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张亚利 实习记者 宫玺 北京报道 ［内容简要］：“不要以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就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我们知道是什么，就是不告诉你们。” 2005年元旦，央视播出了由程勇执导的纪录片《幸福在哪里》。 这部纪录片希望记录一个时代人们的普遍心理和精神状况。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33年前，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用摄像机在街头追问同胞：“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这一独特的影像技法穿越时空，在2012年秋天，登上中央电视台的荧幕，记者们追问一个个中国人：“你幸福吗？” 波兰大师的纪录片叫《谈话头》，它的血脉到了中国，全名是《喜迎十八大•走基层•百姓心声•假日调查——你幸福吗》。   •2012 年• “我姓曾” “百姓过日子，感觉幸福吗？国庆前夕，本台走基层记者分赴各地，开展假日特别调查‘你幸福吗？’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倾听数千位普通百姓的心声。” 9月29日，中秋节，面带笑容的新闻主播李瑞英在《新闻联播》中字正腔圆地播报，织着毛衣的市场个体户、搬袋子的新疆拾花工、路边择菜的北京退休职工一一“幸福”出场。“你幸福吗？”“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多给小孩攒钱、把最有希望的女儿研究生供出来了、生活过得满足，人们在各种场合述说着“幸福”。 镜头逼近山西清徐县北营村一个坐在凳子上的中年男子，“您幸福吗？”记者问。“我姓曾。”男子把脸转向记者，不假思索道。“你幸福吗？”记者追问。“问你幸不幸福。”村民笑着提醒。“幸福吧。”男子这才看上去不好意思地笑道。 没过多久，打着“我姓曾”字幕的“淡漠”侧脸截屏迅速在微博上、论坛里疯传，网友称其为“曾哥”，而他的回答则被誉为“神回复”。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喷笑”、调侃，还有对央视的讽刺和恶搞。 从9月29日至10月8日，“你幸福吗”系列在央视新闻频道和新闻联播中持续播出，民间评选的各种“神回复”也不断增加，除了“我姓曾”的务工大叔，“我跟你说话，队让人插了”的“插队哥”、 在镜头前自顾自称肉的新疆卖肉商贩、因为跟女朋友分手所以“今天不幸福”的清华微笑哥、弯着腰说“我耳朵聋，听不清楚”的73岁拾荒老人等纷纷“入围”，各种版本的“神回复”剪辑一时成了最受欢迎的“娱乐大片”，并不断发酵。 十一长假过去，“你幸福吗”提问，继续在央视的屏幕上响起。 10月14日，央视《面对面》，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接受主持人董倩采访。结尾时，董倩问莫言： “你幸福吗？” “我不知道。” “你现在最期待什么？” “结束采访。” 有网友将这段对话评为整个采访“最精彩”的部分。 “你幸福吗”的策划人是央视新闻中心的张宇珺。节目播出那些天，她也被同事调侃，央视内部“段子”齐飞。“这是好事儿啊，至少说明节目有影响，能让大家乐一乐，之后再想想这个问题不是挺好？”你幸福吗？张宇珺也问过老公这个问题，答案是，“这个问题设计得不好，我不会回答。”小儿子则回复：“不幸福，因为假期没人陪我玩。” 而当张宇珺自己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她连忙摆手，“这个，我忙得还没想过。”   1979年，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了纪录片《谈话头》。当波兰面临重大抉择时，他拿着摄像机，走上街头，询问人们：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2011年 • “走基层” 1979年，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了纪录片《谈话头》。当波兰面临重大抉择时，他拿着摄像机，走上街头，询问人们：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意外走红的“你幸福吗”调查原本只是央视“走基层”节目的一个节日特别版。 2011年8月，《关于在新闻战线广泛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意见》下发，全国媒体开始“走基层”。 “从去年8月开始，我们就在做‘走基层’节目了，也说不上什么固定的形式或者栏目，就是个小版块儿，主要还是做一个一个基层人物的小故事，已经做了一年多了。”2012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齐至，一直中规中矩的张宇珺和同事们也想做点儿不一样的。 正愁呢，9月19日，新闻中心副主任杨华拿了两个片子过来，说可以看看。这两个片子一个叫《你想要什么》，另一个叫《幸福在哪里》，作者是央视曾经的《纪事》栏目编导程勇。编导走上街头“海采”，冷不丁地问各种各样的人，“你想要什么？”“你幸福吗？”各种突然反应，很有意味。 张宇珺决定将这两个纪录片的形式与走“走基层”嫁接起来，发动央视各地记者站，街头追问：你幸福吗？ 9月20日，央视记者詹晨林正在太原市清徐县北营村做一个大学生村官采访，也是一个“走基层”选题。接到电话，让她顺带做几个“你幸福吗”采访。 9月22日，詹晨林来到村委会门口，那里是村里的中心，干完农活的农民常在那儿聚集，聊天的，弹被子的，抽烟的都有。詹晨林第一个想采访的是一个大姐，结果还没走近，大姐就说：“别问我，我不是这个村儿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后来看到了“曾哥”，就直接上去问了。于是就有了“我姓曾”。 詹晨林并没有觉得很诧异，觉得这只是人的本能反应，没听明白嘛。后来碰到很多类似的回答，有说姓王的，有说姓陈的。“当然也有反应比较激烈的，比如反问我的，说‘你有病啊？’‘想打人啊？’的，什么情况都有。” 有无厘头的回答，也有能触动她的回答。在北京地铁14号线大望路施工点，一个工人讲了自己的故事，他是四川三峡库区人，修水库后厂子倒了，日子过得不容易，后来出来打工，慢慢接受了移民后的新家，他最想要的是“钱”。“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但讲得太长太碎，后来没有办法剪进去。” 谢岩鹏是央视驻河南站的年轻记者，刚接到采访任务时，他非常忐忑，“走基层，街访，做了不少，但像这样没有事先跟对方说好，上去就问的，还是紧张。”在幼儿园、小学、初中、大学等地，他采访了近百个人。在郑州火车站，谢岩鹏碰到了说“最不幸福的事情是，我跟你说话，队让人插了”的“插队哥”。 宁夏记者站的负责人张军军是老记者了，最让他奇怪的是，几天来三路人采访了两三百人，“有个性”的，“不幸福”的回答还真是少。“也许跟问题的预设有关，如果问你为什么不幸福，也许答案就不一样了？” 9天的节目，央视派出包括7个海外记者站在内的70路记者，加上20个地方台，“海采”3500多人，最终播出147人。“你幸福吗”是主问题，配合“中秋”、“国庆”等主题，还设置了包括“中秋怎么过”、“你能为国家做什么”等问题。 在发给记者们的“实拍手册”中，节目阐述为“十八大前自创的海采式报道，传达中国普通人的幸福感、爱国情绪、生活真实状态”。 张宇珺还要求，所有记者都去看《纪事》的《你想要什么》和《幸福在哪里》，“不要刻意去找你想要的，而要去发现让你意外的”，“所有的回答都是我们想要的”，“回答不重要，重要的是回答问题的状态和场景。” 9月29日中秋节，第一条“你幸福吗”短片在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新闻直播间》、《新闻30分》滚动播出。最让张宇珺想不到的是，这个开始“并没把握”的节目竟被当晚《新闻联播》“选中”，播出了时长3分40秒的片段，而“我姓曾”这样的“神回复”竟也“保留”了下来。 “也许是觉得我们这节目新鲜？”     •2005年• 幸福在哪里 “你幸福吗”调查的创意，脱胎于一个纪录片导演七年前的追问。 2005年之前，李天华的一首《幸福在哪里》触动了《纪事》栏目的编导程勇。歌中唱道： 幸福在哪里/朋友哇告诉你/它不在月光下/也不在温室里 幸福在哪里/朋友哇告诉你/它在你的理想中/它在你的汗水里 他所思考的命题，有了一个表达的载体。 1994年，程勇刚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他想拍电影。“想拍电影，就先拍纪录片。”程勇被老师引荐到央视《东方时空》一档创办不久的纪实栏目。1993年，在《东方时空》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制片人陈虻创办了子栏目《生活空间》，每一集讲一个10分钟左右的小故事。在此之前，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官员、劳模和英雄。《生活空间》让你第一次能看到普通人的生活，缓缓的叙事和记录，没有刻意的主题。 那一年，中国还没有哪个电视台这样做纪录片。“《东方时空》是央视的改革试验田。《生活空间》塑造了一个时代，一批人，承载着那个年代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程勇一起受到启蒙的年轻同事全都野心勃勃，要为“小人物构成的中国当代史”而拍片。 从1993年到2000年前后，原本小众的“纪录片精神”在央视乃至中国的电视界成为主流甚至有些“时髦”的东西，而在程勇看来，这种所谓的“纪录片精神”，其实就是关注人性，摒弃官腔以及尽可能地接近真实。 1999年，《生活空间》分离出45分钟的长故事片《纪事》栏目，程勇去了《纪事》，希望能关注更大的时代命题。 “那几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层面的问题，社会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个体的困惑之间是否存在着共性？我不再满足于个体创作，而试图通过群像的方式来努力辨识我们时代的现状。”就在这时，程勇“碰到”了基耶斯洛夫斯基。 2003年的一天，一个朋友给程勇送来一张碟片，《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这是一部人物纪录片，主人公是程勇非常喜欢的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50多分钟的纪录片介绍了基耶斯洛夫斯基这位创作过《十诫》、《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和《红白蓝》三部曲等影片的著名波兰导演主要生平和作品。之前，程勇看过不少他的电影，“竟然不知道他早期也是纪录片出身。”传记中，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到了自己早期的纪录片，《洛兹小镇》、《谈话头》。 让程勇激动的，是片中出现的几个《谈话头》纪录片片段。他反复翻看。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走上街头，随机对每个人提出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程勇一下被《谈话头》打动了。“冷静的风格，提问的方式，变革时期的个人生存，个体困惑所呈现的共性，大师的表达和我当时的状态如此契合，给了我很大启发。” 2004年，效仿基耶斯洛夫斯基，程勇首次尝试拍摄了中国版的《你想要什么》。令他惊讶的是，人们“想要”的都是物质层面的东西。 而当程勇无意中听到《幸福在哪里》这首歌时，他突然觉得，也许 “幸福”这个话题可以承载更多思考。 2005年新年前夕，程勇发动了四路人马，五六个同事，分往北京、成都、厦门、西北四个方向进行随机采访，前期大约一个月时间，采访了上千人，又经过一个月的剪辑，最终出现在片中的，有99个人。“你幸福吗？你觉得幸福是什么？”编导们问着一个个的中国人，而《幸福在哪里》的歌曲旋律贯穿全片。 2005年元旦，中午11点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元旦致辞之后，央视新闻频道《纪事》栏目，《幸福在哪里》首次播出。 在开往新疆“幸福滩”的巴士上，乐观的售票员说：“幸福就是生活一天下来，高兴就算是幸福，人高兴也要过一天，你不高兴也要过一天。”说完，他给乘客唱起了歌。 在一座桥上，记者发现了一个女孩。你幸福吗？幸福。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吗？不知道。在纪录片中，人们知道，女孩爸爸去世，妈妈改嫁，爷爷奶奶是养牛的，她长大了想当司机。 在农村的婚礼上，一个农民对着镜头说，“不要以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就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我们知道是什么，就是不告诉你们。” …… “这个片子的影响当时也很大，我记得还有城市在街头大屏幕上播放，人们驻足观看。” 片子播出一年，还有人在看了重播后在网上发帖：“有的人抽噎起来，有的人匆匆离开，有的人甜蜜地搂紧爱人，有的人苦着脸躲进了麦当劳，有的人念起了改革开放党的好，有的人警惕地问你是干什么的……其实，镜头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我们看到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发问的对象。” 这部播出的片子，原本并不是程勇最满意的一个版本，因为在播出之前的夜晚，正和同事吃庆功饭的程勇接到了片子需要删改的电话，不改第二天就不能播。 “删掉的，就是些‘不幸福’的故事呗。”但这些，才是程勇眼中的“珍珠”。有个场景很打动他：冷清清的街头，跺着脚、呵着气的摆摊老人，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当工人，下岗，在大雪夜里摆摊。“在他身上，你能看到时代的痕迹，能看到一个群体，一种缩影。” 而留下来的，都是些个人生活、小调侃，跟时代脱钩的“不幸福”，“有的就类似于今天的‘神回复’，比如，我姓陆，大陆的陆。”   •1979年• 大师的启示 程勇更喜欢《幸福在哪里》，相对而言，这部纪录片比《你想要什么》成熟一些，更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人们的普遍心理和精神状况。这也更接近33年前，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谈话头》中想表达的意思。 “那是1979年，我相信，出现在电影中的40个人的表情，可以描绘出一个时代人的普遍心理状况。尽管人们无法精确描述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不相信他们可以梦想成真，但这些人应该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有权利去决定一些事情，可以担负起责任来。只有醉鬼才会说：我非常好。”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传记片中如此评价自己这部短片的意义。 1979年的波兰，不同年龄和生活状态的普通波兰人在镜头前述说他们“想要什么”：想要有自由去决定我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想要并非垂青强者的广义的自由，想要民主和宽容，想要活得更久…… 你出生于哪一年？你是谁？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你最想要什么？ 1980年，纪录片《谈话头》播出，25分钟，40张脸，从1岁到100岁。 “我是一个小男孩，我想成为一辆车。” “我不清楚我是谁，但我爱读书，我最想去美国。” “我还没完全准备好做重大决定，最想要人们彼此更尊重，更加关心别人，社会中有更多爱。” “我想要的是自由，并非垂青强者的自由。” “希望人们不要让对别人的恐惧影响他们的抉择，希望人们不要彼此害怕。” “我是作家，我害怕书作为传播思想工具的减少会导致民主的死亡。” “我们所有的梦想并没有都实现，希望我的儿孙们都梦想成真。” “我想要生活在一个真实而不是幻想和表面构成的世界。” “我是人道主义者和学者，想要关乎思想与尊严的人权，世界和平和自己的安宁。” “我100岁了，我想要活得更久一点。” …… 1980年，《谈话头》在波兰播出，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那时候，波兰正经历着重大的抉择，这一年，波兰政局剧变，此时波兰团结工联方才成立，1981年，波兰政府实行全国戒严，并对反对派进行大逮捕。国家何去何从，是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情。 对于当时的波兰人而言，“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是最严肃、有价值的提问。而他们的回答，似乎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方向。 2006年，程勇离开《纪事》，留在央视新闻中心评论部做行政工作，不再做片子。2008年，《纪事》栏目取消，与其他栏目合并。 2012年“你幸福吗”在央视爆红，在程勇看来，这些所谓的“神回复”就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不幸福”。当它们出现在“主旋律”的《新闻联播》上，就会容易被“读”出一些调侃和讽刺。 “无论是当年的感动、反思，还是如今的调侃、抨击，都能反映这个时代人们的一些心态，从这点来说，这个命题（你幸福吗）可以一直做下去。”这个昔日的纪录片导演说道。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1/13. | Permalink | 未分类 Post tags: 中国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今天的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已经完全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观众在现实中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大量暴力犯罪、官员贪腐、不道德男女关系的讯息，但是我们的电影审查却想要完全在电影中杜绝这些东西。有上亿中国人经常烧香拜佛，电影里却不能有神神鬼鬼。他们似乎想用电影为观众塑造一个理想世界，就像少年吴宇森为了逃避周遭恶劣的环境常常躲进电影院，但是都说了是少年吴宇森；我们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都是成年人，三岁小孩哭了你用糖哄他，三十岁老爷们儿骂娘了你还用糖哄他，这是对大家智商的侮辱。     斜看电影审查制度   文/陈佳莉       前阵子美国电影《Innocence of Muslims 》引起中东穆斯林的强烈反感，引发穆斯林抗议并最终引发暴力事件，导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声身亡。这部默默无名的影片因为这一系列事件而名闻天下，整个白宫都被它搞得焦头烂额。不过这种情况在我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广电总局的中国电影审查标准明令禁止“可能引起国际、民族、宗教纠纷的情节 ”的影片。而最近电影导演娄烨也将其新片《浮城谜事》的整个审查过程在网上公布，一时间引起无数热议，电影审查制度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客观地说电影审查在全世界都是存在的，只是审查的主体和表现形式不一样而已。美国是全世界言论最为自由的地方，就算《Innocence of Muslims》惹出了天大的麻烦，它的拍摄者也不用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但是在美国审查却依然是存在的，他们的审查表现为分级限制和自我审查。纯粹的审查是违背美国宪法的，但是分级制度却可以在不违背宪法的前提下限制一部影片的制作和发行。假如一部电影因为过于血腥暴力的场面和情色场面被MPAA定为NC17级，这就意味着17岁以下的观众无法观看该片，电影尚未上映就流失掉一大批观众；观众群的流失必然影响上座率，进而影响影院的排片量，故影片的发行范围也会缩小；而发行的缩小必然导致票房收入的减少，这是电影公司的老板们不愿意看到的景象。接着就出现了电影拍摄过程中的自我审查。假如一部电影可以拍成PG13（可能包括不适合13岁以下儿童观看的内容 ），干嘛要拍成R级(17岁以下必须由家长或成年监护人陪同 )？当年电影《珍珠港》因为战争场面过于血腥险些被定为R级，后经过制片方对战争场面的重新剪辑处理，最终电影还是被定为PG13级，这就意味着电影可以赢得更多17岁以下的观众，但电影确实是以牺牲其战争戏的艺术性为代价的。随着近年美国电影观众的日益年轻化，好莱坞更喜欢制作一些合家欢似的电影，这样就可以把一家大小全部吸引进电影院；而且各种电影周边产品的消费主力军也是年纪相对轻的观众，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对着绿巨人玩具大呼小叫。好莱坞的自我审查也越来越严重，以至于近年NC17的电影几乎要绝迹了。除了暴力、情色、粗口等内容，是否政治正确也是好莱坞自我审查的一部分。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而种族问题就变成这个国家最敏感的政治话题，也是好莱坞最关切的问题。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是影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很多人都认为是这部电影将他从街头马戏带入艺术的殿堂，但是这部戏对于3K党的美化描写却遭到大面积的抗议和抵制，乃至在一些地区被禁。经历了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后，种族主义更是成为了过街老鼠，绝对是上不了台面的。好莱坞也形成了一套种族搭配模式，比方说警匪片的拍档通常会有一个有色人种（《致命武器》系列、《48小时》系列），不守纪律的白人神探通常会有一个成天教训他的黑人上司，华人一般担任警局的文职和技术支持一类活。假如是以某个族群的犯罪问题为背景的话，那么肯定会安排一个该族群的演员出演主要正面角色。相对来说对现任领导人和国家政策提出批评和讽刺就显得容易多了，奥巴马的竞选口号已经被调侃了无数次，布什总统还没下台奥利佛斯通就开始鼓捣《布什传》，迈克摩尔更是在2004年弄了一部《华氏911》直接叫板布什政府。但是批评和讽刺也得有个度，如果得罪了现任领导人或者现行政策的支持者那就意味着又要流失一部分观众。当然也有专门为反对现任领导人的群体拍摄的电影，就像《华氏911》。当然好莱坞和华盛顿的关系也不都是批评和讽刺，也有如胶似漆的时候。好莱坞拍戏的时候经常要用到各种飞机、航母、军事基地什么的，而军方也偶尔需要好莱坞替他们宣传形象，这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托尼斯科特导演的《壮志凌云》，影片拍摄得到军方大力支持，而最终的电影业很像一出征兵广告，到后来斯科特拍摄军方不太那么正面的片子的时候，军方也没那么爽快了。受益于宽广的发行渠道，在好莱坞主流作品的自我审查越来越严重，但是各种主打特定市场的电影依然有广阔的空间：低成本的血腥恐怖片还能大行其道，直接发行DVD的动作片，每年可以卖到数十亿美元，美国的色情片制作业也是红红火火。前面我们提到的MPAA是一个非政府的行业协会组织，也就是说在美国政府几乎无法插手电影的制作和发行，一切的检查都是依靠行业和闯作者的自律，对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压力基本都来自市场。这也就是美国政府拿《Innocence of Muslims》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原因。当然也有个别极端的例外情况。在周星驰的《国产零零漆》中，曾经出现过一部美国色情片《春潮烂漫海棠红》，这部电影的女主角Traci Lords因为在拍摄本片时尚未成年，最终政府以本片有未成年人参加色情演出为由禁掉了该片，不允许任何人发行和持有该片。 像美国这种完全依靠行业自律和市场压力的电影审查模式虽然也存在很多问题，并且也时不时闹个笑话，但还是在大多数现代化国家得到采纳。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模式，那就是完全以政府为主导的一种审查模式，就像中国这样。中国电影早在民国时期就存在电影审查制度，但是当时的审查制度并没能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到中国电影，1947年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因为批评国民党在重庆大后方的腐败几乎被禁，但是导演郑君里行贿了负责了电影审查的官员，最终电影得以顺利上映。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电影，把电影当做一个最重要的宣传手段，是党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因此对于电影制作发行审查的权力一直牢牢的控制在手里，新中国第一部被禁的电影是《武训传》，这部电影讲述的山东武训行乞办学的故事，为了迎合新中国的政治氛围，电影中加进了一段宣扬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戏，这部戏最开始是得到周恩来的肯定的，但是片中武训质疑暴力革命的戏依然惹恼了毛泽东，之后毛发动了一场对于该片的大批判运动，这部电影一时间成为整个中国文化政治运动的中心，这是之前任何中国电影都没能“享受”的待遇。《武训传》的遭遇完全属于躺着中枪，在此之后的很多年中国电影一直都必须紧跟着党的路线走，最终完全沦为党宣传的工具。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电影工作者受到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影响，拍摄了不少反映他们内心真实想法的电影，比方说吕班拍摄的讽刺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的《新局长到来之前》《未完成的喜剧》。但是这场双百运动很快演变成一场恐怖的反右运动，导演石挥因为在电影《雾海夜航许》中刻画了不是伟光正的干部形象，被打成右派，受到迫害，最终自杀身亡。和石挥有类似遭遇的电影人还有很多。电影人刚刚想表达一点自己的想法，立刻又被一棍子打死，彻底回到党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者上来了。但是有审查就会有反抗，哪怕是跪着造反。1958年严寄洲和郝光拍摄的《英雄虎胆》加进了女特务阿兰和解放军侦察科长的感情戏，并加进了一段二人跳舞的镜头，为当时无数群众所默默喜爱，但是江青同志却认为该片“美化特务阿兰， 跳摇摆舞一场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歪曲了侦察部队形象，雷参谋化装后，比敌人还象敌人。剿匪不靠发动群众，只靠派进去，与《林海雪原》都是学苏联的。”其实那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审查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标准而言，完全由政治风气和领导人的喜好而定，电影和电影人的命运也像小孩子的脸苦笑不定，就像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过几天也可能变成内奸、工贼、叛徒。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中国电影几乎全面停产，整个10年拍摄的完全是按照江青的“三突出”原则拍摄的为政治服务的电影。而同一时期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由于赫鲁晓夫文艺政策的影响出现了大量像《雁南飞》《第四十一》这样的佳作，甚至诞生如塔可夫斯基这样的大师。 文革技术后，整个社会出现了一股反思文革的潮流，党也适当地放宽了文艺政策。一时间出现了不少反思文革、制度、人性、社会问题的影片。吴永刚的《巴山夜雨》、谢晋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杨延晋的《苦恼人的笑》《小街》都对文革作出了反思，郑同天的《邻居》反映了文革之后大学教员的住房问题以及当时社会的腐败作风，由郑义编剧的《枫》反映了文革中武斗的情形，很多年后被人称为中国的《大逃杀》……但是很快就有一部电影触及到了党审查的底线，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了1980年的电影《太阳和人》。这部电影尖锐地提出了“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这样的问题，并引发了一场长达两年的争论，甚至将当时最高层的邓小平和胡耀邦也卷了进去，最终这部电影被禁，后来台湾方面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在台湾拍摄了该片，并使用了剧本作者白桦原著的名字《苦恋》。1980年代，中国社会风气、经济和政治初步开放，观众也能接触到欧美、日本、港台的电影，相较国产电影，这些电影更具吸引力。各大国营制片厂也开始根据观众的需求拍摄一些商业电影，于是银幕上出现了喜剧、武打、犯罪、惊悚，乃至裸露镜头。80年代末的电影《寡妇村》上映时打上“儿童不宜”的字样，这或许是中国大陆电影分级意识的开始。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电影审查最为宽松的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也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横空出世。时至今日还有人为周晓文的《最后的疯狂》叫好，不是因为电影本身，而是因为他是一部国产片。有朋友看完谢飞的《本命年》后兴奋不已，大呼这样的电影，现在根本无法通过审查，当年还能得金鸡百花奖。进入20世纪90年代，电影审查收紧，以至于这一时期最令人兴奋的国产片基本都是禁片，张艺谋信心满满地派出了他最为观众认可的《活着》出人意料的被禁；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也被禁，后来因为在戛纳得奖才得以解禁，但是时至今日仍然不能在电视台播出；田壮壮的《蓝风筝》也被禁，第五代最杰出的三位导演接连被禁，而他们的电影被禁的一个重要原因都是因为电影反映了文革。这段80年代可以在电影反思的历史，在90年代成为了禁忌，90年代出现的第六代导演干脆就以地下导演的身份出场。而90年代最后一部可以称为杰作的大陆电影《鬼子来了》同样难免被禁的命运。在这个10年，擅长历史题材的第五代发现历史常常成为禁忌，而关注当下和个体命运的第六代则完全沦为地下。除开地下的和被禁的，整个90年代的国产电影显得异常的平庸。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腾飞，电影产业也迅猛发展。然而此时却出现一个吊诡的景象，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电影审查制度却越来越严厉，电影的艺术品质也在不断下滑。在保守而平庸的90年代我们还能在银幕上看到一些反映人性和社会阴暗面的作品，比方说张艺谋的《菊豆》，就算电影容易被禁，电影人也愿意尝试敏感题材；到了新世纪，这些题材几乎消亡。新世纪以来，过往的主旋律题材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商业片；而国产电影的审查标准也越来越严厉，对于电影内容的限制也越来越多。在这种审查环境下，我们的商业电影也被迫朝着一个吊诡的方向发展。这些年国产警匪题材影片不少，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一个张丰毅在《龙年警官》里演的桀骜不驯的警察，因为在现在电影里警察不能说的话、不能干的事太多。新的电影审查标准似乎要将国产电影完全引向歌颂生活、歌颂祖国的真善美境地。现实题材禁区多，迫使电影制作者把目光转向古装片，于是一时间戏院里尽是些飞来飞起的古代人；古装片观众看累了，于是又转向民国。电影人失去了关注当下的热情和动力，或许有一天他们还会失去这种能力。拍完了野合、乱伦、通奸的张艺谋居然在知天命的年纪拍起了纯情戏。早在90年代基本就被香港电影人摒弃了的民族主义元素，又被他们重拾，以迎合国内的审查制度。电影《叶问》本来是主要描写国内的门派之争的，但是剧本送审后被要求修改，不能破坏民族团结，最终被改成拳打东洋鬼子，第二部又升级为拳打西洋鬼子。许多讲述特区香港故事的电影为了能在内地上映被迫做出修改，变成殖民地香港的故事，很多事情只能发生在1997之前，于是观众可以轻易的在一部讲述96年故事的电影中找到一部06年才上市的手机，电影《金钱帝国》很魔幻的片头加上了香港97回归之后社会清正廉洁，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一直就是全世界最清廉的地区之一。陈嘉上拍摄《画皮》为了通过审查，被迫把女鬼改成了狐狸精，难道在我们的审查官员眼里，女鬼和狐狸精的差别真的有那么大吗？今天的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已经完全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观众在现实中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大量暴力犯罪、官员贪腐、不道德男女关系的讯息，但是我们的电影审查却想要完全在电影中杜绝这些东西。有上亿中国人经常烧香拜佛，电影里却不能有神神鬼鬼。他们似乎想用电影为观众塑造一个理想世界，就像少年吴宇森为了逃避周遭恶劣的环境常常躲进电影院，但是都说了是少年吴宇森；我们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都是成年人，三岁小孩哭了你用糖哄他，三十岁老爷们儿骂娘了你还用糖哄他，这是对大家智商的侮辱。       （采编：周拙恒；责编：楼杭丹）     您可能也喜欢： 由大学生对网络审查制度的态度所想到的 ＜七星说法＞第五十期：律师制度在香港 ＜玉衡＞极权主义相关电影漫谈 ＜摇光＞信仰分级制度 一台特立独行的“动机审查仪” 无觅

    “围观者”：当我们喜迎十八大       人人喜迎十八大？   2012年10月29日，当大学生们结束了一天的课程，打开电脑登陆人人网，一片耀眼的正红与金黄赫然出现在屏幕上。人民大会堂庄严的背景衬托着学生们的转发、段子、自拍照，显得有些不搭调。     这是人人网为了跟随十八大的潮流特意设置的主页皮肤。反应快速的用户们立即发状态吐槽：新闻联播没有错，说了人人喜迎十八大，人人真的就喜迎十八大了。 事实上，“喜迎”的潮流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从传统的各地大大小小的文艺汇演、媒体的专题报道、各种评选活动和无处不在的标语和横幅，到新颖的摆多米诺骨牌、叠被子……官方媒体以一种迎接重大节日的态度，不遗余力地调动着人们对执政党的热情和感恩之心。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网络，看一看普通人最喜欢发表意见的平台微博和人人网，就会发现人们的想法似乎并不与官方相协调。 @陈骁：坐火车禁止携带菜刀与剪刀，机场安检摸裤裆，打出租车去长安街要填表，封死出租车后窗，大型演唱会活动延期，，大场面电影拍摄延期，禁放气球，禁娱乐性飞行，五环内外地禁行货车，购买遥控飞机要实名，学校不得组织秋游，足底店单间不准关门。——北京喜迎十八大。 @范锋：读懂中国真不容易。有时候公众最关心的大事，官方的新闻可能吝啬到只有一句话；很多大的事件，我们能看到新闻不是事情演化的来龙去脉，而只是一个声色俱厉的官方声明；网络上各种传言和各种辟谣让人都真伪难辨；三五朋友聚会交流最多的话题，网民们称为“斯巴达”。 ….大家都在打着各种哑谜… @蒲蒲壳陈思羽：斯巴达的调查范围又扩大了//@高晓松：最近歌曲审查空前严格起来，大电视台播出的歌曲不能带有“死”“下”等各种不吉利字眼。刚眼看着一歌手翻唱＜死了都要爱＞被毙，提醒下同行。 除了抱怨之外，更多的普通网友则仿佛起哄一样，以略带调侃的方式，将“喜迎十八大”变成了一个百搭的后缀： 人人网：莫言获奖了！天啊，诺贝尔奖也推出十八大献礼了！ @5唐精：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来自扭腰的一股寒流已经来到中国……我们期盼着降温喜迎党的2*9大，我们期待降温让扭腰寒流来的更猛烈些吧。 @我是西蒙周V：【你我的斯巴达】会议期间避免负面，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A 一、关键时刻捍卫老板；二、尖峰时刻包容跟班；三、微妙时刻善待小三。B 一、救灾不露笑脸；二、会议不抽名烟；三、采访不戴名表；四、飞行不惹麻烦；五、上班不会红颜；六、约会不搞群欢；七、消费不留帐单；八、同事之间不能闹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耳濡目染，仍然有很多人、甚至单位，不明白十八大的真实含义，更不想花费时间去了解十八大的主题、任务和意义。这一次，人们仍然延续了对政治话题惯有的回避风格。对他们来说，十八大也许就是一句响亮又遥远的口号。 无论是抱怨、调侃还是弄错对象，普通人对于这个影响国家政治的重大事件的态度，就好像在大街上围观一场露天表演一样：从众、看热闹、居身事外，看了一会儿想起还要上班，转身就走。 柴米油盐，一个会议似乎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关系,尤其对于党外的人来说。大部分人不太会去关心一个与自己无关的话题：学生们有绩点和即将来临的光棍节；白领们有高高在上的油价和房价；就是那些较为关注公共事件的人们，也难以从PX事件和虐童新闻中分身出来。人们普遍感到的，是一种现实的压力与无助。专注于脚下是明智的，抬头探路不是自己的分内事。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很多人似乎美国的大选更感兴趣，大家表达着对两个候选人老是拿中国问题说事的不满情绪，却忘了另一个即将开始的活动不但要拿中国说事，还要决定它未来十年将要发生的那些事儿。 哈维尔曾讲过一个故事：在苏联统治时期的捷克，一个果蔬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的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问道：“他这样做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对此，哈维尔自己给出的答案是：“我敢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们对于橱窗上标语的意义从来是不会过问的。他们也不会用那样的标语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标语和现实、官方和民间，在十八大的话题上，相离得如此遥远。 同一件事情，主旋律的正面渲染、网络的肆意戏谑、现实的极度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感觉像一个精神分裂倾向的人，在极度扭曲地表达着自己的情感，有夸张、有荒诞、有哗众取宠……唯一没有的是真实与坦诚….. 我们为什么只是围观？ 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刘瑜写道： 07年夏天《时代》杂志曾经发表一篇文章“Me Generation”，指出中国当代的年轻人大多注重个体生活，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此文曾经在网上引起一阵讨论，有些年轻人忿忿地指出：“我就是不关心政治怎么了！”我不想说这种在中国普遍存在的论调是“不道德的”，但我想说，它是“不自然的”。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妈妈买菜，爸爸洗菜，姐姐做饭，哥哥洗碗，妹妹扫地，但有一个弟弟却说：“我就是不关心做饭怎么了！”一件事情明明与每个人都有关系，但却非要说它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我只能说，在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制度和文化障碍遮蔽了公共生活的自然状态。 那么，对于国家重大政治事件，人们为什么怀着围观者心态，而不是像一个参与者一样，积极了解、认真讨论？参考一些学者的观点和现实状况，我们似乎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解释： 参与意义何在？ 事实上，政治参与热情降低的现象不是中国独有。在世界范围内，成熟的民主国家40年来投票率稳步下跌，基本只有50%~60%。主要原因，是不论哪个国内政党、领导人上台，基本的施政方针并不会出现特别大的变化，政策具有稳定性。尽管奥巴马和罗姆尼在电视机前辩论得泾渭分明，但这其中大部分只是为了赢得竞选而故意突显出的差异，一旦上台，只要政治经济形势不变、人们的认知水平和相关理论没有巨大变化，政策就很难有太大变化。选民们在经历过十几年的政治参与后，对此过程已然有一种“看破红尘”的味道。因此，民主选举越成熟，政治参与热情越低。可以说，这是一种基于投入产出分析后的理性选择。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尽管表现出的现象相同，根源却明显不同。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关心十八大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立刻反问一句：有什么意义吗？ @李诺言：昨夜和一美国人聊天，问到这次美国大选你支持谁？他回答到还是希望奥巴马继续执掌白宫，问及为什么？他又说奥巴马能带来就业率，美国人问我，中国大选，你支持谁？我说中国这不叫大选，这叫换届，中央电视台说是谁，咱们就喜迎欢迎谁！ 领导人的提前内定、普通公民的参与无效，使得这场会议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只是一场隔岸观火的演出。有人甚至给它起了个名字——“神仙会议”，意即会议属于高高在上不可触及的高层们。国家事务离我们似乎太遥远、太模糊，又有什么必要参与其中呢？ 还有一类人群，尤其是我们的祖父母一辈，对于这个带领他们摆脱战争和贫困的政党怀着朴素又强烈的感情。尽管认识到社会上存有许多问题，他们仍然相信“上面的人”一定是清廉公明、能够为民做主的。因此他们参与“喜迎”、抒发感情，却同样不会真正关注和理解十八大。 参与动机何在？ 1966年，在匈牙利事件十周年的日子里，匈牙利当局采取了草木皆兵的防范态度。然而，全国根本没有发生当局预料的群体事件。而在次年的匈牙利选举中，卡达尔甚至对弥漫的无动于衷的气氛感到失望。 匈牙利人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一部分原因当然是十年前的教训还历历在目，而另一方面，随着从1959年开始的有限的经济开放政策，市场上的消费品供应变得充足，这就导致了“赶快发财”的实利主义风气在社会各阶层的弥漫。毫无疑问，长期的政治稳定，是“土豆烧牛肉社会主义”，及其进化版本“电冰箱社会主义”、“私人小轿车社会主义”和“度假别墅社会主义”的衍生物。 而同样的情况是否也适用于今日中国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变化，已经能够让很多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而上世纪80年代末改革历程的戛然而止，则成为了人们心中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实践证明，不参与政治就能过上“幸福生活”，而参与政治却要面临风险，那么，参与的动机自然要大打折扣了。 参与人群何在？ 中产阶级一直是政治参与的主要力量。托克维尔在对美国的观察时认为，“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往往能够提出全面的政治改革要求，并有能力组织起来呼吁改革……中产阶级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拥护者和支持者。” 然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产阶级还远没有形成一股稳定而具影响力的力量。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中国大城市的中产阶级身上，“强政治取向”和“弱政治参与”并存。一方面，这个群体受益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和职业地位，因此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国家发展前景”有强烈的期待；另一方面，这一群体对主流政治宣传话语表现出集体淡漠，对政治身份持“无所谓”态度。并且，高生活压力进一步压缩了中产阶级关注公共话题的精力与时间。 最后，我们还需要认识到的是，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中坚作用，是针对民主社会而言的。在非民主国家，这一群体亦无法真正参与到政治活动及决策中去，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大大降低。因此，一般社会中公共事务参与的主要人群，在中国被大大减少。 参与习惯何在？ 政治参与的习惯是需要社会培养的，然而这种培养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并且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认真度。“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城邦公民的住宅通常十分卑隘，而公共建筑则相当恢弘，人们在广场、剧院、街道上相互熟识，并在那里学会如何关心、参与和讨论城邦事务。与之相比，现代社会则出现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桑内特称之为‘公共人的衰落’——人们渐渐退回到一个远离社会的个人生活圈子中，沉浸在一个关注自我的个人主义状态之中。这其中似乎有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联系：现代人的住所越来越舒适，他们也就越来越倾向于在这里构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去公共空间去寻找自我。”这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他的著作《独自打保龄》中提到的观点。 有人说，当下流行的微博议政，不是说明了，即使人们躲到自己的个人空间里，还是可以、甚至更好的参与到公共话题中来吗？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微博上的公共话题讨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只是休闲式的围观而不是认真严肃的参与：微博论政门槛较低，人们利用零碎空闲的排队时间刷刷新闻，随手转发，对于内容并没有怀着认真的态度，这也是网络是谣言时常兴起的原因之一。这种围观并不能代替真正的公共事务参与。当然，利用微博认真参与政治的不是没有，但显然不属于一般现象。 意义、动机、人群、习惯，这些的缺失使我们变成了外圈的围观者；而我们所围观的，却是自己的生活。 总结：向着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有赖于人们的参与。如果人们逐渐变成懒散的消费者，而不是积极的公民，那么社会的基石就发生了动摇……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不参与的人们，而不是参与的人们。”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不应该仅仅是选择不同牌子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 面对一个从某种程度上会决定未来国家走向的事件，无论是手捧鲜花、嘴唱赞歌，还是冷眼相望讽刺戏谑，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公民反应。虽然我们知道，这样的现状已非一日之寒，但我们也并不是就无力改进。如果能有更多的人理性地参与到十八大及相关公共事务中去，认识现象、独立思考、积极传播，那么虽然是杯水车薪，也并不是全然没有价值的。天柱虽高，跬步以量。如果我们相信存在一个未来，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怀疑要不要为之努力。     （编辑：李靖恒 刘迎；责编：张舸）     您可能也喜欢： ＜摇光＞围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奇葩之夜——演员，和影响力 ＜七星百科＞第二十二期：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天玑＞我的记忆是一座城之八——去远方的第二十九个男人 第二期：有就业率是否就业利？ ＜七星百科＞第二十六期：计划生育制度 无觅

   1990年代初，我在纽约大学犹太学系读研究生，主攻犹太神秘宗教和宗教学。在一些宗教学课程中和相关书里，我初次读到一些藏传佛教的知识，这是我与藏文化的初次接触。那时的接触可谓“浅尝即止”，要到1990年代末，我在纽约中央公园参加达赖喇嘛尊者的公开演讲，才算得上是一次对我有深刻意义的事情。 又过了4、5年，一系列机缘促使我开始较为深入地研究当代藏史，主要是1950年之后的西藏三区历史。从那时至今，我的全部阅读都与此有关。之所以是“当代藏史”而非古代藏史，主要是因为我对近现代史比较感兴趣。2010年出版《1959 拉萨！》，今年9月出版《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算是这些年研究的小小成果。我个人认为，这两本书的最大意义是初步厘清了一些史实，收集、整理了相当一批中文资料，特别是零散于各处的中共官方资料。至于我基于这些资料写成的这两本书，自然是任由读者见仁见智。  写这篇文章，是想对自己这些年的研究心得做个简单的总结，顺便谈谈对当代藏史研究的困境与问题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在此我必须作两点说明：第一，这些年来我被称为“藏独分子”、“民主人士”、 “民运分子”、“达赖追随者”、“CIA特务”等等，无论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都是他人加诸于我的标签，与我对自己的定位全然无关。我对自己的定位是：独立历史研究者。这一定位对我至关重要。“独立”，意味着我不受任何机构、组织、党派以及政治势力支持和左右，亦非任何组织、机构、党派和政治势力的代言人；“历史研究者”意味着我必须遵守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否则我的研究既谈不上意义，也谈不上价值。“史学基本原则”包含一整套理论、方法和伦理。随着时代的变化、价值观的改变，新的观念、事件、研究工具、资料等等的出现，史学研究的方法会发生一些变化，例如产生新的流派之类，但核心原则并无多大改变。对基本史学理论感兴趣的人，不妨读读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 Tosh）的经典史学教材《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The Pursuit of History:  Aims, Methods an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自我定位为 “研究者”也让我明确一点：我不是个活动家，我的有限时间和精力必须用于挖故纸堆、采集口述历史、整理和分析资料等等与研究有关的事务。除了偶尔参加几个研讨会之外，我既无时间，也无精力参与各种政治性活动。 基于此，我在谈“观察和思考”时，是以“独立历史研究者”的身份，而非任何他人加诸于我的身份。 何为“当代藏史”？ 坦白说，我不清楚国际藏学界对“当代藏史”是否有明确定义，我自己对“当代藏史”的时间定义是1950年之后，对地域的定义是“传统西藏三区”，也就是现实政治架构中的“四省一区藏区”。为避免被误读，我在此做一点解释：当我提及“四省一区”或者“中国西南西北藏区”时，并不包含政治价值观，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我否认这些地区同时也是“传统藏区”，即历史上的吐蕃帝国疆域，我只是如实描述现实的政治架构。 其实这里还有个相当实际的史学研究方法问题：研究者不可能将现代史的研究置于非现代的时空概念之中，正如研究当代中国史不能使用秦代的时空概念一样。  为什么是1950年？因为1950年中共占领西藏意味着传统藏区全部被外部势力吞并，其历史开始了一个与此前全然不同的阶段。从“吐蕃帝国”到“四省一区”是一部长达千年的历史，由于能力的限制，我集中研究的是距离自己最近的这一段，也就是当代史。 任何有过历史研究实践的人都知道，对特定历史阶段或者历史事件的研究必须有纵横两方面的扩展，也就是 “背景”。任何历史事件都必须放置在当时的——而非当下的——状况中加以考察，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广泛的知识。我对当代藏史研究的背景深度延至清末，宽度涵盖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冷战史等等。也就是说，我对当代藏史的研究，是置放在这样一个座标中的。 顺便说一句，作为一个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人，我还不至于相信什么“自古以来”。稍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不难明白，“自古以来”根本就是个伪命题。这些年来，为了证实或证伪这个“自古以来”，无数人耗费了无数时间和精力，其实，如果对“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有基本的了解，“自古以来”就不必谈了，因为逻辑上根本就不成立。有兴趣的人不妨读读葛剑雄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这本出版于1994年的书在谈到西藏时和周边民族时，明显自相矛盾，显示出作者的挣扎，但作者对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的研究，是相当价值的。另外，葛兆光于2010年出版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也很值得一读，特别是第一章第四节。 当代藏史研究的困境 对历史研究有兴趣的人都知道，史学研究中难度最大的是当代史，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史料匮乏，特别是关键史料匮乏，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形形色色的立场、观点、禁忌、情感、“政治正确”等等等等。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研究者还有可能因触犯某些“禁忌”而遭遇各种各样的麻烦，甚至有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没有人会天真到相信历史研究可以完全从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剥离，不管研究的内容是什么，不管是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通史、断代史、地方史、专题史等等，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当下政治的干扰。在某些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历史研究甚至会被当下的政治绑架。不幸的是，藏史研究，特别是近现代藏史研究，尤其是当代藏史研究，就处在“被政治绑架”的状态。 藏学研究分好几块， 中国大陆一块，欧洲一块，美国一块，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一些人在做各种研究。如今“藏学家”不少，但“藏学家”就像“汉学家”一样， 是个概括性的称谓，细分的话，各人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些年里，我与欧美的藏学界多少有些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虽未作统计，但感觉老一代，也就是60年代开始研究藏学的学者中，专攻当代藏史的人并不算多。虽然欧美每年都有各种“涉藏”书籍出版，但当代史方面的书如果有的话，往往并无多少新意，真正够得上学术研究的也并不多。最近几年遇到过一些年轻学者，还有些在校博士生，感觉到情况正在悄然改变，研究范围开始从狭义的“西藏”，即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西方学者现在常常称之为central Tibet）转向地方史（Local History）研究。为避免误解，在此特为说明，此处所说的“地方史”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框架中的“地方史”，而是相对整个藏区的“地方史”，比方说康区某地某时的历史，拉卜楞地区的历史，尖扎（不是现在的尖扎县，而是中共进入当地之前的尖扎王治下的尖扎）在中共建政之前的社会状况等等。 中国大陆的藏学研究起步比欧美晚。 1979年2月16里，胡乔木给中央民委党组写了封信，转达社科院宗教所所长任继愈给他的信中提出的几点建议，包括抢救西藏珍贵文物和宗教典籍、资料，成立西藏图书资料中心，吸收有专长的人才参与对文物、典籍等的抢救、整理、编目等等，其目的除了“保护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之外，还有“维护我国在西藏学上应有的发言权和学术地位”。1979年3月10日，也就是1959年“3•10事件”整整20年之后（历史的又一个有意思的巧合），中共中央统战部将此信批转西藏自治区党委。中国大陆的藏学从此发展起来。藏史研究方面，中国藏学界可谓被政治牢牢绑架，被“自古以来”、“达赖集团”等几条紧箍咒死死套住，纯属“戴着镣铐跳舞”。中国藏学研究在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 艺术史等方面颇有建树，但在当代藏史方面那就是“马尾串豆腐——不提也罢”。一言以蔽之：国内独立研究者的成果，以及知情人和当事人所写的有史料价值的书不是被禁，就是只能在境外出版，还有极少数是地下出版的。 藏学在西方虽然历史较长，但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其实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也就是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西藏流亡社会形成之后。1956年，CIA想找个藏语翻译来帮他们训练四水六岗游击队员还煞费苦心，如今CIA要在美国找个藏语翻译肯定不费吹灰之力。不过，这也意味着那个时代出来的藏学家很多是通过流亡社会来了解1950年之后的西藏的。那个阶段不仅资料来源相当有限（CIA资料和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件尚未解密），而且书写者有很多是并未受过史学训练的记者。1960-70年代出版、涉及当代藏史方面的书我读过不少，但引用不多，因为很多没有注明资料来源，有些信息没有经过专业性的甄别，后来证实是错误的。由于当代藏史研究可说是在冷战中产生的，早期的各方出版物（60、70年代的相关出版物）基本上都是史实与宣传的结合，也都有点“你说黑我就一定要说白”的走极端趋势，情况相当混乱，专业程度颇低。到80年代后情况才开始好转。当然，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过程， 随着资料的解密或泄露，越来越多的知情人、当事人出版回忆录，研究自然会越来越细，研究成果也会越来越接近真实。 当代藏史研究属于“高度敏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大陆藏学界的那些紧箍咒也绑架了西方学术界的藏史研究。由于西藏问题是个“正在进行时”问题，而且是个持续不断的“热点”问题，世界各国都有相当多的西藏自由事业支持者和达赖喇嘛支持者，相关讨论、争论很容易情绪化，欧美藏学家们也被贴上诸如“亲中”（Pro-China）、“亲藏”（Pro-Tibet）这样的标签；中国政府自然也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许多拒绝被“紧箍咒”套住，发表令中国政府不满的言论，或是研究结果不符合中国政府有关藏史“主旋律”的欧美藏学家或相关研究机构，往往被中国政府封杀。西方藏学家被中国签证，被拒入藏考察调研，被拒参加学术会议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被封杀者不乏著名藏学家。 这种现状难免造成一些机构及个人的“自律”，或艰难地在各种观点上保持平衡。这点我深有体会。曾有亚洲某国的一学术机构拒绝让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原因并非“该人不属于学术机构，因而不具备参加的资格”这样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却是“该人研究的内容过于敏感”；  有次应邀在某大学参加一场讨论会，却在会前被主办方告知，由于与会者有不少大陆学生，我最好不要提及那些“令人震惊的数据”。前次在大陆跟一位宣传部门的官员谈及此事，他得意地说：“看来我们真的强大了，老外也不敢得罪我们了！”对此我无话可说，不过，我相信西方藏学界还不至于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  在中国，国人被灌输了大半个世纪的“自古以来”、“叛乱集团”等等，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加上国人那种“人人都是政治家”的状况，到了“涉藏问题”就成了“人人都是藏学家”，各方基于各自的立场来书写和解说历史，读者也根据各自的立场来选择。2004年，有个澳大利亚人写过一本书，叫做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恰好我那时开始阅读有关当代藏史的书和资料，加上在图书馆工作的“近水楼台”，该书一出版就认真读了一遍，对未来有可能遇到的状况有了点精神准备。前阵子在网上查这本书的出版信息，看到该书网页上有两条评论，一个西方读者说好，一个网名“Laowan”（老万？）的读者说差，理由是该书作者说自己曾在西藏流亡社区结交了一些流亡藏人，因此他对藏史的了解深受藏人的影响。Laowan认为这点足以证明作者的偏见，他推荐戈斯坦的《雪狮与龙》。我看了啼笑皆非：要是Laowan知道戈太太就是个流亡的西藏贵族之女，按照Laowan的判断标准，戈斯坦就肯定比那个澳大利亚人更公正吗？ 很明显，在这样的氛围里做当代藏史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庆幸自己是个独立研究者。独立研究者有另外一些困难，比方说缺少学术机构的财力人力支持，我没法让研究生来帮我整理资料，也没钱请翻译，但独立研究者的好处是，你的研究项目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批准，不需要顾虑任何一方的“政治正确”，因此更容易坚持自己的研究自主性。 另外一个问题是，历史研究者都知道，通过认真、冷静、严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时常会与大众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固有认知相悖。 在这样的时候，坚持研究的自主性就是对研究者的考验：考验的不仅是研究者的功力，还有定力。   词语的力量 《铁鸟》初稿完成后，我在修改书稿期间顺带做了点翻译活儿，把手头的一些“涉藏”中文资料译成英文，提供给其他研究者，算是“资料分享”。期间，我与我的合作者，通晓藏语的英国藏学家Matthew  Akester就一些中文词汇的英译有过多次讨论。这些词汇包括“土司（土官）、头人、活佛”等等。这些词在汉文资料里比比皆是，大家都很熟悉。坦白说，在动手翻译前，我从未想过这些词汇中包含的某些问题。但是，当我需要选择英文词汇来表现时，问题就来了。比方说，如果把“土司”翻译成“local lords”，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是“local”？相对谁而言是“local”？假如换个角度，还会是“local”吗？藏人自己是如何称呼这些官职的？于是我请Matthew找出在安多藏语中的相关词汇。我们分别对这些词汇汉、藏文的原义做出语义解释后，同时发现了问题。但是，翻译的原则是忠实于原文，我们当然不能任意改动原文，因此，我们在译本中加入脚注，指出这些词的藏文原文及其含义。 但是，当我按照习惯，将汉语的“部落”翻译成英文的“Nomad tribe”时，Matthew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反对使用tribe这个词，认为这个词在英文里有点贬义。根据《牛津英汉词典》，“tribe”这个词 的解释是： racial group (esp in a primitive or nomadic culture) united by language, religion, customs, etc and living as a community under one or more chiefs，这里的primitive可以被理解为含有“不开化”的意义。他建议用藏文tsoba来代替，我提醒他“部落”不仅仅是牧民部落，还包括农区部落，用tsoba不大合适。他说要不用“nomad group”来特指牧民部落？我说那农业部落是不是用“agricultural village”？他说village本身就有“定居”的意思……总之，我们来来回回讨论了多次，最后暂时还是用了tribe这个词。由于译本尚未最后定稿，我们说不定会对到底怎样翻译“部落”这个词再讨论一番才能定案。 我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在历史研究中，不仅如何研究是个问题，如何呈现也并非易事。历史学家不是外星人，当然有自己的价值观，而且当代历史研究者常常自己就是特定事件的当事人，中国的文革研究群体和六四研究群体就是明显的例子。历史学家本人的背景、教育、经历、阅历等等都会潜在地影响到他的选题、方法、资料的分析与运用，以及（很容易被忽略的）词语的使用。词语的使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历史学家自身的价值观和立场往往会通过词语的选择和使用表现出来。很多时候，这种选择是下意识的，甚至是条件反射式的。研究者本人未必意识到，使用某些特定的、固定的词语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这点其实不难理解：说某人“自许为研究者”或“自诩为研究者”，期间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 一般说来，研究者都知道学术研究的原则之一是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尽可能使用中性词汇，但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历史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事务，历史是由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人类行为组成的，所有的史料，无论是文字资料、图像资料、实物资料，背后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因此也有各种各样的观念和立场。研究者在阅读、分析资料时，通史也是间接地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研究者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知，不应盲目地被资料的立场牵着走。  几年来，我读了大量有关50年代藏区的中文资料，不管是官方资料还是参与战事的官兵回忆录，资料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叛乱”和“平叛”。仔细分析各种资料后，我确定在那些地区发生了相当规模的军事行动，其范围不仅仅限于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而且具有一场局部战争的性质。但是，这场军事行动应该称为什么？当我呈现研究结果时，应当使用一套什么样的词语？这是个很实际，也很紧迫的问题 。在写《1959：拉萨！》之前，我跟好几个朋友反复讨论过多次，试图建立一套比较中性的词语，这件事并不像我一开始想象的那样容易，特别是在中文语境中。最终，我用“抗争”取代“起义”，用“暴动”取代“叛乱”，用“镇压”取代“平叛”等等。我十分清楚，这套词汇并非完全是中性的，它们最多只是“接近中性”。 《铁鸟》在写作期间，曾有一位美国藏学家提出疑问，他认为“战争”这个词太夸张，他认为是“镇压”而非“战争”。在台北也遇到过类似的询问：为什么是“战争”，不是“屠杀”？  我认为那场军事行动是一场战争，并不一定意味着我否认它是屠杀，书中我多次使用了“屠杀”这个词来描述具体的“战役”。我之所以选择使用“战争”这个词，首先是因为那场军事行动的性质和强度：它不是警察使用催泪弹、棍棒之类驱散抗议人群那样的行动，而是动用了野战军和当时最强大的现代武器的军事行动；其次，“屠杀”有多种方式，相比犹太民族经历的大屠杀， 柬共对“阶级敌人”的大屠杀，或者苏联对波兰的“卡廷大屠杀”，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屠杀有显著的不同：它是用战争形式进行的屠杀；第三，在那场军事行动过程中，藏人并非没有反击，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作战，如理塘寺之战、四水六岗成立后的尼木之战等等。在六年半中解放军死亡人数有1万多人。从各方面因素来看，这场发生在青藏高原的武装冲突都具备了战争性质。 《铁鸟》排版期间，出版社出于商业考虑，曾希望我改一个“更有震撼力”的书名，我没有同意。因为，在大量阅读和思考后，我相信越是平淡的叙述越有张力，越是中性或接近中性的词语越有力量。 历史学家有的喜欢写宏观的通史，有的喜欢写具体的事件，《1959 拉萨》和《铁鸟》写的都是历史事件，只是试图回答“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在宏观历史中这属于微观的问题，但在具体的事件中它又属于宏观问题，而且是“从外向内”的视角。有一本藏文汉译本的历史文学《赤风呼啸》很好地表现了藏人的“内观”，这本书即将出版，想要更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在该书出版后不妨一读。 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是一两本书可以说完的。历史研究需要关注细节，5、60年代发生在青藏高原的一系列事件，需要更加深化、细化地研究，那将会是很多篇专题论文、很多本书的内容。这两本书只不过是我个人的一点点努力而已，在学术的海洋中，它们不过是一滴水。我从不怀疑，随着更多资料的出现，更多研究者的努力，它们将会被超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阶段的研究就毫无意义。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研究，不仅仅是要尽可能客观地重构历史和解释历史，而是引起读者的思考。我希望《1959： 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这两本书，能够激发以汉人为主的读者思考一些超越当代西藏史，也超越当代中国史的、更为本质性的问题。 最后，我引用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人类的意识水平会由于对已经消逝年代的思考而得以提升，历史的 重构将一直会发挥对想象力的控制作用，它向作者和读者提供能引起共鸣的历史经验。同时，历史学家还要承担理解现实和指导现实的责任，他们所教授的历史学——不管是在中学和大学向学生教授、还是通过传媒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都需要以这种责任意识为指导。坚持这种教育方式，历史教育才能同时实现许多目标：它能培养思维能力、增加同情心，还能提供一种迫切需要的历史视角来观察我们时代的一些最紧迫的问题。”（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