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近日，湖南安化百位村民签下“捍卫土地生死状”，讨还该村从70年代起即失去的5亩集体土地，官方作出妥协和解决。事件虽小，却在暴力强征引发激烈社会矛盾的当下，呈现标本意义。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中国媒体”财经网”等报道，7月26日，湖南安化县乐安镇蚩尤村夏家组近百名村民在一份”捍卫土地生死状”签名，以讨还自上世纪70年代即被国家划给当地供销社无偿使用的5亩集体用地，该供销社因负债累累，私自将该土地使用权和房产以70万元卖与他人。村民知晓后遂签下”生死状”，表示”土地是生存希望，誓死保卫自己的土地”；鉴于层出不穷的因土地维权而发生的被政府暴力打压事件，村民在生死状中约定如有负伤或牺牲，全组为其风光安葬、应担负赡养、抚养义务及垫付医疗费，并且要求签署者永不叛变。 这份现代社会中的有着古时歃血同盟仪式感的”生死状”，在网上曝光后引发公众讨论；新浪微博”第五媒体专家团”表示”这份抵制强征的生死状，壮烈之下隐不住深深悲哀”；网友”走过冬天ls”也表示：”强拆、强征折射出强暴执政，百姓的忍耐也有限度，不是在忍耐中灭亡，就是在忍耐中爆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社会学者于建嵘认为：”民不惧死，皆因强权逼之；民要聚众，才能抵御强权。” 7月28日，湖南安化宣传部向媒体表示，政府已经妥善解决”生死状索地事件”：认定涉事供销社非法转让房地产，解除该交易并退还款项。至此”生死状”事件依然余波未止，不断有学者和网友探究这起诉求标的仅有5亩土地，并不太大的一起土地事件的标本意义。 “一帮农民胜过一车皮理论和一车皮专家” 有学者和网友将该事件和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小岗村生死状”事件相联系。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村民以”托孤”方式，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小岗村也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专栏作家、凯迪网首席评论员黎明以”非法的’捍卫土地生死状’值得封存”为题，发表评论认为：”这份生死状上留下一群农民的红手印，其中协议的内容更像誓言，这比那种革命誓言还更严密、踏实一些。它建立了革命或玩命的后勤保障机制，制定了对个人牺牲的具体补偿办法。即使签生死状的人数没那么多，那文书代表村民集体意志的事实仍然存在。” 黎明也指出与”生死状”对应的是”国家掠夺史”：”眼下许多农民面对的是国家掠夺史，是整个搅不清的国家理论，国家已经吞到肚子里的肉，不会吐出来，至少，也不能承认前几十年全是强抢硬夺。” 但并不”合法”的生死状，赢回了权利，因此黎明也认为”湖南农民”生死状事件”之学术价值或者社会学意义在于，在无理横行天下的年代，做’改革先驱’并不需要什么理论修养。小岗村曾出现惊天动地的生死状，那是一群抱着’宁被杀头不做饿死鬼’信念的叫花子。可知，危难之际紧要关头，一纸生死状，往往胜过一车皮理论；一小撮签下生死状的草民，或胜过一车皮理论家。” “农民在中国的土地制度中几乎没有任何权利” 知名律师袁裕来向德国之声表示，从”生死状”之初再到其后的胜利，他有着极为复杂的心情，为”民不畏死争取权利”击掌赞叹的同时，也在思考失地农民的困境，而且必须看到这是农民普遍性的困境：”很多农民面临状这样的现状，特别是沿海开放的地方，农民剩下的土地本来就不多，事实上也面临着随时随地土地就会被夺走的情况，面对政府和开发商征地时，一般的抗衡都很难有力度的保护自己的权益，这些农民能够下这么大的决心，一方面我们很沉重看到他们以生命为代价保护自己的财产，这和当年小岗村生死状时相比更严重；另一方面也觉得有必然性，农民要保护自己的土地权益必须得走到这一步。” 袁裕来认为透过该事件，也要思考将农民推向签署”生死状”背后的制度因素？这群农民为何要担负对抗整个制度中旧有和现行”掠夺性”法律的使命：”我们的土地制度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用途的控制不严格，大量的土地征收不是用于公共利益，就是土地开发商为了赚钱，这里面产生大量官商勾结；集体土地所有制完全和正义、公平等完全相抵触，你想象不到会有这样的制度，农民在这里面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学者和社会都在呼吁，这些问题能不能从制度层面解决掉？政府不能靠掠夺农民的方式进行下去。” 作者：吴雨 责编：洪沙

华盛顿 — 视频：延安-城管版《我是一个兵》 “我是一个兵，专管老百姓。打败了街头小商贩，水果满地扔……” 火墙内外: 网民质疑城管暴力执法酿成人命 “延安-城管版《我是一个兵》”是网民改编的一首网络视频歌曲，它活龙活现地反映出当今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城管暴力执法现象。近年来，中国城管的暴力执法事件不断发生，而且愈演愈烈。据不完全统计，从今年3月至今，经媒体公开报道的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多达近20起。   最近，湖南郴州市辖县临武又发生了一起与暴力执法有关的人命案，从而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按照官方的说法，7月17号，52岁的瓜农邓正加在违规摆摊卖西瓜时，与当地几名城管发生争执进而发生肢体冲突，在这过程中邓正加突然倒地身亡。   针对官方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解释，知名时评人李承鹏对当局惯用的这套文字游戏进行调侃说：“临时性强奸、调整式涨价、礼节式受贿、通胀型紧缩、轮流发生性关系、突然倒地身亡……不是城管殴死了瓜农，杀死瓜农的是西瓜。这个叫邓正加的瓜农，只是突然倒地身亡了。”   尽管官方称，初步调查情况显示，城管人员没有如外界所称用秤砣砸邓正加，但根据京华时报的报道，有目击者称看见城管拿秤砣击中瓜农脸部。   于是，网民把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片头曲“清官谣”改编成“临武版-清官谣”，原歌词中的“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被巧妙地改成：   视频：临武版《清官谣》 “抢过瓜农那杆秤，拿秤砣砸老百姓。一下子倒路边，咿呀咿而呦。谁要了小贩的命？……”   根据尸检监督者的报告，邓正加头颅内有淤血覆盖，有分析称邓肯定遭重物打击。   就在进行尸检之前，还上演了一场“抢尸大战”。尽管官方对“抢尸”的解释是，他们已征得家属同意，是在“协助转运遗体”，但死者家属则反驳说，7月18号凌晨，警方出动200多人，手持电棍盾牌将尸体抢走，许多村民在抢尸过程中被打伤。   视频：邓正加儿子讲述警察抢尸情况 “那些武警全部都是武装到牙齿的，你说这些农民怎么打得过他们!”   知名维权艺术家艾未未在推特上转发专栏作家宋石男的帖子称：“朋友老唐长期研究基层维稳，他告诉我：自湖北石首事件之后，中秧镇法委制作视频培训全国维稳干部。其中，在群体事件中移除尸体是标准操作。他们将其称为‘移除兴奋源’。所以近几年全国各地抢尸频频。”   邓正加猝死两天之后，临武县就决定要给予死者家属赔偿金89.7万元。在事件尚无定论，死因尚未查明的情况下，这种快速赔偿的做法自然会带来许多新的疑问。例如，赔偿金是根据什么设定的？在法院尚未裁决的情况下由政府先走行政途径赔付是否合法？用纳税人的钱给公务人员犯罪行为买单是否荒唐？   新浪认证用户“运笔刀歌”联系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恶性事件感慨地说：“卖个瓜就有可能被城管打死，去酒吧喝个酒有可能被官二代轮奸，上个访有可能被劳动教养，上个小学有可能被校长领去开房，上个大学有可能被舍友投毒，就连发个帖子都有可能被跨省抓捕。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年代？我们的安全感在哪里？权力保障又在哪里？想想真是不寒而栗!”   新浪微博大V李承鹏在题为“瓜农的中国梦”的博文中说：“这个叫邓正加的瓜农，不过想把瓜种得甜一些，收获多一些，，快快把西瓜卖完，好回家吃饭。这是他的中国梦。你连一个瓜农的梦都保护不了，怎么能坐下来跟我们谈中国梦。对你的人民好一些，对你种的瓜珍惜一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最后，治大国如种西瓜。”   就因为这篇博文，李承鹏被新浪禁言一个月。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说：“这个可怜的大眼，一年之内有四个月时间处于强制性禁言中。其中原因，‘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城管殴打小商小贩的事件在中国各地时有发生，只不过是这一次闹出了人命。有网民称：城管是加了V的黑社会，换句话说，城管是得到当局认证的黑社会。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不光是“究竟谁是凶手”这个具体问题，而是城管执法的合法性。10年前发生的孙志刚被殴打身亡事件引起了社会上对收容遣送制度是否违宪的争论，这次的瓜农猝死事件又促使公众对城管执法的合法性进行讨论。最后，我们就用临武版[清官谣]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视频：临武版《清官谣》 “一夜之间传下令，警察抢尸获了胜。副县长亲指挥咿呀咿而呦，烂西瓜被满地扔。谁去调查？谁来取证？哪去说理？凭啥服众？留下多少‘好故事’，编给后人听。” fullrss.net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湖南安化上百村民因不满供销社私自将村内5亩土地卖给开放商而多次上访，但政府却不作为。他们近日订立集体“生死状”，誓要团结起来，夺回土地。事件引起舆论关注，有学者认为，事件表明，民不畏死，皆因官逼民反。 湖南安化乐安镇蚩尤村夏家组逾百村民近日立下《捍卫土地生死状》，并按下手印，发誓夺回被供销社私自卖给开发商的土地，誓与土地共存亡。 生死状中提到，我们的生命靠土地扶持，失去土地就意味着丧失生存的希望。如有人为捍卫该土地捐躯，该同志由组上风光安葬，其应尽的赡养、抚养义务由组上负责；如因捍卫该土地负伤，该同志的医药费、误工费等先由组上垫付；如因捍卫该宗土地光荣坐牢，组上先垫付该同志每月6000元工资。 一名知情者周五对记者表示，供销社佔用村民土地多年，后将土地私自卖掉，村民曾向政府投诉，但遭到漠视。 “我听说他们是11组，县里面的供销社，也就是卖商品的地方，他们现在垮了，垮了就要把土地处理掉。县里面联社和区里面的区社就擅自就卖给了开发商，然后他们（村民）就出来阻止了。” 据村民介绍，上世纪70年代，夏家组按照政策无偿划拨给梅城供销社5亩土地，其条件是让村民统包搬运货物、踩茶包等体力活。近年来，供销社负债累累，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联合县里和区里的上级部门，将该块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以70余万元卖给了开发商。村民屡次到政府讨说法，但均遭到漠视，愤怒的村民无奈之下以立“生死状”的方式抗议土地被夺。 记者就此事致电蚩尤村派出所一名姚姓警官，他要记者和上级部门联系。 他说：“你们记者想了解情况可以去相关部门或者和上级部门联系，因为我们还有事情，所以不方便和你多说。” 记者又致电乐安镇政府的一名负责人，他表示市里和县里的领导应紧急开赴蚩尤村维稳，并对村民把事情闹到网上的做法表示不满。 “县里面、市里面有工作组已经到蚩尤那边去协调处理了。本来不是蛮大的问题，主要是他们把事情搞到网上去了。” 记者：“但这个事情已经闹了很久了。” 对方：“这个不是政府的责任，具体我也不跟你讲，因为这个事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 消息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不少人感叹，民众面对不公平的事情，既不能依靠政府又不能依靠法律，无奈之下只能采取“闹事模式”，用激烈的手段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才能令当局重视，现在就差揭竿而起了。 北京学者于建嵘在微博称：“民不惧死，皆因强权逼之；民要聚众，才能抵御强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忻霖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