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德国之声 | 瓜农之死牵动中国网络舆论

随着瓜农死亡事件的发展,目前问题的矛头已经从“究竟谁是凶手”转向了“城管执法合法性”。事件的蝴蝶效应能否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德国之声中文网)”这个叫邓正加的瓜农,住在临武的山上,他不过是想把瓜种得甜一些,收获多一些,快快地把西瓜卖完了,好赶回家吃饭”–李承鹏在他的博文《一个瓜农的中国梦》中这样描述了在城管”执法”过程中被打死的湖南瓜农邓正加的生活,李承鹏表示自己因为这篇博文被禁言一个月。 媒体引述现场目击者称,事件发生当日(7月17日)城管围殴邓氏夫妇,用秤砣重击邓正加头部。事件发生后,新京报在报道中写道”瓜农突然倒地死亡”,该字眼立刻引起了热议,很多民众认为这种描述”推卸责任”,并表示愤慨。伴随着网上激烈的讨论,中国官媒新华社对该事进行了跟踪报道,虽然在事件叙述时仍沿用”突然倒地死亡”的说法,但指出邓左侧头部有一处长6厘米宽4厘米的红色血印,后脑部有一处长5厘米宽2厘米的红色血印,头颅内有淤血,医务人员推测邓正加应是颅内大出血死亡–这间接证实了邓确因城管殴打致死。 瓜农女儿的两个微博 “爹都被打死了!还强迫我们感谢党和政府!只有流氓才干的出来!”用户名为”瓜农邓正加女儿”在网易微博上痛斥自己新浪微博被劫持,被迫”感谢政府”。此前新浪微博的认证用户”瓜农邓正加女儿”曾发文”父亲已下葬,对政府处理的结果表示满意,感谢市县相关部门的妥善安置”,很多网友对这段文字提出质疑,认为和邓正加女儿邓艳玲此前谴责当地政府掩盖事实、质疑尸检的内容风格不符。截至目前,账号是真是假、是否被盗尚未得到证实。 另一方面,微博的真假并非问题实质。该事件之所以在中国掀起了舆论旋风,因为它再次触及了备受诟病的”城管执法”问题。据新华社消息,本周六(7月20日)事件中的6名城管被刑拘。无论该6人是否会受到法律惩罚,城管执法的粗暴性以及合法性都有待商榷。有评论指出,城管打人事件时有发生,如果被打者伤未及死,那么是否意味着施暴者就可以免受拷问? 备受诟病的”城管执法” 此次瓜农事件因为得到揭露曝光,社会舆论压力下,家属可能会得到一个”说法”。然而其他”被暴力执法”但又未能落在聚光灯下的人们呢?仅靠偶然事件、公共情绪推动的社会法制监督可靠吗? 针对”难道小贩违章占道没错吗””没看到城管也被打被刺吗”这样的问题,李承鹏在其博文《一个瓜农的中国梦》中表示,”问题正在这里,这样一个互戗互杀,既无法律依据实际效果也无比恶劣的城管制度,还不该换以文明的方法吗?” 社会学者于建嵘也在其微博上告诫执政者:”卖瓜者的死,民愤如此,执政者应思之。切不要还沉迷于梦中”。  “治大国如种西瓜” 这也让人不禁联想起2003年在收容所被殴打身亡的孙志刚,该事件当年因为媒体的追踪曝光引起了社会上对收容遣送制度违宪的争论。然而”孙志刚事件”过去十年后,中国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又走了多远?这一问题引起许多网民的讨论。 “临时性强奸,调整式涨价,礼节式受贿、通涨型紧缩,轮流发生性关系,突然倒地身亡 …这个《宪法》上清白地写着’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下岗了,农民失地了,好歹种点西瓜,竟莫名奇妙地死了…让你走群众路线,你却走暴打群众路线……你没杀人,动用数百警力抢尸做什么?” 李承鹏的这段批评引人深思,中国法治进程是否依然路漫漫其修远,那么又是谁在上下求索?中国梦莫非真的只是黄粱一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引用《道德经》中的治国主张,称”治大国若烹小鲜”,而李承鹏则说”治大国如种西瓜”,中国官方和民间对于国家治理话题的争辩仍在继续。 作者:万方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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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老虎苍蝇一起打真是个美丽的梦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广州退休一级警督谭树发遗属-:【人民监督网调查记者朱瑞峰的新浪微博和腾迅微博被销号】朱瑞峰最新曝光福建省晋江市委书记在北京夜总会喝花酒,其微博大号@朱瑞峰v 小号@记者朱瑞峰 通通消失了!人民监督网(www.rmjdw.com) 曝光过49名厅级高官、32名处级官员,现已被屏蔽!@于建嵘@作家-天佑@何光伟@广州区伯@徐昕@周泽律师@何兵 2013年07月16日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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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社会“变狠”是今天严峻的问题

中国社会在演化上,正处于从失衡到解体之前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具有伸缩性的,到底在哪里,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的增长问题,比如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和努力。   情况正在起变化。   这些年来,诸如“社会溃败”、“阶层固化”、“道德沦丧”、“贫富悬殊”、“相互投毒”等警示性十足的词语,一直被用来描述中国的社会问题。直到今天,它们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社会从来都不会停留在它曾经呆过的地方。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仍然是一个问题时,也会变异、“生产”出可能更可怕的新问题。   这些新的问题,标示着中国社会在某种演化阶段上的特征,渗透,弥漫于从制度安排,到利益分配,到阶层关系,到人们的行为、心态中。它们通过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出来,但超越个人的特殊,而是社会普遍化的特征。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已感觉到了今天中国社会的这一变化:社会在“变狠”。而且,它是内嵌于社会结构里的,在博弈的各方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强化的机制。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它说清楚,捕捉它的发生逻辑,警示它能带来什么。   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对今天中国社会的“狠化”状态作出诊断。   状态   《南风窗》:一谈中国的社会问题,我们难免就会说到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些现象一般会让人情绪不太稳定,比如贫富的悬殊,二代的世袭。如果从改革开放时算起,这是中国社会向一个现在并不预知的未来演化时,处于某种阶段的特征。   可是仅仅是用这些现象来概括中国社会的问题,还是难以全面、具体地把握社会在今天的特征。我们毕竟感觉到,贫富悬殊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整个社会的状况,前两年和过去,今年和前两年并不一样,有最新的变化。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对社会结构,以及人们心态的影响,也许更为严重。您觉得社会最新的变化是什么?   于建嵘:你说的没错。我们应对最新的、值得注意的社会变化保持敏感,不能再仅仅用“阶层固化”、“贫富悬殊”等词语来说现在中国社会的问题。   今天中国社会最新的变化,就是社会结构的失衡、人们心理的失衡进一步加深,社会进一步溃败,有越来越多的事件来刺激人们,比如你刚才所说的贫富悬殊,比如“官二代”世袭,比如城管打人,比如强拆,比如儿童饿死,等等。加深、刺激到什么地步呢?到人们在行为上,心态上都产生严重的问题了,做事越来越不计后果,心比较狠,这和前些年,在心态上相差甚远。所谓的不安全感弥漫,其实就是大家都变得对别人有威胁。   《南风窗》:就是说,社会在变狠。具体地说,当权力、资本,以及其它利益集团比较狠的时候,老百姓也变狠。两者在行为、心态上趋同。贫富悬殊、阶层固化、道德沦丧等警示性词语所描述的现象,终于在复杂的社会机制中,导致社会的“狠化”。   于建嵘:对!早些年,我曾提出过“泄愤”的概念,就是在人们心中有一些愤怒。这些年,有些不太一样了。最明显的变化是,社会各个阶层都普遍出现了这种状态,社会变狠,不局限于哪个阶层。得不到利益,或者利益受到侵害的不高兴,这很容易理解。现在即使是得到利益比较多的人,也变得愤怒。在微博上,大房地产商骂娘的也很多,给人的面目也是“变狠的角色”。   《南风窗》:当我们发现“变狠”渗透于所有阶层,以及从制度到行为到心态时,似乎要对在社会演化的角度上,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或状态作出一个判断。您认为是什么?   于建嵘:现在很难给出一个细致的量化的指标,这估计也难以做到。   但我们可以从一些大的角度看一看,比如从社会行为上说,就是底线不断被突破,这个底线,包括了心理的底线,人性的底线,社会惩罚的底线,人们干一些事,没有心理障碍和任何惩罚的禁忌了。比如,有的有钱有势者,开车都敢轧人,并且口出狂言,放在以前,有几个敢这样干?再比如拆迁中,有的动用黑社会力量上阵,制造暴力拆迁,根本就什么都不怕。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社会在演化上,正处于从失衡到了一个重构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具有伸缩性的,到底在哪里,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的增长问题,比如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和努力。   原因   《南风窗》:我们来探讨一下社会变狠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于建嵘:我的观点是,主要还是利益失衡和规则失效。利益失衡,这个好理解,还能有一些补偿机制,包括心理层面也有。规则失效的话,事情就很难办了。规则失效的话,我们会退到什么地方去?那就和丛林状态差不多,谁拳头硬,谁说了算,暴力法则就应运而生。暴力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个基因,只不过依赖规则的进化,暴力“潜伏”了下来。一旦规则失效,它就会开始复活。   简而言之,社会变狠,我的理解就是社会利益失衡和规则失效,导致了人们的社会行为发生变异,出现了“狠化”的趋势。变狠,是社会规则失效最直观的表现。   《南风窗》:问题的基本原因如您所说,是社会的失衡和规则的无效。您刚才也提到,得到利益比较多的人,也不高兴。按照一般的理解,强势力量垄断了规则的制定,最为有利,社会生活中人们也常常抱怨这种垄断。那么,这部分人感到不高兴,具体原因何在?   于建嵘:比如大房地产商,看起来似乎风光,其实也面临规则失效的问题,他生存的规则,很多情况下,他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纵是貌似强势的力量,也失去了预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另外,食品安全、子女教育等问题,他们一样有不安全感。所以,移民现象很普遍。   因此,各个阶层的变狠,背后就是各个阶层普遍对于未来失去了预期。这个是社会心理层面值得注意的变化。   《南风窗》:变狠是“全民”的,而底层的变狠更具有冲击力。从几年前的福建南平郑民生屠童案,到今年的陈水总案,都是如此。   根据您的观察,受害的底层的攻击性倾向有哪些变化?底层的攻击性显然不仅仅针对更有权有势者,似乎更主要就是针对底层的。我们注意到,实际上中下层也在分化。比如,同样是拆迁户,先搬走的和钉子户之间矛盾也很深,有时候也要对钉子户的极端行为比如自杀,负担一部分责任。这些现象,现在是否在加深?其原因您归结为什么?   于建嵘:如前所说,社会变狠,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即使是底层的暴力行为,也不仅仅是针对具体人和具体事的,相互之间也在破坏社会存在的规则。你刚才所说的郑民生屠童案和近陈水总纵火案都是放大性攻击,其攻击目标有爆炸性。他们对社会不满,“我过不好,大家也不要过好”。放大性攻击受害最多的其实是穷人,他们作为个体也没有多大力量攻击有钱有势的人。   因此,规则的失效,不仅仅是约束上层的规则的失效,是整个社会行为的失范。规则失效下,受害的底层的人对改变同样也没有预期,甚至是更没有预期,他们崇尚暴力有自己的道理。这段时间,微博上不就在流传某地民众拿大刀维权的事例吗?规则失效,最后到老百姓那里一定会发展到这样,受害的底层也会是越来越不怕,大家最终都是同一套行为逻辑。   办法   《南风窗》:放大性攻击,如果再往前恶性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前景?这种前景,爆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哪些环节,对于其是关键性因素?   于建嵘:从逻辑和历史经验看,个体的放大性攻击,如果解决不了病根,下一步再发展就是社会的骚乱性事件。出现骚乱性事件的话,那么攻击就没有具体目标了,不是针对具体人和事,而是对整个社会的破坏。目前,这个趋势还不明显,但是个隐患,值得警醒。   一个原因是经济形势恶化,由经济形势困难到发生社会动荡。一个原因是管控体系出问题。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央权威?这是要保证还在运转的管控体系,不能出问题。   《南风窗》:如果仔细辨析社会变狠的传导机制,看起来首先是强势力量在很多时候起到了“坏榜样”的作用,有巨大的传染性。传统社会中,统治阶层的行为对于普通民众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所谓社会秩序的瓦解,也往往从统治阶层的礼崩乐坏开始,所以传统社会特别强调德治。联系到当下,强势力量的暴力化倾向在公共空间的呈现看起来是呈加剧趋势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使得这个趋势恶化了下去?   于建嵘:这与维稳密切相关。维稳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把一些法律问题政治化处理,直接导致这些年法治的弱化。人治替代法治,法治就被暴力所替代,这对整个社会秩序都是一种破坏。   《南风窗》:那么,我们如何应对一个变狠的社会?   于建嵘:没有希望,什么都谈不上。都没预期,没希望,没规则了,人们又如何不变狠呢?   所以,政府一定要给社会希望,有了希望,人们的预期就会慢慢稳定下来。希望有很多,公平正义的希望,用法治的规则来解决问题的希望,等等。比如湖南上访妈妈,本来就是法律问题,政治化后成了影响当地党和政府的问题。政治化倾向具有争议性和意志性,比的就是谁的意志最大,谁能摆平或者控制、掩盖争议,这就没有了规则,突破底线的事情就出来了。   权利问题的政治化,也带来了管控体系的困境。在很多典型的权利侵害问题上,中央权威体现得不够,打了折扣。因为,中央权威就是要保证规则的统一和有效实施。这是树立中央权威的根本之道。把权利和权力分离,把法律问题与政治分离,也是在树立中央权威。   来源: 南风窗(赵义)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心理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714.html 文章来源: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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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北大博士生论文揭密基层官场14种生态

《中县干部》:——北大博士生论文揭密基层官场十四种生态         近期,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引起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冯军旗为完成博士论文,于2008年深入中原腹地的一个农业县挂职两年,他借“职务之便”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以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 “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论文“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有评论称:这份基层政治研究论文,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基层官场到底有多真实、多残酷?曾兵以媒体相关报道为蓝本,试图从多个方面梳理基层官场生态环境,请网友们拍砖。       1. 吃喝,官员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冯军旗首先到一个乡挂职副乡长。他下到乡里后,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曾兵以为,接风宴肯定不用个人买单,而如此的热情宽待背后,说明了吃喝已经成为官场的常态,否则,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怎么能成为官员保护自己身体的“必备良药”呢?茅台等高档酒轮番涨价,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其中的原由大概就不说自明了。       2. 形象,官员绝不能混同于老百姓         在好心人的提醒下,冯军旗特意买了两件有牌子的衣服,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在澡堂子里,都脱得光光,分不出哪个是官,而穿上衣服就不一样了。过去的军官是四个口袋,现在官兵就更加分明。冯军旗短暂的为官经历告诉我们,官员绝不会混同于老百姓,官的样子是衣服装扮起来的,是车子、房子等待遇抬举起来的,是前呼后拥捧起来的,像杨善洲没有样子的“傻”官真是太另类了。整天想着样子、待遇,还有精力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吗?       3. 成熟,上下有人才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某乡党委副书记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竞争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政协主席那里。落败后的她说道“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官员职务晋升历来都是个变数,在没有最后敲定之前,就可能发生令人无法想像的N 种变化。曾兵以为,“上拉、下推”不乏抱怨的成分,但其形象比喻说明,官员的选拔任用与百姓无关,百姓喜欢没有用,基层推举也起不了多大用,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看上面有没有人。有些人就是因为被领导“看上”后,才进步很大、很快,上面的集中打压了下面的民主。       4. 年龄,官员越活越年轻         有一次,冯军旗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在年龄与岗位挂钩的硬性标准之下,官员让自己越来越年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从与坦荡的一问一答中可以发现,更改年龄已经成为官场公开的游戏规则。在为官即有特权的现实情况下,只要官员在其位,无论是否谋其政,但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一个也不能少”。难怪了,很多官员都挖空心思让自己年轻,再活上五百年,原来是想为党和人民多工作几年。       5. 入党,上升通道中必备的敲门砖         相 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的官场中,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而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不但没有车子待遇,还受排挤。曾兵在想,当面对党旗,信誓旦旦的宣誓时,有没有扪心自问过,你究竟是为了谁!曾兵不禁怀疑有些官员,入党到底是终生的信仰,还是以求上位特权的敲门砖?如果把入党当成晋升的台阶、上升的通道,这样的官员还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6. 学历,党校是官员“文凭批发基地”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当学历成为官员晋升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后,党校作为官员培训基地,有的公然制造批发“假的真文凭”,无论是什么学历、什么成绩,只要能交上学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混到一张本科、研究生甚至更高的文凭,为此,政府部门里突然变得“人才济济”。奇怪的是,拥有一大批高水平官员政府部门,在有些地区却连群众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7. 实力,有财权的官员提升快         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发现,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曾兵以为,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说明乡镇经济迅速崛起为建立维护上下层关系提供了财力支撑,使当政官员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而官员宁可不进步也要死守在“富衙门”,说明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 “权力的多寡”,在制度不健全、不落实、不规范的条件下,管钱管物的位子,总是拥有着比别人更为优越的地位。       8. 追逐,对皇权的顶礼崇拜         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的权力高于县长。中县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乡里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在中县,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当地管这叫做“没干成”。从古至今,对皇权的追逐与崇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去迎接皇帝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如今是列队欢迎,夹道相庆。时代虽不同,方法虽有异,但追逐与崇拜皇权的心态没有变。在如此的百般献媚县委书记之下,说明权力的诱惑力有多大,主政官员在组织内真是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啊。       9. 霸道,悖逆“一把手”是死路一条        中县有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 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老人家曾说,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如今却是不同,小民胆敢说个不字,官员大有“斩立决”的霸道。闲时莫谈国事,背后莫论人非。上学老师告诫说:“人言似箭,岂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曾兵一直牢记于心。陈书记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在当地一定为权力的霸道拿分不少。       10. 送礼,官场的一道独特风景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在这些“常规动作”之后,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曾兵身边圈外人,这一次算是窥见了官场送礼的几点门道。一是要有寓意,祝贺前程远大,步步高升。二是逐级向上送,一直送到北京城。三是要把握好关键时期。曾兵想像着这一送来送去的景象,真是好不热闹。       11. 政治,一张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族网         冯军旗在深入调研后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普遍的规则是“不落空”现象,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更为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如此的门当户对,如此的龙生龙、凤生凤,除了阻断草根百姓的上升通道之外,政治家族化恐怕会使官场生态更恶劣。       12. 反腐,“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冯军旗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曾兵从已经曝光的冯军旗论文点滴内容看,纪委办案别有门道,也要遵守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进行有选择、有区别的规避。一是,封锁“上贡”通道,在本级查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不予认定。二是,对于已曝光且影响大的问题是一定要查处,但官员都在“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取舍成了一门技术。三是,领导保或不保成为办案的大前提。一位纪委领导还透露,真正被“摘帽”官员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对关系“生死存亡”的反腐败这一重大问题,怎么成了讲究拿捏精准的技术活呢?反腐败或许真验证了那句戏言:“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13. 女人,官员玩女人算个屁事         冯军旗在调查中发现,中县1950~1978年查处的干部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种现象在诸多腐败案中也可以看到,贪官被纪委请去“喝茶”之后,供出情人是他们最为爽快的事。重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文强被“双规”后,就主动讲述一些强奸少女、玩女明星的过程。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也是首先自己供认,与其有染的女干部、女公务员多达两位数。曾兵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官员把玩女人看成是屁事呢?       14. “圣人蛋”,抨击腐败者为官场所不屑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是“才德全尽”之人。在圣人后面加个蛋是什么意思呢?曾兵百度了一下,原来“圣人蛋”是河南的特产词汇,用于形容那些脑子里缺根筋、行为上欠火候、装模作样拿腔拿调、不按规矩出牌、无法以常理度之的人物及行为。反腐败者成了“少根筋”的异类,这就是带领百姓奔小康的官员吗?          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曾兵知道最底层的草根百姓怎么想,曾兵想不明白的是,我们尊称的父母官咋变成了这副德行?       回到学校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 10平方米 的集体宿舍,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冯军旗称,他“确实失落过好一阵。”然后不好意思说:“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曾兵在想,假如官员没有特权,还会有人为此打得头破血流吗?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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