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

六四之后，经济改革停摆。主管经济的李鹏、姚依林都很僵化保守。于是邓小平想起了朱镕基。九二年南巡后，官员们集体学习邓小平讲话，谈心得体会。朱镕基语出惊人。他说：“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我看只要是共产党干的，就是社会主义。”不少人觉得这话大有问题，打小报告给邓小平。殊不知邓小平闻言大表赞赏，说朱镕基把问题“讲透了”。 其实，朱镕基这话并不新鲜。早在86年我还在北京时就听到这样一则故事。那时深圳特区正搞得热火朝天，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很多老革命见状忧心忡忡。他们问：“这还叫社会主义吗？”于是一大帮理论家赶快解释，说这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老革命听了还是将信将疑。最后有人干脆说：“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这下，老革命们就放心了。 上面这个故事表明，那些看上去对经济改革持保守态度、关心姓社姓资的老革命们，其实他们在乎的并不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他们在乎的是共产党能不能保住政权。他们担心走资本主义道路会危及到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这种担心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共产党就是靠打倒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起家的，就是靠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掌权的，如果共产党明确宣布自己不问姓社姓资，如果共产党自己就回过头去搞资本主义，那不是等于说共产党革命搞错了吗？那共产党还有什么理由赖在台上继续它的一党专政呢？ 共产党很明白这层道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它都非常强调要分清姓社姓资。因为它知道，坚持社会主义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 1989年6月16日，六四过后不到半个月，邓小平对江泽民、李鹏等谈话。谈到六四，邓小平说：“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邓小平还说：帝国主义西方世界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我们就是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 直到1990年年底，邓小平还在大力强调姓社姓资。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和江泽民等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再次讲到搞社会主义，要防止复辟资本主义，并把这一点当作坚持共产党专政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的理论根据。邓小平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 如果以上面这些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准，朱镕基说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资本主义，只要是共产党干的就是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明显就是违反邓小平讲话精神的，自然就有离经叛道之嫌。可是朱镕基这番话是在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之后说的，那就正中邓小平的心意。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本意思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不问姓社姓资，对意识形态问题不争论。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会改变调门呢？ 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原来那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不中用的，不改革死路一条。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在“六四”屠杀和苏东巨变之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共产党政权已经失去欺骗性，变成赤裸裸的暴力。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人民的事都干出来了，还说自己是人民的政府，还说自己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谁信啊？现在人民之所以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补社会主义外衣已经不可能，同时也没必要。暴力有暴力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伪装，同时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怕被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现在倒不用怕了。现在反而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可以无所忌惮地引进更多的资本主义了。 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要说朱镕基把问题“讲透了”。这就是邓小平为什么敢于启用朱镕基当总理。 朱镕基上台后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大改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看上去很好，曾经一度也赢得了很多自由派人士和西方世界的一片赞誉。但是由于朱镕基的经济改革是在六四后的政治背景，是在政治改革被封杀，专制权力横行无忌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使改革走入歧途，并且日益陷入积重难返的境地。 下一次讲话，我将以国企改革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朱镕基在任内大力推进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国退民进，大批中小型国企民营化，保留下来的大型国企也有了活力。和苏联东欧实行休克疗法并导致经济一度衰退相比，中国的改革始终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乍一看去，中国的国企改革果然很成功，朱镕基的功劳确实很大。 但是，我要指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国企改革造成了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这一严重的弊端，即便是那些最为朱镕基改革唱赞歌的人也不好意思否认。只不过他们辩解说，这是改革的阵痛，是改革的代价。 这种辩护不值一驳。是的，共产主义行不通，计划经济该改革，要改革就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都是共产党搞起来的，因此，共产党应该为它的错误承担责任。要付代价，首先就该让共产党付代价；要下岗，首先就该让共产党下岗。凭什么共产党不付代价不下岗，倒反过来要工人、要老百姓作牺牲呢？ 第二、共产党岂止是不付代价不下岗，它还借改革之机，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我们知道，所谓国企，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国有企业”，即属于国家所有的企业；但是，国企本来是指“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不是属于国家所有而是属于全民所有的。把“国营”改成“国有”，这一字之差，共产党就把全体人民的财产变成了共产党自家的财产。这无异于一次大抢劫，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抢劫。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致命弊端－－它从根本上没有合法性。 第三、照理说，共产党偷天换日，把全民的财产变成了共产党自己的财产，使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昔日的“领导阶级”沦为弱势群体，那必然会招致全社会的强烈反抗。可以想象，朱镕基的国企改革如果放在六四之前推行，必定行不通。六四屠杀造成了全国性的寒蝉效应。面对着共产党的巧取豪夺，化公为私，大多数人不敢起来反抗，少数公开反抗的人则遭到严厉的镇压。你纵然可以辩解说朱镕基本人不赞成六四，不赞成镇压。但是你不能否认，朱镕基的改革是借助于六四屠杀的威慑效应才得以展开的，也是唯有借助于不断的镇压才能继续进行的，因而他本人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那么，我们又该怎样解释、怎样评价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这一现象呢？ 应该看到，所谓中国奇迹并不神秘。本来，把公有制计划经济改成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借用一个比喻，那好比把鱼汤再变成鱼，说者容易做者难。合情合理的做法是，把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以某种方式，例如以按价折股的方式，平均分给全体人民。这种做法也是合法的、正当的。苏联东欧的改革基本上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这种做法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因为它导致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企业的经济管理，所以在一段时期之内非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造成经济的衰退。 中国的做法正好相反。在中国，凭借着六四屠杀的威慑和不间断的镇压，共产党肆无忌惮地把全民的资产据为己有，成了最大的资本家，而各级党委书记则摇身一变成了总经理，私有化一步到位。所以中国的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发展；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则是把人权人道、公平正义统统踩在脚下。 尽管在上任之初，朱镕基大声疾呼反腐败，但事实却是，正是在朱镕基任内，腐败发展到空前的规模，权贵私有化固定成型，积重难返。如今的中国政府，正凭借着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对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表现出越来越傲慢越来越轻蔑以及越来越敌视的态度，并越来越成为人类和平与自由的巨大威胁。有鉴于此，朱镕基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那不是很明显的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违背农民意愿搞拆村并居、强迫农民住进高楼大厦，是近年来中国一些省市新圈地运动中的一个常见做法。其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史无前例”。有官员表示，此种做法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现在，中国中央政府终于出手了。 *中国农村正在经历新圈地运动* 中国媒体4月2日披露的一个国务院通知，明令禁止搞强迫农民上楼的运动。通知说，要尊重农民意愿并考虑农民实际承受能力，防止不顾条件盲目推进、大拆大建。严禁在农村地区盲目建高楼、强迫农民住高楼。 这个通知所针对的，是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的一场新的圈地运动。中国媒体说，一些地方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由，大规模取消自然村，强迫农民上楼居住。 *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据《新京报》报道，一些高层小区正在农村拔地而起。山东诸城市取消了行政村编制，将1249个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70万农民将告别村庄，搬迁到“社区小区”。报道说，如今，像诸城这样的“拆村并居”，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 中国负责农村工作的官员陈锡文指出，在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推动土地财政* 地方政府让农民上楼的巨大热情源于国土资源部发出的一个关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文件。其中心思想是，如果农村在整理土地的过程中增加了耕地，城镇就可相应增加同等面积的建设用地。 本来，国土部这个想法只是为了试点。但是，立即就被一些急于发土地财的地方政府利用了。 长期研究农民问题的安徽作家陈桂棣说：“起码安徽省是全省进行了整村推进。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村子里要全部搬走，原来的村子宅基地全部给你平掉，这样把土地给置换出来，叫你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去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民经济利益与生活方式遭到侵害* 陈桂棣说，理论上讲，这样做并无问题，确实可以省出不少土地。可实际上，它却成了各级政府对于农民的剥夺。 他说：“这么多年以来，中国大量的农民进城去务工，他们赚了一部分钱回去盖了自己的房子。你现在把他的房子给拆了，一平方只给120到180块钱的这样一个补助，它不光是宅基地的问题，它上面盖的是楼房。” 这种做法不仅侵犯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陈桂棣说：“从前的农民，他院子里有树，现在没有了。他原来的前后院这些东西，都被剥夺了。你想，把农民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不光劳民伤财，他的损失很大，而且他种地也不方便。而且他也没办法去饲养家畜。” *农村生活成本提高 乡村文化面临灭绝*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农民搬进楼房居住，引出很多问题。农民的居住条件虽然改善了，但是一些本来不要钱就可自行解决的东西，现在都要花钱购买，还要交物业费、水电费等，生活成本大为提高。 《群言》杂志的一篇文章则呼吁切莫误读“城乡一体化”。文章说，我们为了城市化的发展，大拆大建，不知道摧毁了多少具有传统特色的城市文化！今天如果还要“运动”式大搞“城乡一体化”，不知道将会有多少传统的“乡村文化”又要面临灭顶之灾。 *部分地方政府沦为发土地财的奸商* 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买卖中大发其财。陈桂棣举例说，河南商城是典型的国家级贫困县，可是却开发了成片的别墅区。 他说：“他们从农民手里头，3万3一亩，就把农民的耕地给买过去了，而且高价10倍以上地卖给开发商。咱们的人民政府现在就成了一个奸商了。它不是人民政府了。它卖地，应该讲，是没问题的。你比如，你把那土地升值了，应该是好事，但是这些钱应该交给农民。” *土地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首要问题* 强占农民土地引发了一系列惨剧和暴力事件。在江苏省坝头村，35岁女子徐传玲因补偿款购买不起足额楼房面积而自杀。山东省也发生了与此相关的殴打农民的暴力事件。 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说，改革开放以来，至少有5000万到6000万农民彻底失去土地。他对《新京报》说，土地问题已经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成为农业税取消后，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 *学者称维稳经费超过民生经费*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说：“有些专家也进行了调查，我们各地为了维护安全的这个经费的支出，它的总数已经超出了地方政府去搞民生工程的这个经费数。这不是很大一个悲剧吗？” 中国国务院的通知要求，对于侵害农民权益，影响土地管理秩序的做法，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纠正。

“不能禁止新闻界报道在法庭上业已展现的事实”，这是现代普通法早就确立的准则。公开审判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2004年8月4日，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甚至用“只有公开审判，司法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来强调其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