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

纪赟：清华北大对美国贡献大于中国 （2011-07-06）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购买力下滑的启示 [时事漫画] 日重建部长上任9天就下台 [名家专评] 周兆呈评陈有为新著 [总统选举] 哪位将是陈总统？ [中日关系] 日渔船赴钓鱼岛海域 中国要求撤离 ● 纪赟 教育课题 据报道，著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在宁夏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高教非常成功，培养了几代对中国作出无比贡献的毕业生，并且还认为“清华、北大对中国的贡献，远大于哈佛对美国的贡献”。对清华和北大这两所即使不是中国最好的，起码也是最著名的高校，我当然没有理由不表示我的敬意，但得出清北二校比哈佛对自己国家的贡献更大的结论，我则实在很难看出其物理学原理或者逻辑论证，所能推导出来的合理性存在。 反而，我倒是记得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2006年，美国博士生第一大来源是清华，第二是北大。而且，我依然记得据《纽约时报》援引权威数据表明，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中，到2009年仍然滞留美国的比率，中国的留学生以92%再次高居榜首。 我在中国大学期间的经历，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从本科直至博士，不仅清、北如此，其他大陆顶尖高校中最好的学生，基本都是以出国为终极目标的，鲜少例外。反而是二、三流大学中，由于眼界、实力等方面的原因，想出国的人少得多。而且在大量自费留学的现象出现之前，整个中国社会中也把留学当成一种莫大的荣誉，以此来权衡一个学生的成功与否。而这些人中，拿到学位后，除了公费留学签定了合同，或个人家庭及生活等方面的特殊原因和找工作出现严重问题外，只要能在欧美发达国家扎下根的，很少会把回国当成一个选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不知道清、北对中国的贡献，是否真的比哈佛对美国的贡献大，但好像倒是更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清华、北大，尤其是清华这所被民间戏称为“留美学生训练营”的学校，对美国的贡献实际上是大于中国。 其实，承认这种国际间的人才流动是一种开放社会中的必然，并没有什么丢人之处，有些分析人士以最近几年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渐多为理由，认为情况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应该看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后的新情况。早年中国留学生多数是最为精英的一群，但最近随着中国人的日益富裕，自费出国的情况越来越多，很多连中国普通大学都考不上的富家子，也欣然加入留学生的大军。但即使是几年的“游学”生涯，也无法保证他们能像其他优秀学生一样的生存条件，故而这些人的回归，也大大地提高了“学成”归国的比率。再加上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国，确实也提供了更多的个人发展机会，所以回国的人自然会比以前要多。 然而，即使是中国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有很大提高，大陆留学生中真正最优秀一群，却还是绝大多数选择留在海外。承认不承认并不重要，问题是如何减少以至于遏制这种国家精英的流失。这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那些最优秀的留学生不愿意回国。首先是生活品质的自然追求，人往高处走，自然决定了大多数人选择留在发达国家。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治安、高房价、社会前景的不确定性等问题，都使得很多人不得不放弃家国之思。 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对于真正追求学术理想的学者而言，有个好的学术环境是选择去留的一个关键。即使是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也总是把有限的经费，放在建大楼而不是收集图书资料之上。以我的专业为例，中国最好的五所大学中的外文资料，都可以用“寒伧”两个字来形容。而网络上的限制，更加重了这种资料上的缺乏与学术思想上对外交流的封闭程度。你不能接受国际最尖端的信息，你就注定无法成为世界一流。所以这就造成了中国拥有几乎世界上最优秀的本科生，却不能成就世界上最优秀的学术成果。 而行政官僚统治下的中国大学，学术独立几乎是一个永远的幻象。前两天，我的一位在中国最好的几所大学之中教书的同学还向我抱怨，他每年都被极为繁琐的学术任务和不懂行的学术指标所控制，想要用几年安下心来完成一个稍大点的课题却了然不可得。

邓聿文：中国的外交哲学需要适度修正 （2011-07-06）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购买力下滑的启示 [时事漫画] 日重建部长上任9天就下台 [名家专评] 周兆呈评陈有为新著 [总统选举] 哪位将是陈总统？ [中日关系] 日渔船赴钓鱼岛海域 中国要求撤离 ● 邓聿文 最近一年来的中国周边外交风波尤其是围绕南海问题与越、菲等国的摩擦，促使学界和民间开始反思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是否需要适时调整，以适应中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身份以及变化了国际环境。笔者的看法是，中国以“和谐世界”为理念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外交哲学的确需要进行适度修正。 外交理想主义的由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和主张，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根本思想，把人类利益、持久和平、普遍繁荣、共同安全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目标。这些目标很宏大，也符合中国和世界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但是，要实现这些宏大目标，即使将来中国经济实力世界第一，仅靠中国的一己之力或少数国家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外交哲学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 无论是个人、民族或国家，是需要一点理想的。然而，理想的实现必须建基于现实之上，而在国际关系领域，最讲究的是彻底的现实主义。所以，若忽视现实，根据理想而制定的战略、方针、决策等，必然会碰鼻。中国理想主义的外交哲学及其实践，某种程度就陷入了如此窘境。 首先，“和谐世界”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中，“和”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所谓“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落实到外交层面，就是“朝贡体系”。但“朝贡体系”暗含着中国是天下中心和共主的意思，且要维持这一体系，必须有强大的国力不可。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和、合”思想和天下观念，是建立在家、国不分基础上的。换言之，近代以来以主权国家为标志的国家概念在古代中国并不存在。因此，以“和、合”思想来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并不现实。 其次，“和谐世界”是由“和谐社会”衍化引申而来。后者是针对中国内部的“不和谐”提出来的。当今世界虽然也非常不和谐，不太平，然而，它并不像一国一样，有一个可以行使治理权的政府，以及全体国民都必须遵守的法律。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虽然有联合国，但除了安理会作出的决议具有约束力外，联合国并没有执法权，也没有一个执法体系。所以，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来都是以“丛林法则”来描绘现实的国际关系的。虽然“丛林法则”这个词不好听，含有弱肉强食的味道，但国际社会的本质还是按权力和实力来分配利益。因而，虽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把用于处理一国内部事务的原则和方针简单地应用到外交上来，难以行之有效，因为两者面临的环境截然不同。 设想与现实的差距 再其次，“和谐世界”构想所依据的一个重要判断是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个时代主题论虽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却被后来的领导人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成为中国外交战略所追求的主要目标。然而，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和平与发展固然是世人的普遍愿望与诉求，但把它作为时代主题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并没有揭示一个时代真正的本质。人们会问，难道冷战结束前的人类历史就不追求和平与发展了？如果说，鉴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人类真正醒悟到和平的可贵，可为何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类似的新兴大国，没有明确把和平作为本国追求的至高无上目标，它们就不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吗？ 最后，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的趋同和国家差异的缩小。“和谐世界”出台的一个背景是经济全球化，这的确是后冷战时期的一大特征，各国因全球化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正如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沃尔兹指出的，当今世界以贸易和海外投资占世界生产总额比例衡量的相互依赖即全球化程度并未超出一战前的水平，而尽管那时的理想主义者也以同样的热情欢呼世界经济一体化将为世界带来持久和平，结果却恰恰相反。因此，把世界和平、和谐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经济合作、相互依赖、一体化上也不可靠。

许伟刚：中年危机专家评论部长薪金制度 （2011-07-05）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危险」重重的年代 [时事漫画] 法国左派政党支持者 盼卡恩早返政坛 [主编小语] 政党的跑步机 [台海局势] 台湾：美将助台提升F16战机性能 [中日关系] 日本发现中国渔政船重返钓鱼岛 ● 许伟刚 最近，《联合早报·言论》的一篇文章在中国也受到了高度重视，这是新加坡总理公署前常任秘书严崇涛先生针对部长薪金所发表的一篇言论《2011新加坡大选对政府的启示》。他认为，部长薪金不应该以私人企业高层管理的薪金作为主要的参考基准。一个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的方法，是根据新加坡人的平均工资的倍数来计算。 针对此问题，我采访了美国著名人力资源与薪酬专家汤海吞（Tom Helton）。目前在瑞典工作的汤先生是国际著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The Sierra Institute的创办人之一。 汤海吞认为，首先最有资格来讨论政府高官和部长薪酬问题的国际权威应该是埃里奥特·杰奎斯（Elliott Jaques）教授。这位著名的加拿大心理学家，曾经为众多国际企业与政府机构，包括英国教会和美国军方，在管理和改组事宜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65年，杰奎斯教授便在他的论文里创造了“中年危机”（the mid-life crisis）这个词，他也是最早开始提倡企业文化的管理学者之一。杰奎斯教授早年在英国从事薪金制度有关的研究工作，他的目的就是为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制定大家都认为是公平合理的薪酬制度。 杰奎斯的中心思想可用两个简单的英文字来概括，就是time span（时间段）。什么是time span？它是指一个领导人为国家、机构，或企业发挥领导作用并产生影响的一段时期。 李光耀年薪可高达500万元 以前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为例，他对新加坡的影响是在五十年以上，甚至更久，所以李先生的time span就要比任何其他新加坡领导人来得长。根据杰奎斯教授的计算，一位具有五十年以上time span的领导人，他的薪金可以是一般人平均工资的100倍，就是说如果新加坡人平均年薪是5万元，而李先生的年薪是500万元，大部分国人都会认为是公平合理。 已故副总理吴庆瑞博士也有一个几十年长度的time span。事实也已证明，吴博士的经济政策奠定了新加坡发展的方向，根据汤海吞的分析，吴庆瑞博士的time span是仅次于李资政的。 至于许多年轻的部长是否有能与这两位元老相提并论的time span，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许多新政策推行的年限还不够长，也许还未能看到他们是否能为新加坡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利益和影响，所以严崇涛先生认为，部长的薪金应该是定在新加坡平均薪金的10至25倍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