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转型”是晚清至今中国未竟的事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离奇曲折的社会转型中，或奔走疾呼，或漠然麻木，或急功近利，或怅然若失。“转型”之所以尚未成功，关键在于转型的努力一次次被打断，导致转型的共识也一次次被撕裂，以至于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向何处去依然是一个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的《大转型》（2012年6月，中信出版社）一书，则给出了自己旗帜鲜明的答案──“构建民主法治下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这个答案听起来很耳熟，似乎也不缺乏共识，因为“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些概念，不仅写入了宪法，而且也经常见诸于各种官方报告中。但正如韦森教授所担心的，现在我们极需要廓清的是“到底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民主？或言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法治？什么样的民主？” 　　当“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一切都变得“中国特色”起来：社会主义民主滑向了威权下的“集中”；社会主义法治滑向了政府超然于法律之上的“以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滑向了政府运用、参与、经营、控制和统御市场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凭借着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被冠之以“中国模式”横空出世，决策层和部分知识分子也因此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全球化红利下的经济盛世，再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依靠“中国模式”在世界各经济体中暂时一枝独秀，让当下中国向民主法治下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共识，裂痕越来越大。 　　正因如此，《大转型》一书在当下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无论是剖析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还是反思中国的税收和财政政策，无论是探究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机理，还是分析世界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韦森教授都在殊途同归地捍卫市场经济这个最不坏的资源配置方式，捍卫宪政民主这个最不坏的人类社会普适性规则，同时，他也给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税收（宪）法定和预算民主。 　　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韦森教授对张五常的“县级政府竞争说”做出了商榷。地方政府为了发展而进行的竞争的确存在，“发展主义的政府”也的确推动了经济增长，但这只是部分和次要原因。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也想发展，也想竞争，但由于没有引入市场机制，竞争最终演变成了权力斗争，也导致了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悲剧。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从农村到城市逐渐引入了市场机制，才激活了资本、资源和劳动力，才通过沿海地区的“中国制造”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尽管地方政府竞争解释了中国经济奇迹的部分原因，短期内也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率，但这种发展模式结果让“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高管在一个巨大行政科层中不断运用自己所掌控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这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无疑是负面影响。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份额的不断扩大，会让内需难以启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通过商业银行借贷积累了大量债务，不仅挤压了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还将导致货币超发和资金配置的低效率，为短期的通货膨胀和长期的经济衰退埋下种子。此外，这种发展模式也让政治改革障碍重重，因为如果只有依附权力才能获取利益，也便失去了挑战权力的勇气。 　　面对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双重困境，税收法定和预算民主便成了最佳的突破口。从经济领域来看，内需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对中国而言，潜在的内需尤为庞大，但之所以迟迟无法启动，主要是因为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导致庞大的中低收入阶层没钱消费和不敢消费。因此，减税富民是启动内需的最佳途径。尽管中国政府近几年也在推进结构性减税的工作，但由于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较高，要实行的是总量减税，而不是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而要实现总量减税的目标，依靠政府自觉挤牙膏是不够的，这就需要预算民主和税收法定，让人民代表大会起到监督和制衡作用，让税收进入法治化的轨道，不能再让政府唯我独尊地依靠行政法规来增减税收。 　　从政治领域来看，正如韦森教授所言，宪政，即“限政”，最根本的就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而“民主政治，不只是个在形式上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以及党内民主问题，而实质上是个政府的民主预算问题。没有预算民主，任何民主政治都将是空的”，而且，“宪政”开始不一定是“民主的”。因此，税收问题是中国向宪政民主社会转型的“牛鼻子”。除了培养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当务之急，便是推动《预算法》的修订，《预算法》的修订已经蹉跎了15年之久。现行的《预算法》本质上是财政部门自导自演的“组织法”，未来要彻底把《预算法》修订成为 “权责法”，成为人大制衡和监督财政部门的法律。 　　有句老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当下中国的“大转型”既缺乏目标的共识，也缺乏手段的共识，或者说，“心中的罗马”在哪里并不统一，即使统一了，如何在避免社会动荡的前提下，少走弯路地抵达“罗马”也不统一。 　　一百多年前，“心中的罗马”是一个打破传统、驱逐国民劣根性、追随“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现代社会，但通往罗马的条条大路，被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所阻断，也就是所谓的“救亡压倒了启蒙”。建国以后，“心中的罗马”发生了改变，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但在缺乏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等现代性要素的前提下，这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实验最终以大跃进闹剧和文革悲剧收场。彼时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其实披着封建主义的外衣，而“政统”与“道统”的合二为一，或者说集权者不仅掌握权力还掌握真理，让启蒙观念几乎在中国荡然无存。 　　改革开放至上世纪90年代初，新一轮启蒙之光再次在中国大地闪耀，“心中的罗马”再度轮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共识，但学理上的探讨在现实层面遇到了挫折，一场政治风波既让启蒙思潮沉寂，也让知识分子内部产生了分化，不仅“心中的罗马”千差万别，“大路”也千条万条，交集甚少。过去10年，随着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大国崛起心态骤然凸显，导致分歧进一步加剧。盲目反西方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标榜个性忽视共性的历史主义等等思潮，在决策层、部分知识分子和公众心中扎根。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体现了这种思维的变迁，其潜台词都是“中国不一样”。 　　事实上，如果中国经济不再持续高增长，标榜“中国不一样”的呼声也终将失去生存土壤。当下，正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的拐点，如果依然沉迷于“中国不一样”，将延误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当10-15年之后，经济低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依然拉大、个人权利依然缺失，社会的稳定性将难以维持，届时人们就会发现，中国没什么不一样。正因如此，说当下是“大转型”的良机并不为过。 　　至于转型的动力，来自你、来自我也来自他，这里尤其要重视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知识分子要独立于权力、金钱和大众，起码要试图告诉人们历史上发生过什么、现在正发生着什么，而且要唤醒大众的工具理性。此外，如韦森教授所言，知识分子首先要启蒙自己、点亮自己、弄清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照亮别人。作为公众来说，要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追求个人权利，要让决策者知道，个人权利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不保障个人权利，中国难以走向现代性国家，将继续在成王败寇的传统中轮回。 　　生活在“大转型”的时代，也许是幸运的，若干年后，回首今日，希望我们会欣慰地说，看，我无愧于那个时代，因为我改变了那个时代。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其撰写的“财经点评”专栏曾获亚洲出版业协会2010年度“最佳评论奖”。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近来，国资委党委撰文称“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又刺激了各种反对的声音，国企改革的论战进入白热化程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数据的全面下滑，国企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经济应该开放由国企垄断与行政管制的市场空间给予民间资本，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量。 其实，有关国企改革的分歧，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内部，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经常发出自相矛盾的文章，以及国研中心与国资委观点对立。民间舆论关于国企改革的纷争，更多体现的是由上而下的一种意识操纵。 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巩固，是通过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以发展求稳定”的逻辑。当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政绩型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并暴露出社会不公等深刻矛盾。 以目前的发展模式，如果不打破政府管制与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令人炫目的“中国快车”将很快熄火，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政府改革派希望通过国企改革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并实现社会公平，而保守派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维护团体的既得利益，这种逻辑的尽头是重返计划经济与经济崩溃。 但是，国企改革之所以艰难，也不全是既得利益部门的阻碍，而是其关系到中国权力结构的变动，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政治改革的格局。因此，国企改革是表，政治改革是里，改革变得更为谨慎，在体制内的争议也就更加激烈。 党国体制的基础是党（党政不分）控制一切资源（所有权）。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掌握企业所有权并通过这种产权来控制企业与职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出现了产权结构的双轨制，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政府可以将党组织建立在国有部门并直接控制这些资源（所有权），赋予他们垄断租金和特殊政策照顾，但在非公有制经济部分，党因不掌握所有权而无法直接管理。 中国政治教科书长期传播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但是，中国的权力体系在结构上与非国有经济部门没有联系，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中国景观，社会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部分，而区分它们的是政府直接管理和控制权。 在启动改革之前，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但是公有制的低效又在削减政权的治理能力与合法性，就像苏联那样处于短缺经济的穷苦之中，这构成了改革的最初压力，但对国有企业治理上的“放权让利”并未涉及产权，国家财政越来越无法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成本。 1990年代后期，中国被迫推行了“抓大放小”的国企产权改革，其重要的逻辑是，放弃对庞大的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责任而将资源转移到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并让出部分市场刺激经济增长。为了防止垄断导致低效，中国政府在同一垄断领域设置了两家或多家国有企业构成内部竞争（比如通讯、电力、能源等领域），试图保持活力。 尽管市场部门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没有位置，对市场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和障碍，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释放出来的市场增量空间快速成长并实现规模膨胀，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力大量国际产业资本以及政府大规模进入市场投资，政府失去了改革动力而享受“中国奇迹”带来的荣耀，甚至有人陶醉在“中国模式”之中。 在1990年代后期启动的大规模国企改革之后，在产权双轨制的市场里，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本能的重新扶持缩减后的国有经济，以防止外资公司与民营企业相对过快的增长主导经济，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共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等等。 市场感受到国有经济重新崛起，是在2004年实施的一场具有争议的宏观调控之后。一家民营钢铁企业被强制关闭，第一次引起市场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这种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而在本世纪的前八年，全球处于一轮繁荣周期之中，刺激了对上游资源的庞大需求，出现持续的大宗商品牛市。中国入世带来的外部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以及重工业投资，让处于资源垄断地位的央企水涨船高，为财政大幅增收做出了贡献。这种顺周期的繁荣，让一部分人误认为是央企经营能力的成功。 2008年爆发西方金融危机，让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崇拜达到了高潮，华尔街陷入“大而不倒”的困境，中国的官僚们则看到了央企对于经济稳定性所起到的作用，拥有信贷优先权与政策资源的央企被各地政府请去投资，“国进民退”现象在煤炭、电力等领域明显增加。 一种被西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成为全球争议的对象，有的后发展国家开始模仿，而市场国家则抨击这种模式的不公平性与不可持续，这又被意识形态者加以排斥并认为是阴谋。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是被意识形态与利益蒙蔽的假象，事实上，中国模式已经暴露了不可持续的危机，生产要素的垄断与行业管制，已经让这个国家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研究认为，国家需要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他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的则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增加国家的税收。 但是，诺斯发现，统治者寻求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且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为，政府面临着在保持租金最大化的国有垄断性的低效率产权与能使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国家收入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之间进行选择。 他推论说，为了使垄断租金最大化，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因为如果这些有实力的集团财富与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因此，统治者会同意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在中国，最有势力的选民无疑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集团，而且他们几乎等同政府本身。 事实上，随着来自市场部门的资本存量迅速增加，使得现存体系变得不再稳定，固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会被削弱。如果继续打破国有垄断与行业管制，国家权力基于产权结构的安排必然陷入更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执政党在当前国企改革中的政治困境与潜在的不安全感。由于改革停滞、国进民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随着移民潮而出逃，因为他们与执政党同样缺乏安全感。 在此之前，执政党巩固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想从党的组织与国家权力结构上与非公有经济的部分发生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非制度化的而缺乏实际内容，仅有安慰性的政治安排。正如中国所发生的，民营企业家与社会精英移民的数量远远高于进入体制内的规模。 近日，中办要求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要求实现50人以上非公企业有党员。这种在非公企业加强党的力量的做法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推进，但收效甚微。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可能处理好党对社会的控制与产权保护、经济增长、阶层和谐等之间的关系，而且只会增加非公企业的不安全感。 问题的根源在于，党以产权为基础，很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团体。执政党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应该超越产权结构，为全体国民与市场制定一系列民主的和法治的公平规则，并接受国民的监督。也就是说，党应该是“全民党”，其执政基础是国民的支持而非对资源与产权的控制，否则，市场经济的演变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相关日志 2012/06/11 — 华尔街日报:中国建筑业巨头兵败欧洲 2012/06/04 — 图解央企员工真实收入 2012/06/04 — 法国总统强令大型国企高管减薪 2012/06/01 — 《时代周报》国家电网投资菲律宾“不务正业” 2012/05/31 — 刘植荣:谁扰乱了中国的工资秩序？ 2012/05/22 — 安邦-每日经济-第4177期 2012/05/21 — 路透社:中国为避免国有企业破产付出高昂代价 2012/05/21 — 经济观察报:30家央企将向重庆投资3500亿元 2012/05/05 — 重大实质突破 中国承诺取消国企保护 2012/05/04 — 大宋国营和民营公司揭秘

　　威权体制下的经济成长可以持续吗？ 　　这当然是政治经济学的老问题。但最近一本由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和MIT经济学者合着的书“国家为何衰落”(Why Nations Fail？)，在英美媒体上引起广泛讨论。这两人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过去十年关于经济发展、社会平等、民主的一系列研究论文早已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界必读的文章，这本新书是他们给一般读者的非学术性着作。 　　本书其实是要回答更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经济成长，有些国家却失败？他们的研究结合了严谨的统计分析和大量的历史资料，后者从中世纪的威尼斯、美洲大陆的殖民时期、工业革命的英国，二十世纪的非洲国家波札那到当代中国。 　　他们拒绝文化与地理的解释，而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尤其是：要有好的政治制度才会有好的经济结果。一个国家的繁荣必须建立在政治与经济体制都是“开放性的”(inclusive)和多元性的，如此才能释放并且保障公民去创新、投资和发展的能力。 　　“开放性”的政治制度意指政治权力的广泛分配和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如民主选举和宪政保障。开放性的经济制度包括财产权的确保、竞争性的市场、契约的执行、容易开始创立新公司、公民进入不同职业和产业的自由。 　　一个国家的制度若是“汲取性的”，就只会保护那些掠夺人民财产的少数菁英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所以这个国家必然会沉沦。汲取性的政治制度会支持维护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不让新参与者加入市场，而这些特殊利益创造出的财富又会去垄断政治权力，使得威权国家机器更庞大、更压迫性。 　　汲取性的国家虽然可以在一开始产生经济成长，但很难有持续成长。正如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得所说，持续性的经济成长需要“创造性的毁灭”，亦即让新科技取代旧科技的；但汲取性的菁英不会让“创造性的毁灭”出现来消除他们的记得利益。例如苏俄在1950、60年代高度成长，但因为不能创新，所以在八零年代陷入停滞，而终究崩解。 　　欧洲共产主义瓦解后，东欧和前苏联加盟国的表现差异也很明显：前者大多是民主国家，也有突出的经济表现。 　　本书当然也关注中国──尤其“中国模式”对当下的现实与理论都具有重大意义。作者认为中国是在汲取性制度下的经济成长，无法容许“创造性的毁灭”，所以目前的成长很难持续。他们提到2003年戴国芳的铁本事件，指出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困难；但事实上，在2003年之后，国进民退的趋势只是更为汹涌：在中国企业五百强中，国企的营业收入占全部的82%，资产总额占全部的90%。然而，在技术创新方面，民企却远远高过国企。 　　今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被提出二十年，最近两三个月，官方媒体发表十数篇文章力挺国企、批评西方媒体对国企的指责；六月一日的人民日报社评就强调：“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主体。” 　　关键其实还不是国企所占的高比例，而是在一个非开放性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会造成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勾结，造成普遍性的腐败、阻碍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 　　这本书或许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十年的最佳献礼。  

刘江永：国家模式决定大国兴衰 进入专题 ： 国家模式 大国兴衰    ● 刘江永       摘要：战后迄今，两制并存状态经历了冷战时期的“对立共存”和冷战后的“包容共存”，在21世纪，多种国家模式竞争是否会催生两制“合作共存”的历史进程，值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真研究。展望未来，国家模式竞争仍将是决定大国兴衰与世界格局的关键因素，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将直接影响两制并存的态势。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     　　     早在1986年，笔者曾撰文指出，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国家模式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大国兴衰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前途。当时还特别指出，苏联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其国家模式问题严重，必将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本国国家模式的完善与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25年来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当年笔者的学术假说，并将继续检验它的可信度。     在预测未来20年大国兴衰的时候，国家模式竞争规律仍将产生作用。如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已经过去20年，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更加清晰。2011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一系列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西亚北非发生“阿拉伯大变局”、利比亚战争等，似乎又揭开了未来历史的帷幕。与其相比，近20年来，中国在这个纷乱动荡的世界“闹中取静”、“乱中稳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长足发展。美国《新闻周刊》惊呼，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美国“生活在恐怖时代”，而“这10年真正的大事是中国从第三世界国家崛起为地球上第二大重要国家”。①展望未来20年的国际大趋势，国家模式竞争还会继续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演大国兴衰的新剧。     本文着重从时代特征和国家模式角度探讨当代大国兴衰的某些规律，从理论上解释世界主要大国在社会制度性质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兴衰起伏的根本原因。文章提出国家模式竞争是决定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为论证这一点，笔者对苏联(俄罗斯)、美国、日本和中国等不同国家模式的特点及竞争结果做了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本文还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等概念的区别做了理论上的说明。笔者希望这项研究能有助于对国家兴衰规律的探讨，对大国未来趋势的预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及未来国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国家模式竞争决定大国兴衰     　　     作为理论探讨，就不能不首先说明所述主题的基本概念。当下，或许有人并不情愿使用“国家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的说法，而情愿使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表述。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并非同一个理论概念。“中国道路”是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形态的概念，主要是相对资本主义而言的。而“中国模式”绝不是“中国样板”的意思，因为模式也有失败的，如“苏联模式”、“美国模式”等。“中国模式”实质上讲的是国家形态概念，即政治学上的概念。事实上，相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形态，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也有类似的国家形态。“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国家形态上的集中体现。因此，在学术理论的探讨中，不宜对“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采取二者必居其一的简单做法，而要认真研究这两个概念不同的理论内涵，并用于指导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     当代国家不平衡发展现象的实质，主要是当今时代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国家模式，即国家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国家模式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都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条件下，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形态与治国方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对本国国家发展模式不断完善与改进的过程，也是借鉴其他国家模式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而与时俱进的过程。     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相互关联，又有其各自的特定范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形态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社会形态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及共产主义社会。其研究的范畴包括所有制的性质、国家政权性质等。与其相比，国家模式则是相对社会形态而言的国家形态范畴。它主要包括国家结构、国家政体、政党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对外战略等与国家发展相关的诸多重要方面构成的国家发展形态。由于世界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自然条件、历史文化背景各异，所以各国国家形态便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模式。     列宁生前谈到时代变革进程时曾特别指出国家形态的重要意义。他在《统计学和社会学》提纲中曾提出，“国家的类型是这种更替的历史阶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最高类型的民主国家”。②遗憾的是，由于列宁过早去世，没能完成他那部宏大而富有创意的著作，而他那独到而闪光的思想火花又因为过于微弱而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成“最高类型的民主国家”，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笔者认为，列宁所说的“国家的类型”就是指国家形态，即国家模式，包括某一国家(地区)所特有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国家形态与社会形态相联系，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社会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形态具有决定意义，而国家形态的成败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形态。只要有国家就会有国家形态。由于世界各国国家形态各异，各国决策者治国方略不一，所走道路不同，因而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固定而统一国家模式。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国家模式的客观存在，以及国家模式竞争的客观现实。国家模式竞争理论涉及到走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探讨与总结，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问题。     二战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模式竞争”时代，正是国家模式的竞争导致了大国的兴衰。未来30年，这种并存与竞争时代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能够确保本国国家发展模式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的国家将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社会形态，而在国家模式转型中失败的国家则可能滑向衰落。     　　     苏联解体与斯大林模式破产     　　     二战后以来，两种社会制度与不同国家模式竞争在大国之间普遍展开，并引起国际格局大分化、大改组。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决定的，相当复杂。从理论根源上讲，苏联解体正是这种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是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破产，而绝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失败。     1917年“十月革命”后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多次武装干涉，于1922年正式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没有被纳粹德国的入侵摧毁;在战后初期阶段，苏联取得了快速发展，并成为与美国鼎力的世界超级大国。从1946年到1980年，苏联实行了七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据苏联公布数据，1982年与1950年相比，苏联国民收入增长了8倍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12倍和13倍。苏联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12.6%升至1982年的20%。这期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4%，总量从相当于美国的31%上升到67%③，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苏联则开始走下坡路。     从理论角度看，当时苏联只强调其社会形态同资本主义对立，而没有国家模式的概念，因而从理论上不可能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自己的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把自己的观点作为真理的标准，“而不许离开半步”。④当时的苏联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世界出现“两个平行与对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日趋衰落，活动范围日趋缩小，“并必然要遭到彻底失败”。⑤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苏联一方面不断通过僵化的计划经济加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另一方面企图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附或服从苏联的所谓国际分工。然而，这种斯大林模式不仅造成苏联的畸形发展，而且导致苏联与东欧国家、中国等国家关系恶化，最终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苏联解体的重要理论根源之一也是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作区分，没有做到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同时扬弃苏联模式的历史垃圾，而是把者两者统统抛弃。     从实践方面看，苏联国家模式的失败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倒退。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做必要的理论区分，对于何谓苏联模式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苏联模式，应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形式，其特点是高度集中”。⑥其实，所谓苏联模式，是以高度集中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度的军备竞赛、对外结盟扩张、推行强权政治等为特征的国家模式。其虽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示人，但在军事、对外战略模式方面则与美国的国家模式没有多少区别。苏联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度高达14%，而轻工业日用消费品和食品供应却长期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特权阶层则作威作福。     前苏联工业基础好于中国，但因优先发展军事，与美国争霸世界，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调、资源能源空耗，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模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长期落后，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官员腐败蔓延，党的威信扫地，国家凝聚力下降、离心力上升，国内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国际处境孤立。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成为苏联走下坡路的助推器。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所谓“新思维”， 开启了全面否定苏联的“公开化”，在展开有效经济改革之前首先启动所谓“政治改革”，结果就像按错了改革顺序的按钮，造成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泛滥”，⑦不仅搞垮了苏共，而且最终搞垮了苏联。     总之，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经验，而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沙俄时代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外扩张战略等，也是导致美苏冷战及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反对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概念的区分而陷入极大的盲目性和内耗，最终导致中俄关系分裂，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甚至是苏联自身和平解体。     　　     金融海啸折射美国模式的弊端     　　     2008年9月15日，在美国经营了158年的雷曼兄弟证券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倒闭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此次危机甚至可以说是百年一遇，要比我之前见过的都要严重”。鸠山由纪夫指出，“这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由冷战后美国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破产所导致的。”⑧     美国这场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经济引起次债危机，金融投资缺乏监管，金融衍生产品过度投机等造成的。实际上，这场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自由金融经济模式的弊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资本主义不受任何阻碍而横行于世”，结果使人们“生活在恐慌型经济的新时代”，“阻碍通向世界繁荣的巨大障碍只有一个，只有那些造成人们思考混乱的落后于时代的教义”。⑨他预言，“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其他的意识形态或理想肯定会出现。这种大萧条持续的越长，越严重，便越可能早日诞生。”⑩     小布什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基础上推行新保守主义政治。，对内放手让石油、军火、金融大亨赚钱，少数利益集团和权贵暴富，制造了虚假繁荣;对外以强权甚至先发制人的战争手段推行“自由”、“民主”，颠覆别国政权，占领战略要地，制造了悲惨世界。美国模式失败实际上起源于2003年3月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一点与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有相似之处。它证明，无论采取何种社会制度，一旦国家发展模式出轨，对外发动战争，都会自食恶果。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完成了从伊拉克撤军，放弃了“单边主义”而改为暴力的多边主义，在发动利比亚战争后把指挥权交给北约，让盟国承担更多的战争预算开支。然而，美国尚未从阿富汗撤军，又与伊朗处于紧张对立状态。21世纪以来，美国模式的失败表现为“四升四降”。     “四升”是：第一，美国军费开支与安全成本上升。美国国防开支从2001年的2800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约7100亿美元。据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测算，美国为伊拉克战争耗资可能达4.3万亿美元，若包括阿富汗战争可达5万亿美元。 第二，美国财政赤字与内债外债上升。2010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1.43万亿美元，超过印度经济总量，相当于全美人均负债4700多美元。第三，美国失业率上升至9%以上。第四，美军伤亡人数上升。据美国国防部统计，在过去10年里，美国超过46000名士兵受伤，6200多名士兵身亡。仅驻伊拉克美军就丧生近4400多人，超过“9·11事件”2973人的死亡人数。     “四降”是：美国经济地位下降、美元地位下降、美国安全感下降、美国软实力下降。2010年美国贫困率为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社会财富高度向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少数富有的美国人集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有数据显示，5%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     美国的高财赤、高债务、高失业率达到一定限度，必然造成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化。2011年9月17日起蔓延之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个月内扩大到美欧日澳等全球82个国家951座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面对住房、医疗和教育价格飞涨，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遭辞退或停发工资，另一方面银行却接受大量救助，忙于高薪分红，人们对此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欧债危机的发生与欧洲经济不景气，也使“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另一种形式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上演。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这场经济与社会危机，反映出西方各国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危机、阶级矛盾的深化，彼此拖累大，相互救助难。这堪称是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国家遇到的最深刻的复合型危机。     　　     日本衰落与国家模式转轨失败     　　     从1868年明治维新算起，140年来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经历了三次转型，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期间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但国家形态则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一次国家模式转型是明治维新，日本从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随即走上帝国主义道路，采取了军国主义国家模式，终遭到惨败。第二次国家模式转型是1945年战败后，日本采取了“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贸易立国”模式，于1968年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为保持社会稳定，日本通过遗产继承税等手段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也颇有成效。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在经济发展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再次进行国家模式转型，放弃了“轻军备”路线，接受了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造成泡沫经济。     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日本多次出现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失败。日本正经历一场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金融、政治全面危机。其主要标志是：第一次出现长期萧条，20年来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1%;第一次经历“泡沫经济”破灭，房地产价格持续20年低迷;第一次造成政局如此动荡，20年内日本首相平均不到一年半更换1次，近5年居然换了6位首相，经济、财政政策难以保持连续性。     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冷战后日本背离了战后“富国、轻军备”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与美国的经济衰落与外交施压关系密切，但主要取决于日本的国内决策。例如，日元被迫升值，企业改变终身雇佣制和持股结构，通过立法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协助美军作战，为应对“中国威胁”购置大量美国武器等。这些必然使日本丧失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优势。风靡一时的“日本模式”几乎成为失败与衰落的代名词。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前会长小岛明指出：“日本脱离了不断改良变革、适应变化的模式，便会面临失败与危机。过度信奉富国强兵的‘强兵’模式是失败例子。另外，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泡沫景气时，许多人误以为空洞的泡沫是实力，自我陶醉于日本经济会永远繁荣”，结果也失败了。“日本发展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认清时代潮流”，建立一种“不断适应情况变化的有活力的模式”。民主党前代表小泽一郎指出，冷战时期吉田茂“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路线创造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但那是在技术、市场和安全等方面全面依靠美国才实现的。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此时，“领导人的作用是指明新时代的蓝图，并引领整个社会，但却出现了小泉首相这种做秀的政治家，对内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在外交上毫无批判地追随美国”。美国模式的失败使日本失去了传统的大市场，而中国模式的成功则使日本获得新的海外最大市场。然而，问题在于，日本在经济上视中国的发展为机遇，在安全保障方面则把中国作为对手，这种扭曲的对华政策必然妨碍其进一步通过中国经济增长拉动本国经济回升的进程。     　　     中国的国家模式有待不断完善     　　     塞内加尔国际大学校长克劳德·恩亚福纳2009年3月在该校举行的“中国文化日”活动中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如果从国家模式角度看，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既有教训也有经验。     第一阶段，新中国的前30年“高开低走”，遇到了曲折和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采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和计划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在这30年，无论是模仿还是批判当时的苏联模式，都没能使中国走向辉煌。在冷战时期，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劣，国内极左思潮盛行，“10年文革”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阶段，新中国的后30年突飞猛进，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成功地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成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成为近年来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1990年不到日本的13%，2010年则达58786亿美元，同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3年的4.6%上升为2009年的14.5%，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国。2011年，中国外贸总额达3642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5%。2000年至2009年，中国外贸年均增长16% ，远超过同期世界贸易3%的年均增长率。     从2006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外汇储备在世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从2001年的10.3%升至2009年9月的27.6%。按市值排名，世界前三大银行为美国花旗银行、美国美洲银行和英国汇丰银行，2009年则让位给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近20年来，在苏联国家解体、日本经济萧条、美国金融海啸等历史性重大变故和冲击面前，中国模式的成功巩固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存在，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大亮点。     有一种解释认为：中国模式可以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并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也有人指出，中国模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较为协调发展的模式，是现代中国在数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摸索出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科技模式、文化模式、社会发展模式等子模式的综合和升华，是当代中国各级各类组织模式的抽象和概括。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指中国在保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前提下，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他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这种看法符合系统唯物主义“多合为一”的事物结构法则。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态，即中国模式具有“多元一体”特征。国家发展形态是个大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所组成。各国的国情与历史逻辑决定了该国国家类型的结构特征。例如，“一国两制”便反映出当今时代特征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实现国家统一而允许在一个国家内的局部地区保留不同的社会形态，而且两制可以在一个国家内 “合作共存”。这既符合当代“一球两制”的现实，又高于全球“两制对立”的现实。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初步形成“多元一体”的国家发展模式，即“多元”组成“一体”，“主体”汇聚“多元”，相辅相成。如上图所示，它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经济制度和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所有制形式并存;(2)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与合法收入来源多样化;(3)经济体制运行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采取法制、规划、行政、财政、税收、货币等多种手段进行国家的宏观调控;(4)国家政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主体，政府各部门分工合作，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5)政党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多党合作制;(6)民族人口结构是以汉族为主体，56个民族团结统一，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7)社会形态与国家结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局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国两制”;(8)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主体，借鉴世界上的所有进步文明。(9)文化艺术是以中华民族传统中精华为主体，吸收全人类所有健康、卓越的文化艺术成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0)中国外交是以政府总体外交为主体，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党、议会、民间、经济、科技、环境、军队、公共外交等与之相互配合，相辅相成。     过去30年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要继续依靠国家发展模式的不断完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其中包括通过合理的税制改革和依法治国，实现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努力改善民生;通过不断完善符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国际战略环境预测与国家应对战略研究”阶段性初步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JZD0040-2)     　　     【作者简介】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家安全。主要著作：《当代日本对外关系》、《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中日关系二十讲》等。         进入专题： 国家模式 大国兴衰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7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5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