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

老友問起：「你對中國的未來是不是很樂觀」？我吃了一驚，怎麼會呢？恰恰相反，我並不看好中國的前景，真不知道他何來如此印象。原來就是看過我在這裏寫過的東西，見我一時說大陸新一代越來越不把六四當禁忌，一時又說他們對言論自由的敏感也遠勝從前；這難道還不算是欣欣向榮，一片光明嗎？ 這麼講吧。你讀過去一年以來的大陸報刊，大概也會發現「政治體制改革」這六個字出現的機率頻密到了不尋常的地步，就連《人民日報》都曾刊出呼籲改革的文章；一兩年前，這根本不可想像，那時候「政治體制改革」還是個敏感詞呢？然而這一切難道便是黎民百姓渴望已久的春風？不，它只不過說明政改之迫切已經到了人盡皆知的地步，但並不表示政改真能啟動。正如許多年輕人都曉得六四是怎麼回事，也都期盼更寬鬆的言論環境，可平反六四開放言禁的那一天仍然遙不可見。 改革可能嗎？就拿計劃生育這麼簡單的事來說好了。且不論人口成長背後的環境壓力倫理問題，今天中國人口老化已是路人皆見的事實，生育率的放緩亦是官方自己統計的結論，幾年來有多少學者指出過這股趨勢的危險？又有多少人提出過終止一胎政策？但你以為他們真能為了經濟繼續成長，為了避免未富先老的局面，就斷然結束計劃生育？當然不能，有關部門甚至連公開討論這個議題的意思都沒有。為什麼？記不記得過去兩天我們提到的「邵氏棄嬰」，就連地方上一個小小計生辦都要為了政績和創收搶孩子；要是終止計劃生育，誰來收拾全國數以十萬計的計生官員的下場？誰有魄力和能耐去觸碰這股龐大的利益集團？計劃生育都能搞出個動不了的利益集團，全中國還有多少令人想像不到的利益集團呢？ 一方面任誰都能發現這是條走不下去的路，另一面卻誰都擋不住這輛大車的持續滑行。於是你有你的嘶喊，而且越喊越大聲；它則如常運轉，怎麼剎都剎不住。這能叫做樂觀嗎？ 相关日志 2012/06/16 — 计划生育罪与罚 2012/06/16 — 7个月的胎儿被强制引产这事又有新说法了 2012/06/16 — 梁文道:消防員縱火 2012/06/15 — 徐达内:人还在，钱没了 2012/06/15 — 胎儿的权利 2012/06/15 — 陕西孕妇遭强制引产 政府道歉局长停职 2012/06/15 — 被引产的7个月胎儿从天堂的来信 2012/06/14 — 陕西计生委：孕妇遭引产情况属实 严重违反政策(纸包不住火时就要丢车保帅了，临时工你颤抖了么？) 2012/06/14 — 杨支柱:40年来被杀害的胎儿有多少？ 2012/06/14 — 安康孕妇遭强制引产 交不起4万块被逼按下手印

（2012年6月15日） 一、接力棒 昨晚10时许，宣传官员们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媒体发出通稿，引述安康市政府决定，称“对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孕妇冯建梅被违规大月份引产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安康市政府向当事人及其家属致歉，并决定对相关责任人停职调查，待事件查清后对相关人员严肃追究法律和纪律责任。” “深深道歉”——这句话显然不能平复那些正在指责基本国策的异议者，伴随着更多骇人听闻的计生故事在互联网论坛上的井喷，一些人开始宣布基层干部粗暴野蛮只是上级考核压力的必然结果，鉴于生命伦理和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需要对中国30年以来的人口政策进行根本性修改。新浪今天将这些呼声移入专题，怒斥“错位政绩观让计生部门‘丧心病狂’”的同时，宣布“计划生育国策正处于十字路口”。 不过，即使没有对这个禁忌话题的安全顾虑，烟台媒体估计也不太会为引产悲剧投入太多，他们最大的任务还是继续与那些指责自己“地方保护主义”的人们论战，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消费者心理斗争。《烟台晚报》今天再出两个整版的调查报告，与烟台市委机关报一同宣布“烟台苹果质量过硬，放心吃”；今晨6点则转载来自环球时报的《“药袋苹果”拷问新闻真实性》，规劝“媒体新锐”多一点社会责任感。 虽然“媒体新锐”已经停止了继续揭发“药袋苹果”，昨天甚至刊登了来自新华社的烟台官员对话实录，但在今晨6点的执行总编辑赵先超看来，他还是恨不得代替家乡父老骂上一句脏话，“媒体人良心最重要，没有良心媒体越大危害越大”，因为在他看来，同样是来自新华社的通稿，新京报与自家的解读完全不同。 在电稿库中，这篇“新华视点.焦点面对面”是《解读苹果“药袋”——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束怀瑞、烟台农业局局长梁传松》。作为《烟台日报》下属的都市报，今晨6点以摘录出的烟台苹果支持者评论助阵，将新华社原题改定为“即便‘药袋’苹果也未检出药残超标”。除了梁局长答疑，《烟台晚报》还加上市农科院果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姜学玲的称赞，“套袋，是出好苹果的最好选择”、“套袋成就了烟台苹果‘国货’辉煌”：“不使用套袋技术，无法生产无农药残留、表面光洁的苹果，而且烟台的苹果套袋技术在全国也是非常先进的，不需要使用掺杂了其他成分的果袋。” 不过，在那家北京报社的编辑手中，新华社电稿获得了新的小标题，即“生产使用‘药袋’肯定违法”、“2010年开始严打‘药袋’”和“具体数量尚在核查”——在赵总编看来，这些小标题中的文字虽然也确实能在电稿中找到，但无疑是一种“特意而为”的以偏概全，只有自己原样照登才叫做“职业操守”。 当然，《新京报》或许也可以以牙还牙地指责烟台媒体“选择性失明”，因为那篇同样由新华社在前晚发出的《“药袋苹果”背后的安全体系缺失》，同样没能出现在今晨6点和烟台晚报上。在这篇评论中，新华社记者对“生产和使用药物果袋禁而不止”表示遗憾，声称虽然“政府旗帜鲜明地叫停”，“但果农违规并未杜绝，且近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足证政府工作仍存不足，以及农产品安全体系建设的短板。”于是，这家拥有比《新京报》和《烟台日报》都高得多的权威地位的通讯社表示，“要避免‘药袋苹果’之类的恶性事件给一个地区、一个行业造成伤害，需要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实行农产品品牌经营，并引导农民科学施用化肥农药，避免无知犯错，更要敢于对片面追求短期利益故意作恶清理门户。” 所以，为了表示不肯驯服，这份北京报纸还干脆把那个“院士：果袋抹药不允许”的标题放在自家网站头条展示。只是，这并不会逃过那些紧盯不放的对手眼睛，一个名叫“栖霞网”的未认证微博账号早已贴出截图，根据前后对比，强调《新京报》网站的编辑们已经对“烟台红富士套药袋长大”进行了修改，变成了“烟台部分红富士套药袋长大”。 《人民日报》今天的时评一定会让暗访烟台果园的记者们感到安慰，因为这篇文章正在强调官方本轮治理中“推行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的必要性：“社会力量一直是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参与者。虽然有过‘致癌香蕉’的误以为、‘生蛆柑橘’的夸大化，但从总体上看，媒体、网友、普通消费者的举报作用举足轻重，从三聚氰胺牛奶的曝光，到发现‘地沟油’利益链条，再到最近‘药袋苹果’问题浮出水面，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想来，为苹果撑腰的人们并不会认为自己是“把举报人视为麻烦制造者，揪住举报内容的个别失实细节倒打一耙”。对烟台果农来说，他们一定有些遗憾新华社在那篇《“谣言起农民伤”为何一再出现》并没有明确将自己定义为受害者，而是选择浙江余姚、慈溪等地的杨梅作为“躺着中枪”的事例。不过，想来烟台官员是认同那些道理的：“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既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农产品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连着农民，如果凭空造出安全问题，给农民造成的将是致命的打击。‘转发即态度’，网络时代，谣言、传言的威力被放大，需要每个人管好自己的鼠标。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子虚乌有的事情被传播几遍以后，大家就可能信以为真。部分网民怀着‘宁可信其有’的心理转发和评论微博，殊不知这小小的举动，可能导致农民辛苦一年的所得付之东流。”根据这篇新华社快评，“谣言起农民伤”现象的背后，“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食品不安全幻象’。相关部门的调查、辟谣反而‘越帮越忙’，最终谣言、传言占得上风，造成社会恐慌、产业受损、农民遭殃。” “治本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那么，对需要把今季红富士卖出去的烟台果农们来说，现在先要治标，又该怎么办？他们能等到“微博造谣者流着泪向公众道歉”吗？所幸，随着公众注意力的转移，烟台宣传官员可以把“辟谣”的接力棒交给内蒙古同行了——经过四年以来的反复锤炼，他们已经很有经验。 二、含汞牛奶 那些曾经痛骂中国乳协理事长“孙子公关”的人们不需要再担心自己是不是过于苛刻了，《南方人物周刊》主笔关军也可以在微博上更加理直气壮地要求伊利副总裁与自己对质“奥运牛奶”真相了——昨天傍晚，内蒙古新闻网贴出那家中国乳业巨头的公告，承认“6月12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发现我公司生产的个别全优2、3、4段乳粉参照健康综合指标，产品汞含量有异常……于6月13日开始将2011年11月-2012年5月内生产的全优2、3、4段乳粉全部召回。” 对愤怒的网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麻烦反而成了如何更新咒骂词汇——刚对“中国奶粉质量历史最好”说过一声“呸”，现在又该如何表达自己对食品安全卫生的失望透顶？ 但或许也不全是“审丑疲劳”——根据一些媒体从业者的网络抱怨，来自宣传官员的禁令已经下发。而这也可以从今天的媒体报道方式中得到验证，虽然腾讯今晨仍可以将之置于头条，但仅有的那篇稿件就是来自新华社、来自那份伊利公告，评论员们也没有提供什么声讨檄文。搜狐编辑们唯一可以展现技巧的就是推荐一条《官方称伊利很自觉》，在这篇答问中，内蒙古质监局副局长马达通过新华社赞扬，“这件事应该说是企业自觉负起了主体责任，对其生产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出现异常的情况，尽管国内外尚无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标准，企业能够主动召回并查验原因，应该给予肯定和支持……我们认为，通过伊利集团这种负责任的行为会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同和信赖，对我区乳制品产业发展也会有积极的影响。” 像《云南信息报》、《都市时报》那样在头版用头条大标题展示“伊利召回汞异常奶粉”的是少数，除了公告内容外，记者们还向民众汇报本地商场下架进展。《京华时报》多写了一段，即由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专家组核心成员丁宗一否认“国内外尚无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标准”的说法，强调“像汞这样的毒素是本来就不允许存在于婴幼儿奶粉中的，根本没有必要规定限量”。 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南方系全体使用了新华社通稿，倒是第一财经日报决定从公司产业角度切入，提供多篇组合报道，例如《伊利“明星类”产品惹麻烦，国产奶粉再遇信任危机》、《奶粉中含汞可能是生产中污染》等。根据其一财网提供的标题，伊利这次拥有一根“救命稻草”，即奶粉汞含量国标在1998年9月1日实施的新规章中被取消，从0.02mg/Kg变成了无标准。 虽然《人民日报》也在内版发了一条简讯，内蒙古新闻网也在首页贴出两份通稿，但区委机关报还是更需要向本地负责，替代召回公告出现在版面上的是《六部门增兵食品安全保卫战》，北方新报则鼓励自治区监管官员再接再厉，“两年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不值得‘惊喜’”。 三、人还在，钱没了 “单挑”全国媒体，不仅是那些需要维护地方利益的宣传官员们必须要做，对《北京日报》这样的“左派”媒体来说，也是打击西方意识形态及其中国追随者的重要工作。在“七日谈”按例出版的这个星期五，这份首都市委机关报再度高举《中国有信心走自己的人权发展之路》和《中国的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的旗帜，并且，说上一句“理直气壮发现‘最美’歌颂‘最美’”。 “有人担心过头了，别让‘最美’变了味。然而，无论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敬佩与赞美，还是各级部门的表彰与奖励，冲的都不仅是周冲这个人，更是他的行为所体现出的高尚品德。就社会而言，褒奖与弘扬善行美德，营造崇尚厚德、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形成好人好报的社会风尚，下多大气力也不为过”——这句话，应该是说给团中央机关报听的。不过，评论员曹林也没顾上这个，他今天的任务则是与党中央机关报昨日之论商榷，《批判“极端主义”，也要反思现实土壤》：“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触及体制核心的关键改革，来消除滋生极端主义思潮的土壤。” 北京市委机关报——团中央机关报——中共中央机关报，这些看上去都拥有浓重官办色彩的党报，却能够环环相扣公开论争。其实，在互联网媒体“鲶鱼作用”的刺激下，新闻管制者和具体从业者的倾向如今均已多元化，力量对冲使得中国媒体能够为更多意见冲突各自提供麦克风——当然，要排除那些超级禁忌的领域。 只不过，网络论战使得很多人还是更习惯于“贴标签”，所以，他们要惊叹于《北京日报》所辖《北京晚报》前天那个大标题，《人还在，钱没了。延迟退休，你是愿意呢，还是愿意呢？》 于是，这组直指“社会公平”的报道，在今天得到了致敬与效仿。《扬子晚报》引用“明年养老金缺口达18.3万亿”的预测，自问一句“人还在，钱没了，我们会这样吗”；《广州日报》发表作者评论，叹息“最大的悲剧是‘人还在钱没了’”。 事实上，对中国政府意欲延迟退休年龄的民间抗争，在过去一周里从未在舆论场中退散。比起“国进民退”或者“宽松货币政策”这样的财经话题，还是“能不能拿到养老金”更贴近那些“草根屌丝”的民生，愿意站在“平民百姓”立场的市场化媒体向研究者提供大量版面，批评政府此举有违政治伦理、对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底层民众不公，更斥公务员群体从中不当得利。 昨日即有大河报发表《养老金缺口不是劳动者的错》，质问“机关公务员及很多事业单位员工，退休前不用缴纳一分钱的养老金，退休后拿到的反而比企业退休人员高得多。如果他们也必须缴费，如果他们也只拿和企业退休职工一样多的退休金，养老金的亏空还会那么大吗？”而后更宣布，“一群自己根本不用缴费的人，反过来决定那些缴费的人要延迟几年才能拿到养老金，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无异于慷民众之慨，这是说不过去的。” 至于那些很容易就能观察到网络不满声的门户网站，就更加鲜明地表达立场了。早在上周五刚刚获悉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试探后，搜狐就已设计出养老金亏空图解，结语强调的是“一年的三公消费大概是9000亿，如果用这笔钱来填社保个人账户空账，只需要2年”；网易更制作专题解释“我们为什么对延迟退休说不”：“与‘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还没富裕起来的中国已快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辛苦半辈子的工薪族对养老金需求更为迫切，也对公平问题更加敏感。在与之相关的社保、劳动关系尚未理顺前，冒然延迟退休很可能是压倒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新华每日电讯》正在劝诫“摸清养老金‘家底’，别让数字乱飞”，但《成都商报》今天已允许作者推测那个18.3万亿的养老金缺口数据是专家学者们在为延迟退休年龄的官方政策提供“证明”：“以这种数据来反证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只会激起民众更大的反对”；《新京报》干脆提出“查账”，根据今天这篇见报社评的观点，“养老金政策调整当然可以，但对民众来说，不管政策如何调整，有利还是无利，养老金的账本首先应该让人看明白”；《重庆晨报》则是警告公权力“应该给公众一个说法，别动不动打延迟退休、延迟领取养老金的主意”，文章强调，“如果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只是借新钱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不能保障劳动者养老，那么就应该进行及时修改完善。” 一些民间人士试图在这个僵持时刻给出具体修改方案。《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昨向国企待遇宣战，指控延迟退休建议“有遮蔽真命题和舍本逐末之嫌”，强调“延迟退休是经济粗放发展模式在社保体系的写真，不会根本上缓解社保支出性贫困压力”，“与期当前与其在延迟退休上大做文章，不如下决心补足国企对社保的历史欠库，并有效推动市场化制度变革，为私人部门提供低交易成本之环境，同时矫枉失范的社保体系，政府基于城镇居民社保和农保等构建公共型的社会保障计划，以满足全民的基本生活诉求。” 今日《南方都市报》上，编辑们除了转摘这篇《与其延迟养老，不如补足国企历史欠库》，更允许唐钧苦口婆心，劝告中国决策者“没必要为了200亿得罪2亿人”，“这笔账怎么算也是亏本生意———影响安定团结啊！”根据这位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的分析，参保农民工的“转移接续”问题更加紧迫，如果这2亿多人退休时因为缴费年限不够，领不到养老金，“又会发生什么呢！” 该报另一位专栏作者傅蔚冈，亦曾在昨天形容“绝大多数中国人在退休8年后就去世”的可能性“太过残忍”、“步伐也太大了，超出了民众的普遍预期和承受能力”，这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提出的办法是，“减少统筹比例，提高个人账户所占的比例——至少应该和统筹账户对半。在统筹部分的投资效率乏善可陈时，过高的统筹规模是对当下人的剥削。同时，个人账户的投资应当更加透明，同时，要允许个人参与对其账户的管理。” 比起个人比例，那个托名“胡释之”的凤凰网答问系列，就更进一步了。虽然也将推迟退休年龄比作政府“单方面毁约”、“一种赖账的考虑”，但他更劝告各位，“个人养老才是最公平的”：“寄托于国家养老，更多就是觉得政府会有个转移收入的过程，因为它带有强制性，它可能会有劫富济贫的效果。通过国家强制养老，我可能能从别人的收入里攫取到一些。会有这样一种“邪恶”的考虑。虽然这其实是一种妄想。” 对人社部官员来说，可能还是《环球时报》更加能够体贴现实困境。这份报纸在周二发表《延迟退休，一个捂不住的现实难题》，承认“最近几天针对这一设想的网络投票结果都是否定性的”，“反对者据分析主要是两大人群，一种是希望早些拿到退休金、自行安排以后生活的普通劳动者。二是担心晚退休者挤占优质工作岗位、从而影响自己前途的年轻人。应当说，他们的愿望和担心都有道理。” 不过，根据胡锡进总编的分析，“这个现实问题是中国上下必须直面的，人保部现在就把它提出来，供全社会充分讨论，承受各种愤怒情绪，我们认为，这样做比捂着问题，用寅吃卯粮、透支子孙的竞争力来讨好公众，是一种更负责任的表现。”文章就此寄语中国人，不要以“欧美最好的福利标准”作为自身参照坐标，“一定要扎根经济发展的现实”：“希望中国弹性延迟退休的计划能够设计得更缜密，也能最终推行得更顺利些，而不像欧洲国家那样伴随大量非理性抗争。中国的体制应有助于公众对国家实际情况的了解，扩大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共识。对一旦推行这一制度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国家也应更有能力予以化解。”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今日头条，人社部再次强调“延迟退休暂无时间表，最快下半年启动调研”。除了引述学者们“尽早决策，小步渐进，逐步到位”的谋略外，记者亦提及那份已有176万参与者的人民网调查，针对“94.5%的人对延迟退休政策表示反对”的数据，官员们的态度是：“网络调查具有一定片面性，上网的人多数比较年轻，某种意义上老人占位子，年轻人压力会很大，网上很难展现出全景的结果，需要对不同行业、单位、层级的人进行调查。” 相关日志 2011/02/21 — 西西河:从民工荒说起 2010/07/27 — 折耳猫: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各行业的影响 2010/01/08 — 保险、社会保障与人口调控 2012/06/15 — 伊利“奥运牛奶”被指造假 北京奥运期间未达标 2012/06/15 — 胎儿的权利 2012/06/15 — 陕西孕妇遭强制引产 政府道歉局长停职 2012/06/15 — 人社部：延长退休年龄方向已定 下半年启动调研 2012/06/15 — 被引产的7个月胎儿从天堂的来信 2012/06/15 — “延迟退休”引爆全民抵制 人社部强硬称势在必行 2012/06/14 — 中国乳制品处在“历史最好”阶段——因汞含量异常，伊利召回问题奶粉

当前有一个巨大的阴影正逼近中国，而在这个阴影里面，数亿老人在绝望地垂泪。 　　在中国，很多老人开始忧心忡忡，此生即将终结，很多人艰难度日，下辈子能否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更让他们焦虑的是，由于推行只生一个的政策，未来中国死多生少，投胎做人“名额”有限，谁将做人，谁又将被诅咒？深邃的佛家学说，在简单的数学面前变得异常沉重。 　　老人们的焦虑并非虚妄。现世的恶报，狠狠地抽了盛世假象一个大大的耳光。 　　据《都市时报》报道，90岁老人李正义被女儿锁平房内两年房间散出臭味。而老人的女儿，也已经63岁了，家里一共有5个老人，负担沉重，已经管不动她自己的父亲了。 　　老人只有一个女儿。而村里每月只发150元给李正义老人。 　　长期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致使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即，儿童少，老人多，而推着时间的推移，未来死亡高峰期的到来，将使中国成为空城之国，乃至死城之国。 　　就目前而言，中国人口最集中的区间，不是在青少年段，而是在中老年段。中国3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已近70%，数量惊人。至2010年，中国有60岁以上老年人1.69亿，占总人口比例为12.5%，而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到2050年将达到31%.比例非常惊人，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同时，中国的青少年人口，亦即将步入全球最低行列。 　　依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0-14岁人口占16.60%，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0-14岁人口占人口总量的33.6%，不到三十年，竟然降低一半以上。未来形式非常严峻。如果按照目前的生育率，到2050年时，中国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只有8%左右。届时将不足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 　　少年人口的增长直线下降，老年人口的直线上升，这种对比，意味着将来中国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将急剧下降。据《大国空巢》一书作者，中国湖南籍美国科学家易富贤研究，今后五年，20至60岁的总劳动力将达到顶峰，此后将出现大规模下降。 　　青年人少，老年人多的畸形人口结构，未来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防安全构成严峻的挑战，在未来数十年内，如何走出三重危机，考验中国智慧。 　　去年，北京发布征兵令，规定适龄青年，大学生如逃避兵役，将面临高额罚款。以前纹身者不进入军营的惯例亦被打破。北京征兵困难，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青年人口的剧减。 　　此前，中国军队战无不胜的一个隐秘武器，乃在于兵员充足，士气高昂，纵使牺牲一个，家中还有众多兄弟姐妹扛起家庭责任，并且给长辈养老送终。无后顾之忧，自然视死如归。本次利比亚人民能够获得反抗獨裁的正义事业的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全国30岁以下的青年人口比例，占到70%以上。 　　近期，中国与菲律宾的海上争端，仍然僵持。不仅菲律宾不尊重中国，南海诸国，均对中国不以为然。小国越南在南海不停挑衅，甚至扬言要从广西打到北京，其有恃无恐的一大原因，就是欺中国年轻人少，人口比例严重失调，军人牺牲不起。只要中国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能维持足够的比重，未来仍然将有无数小国对中国耀武扬威。 　　虽然现代战争与传统的战争已经有很大区别，科技手段应用越来越多，如美国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中，都以优势的组织模式和技术力量，以少量牺牲换取了胜利，但是，任何战争，都还是由人操作，而且尽管他们阵亡的士兵不多，但投入的兵力仍然巨大，没有足够的青年，是无法支撑兵源的。 　　不仅是在军事领域，青年人不足严重制约着有效兵员。就是在一向被引以为豪的制造业领域，中国未来也危机深重。 　　由于无法招到足够的国内员工，广东已经出现大规模的“洋黑工”现象。大批来自东南亚及非洲相对落后国家的境外黑工，在珠三角遍地开花。在长三角，也逐步有大批来自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非法劳工。 　　去年，知名教育加顾海良宣称，随着出生人口基数的下降，18岁到22岁适龄大学生青年数量的减少，很多中国大学将有破产的危险。 　　“民工荒”、“学生荒”和“兵员荒同时出现，表明中国已非”少年中国“。 　　从建国后一直到70年代，中国一直是鼓励生育，中国经济发展30年，某种意义正是获益于这种人口红利。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导致青年人的比例逐年下降。目前，中国人口结构已经逆转，成为将彻底变为“白头之国”。 　　未来，因为人口减少带来的消费市场的大幅萎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不足，将重创中国经济，未富先老的现状，亦将严重制约中国的民族生机与活力，劳动力不足。 　　即将到来的2050年，亦即本本世纪中叶，未来的中国老人，将面临三个尖锐的现世与后世的问题： 　　在只生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自己的孩子能为4至12位老人养老？ 　　在家庭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官方能否包吃，包住，包病，包死？ 　　在强行节制生育，死多生少的情况下，如何争到下辈子的“名额”？保证变人而不变畜生？ 　　在此情况下，中国应尽早开放生育，造就未来足够的青年，否则，不仅是未来国防危机，劳动力危机，将对中国形成夹击之势，后果不堪设想。中国人的的精神家园，亦将遭到彻底性的摧毁。 　　最令人担忧的是，纵使现在开放计划生育，中国的青年人口亦仍然严重不足，因为人口不比商品，从出生到成长，需要20多年。由此，唯一的应急之策，就是开放亚洲和非洲移民。 　　未来，来自亚非的移民，将达到1亿以上，中国将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成为除美国之外，容纳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国家。鉴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女性青年移民，将更受中国欢迎。 相关日志 2012/06/11 — 杨支柱:高考人数下降与人口结构危机 2012/06/07 — 中国的“低工资”正在结束？（旧闻重读） 2012/05/11 — 编程随想:谈谈三年大饥荒(2) 2012/05/05 — 编程随想:谈谈三年大饥荒(1) 2012/05/03 — 杨支柱:“社会抚养费”的收费恐怖主义 2012/05/02 — 我国每年超生罚款可能超200亿 去向成谜 2012/03/10 — 《彭博商业周刊》 中国为什么突然满足于7.5%的增长率？ 2012/02/15 — 日本游戏厅频现银发族 老龄化社会到来 2012/02/15 — 日本“少子高龄化”是经济长期失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2/02/13 — 北京陷用工荒 低端产业人员生活成本高被迫逃离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3)  | 标签: 香港 , 人口政策 , 谢晓阳 文：谢晓阳 近日，特首参选人梁振英不断质疑，另一名参选人唐英年主导的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目标不清，进展不明”，唐氏则反驳，这样的批评“对委员会内工作的公务员不公道”。当记者问到有关人口政策的报告何时公布，唐氏却回应：“已完成得八至九成，相信很快可以出台。”人口政策，是现代城市有效治理的重要技术，然而，这在特区政府管理下，它像一个谜。到底，它是一个黑盒子还是一个空盒子呢？ 人口政策，粗略来说，是一套管治技术。它是管治者对其管治的范围内的天然资源（包括土地、水源、矿床、海港等）和人力资源（包括出生率、死亡率、移出及移入人口等）的结构和分布作细致统计，再结合当前的居住、医疗、教育及其他基础建设及社福条件进行交叉分析，厘订出这个地方未来一段时间内各项施政的重点方向，投入或减少；当然还包括税赋调整。香港作为一个被英国统治一百五十年的城市，其人口政策出现得非常晚，主要原因与英国传统的殖民统治模式有关。英国和法国很不一样，当法国殖民非洲及东南亚时，会抬出一套很大的管治计划，但往往很难落实。英国则是相反，根据香港经验，以人口普查为例，从一八四二年英人正式占领港岛以来，断断续续也做过不少与人口结构和分布的调查，但正式而全面的人口普查，要等到一九六一年才出现；这与英国调整在香港的殖民模式有关，这里不赘言。六一年的普查内容非常简单，主要针对人口数目及分布、移民数目、简单居住状态、学历等等进行资料收集，至于劳动力和经济结构的交叉统计，在这一次收集得非常有限。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独立的统计部门，Census Department已经在这年成立了。 十年后，一九七一年的人口普查里，普查内容更明显改变。当年的人口普查就称作“人口普查与住房(Census and Housing)”。正如我们所记忆，一九七一年，麦理浩上台，随即展开十年建屋计划，虽然后来计划只落实了一半，但至少大家谈起公营房屋里程碑，都会想到这个计划。在这份人口普查的介绍中也说明，当时香港最需要处理的是“居住问题”。问卷中，除了细分不同家庭状况下的不同居住结构之外，还将不同职业种类、收入指数、教育程度进行交叉分析。当然，除了人口普查，在居住问题上，房屋署及其他相关部门也有不少统计调查，但其调查内容及政策重点，还是侧重在如何配合经济发展，而不是市民福祉上，更没有处理“突变”可能产生的问题。这里说的“突变”，是指殖民政府没能有效预估和处理中国大陆开放改革后对香港经济结构产生的影响。透过人口政策进行有效管治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变数，包括管治区内的和管治区外的，均应有充份掌握。当年殖民政府没有处理“突变”的后果，是当大量公营房屋在屯门及元朗区兴建后，港商却往大陆开厂，没有相对的就业机会出现在该区。总之，这里想说的是，有关人口政策的制定，并不仅仅是对一个城市的人口出生率数、死亡率的统计，也不仅仅是呈现一个政府期望这座城市的人口结构和移动朝向什么方向去走，它是一整套根据各项统计数据，再结合对外围情势的判断，进行分析并厘订政策的技术。但在香港，我们没有看到这一套东西，或是，更确切地说，我们只看到一套偏重经济利益考虑的所谓人口政策，不管是殖民时期或是九七后，情况都一样。 二零零三年，特区政府推出《人口政策专责小组报告书》，内容涉及三十多个范畴，但却未能回应九七回归之后出现的“突变”；这里说的“突变”，是指北京成为香港宗主国后，因为政治因素所出现的人口结构突然的改变。譬如，报告书中对于中港家庭将可能对香港社会产生的影响，并没有细致讨论，那时候，谈到中港家庭的影响时，时任政务司长的曾荫权公开表示：“……谁要在港申请内地的配偶到来的时候，他必须考虑到要维持这个配偶将来在香港的经济活动……。”换言之，当时的特区政府是以“有条件”批准港人内地配偶到香港作思考的，这个“条件”，当然就是指经济能力，即有经济能力的人，才可能获准申请配偶到香港。然而，不管是根据《基本法》或是按照实际情况，曾荫权的思考都是不符现实的，但正由于这种思考，使得特区政府当时没有计划投放更多资源在这批中港家庭及其子女身上，因为官员理所当然认为这些人是有经济能力的。这种思维，是今天公共资源配置失控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与自由行的开放有关。当然，政府可以说，当年报告书出台时，还没有实施“自由行”，特区政府未能预测，然而，尽管特区政府没能预测这个“突变”，但二零零七年，即自由行实施四年后，时任政务司长的唐英年主导了一个“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但尽管是四年后，我们也没有看到特区政府有计划地将自由行所产生的影响一并考虑在资源分配的政策之内。最近“双非”人士到港生子，对公立医院妇产科带来的冲击，就已经看到特区政府似乎并没有在人口政策上作这方面的考虑。到底，“单非”和“双非”在使用公营医疗设备时，是否该一视同仁？如果像今天的情况，答案就“是”，那么，是否代表特区政府将大陆移入人口作为增加人口的主要手段？有关这一点，政府也没有说清楚。于是，有人认为，特区政府不是没有人口政策，不是一个空盒子，它只是一个黑盒子，不透明的，不给你看见和讨论！是这样吗？ 相信特区政府有一套藏在抽屉里的人口政策的指出，政府有一套计划，譬如透过“综援长者广东及福建省养老计划”将贫富的老人家移到内地居住；透过“双非”将有经济能力的大陆人移到香港（根据林瑞麟的说法，“双非”子女多数来自专业人士家庭），然后，还有“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等，均是有计划地改变香港人口结构的安排。然而，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不管香港和北京为政者对香港或是粤港澳的未来人口规划如何，却不应该仅仅是一套想法，或一套不可说出来的想象，而是应该政策和资源分配同时进行。譬如说，有人希望增加香港的出生婴儿比例，那么，在医疗设备、教育方向、住房条件、行业发展等等，都应该有相应的资源投放，可惜，当前看到的，只是一些有关人口的统计数据和人口结构与分布的期待，中间环节，依然缺席。 也许，真的有这个黑盒子，但吊诡的是，人口政策不能地下进行，它是一个全民运动，要人口政策成为有效管治的技术，不仅要全民参与落实，更要公诸社会讨论，不然，谁会参与呢？因此，即使黑盒子存在，那可能只是一个空的黑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