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国格

作者博客的系列游记十分可读，景物、历史、真相，再加上优美的文笔，当下很奢侈的享受了…   去曾家寨访铭贤学校 / 赵政 2013-06-03 18:52   从姚渡镇西去大约两公里，就看到一棵“高龄”的黄桷树，树干从正中分开，又以大致相同的角度往两边伸展，倒像是一只大猩猩高举双臂纵身而跃。在诸多铭贤校友的记忆中，这棵黄桷树的形象就跟他们魂牵梦绕的母校一样，从来都没有模糊过。一位名叫郝振笃的铭贤毕业生在数十年后还赋诗道：“曾寨盛况仅梦求，残垣乱象令人忧；沱畔黄桷树犹在，唯缺昔日息脚由”。2004年夏天，大连的李蜀燕女士重返姚家渡，“然而所见竟是景物全非，破败不堪，断瓦残垣，无一处可以寻旧了。从那天以后，早年铭园那世外桃源，优美宁静，生机勃勃的印象已不复存在，留在心中的只有凄凉和悲叹。唯一还在的是从学校到姚家渡赶场途中那棵与人俱老的黄桷树和办公院内的那棵苏铁，依然站在那里，见证着半个世纪的变迁……”。   姚家渡，现称姚渡镇，因为也不清楚是从多久之前的很久很久以前开始，就有姚姓人家在此摆渡而得名。1981年，姚渡乡与城厢镇一起，脱离金堂县，划归成都青白江区；但在铭贤校友们的追述当中，此处始终是金堂县姚家渡。正是在这里，他们走过了自己的青葱岁月，也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按照当地乡民的指引，穿过大片的玉米地和葡萄园，我终于在一群恶狗的咆哮声中找到了曾家寨。但遗憾的是，正如李蜀燕女士所言，眼前的曾家寨仅剩残垣断壁，没有任何学校的影子，以至于腰酸腿疼的我都后悔到此一游。然而既来之则安之，就算没有姹紫嫣红开遍，我亦可将自己付与这断井颓垣，然后尽力展现一个过去的世界，奉献给我的朋友们，也就不枉此行了。   边走边问，总算有一位瘦小但依然健硕的老人很热心地为我摆开了龙门阵，说到高兴处，干脆把锄头扔在地里陪我逛荡去了。每一片废墟，老人都清楚地记得，哪里是教室，哪里又是宿舍；哪里是食堂，哪里又是戏台；操场在什么地方，旗杆又竖在何处。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因激动而略显伤感的老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不出的漂亮”。而仔细聆听他絮叨的我，也早已意识到，今天参观的主角并不是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似乎看到他的童年，那是一个早已随风飘逝的世界。他可能没上过几年学，但在他的脑海中，铭贤就是最美的学校，而学校就应该是那样的……   曾家祖上为广东客家人，清康熙年间跋山涉水来到金堂，至于入川后他们是怎么发家的，我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不好乱说。按照曾氏后人的描述，曾家寨其实类似于闽粤常见的围屋，但融合了普通城池的建筑式样，比如牌楼式的城门，以及墙外的护城河；而这些特征，我都通过对比过去铭贤学校的老照片得到印证。金堂多丘陵，自古山匪肆虐，同族数百号人居于寨中，大体可保平安，当然这也正是闽粤围屋的主要功能。至清末时，有族人名曾道者，负笈日本早稻田大学，又加入了同盟会，且与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于佑任交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于佑任则将家小托付于曾道，并安居城厢镇直至日寇投降。此时的铭贤学校正逃难至汉中附近的勉县，四顾茫然不知路在何方，而校董孔祥熙听于佑任说起金堂的情况后，就力请其居中斡旋，将铭贤搬到金堂来。对姚渡曾家而言，能结识委员长的连襟——蒋家王朝的二号人物、国民政府的财神爷，偷着乐都来不及，又怎会拒绝呢？于是乎一拍即合，曾氏族人移居成都，而铭贤学校则落户曾家寨，直至红旗招展中共建政，方迁回山西太谷。   1937年春，日寇已占领东北，觊觎华北，为发展实业，培养当时国内急需的技术人才，国民政府国防计划委员会批准仅有中小学的铭贤学校设立农工专科，而校方也随即扩建校舍，添置设备。然而，正当铭贤农工专科学校准备开课之际，鬼子来了。9月13日，大同陷于敌手，山西门户洞开。10月13日，铭贤学校全体师生员工逃离太谷。11月8日，由40辆骡车并数百号人组成的队伍翻越中条山过茅津渡进入河南，同一天，太原城破，而持续近两个月的太原会战也宣告结束。   了解过联大校史的读者，对于长沙临时大学两百多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在中将参议黄师岳的率领下，徒步跋涉68天，辗转三千五百里，由长沙至昆明的经历，自然是津津乐道；但铭贤学校的逃亡同样可圈可点可歌可泣。据铭贤校友回忆，逃亡途中，高年级男生基本步行，至祁县时又遭遇日机轰炸，多人受伤。1938年1月，这支队伍来到西安，半年后，首届高中生迎来了他们的毕业典礼，而学校也随之迁往汉中勉县。于佑任斡旋成功后，铭贤学校又像老母鸡一样，带着他们在西安接纳的一百多名失去父母亲人的难童，由剑阁栈道入川，走梓潼、德阳、广汉，总算在1939年3月进入金堂，容身于姚家渡曾家寨。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发指令，准予铭贤农工专科学校升级为私立铭贤学院，学制4年，且增设商科。自此，铭贤学校进入了一段飞速发展的光辉岁月。   当我回顾铭贤学校这段逃亡经历时，对于抗战初期华北、华东一些工厂、学校的内迁亦有所了解。我很清楚，这次逃亡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因为，正是这一次紧张而高效的出逃，保留了人才，保留了设备，为后来的民族复兴珍藏了无可估价的养分。至于二三十年过后，那些没有被日本人消灭的民族精英竟然被自己人打倒，而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大家齐心合力闹革命，听凭一些没把牢底坐穿的人把家底败光，然后又一以贯之地巧言令色，强调我们人口多底子薄，所以穷的有道理。那么，我只好大声朗诵雅各布•布克哈特的一段话——“经验证明，人类历经数个时代才能留下少许精华，且在未来不会做得更好。因而，此时此刻，面对物华天宝的毁灭不存，我们不妨痛悼。”（《历史讲稿》）   因为抗战，很多学校都来到四川，比较有名的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同济大学等等。令我感兴趣的是，当外敌入侵生死难料的时候，校方不是说大家各自珍重各自逃亡，或者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而是举校搬迁。到一个地方，上几个月的课，又接着跑。比如北大、清华、南开，先是到湖南长沙，又去云南昆明，有一段时间还在四川宜宾上课，这其实体现了当时的政府及校方对学生的一种责任意识。而铭贤学校在逃亡过程中，不断地接纳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培养他们成人，就绝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一种姿态，而是真正的铁肩担道义了。因此，在那些曾经的难童心中，铭贤对其恩重如山，而他们对学校更是情深似海，也就很好理解了。如此这般地回顾一番，再重新审视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学校，再看看那些连小学生都不放过的校领导，我真不知道，我们究竟是该哭，还是该笑？     那么，当黑云压城大军压境的时候，另一个阵营的所谓激进分子在干什么呢？他们喊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阻止学校内迁，然后就跑到连日本人都懒得轰炸的黄土高坡上唱“信天游”去了；而在这场闹剧当中，最可耻的就是同样作为“先生”的徐特立。为了保证联大学生平安抵达昆明，湖南省主席张自忠委派中将参议黄师岳领队——不过是一群学生娃罢了，政府却派出一个中将。而当黄师岳不辱使命，一个不少地把他们带到昆明，又只身返回长沙后，联大特派人送来金表一只并大洋五百， 以示感激之情。但黄师岳旋即致信联大领导层，“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至赠送金表一只及川资五百元，在公等为诚意，在师岳实无受法，均原璧交来人带回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   1944年9月16日，为组建一支高素质的军队，以配合盟军在南亚作战，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随后，各省市在读的大中学生纷纷踊跃报名，这其中也包括铭贤学校的数十名学子。10月21日，蒋介石在知识青年从军大会上，高举拳头，喊出了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至1945年元旦，报名人数已超12万，经过筛选，实际入营也达8.5万人。后来，他们被称为“中国青年远征军”，走出国门，在缅甸，在印度，用鲜血，用生命，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极其悲壮的诗篇。亲爱的朋友们，回忆一下吧！“知识青年”，作为一个闪光的名词，作为一个激情燃烧的群体，他们绝不是出现在文革中期，而是抗战末期。而真正做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中国军队，也绝不是五十年代的志愿军，而是四十年代的远征军。当然，这些后来留在大陆的青年远征军成员，被统统地戴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帽，受尽折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诗人穆旦——参军之前的西南联大学生查良铮。蓦然回首，直叫人泪流满面……   1950年10月，铭贤学校迁回山西太谷，但同时也宣告了铭贤的终结。1951年1月，政务院教育部在京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私立铭贤学院改为“公办”。在随后的院系调整中，机电工程、工商管理两个系被山西大学兼并，纺织工程系合并于西北工学院，铭贤中学并入太原五中，剩下的农艺学系及畜牧学系与太原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合并为山西农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农业大学。至此，铭贤学校就在中国的教育界消失了，当大半个世纪过去之后，除了民国时期的铭贤毕业生，几乎没多少人知道，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还有过这样一所学校，以至于曾有铭贤校友扼腕叹息，铭贤被遗忘的时间比她存在的时间还要长。而以我有限的阅读量看来，似乎也没有一本谈及民国教育的书籍提到铭贤学校，即使如岳南先生在他的大作《南渡北归》当中，用相当的篇幅谈到孔祥熙，谈到他与美国教会、欧柏林大学以及齐鲁大学的关系，但对于孔祥熙一手创办的铭贤学校，作者始终不置一词，对此，我没法不感到诧异。     1907年，孔祥熙结束了留美生涯，在回国之前，位于美国俄亥俄州伊尔湖畔的欧柏林大学向他提出，由该校出资，委托孔祥熙在山西太谷修建一所纪念堂，以纪念“庚子事变”中殉道的6名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此时的孔祥熙早在两年前就于克里夫兰拜会过孙中山，并明确了“提倡教育，发展实业”的救国理念，既然得此契机，雄心勃勃的孔祥熙就向欧柏林大学建议，干脆用这笔钱办一所学校，而后就有了“欧柏林山西纪念学校”（Oberlin-shansi Memorial school），中文名则称作“铭贤”，取铭记前贤之意。1926年，发明电解铝工艺的美国化学家豪尔向他的母校欧柏林大学捐赠75万美元，而这笔巨款就成了铭贤学校主要的办学基金。在铭贤成立之后，孔祥熙定下了“学以事人”的校训，这是源自《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正像人子一样，他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且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于是乎，在1907年至1937年这三十年间，铭贤由小学而中学，又到大学预科、农工专科，将新式教育办得红红火火，并于抗战期间成为一所真正的学院。但是，随着后来中共建政，铭贤办学的有利因素统统地变成了尾大不掉的“原罪”，实在是铭贤人当初难以预料而后也难以接受的。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之后，为配合“前方打美帝，后方挖美根”，风雨飘摇中的铭贤学校开展了一次为期一个月的整风运动，以肃清“崇美、亲美、恐美”的错误思想。而死于1900年的6名公理会传教士的尸骨也被挖了出来，并纵火焚烧，当然同时被掘的还有孔家祖坟。从那以后，“铭贤”作为一所学校的名字就少人提及了。2007年，山西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有铭贤校友提出，向母校捐赠一块石碑，并镌刻孔祥熙的题词，亦即铭贤校训“学以事人”。然而校方的答复是，“你们可以把钱集中起来，交给学校，可委托学校来安排”，不过“校园内不计划搞大型建筑”。但在校友们的强烈恳求下，山西农业大学现在总算有一条路被重新命名为“铭贤路”，从而用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承认了铭贤学校的历史，以告慰前辈学人的在天之灵。至于中共建政后的曾家寨，据流沙河先生在《锯齿啮痕录》中所言，文革期间，他曾与曾家老太爷一同挨斗，并亲见曾老太爷在批判大会上突发脑溢血，当即身亡；而属于这个家族的其他人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因疯狂导致的罪恶实在太多，难以尽述，就此打住。 —————————————————————— 按：有关铭贤学校的历史资料，多取自“美洲铭贤校友会简报”。因作者众多，不一一注明，特此致谢。 附：铭贤校歌—— 高山仰止/ 太行东延/成仁取义/铭我前贤/ 真知由力行/工读无间/ 学求致用 /志务贞坚 国步颠连/ 民事维艰/建业更始/共负仔肩/ 乐居天下后/ 忧在人先/学以事人/ 永矢弗谖   其他图片在这里 http://ycool.com/post/ha8saqf 谢谢

上周二， 2013 年 4 月 16 日，又一位著名大学的顶尖学生被毒杀，他就是复旦大学医学院的黄洋。据说，他因家境贫寒母亲长年卧病而放弃北大经济系的志愿考取复旦大学医学院，母亲的手术费用靠其奖学金等支付，其大学期间的费用均靠自己解决。这起毒杀案令从未破案的 11 年前清华大学才貌出众的高才生朱令被高剂量铊毒致残再次引起关注，该案因公安在侦查工作中的重大错失令犯罪嫌疑人（受害人家庭怀疑是受害人的同寝室好友孙维）至今逍遥法外，甚至有怀疑是同寝室数人联手作案。而在这两起案件之前，据报 1997 年被保送进北京大学的高才生王小龙因人际纠葛向曾经的好友江林和同寝室陆晨光下铊毒，但随即后悔而协助两位及时解毒，没有造成伤残。 前两起案件均被怀疑因竞争劣势之嫉妒引发，而北大王小龙则因对好友的行为不满失望以致仇恨而下毒。有人质疑中国的教育理念，我也认为不无关系，但显然这不是直接原因，因为无数受中国教育的学子但发生如此恶劣之罪行寥寥可数，应当从犯罪心理学上进行探究根源。遗憾的是，在近些年另外数起已侦破的学生或年轻人的恶性案件中，如马加爵、杨佳、药家鑫 …… 却似乎并未见到犯罪心理学等专著问世。偶有专业人士发表意见，因触犯网络舆情而遭到激烈攻击，再加上敏感案件、出版审查等客观因素，不知是否因此阻碍并限制专业人士的深入探究？如果人们只满足于情绪宣泄，只恐怕类似恶性案件还会重演，而那些受害者以及加害者的家庭以及相关人士将继续被痛苦、仇恨或懊悔、恐惧煎熬而难以自拔。 我不是专业人士，对于案情也不甚了了，但我还是想分享一下自己因本文开头所述三个案件引发的一点感想。 同是优秀学生，黄洋、朱令和王小龙也有各自不同的秉性，从各方面报道来看，黄洋和朱令很阳光，特别是黄洋，据称人际关系很好，没听说和任何人结怨，但朱令的早出晚归似乎令同宿舍同学颇有微言，而王小龙性格灰暗，不善人际交往，好容易结交了好友江林，但在发现江林行为品质的缺陷特别是当江林刻意与其疏远时，不仅失望，而且是“恨向胆边生”。在他先以铊在与其并无纠葛的同寝室同学陆晨光身上试验时，完全是随机选择，由此可以了解王小龙的情商很成问题，对人极其漠然。如果能够了解其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或许对于他的秉性形成能有更多的了解。 基于我所了解的上述情况，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员，我以为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妒嫉，二是人际关系障碍。这两者是很多人都可能会有的问题，但不会轻易导致犯罪。 我们的教育中，无论家庭教养还是学校教育，很少有人教我们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他们往往提出一些标准和要求，然后以道德高尚为诱导令我们自动接受。不得不说，这往往是把问题隐藏起来，也许大部分人糊里糊涂将就着这些似是而非的标准度过了一生，并继续传授给下一代；而在有些人心里会是永远的纠结，如果不适当处理，迟早会爆发。越是智商高的人越是较真的人，越是如此，所谓“钻牛角尖”，如果思维方式或价值理念有问题，就容易走向偏执乃至犯罪。 我曾经提到，有朋友在美短暂生活后回国，说到感受最深的是，在美国的群体生活中，每当其中一个人有任何好消息，其他人会很真诚地为那个人祝贺。然而，在西方中小学，似乎是不允许将考试成绩公开排名次的。我这样理解，嫉妒是人的本性之一，在心智不够成熟的时候，西人避免孩子处理这类不好克服的人性弱点所引起的问题，而在心智比较成熟的时候，再去处理这类问题，相对会容易些。 而在中国，孩子们在中小学乃至幼儿园就被鼓励竞争，使得孩子们在心智不成熟时就要面对嫉妒所产生的各种情绪。但是同时缺乏适当的引导，这就使许多孩子将童少年的问题一直带到成年，甚至形成人际关系的障碍。 我自己在中小学的所有考试中几乎囊括了八成以上的班级排名第一，但我一直不是自信爆棚的人，虽然考第一对我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因为我向来和书本比和人亲），这种排名第一还是成为我挺沉重的负担，因为我害怕被别人抢了第一。直到我成年后自学心理学，我理解，或许由于幼年时父母过于严厉和工作繁忙而对我有所忽视，我是缺乏自我认同的孩子，没有安全感，总觉得父母老师同学喜爱我捧着我是因为我成绩好，如果我不是第一，他们就不再爱我或尊敬我了，而我需要他们的爱和尊敬。事实上在我偶尔没考第一的时候感觉看过父母和老师不同的脸色（这或许只是一个孩子的过于敏感和脆弱）。直到工作若干年后，我妈对我说，曾经在我就读中学教书的舅舅曾对我妈说过，他并不欣赏我，他说他不明白为何我总要考第一，难道我比别人多长了个脑袋？我当时很生气，怪我妈为何当时他们不直接对我说，让我以为他们都希望我考第一？ 事实上，这也部分影响我的人际关系，似乎在所有我就读过的班级都有同学对我颇有微词，说我傲慢，但和我很熟的同学就不这么认为。去年我问一个中学同学原因何在，她说，“因为你不主动和别人说话”，“他们也没主动和我说话呀”，“你成绩太好，有些人不敢主动和你说话”，我这才恍然大悟，觉悟到自己对人性的无知。很多孩子不愿转学，我从小不仅不怕而且盼着转学，我总想换个地方，把之前的问题都抛掉，重新开始。我妈曾经这样对我说，“你千万不要逃避任何人，因为这个世界上人是分布最均匀的东西，你在哪里都会遇到你不愿打交道的人”，但就从来没有哪个大人帮我分析我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事实上，那些对我很好的大人似乎都有着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往往将我当成倾吐的对象，我似乎从来也不曾把自己的问题呈现给他们。 分享上述经历是想说，父母和老师往往只把精力和精神关注到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却忽视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让孩子们自己摸索着成长，乃至将许多错误的想法，将恐惧和焦虑一直带到成年，成为人生的障碍。事实上，内向的孩子在人际关系方面都会有些问题，他们过于关注自己的内心，而忽视其他人的感受。另一方面，许多父母和教师的自我成长也是停滞的，事实上，如果他们不扭曲自己的孩子和学生，说不定孩子们 / 学生们比父母 / 老师的心智更健康。 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那些成绩拔尖总是遥遥领先的学生，往往比成绩普通的学生更加自我中心，因为他们总是受到各种奖励和追捧，久而久之视为理所当然，似乎他们只要成绩优秀，就高人一等，予取予求；而且成长过程的一帆风顺，也使得他们比起成绩普通的学生更加脆弱，缺乏处理危机的能力；其中有些心智不成熟又价值观混乱的，当他们的优越地位受到挑战时，难免会铤而走险。 有人认为，中国的教育培育了许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以为这个名称本身就有问题。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恰恰是没有告诉学生们如何利己，他们一直在被要求利他，包括奖励追捧那些优秀学生，也是因为这些人理论上是对国家更有用的人，因此要受到优待，某种程度上，他们并没被当作一个人去爱，而是被当作一个工具，被鼓励舍弃自我而成为他人和社会期望的人。 一个缺乏自我认同的人，可能相当自律，却往往是不自爱的，不自爱的人又怎么可能懂得如何利己呢？据说，王小龙在接受审判时并无悔意，他认为他对自己的伤害比对他试图加害的同学的伤害更大。确实，任何一个作恶的人首先伤害的是他自己。 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换成“彻头彻尾的自我中心者”倒是相当恰当。一个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人格不健全的，也是成长停滞的，某种程度上，这种人的自我在人生的早期就停止了成长。由这样的“精英分子”所代表的国家也是缺乏国格或国格不健全的，从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的答各国记者问，就常常可以感受这种人格缺失和自我中心。 我曾经为文《我国为什么不能允许每个学生都优秀》，我以为，中国教育的优胜者往往成为财富分配者而不是财富创造者，这就使得我们必须淘汰大部分而成就少部分；而被成就的少部分却成为被淘汰的大多数的沉重负担，因为他们只分配财富却不创造财富而且要多分。这倒是与“学而优则仕”一脉相承。这样一种理念所导致的竞争必然是恶性的，而且容易优汰劣胜。本文开篇所说的三个案例，据说，两位受害者黄洋和朱令都是相当优秀的学生，品学兼优，如果我们让人格有缺陷的“精英”毁掉精英中的菁英（能够创造财富而不仅仅是善于分配财富），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 看过许多关于朱令案件的帖子，我感觉，由于警方的重大错失，已经很难通过法律程序将疑凶定罪了，希望黄洋案件中，警方能依法办案，缉拿真凶；希望我们的社会学人、心理学人等专业人士，能关注青年犯罪的社会心理和犯罪心理，早日写出专著；希望开办父母学校，让为人父母者提前了解孩子的成长特点，做有养育知识的父母，而不是沿袭错误的教养方式；希望在教师中普及心理学，帮助他们关注学生的精神成长和心理成长，最起码不要伤害孩子的精神健康和心理健康。希望悲剧不再重演！

转按：连岳专栏向来很热闹，虽然有质量的跟贴不多，这篇偏偏少人问津，对俺却很有醍醐灌顶之效。灵魂伴侣，可遇不可求，对谁都一样，无论是喜欢高雅还是喜欢随俗。只要不侵犯他人，每个人都有按本来样子过活的权利。无论父母对儿女，还是夫妻之间，一方存了改造另一方之心，这日子就开始难以忍受。自己活，也让人活，看来对于习惯越界的国人包括许多已成功移民的华裔，还真是件不容易理解的事。   http://lady.163.com/13/0409/18/8S1ORQP700264IKE.html 连岳： 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写这封信。24岁的时候，我遇见了我现在的丈夫，感觉他有幽默感，善良，脾气很好。所以两年后，我成了他的妻子。新婚都是愉快的么？新娘子都是快乐的么，我觉得我不是。筹备婚礼的时候发现了很多事情，他很孝顺，但是不考虑我的感觉，即使我在问题发生之前已经和他谈过也没有用，他的方法就是皱起眉头，说烦死了。不用说，我当然是觉得很伤心，因为我总觉得，丈夫是你可以依靠的，但是我发现不是，最后我还是直接找他的父母沟通，才解决了婚礼的很多事情。 再怎样，想到以后可以天天见到他，心里还是很快乐的。可是三个月过去了，我又错了。 去年他跳槽去了新的地方，所以他一直说自己很忙，很累，他没有时间来和我说话，他认为我所有的问题都是小题大做，他为了自己的事业，所以，他没办法，希望我不要再和他纠缠。 那么世界上只有有很多钱的 男人 ，才可以不工作，才可以好好的和妻子相处么？ 那么陈逸飞够忙了吧，怎么会有时间结第二次婚？杨振宁岁数也不小了吧，怎么会和妻子去黄山 蜜月 ？这世上的事情，如果真心想做的话，是不会有那么多借口的。 所以我发现，我的确是和他不适合。 他在家的时候就是玩大富翁，看电视，什么烂电视都看，然后就是睡觉，然后说：“我是很内向的人！”就可以不说话了，不爱看书看报，说是会头晕。 我的爱好是经常去书店，选择我喜欢的电影，很少看电视，因为很少能有我喜欢的。对于我来说，外面的世界只是为了生存才不得不去上班的，下班后，从你喜欢的作家、喜欢的电影里，找到令你难忘和感动的碎片，那才是最有意思的。 如果我以后有女儿，我一定会告诉她，要睁大眼睛看清楚，热恋时候，他很专心的听你的话，不一定是真的和你兴趣相投，只是想尽快娶你回家，让你为他洗衣服擦皮鞋，如果你觉得他会是你灵魂的伴侣，那就很容易失望，因为善良的好脾气的他，也会因为老婆不让他看电视而大发雷霆。 我只能继续找我的灵魂伴侣，我希望有天，我可以好好的和她或者他谈，我刚看的那本书是多么的感人，这位作家十年没写书了，但是一点都没有让我失望等等。 因为我是悲观厌世的 双子座 ，而他是现实执着的摩羯座，他是最好的饭票，但却是最沉闷无聊的人。 Roye Roye： 怎么说呢，做一张饭票——还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样的男人已经很难得了。先别把他撕掉，或者否认得太厉害，再来想想有什么折衷的办法。我这样委屈其全说他的好话，并非因为现在的男人的素质太差，降低了标准，而是因为，能做一张好饭票的男人，在什么时代都是难得的。 我甚至觉得，一个男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成为妻子的好饭票，让她随时都可以不工作，在家玩、看书、看电影，闲得腻了，就由她出去找喜欢的工作，不在意薪水的高低。至于能不能成为你灵魂的伴侣，那得看运气，一万桩婚姻，能不能碰一个这样的男人？从金钱到智慧，从肉体到灵魂，样样都可以进入名人堂，我们不可以指望有那么好的命，不能强求命运之神，就像不要和博彩公司较劲。 他不爱说话，就当他是高仓健一样的男子，酷；巧言令色，非君子所为。 他嫌烦，可能真的很烦，一个心里烦躁的男人选择的是少说话，和女人正相反，不理他，放他独处；而且他烦心的事可能是：真是该死，得送她什么礼物才好呢…… 他爱看电视，玩游戏，不爱看书看报。姐姐，你那么看不惯，我依然认为这不是什么缺点。换个角度来描述，你看书，他玩游戏，两个人呆在一起，各自干着喜欢的事情，这不就是安逸婚姻的日常情境吗？你不觉得这样很暖和吗？这个孩子一样的男人、努力工作、贪玩、不爱读书、整夜陪着你…… 你的诸多不满，全是生活中可以忽略的琐事——是的，不爱读书是可以原谅的——所以，让他看电视，不要因为这个让他大发脾气。我尊重那些把灵魂看得很重的人，那些人可以跟天使对话，在与千万人一样普通的生活中，随处找到钻石。家庭妇女狄金森可以写下最伟大的英文诗，也就是说，灵魂的出口在你自己手中，而不是逼着你的丈夫承担这个额外的重责。 若要真的探讨，灵魂的出口不少于四万八千种，十年喜欢一个作家是，喜欢烂电视又何尝不是？只要能让你心态平和，暂时忘掉烦躁痛苦的一切方法，都是灵魂的出口。最让灵魂感到不舒服的就是别人要来提升自己，此时灵魂会很痛苦、很抗拒。一个妻子让丈夫看有思想的小说、有深度的电影、甚至讨论一下近来文艺思潮，控制电视与游戏等一切低俗娱乐，再没有比这个更让婚姻显得尴尬与羞耻的了。有很多壮志末酬的文艺青年爱这么做，终生乐此不疲，不要步他们的后尘，他们把婚姻与丈夫泡在半瓶醋中而不自知，反而以为那酸味，正是灵魂醉人的馨香呢。 住手吧，不要再想着教育你的丈夫，他已经很好了，你每次做出这种尝试，他的心里都在懊恼：我怎么瞎了眼…… 你嫁了个不干涉你读书的饭票，而他娶了个逼他读书的凶恶女教师，是谁该喊冤呢？是谁的灵魂更需要提升呢？ 祝开心。 连岳

http://www.thinkread.cn/reading/1068/ 导语：其实在甲午战败后，清廷中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官员是倾向或同情变法的，但由于康有为的狂傲，这些潜在的变革力量渐渐与他分道扬镳。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 鉴注》茅海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据其自编年谱所说，并非是从甲午战败后才开始的，而是始于更早前的一次顿悟。那是1878年，他还在礼山草堂苦读经史时，一次打坐的过程中“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恍惚间，他觉得自己是孔子再世：“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这次通灵般的神秘体验后，康有为给自己起别号为“长素”：长于素王孔子。那一年，只有20岁的他立志像孔子一样改制维新，经世致用。 　　康长素的狂放不羁后来也传染给了他的学生。弟子们上行下效，纷纷给自己起了各种惊世骇俗的别号：梁启超号“轶赐”，即超过子贡;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韩文举号“乘参”，唐德刚调侃道，这是“把曾参当马骑也”。康最钟爱的大弟子陈千秋的别号则是“超回”——事实证明，这个别号起得实在是有欠考虑。1895年年初，维新变法还没开始，26岁的陈千秋就跟当年的颜回一样早夭，吐血而亡。 　　1 　　一群带有宗教狂想色彩的康党所领导的变法运动，结果自然凶多吉少;但在清末那积重难返的局面下，又似乎只有这种反常的、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团体，才可能去发动一场真正的变革。1898年8月变法事败前夕，康有为南下逃亡，一路被悬赏通缉，九死一生，幸而被英国人营救才逃过一劫。参与营救的英人戈颁后来在一封信里写道，康有为真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并补充说，“我猜，光绪帝大概也和他相像。” 　　出于空想家的本色，康有为8月底在香港接受采访时，便已开始凭想象臆造另一个戊戌史。康在采访中夸大自己在变法中的作用，并声称有光绪帝的衣带诏，要去英日两国求救兵来恢复皇帝的权力，等等。到日本后，他便开始伪造《戊戌奏稿》，并自编年谱《我史》。幸存的康党成员们，比如梁启超，也积极配合康的造史行动，将相关记录系统化，使之不自相矛盾。与此同时，曾积极举荐康的翁同龢也由于畏祸，暗地里剜挖、芟改日记中关于变法的记录。真实的戊戌变法被人造的迷雾重重掩盖起来。 　　茅海建阅读大量史料和档案，考证了《我史》中的每一个细节，旁及《戊戌奏稿》、《翁同龢日记》等，花了整整五年时间解开这个历史罗生门。他认为，康的《我史》总体来说不失为一部可以小心利用的史料，里面的不实之处与其说是故意作假，还不如说是一个空想家的孤芳自赏。虽然刚刚经历了惨痛的失败，但康有为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失败的所有原因在于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的阻挠。他在东瀛那“纸屏板屋孤灯下”的冬月夜里，“自我咏唱着已被理想化神圣化纯洁化美丽化的英雄史诗。” 　　2 　　戊戌变法通常被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行的是君主立宪。此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在《戊戌奏稿》中的三篇另作中，康有为提出“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所”，建议清廷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民合治”。但实际上，在变法的过程中，康从未提出过类似建议，相反，他很明确地反对立即开国会，理由是“民智未开，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因此“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 　　康有为在当时主张的只是设“制度局”，一个给皇帝提供治国建议的小规模精英智囊团，类似于枢密院，并不具备制约君权的功能。康认为，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变法必须由光绪帝“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保证皇帝和中央政府绝对权威的基础上，以强有力的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变革，并镇压顽固势力。只有这样，变法才有可能成功，“中国唯有君权治天下而已”。 　　康有为并不反对君主立宪制，只是觉得还为时尚早。他有一套自己的政治学理念，即“公羊三世说”，认为在所有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演进都有三个必经阶段：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升平世)和民主共和(太平世)，这三个阶段是不能随意跳过的。相信《戊戌奏稿》的人想当然地以为，按照这个理论，当时君主专制的中国的变法方向自然是君主立宪。 　　但现在看来，康有为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小心谨慎。在“君主专制”阶段，他还区分出了“绝对专制”和“开明专制”两个小阶段，后者是君主立宪制的预备期。也就是说，戊戌时期的康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立宪派”，而是一个“新权威主义者”(取萧功秦的定义)。不得不说，在变法的战略层面，康有为确实比当时的很多人都要理性务实。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优秀战略家的康有为一进入到具体的战术执行层面，就开始头脑发热，狂飙突进。 　　在和光绪帝的第一次策对中，康把中国比作一座破败不堪的大殿，“小小弥缝补漏”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必须“统筹全局而变之”，从重从快，最好干脆把旧官员一并免职，然后“尽变旧法”。在保守派荣禄当面质疑这么激进的变法是否可行时，康有为的回答是：“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其实在甲午战败后，清廷中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官员是倾向或同情变法的，但由于康有为的狂傲，这些潜在的变革力量渐渐与他分道扬镳。除了康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空想家性格外，维新派日益膨胀的权力欲也让他们渐失人心。康有为在变法中的动机并没有那么单纯，暗地里，他计划通过建立制度局让自己进入权力核心，让康党成员占据各个部门的重要位置;他与梁启超试图将汪康年的《时务报》“收归国有”，借此控制全国舆论，打压反对意见;对于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康有为被维新派认为是总教习的不二人选;康还试图将他的孔子改制说确立为学术正统，一跃成为全国学界领袖——这样，他就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集丞相和教皇为一身的人物。 　　康有为的弟子在变法时期也是飞扬跋扈。他们有一次在上海街头遇到了古文经学的领军人物、康有为的论敌章太炎，于是便上去将其殴打一顿。改革的大忌，乃是其设计者与得利者几乎为同一批人。这不仅会使很多人对改革者的目的产生怀疑，而且那些致力于革除弊端的人自己，也有可能因此堕落为政治黑暗的渊薮。 　　对戊戌变法的另一个误读，是认为维新派走的是“和平改良”路线，而革命派则是“暴力革命”路线。实际上两派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对民主共和制缓急的不同认识，维新派对于暴力手段并不排斥。在变法末期，维新派其实已经开始谋划军事政变，他们对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人都有策反计划，最后则锁定袁世凯，要求他率兵入京，一路入颐和园“执西太后而废之”，另一路则入宫“密救”光绪。但袁世凯始终对维新派虚与委蛇，这个计划最终失败。 　　知道大势已去的康有为于八月初五离京，同时，杨深秀决定放手做最后一搏。杨经光绪帝之手辗转上折给慈禧太后，称颐和园的滈化殿下有先帝埋下的“黄金纹银各一窖”，既然现在赔款弄得我们财政紧张，何不派几百个人进去试着挖挖看?“万一罗掘得之，岂不大济其用，胜于票借万万耶?”这个说辞实在是拙劣得可以，不要说老谋深算的慈禧了，就连当时北京的普通市民都对之“诧为奇异”，大家都看出来，这不过是行刺的借口罢了，杨深秀“与康有为、谭嗣同诸犯同一逆谋耳”。 　　所以，与其说慈禧太后自八月初五起的一连串行动是一场军事“政变”，还不如说这是一场“反政变”;慈禧对于维新变法本身的厌恶，远远不及她对维新派那废黜她权力，甚至取其性命的意图的仇恨。若意识到其实是维新派先伸手摸刀，而且已经直接威胁到了慈禧的人身安全，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何慈禧后来会怒不可遏，冒着激怒“友邦”的危险，近乎疯狂地抓捕康梁，废除所有新法，并且不经提审，就将杨深秀等“六君子”刑于菜市口了。 　　3 　　几乎所有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合作。为日本明治维新奠定思想基础的福泽谕吉说过：“改革派精明而进取，保守派稳重而守旧。守旧者有顽固的缺点，进取者有流于轻率的毛病。但是，稳重未必都陷于顽固，精明未必都流于轻率。”但康有为呢?他一上来就说：“惟方今之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求鱼也。”在将所有旧官员都排挤出去同时，也早早地给戊戌变法判了死刑。 　　1899年，慈禧召见李鸿章，称有人上章，举报他有同情康有为变法的言行。没想到，一向逢迎的李鸿章竟未辩一词，大大方方地承认指控属实，并称： “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无以对。而这一切，早已非在海外四处流亡的康有为所能知。　 亚马逊购买《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 鉴注》 来源：经济观察网 | 作者：尹敏志 —-     看日剧《坂上之云》，想说横店电影基地可以说是中国又一个国耻所在地。     《坂上之云》讲述的是明治维新后至日俄战争结束期间三个年轻人的人生。对于那段历史，我没有用心研读，不知日剧中描写是否准确。即使作为一个虚构作品，其中可以感受日人古朴重礼、诚实忠信、认真踏实、内心热情外表克制，懂得尊重敌人和人的生命（这点似与日人那个时代的形象不符，即使这是以今天的理念代替当时，比某国至今妖魔化矮化敌人、歪曲历史，还是要高很多），乃十分值得尊重的民族。该剧试图展现那个时期日本的国家、社会及家庭关系，其中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无论是手足亲情还是少年友谊、门生或同事情谊，均可圈可点。     剧中日人重视传统，却没有衰朽之气；重视礼仪，却没有虚伪与逢迎之陋习；人际关系中不事私利计算，却心中有数，不会滥用他人之善意或为所欲为，日人之干净、节制、彬彬有礼、有担当，令人印象深刻。     如同当时的中国人，那个时代的日人面对科技先进的西人感到很大的恐惧，并因此走上民粹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的道路，曾经将国家和国民深陷战争灾难，也对包括中国和中国人在内的其他民族造成很大的创伤。这个世界的灾难，往往来自人的不受控制的欲念，其中的三个年轻人在那个时代卓有建树，却因着良好的教养和教育而没有失了本心。日人恐怕做梦也想不到，日本真正的现代化却是在亡国后终于得以实现。     无论如何，日人在近现代的进程中自强不息，认真学习世界先进理念和科学技术，最终走在世界前列，无论在东亚还是在世界，都成为值得骄傲的民族。

真是一篇檄文，值得阅读。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中国人，请用道德自律，别用道德自虐，更别用道德作恶！   说道德过度与精神绑架 / 神了旁逸斜出 2013-03-24 17:58 吕嘉健 中国人自古以来在精神方面受害最大最深的是什么呢？是被道德欺骗和压迫，至今未尝觉醒。我们对道德戒律总是有一种很天真的崇拜倾向，以为道德万能，道德重于泰山，只要反复地教育人民遵守道德，社会就会清明，人人都会成为君子，殊不知道德向来对阻止坏事的发生完全无能为力，对坏蛋的约束总是形同虚设，但是对好人的禁锢却威力无穷，道德常常异化成为一种杀人利器，专门镇压老实人。当道德滑稽地演变为文化的毒药时，它的名字就叫做“恶道”。那么什么时候道德会变成毒药呢？过度与绑架。 一、道德过度与精神绑架的阴谋与灾难 这个世界总是会有一些颜回之类的奇君子人物不世出，他们让世人敬仰，于是自然而然地就会有一些激进分子要给颜回树碑立传，把他的巨大塑像堵在村口，把车道人行道都给占了，所有人走过都得低首瑟缩，然后非常惭愧地把准备去郊游吃的猪蹄子红酒玫瑰花之类的偷偷的扔到沟渠里，连繁花锦簇春风骀荡河水汤汤的优美之处也不敢去了，乖乖的回家跪读《论语》去。艳光四射的女孩也要赶紧在薄纱春衣上罩上麻布，把泥灰抹上吹弹得破的腴脂。这一幕情境被村长和鬼算子师爷还有一个傻子书生在一旁看到了，村长灵机一动，鬼算子师爷计上心头，傻子书生激动万分，从此村里就人人都要开始天天读《纪念颜回》了。这篇文章说：“我们要像颜回先生那样，做一个绝对高尚的、绝对头脑简单的、绝对心思纯粹的、绝对忠诚咱村的好人。心中除了学习和工作，除了忠于村长和村委会，不存任何歪心杂念。我们必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心一意为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干活想要工资是最大的耻辱！想要加班费就更是十恶不赦！有空就想躺在床上是最可恨的寄生虫！只吃糠，绝对不吃肉；绝对不看女孩子，即使女孩子赤裸裸地躺在你面前，也要视而不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村里人都手捧“圣经”斗私批修的时候，正是鬼算子师爷和村长村委们修改村规侵吞公款强奸村里所有美少女的快乐时光。 这个寓言同时把“道德过度”和“精神绑架”的手段都表现出来了。过度很好理解，就是孔子说“过犹不及”的过分，超过正常值，违反常识，凡事讲绝对。绑架呢 ？从学理上来说，什么叫精神绑架呢？概括如下：在你面对一件人事关系或者社会事件、行为、生活政治问题等等方面，你有自己独立的态度、观点、意见或处理方式，你容或有不同意见或同情或反对，至少是有保留意见，但是却遭遇到强势者站在道德立场的制高点，或者一种优越的精神价值观上，对你的整个精神世界——包括你的思想认识、情感态度、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心理——施加强迫性影响，试图利用他的优势和你的弱点或者软弱、顾忌诸如此类，从而控制你的精神存在和表现姿态，扭曲你的意志，犹如劫持和绑架一般，使你不得不低头屈服，违心地服从，或者沉默。此可谓“精神绑架”。精神绑架比物质利益的绑架会更令人感到痛苦和压抑，因为这是对一个人人格、性格、尊严、价值观和自由的欺侮和蔑视，甚至是否定、强奸（如果你想找出一个例子，你就看看毛在庐山会议上如何绑架所有人的意志，去制造一个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冤案的）。道德过度和精神绑架二者是一对双胞胎，总是一起合伙出场，过度就为了对他人施加精神绑架。 有三种绑架。打个比方吧，一种是，例如你厌恶吃肉，或者你为了减肥，于是你高调论证吃肉会使到三脂高血压飙升随时会中风，吃肉就是杀生，会泯灭爱心，是野兽，没有人性，所以你指责别人吃肉是天大的罪过。结果你的伟大论证使到和你相处的人都被你所震慑，都纷纷不敢吃肉了，至少躲着你吃，吃了也不敢承认。第二种绑架就是，你自己嗜好吃肉，但是肉总是匮乏，你为了独占所有的肉，于是你提出一种高尚的理论，认为吃肉会使人产生强烈的兽性欲望，逢女孩就强暴，目露凶光，权欲旺盛，只有吃素，你才会有善良温柔之心，性情平和，施舍广大的爱心于万物。你天天振臂高喊：吃肉是不道德的，让我们成为素食主义者！结果，凡是被你的理论压迫得羞耻之心膨胀的人，都只好跟着你一起高喊“吃肉有罪论”。虽然有时候他们饿得两眼发青光闻肉香而馋水四溢忍不住偷偷吃肉一两回，内心里还是念佛千遍，晚上辗转反侧，彻夜难安。于是，所有的肉资源都被你这坏小子独自垄断了。第三种绑架源自于道德旁观优越论，事情与你无关，但是假如你站上道德高地，你就有了置身局外豁免义务的道德优势，你可以指责守住自个儿家园的平民说：“你干吗不做雷锋不上前线不大公无私把你的一切献给祖国和人民？”指责者都站在岸上，可是全天下的人都忘记了，自己是否能够做得到，这个已经不重要了，造成绑架声势命令他人就范才是群众暴力的目的，绑架的绳子就是金子做的—— 这就是以过度而且虚伪的道德绑架他人而成为独裁者的另一则经典寓言。 下面一个例子估计会使到所有人进入到一个不敢表态的难题，它涉及到某些道德过度不合人性的极端情形。话说某天我被电炉子烫了一下，伤面有半个指头那么大，火烧火燎的疼，痛彻心肝脾肺，连脚趾头都跟着不自在，一宿难眠，这时候如果你说用什么东西可以和我换取不疼痛的话，我都会答应。这时候才恍然大悟我原来做不了英雄，让我在酷刑下做“叛徒”都会的。由此想起一种道德绑架叫做“不能招供坚强不屈”。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允许投降的，汉朝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名将李陵被匈奴重重围困，力战不能脱身而被生擒活捉，卒之投降，结果一族父老子女被汉武帝屠杀，司马迁为他说情，也要被判以死刑，后用重金赎身并为了保证《史记》可以完成，才以宫刑抵过，男人变了女人忍辱负重千古怨恨。因为这个而联想起法国电影《超级女特工》，里面的法国美女特工苏菲，被纳粹党卫军脱光衣服，恐怖到直打哆嗦乳房乱颤泣不成声，尿液淅沥不能自控，又被用钳子活生生地拔掉指甲，只好招供。在执行任务出发之前，负责人皮埃尔告诉大家，如果被抓住了，就吃下氰化钾自尽，苏菲当时还嗤之以鼻扔掉发给她的氰化钾，皮埃尔于是说，那么最少也要坚持在被折磨过了48小时后才能招供，以确保组织可以转移。皮埃尔自己被捕，是在苏菲被捕之前，一直扛着，受尽残酷折磨而绝不招供，但是后来看到自己姐姐路易斯也被抓了，在他面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才迫不得已把盟军准备在诺曼底登陆的绝密情报供出。 由此可见，善良人性是无法对抗残暴人性的。在战争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弱者，在无力对抗的情况下，投降和招供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使大多数没有参与抗敌的普通百姓，也是在屈辱和沉默下做着亡国奴，难道所有的亡国奴都是罪人？在前线奋勇作战的英雄们，不应当对不幸陷入敌手的战友之招供视为十恶不赦，你是战斗者，你就必须准备着要在战友投降后的更险恶艰难的条件下继续战斗，而不能对投降的战友仇恨入骨。你不能够把敌人的残暴、情势的残酷转嫁责任到弱者的身上，这是基于人性的常识，也是基于战争的人道主义底线。西方人是允许战败投降的，电影里所谓“48小时后招供”的约定在西方也是真实的间谍规则。这是非常符合人性化原则的“fair play”规则（公平守则）。但是中国文化绝不准许战败者投降的道德戒律，就反而显得极其不近人性，这就是道德过度和道德绑架。我预知很多人会在传统政治教育的背景下对我的论述义愤填膺指责我是“叛徒有理论”，然而我只要追问所有人一句：你是否就肯定自己一定会是第二个赵一曼？你能不能扛住千般惨痛万般折磨？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不容含糊的死的律令。能不能？答案是很确切的：绝大多数人不能！否则你试试看！耶稣就曾经质问过要用石头打死一个妓女的群众说，如果你们当中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那么你就向她扔石头吧，结果没有一个人敢于扔出手中的石头。大家都低着头一个一个地走出大门。中国文化有一个十分卑鄙的遮蔽状况：大家都掩藏着自己的软弱和不堪，却去尽情高调地谴责某人的软弱和失败。这是一个没有反思习惯却总是拿着锐利的刺刀屠戮弱者和失败者的国度，当一个中国人责备他人没有做得更好的时候，却从来不会扪心自问：我是否也没有做得到？ 道德有一个底线和一个宽容，底线就是不能“积极地主动地处心积虑地做违反道德和法律的事”。而宽容则是，被暴力强奸时可以违心地越过道德底线。就好像在侵略者入侵时不能主动积极地协助敌人残害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是伤天害理，这不是一般的违背道德问题，正如杀人就不是什么违反道德的问题而是丧尽天良人性的罪过。但是当你处于弱势，无法抗衡，你被绑架劫持，你无法面对亲人们在你面前被折磨的痛苦，你只好让步退却，这是合理的。“我们时常责怪一个人懦弱，但是懦弱有什么错呢？无论是在极权还是在暴民政治时期，与其说是人们的一项处事抉择，弗如说是一项权利。他为生活于乱世之中的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熊培云） 合理的就是合乎常识。合乎常识就是正常道德要始终坚持的铁律。道德千万不能过度，一过度了，它就成了违反它自身价值理想的“恶道”；道德千万不能绑架他人，自己做不到的不能够强迫他人做到；某些特殊的人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做到，做到了才奇怪呢。当年28岁的小翁自己喜欢82岁的老杨，那是她的自由和高尚，但是不能要求其他28岁的美女都要去嫁名角；相反的，假如你认为小翁那样做得不到人道，你也不能阻止相差太多的老少配婚姻，鞋好不好，只有脚知道，不能手代替脚去思考，以手代脚，就叫绑架。绑架最大的罪错在于劫持了他人的自由，夺人自由犹如杀人父母妻儿！柳下惠搂着少女抱怀不乱是一个神话，宣传这个神话是对中国人基本人性的亵渎。这柳下惠或者是为了沽名钓誉，博取清名升官发财，或者他是同性恋还是性冷淡，或者扑入他怀里的是他的妹妹要不就是奇丑兼凶狠的娘们，始终是一个没有调查清楚的谜。即使都不是，柳下惠的做法都不能成为天下所有人的榜样！我们无数的官员现在大都是在色情面前成了贪官，他们在没有出事前都曾经被称为最优秀的人物，他们何况不能，谁又敢拍红了胸脯气壮山河地说自己道德高尚超过他们？他们敢于盗窃国家资产十亿百亿的，谁又敢大言不惭地说你能挥挥手不屑一顾两袖清风面对摆在你面前的一箱箱银钱？可见道德无力，道德无须过度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打包票。要杜绝坏事恶行，只好靠法律制裁和严密的制度管理罢了。中国的事情最坏的就在于：法律玷污了，坏人得道了，然后就用伟大道德去教训其他没有作恶的群众。既过度，又绑架。 二、谁是道德过度和精神绑架的制造者？ 道德过度和精神绑架是怎样造成的呢？哈耶克说过：“人类最深重的灾难，都是由好人以最正义的名义施行的。”这个世界当然需要大家都做好人，但是你没有办法识别谁是真正的好人。有一些好人是伪善人，他们本来就是野心家，有强烈的支配世界的欲望，不幸他们非常擅长于用好人的名义贯彻自己的伟大野心并且用残暴的手段去做道德的事情。道德是赚来的名誉，却带着血腥和腐烂的气息。本来道德只是规范蠢蠢欲动的小人之心的利器，最大的讽刺却是，道德总是制约真正的好人，使他们变得越加安分守己小心翼翼委曲求全胆颤心惊，于是道德就演变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荒唐的二律背反囚笼，你不要道德不行，可是遍地过度的道德戒律，都变成为老实好人头上的紧箍咒，你一动念头就头疼，汗津津出，因为他们已经被至高无上的道德绑架了。 凡是道德对于真正彻底的坏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约束力，但是道德最有效的就是对好人的制约。什么叫做坏人？坏人就是最无耻最无情最无赖最狠辣最残暴的野兽，坏人讲道德，世界就开始倒霉了。换言之，坏人不讲道德还好些，因为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他的丑恶和罪行。但是如果一个坏人你看不到他的坏反而全世界都崇拜他的高尚的时候（例如毛），那么说明这个坏人已经是一个千年修行不世出的恶魔高手。又假如你虽然已经看清楚了这个坏人的本质但是他总是成为了善良道德的化身，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肯定要遭殃了（例如还是毛）。可怕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开始被彻底绑架了，我们都无可奈何地按照这个恶魔高手的意志和他指定的道路走向死亡的绝境，我们也都开始违心地变坏，多数人能够明哲保身还算留着一些良心，眯着眼睛麻木不仁就是最大的善良了。1976年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崇拜恩来先生，后来历史的真相慢慢浮出海面，于是我们逐渐知道了很多底细，才明白老恩早已经被他一生的克星毛绑架着做过许多违心的坏事，最终使他在精神危机的绝境下痛苦地死去。道德大师毛至少是华夏历史上最大奸大恶的魔鬼，可是他也是最杰出的伪善天师，有谁像老毛子那样倡导过最绝对的道德？没有！我们天天读夜夜背诵的语录，曾经激动过所有人的心灵，可是我们任何人都是傻子和疯子，老毛子的过度手段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被阉割的小鸡，永远都长不大了。十亿人民一个他的思想。 这该是整个民族该负的责任，如果一个文化体系没有发展出一个良好的民主法治制度和自由公平的文明环境，则道德至上主义就一定会伴随着专制统治产生。你说中国古代谁最倡导道德至上？皇帝。但是他说的道德是对人不对己的，皇帝口口声声说的是道德，自己的行为最不遵照道德。淫人妻女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三千宫娥还算是少的，享有超过六万个宫女的皇帝你还不知道呢。然而正是他们要求我们“严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皇帝说以孝治天下，然而弑父屠兄争夺皇权的正是他们。中国人都痛恨秦桧杀害了岳飞，殊不知秦桧说：“此上意耳。”是宋高宗赵构害怕岳飞打胜仗迎回高宗的父亲宋徽宗和他的哥哥宋钦宗，自己连帝位也坐不稳了，还担心岳家军强大了不听皇命，所以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愚蠢的忠臣。可惜自宋以后的中国人都天天向秦桧吐口水，却没有人敢于掀翻宋高宗的龙位。你想还有谁比皇帝更高歌爱国主义的？宋高宗有爱国道德么？杀人不论罪名，这还是一般的不讲道德么？就是不讲，谁追究了？敢追究么？中国人在历史上最无能的就是没有创造出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而居然允许一个人专制统治一个国家这样的荒唐事在几千年里反复上演，还要高喊“皇上圣明！”圣明者，道德至上也。不管是谁，只要他坐在了那个绝对君权的位置上，他一定会制造出绝对的道德律令让天下人驯服，我也不例外，假如我有机会的话。 还有谁充当了道德过度和道德绑架的帮凶呢？政治野心家，谄媚的文化人，极端道德家，还有天下众生糊涂虫。野心家要权力，为了防止他人染指，除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还要有笔杆子的协助，以道德高位气势凌人使人就范。名不正则言不顺而已。谄媚的文化人是窥破皇帝和野心家的需要，通过出卖文化制造道德武器为他人做嫁衣裳而同时使自己得到莫大的好处。有一类非常幼稚的道德家，眼里只有理想，偏偏没有任何管理实际工作的经验和才能，他们的人生就是永远只唱原则高调，永远只讲最理想的境界，非常缺乏常识和实践理性，他们总是走极端，绝对化，就算他们的确是清高廉洁一生的，但是他们唱高调的道德至上主义却成了杀人的利器和破坏世界正常秩序的工具，可是他们不管，只要陶醉在自己一手创造的道德美景中就有了伟大的成就感。天下众生本来永远也不打算做英雄的，所以也就基本没有了做叛徒的机会，因此众人舆论都主张以纯洁的水灌人喝下去，管你矿物质够不够水体活不活，无形中充当了狐假虎威的应声虫。一个文化体的人民如果缺乏文明常识和反思理性，就会显得很天真，既绝对相信专制者的谎言，更相信空头的道德教训可以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总是相信人性是善良的，就是最大的道德谰言。对以往发生过的灾难不加反思的，就一次又一次地使自己陷入困境。天下糊涂虫最愚蠢的就是，自己明明也做不到的，却相信制定出来的道德高调可以使世界和平。道德一过度，就要绑架老实人无所适从，但是我们都不再追究理会了。 你一定要记住这样一个常识：道德总是制约好人，但是永远不会对坏人有效。如果你认识到这样的事实，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惊心动魄。世人总是幼稚地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话的幼稚性就在于，不知道还有另一面就是：“高尚才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也是高尚者被强加的墓志铭！”当所有人都被过度的道德在精神上绑架以后，这种惯性会依靠压倒性的舆论、自我心理压力和自觉的思维模式，使任何人都逃不出卑鄙者设计的圈套，所有人都像奴隶一样的乖乖的服从，同时只会按一种极端的想法走向愚昧。 三、如何重建我们的道德和未来？ 我很想郑重其事地对所有的中国人说：别再迷醉于道德的力量了！只讲道德的人或者民族，不是属于“天真幼稚园派”，便是属于“别有用心的奸邪派”，然而他们之间是很好的合作者。我知道当前中国很缺乏道德的底线和水准，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来在道德的泥淖里已经陷得够深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很好地解决过我们的一切难题。我们中国人的确非常期待一个道德清明的和谐社会，然而求仁并不可能得到仁，在人类世界里，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以成立。你想要满园鲜花，不是有良种就可以春色灿烂，你必须寻找沃土、清泉和和煦的阳光；你想要永久的沃土，你不能只是守护着一坡家园就可以心安理得，你必让整个世界都生态平衡；你想要艳如桃李肤若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你不要以为往脸上施朱敷粉向路人抛媚眼就能够迷倒众生，你须懂得天生丽质的求本之路才是正道。 道德是美好的，我始终在向往一个道德清明的纯净时代，然而它在我们的历史上究竟出现过吗？在什么时候出现过？这我就不得而知了。中国人从来总是往后怀念，以古讽今，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从古到今的中国，特别是现在，最大的道德过度和绑架就是：窃国者侯，而窃钩者诛；而诛窃钩者的大法官却是窃国者。腐败了100亿的大鳄，手握利器，剑劈饿极而偷了一块面包的冉阿让屌丝。那么其他的陪审员和旁观者要头脑清醒了：当沙威越是严峻过度，那么我们其他人就会被完全彻底的绑架。 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道德，和道德会在什么前提下才会有效，于是引导我思考，讲道德是有限制条件的，就是说，凡“道德”都是“有限道德”。至少，在一个法治的、自由而讲理性的社会，它的公民会自觉讲道德，道德前面必须加上“文明”二字作限制语，不文明的旧道德应当废除。我的观点是：道德是自律的东西，和不文明的人宣讲道德，完全无效，所以法治和制度规则必须是前提。没有法治、不讲道理、权贵横行的社会，才会以向公众宣讲道德为门面。我生活在澳洲，我基本看不到、听不到讲道德的宣传，凡不讲道德者，有法规管治他，所以讲道德一定是自律自觉的，谁要不讲，那他就开始以身试法，你跟他说大道理，已属多余。 如何重建我们的道德和未来？其实应当从常识做起，重建道德理性。首先，对以过度道德对我们精神绑架的权贵say no，譬如说，当年我们可以在内心深处想想一个问题：假如毛泽东被日本大兵或者国民党抓住了，他会不会投降和招供呢？在清醒头脑下，你不要盲目相信非人性的不合常识的宏大的道理。简单说，就是不要被骗。然后，不要跟着人家唱红歌！在广场运动中，你一定会被绑架！唯有你的独立自主精神最可贵。第三，做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守法，自治，正派，文明，合作，维护你的尊严和自由，也维护其他人的尊严和自由。时时反思上述几条，做好你自己，不需要他人来说教。最重要的，是不需要他人来制约你，但是你讲道理。 真正的道德是在这样的社会里才产生效用：一个以法治、民主、平等、自由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准此，那么道德就是一种文明而正派的社会和内心秩序。守法的公民基于人的道德自我完足性，努力自觉做一个有理性、有尊严和有道德感的文明人，善良而互爱，正派而讲道理，反对一切暴力，自我管理，合作至上。而准此，才是一个有道德的好社会。一个初生儿童，在良好教育的环境下，从小学会做一个法治社会中的自律文明人。那么，无需对任何人讲道德，更不能以道德为绑架的利器，自有公共社会的规则和内心的尊严感限制着他。假如他要越轨，和他讲道德，已经是对牛弹琴了。再准此，还需要过度道德和以道德绑架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