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

溫家寶在兩會結束的記者會上回答《中國時報》記者所提問題說，他退休後願意來台自由行，「但還得看條件」。溫話講得婉轉客氣，但也點出了關鍵的重點，即目前兩岸在政治問題上仍毫無進展之際，大陸核心高層領導是不會來台訪問的。 　去年，溫家寶提到兩岸的《富春山居圖》能在台北展出時，曾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分離很久的名畫終於復合展出。今年，他補上一句話就是「難道幾千年的文化恩澤，就不能消弭幾十年的政治恩怨？」然後話鋒一轉，他提到台灣割讓日本時，台中霧峰林朝崧先生的詩「情天再補雖無術，缺月重圓會有時」。說出了他對兩岸統一的期盼，和馬英九說他有生之年看不到兩岸統一，是不一樣的。 　胡、溫體制對兩岸關係最大的貢獻在於提出一套「和平發展」戰略，並一以貫之。十年有成，胡溫即將交棒，而此時中國的國力不可同日而語，對於國家目標的追求以及核心利益的維護，都是更具信心堅定與視野寬闊。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等人和他們前輩一樣，對中國夢的追求不會停止，對「振興中華，祖國統一」也不會放棄。新一代的領導處理兩岸問題，必然會依實力條件和政經軍環境而有不同以往的作為，和平仍要持續發展，然也要有願景目標，實際上兩岸能否實現「和平共榮」，關鍵的選擇在台灣。 　馬英九連任成功後，北京最感不解的是他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兩岸和平不必洽簽和平協議也可以制度化。北京正等著看馬第二任期內，如何處理二○○五年胡連會時，雙方提出結束敵對狀態並洽簽和平協議，作為國共兩黨共同願景的歷史文件。 　北京學者不少人認為馬第二任期的兩岸政策是要將「現狀固定化」，然而北京能接受的係「和平現狀的常態化而非政治現狀的永久化」。馬第一任內，兩岸經貿及文化交流有很大進展，人員往來亦有不小的提升，然而在政治問題和安全問題上卻毫無發展，成為胡錦濤對台政策的一個缺憾。習近平接棒後，其對台政策自有傳承，但不會停留在原地踏步，新的形勢下會有新的做法，特別是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也在轉變之際，北京將掌握機遇進行突破。 　目前，兩岸交流日漸擴大，涉及法律的範圍也在加大，而要處理兩岸政治問題又不能不以法律為基礎。北京已提出「法理台獨」係兩岸最大癥結，從法律層面去解決統獨的法理問題已列上兩岸問題的日程表。 　去年十二月三日，台灣大選前夕，原大陸中國法學會的分支機構「中國法學會海峽兩岸法律問題研究會」改組擴編，正式成立「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由前司法部長張福森擔任會長。該會成立時提出首要目標為「成為今後兩岸事務性與政治性協商法律隊伍與智囊」，並「強化涉台法制工作與法律研究的整合，連結兩岸法規反獨趨統」。看來，北京對習近平時代的兩岸關係發展是有備而來，如果馬英九還是像以前一樣，對政治談判與安全協商一再迴避，在我消人長的形勢下，台灣還有多少選擇的空間？ （作者 陳毓鈞 為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客座教授） 台灣 中國時報

（中央社台北19日電）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今天在第13次全國民政會議上強調，要健全基層民主制度，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 根據中新社報導，溫家寶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民政事業取得重大突破。 但溫家寶仍強調，要全面加強民政工作，一是要發展基層民主，增強社會自治功能。健全基層民主制度，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 他還說，政府的事務性管理工作，及適合透過市場和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可以適當的方式交給社會組織、中介機構、社區等基層組織承擔，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品質）。 在其他加強民政工作方面，溫家寶提出要加強城鄉社區建設、加快完善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體系，及進一步完善政策措施，積極支持發展社會互助團體和組織，鼓勵企業、團體及個人開展社會互助和慈善活動。 今天的大陸第13次全國民政會議是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兼軍委主席胡錦濤並會見全體與會代表，溫家寶並在會議上發表談話，且進一步重申對大陸推動基層民主的看法。 溫 家寶日前才在全國人大會議閉幕記者會上，就媒體詢問有關民主和烏坎村直選等問題答覆說，「如果我們農民能夠直選選出村子裡邊他們的當家人，那麼我們相信它 進一步的發展又可以去選好一個鄉鎮的領導，如果能夠管好一個鄉鎮，那麼我們還可以看出，它還可以直接走向一個管好縣裡的選舉，一個政治的民主化」，這樣一 些工作，透過逐步發展、循序漸進，會影響到全國，會推動大陸的政治民主化進程。1010319

在宣布薄熙来免职后，“薄熙来事件”在民间沸沸扬扬，中国学者吴祚来撰文认为，人们当成喜剧旁观的该事件，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悲剧。 薄熙来迅速被免职，网络与非网络媒体冰火两重天，官方媒体冷处理，而网络上一片喧嚣。一些反对或质疑重庆模式的人，为薄熙来被撤职而叫好，而挺薄的阵营，主要网站被关闭，一些人通过其它网站为薄的遭遇鸣不平，甚至有人将”撤薄”看成反革命事件。 一、唱红打黑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形象造势 在挺薄的群体中，引人关注的除了司马南、孔庆东，还有《环球时报》的编辑王文与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王文强调的是重庆人对薄的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而林治波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公开表示：”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熙来是个好干部！”这部分人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也为此纠结，他在微博里说：因为所谓的重庆模式中包含着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们所担心的政治因素，一个是重庆老百姓从中受益的民生因素。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否定前一个因素的人们与拥护后一个因素人们的对立。而到今天，可以看出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笔者去年五月份去到重庆，接触到的人从大学生到出租司机，从洗脚女到市政府官员，通过自己的观察，如果让我回答，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我该如何回答？ 出租司机说，每天的份子钱还得交二百多，与过去并没有多大改变，所以，许多地段只能拒载，堵车时间过长，拉不回份子钱，重庆的洗脚女说，现在比过去好多了，出门上街不怕了，黑社会没有了，而一家集资入股创办民营企业的小股民们，却在重庆大礼堂前面广场穿冤衣，发传单，呼吁有关方面尊重民营集资企业发展，不能通过没收处罚斩尽杀绝。政府官员对我说，百姓对薄书记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薄书记到百姓中间，那些老人们牵着书记的手，舍不得放开。我问重庆官员 ，如果薄书记离开重庆，还会有这样强力的人物，能造成这样的政治效果吗？对方无言以对。大学生说，唱红歌，学校里面组织一些学生唱，大多数学生不用参加。 即便是唱红，也不能做到大学生们或民间社会都唱红，说明薄的动员能力有限，毕竟唱红需要一定的物力支持，包括组织红歌到北京香港等地演出，还说明，唱红是利用红歌在挟持民意，证明自己的红色正统地位，以挑战中央政府可能的政治改革。红歌因此也是一种基于个人政治需要的政治性宣传造势，它无所不包的内容，也说明它机会主义的方式，不求红色的革命纯粹性，但求红色的政治宣传效果。 为了使重庆的”唱红”受到学界认同，重庆日报这样的媒体也不得不通过造假新闻，来满足薄书记的脸面。笔者发现重庆日报前年三次假借我个人名义，赞美唱红歌可以提升精神，《重庆日报》2月3日刊登《2010年知名专家”热评重庆”：很现代很亲民》一文。文中”引述”笔者的话，”红歌是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神力量。”在我通过微博的强力抗议下，重庆日报第二天就刊登了道歉信，认为是自己报社管理不严造成的，向我本人及广大读者致歉。 为了切身感受重庆民间红歌会，去年五月我在重庆花了两个晚上体验重庆大礼堂广场上的夜夜红歌会，发现市政府广播里，播的有三分之一是歌唱祖国歌唱党甚至歌颂毛泽东的红歌，而其它歌曲，则是流行歌曲，一部分老人是自带歌曲到广场上，主要是通过音乐健身。 无论是唱红还是打黑，无论是广种银杏树还是打击民间集资办企业，无论是给农民土地票还是建立廉租房，这一切，都由一只权力之手在操控着，他想提出五个重庆，那不得有人提出六个重庆或四个重庆，他要种植银杏树，那就不能种植法国梧桐或本地槐杨，而他要打黑，即便是律师向被告眨了眼睛，也是一种犯罪。这样无可制约的公权力，是给重庆百姓带来了一些实惠，但这样的实惠是可持续的吗？是正常的吗？ 表面的民生工程，使民粹与专制有了某种合法性或合理性，一时的稳定与繁荣，更使百姓感恩戴德，收获一片赞美之声。会操控经济的黄奇帆（民生）、会操控警力的王立军（打黑），加上会操控政治宣传的薄自己（唱红），重庆的三驾马车，奔驰在通往文革的路上，与旧文革不同的是，它在保障民生方面，也不惜代价，以谋取一时的经济繁荣或GDP数据。 薄书记比文革进步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多了一层关注民生的利益，文革时代非法打击地富反右，并没有给百姓带来物质利益，与文革相同的是用自己拥有的一已权力，来摆平一切他认为应该摆平的对象或事态。权力意志自上而下，目空一切，我代表真理来为人民服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平民百姓得到了一时的利益与稳定，与社会治安得不到保证之时相较，肯定有某种幸福感或满意度，但由于人们看不见任何公开的批评，特别是文革没有真正受到清理与反思，人们对唱红歌、对极权控制下的稳定、对权力意志下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反思，造成民意的扭曲与偏差。没有新闻的自由度与社会的开放度，执政者得到的民意满意度，十有八九是虚假的，因为执政者掌握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工具，通过洗脑与单面宣传，造成繁荣与公正的假象，这是人们认可薄熙来的根本原因。 关于打黑，本是政府份内之事，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重庆开会，当时也是打黑后不久，负责会议的当地人士说，你们现在来重庆安全了，前不久上街被抢，是正常的事情，女孩子傍晚都不敢上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重庆当地极容易产生黑社会，还是政府管理失当造成黑社会管治困境？如何解决重庆十年二十年就必然通过重拳才能遏制黑社会坐大的势头？警匪勾结是制度因素还是地方人为的因素？薄熙来显然没有从制度层面找根本原因，而是通过打击一些行政力量或个别官员，来达到警示效应与造成政治影响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政客”作为，把自己当成政界”过客”，捞取政治名利之后，一走了之。什么是制度因素呢？就是司法不独立，造成司法容易被某些政客控制，百姓不能通过独立的人大或政协来发出声音，也不能通过权力分立的监督来制约公权力，这样，司法与警力必然腐败，必然为黑社会利用或控制。薄书记不仅在司法独立与权力制约方面无所作为，甚至强化一已权力，将公检法与宣传的权力集于一身，把自己做成了独霸一方的领袖式政治英雄。 二、没有民主法治前提的共同富裕是一个谎言 2012年2月2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共同富裕是毛时代的谎言，毛时代通过共同富裕（共同进入共产主义），诱使农民将私有土地交给国家或集体，直到现在农民还没有要回自己的土地，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倡导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另一部分人致富。邓小平说，如果贫富差距拉大，那就证明改革开放是失败的。这里，我们看到，共同富裕的谎言一直在继续，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国家要解决的一是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基本保障，要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以及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现在的政府连农民土地确权、农民孩子免费午餐、异地高考都不能解决，却想一步解决共同致富问题，这不是谎言又是什么？ 政客与政治家不同点在于，政治家致力于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政客则永远避谈政治改革，避谈民主法制的方式，不通过政治改革来建立社会正常秩序，而只是通过唱红歌、搞运动、发展经济等等，来显示政绩，我们没有看到薄熙来在民主法治建设上有任何真正的举措，譬如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重庆没有支持，出租司机与公司纠纷，他没有帮助工人组建工会，农民土地被强征，他既没有帮助农民土地确权，更没有像”革命前辈”那样，主张农民成立农会，让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来维护权益。薄熙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彰显自己的权势，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法治领域，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政治宣传，权力的色彩涂于一身，自己浑然成为一个真正的符合革命法统的新领袖。 满足百姓的安全需求与基本利益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收获百姓的好感，提升百姓对当政者的满意度，老百姓多是只问收成，不问天气，而重庆的政治天空一直是被控制的，连电视台播放广告都被不允许。不仅不能在重庆媒体批评政府，连网络上嘲笑薄书记，都可能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予以拘捕。甚至刚刚的两会期间，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因为通过微博揭露了重庆某些领域的黑暗面，立即在北京寓所被强行押解回重庆，直到薄熙来被免职，才重获自由。信息封锁与宣传控制，是人们不能认识薄熙来真相的重要因素，更多的重庆人只能被动接受重庆的媒体宣传与洗脑，所谓重庆人民喜欢薄熙来，原因也在此。 薄熙来事件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悲剧，但却被人们当成喜剧旁观。而政治改革没有真正启动的国家，悲剧总是以喜剧的面目出现。这些悲剧首先是那些受害者承受，尔后，由悲剧的表演者承担。由于整个国家主流社会对文革没有真正的反思与批判，没有究责与忏悔，一些人总在期冀通过一厢情愿的权力，来直接”为人民服务”，不通过制度，不通过社会力量，而是通过自己强大的政治权力，来改变社会或改造国家，他们留下的只会是一地鸡毛，因为他们只会像一只斗鸡那样不过一世，太阳必然会从东方升起来，但与他们打鸣毫无关系。 中国执政党要从薄熙来事件中吸取教训，一是彻底告别文革思维与方式，通过揭开文革的盖子，使广大民众看到文革真相与巨大的危害；二是开启政治改革之门，通过民主法治，使社会开放，激发社会与民间政治活力，让人民真正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靠政客的一时强权，当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现在，需要政治英雄勇敢地说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自由民主宪政。 作者：吴祚来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吴祚来，文化学者，专栏作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著有《文化是一条河流》、《中国古典艺术观照》、《通往公民社会的梯子》等多部文集与专著。多次被评为年度百名公共知识分子。 德国之声

美国之音记者: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张楠 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步入北京人大会堂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在这个月的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北京一些高档商店的奢侈品被一扫而空。 隶属中共的《环球时报》援引一名奢侈品行业专家的话说，他要买一个28万元人民币的爱马仕镶钻腰带扣，走了几家商店发现，这款商品已经卖光。 这名专家对《环球时报》表示，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在北京开会的这一个月，他们的奢侈品消费额占北京销售额的70%。 在中国的微博上，对于人民代表的奢华消费习惯怨声载道。许多“两会”代表高调佩戴名牌手袋、眼镜、腰带等商品，这些物件的价格比一般工人的全年工资还要高。 电视上装束奢华的“两会”代表引发博客戏称上星期结束的为期10天的会议为“北京时装周”。 中国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中共领导人的担忧。去年，北京当局禁止任何公众广告使用“豪华”等类似字眼。

黄秀辉 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王立军大戏”余热不减，在这次“两会”上又成为“热点话题”。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说：“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都是‘拼图式’的……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发生的事件，建议你不要做过多的想象。”尽管赵启正没有回答王立军是否寻求过“政治庇护”，但不需要“拼图”和“做过多的想象”，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作为中共执政以来闯进外国使领馆的最高级别干部（重庆市副市长为副部级），如果不是遇到了很不安全的事，绝不会走“非正常上访渠道”！一个红得发紫的副部级官员，居然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休假式治疗”，这是一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在“文革”中被“打到”的副部级以上干部就有122人，全国被迫害致死的有2000万人（董宝训、丁龙嘉著《沉冤昭雪》），他们宁可选择自杀，也没有一个人跑到美国使领馆。在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被镇压时，只有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跑到美国大使馆，并获得政治庇护被成功转移到美国。难道王立军也是“忧郁症”？在他的名片上有两个体现“学者型”的职务——中国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应用心理学二级学科带头人。作为一个心理学专家，比常人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不会得抑郁症或精神失常。那么他为什么要冒着“叛徒”的风险去“美帝”领事馆“上访”呢？笔者分析，只有一个理由可成立。公安局长都知道，有个别进京上访者在走“正常上访渠道”走投无路时，就去闯外国大使馆，虽然闯不进去，但“外交无小事”，把影响造大了，就会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只有得到总书记和总理的批示才能解决问题。王立军可能从中得到启示，认为即使美国不给他“政治庇护”，也会把他直接交给北京，这样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王立军走到“休假式治疗”这一步，是偶然中的必然。据民间传说，当年的“打黑英雄”文强“黑打”张军时，张军临死前对文强说“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轮到王立军“黒打”文强时，文强临死前对张军说过同样的话。张军与文强之所以敢这样断言，并不是他们会算命，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检验了一条定律——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在一个“官员自杀必定忧郁症，平民上访必定精神病”的国家里，在一个权力必须以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谋取的制度下，在一个生意人赚钱就必须与权力合谋的时代，每个社会群体都是“弱势群体”，每种职业都是“高危职业”。其中，官员的高危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高危来自司法不能独立。党对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党的各级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机关为了“讲政治”可以不讲法律程序，党指到哪里就要打到哪里。2011年4月12日，著名法学家、北大教授贺卫方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中单独对王立军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仅隔了10个月，贺卫方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就在王立军的身上应验了。 官员高危来自“黑社会化”的执政方式。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只是负责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担当社会的裁判者、服务者、监督者，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者，也不能随意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域，即使调解社会矛盾也要放权于非营利的民间组织。然而，在中国唯有政府没有社会，所谓的社会民间组织都是带有官方背景的营利组织，政府是“公司化经营”，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当政府与民争利时，当既得利益集团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政府公开干预不利于“维稳”,民间组织又因官方背景而没有公信力，因此使用黑社会这类高效的特殊组织进行暗中操纵成为最佳的选择。强占农民土地时，需要黑社会去谈判压价；强拆居民住宅时，需要黑社会去敲门砸窗；垄断市场时，需要黑社会去赶走老业主；拦截上访人进京时，需要黑社会提供“黑监狱”……如果地方政权在社会管理上不依靠黑社会的力量补充,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必须以黑养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但政府又害怕黑社会向政权渗透会危险到自己的“黑老大”地位，担心黑社会垄断市场会侵占自己收“保护费”的地盘，所以要不断“打黑除恶”。作为政府官员，既要通过“打黑除恶”来赢得民心，又要“养鱼执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公安局长的王立军，既要当“打黑英雄”，又有当“保护伞”，红道黑道集一身，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无间道。 官员高危来自“成王败寇”。中国的强权政治带有浓厚的封建特色——权力交接靠指袭，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这样的制度必然产生“宫廷斗争”，形成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分出你的人我的人，最后你死我活。而这一切盖因“成者王侯败者贼”：成者不仅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本派系也会鸡犬升天，成为“先富起来”的利益集团，即使触犯国法也是“刑不上大夫”；而败者呢，不仅自己被精神病、被处决、被软禁，本派系的人还会深受“连坐”和“族诛”之苦……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红卫兵批斗时，即使手举宪法也无人理会，他与妻子王光美向毛泽东求情“回老家种地”，但这样的最低要求也是非分之想，最后被迫害致死。受到刘少奇牵连的邓小平“三起三落”，而当上“皇帝”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又败于邓小平发动的政变，被“人间蒸发”。 官员高危来自选择性执法。一个无耻的时代总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然后大家就乖乖跟着走了，成为罪孽的帮凶。我们都知道，黑社会吸收新成员时首先就要求他去干一件犯罪的事，否则别人就要把他赶走，甚至还要加害于他。中共明知道自己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坏的，但为了“显示中央反腐决心”，就要选择性地执法，就要抓典型，抓谁呢？当然是抓那些后台不硬、根子不深、平时不听话的干部。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都亭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冉建新（曾任利川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司法局局长），因为多次在市领导面前为被“强拆”的市民说同情话，某市领导怀恨在心，多次扬言“要收拾冉建新”，冉得到信息后，多次向这名市领导“赔礼道歉”，但没有得到原谅。2010年11月13日，冉被“双规”。2011年1月3日，巴东县检察院立案侦查。2011年5月26日，市检察院批准对冉逮捕。9天后，冉突然死亡。冉死后，天涯等多家网站发出尸体图片，发帖人描述“死者七窍流血、全身淤血、多处外伤、背部还有多处被烧烫伤痕，其状惨不忍睹。”冉的妻子游小玲公开了冉写在卫生纸上的“绝笔信”，其中揭露了市领导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的详细过程，求助于中纪委和省纪委还其清白。2012年1月，鹤峰县法院对这起刑讯逼供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刑讯逼供罪分别判处原巴东县检察院反贪局教导员任中海、法警大队教导员谭发明三年和一年的有期徒刑。而对市领导的责任，至今没有追究。 正因为官场险恶，中国的官员们时刻准备移民国外，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官员把儿女和妻子都送到了国外，自己当“裸官”，但其中一些官员仍然不能实现“安全著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往往选择自杀，这样能保护其他官员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王立军没有选择自杀，他想为中国官员探索一条以“叛变”求生的路子，但他不懂得“政治庇护”是专门为那些因反抗专制而受到迫害的政治异见者提供的，而他从来没表示过对专制政治的异见，反而是中共镇压政治异见者的工具，他背叛中共是因为内部权力分赃不均。如果美国给了他政治庇护，就等于用政治庇护这种方式奖励那些贪官污吏们，这是违反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的，在道理和道义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中国官员到哪里去寻找安全？投资移民门槛太高，投靠儿女申请绿卡的时间太长，潜逃国外很容易被引渡，寻求政治庇护已被王立军证明此路不通，难道只有患抑郁症而自杀这一条路吗？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又有一名中国官员自杀，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苏力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其前任邬学新于2010年10月16日由政府办公楼七楼坠下身亡，警方称邬学新因遭好友实名举报其违纪违法而轻生。谁能拯救中国官员？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而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对所有人都没有一个安全的预期。我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作者: 黄秀辉，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