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褚宸舸 曹鑫：近十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回顾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褚宸舸   曹鑫   　　 　　摘要：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学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成就和经验、目标和发展趋势、方式和动力、突破口、阻力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日益深入。研究成果和政党、政策及现实高度关联，研究视角多元，但是形成共识较少，学者之间的分歧加深。未来的研究需要在主体的广泛性、方法的多元化以及内容的前瞻性和论证精细化等方面不断完善。 　　关键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综述；近十年（2002-2011）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10AFX001） 　　作者简介：褚宸舸（1977-），男，山西汾阳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曹鑫（1990-）,男，陕西渭南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2009级本科生。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涉及对”政治体制”范畴的理解。十年前，学界通常认为，政治体制并非基本政治制度本身，而是其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只涉及对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的微调，不涉及对基本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但是，近十年间（2002-2011），学界对”政治体制”的理解已经扩展至”政治制度”或”民主制度”本身。例如，高放认为，政治体制实质上就是政治制度，包括根本的和具体的政治制度，前者包括政体，后者包括机构和人事设置、决策程序和机制、各权力机构之间的职权划分和互相关系等权力运行的形式和机制。1吴江则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是”发展民主、改造集中”。2 　　当代思潮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论是马立诚所谓八种思潮(即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想、新左派思想、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总结3，还是高全喜所谓的五种民主政治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自由民主理论、左派激进民主理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审议民主理论)的归纳4，亦或是郭道晖对纷然杂陈的各种”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毛泽东主义、儒家社会主义、新左派、狭隘民族主义、新盛世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述评 5；不论是蒋庆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的”三院制”6设计，还是秋风（姚中秋）的”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7和”通三统” 之倡导。总之，各类思想在中国当下激烈交锋，形成了左中右阵营，各种方案和建议涌现，令人有扑朔迷离之感，这些都为把握相关研究带来了较大困难。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高层领导多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进一步深入、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我国大陆学者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本文试就十年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与回顾，主要取材十年间中国大陆学者在本土公开出版的论著（包括专著、报刊论文，但不包括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成就和经验、目标和发展趋势、方式和动力、突破口、阻力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分专题对相关论点进行归纳，以便对未来政治体制的改革及其研究有所借鉴。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成就和经验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 　　高放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两大步和多小步：第一大步是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展了党内民主，打破了两个”凡是”。第二大步是1986年邓小平讲话和1987年十三大后的实践（在1989年终止）。自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经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在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方面迈出很多小步。8 　　关于三十余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学界还有二、三、四、五阶段等不同的认识。不同学说实际反映了研究者对政治体制改革各时期的臧否。 　　”二阶段说”以1989年为界，认为前期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选举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地方自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后期虽然取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增加，但却存在传统道德体系和信念消失的弊端。9这类划分隐含了对近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判断。 　　”三阶段说”分别以1989年和1997年为界，分为摸索起步阶段、部署整顿阶段、深化阶段。10这种划分主要肯定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等一系列新主张的重大意义。 　　 “四阶段说”是学界较早的观点，以1978年底到1985年为奠定基础期，1985年到1989年为改革宣传热点期，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为历史转折期，1992年至今为隐性发展期。11此类划分和”二阶段说”一样都肯定了1980年代政治体制的改革。 　　 还有人提出”五阶段说”，把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作为初步探索阶段，80年代中后期是全面部署阶段，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调整思路、总结经验阶段，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阶段，21世纪初至今，是深化发展阶段。12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 　　大部分学者认为，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强调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完善民主制度建设等，是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例如，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主要在发扬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党际民主三个方面。142民主法治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互动机制已经初步形成，公民的政治参与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行政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1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国家的领导体制和机构改革、法治建设等民主与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14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 　　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是坚持人民民主政体及相应的党政关系体制。15有学者认为，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对保持国家统一与稳定、推动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433国家要在保证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实施政治体制改革，但也不能一味的强调秩序，稳定不能成为拒绝或延缓改革的借口。”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被响亮地提出。16同时，全国各地涌现了各种地方性”经验””模式”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研究。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发展趋势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实事求是而言，改革在”顶层设计”上仍然混沌，这表现为对法治、民主和宪政三个核心问题存在很大分歧。 　　第一，法治虽然在我国确立较早，但认识尚不统一。 　　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2008年，时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的朱苏力在中央政法委讲座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发表于”中国平安网”上，引起政法界的关注，该讲座观点遭到龚刃韧的强烈批评。 “朱龚之争”的核心是”法治”有无姓社姓资之分，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法治”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法学界近年来类似的争论还有《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巩献田公开信事件，童之伟质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五句话（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系列文章等。 　　第二，”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语）已成共识。 但是，要建设什么样的民主，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白皮书分符合国情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政府民主、司法民主十大部分。可是，官方这种大拼盘式的民主论述，未能弭平相关争论。 　　褚宸舸认为民主概念在当下中国具有”弥散性”：有人强调民主的普适性，反对以国情为借口来抵制民主化进程。也有人认为民主属于西方的话语体系，主张中国应当积极和勇于开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的竞争，解构”自由民主”的话语系统，总结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理论解释。但很多争论其实不在一个层面，不是同一个问题。17 　　学者对如何实现民主提出了很多方案。俞可平的”增量民主说”认为，要继续保持自主性、主导性、渐进性与梯度性发展，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他强调程序民主，重视民间组织与公民自身的作用，推崇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治党，充分发挥党组织和政府在民主建设中的作用，建立和完善现代动态的政治稳定机制。18何增科的”混合民主政体说”认为，要将选举民主、自由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建立混合民主政体的基本路径是从大中城市的中间阶层突破，向上向下延伸。19王贵秀的”民主的法治型政体说”则针对原有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表现为党委过分集权、中央过分集权和领导者个人高度集中）的根本弊端。20除此以外，还有潘维的”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康晓光的”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王绍光等的”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说””双轨政治体制说”等。 　　第三，是否应认同”宪政”概念，在2004至2005年曾经历过激烈的争论。21法学界曾有社会主义宪政、人民民主宪政等相关研究。2006年”宪政”概念从政治上解禁后，江平、胡星斗较早提出”宪政社会主义”。华炳啸则从学理上全面论述”宪政社会主义”的具体内涵，即”秉持宪政优先、宪法至上原则，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以公民社会为本位，以人民为权力主体，以民主宪政体制为权力载体，以人民民主宪政为本质特征，以科学民主制为基本组织原则，以社会所有制为根本经济制度，以社会公正和平等为根本核心价值，以促进公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以实现’阶级鸿沟’和’专政暴力国家’的最终消解为目标。”22郭道晖表示认同宪政社会主义，认为中国未来应实现国家权力与个体人权的统一和并存，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互动，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制衡，从而实现人权至上、公民社会至上和社会权力至上。23 　　宪法学界2010年达到高潮的”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的争论也反映了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激烈碰撞。政治宪法学诉诸”呼唤人民，让人民出场”，但同时认为”人民的出场，不可能是一种直接革命的方式，而是反革命的方式”。24对此，林来梵提出，”政治宪法学”看上去好像是刚好策应了现实政治中某种微妙的蠕动，甚至是迎合了大众在茫然之中渴求变革的希望。但是到头来要么是对强大的政治现实的学理认证，要么就是空疏的自说自话的宏大叙事。25他认为，未来中国宪法学最大的时代课题，应该是在理论层面上，努力建构一种体系化的、以规范主义（即力图依据有效的、具有价值秩序或者价值体系的规范系统，去调控公共权力的立场、精神和方法）为取向的中国的宪法学；与此相应，在实践层面上，则是努力贯彻规范主义的精神。26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目前，应充分认识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时不我待，应及早迈出关键步伐”是绝大多数国人的认识。27多数学者认为，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善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发展党内民主，改进代议制，扩大公民直选等方面将是我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未来在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党内民主、人事制度和党政关系等方面都会进一步改善。28社会公平正义将成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价值目标，党内民主将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将由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决策和监督职能将大大增强。29学者认为五至十年内应实现一些具体的改革目标：初步实现政党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法制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乃至全国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修改选举法，允许人大代表选举实行竞选；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采取立法措施弥补公民基本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消除地方因权力过度集中于执政党的领导机构而形成的党的书记破坏法制、搞个人专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设立宪法法院前的过渡措施；逐步终止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选举和补选环节普遍违反法律原则的做法。30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和动力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朱佳木：如何观察当代中国? 进入专题 ： 当代中国    ● 朱佳木   　　 　　当代中国的国情异常丰富，要在短时间内讲清楚是不可能的。本文从观察当代中国的基本方法入手，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历史地观察当代中国 　　　　 　　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其所以是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都与自己成长的历史有密切关系。因此，要真正了解当代中国，不仅要看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历史，也要看她成立以前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在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虽然曾多次出现分裂、割据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在很长时期里，中国也一直是一个经济上的强国大国。据英国经济历史学家麦迪逊计算，从公元一世纪到19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总量一直处于世界第一，约占世界的1/3左右。但自从18世纪后半叶欧美各国掀起工业革命高潮开始，中国逐渐落伍。1840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更是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 　　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和清王朝的专制、腐朽，中国的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进行了持续的反抗，这些反抗虽然动摇并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没有赶走帝国主义，也没有打倒封建势力，因而未能解决中国独立与富强的问题。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并通过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为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扫清了政治障碍。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选择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多党制、议会制，以及苏联实行的一党制和联邦制，而是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基层民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面对国内资金的匮乏、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工业基础的落后、科技人才的奇缺，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抓住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机遇，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为此放弃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原本打算实行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决定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农业的合作化和工商业的国有化、集体化，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从而把有限的资金、物资、科技人才等等资源集中用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基本建设，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行过程中也暴露了企业缺少自主权、产销互不见面、对市场反应不灵活等弊端，为此，新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便提出要探索适合自己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当时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盲目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和所有制的公有程度，使这种探索一度走偏方向，导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8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主动纠正了前一阶段的错误，积极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加入了市场调节的成分，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土地承包制，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吸引国外直接或间接的投资，并兴建了经济特区，开放了沿海、沿江、沿边城市。 　　1992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让个体、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目前，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私营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单位数占总数比分别为5%、20%左右和50%多，主营业务收入占总数比各为20%多，从业人员平均数占总数比分别为20%、30%多和30%多；商品价格形成由市场决定的部分，在零售、农产品收购、生产资料出厂这三个环节中，均占90%以上；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已基本形成。事实说明，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这种经济体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其中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国有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家对于市场的活动，仍然进行着宏观指导和调控，而且计划调节仍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在政治体制方面，中国近30多年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例如，改变了过去党对政府和社会事务包揽过多、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现象，实行了党政职能的适当分开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扩大了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基层群众自治范围，推行了差额选举制、政务公开制，部分县乡试行了直选制；加强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实行了领导干部的任期制、退休制、问责制、辞职制、审计制，建立了重大事项的报告制、质询制、听证制；实施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截至2011年底，除宪法外，制定了现行有效法律239部、行政法规714件，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8921件。事实说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没有停步，而且取得了重大成果，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并不滞后。可以肯定，这一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还会继续深化和推进，但其目标仍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原则仍将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前提仍将是有利于政局稳定、人民团结、经济发展、生活改善。中国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照搬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生搬硬套，不仅不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不会解决腐败问题，相反却会引发政局动荡，造成社会混乱、国家分裂、内战爆发、难民成群，使已有的发展成果丧失殆尽，最终退回到被外国势力瓜分的时代。这种结果对中国是一场灾难，对世界也必将是一场灾难。 　　　　 　　二、全面地观察当代中国 　　　　 　　我们看一个人，既要看他的优点、长处，也要看他的缺点、不足；既要看他在不同成长时期的区别，也要看这些不同时期的联系。看一个国家同样应当如此，否则就会像寓言说的盲人摸象那样，仅仅摸到大象的一支耳朵或大腿，便以为那是整个大象。 　　当代中国的历史从1949年算起，至今已过去6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可以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改革开放前经济建设和人民节衣缩食对改革开放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贡献；一方面要看到60多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当前还存在许多严重的缺陷和问题。 　　1.当代中国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 　　首先，看改革开放前的29年。这29年，不仅远远超过了旧中国上百年的发展，而且在某些领域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如，在经济增长率和固定资产积累方面。新中国成立时，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没收的固定资产仅有112亿元；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从民族资本家手中赎买的固定资产不足20亿元，二者相加130亿元。中国人民就是靠这点家当，在内缺资金、人才、资源、经验，外有西方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连续5个五年计划建设（仅在初期得到苏联一些援助），使1952—197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如果按GDP计算，有权威统计学家认为年均增长率为7.3%），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4%；基本建设投资6440亿元，累计新增固定资产比1949年增加了56.3倍。在工农业产品方面。1978年，新中国的钢产量达到3200万吨，比旧中国最高年份产量增长35倍；与英国相比，由相差99倍变为超过其1200万吨；与美国相比，差距由438倍缩小为2.7倍。发电量达到2566亿千瓦小时，比旧中国最高年份增长43倍；与英国相比，由相差13倍变为大体持平；与美国相比，差距由80倍缩小为8倍。石油产量由旧中国最高年份的32万吨提高到1亿吨，做到了自给自足。粮食产量由旧中国最高年份的1.4亿吨提高到3亿吨，增长了1倍多。 　　其次，看改革开放后的33年。这33年，中国发展速度比前29年更快，出现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在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量方面，1978—2011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8%；经济总量达到约7.5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由1.8%提高至10%，在世界上的位次由第10位升至第2位。在工农业产品方面，1978—2011年，钢的年产量增长21倍，原煤的年产量增长5.8倍，年发电量增长18倍，粮食年产量增长90%（即由3亿吨增加到5.7亿吨），肉类年产量增长9倍（即由856万吨增加到7960万吨），均处于世界第一或第二位。在其他方面同样可以列出很多。 　　2.当代中国在发展中仍然存在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按人均计算,各项发展指标都偏低。中国目前有13.47亿人，任何一个数乘以13亿都会变得很大，相反，除以13亿也会变得很小。例如，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000多美元，仅为世界人均的一半，发达国家人均的1/10左右；在世界213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居100位左右，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利比亚、加蓬、南非、墨西哥、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等等。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的报告，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也排在第89位，不如毛里求斯。许多工农业产品按人均计算也都很低。例如，2011年钢的人均产量只有500公斤，相当于日本、韩国的一半；粮食人均产量420公斤，也低于世界人均450公斤的水平。 　　其次，发展存在着粗放和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主要表现是，质量、效益不够高，资源、环境、生态代价过大。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是，工资性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过低，由1978年的15.6%降为2010年的11.8%；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和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别都有扩大趋势，其中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别由1978年的2.5∶1扩大到2011年的3.13∶1。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数据都显示，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作为警戒线的0.45。另外，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很不健全，保障水平也很低。 　　第三，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据世界银行对各国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的统计，中国2010年为1.7%（2015年预计为2.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现在，许多中国制造的机电产品，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就连出口服装和鞋等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大部分品牌也是外国的。这不仅制约中国今天的发展，也影响今后发展的潜力。 　　第四，人口、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越来越大。目前人口中性别比和老龄化的问题突出。另外，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人均耕地、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日趋加大。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虽然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世界人均数，但绝对量处于全球第一二位，无论从自身利益还是全人类利益出发，都必须大力推动低碳经济。所有这些，对于尚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来说，无疑也是一种发展的制约因素。 　　以上说明，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虽然已经排在了前列，但综合国力还较弱，自身问题一大堆，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因此，中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间里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自身的发展。 　　同时要看到，以为中国为了一心一意谋发展就会吞下任何侵害其核心利益的苦果，也是对中国的误判。中国近代和当代历史都表明，中国从来没有威胁和欺负过别人而总是被别人所威胁和欺负。从当代中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可以看出，即使中国今后强大起来了，也绝不会以强凌弱。但另一方面，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不再惧怕别人威胁了，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从来没有退让过。如果有人想乘机侵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是绝不可能得逞的。 　　　　 　　三、发展地观察当代中国 　　　 　　我们从不隐讳中国存在着继续发展的制约因素,而且清醒地看到，在前进道路上除了本身具有的障碍以外，还有外部霸权主义的遏制，有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但是，客观分析一下就会知道，中国同时也存在着与这些制约因素相抗衡的因素，而且后者的力量更大。 　　首先，当代中国具有继续发展的制度优势。 　　现在世界到处都在热议“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当代中国   

作者： 柏蔚林   齐泽克最近有个简短的谈话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在这篇题为“不要行动，要思考”的谈话中，自称“一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齐泽克坦白地承认了反抗运动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反对大银行对普通人的剥削，很好，但是你的解决方案在哪里，你打算用什么来取代这个系统？”假设有人回答，“人不应该成为钱的奴隶，金钱应该是为人服务的”，齐泽克的回应则是“希特勒也会喜欢这样的道德回应”。简而言之，在这篇简短的谈话中，他认为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很容易，但是真正要理解怎样才是真正的反对，就是一个必须被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太多的人在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但是我们必须对如何行动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为什么必须“极为谨慎”？很明显，因为他意识到了那句马克思主义名言“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在于如何改变”的谬误所在。他认为，经历了太多的变乱，“现在是重新开始解释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了”。事实上，齐泽克这篇谈话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不但点破了近期欧美反抗运动的致命弱点，也指出了广义左派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所在。而如果从反抗资本主义统治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替换到中国语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齐泽克所指明的，并不仅仅是一场为很多中国左派所欢呼的西方“占领运动”的核心病症，也可以被用来理解当前整个中国左派及其理论的尴尬处境。 东西方左派的差别很大，但共同的标签性概念之一，就是“反抗”。著名文化学者萨伊德的著作《东方学》影响之深远是无需多加赘述的。深受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启发，拒绝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萨伊德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基于“想象的地理”而对于“东方”的描述和理解提出了尖锐的文化批判，从此开创了后殖民主义学术批判理论的先河，其思想体系也与西方的左派学者迅速结合起来，在整个西方学界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以英美两国为主的安格鲁-萨克森学术体系之内，很多左派学者开始深入关注殖民地历史及其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后续影响，非洲、南美洲这些前殖民地成为了他们研究的重点区域，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的命运历史变迁也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关注了解西方强权下的弱势者成为了潮流。在90年代，当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成为欧美很多大学、研究机构的理论研究热点之时，后殖民主义学派思想体系也开始被介绍到了中国，并与一些中国左派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基于拒绝被边缘化的理念，很多人从此开始思考历史应该由谁来书写以及如何书写的问题。启蒙于萨伊德对于西方主流话语的驳斥，他们对于“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历史观严辞批判，并试图建立其以本民族历史文化为出发点的话语体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萨伊德到中国的左派学者，在其对于西方世界的批判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脉络，即被压迫民族国家针对西方霸权的“反抗”和对于从西方话语霸权中寻求自我解放的渴望。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左派“反抗”理论的思考和批判，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请注意，这种思考和批判的焦点，并不在于“反抗”的本身，而在于其结果。齐泽克的这个反思谈话，仅仅是近期对我们的再一次郑重提醒而已。事实上，在萨伊德的《东方学》出版之后不久，就有学者曾经尖锐地指出，萨伊德仅仅是在重复他所批判的“欧洲中心论”的老路，试图在重建另一个“中心”的过程中寻找自我的文化尊严。对于处于困境中的落后被殖民国家和人民，萨伊德的理论并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出路，对于其文化自信不切实际的重建反而会在现实中导致更多的困惑和挫折。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的另一位主要角色、著名印度裔学者斯比瓦克也曾经承认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前殖民地）的文化和西方的一样优秀，为什么我们还要留在这里（美国）而不是回到自己的文化中去？而政治理论家福山更是不留情面地指出，很多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凡是马克思主义左派执掌政权的，很快无一例外都陷入各种社会危机之中，最终成为极权专制体制。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回到齐泽克的质疑，就会很容易地明白，为什么他会主张“首先要思考”而不是“立刻行动起来”。齐泽克的观点是很明确的：仅仅对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持批判的立场是绝对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同时要寻求有效的出路。西方的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正是由于苏联对内镇压和对外霸权主义行为和后来中国的全面转型国家资本主义和政治极权，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从60-70年代以后即逐渐陷入全面的危机之中，并失去了其往日的影响力。无疑，发生在苏联和中国的变化恰恰从实践的角度也指明了传统左派理论体系最大的弱点，即对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持批判、斗争立场的同时，其基于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于未来解释无力，流于乌托邦化，自身完美道德人的假设导致其理论出路在事实上不存在，更谈不上取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促进社会进步。 中国的左派会经常讲这么一句毛主义经典话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句听起来很有道理、也很振奋人心的话，但却也是一句经不起理论推敲的话。它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忽视了一点，即反抗未必会带来解放。这一点已经是为很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所证明的。从斯大林时代的乌克兰大饥荒到中国毛时代的大饥荒和普遍贫困等等，都已经用事实全面否定了这种话语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在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学者中，很多人事实上都已经在刻意回避这些血腥的历史，转而研究其他方向如原住民权益等。）而今天中国工农阶层的悲惨境遇，更使很多人对于这个经历了长时间以工农为主体“反抗”建立起来的、号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性质感到极大的困惑。虽然很多左派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原因，但他们其实没有搞明白，究其原因，正是左派理论自身的唯物主义哲学本源，决定了它无法带来它所追求的人类解放。请注意，无论是前面提到了的“出路”还是这里提到的“解放”，在进一步思考和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明白它们的含义，并不是指政府的更迭或者领导人的替换，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更确切地说，要理解为什么左派理论体系总体而言是一种没有出路的落日夕阳话语，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巨大灾难和失败，就必须跳出其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不但重视物质的层面，也要重新把“人”及其“精神”放置在思考的核心地位。左派对于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批判无疑是值得重视和尊重的，但其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其对于“人”的唯物主义思考方式，导致了左派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一败涂地，未来也不大可能会有任何前途。 从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外对历史的进程进行思考，毫无疑问，佛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就是一部绝对不能忽视的经典著作。自从20年前该书问世以来，各种理论派别对于福山“终结”理论的批判就从未停止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铺天盖地大批判的喧嚣中，能够真正了解福山理论内涵的人并不多见。在西方，左派学者认为，自从福山宣布历史终结的1990年代至今，在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情况下，这个世界上仍然有着太多的不公平和非正义。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并没有拯救世界，虽然共产主义的实践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但历史的终结因而远未达到。在中国国内，一些左派学者如崔之元等则借助于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来否定福山所谓“民主”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辩称中国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也同样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和苏联东欧在转型后的窘境相比。因而在他们看来，有别于西方民主模式，中国提供给了世界一种特别的发展模式。在与福山几次对话之后，他们更声称，如张维为，由于中国模式的存在，福山已经承认其理论有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福山真的认错了吗？在今年初发表的一篇书评中，福山就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作出这一论断的依据，仍然是其在20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理论。 在《终结》一书中，福山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源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比较，来阐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这并非一本常见的政治经济分析著作，而是一次深刻的哲学评述。具体而言，在福山看来，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胜利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一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取决于执政者能否满足人民大众对个体尊严的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是要搞清楚什么是“人”和“人”的需求。按照黑格尔的理论，人除了具有物质的需求之外，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别于动物的“人”，就是因为人天然有着要求被承认和被尊重的本能。但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是劳动创造了人，进而是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黑格尔认为，人是尊严的产物，正是这种对于尊严和认可的追求，加上人的各种情感，构成了有别于兽性的人格和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并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正是基于这种本能，人会天然地追求超越别的人的优越感，这就构成了最早的“人”和历史。福山据此总结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也只有这种模式，作为一种政治生活框架，才能相对较好地达成平衡人类社会成员间物质分配均衡与追求精神满足的双重目的，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而在此之前的所有实践，包括最后的共产主义中央集权计划模式，统统都未能达到这样的双重目的，仅仅试图以物质的繁荣来取代人对个体尊严和自由的要求，因而均为历史所淘汰。可以说，从崔之元的“重庆模式”到张维为的“中国模式”，都没有读懂福山到底说了什么。 今天中国社会可谓是思想高度分裂，宽泛定义的左派与自由派的对立随处可见，连近日的反日游行都被牵扯进了派别之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真正理解左派和自由主义两派区别的人并不多，因而区分和了解这两种思想派别的区别就具有格外的重要意义。左派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如社会不公、国有资产流失、工农丧失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外国资本入侵等等。客观而言，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今天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左派值得尊重的地方。但正如前面所言，左派体系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自身的理论出路，唯物主义者无法提供一个在“反抗”之后，可以更完美、更进步的社会结构。因而在表现出强烈“反抗”意识的同时，却也拿不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短暂的暴力变革激情之后，就是历史残酷的轮回。虽然现在一些左派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拥抱“国家主义”，以期与官方的思维模式契合，但这除了改善了自己的荷包，完全无助于修补他们自己也心如明镜的社会危机。进一步而言，左派的最基本特征之一，从老祖宗马克思开始，就是在以寻求终极真理为己任。直到今天，左派人物的言论，仍然在试图找出一个针对社会问题的最优化解决方案。而这，恰恰就是所有的左派最终都会走向自身信仰反面，无论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难逃自己所谓的“修正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对于真理的过度追求，必然导致致命的自负。左派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逐渐把自身演化成为了真理的唯一代言人。左派始终在寻找着自己的上帝，开始时抱定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理念，而最终的结局，竟然是发现自己原来就是上帝。于是斯大林成为了苏联人的上帝，毛成为了中国人的上帝，然后从金日成到卡斯特罗，无一不验证了这条规律。而几天前韩德强大打而出的那两记耳光，同样也是来自这样的上帝之手。 与之相对的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承认社会是不完美的，但他们并不企图给出一个完美的设计方案并以自己为标准来所谓“改造”社会和人。他们也不会使用所谓“人的素质”这样的反人类理念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优越。相反，自由主义者试图给出的是一个寻求社会相对正义的框架。自由主义的优点在于没有追求真理顶峰的意愿，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去寻找一个上帝。所以在任何一个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民主社会中，国家领导人在性质上只能是公职人员，而不能成为神或者形成特权阶层，游行中也不会举着某些人的巨幅画像。政党也不可能称自己为“先锋队”，因为有着“先锋”的地方，就必然有着“落后”的人民大众，而这就完全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庸众社会”，一个没有大英雄的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理论一直是左派攻击的重点，左派人士也一直很喜欢用西方资本主义的血腥殖民史来攻击自由主义，并宣称这是一种虚伪的信仰。然而这种攻击显然是虚弱无力的，因为它既忽略了空间也忘记了时间因素，而仅仅是把历史上的一些事情简单地揉合在了一起。比如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奴隶贸易一直持续了数百年。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罪恶事实。然而任何了解废奴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奴隶贸易的开始，西欧的自由主义者和宗教人士就是其强烈的反对者。而且正是在自由主义者和宗教人士的长期不懈努力之下，奴隶贸易最终才得以被废除。自由主义在促进人类平等进步上所起到的作用，是历史上左派完全望尘莫及的。 在最后，如何理解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未来，我们可以借用美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爱德华•苏贾的空间正义理论来做一点探讨。在苏贾看来，人类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两个具有完全相同空间位置的人，也就是说，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将是永恒的，有些人生来就有着优越的政治、经济外在条件，而有些人生来就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些条件优越者占据了社会的中心位置，具有较大的发言权，而其他人则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往往处于无声的状态。这种空间布局就构成了一个中心—边缘的基本模式。进而人类社会关系的基本框架就是由无数的大大小小的中心—边缘模式组成。因而寻求空间意义上的正义，就是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辩证法。利用这一简单而明了的模型，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理解为什么福山会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必定是历史的终结，而马克思主义及其左派的延伸注定只能走向自身信仰的反面，从而被历史所淘汰。左派理念往往起源于社会下层，也声称自己代表了最下层人民的声音和利益，因而其与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斗争，其实就是边缘与中心的一个相互转换的过程。一旦这种关系转换成功，也就是斗争成功，以前边缘人中的少数精英人物就成为了新的权利中心。然而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也就是下层大众利益遭到背叛和牺牲的时刻，因为谁也无法否认，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永远是对立的和对抗性的。换句话说，左派只有在得到权力之前，才是值得尊敬的。而自由主义相对而言是一种较为进步的社会理念，它并不否认中心与边缘的对抗关系，但与左派的“专政”理念不同，自由主义者并不谋求自身成为绝对的中心，而是寻求边缘与中心的动态平衡关系。在具体的实践中，成熟的民主社会往往都是实行的议会民主方式，权力的更迭可以平静地完成，社会民生更是为政者最大的责任。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能不叹服，福山的确看到了什么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

　　——读德·索托《资本的秘密》 　　打开报纸电视，中国的经济形势永远一片大好。欧洲国家要靠北京拯救，台湾香港要靠大陆输血。各路所谓学者纷纷出书，称颂“中国模式”，兜售“中国经验”，庆祝“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经济“从胜利走向辉煌”…… 　　但在我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比如北四环西藏大厦前的地下通道突然就开始驱逐小贩，两三个城管威风凛凛地站在两头，整个地下通道顿时和天安门广场一样庄严肃穆；又比如惠新里公交车站旁，刚修完市政热力工程的一群农民工，会啃着冷馒头就着从路边的洗脸盆里舀出的一碗面条汤，皱着眉头告诉你，他们住的那间地下室因为不合法要被收回，再过几天“就没地方住了，怎么办”。 　　交易的权利，居住的权利，迁徙的权利……总是被堂而皇之地视为“非法”。 　　于是这个国家诡异地呈现出两幅面孔，一个器宇轩昂威风凛凛，带着新晋经济大国的不可一世；另一个则失魂落魄居无定所，像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只能在天桥下蜷缩哀哭。 　　是什么导致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法律学者有法律学者的回答，政治学者也会有政治学者的分析。而作为经济研究者和改革家，德·索托的答案则是–有一个钟罩–阻隔了产权确认与交易自由的钟罩，将一个国家，隔成了两个世界。 　　在本书正文的第一页，索托引用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在《商业的发展》中的追问–历史上的所谓资本主义，为什么仿佛活在封闭的“钟罩”里……为什么它不能继续扩张，甚至占据整个社会？……显然，索托将布罗代尔的追问作为了自己研究与调查的起点，开始从历史与现实中寻找答案。 　　历史上的“钟罩” 　　全书用了整整两章来介绍欧洲和美国经济史。而大量史料证明–在欧美国家的历史中，政府打击“非法经济”的例子并不鲜见： 　　16世纪，英国出现第一次移民浪潮，当时的英国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禁止移民进入城市，要求他们返回原籍。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人们来到城市郊区定居，等候城市中可能的机会。渐渐地，他们开始在郊区开起来的不合法的家庭作坊，尽管一直被城市永久居民歧视，但这样非法经济却迅速扩张。法律试图对于这些“非法”移民强行进行严苛处罚，却反而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以至于政府最后不得不进行暴力镇压。1 　　关于当时英国“非法”经济的规模，亚当·斯密有一句有意思的评价：“如果你想让你的工作顺利完成，就必须到郊区去寻找那些工人。他们没有任何特权，只能依靠他们的品质和信用。然后，你可以把生产的东西秘密走私到城里。”2 　　幸运的是，英国政府后来意识到强制阻止非法移民和非法工人的成本高昂，开始试图将非法的定居点合法化，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首相弗赛西甚至还曾得到报告，称赞那些在合法化试验区的粗鲁乡下人“有着坚定的创业精神，对于新的发明有与生俱来的热情。”3 　　而在18世纪中期的法国，政府禁止公民进口或者销售印花棉布。仅仅十年间，竟处决了16000名走私者和地下生产商，罪名是他们从事不合法的生产，或者进口了印花棉布。在瓦朗斯小镇，有77名“非法”的生产者被送上绞刑架，58人被车裂，631人被判服苦役。当时的法国政府不打算放过任何一个不合法的经营者。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不合法经营者”开始印刷多种色彩的印花棉布，而所谓“正规企业”只能生产单色织品。多色棉布增加了确认产地的难度，不利于税收的执行。4 　　在近300年的时间里，法国政府对胡格诺派教徒和不合法工人进行迫害，促使大量和创业者和熟练工人流亡到了英国和荷兰，客观上促进了后者的经济发展。而在法国本土，这种政府迫害造成的社会动荡则越演越烈，索托认为这些矛盾甚至是造成后来法国大革命的主因。5 　　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历史上的所谓“非法”者的日子则要好过得多。16世纪初，当手握短枪，捧着《圣经》的男男女女初次登上这片大陆，拓荒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生存命题。这一背景下，“私自定居”成为一种必然的“非法”现象，在初期也极少收到阻碍。为了克服所有权界定的混乱状态，移民们发明了各种独特的所有权凭证，依靠这些凭证，移民之间拟定契约，使得土地和商品得以有效地购买、出售或是转让。 　　到了16世纪后期，建立不久的美国政府开始感觉到这种非法经济的威胁。乔治·华盛顿就曾抱怨道：“那些匪徒藐视国家的权威……他们掠夺并挥霍了国家的财富。”6 　　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一直深陷与“非法”定居者及“私自拟定”的土地产权契约的拉锯战中，这样的拉锯从独立战争前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后的19世纪80年代。而每当闹上法庭，陪审团却总是偏向拓荒者，认为政府无权剥夺公民依靠劳动获取幸福生活的权利。政治和法律机关出台越多的政策和法规来限制，就有越多的不合法现象出现。后来美国政府开始试图打破“钟罩”，对“非法定居者”及其契约进行认可。而最高法院则在判决书中强调“政府有义务尊重得到其默认和许可而产生的私人权利。它的建立并不是一种新的制度，而是批准和规范已经建立的一种制度，并把这种制度赋予所有与之相关的人。”7 　　通过对美国产权史的考证和分析，索托认为美国最宝贵的经验不在于技术细节，而在于政府态度的缓和和法律趋势的转变。他将美国产权制度的更新历程比作一场革命，这一“革命”推动建立了“更具创造力的市场经济”，也为美国经济此后的蓬勃发展打下基础。 　　 从污水横流到“遍地钻石” 　　如果单单把本书意义的局限于对历史的梳理与总结，则似乎低估了索托作为社会调查者和改革理论家的价值。 　　除对欧美国家的历史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外，索托的足迹还遍布亚非拉地区的第三世界，以及经历了政治与经济转型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针对布罗代尔的问题，最终找到了兼具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的答案–前者与后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具备能够涵盖大多数经济行为的正规所有权体系以及基于这一体系之上的合法自由贸易。 　　对于确定的产权体系所能带来的对经济的正面效应，索托提出了六点总结8： 　　一，确定资产的经济潜能 　　确定的产权体系，将僵化的资产通过有效的契约转变为活跃的资本。 　　二，将分散的信息纳入同一种制度 　　确定的产权体系，将分散、孤立的产权数据融入到系统性、综合性的制度之中，使得资产潜力更易评估与交流，从而大大促进了资本的产出。 　　三，责任和信用体系的建立 　　将产权信息融入到系统而完备的法律体系之中，使个体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从而有助于建立明确的责任和信用体系。 　　四，使资产具有可交换性 　　明确的财产权体系和具有法律效应的产权表述能够避免在产权交接时对资产进行不必要的物理分割从而造成巨大损失，使资产能够产生较高的价值组合。 　　五，建立完备的，一个人信用体系为基础的人际网络 　　明确的产权体系之上，是完备而明确的个人信息网络，资产与信用清清楚楚，因此资产的有效整合成为可能。欧美国家庞大的金融体系的建立也是仰仗于此。 　　六，保护交易 　　上述网络使得基于所有权体系的交易得到实时追踪和保护，并且诞生了一大批于此相关的行业，诸如资产评估、保险、抵押经济、信托服务等等，在保证交易安全性的基础上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而在索托的调查中，在“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被隔离在“钟罩”之外，产权无法得到合法确认的僵化资本，其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海地，超过半数的居民住房没有合法产权；在秘鲁农村，这个数字达到了81%；在埃及，单单房地产领域，僵化的资本总价值为开罗股指总额的30倍，埃及全部外国投资总额的55倍以上。另一个数字更让人吃惊，截止到这本书出版（本书首次出版为1999年），在这些国家，穷人的不合法房地产总价值达到了9.3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当时美国货币流通总量的2倍，相当于包括纽交所、纳斯达克、东京、伦敦、法兰克福等全球排名前20位股票市场的交易总量9！因此也就不奇怪本书一出版，《泰晤士报》就盛赞：索托几乎要“把第三世界棚户区常见的破败的房屋和流淌的污水，转变成‘大面积的钻石产地’”。 　　然而现实却远远没有英国书评人想象的这般美妙，大多数索托所统计的潜在资本，直到现在依然处于“潜在”状态。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对这样的调查不屑一顾，对改革本身也敌意重重。 　　看完全书，似乎只有最后一章与勉强算与中国相关。但也不过是因为作者引用了一篇1999年新华社关于埃及经济改革的报道。这篇报道称埃及上枢密院正在警告当时的埃及政府“不要被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召唤所欺骗。” 　　在我们的官方媒体报道中，社会问题的黑锅再一次被扣在了“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头上。而索托在引用这一案例后则是立即提醒–种种歧视性法律构成了大范围的不公与特权，当权者的经济改革“忘记了所有权制度的关键问题，”将使他们“被看做现状的捍卫者”，从改革的推动者变成改革的敌人10。 　　如今的穆巴拉克已经身陷囹圄，究竟有没有对此后悔，人们也无从得知了。 　 　索托在中国 　　尽管书中内容没有提及中国，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家，索托笔下的“钟罩”却随处可见。 　　在城市，一方面，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完全被城市的住房、医疗、教育体系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农民所拥有的财富迟迟得不到承认，无法进入合法的交易体系当中。 　　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陶然曾经告诉笔者“在深圳，目前有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土地实际长期被在这里工作和居住的进城农民占有并且使用。11”深圳从村庄变为城市的这三十年间，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在这里盖起了村庄的集体工厂和住房，并建构起了比较成熟的社区（有的甚至产生了代际传承）。当然，这一切都并不被我们的法律所承认。这些土地、包括土地上的房屋也无法进入合法经济体系内部参与交易。当地政府曾经试图通过惯有的征地拆迁的方式强行把这些土地收归国有，却遭到来自村民的坚决抵抗。 　　而在更为广袤的农村，这样“僵死”的资本更是随处可见。大量的农田无法流动或转让；农民在自己的农田上修建的房屋也随时可能被拆除或没收；村集体想要联合起来修建房屋来出售或者出租甚至被政府强制查缴。 　　早在近二十年前，周其仁就曾分析过中国土地制度与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变迁过程。在周看来，这一过程与其说是上层主动改革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手握无限制暴力资源的国家随意制定的所有权法律直接导致了极端低效，农民为了生活下去不得不触犯原有“法律”，客观上逐渐拓宽了权利边界。比如当“不让人们继续饿死”成为了政权合法性的底线，政府接受和推广农村的联产承包实验，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政策上的退让。“当新兴产权及其代理人的集体行动，强大到可以迫使国家及其代理人只有通过保护有效产权来谋求其自身的利益，才可能出现一个对双方互利的结果。国家在此基础上追求租金最大化，产权则在此基础上成为逐利行为的规范。”12这似乎正是索托所谓“打破钟罩”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越来越多的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权利得到法律承认，并且纳入法律体系之中。 　　 必要的质疑 　　本书的英文版一面世，就得到空前的美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盛赞其“足以导致一场全新的，能为人类带来巨大益处的革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称“索托为政治家提供了一项推广计划，既能为人民造福，又可以提高政治家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则说《资本的秘密》“为第三世界国家战争贫穷这一痼疾提供了宝贵的、有效的手段。”可见这本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读这本书，的确会让人激动，索托的发现，足以让我们击节叫好。但即便是这样的一本书，似乎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 　　首先，在《商业的发展》中，布罗代尔所假设的“钟罩”指向整个资本主义，而在本书，索托则把资本主义简化为了“资本”。“资本（产权）”的秘密的确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但显然不是全部。构成布罗代尔意义上的“钟罩”的，除了产权的不确定性，还有政治力量的博弈，制度层面的阻碍，乃至东西方思维范式与思想传统的差异，甚至还包括历史偶然因素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索托针对布罗代尔问题给出的答案，即便不是刻意回避了某些问题，也是不完整的。 　　更大的问题或许是–索托所服务的秘鲁自由与民主学会被《经济学人》誉为世界两大“智囊团”之一，他本人也曾为20余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和资本形成计划，但这些计划于努力似乎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或许诚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言“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13”对于作为利益主体和理性经纪人的政府，除非在租金最大化的同时，顺便完成了后者，否则后者绝对不会是首先考虑的选择。而试图说服这样一群人进行有效的产权体制改革，使得他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将陷入胶着的悖论之中。 1德·索托，《资本的秘密》，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P72 2同上P73 3同上P73 4同上P74 5同上P76 6同上P91 7同上P114 8见本书第三章P27-P52 9见本书第二章P20-P25 10新华社《受到警告的埃及经济改革的边缘效应》1999年2月4日 11相关访谈见共识网共识在线陶然访谈 12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1993 13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