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自曲新闻 | 原统计局高官因被网友批评而退出微博

中国——12月9日,广州各国领事馆为中国残疾儿童举办的义卖会上,收到5000元假币,引发人们对于民众素质的讨论,其中统计局原副局长的言论尤其惹人注目,在被猛烈抨击2天后,贺铿宣布退出微博。 《羊城晚报》的记者披露了驻广州的各国领事馆义卖活动中遭遇假币的情况,据悉义卖会筹得的款项将用于帮助中国残疾儿童,在33万元的善款中,却出现了5000元的假币,记者说看到有使馆官员难掩失望的神色。 事件经过媒体披露引发了热议,人们纷纷批评这种与爱心义卖相悖的举动,一些评论也将之提升到了国人素质问题上。而在另一种声音中,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的言论尤为引人关注,他在腾讯微博上称,“外国领事馆干这种事,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他更认为“真不要脸的是搞‘义卖’的那些人。”一石激起千层浪,贺铿的言论更引来比利时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现身回应,总领馆称,“第一,我馆参加此次由广东省外事办公室举办的活动,所有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赞助的,企业一分钱都没有收。第二,我们的价格全是生产价而不是市场价。第三,所有利润(高于七千元)我馆都捐款了。有什么好丢脸的?我所有同事都抽出了时间星期六来加班一天也都是为了兹善!真正丢脸的是5000元的假币。”比较知名的博主,江西九江的段警官就贺铿的话评论道,“心里无善,则看什么都是恶。” 但贺铿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并表示“不后悔”,之后更称外国人搞义卖应在其本国进行,认为外国领事馆尤其是美领事馆的做法是“侮辱国人的智商”。不过这一观点仍存在很大漏洞,因为中国驻外国的使馆也不止一次在当地举办义卖会,如支援日本3·11大地震、为希腊人民送温暖等等。 在被网友拍砖一整天之后,贺铿11日开始认为网上批评的言论是水军所为,称水军觉得“外国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好”,他又表达了对网络实名制的支持,称“拥护十八大报告‘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规范有序运行’。” 最终,贺铿在12日早上宣布退出腾讯和新浪的微博。截至12月12日晚间,他在新浪有关义卖的6条微博评论数均超过5000,更有几条达到一万,其中主要以批评声音为主,当然也有支持贺铿的言论出现。 自从微博出现之后,中国大小各级政府纷纷在微博上开设官方帐号,以期在自媒体时代能及时发出政府的声音,与一些“颠覆性”的言论争夺舆论场,这其中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卷入到舆论热潮中,比如原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在PM2.5一事上就备受争议,北京市新闻发言人王惠在今年7·21暴雨中遭到很多批评等等,不过能够接受舆论压力的官员仍是少数。 作为原国家官员,贺铿的上述观点也显示出在中国官员中存在的一些通病。如仇视外国“敌对势力”,无法适应新时代的网络环境,心理承受能力差等等,贺铿固执的坚持己见而不愿思考此前发言的不妥之处,也是引发持续的批评原因所在。 对于贺铿退出微博,网友@八脉神剑 给出了评论,“很明显,在这个言论较为开放自由的平台,贺铿很失意。他这种人已经习惯了一言九鼎,一呼百应,习惯了一言既出,当为金科玉律。其实他完全可以留在微博上进行思想改造,但他还是走了。贺铿活在当下,但是个旧时代的标本。” F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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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民族复兴的主体是什么

作者: 信力建      从“和平崛起”到“民族复兴”,话语转换是一大亮点。“和平崛起”的主体是国家,这没有疑义。“民族复兴”的主体是什么呢?    民族不同于国家,有很多民族是跨国境分布,朝鲜族、蒙古族都有其为主体的主权国家。民族也不是具体的人,人可以经由通婚等方式改变民族,可以移民改变国籍。民族是文化,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因此“民族复兴”就是指主体民族的传统文化复兴。    国家崛起是近代欧洲的主旋律,西班牙、奥地利、法兰西、德意志轮番崛起,结果战乱频仍,哀鸿遍野,国家是崛起了,宗教是兴旺了,人民却流离失所,因躲避战乱而出现的移民潮历经三四百年,持续到二次大战。苏联是最后一个靠战争和教义崛起的欧洲国家。二战后的美国有实力超越欧洲前辈们,统一美洲,甚至世界,但是美国没有那么做,甚至主动放弃到手的哥斯达黎加和菲律宾,要求他们独立,连改变那两个国家的天主教信仰都不去做。然而以民族论,英语民族在当代所取得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类似的,以国家论,汉唐两度辉煌,距今已经一两千年之久,此后两度亡国。黄河流域更是自西晋之后,大部分时间处于游牧民族统治之下。    1949年至今的版图,放到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去看,超过盛唐强汉,算是已经崛起,还想崛起到什么程度呢?难怪“和平崛起”的声音也令周边国家紧张。然而以民族论,华夏民族延续数千年未曾中断,不但同化征服民族,而且向周边地区输出文化,原创技术多不胜数,诸如政教分离、宗教宽容、人道主义、公务员体系、直接税、土地私有、自由贸易、私立教育、私立医院……这些华夏文明的古老元素,经由来华传教士引介,逆向改造了欧洲文化版图,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悲的是那些原创的本土文化,在他国熠熠生辉,在国内要么被铲除,要么备受打压和歧视。一些源自地中海的古老有害文化,却在中华大地上肆虐。    近代以来很多文化人鼓吹所谓“亡国灭种”危机就是国家主义、种族主义的反映,这两者在传统文化中要么找不到,要么很边缘。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有教无类”,即文化民族主义。    国家主义、种族主义为什么祸害严重?因为它是以暴力将国民或者族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你不得不为遥远的陌生人的懒惰、贪婪、残暴和野心分担后果。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与宗族不同,宗族是有自然情感支撑的共同体,而国家和种族是人为划定的。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与保险也不同,商业保险可以拒绝认购,可以自由退出。国家主义、种族主义是东亚两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文化动因,东亚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这是欧祸东渐惨重后果。    “和平崛起”虽然号称和平,却在精神上与之遥相呼应。比国家主义、种族主义更隐蔽的是平等主义,它同样是束缚人的枷锁,由于隐蔽,实际危害更大。比如欧盟最近以性别平等名义,要求大企业的董事会必须要有40%的女性成员,侵削股东组织董事会的权利,引起包括包括女性在内的欧洲经理人抗议。如此悖逆常识的政令都能出台,可见平等主义对欧洲文化浸润之深。    值得庆幸的是,平等主义在中国还只是流布在知识分子阶层,没有渗透到全社会。在平等主义占主流的地中海、拉美和南亚地区,政治经济总是一波三折。而东亚各国只要回归传统文化,经济上都迅速腾飞,没有例外。所谓东亚奇迹其实不是奇迹,而是正常现象。几千年来,东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程度,一直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横向纵向的事实如此显明,可见民族复兴不是难事,只要放生传统文化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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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莫言诺奖:吻合西方想像的中国农民文学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农民文学,依次走过四种形态:从高玉宝的伪造行骗,到浩然以高大全形象推出的假大空;从二月河历史小说的皇帝图腾,到莫言小说裸露癖式的夸张。上述四种农民文学形态所共同具有的叙事基因,是农民的狡猾;并且越是装得憨厚,越狡猾。 自《丰乳肥臀》以降,莫言小说被一种下意识的屁股意像所左右。这种屁股意像具有三层涵义。其一,写实性的意像造型。诸如《丰乳肥臀》里聚焦于下半身的叙事方式,《檀香刑》里津津乐道于从肛门开始的中国式酷刑,《生死疲劳》里对繁衍后代生育能力强劲的女性骨盆的赞美,《蛙》里的叙述者所强调的,对身体器官的看重,等等。倘若说,这种写实意义上的屁股意像,在莫言早期小说还仅仅是对食物(如《透明的红萝卜》)或者对酒精(如《红高粱》)的敏感,那么到了莫言后来的上述代表作里,大都被诉诸对身体器官、尤其是下半身器官的热衷。 其二,隐喻性的象征意味。屁股意像是莫言小说所热衷的食欲、性欲、传种接代欲等等欲望的主体象征。童年时代有关贫穷和饥饿的记忆,杂乱无章地折射在莫言的小说叙事里,转化为生存的渴求,欲望的嚣张。小说叙事的隐喻结构,通常是存在的、精神的、具有形而上特征的。但莫言小说里的屁股意像所提供的隐喻,却毫不讳言地指向生存的焦虑,物质的匮乏,动物性甚至生物性的挣扎。因此,以屁股为主体的身体器官,既成了莫言小说的主要叙事对象,也成了莫言小说的基本故事内容。这种意像的隐喻特征在于:既没有精神内涵,也了无头脑之于诸如存在、自由、人性、人格之类生命意义的思考。类似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里那种灵魂的挣扎被全然付阙。换句话说,莫言小说的屁股意像,几乎就是一个对人物内心世界和人类精神探求绝对无知的同义词。屁股意像所提供的隐喻,说穿了,不过是充满了动物性冲动的一声声低吼:要吃,要繁衍,要苟活,要好死不如赖活,哪怕变成牲畜,也要赖活于世,也要让身体的器官保持不停的生存性运作。 其三,策略性的叙事心理。以屁股意像为轴心的莫言小说,骨子里是改头换面的下半身叙事。比起大胆卖弄风情的下半身写作,莫言的下半身叙事不敢露阳,仅止于露腚。祼露阳具的叙事聚焦于性,祼露屁股的叙事热衷于性的背面,诸如生育、繁衍、求生、苟活。莫言显然没有D·H劳伦斯那样的胆量,也没有渡边淳一在《失乐园》里的细腻精致,大岛渚在《感官王国》里的雄健深刻。因为以性为对象的叙事,欲望的蓬勃只是表面的叙事动因,内在的深层结构必须具备诸如洞察人性、透视两性战争之类的哲学素养。莫言不具备这样的素养,只能将欲望交付生殖器背后的臀部解决。这是莫言下半身叙事的一重策略:因为性叙事的天然阳萎,导致转向以屁股作代偿。这样的叙事策略,与其说是怯懦,不如说是油滑。 莫言下半身叙事的另一重策略,是不敢从人性的角度直面农村社会的芸芸众生,从而改为以假装关心生育、繁衍为主旨的器官咏叹,或者说,屁股叙事。同样是以农民为叙事对象,当年萧红的《生死场》由于从人性视角洞察并切入,因此有了力透纸背的深刻。但莫言不敢如此讲说他的农民故事。因为人性视角实在太犀利,尤其剖析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有如一把手术刀。不要说文学叙事,即便是极其朴素的调查报告,都足以让人触目惊心。遗憾的是,莫言在童年留下的极其贫困的生存记忆,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再因为小说写作而像许多受批判对象一样被扔到夹边沟挨风沙,体验濒临饿死冻死的惨痛人生。于是,莫言在小说里耍了滑头,把理当诉诸手术刀的诸多历史细节,悄悄地改作脱裤子取乐。一会儿脱自己的裤子,表示并不想性交,只是想放个响屁;一会儿偷偷地扒下主子的裤子,示意观众看一眼那个白花花的肥臀,然后在被主子发现之前,又赶紧替主子把裤子拉上;告诉主子,没事,没事,只是给大家找个乐子而已。莫言这种下半身叙事,了无焦大式的义仆相,充满黄天霸式的恶奴样。他日要是主子倒霉了,第一个跳起来暴打主子的,没准就是这样的恶奴。但在主子当红的年代,哪怕借给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露出造反有理的暴民相,而保持听话服从的顺民状。最多只是假装祼露一下屁股罢了。这与其说是油滑,不如说是怯懦。 同时具有怯懦和油滑这双重特征的莫言小说屁股叙事,其审美趣味并不在于屁股的黑白美丑,也不在于屁股的上半身是《丰乳肥臀》里的国军、共军还是《檀香刑》里的义和团,甚至不在于屁股主人是尚在《生死疲劳》中作人畜轮回,还是正在《蛙》里被计划生育,而是在于这意像所透出的,乃是一个幼时吃过煤渣的农家苦孩子如何从求生的欲望中,点爆粗俗、野蛮、残酷而又可怜可笑的众生相。那样的众生相,就作者而言其实是相当随意的、不无任性的,或者说是为莫言的叙事策略所特有的;就读者而言,却具有似是而非和滑稽可笑的双重阅读效应。因为莫言小说的屁股意像,大都是以漫画的笔调勾勒出来的。其叙事语言与叙事对象一样粗鄙。 在莫言以《透明的红萝卜》为代表的早期中篇里,其漫画式的笔调还不无稚童般的奇思异想。但在莫言后来写的那些长篇小说里,漫画式的笔调却被诉诸不时探头探脑的那些鬼鬼祟祟的欲望。这两者之间的转折,便是那部拍成电影而轰动一时的《红高粱》。 《红高粱》是莫言小说从稚童般的想像转入通常为成年人所擅长的历史批判的最初尝试。在想像中打转,仅止有趣而已;虽然新奇,却并无力度可言。但历史批判却能给莫言带来长大了的骄傲和自豪。但莫言随即发现,历史批判犹如玩火,一不小心说不定会把身家性命都赔进去。有心叛逆,无胆玩命。即便是高粱地里的性交,也只能玩到露背露腚的地步而不敢再越雷池一步。更不用说那场战争,天然有着抗日爱国的底线。哪怕让奶奶自我爆炸,也不能不抗日。比起以前的抗日文学,莫言的《红高粱》只是小心翼翼地跨出了一步:抗日主角不再是八路军、新四军,而是没有什么组织背景的他奶奶他爷爷。这种叙事动机的秘密在于:组织是惹不起的,但似乎可以躲得起。 以躲避组织的是是非非为前提,莫言有了《丰乳肥臀》的成果。国军、共军都是军,虽然立场模糊,却又无意间符合了统战的需要。神圣的战争变得朴素了许多,而充满欲望的叙事,又冲淡了历史的严肃性。小说的语言虽然相当粗糙,但阅读效果却多多少少有了娱乐性。这样的小说让汉语并非母语的汉学家阅读,又会产生另一种意想不到的阅读效果:有点像肖洛霍夫笔下的《静静的顿河》。惟有极少数还算懂点文学的汉学家,从中看出莫言不擅长篇小说叙事,总是虎头蛇尾。事实上,籍漫画笔调写到哪里算哪里的莫言,从来没有弄懂过长篇小说是什么样的结构艺术,一如他对结构性很强的西方交响乐和协奏曲有可能不甚了了。俗话说,文章的要诀在于,凤头猪肚豹尾巴;而莫言的长篇小说却总是,猪头猪肚兔尾巴。当然,《丰乳肥臀》的兔子尾巴还缘自作者本人对改革开放后崛起的商业文明,茫然无知。 似乎《丰乳肥臀》既让莫言尝到了成功的甜头,又让莫言吃到了险遭批判的苦头,于是,就有了吸取教训的那部《檀香刑》。百分之一百的主旋律。以歌颂义和团为基调,掺杂了旨在渲染恐怖的酷刑。很难说莫言绘声绘色地描绘那种从屁股里开始的中国式酷刑,究竟是在有意识地吓唬别人提醒别人,还是下意识地吓唬自己提醒自己;但可以肯定的是,《檀香刑》显然有了莫言小说以前少有的真理在手正义在胸的理直气壮。《红高粱》或者《丰乳肥臀》里的搞笑,变成了因为酷刑营造的恐怖以及随之而来的严肃。倘若说搞笑是莫言小说叙事的本性,那么严肃却将热衷于屁股叙事的莫言反过来被屁股里的酷刑弄得不无变态。读者弄不清楚莫言小说里的爷爷奶奶究竟是从《红高粱》里走上檀香刑的刑场的,还是从《檀香刑》里走进高粱地里的。能够明确的惟有从高粱地里露出的屁股,或者从屁股里开始的酷刑。 于是,《生死疲劳》中的人畜轮回,开始了。两性之间的林林总总,被通通归结成生育和繁衍的周而复始。然后再从那样的繁衍里抽出接生的形象,敷衍出又一部以《蛙》命名的长篇小说。两性间的复杂性,诸如平等不平等,相爱不相爱,被成功省略。两性背后的简单性,诸如生育不生育,繁衍不繁衍,被一再放大;只是被计划生育给不大不小的耽搁了一下,但并没有耽搁到有误传种接代的地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必须恪守。这种格调像极了《春晚》上红极一时的赵本山节目。可以说很聪明,也可以说很狡猾;可以说很无奈,也可以说很无赖。 领教过赵本山节目的中国读者,大都能读明白莫言小说里的名堂经。但要说到海外的汉学家,却只能另当别论了。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不懂英语的英语文学翻译家,把英语小说翻译得美伦美奂。无独有偶,美国也有个对汉语阅读一知半解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者,能够把再破烂的中国小说翻造得流利光鲜。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教授,葛浩文。此公可谓英译界的夏洛克。特点是一流的商人头脑,二流的英译水平,三流的汉语阅读。此公知道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可以叫卖。虽然汉语水平并不出众,但只消知道小说叙述的故事梗概,就能制作出一部像模像样的英译中国小说。至于原作本身的叙事意味和语言特征,在葛浩文的译作里是全部省略的。倘若上乘的中国文学作品落到此公手里,无疑是场灾难。但要是把一个让西方人听得进去的故事交付给他,不管小说艺术小说语言如何粗糙,都能被重新编造得煞有介事。莫言的幸运,其实就是这么开始降临的。至于大江健三郞之于莫言的极力推崇,与其说是慧眼独具,不如说是彼此半斤八两。 莫言小说的获得诺奖,与赛珍珠的《大地》享有如此殊荣,可谓异曲同工:全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主义的胜利,倘若可以借用东方主义一词的话。西方人阅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或许会读得莫名其妙:这像是剑桥大学的景观么?因为他们根本不在意也不在乎徐志摩作品中的诗意。剑桥学府,理当由他们说了算,哪有屈从一个中国诗人的道理?但他们阅读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却会读得津津有味。这并非因为莫言小说有多少艺术魅力,而是因为莫言笔下的中国人和中国农村中国社会,吻合他们心目中的想像,或者说符合他们意识和下意识里的中国主义。对于西方的汉学家来说,莫言小说里的屁股意像,好看不好看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究竟中国不中国?比如野蛮不野蛮?愚昧不愚昧?落后不落后?那个屁股意像只要被汉学家们认定是中国的,不管很中国还是有点中国,汉学家都会认同,都能接受,都具备获奖条件。就此而言,莫言获得诺奖,乃是莫言小说那个野蛮、愚昧、落后的中国屁股意像与汉学家心目中的中国主义之间的一拍即合。 当然了,如此论说,并非意在异议诺奖,贬低获奖者。正如中译西方名著也会有拔高或降低原作之嫌,西方汉学家的西译中国文学落差,是可以原谅的,并非故意羞辱中国文学。无法指望诺奖评委能够读懂《红楼梦》那样的中国文学。退而求其次,人家能把诺奖发给莫言,而不是赐给前面三种农民文学,也算得有眼光了。中国民众开心一下,未尝不可。此文只不过想指出,即便人家有那眼光,中国文学也不必以汉学家的好恶为转移,更不必以诺奖评委的中国主义趣味为标准。上乘的文学作品,从来不以任何奖项为荣;相反,包括诺奖在内的任何文学奖都以能够荣获上乘文学的加冕为幸事。文学叙事艺术的审美、自由和骄傲,理当根植于读者的内心共鸣。这世上难道还有比内心共鸣更高的奖项么? 二0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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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历史写作的力量——庆祝杨继绳《墓碑》英译本出版

杨继绳先生所写《墓碑》2008年在香港出版。这部关于毛泽东时代大饥荒的两卷本大书,已经多次再版。此书不能在中国大陆出售,但在菜市场摊子上可能买到复制本。2012年10月英译本在纽约出版。法文、德文、日文译本也都在同一年发行。我说到了“庆祝”,因为这不仅仅是写书人杨继绳先生个人的成功,而且是关于中国近期悲惨历史的第一部大规模的系统的历史作品的成功。   如果不相信这本书中所写,那么询问周围在1959-1962年年纪足以记事的中国人,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过饥饿的经验。这场大得无可比拟的饥荒发生在中国社会最大的改型之后:几千年的个体农民制度被强行改造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民的个人私产被尽可能彻底地没收。饥饿不像哲学或者政治主张,可能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看法,因饥饿而痛苦的能力是“人皆有之”的,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应该也一样。然而,五十年前权力者实行造成大饥荒的政策,五十年后权力者依然禁止关于大饥荒的历史写作。残忍和荒诞这中国近期历史的两大主旋律缠结绵延的后果之一是,我们今天在关于大饥荒的文字沙漠中见到《墓碑》一书。幸运的是,这本书是一座大厦,而不是个小棚子。   《墓碑》不但篇幅浩大,而且结构宏伟。这本书至少在四个层面上做出了实在而又丰富的陈述。首先是对事实的描述,书中有十二个省份的大饥荒详情的描述,也有当时一个人每天能得到的食品卡路里数字,也有作者自己最痛心的个人经验:他的父亲在饥荒中饿死。其次,是对“上面”的权力者的政策和“下面”的老百姓的饥饿痛苦的关系作出了准确的描述,指出了这场饥荒的直接原因。第三,这部书对大饥荒的来龙去脉做了说明,特别是对“人民公社化”以前的政策作了梳理。考察事情时从前看到后,这个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古老的方法,在这本书里得到了最好的运用。第四,这本书虽然是历史书不是理论书,但是对大饥荒的发生做了多方面的全面的富于说服力的说理性分析。例如,使用了“极权主义”理论来分析大饥荒。“极权主义”当然是个外来的现在相对来说还比较新的中文词语,一些学者还在争论其定义和使用范围,但是这本书里精辟的句子如“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个人的肚子里”,对“极权主义”之“极”,作了具体清晰生动的陈述。   写出这样一本大书需要什么?至少是,第一,作者的道义感。要不然,一个“上面不让说”就可以把写作的冲动阻挠回去了。几千万人被饿死,几亿人长期挨饿,在没有道德心的作者那里都可以变成小事一件被推到一边。第二,作者的愿景和能力。要不然,认清这样一个涉及全国人口和地区的长达五年的事件不可能。第三,作者的意志和毅力。写这样一本大书,最难的最消耗时间的不仅是写作本身,而且是调查事实和搜集文献资料。   三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杨继绳先生,听他提到做调查时遇到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小技巧。我对这些细节印像深刻,不但是因为我一直做文革历史调查而有过亲身体验,而且是因为这些故事确实独特而生动。早年傅斯年先生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是提倡,也是对传统文人的写作方法的批评。不能“动手动脚”的惰性需要力量克服,而对手脚可被权力当局束缚的当代作者来说就更难了。我不能在这里复述这些故事,但真的希望杨先生将来会写一本《墓碑》的书外之书,年轻学者会从中学到很多。   今年我在杨先生的办公室见到他写作时搜集、阅读、引用过的文献资料的复印件,有一米多高。我心里嘀咕:居然有位教授对其没有看到的大饥荒历史资料,妄说别人读不懂。更有些人咒骂说大饥荒是被“编造”出来的。杨先生当然知道这些,不过他没有提起。不抱怨是他的特色之一。他只是问我哪里是适当的地方可以保管这些材料并提供给其他研究者用。我也确实希望他的研究会有后继者跟上,使得这项已经在他手中规模宏大的历史写作有更多的后继者。   1980年代初,我和同学们曾经进城听过一次作家王蒙演讲。那时王蒙刚结束了20多年“右派分子”身份重回文坛。文革虽然过去,文革建立的文字监牢还墙高壁严。王蒙说了一句“我们会打擦边球”,台下发出了一阵会心的笑声,还有人鼓了掌。这是个生动而俏皮的说法。三十多年过去,王蒙出版了大量的书,内容还保持在“擦边球”水准上。今天,当大厦已经出现,我们为什么还要视而不见呢?我们应该为直面历史事实,认真调查研究,严肃进行分析的《墓碑》鼓掌赞扬。这也是为了表明,挨过饿的读者们,不至于精神上也患有永久的价值观念上的营养不良症,软弱得好坏不辨。   中国人已经讨论“为什么没有大师”很久了。当然那个讨论可能别有用意在。但是就这个问题本身而言,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墓碑》就是一部大师级的作品,《墓碑》的作者就是一位大师。难道“叶公好龙”的故事真的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盼望大师而当大师真的出现时却沉默了?我这样说,也还想指出,杨继绳先生实际上是我在北京见到的最没有“大师”架势的人了。他属于我的一名朋友形容为“端不起架子来”的一种人。他不装腔作势,不自鸣得意,更不故弄玄虚,虽然这些也是可以理解的世俗社会需要的小聪明。谈话的时候,他只是在想要做的事情和要探讨的道理。这种关于历史的谈话是复杂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单纯,让我想起了在大学里老师们,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和研究生、本科生之间的讨论的味道,身份和年龄等等都不是要关注的,要关注的是“truth”, 即真理和真相。请原谅我用了这样的说法,这很可能是因为我在大学教书20多年也欣赏这种风尚。大学里当然也有不合理甚至污秽,但是这种风尚是对社会和个人都很有意义的。杨继绳先生写完《墓碑》,开始着手文革历史研究。听说我要采访两位长者,他说他也有兴趣去。两次,我到达受访者的办公室和家的时候,他都先我而到。(我并没有迟到。)采访后我们离开,还同路坐了一段地铁。北京闷热拥挤的地铁里,大多数乘客是外地来工作的年轻人。杨继绳先生大概是车厢里年纪最大的人。(他在清华读书时是比胡锦涛低一班的学生。)用北京人现在似乎爱说的一句话:他的心态很年轻。他没有“大师味”。但是读他的书,人会看到这一点。   我也碰巧认识《墓碑》的两位英译者。Stacy Mosher 是个低调却非凡的女士。她在美国的乡村长大,从大学英文系毕业,然后在香港做了18年记者。她的中英文造诣都好,做事又特别认真踏实,而且极有原则性。她翻译此书时,我曾经给她写信,为她承担这样一个沉重浩大的翻译工程,并且只有很少的报酬,向她致敬。她的回信十分沉稳恳切,她说她为有机会作这一个富有意义的工作感到荣幸。郭建教授学问渊博,英文造诣在中国长大的学者中是佼佼者。他为人谦逊有礼,与人为善,从不自矜。他志愿加入翻译工作。如果没有他,那些中国特别的政治词汇的翻译会要困难得多。文革开始时他还是小学生,后来又到“北大荒”当“知青”,能有今天的学识和成就,付出的努力要比在“正常”条件下升学、获得学位的人多得多。前些时候我要查一句莎士比亚的话的出处,写信去问他,他立刻查了他从前的学习笔记,给我做了清楚的回答。   还有两名中国人朋友,志愿前来帮助做了有关的杂事。他们花费时间,不取报酬,还尽力为作者节省花费。这些关于《墓碑》英译本的轶事,使我想起了多年来常听到的说法:中国人不能合作,只会“窝里斗”,总有“红眼病”(指妒忌),等等。这些也确是事实,而且后果也很明显。四年前,我翻译柬埔寨人写的《“民主柬埔寨”历史》(即“红色高棉”)的时候,有过感叹。这本书的序里说,八百年前中国人到了柬埔寨为他们写下了最早的文字历史(在元史里),近代是西方学者在写他们的历史,这本书标志着柬埔寨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的开始。我想到,中国有孔子时代就开始的写史传统,有那么多的能用中文写作的人,中国人的近期历史却没有写好,实在是个羞耻。现在我从杨继绳的书看到了曙光。他的一本好书,吸引了一群好人。不但有学识而且有道德能合作的好人们一起努力,把这个工作成功完成了。历史写作不像小说,可以一个人自己想象和虚构,历史研究特别需要合作和互助。我希望这本书是一个好开端,好兆头,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会见到和《墓碑》一样优秀的历史作品。   有些中国读者可能会有误解,以为像《墓碑》这样的“反动作品”是很容易得到美国“反动势力”的支持的。其实他们弄错了。去年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写了毕业论文,关于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学术界,怎么在六十年代没有报告甚至隐瞒了中国大饥荒。他写出的事实让我吃惊。直至今天,否认大饥荒、赞美文革的人,在美国的大学里也不是少数,而且相当有侵略性。我曾在学术会议上被某教授质问“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受难者是真的”,尽管我已经报告了这名受难者的名字住址单位以及丈夫和邻居的名字(上面提到的作家王蒙是其邻居)。我知道杨继绳先生的书已经和还会遭到这种不负责任的质问。不过,在一个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大环境下,说出事实和真理的书,最终会出版流传,也会取代那些从意识形态出发而不从事实出发的作品。这样一本中文大厚书的译本,既难翻译(工作量很大),也难出售(页数多了售价就高)。但是没有补贴的商业出版社接受和出版了。这本书的成功,不是政治操纵和金钱收买的结果,而是学术制度使然的结果,更是作者、译者努力工作的结果。   我希望自己不是太过乐观于“历史写作的力量”。今天我们庆祝英译本,还有法译本,德译本和日译本出版,我们还会庆祝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   2012年10月27日写于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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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关于在学生中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主题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研究院: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教育引导我校学生进一步坚定地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在推动学校科学发展、促进校园和谐中建功立业,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成长成才。现就在我校学生中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主题活动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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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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