门的基地,这些基地收获的所有瓜菜一律进机关食堂。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记者,两年前,他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机关食堂吃饭时,同行的人就透露该院在距离西安三十公里外的户县拥有自己专属的机关农场,专人管理,保证所有蔬菜瓜果绝对无毒无害。 相比陕西等地仅种瓜菜之外,广东省某厅下属一培训考试基地的做法更加高超。据知情人士透露,十几年前开始,基地就雇用附近的村民到基地专门种菜、养猪、养鱼、养鸡鸭。   农村的“专供”   今天还有一则新闻,不禁让人联想。   “问题食品”专供农村 孩子受害最深   每块1元的名牌巧克力、胀袋漏水的果冻、霉变的辣条……这些国家禁止销售的假劣食品,虽已在城市难觅踪迹,却在农村沉渣泛起。   在潍坊市奎文区,随机找了一家公路边的农村小卖部,发现这里就是仿冒、假劣食品“专营店”——原本价格不菲的“德芙”巧克力和“喜之郎”果冻,在这里竟然仅售1元!仿照名牌食品“奥利奥”“好丽友”,店内出现了“奥森傲” “好利友”,后者每包售价仅1元,并且包装粗糙,有的甚至已开包。   这里卖的“臭干子”牌辣条,透明包装内可看见白色菌落,已经发霉变质。同时,生产日期为2010年1月1日(保质期8个月)的“小白兔奶糖”,到今年8月份还在叫卖。   在山东莱芜、临沂一些农村地区,记者发现了类似情况。在莱芜市莱城区孙故事村周边小卖部,“三无”食品、假冒名牌等“问题食品”不在少数。在临沂市白沙埠镇中心小学周边的小卖部,一些食品包装粗劣,品质低下,以较低价格吸引当地居民,特别是小学生。   “在当地农村,品质好、价格高的正规食品不好卖。”在临沂市白沙埠镇朱泮村,一位村民说,“我们买东西不看品牌和保质期等,只要能买得起、吃着香就行。”   基于这一“现实”,一些农村小卖部经营者表示,想要赚钱,一定要经销假名牌、“高仿”“取大名”这三类食品。“高仿”即取一个与某著名品牌相近或谐音的名字,比如“好利友”;“取大名”即一些“问题食品”为掩盖劣质,取了名不副实的名字,比如 “燕窝麦片”“黄金蟹钳”等,实际上只是油炸面食或豆制品。 记者在潍坊、莱芜等地追踪发现,农村小卖部的“货源”是当地大型副食品批发市场,那里是这些“问题食品”的集散地。   批发市场:“城里有城里的货,农村有农村的货”   为追踪“问题食品”来源,记者近日来到潍坊市潍州路600号副食品批发市场。大清早,这里已是车水马龙,三轮车、大货车正装卸饮料和食品,一派繁忙景象。   “潍坊市农村的小卖部、小超市大多来我们市场进货。”进入一家批发店,店老板热情招呼,记者一眼就发现“奥森傲”“好利友”等“高仿”食品摆在突出位置;“吸吸哈哈”牌果冻有些已胀袋、漏水,却没有被处理掉,货架周围散发出馊臭气味;还有一些没有产地、生产厂家和生产日期的散装食品,随意堆放在纸箱中。   记者扮作“采购商”对质量问题提出质疑,这位批发商坦言:“进什么货要看小卖部开在哪里,城里有城里的货,农村有农村的货。”他承认,“问题食品”是专门供应农村市场的。   随后,记者又来到莱芜市官寺批发市场,发现这里假冒伪劣食品同样较多,一些批发商高声推荐“火爆鱼翅”“燕窝麦片”等。   农村“问题食品”售价低廉,但利润并不低。记者调查发现,一包50袋的“火爆鱼翅”批发价为16元,小卖部的零售价为25元,利润率超过50%。莱芜市官寺批发市场一位批发商明确表示,“质量好的食品卖得慢、利也薄”。 那么,批发市场“专供农村”的假劣食品,又是谁加工制作的?   食品厂家:杂物、农药混入食品   根据几位批发商提供的信息,记者乘车追踪来到潍坊、莱芜等地制作假劣食品的“地下加工厂”。   在潍坊市,记者以有关批发商“推荐考察”为名,进入一家“地下作坊”,看到女工们正用手将食品装入印有“奥森傲”“好利友”的包装袋中,一些饼干、辣条、薯片散放在有杂物的桌子上,室内苍蝇飞来飞去,卫生条件恶劣。   记者在这家加工作坊的角落中,发现一个塑料桶,闻上去有刺鼻气味。经询问后得知,这竟是农药“甲胺磷”。加工人员说:“甲胺磷能提升食品的口感,吸引顾客购买,只要控制好用量食用后就不会出问题。”   随后,记者又追踪来到莱芜市一家生产油炸食品的小加工厂,眼前的景象令人吃惊:水泥地面上到处是油渍污渍,一个个小“面疙瘩”随意散放地上。靠近窗户有一口大油锅,油已发黑,几名工人用铁锹从地上将沾有头发、污泥的“面疙瘩”铲起,放入油锅。在油炸“面疙瘩”时,不时有工人的汗液滴入锅中。   经过十几分钟烹炸,工人将“面疙瘩”捞出油锅,放在一个生满铁锈的容器内。待“面疙瘩”凉透,工人将辣椒粉、胡椒面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添加剂倒入容器中,用手搅拌均匀,随后装入一个个淡黄色的包装袋中,再用简易封口机将包装袋封死。   “这些食品都是卖往农村的小卖部,批发价2毛钱一包,十分畅销。”面对记者质疑,这家加工作坊的老板说,“没人在意这些食品是咋生产出来的。”   根据一些“问题食品”标注的生产地址,记者查询发现,大多产自山东、河南等地。记者致电河南郑州一家生产“臭干子”的食品加工厂,其负责人说,产品大都销往河南、山东的农村地区,虽然证件不全,但“产品质量绝对过硬,肯定吃不死人”。记者随后询问得知,这家“食品厂”仅有夫妻二人。 谈到利润,一家“问题食品”加工厂老板坦言,“三五个人一年赚个三四十万不成问题。”正是受暴利驱使,这些人才敢无证生产假劣食品。   家电下乡的家电不合格   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最新一批的热水器产品质量抽查结果,共有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25家企业产品质量查出“不合格”。《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名单中看到,与电、燃气热水器的17家不合格企业相比,8家被查出质量不合格的太阳能热水器全部是“家电下乡”中标企业,其中不乏连续三次中标企业。 在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统中,记者还意外发现,上述在“国抽”中被查出质量“不合格”的8款产品刚刚在2010年底最新的“家电下乡”招标中中标,披着“中标产品”外衣进入三四级市场销售。   评论:莫把农村当成“销废”市场   把农村变成“销废”市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目前我国农村尚缺乏现代流通网络,不规范的市场秩序更容易给农村市场带来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行为,许多农村市场甚至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倾销地。二是有关部门对假冒伪劣产品的监管、打击力度不够,使部分假冒伪劣产品得以在农村市场安营扎寨。三是农村消费者收入水平较低,购买商品时往往会图便宜,为假冒劣质产品提供了市场。四是农村消费者限于自身文化水平、消费经验和消费习惯等因素的制约,对商品的属性、特征不甚了解,不自觉地变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受害者。   农村市场“销废”现象的存在,是对农民经济利益的隐性剥夺。如果任这种坑农害农现象蔓延下去,将延缓广大农村脱贫致富的进程,给农村消费者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解决“销废”坑农势所必然。   要解决“销废”坑农问题,笔者以为,首先要加大力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特别是严厉打击农村市场的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行为。同时加大对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依托小城镇建设开拓农村消费品市场,鼓励各类投资主体投资农村商业设施建设,支持国内外大中型流通企业向小城镇延伸经营网络,采取直营连锁和特许经营等方式改造提升农村集贸市场和代销店,形成以村为基础的农村消费品零售网络。此外,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宣传,增强农民的维权意识,让他们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让农村不再成为“销废”市场,让假冒伪劣商品无处藏身! (来源:财识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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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中南海

中南海南门-新华门 中南海-北门 中南海-东门-西苑门 中南海俯视图 中南海里的游泳池 含晖堂 怀仁堂 静谷 静谷的北边就是香藕斋了 镜光亭 蓬莱阁 中南海里曝光率最高的地方-紫光阁 紫光阁前等待觐见的外宾 周恩来总理的故居--西花厅 万善殿 太液秋风中的水云榭 丰泽园-接待贵宾的地方 贵宾楼内部 小布什前来觐见 来源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12685/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神秘中南海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1/08/18, 22:0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萝卜网官方论坛“第八区”公测进行中!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关于全球八大神秘组织,你知道多少? 揭开印度瑜伽的神秘面纱 超自然现象之幽灵船之谜 《天龙八部》中少林扫地神僧的真实身份大破解! 神秘的有关部门,很大一盘dota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见识神秘的古代女性洞房用品(组图) (@zhishi9) 三宅一生 VUE 神秘的时间 (@choudou) 中国红十字会——天朝最神秘的组织?! (@dongde) 神秘王子 (@99770) 【每日酷图】神秘的东欧,神秘的二战 (@ixiqi)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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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文 | 直通中南海?笑话!

2010年09月13日 16:18:16 “直通中南海”这则新闻,是今天各大网站的“新宠”。我也进去闲逛了一下,感觉那些网友的留言“摆拍”嫌疑倒不大,还是有些质疑的声音,所提问题也基本关涉当下热点,诸如高房价和教育问题。   我只是发自本能地有些抗拒,觉得太形式主义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事一旦形式主义,则其实效必然微小。   首先要指出来的是,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专设一个“直通中南海”的网页,必要性在哪?三大门户网站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更新着热点新闻,新闻背后是网民们的跟帖,反映着他们的心声。想必有司会密切跟踪、收集整理并呈送中南海。在此之外,还需另设一个通向中南海的渠道么?况且这所谓的“直通中南海”也只是人民网的一个频道名称,无人知晓到底能否直通。   其次,即便真得可以直通中南海,又能如何?长期以来,领导人每日都能收到各种内参,只要他们有暇阅读,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大事基本可以知晓。此境之下,增加一个渠道,就能使原来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么?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推动不了的改革,多了一个“直通中南海”,就能解决、推动得了?   再者,“直通中南海”会令人产生不好的联想。在几十年的上访大潮中,很多访民是抱着“都是下面的官员胡搞”的想法,到京城来找“皇上”的。结果怎样呢?这种期待最高层主持正义的愿望,十之八九是要落空的。   反方向思考,一定是基层政府难以“直通”(例如地方政府网站形同虚设),存在相当堵塞,才逼着人越级“直通”。而在集权体制下,如同人的躯体,地方政府的问题同样也是上级政府的问题,也是最高层“中南海”的问题。“直通中南海”之后,问题还是要传递到地方政府来解决。让地方政府来给自己“开刀”,分明是不现实的。   网络时代,眼球为王,各种噱头层出不穷。以前流行文娱搞笑,现在连严肃的政治报道也在追仿了。我建议人民网干脆把“直通中南海”改作“面谏圣上”,会更火爆些。   上一篇: 钓鱼岛事件之检讨 下一篇: 关于博客、民主以及中国前途的对… 阅读数(13320) 评论数( 229 ) 229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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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历史 | 胡耀邦决定节假日向人民群众开放中南海

中南海 > > “ 文化大革命 ”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 杨尚昆 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因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坚持 杨尚昆 “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需要复查,因此,为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平反被迫拖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复查,事实证明“ 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 江青 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办公厅在杨尚昆的领导下,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认真负责,努力工作,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成绩是主要的,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1980年10月23日以中央办公厅文件印发全党。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中办干部受到迫害,仅立案审查现已平反的就有238人。毫无疑问,这238人中包括我在内。现在,中央正式给我平反了。 > > 我回到中办时, 中南海 内正大搞土木工程,即所谓“五一九”工程, 中南海 内俨然是个大工地。工程虽已接近尾声但环境杂乱无章,道路泥泞难行,根本不像是机关的样子。 > >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单位被“砸烂”,停止活动,房子被别的单位占用,现在恢复工作却无处办公。例如中央宣传部恢复后,就曾先后临时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和 中南海 新建的301号楼办公。解决“文化大革命”中乱占房子造成的遗留问题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 > 国民经济困难的严峻形势,也反映在中南海内。那一段时间,中央召开各种会议,只招待一杯白开水,如果你想喝茶要收茶叶钱2角,没有带钱就记账以后补交。这个规矩直到1982年后才取消。 > > 胡耀邦 到勤政殿办公不久,就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老同志被整或靠边站,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来过中南海,他们可能有许多话要向书记处的同志倾诉,就决定每逢星期日勤政殿敞开大门,欢迎老同志们来做客、谈心。一个月以后,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又正式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请柬,邀请在京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观中南海 毛泽东 主席故居。以后逐步扩大范围,决定中南海每逢节假日对外开放,一下子消除了中南海在人民群众中的神秘感,拉近了党中央和群众的距离。 —————————————————————————————— 揭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南海 作者:苏维民,选自:《百年潮》杂志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胡耀邦 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任命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三中全会以后我也得到平反。1979年3月1日,我回到阔别14年的中南海,回到了气象一新的中央办公厅。 排除干扰为干部平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原中办的陈麒章等几位老同志就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原中央办公厅被诬陷是“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的黑窝子、烂摊子”,中办的工作人员是“杨尚昆招降纳叛来的死党、爪牙”,现在复查工作仍然控制在过去整人的人手里,要求立即改组复查班子,为整个中办和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2月2日, 胡耀邦 阅后立即批示“同意先调整复查班子,实事求是地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可以说,没有 胡耀邦 “先调整复查班子”的果断决策,中办受迫害同志的平反不会顺利进行。我的平反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原中办政治部秘书处的一位处长,打电话约我去谈关于给我平反的问题,我准时去了,他却违约,我等了半个多小时不见人影。我想,三中全会以后你还如此傲慢,我也没有时间奉陪,看你还找不找我。又过了一些日子,刘火、彭达彰等老同志回到中办政治部主持工作,刘火亲自打电话要我去谈平反问题,我欣然前往。这次同上次大不一样,一见面,刘火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的政策你清楚,给你平反”。话不多,掷地有声,令人倍感温暖。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中办政治部下发的《关于苏维民同志的平反决定》。 “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杨尚昆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因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坚持杨尚昆“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需要复查,因此,为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平反被迫拖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复查,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 江青 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办公厅在杨尚昆的领导下,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认真负责,努力工作,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成绩是主要的,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1980年10月23日以中央办公厅文件印发全党。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中办干部受到迫害,仅立案审查现已平反的就有238人。毫无疑问,这238人中包括我在内。现在,中央正式给我平反了。 与此同时,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的处理十分慎重。党组织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是可以信任的好同志,虽然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但属于被迫执行任务。当然,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以后,不再适宜担任原来的职务了,要重新分配工作。这与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革命家、老干部动辄打倒,对在他们身边工作的人也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扣上“死党”、“爪牙”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不同。在重新分配他们工作时,一般考虑到他们的工作经历和特长,按照原来的职级安排适当工作。但即使这样也不免触及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既得利益。那时,个别人牢骚满腹,不断要求新的中办领导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例如一位同志是学水产的,分配他去水产部工作本来正好对口,但他也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已免职的一位同志的儿子来信气势汹汹地质问,为什么把他父亲家中的电话撤了(那时配备电话是工作需要,当时线路紧张,因工作需要等候安装电话的人很多,并不涉及待遇问题)。相反,一些老同志、老领导复出以后,却是十分谨慎、兢兢业业,处处做表率。有一天(那天是星期日),我因一件事打电话咨询军委卫生部,接电话的是时已78岁高龄的贺诚部长。我很惊讶,这位老部长很平静地说“今天是我值班,有什么事你请讲”,并认真地答复了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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