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国格

徐贲：中国人轻信末日并非因没文化 2012-12-21 09:46:58 2012-12-21 3613 人参与讨论 人是否轻信与文化程度高低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按照各类人等的不同期待和愿望，布下他们喜欢的诱饵，便都能收到请君入瓮的效果。不管是什么诱饵，起作用的内因都是人们在学校里所受的无脑教育和社会生活中的中的缺乏理性。 徐贲 徐贲 专栏作者     据报道，网上流传世界末日预言，说12月21日后将有连续三天黑夜，引起四川双流县和隆昌两县蜡烛和火柴出现脱销。12月12日，长春市光复路批发市场的不少商家都把蜡烛摆在门外最显眼的位置。尽管蜡烛涨价，但仍然有人成捆、成箱地购买。其实，近年来的各路神仙道长、佛道高人、气功师太、神医、命理风水人士，哪个又缺少了信众？这类事情往往会被“有识者”当作无文化、无知识者的愚昧和盲信来笑谈一番。其实，愚昧或不愚昧，盲信或不盲信，就真的全都是有无“文化”或“知识”的缘故吗？     这里有一个例子，2012年8月，英国《卫报》有一则报道，说上海有一个暑期班，尽管收费高昂，但吸引了大批学生家长。这个收费10万元的暑期班声称能够让孩子学会20秒钟读一本书，能够靠手触摸读扑克牌。在这个叫做 “赢在右脑培训班”里，学生经过右脑训练后，不需要看字就可以阅读，每个人的接受方式不一样，有人要用眼睛，有人通过听翻书声、嗅味道，甚至用额头感知的方法，就能认出扑克牌或者识别文字。培训班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家长大多是企业家，也有律师、工程师等。报道说，“后来家长发现，孩子受训后并没有获得特别技能，只是学会了一些作弊的手段”。     轻信并不一定是呆笨的同义词，相反，人太有想象力，才是最容易轻信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任何事情都可以设想为可能。大跃进中的“亩产超万斤”、“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轻信这种鬼话的人一定不是老实巴交，天天埋头干活的农夫、工人，而是善于想入非非的政客和知识人士。同样，张悟本的“茄子疗法”、“绿豆疗法”（《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出书的也是正儿八经的人民日报出版社。重庆的“唱红打黑”更是受到不少教授名流的追捧，他们自己轻信不说，还用“为什么选择重庆”一类的“学术”来引诱别人也跟着轻信。     可见，人是否轻信与文化程度高低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按照各类人等的不同期待和愿望，布下他们喜欢的诱饵，便都能收到请君入瓮的效果。不管是什么诱饵，起作用的内因都是人们在学校里所受的无脑教育和社会生活中的缺乏理性。     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17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怀疑论者贝勒(Pierre Bayle)曾指出，缺乏理性教育使人轻信“启示”，也就是那种基于盲信而缺乏怀疑精神的知识，而启示与理性是不能相容的。贝勒的哲学怀疑对象是宗教神学，他认为，传道士宣扬的基督教教义中充满了神秘的启示和奇迹，包含着无数的矛盾，是靠盲目的信仰和对异教的迫害支撑着。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因为它是荒唐的、不可理解的。它其实经不住上帝播撒于人心中的理性的批判。     19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著名物理学家谢尔盖·卡皮扎（SergejKapitza）发表了一篇揭露前苏联非理性科学的文章。“非理性科学”听起来像是一个自相矛盾，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却是前苏联许多人思维心态的一个缩影。法国历史文化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指出，像李森科生物学这样的非理性科学，能在苏联存在是有特别原因的，“那里实施的，是整个社会生活都被控制，全部智力、艺术、精神活动都被领导的一种制度。”他引用一位苏联哲学家的话说，“这种制度的真正功能就是‘妨碍思想’。……因为一切都已由它预先思想好了，包括你自己……凭着一个如此的制度，当想法出现的时候，它就在奔向实际上十分非理性的方向了”。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轻信不再是个别人的偶尔上当受骗，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集体现象，不断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那么这个社会中就一定已经出现了某种思维方式的反常。集体的轻信需要许多人都共同拥有一些特别容易为欺骗者和蛊惑者所利用的思维方式、心理定势、道德偏差、理性弱点。这些认知和心理因素是长期无脑教育的结果，这样的教育就像是耕地,而欺骗和蛊惑就像是播种,不能不先耕地就播种。这种无脑教育一直在持续地悄悄进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欺骗和蛊惑所需要的那种几乎全无自我防护能力的猎物。     这样的教育总是发生在一个知识和思考被简单化和教理化的环境之中，它使得大多数人丧失了应有的怀疑精神和提问能力。这样的社会环境排斥个人的思考努力、批评态度、独立判断和精神自觉性。这种环境对人们有思维方式定型的作用，对他们来说，“科学真理”是某种十分干瘪的、与现实并无关系的教条和假大空原则，但他们依然得把这些当做“先进科学”来相信，不得提出疑问。     在这种环境中，连科学家们都会放弃自己作为社会理性教育者的责任，这加深了真正的科学与大众媒介传播的科学之间存在着鸿沟。如韦尔南所说，公众所知道的科学，已经不再是科学；“通过大众传媒（比如电视）传播的科学中是某种跟魔术并无太大区别的东西；当人们坐在沙发上，从电视中看到宇航员穿着天空服行走在月亮上，或者听到大爆炸（Big Bang），没有任何东西能把这一类科学成果跟一个星象学家或随便哪一个伪科学家能讲述的故事区别开来”。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人是轻信的动物，人必须相信一些什么。在没有好的事物可以相信的时候，人便满足于相信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不能改变人性，但我们至少可以用理性思考来为自己辨别什么才是值得相信的事情。从习惯于轻信到学会怀疑，这是任何一个自由、理性之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http://view.163.com/12/1221/09/8J86L1BE00014MO9.html  

原文地址： 如果你愿意谈一谈，我愿意听 作者： 柴静 你是一个记者，你有关切，有采访的权力和可能，但归根结底，你只是一个陌生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个恰当的关系，关切超过了恰当，就是冒犯。不因为你是一个记者，就有权逼问所有的问题。 知是职责。不去知，算是一点敬畏吧。   （这篇文章是采访笔记，与已经看过节目的观众分享的一点心得，留言中有一些没看过节目的朋友，容易因为内容不完整有一些不解之处，可参考文后的视频。回头我们在“CCTV看见”的微博官网上也会挂出节目文字版。一些疑问我也会直接在留言中回复大家，一起交流，谢谢） 1 这个案件曾冠以“少女杀死性侵大叔获刑四年”之题，传播甚广，争议很大。当事女孩小琪一直没有接受过访问。 我们采访前征询她意见，先由法警与她交谈，在讯问室谈了二十分钟，我在另一房间等着，看没有动静，就过去站在他们身后听一听。 “媒体觉得说出来可以帮助不少人。”讯问室很狭小，法警靠在门边，温和地说。 小琪坐在讯问室的木凳上，戴着手铐，说“我不想谈我个人的事，可以吗？” “如果你顾虑的是案件结果的话，现在已经判了，对案子倒是不会有影响。” “对我的生活会有影响。” 她还不到二十岁，仰着头，说话简短，清楚，没有情绪，直视着对话的人，一点也不游移。 法院的同志回头看我，有点为难之色。 我说，我跟她聊几句行吗？ 他们同意了，我走进讯问室，跟她说：“接受和不接受采访，都是你的权利。除了司法机关，任何人跟你交谈案情，你都可以拒绝的。” 她有点意外的样子，眼睛闪动了一下。 “我也同意你的看法，你没有义务要去帮助别人，我来，也不是想通过你的案件教育别人。” 她举着手铐的手不安地动了一下，对蹲着的我微指身边的凳子：‘您坐着吧”。 我也有点意外“不用，我在车上坐了好久了。” 我在卷宗里看过，被抓捕之前她一直躲在老家，没跟任何人谈及此事。抓捕后警察也不会去询问与案情无关的内心细节，只有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材料里看到一句，说她做恶梦。就说：‘我知道你一直睡不好，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也没有跟任何人谈过，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她低下头，眼泪扑落掉了下来。 不必劝慰，这不是我能做到的，我等了一会儿才开口，“我只能说，如果你愿意谈一谈，我愿意听。” 她犹豫了一下，问我，“那别人会认出我的脸吗？”我说，“我坐在你的椅子上，你从镜头里看，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侧影，那就拍，不行就不拍。”我在椅子上按她的身高大概缩下一点身子，让她看镜头。再请她坐下来，让摄像录上一小段，让她看一遍影像。开拍前帮她把头发理一下，再遮住一点脸。法官与摄影师都是男性，她不愿意当着他们的面谈及隐私，但这几位不能回避，我降低音量，用只有我们两个能听到的音量说话。 以前也会注意对当事人的保护，但大多是出于一个职业伦理的要求，不象这次这么具体和细微，可能是这大半年里我自己也成为很多不实报道的当事人吧，见不贤思内省，在能意识到的范围内，不敢因记者这个职业身份的存在伤害别人。   2 死者元某的律师用了三个形容词形容小琦：‘胆大，心狠，手辣”。 她看法的依据是，小琪初中辍学，在美容院工作，曾经因为打架被公安处理过。案发当天跟着陌生男人去出租屋，受到威胁时没有报警，杀人后拿了死者的现金，在出租屋与尸体共处一夜。 这些信息都没有错，只不过每件事发生都有为什么，我问“你有机会直接询问她吗？” “我们没有机会”她只负责民事诉讼部分，庭审是远程视频，没有交叉询问。 事实少，就容易附着情绪，当时的争议就是因为双方要么隐匿这些信息，说小琪“天真无邪，贞操观极强”，要么渲染这些信息，说她品行不端。 她是被害人律师，依据这些资料，站在她的职业立场上，得到这个推断是正常的。所以我问：“你是觉得她身上有一些你不理解的地方？” “是”  “如果她能呈现她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你愿意听吗？” 她稍犹豫了一下，说“这个可以”   3 广州中院是一个对媒体很开放的法院，五年前许霆案我采访过他们，这次又去，正是风口浪尖上，他们受到双方舆论压力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选择不接受访问，但是没有，只是很为难地跟我谈。庭长说，“这个事情很简单，是不是已经过去了，不用再解释了？” 我说，“这个案件很多人都认为是正当防卫，对定为故意杀人是不理解的。不理解的话，这事可能会忘，但他以后对法律就不能够很敬畏” 庭长是法学博士，觉得不理解很奇怪：“她的行为有两个阶段啊，前一阶段是正当防卫，没问题，但侵害停止后，第二阶段就是杀人了” 我说“这同一个事，还分成两个阶段吗？比如说一个女性被强暴，过程中无力反抗。结束后，她找到工具杀死对方，这都不算无限防卫权，算故意杀人？” 他说：‘当然啊” 新闻中心的主任是一位女性，和我一起，同声“啊？”了一下。 啊完，我说：“您看，还是需要解释的。” 庭长同意了，但之后我才明白他的顾虑，判决书不是他写的，判决中关于“假想防卫”与“故意杀人”在认定上存在冲突，法学界对此有争议。人们在面对争议的时候——尤其在代表一个机构面对争议时，常常自觉有辩解的义务，庭长是个懂业务的人，觉得这个事情要解释圆满很困难，有人建议他找各国的法律资料，运用对已方有利的观点来辩驳，总能找着。 新闻中心的这位主任摇头，说了一句“其实，真诚就可以，真诚最简单。”   4 这期节目，老范跟我讨论名字时，我说就叫这个事件的“辩析”吧，不叫“真相”，因为这个事件中死者已去，只有一方的陈述和一些旁证。我们尊重小琪的意见，没有去她的家乡和工作地点采访。这些都是天然的局限，我们只能呈现这些条件下的一些事实，不敢自称真相，只是一种尽可能接近真实的辩析欲望。 另外，提问时，有些问题可以问，我没问。 这些问题与案件的判定无关，与基本事实无关，只与人性有关，我听时有自己的判断，但我没再问下去。这样的题材涉及到人之最私密，这世界上有的事，有的问题，只能与母亲，与姐妹，与爱的人分担，或者，只能永远留在一个人不知名的深处。 你是一个记者，你有关切，有采访的权力和可能，但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陌生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个恰当的关系，关切超过了恰当，就是冒犯。不因为你是一个记者，就有权逼问所有的问题。 知是职责。不去知，算是一点敬畏吧。    （节目视频：）   （这期节目我们对当事人的面部和名字做了保护，播出后有一位观众留言指出，有段解说里，一个镜头拍到的文件里，如果仔细看，可能能看到女孩的全名。编导向宇用了一天的时间将已经上传的网络版取回，返工重新编辑，已覆盖原来版本，才在这里贴出。谢谢观众的严谨，这是对当事人的负责，和对我们节目的爱护。）

周日晚从杭州回来，因为不熟悉这个城市，兜了半圈，才发现在车站角落里的的士站，等车的人们排成长队，却没有排队的的士。的士一辆一辆地来，排队人流缓慢地疏散。似乎大家都习惯了本地的士之稀少，默默地排队等候。 突然听到女人的争执声，然后见一个年轻女子开着车门让后座的乘客下来，显然那位乘客拒绝下来，僵持了一会儿，又来一辆的士，女子于是上了后一辆车，嘴上还大声骂道“真是不要脸”。奇怪的是，之前那辆的士一直没开走，后来司机下来了，似乎在要求乘客下来，保安也在一旁协助。站在我前面的两位年轻男子在嘀咕，说车里好像有两个孩子。我心里开始紧张，说来好笑，我急于发现排在队伍里的外国人是否已经上车离去，似乎如果他们还没离去，我会感到更丢脸。最后，保安开始打电话，我想可能在报警，于是两个分别抱着婴儿的女子从车上下来，徒步离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好在从头至尾没听到婴儿的啼哭声。过了一会儿，果然有警车来过，看来保安确实报了警。 黑夜里我没看清前面发生了什么，差不多排到我时，我问那位保安，那两个抱孩子的女人为什么徒步离去？那位保安突然火气很大地对我大声说，“你们乘客抱孩子也要和别人打声招呼，知不知道，权利和义务是两回事。”我对他耸耸肩，表示不解。他说，那两个女人不打招呼就抢着上车，人家不让，还打人。最后对我说，“我看她们中气十足，完全不需要照顾。要不是她们抱着孩子，我就不让她们走了。”正说着，有个中年女人抱着孩子过来和保安说，是否可以不排队，正好排到我，我停下来，让她们上了车，我上了后面一辆。 之所以记下这件事，是因为保安提到“权利与义务”，抑或他说的其实是“权力与义务”。我理解保安的意思是，虽然照顾抱孩子的乘客是一种义务，但却不是抱孩子的乘客必然拥有的权力。 这是个不错的题目。前段时间广州地铁里一位年轻人因为和一位退休老人关于排队和座位的争执而在地铁里打架，年轻人被老人咬伤。在网上看过记者的调查报道，感觉和我经历的这个事件有相似之处。许多广州地铁站都是一边站队，我以为这是比较糟糕的规定，因为没有考虑到人性的缺陷；让乘客在两边站队，中间留给下车的乘客，应该比较合理。事实上，我也经常在地铁站看到排队时一边排队，但上车时就两边蜂拥而上。那位老人就从另一边不排队上车，被年轻人批评，因此发生争执及打斗。年轻人说自己总是给老人让座，但是很反感地铁里不排队的行为。 类似事件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不是问题，既然是抱孩子的或者老人，让他们就是了。但是，生活中还有许多较真的人，如同事件中的年轻人和保安，他们或者并非不愿意照顾老人和抱孩子的，但同时认为老人和抱孩子的也应当遵守规则和秩序，而不是理所当然地抢先。我个人认同这种观点，但是，人堆里什么人都有，如果因为他们不遵守秩序和规则，我们就拒绝履行义务，甚至降低做人标准，那就未免得不偿失。或许深层原因是，不遵守规则和秩序的人太多，而有了借口就更是堂而皇之，这样的人，往往不仅不会感激别人的照顾，甚至连基本的礼貌也没有，难免令人反感。 较真未必不是好品质，但是，如果对人强求一致，伤害的就不仅是他人，自己或许首先受到伤害。我们每天都可能会见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人和行为，如果因此将自己也变成令人厌恶的人，那么我们就只能向低标准看齐，降低做人水准和生活素质。有人说，一个家庭的生活标准由收入高的人决定，而道德标准由道德水准低的人决定。社会有时也是如此。  

谁将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 旁听生 2012-10-06 21:06    ——莫言？村上春树？或另外？   从八月末我才在国内网上看到这样的预测且把此作为赌博标的。在全球著名博彩公司Unibet和另一家全球著名的博彩公司立博(Ladbrokes)的赔率表上，他们俩的名字都排在赢家赔率榜里第一或第二位。   莫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文学上出道以来，他的长、中、短篇小说我大部分甚至几篇散文都看过。我最欣赏的中长篇小说作品并不是最初使他声名鹊起的【红高粱】和家族系列。而是差不多同时期出版的两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和【金发婴儿】。如果还要我再举例下去的话，那还有【欢乐】。【金发婴儿】最后之死我觉得犹如天之暗示。实际上，莫言的短篇小说也写得真好，如【大风】、【秋水】和【枯河】等，是什么样的大风使爷孙几代农民的世间努力只剩下一棵草！“我”只能也只能把它扔在暮色中。   莫言他后来的几部长篇我还算认真翻看过的有【十三步】、【檀香刑】和【丰乳肥臀】。至于再后来他的两长篇【生死疲劳】和【蛙】，前一长篇我在书店里匆促翻阅了几页，就作罢。主要因为当时口袋里人民币无力帮助之故。后面的那本只在网上见有人评语过。实物至今没见过。   总的来说，如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必定是活着在中国大陆的某一个作家，如真是莫言，个人认为在大陆本土的作家里，就他的文学水平即写作艺术天分上来论，他是够格的。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那本最著名小说【挪威的森林】我也很认真地看过。中译本是黄色封面上有紫色图画的。应是最先的译本，但也不敢很肯定，因此书也毁于因自己不慎引起水与虫害的一次书纸劫难中了。他的【海边的卡夫卡】只粗粗翻阅过，自己现在手边仅存只有他的另外一册中译本小说【跳！跳！跳！】。漓江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印行，译者为冯建新、洪虹两人。也即为另种中译本名【舞！舞！舞！】。作为同样属于东亚作家，当然也就论他的小说艺术创作表现力来论，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若颁发于他，我也一点不感意外。   从一九八九年后，北岛先生将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声音或传言虽随着时间的流逝，忽高忽低，但一直存在。他的【回答】，他的【宣告】，他的【结局或开始】，还有他的【一切】！在很大的意义上，他用他的思想诗作作为一种呼吁开启或扩张了当时青年人企求独立思想的时代。而呼吁的回响也一直存在。虽然有消息说在博彩公司立博(Ladbrokes)前不久的赔率表上，中国诗人北岛以一赔五十的赔率也出现在这个名单里。还虽然，在这个公司的名单里他次序较低，但我希望也相信北岛先生终将会有获得这一份荣誉的日子。   以上我说的话一直不触及无所不在的各种类的政治意味，既不包括内外可能会有的各种政治力量，也不涉及有希望获得诺奖荣誉的小说家和诗人本人对过往历史和现实里各事物所谓的看法或态度。我首先觉得海外的市场真经济，连对诺贝尔奖可能的获得者的猜测都可弄成风生水起的大生意！另外，我作为一个很普通公民，还希望如果真同人们猜测的那样准，这份荣誉真的落在中国或日本某一个很会用文字表达感情的人身上，某种强大威力不要像上世纪末对待高行健先生那样主义直接：不要那样坚决反对，也不必热烈欢迎欢呼，如要真正的和谐社会应从真实和解起头，既不能从和平奖或现在还无法有各科学诺奖开始，如真有可能，那就从今次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次开始。“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吧。   我为什么说了上面那段话，就因为昨晚凤凰网转发中国广播网这一原标题消息——中国作家莫言成诺贝尔文学奖最大热门 超村上春树。我只因此稍起了一点疑心或者担心吧。不要让诺贝尔文学奖变成奥运会，不要让作家扮装成刘翔。让各种伟大主义悄悄让一下道，这样一来，文学，艺术，当然还有科学才有可能真正上道呢。当然，我这样说也可能有点杞人忧天式的愚蠢，但如一意孤行，究竟谁更愚不可及，历史将会一再证明。   附录两则新旧消息在此后——   （一）原标题：中国作家莫言成诺贝尔文学奖最大热门 超村上春树   中广网北京10月5日消息（记者丁飞）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10月，是属于诺贝尔奖的月份。从10月8日，十一长假结束的第一天开始，远在北欧的瑞典将陆续颁发出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而法新社最新的报道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很可能在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中产生。   不光如此，在全球著名博彩公司Unibet公布的赔率表上，首次出现在名单上的莫言也排在第一顺位，村上春树紧随其后。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说着，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很值得一看。   如果现在打开诺贝尔奖的官方网站，你会看见，最上方排列着今年诺贝尔各大奖项的颁发日期，唯独躲在最后的文学奖迟迟没有确定的日子。这似乎在说，文学奖是特殊的。   没错，难预测和悬念大，这些年一直伴随着诺贝尔文学奖，所以它也自然成了博彩公司最热爱的领域。今年排在他们预测第一位的，是中国作家——莫言。而莫言却在接受采访时，始终不愿谈起这个话题：   莫言：诺贝尔奖毫无疑问是影响最大的国际文学奖，但在它的历史上，也确实有很多作家缺席，像托尔斯泰、卡夫卡都并没有获得这个奖项。而获奖作家里面，有的人的作品也并不是我们都很钦佩。为什么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因为一谈马上就会有人来攻击，很多人在批评中国作家有诺贝尔焦虑症，对我这种批评就更多了。   与莫言和村上春树都打过交道的，是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曾经预言说，“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文学奖，我看好莫言。”而在莫言却未料到，他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造的这第十一部长篇小说《蛙》，在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和诺奖青睐之余，却被人指责，说小说中的日本人暗指大江健三郎，这是在讨好诺贝尔奖：   莫言：很多人说是向洋人献媚，是说我拿这个奖向诺贝尔奖献媚，好像中国作家一个个都是被诺贝尔搞得坐立不安，今天去献媚，明天去示好，这怎么可能呢？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再一个难道文学有配方吗？我能知道吗？ 在网络上搜索关键词，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排在第一位的新闻来自一篇写于两年前的博客，题目是《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条件已经具备》，作者是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栾梅健。两年前，他曾为莫言组织过第一场专场创作研讨会，遍邀国内外名家；两年来他也一直坚信，莫言有一天会问鼎诺奖。谈起莫言，他依然激动：   栾梅健：事实上莫言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主题，挖掘以前的计划生育主题。西方对中国这种举措有好多的歧视，也有好多的误解，但是莫言从一个辩证的角度来阐述，这样文学主题式也比较受欢迎，从这两个方面来评价的话，我认为莫言获得奖的概率就比较大。   三天后，8号开始，医学、物理、化学、文学、和平奖、经济学奖得主，一些新的名字将会进入诺贝尔奖的历史。文学奖是特殊的，只在宣布得奖前几天才会确定最后的日期，不过有人估计，那一天，是在10月11号。链接在下：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10/05/18059477_0.shtml   （二）莫言村上春树居2012诺奖赔率榜前两位   全球著名博彩公司Unibet近日在网站上贴出了诺贝尔文学奖和和平奖两个奖项的赔率表。在文学奖项赢家赔率榜里，莫言(微博)以一赔六点五排在第 一位，紧随其后的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其赔率为一赔八。接下来是一赔十的荷兰作家塞斯•诺特博姆和意大利女作家达西娅•马莱尼。随后为赔率为一赔十五的作 家，他们分别是：加拿大的艾丽丝•门罗、西班牙的恩里克•比拉•马塔斯、阿尔巴尼亚的伊斯梅尔•卡达莱、美国的菲利普•罗斯和意大利的翁贝托•艾柯。   而在另一家全球著名的博彩公司立博(Ladbrokes)的赔率表上，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以一赔十的得奖赔率再次成为最热门候选人，中国作家莫言则以一赔十二排在第二位。此外，中国诗人北岛也一赔五十的赔率以出现在这个名单里。……后略。链接 http://yydg.paowang.net/2012-08-25/7160.html 和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539193.shtml （转载请注明出处，商业用途请通知本人。写于二零一二年十月六日上午）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85504 如果莫言获奖 / 宫民   王小波曾说过，在中国，三流的作家往往有一流的名声，而一流作家却默默无闻。这个格局，今天依旧。   上海有个女作家，叫什么忘了。但她有句话我记着呢，并深以为然。她说，中国有三样东西没法跟西方比，一是足球，一是电影，还有就是小说。我要加一句，哲学也没法比，还有科学，还有经济学，还有军事理论，还有，TM的，多着呢。不是我民族虚无，实在是技不如人。致使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近代以来的中国，为世界文明贡献了什么？据说，连呼拉圈都是外国人发明的。   文学上，跟国外有一拼的，也就是诗歌。中国诗歌，沾了翻译的光。弗罗斯特说过，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那部分。虽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中国诗和汉译诗比，自然显得不像小说那么差。   按说，跟汉译小说相较，中国原文小说也应该有优势，可惜，不行。博尔赫斯有言，大概意思是，伟大的作品，哪怕错误的印刷和蹩脚的翻译都没有办法损害它。   这话不假。十几年前，我买过一本估计是盗版的、错字连篇、标点纷乱的《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盗版是肯定的，有版权的汉译简体字马著，目前只有两本，《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我要说的是，就是这本盗版书几乎被我翻烂。   莫言是三流作家？没错，至少现在是了。中国作家还有个问题，就是创作生命太短。我也承认，当年在《小说月报》上看到转载的莫言的《红高梁》，当场就傻掉。之后读到莫言的创作谈，获悉他极为推崇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称福克纳就像上帝一样。找来看，再次傻掉。李文俊译的也好。从此对莫言抱有好感。可惜，之后的作品，再没有让我获得读《红高梁》时的惊艳。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很多作家身上，如余华的《兄弟》，水平之烂，你能想象这是《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在细雨中呼喊》的作者写的吗？苏童的《刺青时代》，王安忆的《小鲍庄》，马原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贾平凹的《浮躁》，张炜的《古船》，毕飞宇的《玉米》，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我个人认为，都是他们最好的作品，之后写的，不能说是垃圾，起码没能保持住这个水平。而这大都是他们早年起步时的创作。   在中国，写作似乎是一个青春的职业，跟模特，空姐，运动员差不多，都是吃青春饭的。   杜拉斯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情人》是在她八十多岁写的，抑或七十多岁？记不清了。反正是晚年的创作。王小波对其推崇备至——更因为诗人出身的王道乾的译笔出色。   没错，王蒙也在写呢现在，但他那不是小说，需要创造力的虚构作品他搞不动了。朱文在《狗眼看人》一文里对他的定义很到位，是全国最著作的业余作家。小宝更逗，谓之人和作品都在享受部级待遇。   很多中国作家，包括著名的，一写长篇就露怯。看来，伟大如鲁迅，契诃夫，博尔赫斯，卡佛，不写长篇是有原因的。   中国作家靠短篇敲门登堂，然后开始弄长篇，希望借此入室。而长篇并不是随便一个作家都玩的转的。往往让他们露怯的，就是他们写长篇的野心。   鉴于中国作家创作生命短暂，我的阅读就比较功利，只看作品，不看作家。知名的作家，未必还在写好的作品。默默无闻的作者，往往有惊人的呈现。   写的比莫言好看的人大有人在，如韩东，顾前，朱文，曹寇，李红旗，冯唐，苗炜，丁天，狗子，阿乙等。虽然朱文，李红旗后来都去搞电影了。别看年轻——上述名单，除了韩东、顾前和狗子是六零后，其余均七零后，李红旗好像是八零后。也许正因为年轻，在中国，文学是年轻人的事业。当然这只是个人趣味，没准还是低级趣味。   虽然没写小说，但对现代汉语有突出贡献的作家，也有不少，如毛尖，小宝，沈宏非，张弛，甚至说相声的郭德纲，搞培训的老罗。对汉语的贡献，也不亚于莫言。更别提王朔了。   好的作品，包括莫言们在内，都是在他们正值青春时写出来的。   诺奖对候选者的要求之一是依然在从事创作活动。莫言之流，还在一本本的出书不假。但他们大多是靠名声，凭体制内的职位，借助公权力的造势，在大量生产着印刷垃圾，或准印刷垃圾。既不是大众文艺，销量赶不上八零后以及网络写手的东东。更不是严肃文学。技巧，叙事，语言，结构，审美，一无可取。名为传统，实为陈腐的表现手法。名为朴素，实为简陋的语言叙述。故事讲不下去了，就用荒诞遮丑。现实挖掘不了，就用超现实回避。不是跟在国外的文学潮流后面亦步亦趋，拾人牙慧，就是在中国传统里寻找资源，自以为得计，似乎得到传承，通过吾手接续。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抄袭，不思进取，懒惰，逃避艺术家的责任。艺术家不仅对社会有责任，对创造也有责任。就像科学家对发明有责任一样。有没有一个影响世界的文学流派出自吾国呢？   莫言在答记者问时，说什么，托尔斯泰，卡夫卡就没得诺奖。这话看什么时候说，如果你获奖了，说这话行。否则，就有点那什么了。据说莫言是一个挺善于自嘲的人。不知为什么这一次没拿捏好。   诺奖岂只漏下上面两位，漏下的多了，随便说几个能想起来的，如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这个不算，据说想授来着，不幸早逝），穆齐尔，弗兰纳里-奥康纳，葛里耶，伍尔夫，杜拉斯，契诃夫，卡佛，甚至高尔基，至少他比肖洛霍夫有资格吧。还有罗兰-巴特，福柯——既然萨特（当然他拒绝了，更牛），罗素，甚至丘吉尔也能获这个奖。更别提三个伟大的现代主义先驱，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这诺奖的漏洞可真够大的，都能通过一辆火车了。   何况莫言还有抄讲话的劣迹。为一千元钱抄讲话，够贱。其实，这里面绝对不是一千块钱的事。别说一千，为了一万块钱背骂名，作家也不会傻拉巴唧地上赶着接受。关键是考虑到要在圈里混，要在体制内获益，要在国内出书，虽然也可以去港台出，只是大陆市场更大，也更好混。   中国作家当然有资格获诺奖——毕竟诺奖里边，某些作家的水平也就那样——而且不止一个，但不是莫言，十个里边也排不上他。如果莫言获奖，比较搞笑。他既代表不了中国的最高创作水平，更代表不了中国的良知。   中国人其实是抱着中国队进世界杯，或中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进球的心态，期待莫言获诺奖的。既然阴错阳差，莫言离球门最近，就让他起脚吧。重要的是进球，而不是由谁射门。虽然曾有过两个进球，但其人已不是中国籍。如果是这样那就另说了。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85633

转按：在我看来，贫农寇学书称得上一个“原子”，而那些手持木棍站守其门外或将其捆绑致残的“尽忠职守”的人们，才是“沙粒”。这或许可以解释“原子化社会”和“沙化社会”的本质区别。   贫农寇学书为何“扇了毛泽东三个耳光”？（转） / 王小平 2012-10-06 09:04 日期：2012-02-10       三十多年前，我曾在看守所的铁窗下认识一个人，可称是“钉子户之祖”。     1975年1月，我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先是关押在河南省长葛县看守所，后又被转押到许昌县看守所。直到1979年初才被释放、平反。     关进许昌县看守所的第一天，有一个犯人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放风”（在看守所里，所谓“放风”，是每天两次准许各监号的犯人依次上厕所）时，从隔壁的监号里走出一个矮小的老头。秃头，面色青灰，胡须蓬乱，看得出已经很久没见过阳光了。他佝偻着身躯，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裤子上破了个大洞，露出半个屁股和皮包骨的大腿。脚上拖着一双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破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赤裸的双臂像软面条一样垂在前面，一走两甩，悠来荡去，显然没有任何控制能力和活动能力。 同号的犯人告诉我，这是看守所里“资格”最老的未决犯，从1966年就关进来，到我进来时已关了九年，但一直没有判决。他的胳膊被绳子捆断了神经，瘫痪多年了。     “罪名是什麽？”我问道。     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扇了毛主席三个耳光！” 这个不平常的罪名使我对他有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从曾经与他共同关过一个监号的老犯人那里，我陆续得知了他的大概情况（很奇怪，在隔离、管束那样严格的监号里，有些人的消息竟然那样灵通，一些老犯人对每个犯人——包括新进来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他叫寇学书，是许昌县寇店乡（当时叫寇店公社）寇店村的农民，家庭出身贫农。土改前，他家没有一寸土地，土改中分得三亩半土地。这时的寇学书成了共产党的铁杆拥护者，由政府颁发的、盖着红红大印的“土地证”，成了他的无价之宝。依照当时的法律，他不仅拥有了三亩半土地的使用权，还拥有了这片土地永久的所有权，他的子孙还有了对这土地的继承权，这对世世代代视土地如命根子的农民来说，具有何等的意义啊！     寇学书爱这“土地证”爱到痴迷的程度∶放在家里吧，怕万一失火烧了；藏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吧，还怕万一被人偷走了。于是，从领取了“土地证”的那天起，他就把它揣在怀里，放在最贴心的地方，下地干活时都不离开，连晚上睡觉也要不时地摸摸。这在村中成了尽人皆知的笑料。     寇学书和土地的“蜜月”很快就随着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而结束了。     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了，上级号召个体农民要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让几家农民把自家的土地拿出来，共同耕种。当然，当时还说这是“自愿的”。寇学书表态了∶“自愿？我自愿不参加互助组！”     紧接着，“互助组”成了“初级社”，“初级社”又变成了“高级社”。到1955年，毛泽东所欢呼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来到了，虽然“自愿参加”的规定并没有废除，但在政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谁敢对抗这“历史潮流”？于是，亿万农民不管心里愿意还是不愿意，绝大多数都不得不“自愿”地放弃了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拱手交出了自己珍爱的土地。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毛泽东又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全国农村几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了“公社化”，农村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制度，被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所取代了，而这个巨大的变化，离“分田分地真忙”的“土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可以说，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还没有捂热，就被变相地收走了。     在这场“摧枯拉朽”的“社会主义改造”风暴中，寇学书这位挚爱土地的老农居然一直顶风到底，拒绝把他的三亩半地交给“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他的三亩半私有土地成了“红海洋”中一个奇迹般的蓝色存在，而他独立于“集体”之外的“单干户”身份则早已是中国农村中罕见的特例。这还真得要感谢他头顶上那个“贫农”成分“红帽子”，他“自愿”地坚决不入社，让人想整他也无从下手。因为从理论和政策上来说，“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而“合作化”的前提还是农民的“自愿”啊。 直到1964年“四清”运动中，整他的理由终于有了∶他这是“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四清”的对像。在许昌县几十万亩公社土地的包围中，只有他这三亩半土地是私有的，格外显眼刺目。“四清”工作队给他起了个形像的外号——“小台湾”。于是大会批，小会斗，大字报满墙，大喇叭广播，把他整得不亦乐乎，寇学书成了远近知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倔强的老农居然心如铁石，不为所动，死也不肯把贴身藏在心口的“土地证”交出来。     工作队气急败坏，最后抛出了杀手锏∶“好，我们承认那三亩半地是你的，但是，从你家门口到那块地之间的路，可是属于人民公社的呀。我宣布，从此禁止你走公社的路！”工作队一声令下，公社民兵就手提木棍，天天站在他家门口，只要见他伸脚踏上“公社的路”，就挥棍打他的腿。     这一招可把寇学书制苦了——有地却无法插翅飞过去种，只能任其荒芜；而整天不出门，躲在家中，吃什麽呀？这下子该乖乖地交出“土地证”了吧？     然而，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寇学书从村子里逃走了——怀里还揣着那张他视为神圣的“土地证”，他依然没有屈服。     谁都能想像，在那全国城乡都已高度组织化、网格化，居住要户口，出门要介绍信，来客要登记，买粮要粮本，吃饭要粮票的年月，一个手无分文的农民，逃离自己的家乡，到外面去混，是何等的艰难。     然而，中国农民的生存能力是令人吃惊的。寇学书来到了离家最近的小城市许昌，在城边的荒地上搭了个小窝棚住下来，每天拉着辆破架子车进城去打扫公厕。那时中原县城级的小城市还很少有冲水公厕，大都是十分原始落后、卫生条件极差的“旱厕”，全靠人工来清理打扫，而小城的环卫部门当时要麽还没有建立，要麽是形同虚设。这就为寇学书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大的空隙。他在城里打扫公厕，又把清理出的粪便拉到城外，找块空地铺开晒干，就成了上好的天然肥料，而肥料又是当时农村紧缺的物资。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为了学大寨、创高产，急需肥料。可买化肥要按计划分配，想要多买点，要走后门、托关系，十分艰难；而优质的天然肥料就有了广阔的市场，寇学书的“产品”居然成了抢手货，不愁销路。     历史在这里开了个小玩笑∶一年下来，公社体制之外的寇学书靠卖粪干取得的收入，竟然比在公社里干活的“社员”们还要高得多！我那时在离许昌不远的农村插队劳动，最棒的劳力一天挣十分，可每分只值一分多钱，也就是说，劳作一天只能挣到一毛多钱。可寇学书的“产品”，一架子车就能卖一块多钱，是社员中最强劳力的十多倍。     年底，要过春节了。在外辛劳了一年的寇学书要“荣归故里”，回家过年了。他特意买了半扇猪，挂在架子车把上，洋洋得意地回村了。他故意拉着车绕村一周，似乎是在向“公社”示威∶“你们不叫我种自己的地，可我有办法比你们过得滋润！”——当时，生产队在过年前杀一两头猪，每家能分到三斤二斤的就不错了，寇学书的半扇猪确实叫人看了眼绿，也使社员们心乱如麻。     这是1966年的开春，村里的工作队已经撤离了，当政的是大队党支部。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思想武装起来的支部书记从中看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不能置之不管。于是他学着当年工作队的腔调，向寇学书宣告∶“这猪肉是你的，但村里的井是人民公社的！你要煮肉做饭，不准从公社的井里打水！”     老办法∶派民兵拿着棍子站在井边，见寇学书来打水，就给他一顿棍子！     寇学书傻眼了，又差点被气疯了┅┅     寇学书当时无法知道，刚开始的1966年可不是个吉祥的年头。报纸上在批《海瑞罢官》，接着又批“三家村”、“四家店”，中国上空浓云密布，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临了。     村里开大会，形式也变了。会场中间立起个巨大的毛主席像，人人手举“红宝书”，先要喊“万寿无疆”，再念“最高指示”┅┅可寇学书却悄悄地挤上台去，一直挤到毛主席像下面。当主持人宣布大批判开始时，这位老农民却突然站起来，跳着脚，举着巴掌向毛主席像脸上扇去，一连扇了三巴掌，每扇一巴掌，嘴里还喊一句∶     “叫你不让我下地┅┅”     “叫你不让我打水┅┅”     “叫你收走我的地┅┅”     据寇店的人说，当时，全场的人都惊呆了，好久没有动静。突然有人喊了声∶“反革命——”人们才醒过神来，群呼∶“打死反革命！打死反革命！”寇学书被蜂拥而上的人群打翻在地，打得血肉模糊。最后被用绳索紧紧地捆起来，送往县看守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叫“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     巴掌扇在纸上，这叫什麽罪，新老刑法上似乎都没有规定。但是“文革”中规定的“公安六条”中，有一条是“攻击伟大领袖”，那可是弥天大罪，足以杀头的。寇学书就是据此被投入牢房的。     寇学书被投入牢房，却多年没有判决，一直在看守所里“待决”，这是为什麽？我出狱后才从看守所的工作人员那里听说，是因为没有档案。被群众扭送来，看守所就收了。但“文革”中先是“砸烂公检法”，接着又进驻“军管会”，后来主管的又换成了“革委会”，看守所的主管走马灯似的轮换，谁也没见到寇学书被捕的审批文件。有人抓，没人管，但也没人敢放。于是，寇学书就在牢房里“沉底”了，多年来连审问也没有，终于成了那里“资格最老”但无人过问的在押未决犯。     1976年夏天，我终于有段时间和这位老农民住在一个监号里了。本来，看守所里似乎有条规矩（这是我经过长期观察发现的）∶政治犯只能单独关押，或者和形形色色的刑事犯关在一起，两个政治犯是不能关在同一个号里的，大概是为了防止他们思想交流和互相串联。但是，到这年夏天，不知道外面又搞什麽运动了，进来的人突然增加，牢房里人满为患，一间十来平方米的监房，原来最多关五六个人，现在增加到十二三个，晚上睡觉都无法翻身。政治犯不能同号的规矩已无法维持了。一次在“查号”之后进行了“调号”（这是犯人都熟悉的专用名词，“查号”大约每月一次，所有犯人都突然在机枪和刺刀下，被赶到院里蹲下，让看守进到监号中彻底搜查，气氛十分恐怖。而“调号”则是重新宣布进住各监号犯人的名单）。我和寇学书居然住到了一起。     就近观察这位老人，我发现他的精神似乎已经失常了。对别人的问话，他反应迟钝，目光空洞，很少回答。     我问他，胳膊是怎麽残废的，他低头不语。     我问他，多大岁数了，他两眼茫然。     惟一能引起他注意的是开饭的哨声。他吃饭的样子惨不忍睹∶由于双臂双手瘫痪，他不能端碗拿筷，就由别人把汤盛到碗里，放在墙角的地上，把馍放在碗边，他趴在地上，像猪一样用嘴去拱着吃。一日三顿，都是如此，真不知道他是怎麽熬了这麽多年的。至于大小便，那就更没法说了，全靠别人帮助┅┅     他也有说话的时候，多半是自言自语，而且总和种庄稼有关。外面出太阳了，他会说∶场上的麦子该扬场了┅┅外面下雨了，他会说∶这雨好啊，玉米该拔节了┅┅只有一次，他说出了令我吃惊的话——他眼中突然亮光一闪，毫无缘由地说∶“我当皇上了，全国一个县给我上贡一粒米，就够煮一锅饭了┅┅”     一个当时已经关了七年、名叫韩栓紧的老“投机倒把犯”告诉我，寇学书的胳膊是进看守所后，被“上绳”捆坏的。他说，那时寇学书很不老实，天天胡喊乱叫，说反动话。看守把他提到院里，给他来了个“五花大绑”——他还颇为内行地说，别小看“法绳”这刑具，“上绳”的学问可大了，绳子的粗细，捆的部位和劲道，以及“上绳”的时间，都大有讲究。最狠的就是“五花大绑”，用小拇指粗细的绳子，狠狠地捆进肉里，再从背后收紧，没有人能扛过15分钟。超过15分钟，两臂就变得黑青，神经就坏死了，解开后也无法恢复了。寇学书就是被捆成这样的。     他还告诉我，寇学书比他大8岁，进来的时候大约是62岁，现在住了10年，应该是72岁了。他还说，这些年来，没见有人来给寇学书送过衣服和日用品。     我和寇学书同住一号的时间不长，只有一个来月。     这年夏天的气候似乎格外闷热，一个监号里睡了十多个人，只有一扇小窗通风，人挨人，肉挤肉，热得大汗淋漓，室内汗气尿气熏人，让人几乎窒息。没有几个人能睡得着。昏昏沉沉中，我突然发现躺在身边的寇学书有点异样，脸色铁青，毫无生气。伸手一摸，已经没有呼吸，浑身冰凉。我连忙爬起来，向外面执勤的哨兵喊道∶“死人了！寇学书死了！”哨兵叫来看守，看守隔着小窗看了看，说∶“喊什麽喊，死了就死了，放在那里吧。看守所有规定，夜里不准开监号门。等天亮再说吧！”说完就走了。     身边挨着一具死尸，这一夜是怎麽熬到天明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寇学书那瘦骨嶙峋的躯体越来越僵硬，刻满皱纹的面孔似乎越来越狰狞，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尽量不去看他。     我是一个在城里长大、在学校里成人的所谓知识分子。尽管曾参加过“四清”，还到河南农村接受过几年“再教育”，但是，真正开始严肃地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是在铁窗下，在寇学书的尸体旁的这个不眠之夜。     好不容易，天终于亮了。看守来打开牢门，让我和几个犯人把寇学书的尸体抬到院里。那里停着一辆破旧的架子车，寇学书被扔在车上，由一个农村模样的人拉出看守所的大门了。我突发奇想∶这架子车是不是寇学书拉大粪的那辆？来人是他的亲戚，还是他拉大粪的同伙？这位72岁的老贫农，在熬过十年的铁窗生涯后，终于获得自由了，真让我羡慕。而我还要在这里呆多少年呢？将来我将如何走出这个大门呢？或许也要像寇学书一样┅┅     两年多以后，我竟然活着走出了这个铁门紧锁的大院，并且意外地获得了“平反”。不过，我始终没有听说有人为瘐毙在这里的寇学书“平反”。   原载：《南方周末》2012年2月9日；原题：《钉子户之祖》；原文配图：何籽 链接： http://www.infzm.com/content/69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