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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北京3月14日电，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最动情回答:将像负轭老马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 　　在回答记者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时，温家宝说，我担任总理已经9年了，这些年过得不易，也不平凡。但我总觉得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许多事情没有办好，有不少遗憾。 　　我懂得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所做的工作都是应尽的责任。我为能做人民的公仆而为人民办些实事而感到欣慰。 　　我真诚希望，我，连同我这一生，给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他忘记，并随着我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由于能力所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虽然没有因为不负责任而造成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但是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对于我在任职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我都负有责任。为此，我感到歉疚。 　　在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我将坚守这个做人的原则，并把希望留给后人。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我秉承“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为国家服务整整45年，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最深情诘问:几千年文化恩泽难消几十年政治恩怨? 　　在谈到两岸关系时，温家宝表示，“我常想，难道几千年的文化恩泽就不能消弭几十年的政治恩怨?”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在过去四年两岸实现了三通直航，有关人民往来和经贸交流合作取得了历史性的高峰。过去台湾媒体评价认为，过去四年大概是两岸关系60年来最稳定、最和平发展的四年。未来四年可能要延续这样发展机遇。在今年政府最后任期一年里面，您所期待两岸文化交流前景是什么样的状况?在去年6月份，您提到过的《富春山居图》在台湾展出，不晓得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今天大家很关心在明年3月你退休以后有没有可能到台湾自由行? 　　温家宝：我已经连续10年在这个场合谈台湾问题了，每一次心情都很不平静。我很高兴地看到，去年两岸同胞交往更频繁，感情更融洽，关系更紧密。九二共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意基础更牢固。如果说在本届政府最后一年，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特别是在加强经贸关系方面再做一点什么实事。我首先考虑的是，要加快ECFA的后续谈判。在加强两岸经贸交往当中特别要照顾台湾中小企业、特色产业和基层群众的利益，尤其是中南部群众的利益。 　　两岸的金融合作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推进银行结算体系的合作，鼓励双边银行相互参股，为支持经贸合作发挥金融的作用。对于台资在大陆的企业，我们要给予特别的关心，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转型升级、扩大内销市场。 　　我2009年在这里讲了《富春山居图》的故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高兴地得知，这幅分离很久的《富春山居图》终于在台北合璧展出，这反映出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震撼力。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常想，难道几千年的文化恩泽就不能消弭几十年的政治恩怨?我真诚希望两岸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 　　至于我在退休以后能不能到台湾去自由行，坦诚地讲，我愿意去，但是还得看条件。不过请你转达对台湾人民的问候。我想起了台湾割让以后，台中有一位诗人叫林朝崧，他曾经写过一句诗，叫“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我相信，只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大业一定能够实现，这是整个中国人的骄傲。   　最坦诚愿望:我愿去台湾自由行 但还得看条件 　　在回答记者退休以后有没有可能到台湾自由行时，温家宝说，至于我在退休以后能不能到台湾去自由行，坦诚地讲，我愿意去，但是还得看条件。不过请你转达对台湾人民的问候。我想起了台湾割让以后，台中有一位诗人叫林朝崧，他曾经写过一句诗，叫“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我相信，只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大业一定能够实现，这是整个中国人的骄傲。 　　 最警示回答:”文革”错误和封建影响并没完全清除 　　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温家宝表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很高兴能在您最后一次的两会后记者会上提问。我的问题是，最近几年您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请问您多次反复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在哪里?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又在什么地方?谢谢。 　　温家宝：是的，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最明确回答:房价还没回到合理价位 调控不能放松 　　在回答关于房地产调控的问题时，温家宝明确表示，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因此，调控不能放松。如果放松，将前功尽弃，而且会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混乱，不利于房地产长期健康和稳定发展。 　　《人民日报》记者：请问总理，住房价格回落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达到了调控目标?另外，面对经济增速放缓和地方财政压力，楼市调控会不会半途而废?谢谢。 　　温家宝：关于房地产市场发展，我有几个观点：第一，要保持房地产长期平稳和健康发展。如果盲目发展，出现经济泡沫，一旦破灭，不仅影响房地产市场，而且会拖累整个经济。 　　第二，什么叫房价合理回归?我以为合理的房价，应该是使房价与居民的收入相适应，房价与投入和合理的利润相匹配。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因此，调控不能放松。如果放松，将前功尽弃，而且会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混乱，不利于房地产长期健康和稳定发展。 　　第三，房地产的发展，毫无疑问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说要充分利用市场这只手。但是政府这只手也不可以缺少，因为它更具有稳定性和促进公平。 　 　最具决心回答:最后一年将做几件难事 不留给后人 　　在谈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时，温家宝表示，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们政府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想问您的问题是，近年来您已经有很多次提起要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现在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仍然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请问您在任期之内还会做哪些工作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温家宝：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们政府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制定并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真正保障农民承包地的财产权。第三件事情，实现城乡养老保险的全覆盖。第四件事情，按照新的标准全面推进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第五件事情，我们已经将教育经费占GDP的4%列入预算，我们一定要通过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并使经费合理使用。 　 　最具勇气回答:对”拍砖”坚持人言不足恤 继续奋斗 　　在回答关于网友“拍砖”的问题时，温家宝表示，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面对谣诼，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们知道您常常会上网，在网络上您可以看到网民对政府工作、对您本人的肯定和赞扬，但是也会有“拍砖”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温家宝：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因此，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而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 　　我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听取意见的安排中，我们已经尝试做了，但还很不够。 　　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最掷地有声回答:任何力量阻挡不住中国民主发展 　　在谈到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时，温家宝表示，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华盛顿邮报》记者：一年以前，我的一个记者同事曾经向您问到一个关于在中国进行直选的问题，当时您表示这个进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首先中国老百姓应该证明他们有能力来管好一个村的事务，然后他们逐渐可以管好一个乡、一个县的事务。今年，在世界许多国家老百姓都将会通过直接选举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时候在中国的老百姓才能够通过这种竞争性、直接性的选举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呢?

毛泽东让周恩来多次检讨两度剥其总理权力 作者： 来源：人民网 来源日期：2012-3-14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4 0:03:18 阅读量：53次 　　导读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多次表示对周恩来的不满，不仅出言相讥，甚至两度剥夺他的总理权力，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曾态度强硬地顶撞过一次毛泽东 　　日前(附注：2007年1月15日)逝世的中共元老薄一波，在1988到1993年间写了近八十万字国史性质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由于薄一波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亲身经历，这部“将个人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是研究1949年中共建政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期间的中国历史比较有价值的著作。其中关于周恩来和毛泽东关系的多次记载显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多次表示对周恩来的不满，不仅出言相讥，甚至两度剥夺他的总理权力，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曾态度强硬地顶撞过一次毛泽东。 　　只管外交，一度大权不如高岗 　　据薄一波的回顾，周恩来虽然在中共建政后一直是中国的大管家，但他的总理职务并不是坐得很稳当的。1952年8月，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主要领导相继进京任职，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这当先的一马就是高岗，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进京，计委因此有“经济内阁”之称，不属周恩来的政务院(即国务院)管辖。 　　薄一波1953年春组织财政部出台新税制后，因“事先没有报告中央”等原因而受到严厉批评。不久毛泽东又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机关的领导。此后，经济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由高岗负责，周恩来事实上只负责外交事务。在高岗次年初受到整肃后，周恩来的总理权力才又有恢复。 　　反冒进，写检讨写到白发增多 　　周恩来1956年提出“反冒进”再度令毛泽东不快。当时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认为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现象，提出稳健的发展思路，但与毛泽东的意思向左。据薄一波记载，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特别表扬了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1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 　　从1957到1958的一年半年时间内，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仅薄一波在书中披露的就有：1957年9、10月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12月的杭州会议，点了周恩来的名;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汇报会，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5月致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毛泽东批评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了一泄气不得了。”“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它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周恩来只得不断检讨，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作了公开检讨。毛泽东不但对周恩来前两次检讨不满意，而且不许周恩来秘书帮助写检讨，以至于周恩来在写检讨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许多。 　　大跃进，失去了经济管理权 　　中共建政之后，周恩来除了总理一职，还兼任外交部长。到了1958年2月，外长一职由副总理陈毅接任。同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防止闹分裂的话，周恩来便提出要中央考虑他当总理适宜不适宜的问题。在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时，常委们都挽留他，只有毛泽东没有说挽留，也没有说不挽留。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各有专人负责，周恩来的权力被大大消减。到了大跃进期间，周恩来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关于知识分子的说法，周恩来不认错 　　中共中央1956年1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发表讲话，强调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在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以及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周恩来都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尽管周恩来的发言是代表中央的，但1956年的中共八大仍然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说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周恩来1962年的报告就被有些人质疑，当周恩来要毛泽东就此表态时，毛泽东没有说话。但是据薄一波记载，在同年10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很不客气地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而周恩来当时也显得比较强硬，薄一波记载，周恩来在1962年10月11日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倡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人民网北京3月14日电(人民网前方报道组) 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温家宝表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很高兴能在您最后一次的两会后记者会上提问。我的问题是，最近几年您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请问您多次反复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在哪里？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又在什么地方？谢谢。 　　温家宝：是的，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王岐山：我说得不对可以纠正 （联合早报，2012-03-11） 　　有关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主管金融和商务贸易的副总理，王岐山大谈法治建设和人大立法工作，间接传达出他可能在今秋中共十八大高层换届后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在明年3月“两会”上接替吴邦国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信息。 　　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前天在“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上透露自己“老想修改刑法”，强调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全国人大承担的立法任务会越来越重。 　　有关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主管金融和商务贸易的副总理，王岐山大谈法治建设和人大立法工作，间接传达出他可能在今年秋天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高层换届后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在明年3月“两会”上接替吴邦国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信息。 　　据《京华时报》等媒体报道，王岐山前天在参加山东代表团第五组小组审议时，以他一贯平易近人、发言生动风趣的风格，畅谈中国的法治建设。 　　“我说得不对可以纠正啊。”王岐山一边发言一边请会场上的法律界专业人士指正。 　　王岐山透露，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思考情理法这三个字，“有时候讲情讲理未必合法。中国要从情理法三者上不断探索它们的关系”。“其实西方也一样，律师玩儿命地用各种方式影响陪审团，实际很多时候就出来了情，出来了理，而不完全是法了。” 　　王岐山强调，所有的法都得服从宪法。法治建设不断推进，人大承担的立法任务会越来越重。 　　王岐山说，他老想修改刑法，因为现在工作中就面对着问题。比如，民间金融和所谓的非法高利贷，就得研究、界定。“因为现在我们说真的，民间借贷的这种合理性合法性应该给予，咱们互相借点儿钱的事儿不是经常有的吗？很平常的。但是我们防止什么？防止的是非法集资啊，防止旧社会的‘驴打滚’（高利贷的利滚利）。” 　　不过，王岐山也谈到他所主管的金融问题。“金融问题，最怕的是小微企业的弱势。民生的最大根本是就业，小微企业承担着解决就业的最大民生。”“我去河南调查过农村金融，农村金融有小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存贷机构，但现在很多农村信用社变成农村商业银行了，一变成农商行，就成了股份制企业，就要准备上市，然后跨区域，成本就高了。” 　　王岐山反问：“农民养猪那点儿利润，哪儿养得了你们开汽车、住大楼的银行人员？” 汪洋笑谈“有些记者不够朋友” （人民网，2012年3月10日）  　“有些记者不够朋友啊! ”在10 日广东团的分组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结束发言后，转头向旁听采访的媒体记者说。 　　在广东团对中外媒体的“开放日”活动中、在广东团的分组讨论中，汪洋一向以坦言、敢言给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说，微博上，有些媒体的标题为了“抢眼球”，曲解了他的意思，很容易造成误读。“你们这么做不怎么够朋友啊! ”汪洋笑着说。 　　一句“不够朋友”，让在座的媒体记者们也笑了起来。 　　讲完了这番话，分组讨论继续进行。 　　中途，汪洋短暂离席了几分钟。重新走回自己的座位时， 一部电视台的摄像机正架在汪洋的必经之路上， 拍摄一位正在发言的代表。 　　看到这情景， 为了不影响记者的拍摄，汪洋弯下腰，低着身子，轻轻、静静地从摄像机镜头下面走过，完全没有影响记者的工作。 　　小小的举动，却很够朋友。 人大代表提历史的倒退：官太多 老百姓养不起 （中国经济网2012-03-10）     据中国经济网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塬副书记刘锡荣，昨天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 　　官太多，给买官卖官无尽空间 　　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刘锡荣说，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 　　「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这是历史的倒煺。」 　　他结合在中央纪委的工作经历说，官多了不好管，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查处成本都很高。 　　搞小金库，要追究刑事责任 　　刘锡荣还说，现在财政收入没有全部纳入预算，去年全国3万多亿土地出让收入就没有纳入，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等也没有纳入，很多财政资金未受到人大监督，造成财政资金分配使用「不科学」，「会叫的孩子多吃奶」，全国各地各部门设驻京办「跑部前进」，造成腐败。同时，财政纪律不严肃，超收财政先斩后奏，年底突击花钱，事后补个报告就行。「《国民收入分配法》早就该搞了」，他说。 　　他同时建议，将审计署从国务院划给人大直管，对人大负责，审计署和中纪委合署办公，「再搞小金库、老鼠仓，要追究刑事责任」，不采取严厉措施，贪污、挪用财政资金还是像「左手拿到右手」这样方便，纪委人再多也查不过来。他以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为例，说明合署办公效率比塬来高得多。 　　釐清政府职能 　　刘锡荣说，十七届四中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反腐倡廉要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要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的职能分开)、政事(事业单位)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他认为，这「四不分」造成行业垄断、地方保护，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起不到基础性配置作用，相反，权力和利益配置力度大。「四不分」把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最大市场条块分割。「有些行业长期收入比其他行业高5倍、高10倍，这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是不可想像的」，曾在温州担任主要领导的刘锡荣说，「有些温州企业家说，到国内有些地方投资，比到国外投资还麻烦。一定要打破篱笆，填平鸿沟」。 　　刘锡荣说，「四不分」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垄断、权钱交易、分配不公等问题也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毛新宇永远有话题：两会现场秀书法 （网络，2012-03-11）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毛新宇在人民大会堂二层的接受记者采访。图为毛新宇现场题字。 　　作为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新宇历来是全国两会上媒体围追堵截的对象。他的提案也多与爷爷毛泽东相关。今年，毛委员关注的则是反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改善边防部队官兵生活等问题。图为3月10日，毛新宇接受采访。 　　“反腐败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党的最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党对于违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损害群众利益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允许的。”毛新宇认为，中国共产党有8000万党员，在比例上，腐败分子还属于少数。 　　谈到重庆唱红歌的现象，毛新宇持赞同态度，“这是一种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心声的形式。” 　　爱爬山、爱游泳，也爱打羽毛球、下象棋，毛新宇一直强调，他最大的爱好还是读书，“我爱钻研深奥的哲学书，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最喜欢的还是爷爷的书。” 　　毛新宇说，“哲学是聪明学，要学好必须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学起来不能操之过急。” 　　儿子9岁、女儿4岁，父亲毛新宇会告诉他们“曾祖父的故事”，“他们都还小，一般会从一些浅显的故事开始，让他们对毛主席有感性认识。” 　　“我从四岁就开始背毛泽东诗词。现在我的儿女都会背七律《长征》，儿子还会背《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毛新宇谈到，他从7岁就开始走访革命老区，母亲带着他重走了四次长征路，“等孩子们再大一点，我和爱人也会带他们去革命老区，重走长征路。” 　　谈到教育，毛新宇认为，孩子长大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最重要的是做好思想品德教育，“还要有科学文化知识，但我不主张在课外给孩子太多负担，我儿子的文化课成绩很好，他对画画和海洋动物很感兴趣”。他还强调，要培养孩子自立于社会的劳动技能。 　　“无论在单位还是家里，我都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但肩负着全国各级领导和群众的期待，我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毛新宇说 崔永元为什么对法律失望了 （凤凰网，2012-03-11）  　全国政协委员、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抨击司法不公正时说：“现在有多少人能靠法律解决问题呢？如果有个人打官司说要找一个好律师，有这样的想法是挺天真挺了不起的，基本上都是找个好人脉，看哪个律师跟法官关系比较好，最重要是有个好领导，如果有个好领导给你撑腰，这官司基本上就输不了，或者会赢得特别体面。” 　　小崔的这番实话实说，虽然有些片面，但也道出司法的弊端，即官司结果最终由领导决定，律师的作用苍白，而法官则或是一个傀儡。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法律人很伤心，而领导则在窃喜——法律面前不平等，谁之过？每个人都要反思这个司法体制，为何法律成为领导的工具，平民的无奈，法律人则是技术工匠。唯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司法人员只服从法律，而不是权力。 　　崔永元以接着以自己打的官司为例，倾吐了对法律的“彻底失望”：“几年前我打过官司，是民事官司，那就非常荒唐。我认识的法律人士认为一周可能解决的案子结果拖了3年。最终让侵权的厂家都变更了厂名、换了厂址，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个官司才不痛不痒地判了。判完之后法官还当了十佳法官，还拿这个当经典案例到处去讲。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不打官司。我也跟身边的人普及知识，你真的想保护自己，你就不要打官司，打一次你就失望。” 　　小崔的法律失望说，过于消极了，如果都不打官司，那么就是跑关系或暴力相向了，更不公平。建国后，法律只有宪法和婚姻法两部，发展到现在各个法律部分，门面上已经基本齐全了，关键是如何落实。我更希望，小崔的这话直接质询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长，让他们在作报告的时候，反思一下如何让人们满意他们的司法工作。 　　小崔还抨击了“微博办案”的现象：“有些大家比较关注的案件，你看他的判决，基本就是用微博调查的百分比来确定的。我们经常听说，不让媒体干预司法，我觉得司法没有那么脆弱，司法有这么完整的蓝本在支持，哪能这么脆弱呢？哪是多少网民拍转就能把案子改过来？但是现在很多这种案子，确实在网民拍拍砖就有180度的转弯。你可以从积极方面来讲是顺应民意，但是这更加重了老百姓对法律的失望。我特别希望不是网民意见一边倒的时候，不是哪个领导批了个字，案件就来个180度转弯，否则会让大家失去信心。” 　　在舆论和司法的关系上，现在是一团混战，微博办案的作用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司法需要舆论监督，否则司法者会一手遮天，另一方面舆论也可能影响案件结果，领导的批示对案件“矫枉过正”。我们认为，舆论的监督是完全必要的。依法司法，舆论会支持的，反之，违法司法，舆论必然谴责，因此依法办案就是了，没必要把舆论作为洪水勐兽，更不能把领导的影响司法归责于舆论。 　　总而言之，小崔说法，让人伤心，而其法律失望论、无用论，也希望是反语激励，而不是真的要大家去找领导跑关系，那样的话，又要回到无法无天的时代去了。 　　昨天崔永元说，打官司，找好领导胜于好律师，并以自己打官司为例，劝告别人不要打官司。小崔的这番话在网易的跟帖如潮，我腾讯博客的《评崔永元法律失望论》评论也不少，几乎是无一例外赞同崔的实话实说，对法院不满，对法律的失望。——崔永元的这番话点出现实，也重创了法律人，杀伤力极大。简单地说，法律是没用的，法律人自然也是没有的，有事找领导解决。——我认为，崔永元批评司法不公是切中肯綮的，但隐含的法律无用论是偏颇的，而且会导致法律虚无论，走回无法无天的时代。 两会代表谈房价：政府自己在投机倒把 （羊城晚报，2012-03-11）    ［今年全国两会开幕前，全国政协委员、星河湾地产老总黄文仔发表过“今年房价要降15%”的言论，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富力地产董事长张力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房价基本降到位了，已经有部分开发商亏本卖房子。”］ 　　羊城晚报：黄文仔说房价要降15%，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张力：我昨天吃饭时还看到他，当面表示不同意。现在房价比最高峰时已经降了10%，再来15%，总共降了25%。开发商的净利润率普遍为15%，少数超过20%。照他这个说法，开发商全部要亏本卖房。像广州降价空间已经不大了。黄文仔早三个月说这话还有道理，今天再讲就不可能。 　　羊城晚报：都说开发商暴利，为何现在要亏本卖？ 　　张力：有些开发商卖价低于成本，但我们没有。这跟成本控制有关。现在建筑材料、人工都贵，还要搞水电、小区环境等，所以精装修每平米5000元以下基本没钱赚，4500元以下亏本，这个价位卖毛坯房还可以。我认为整体来讲，豪宅还有降价空间，普通住宅基本没有了。 　　羊城晚报：目前的降价会不会引起买房人持币观望？ 　　张力：房价不是慢慢降，而是一步到位。去年10月开始降得很厉害，开发商是急着降价卖房子。该降的基本都降了。现在买房已经是划算的。 　　羊城晚报：听说现在全行业资金链都比较紧张？ 　　张力：那当然，每个地产商都头疼。大概从去年四五月份开始，银行对地产开发贷款卡得很死，加了很多条件，年利息13%算是低的，比基准利率高出一倍。所以最大的受益者是银行。 　　羊城晚报：这话可能很多人不同意，认为开发商也暴利。 　　张力：形象不好。现在拍电视，奸商都是做房地产的。但我认为大部分开发商还是好的，只是2008年、2009年房价高的时候一窝蜂上，有些人为了高利润做了违法犯法的事，这也存在，总体影响开发商的形象。其实我们也不赞成房价太高，造成市场混乱，地方政府把土地价格抬得很高，老百姓也骂你。 　　羊城晚报：前段时间万科的安信地板事件沸沸扬扬，富力有没有跟安信合作？ 　　张力：没有合作。安信出了事，我们也在自查自纠。建材我都到工厂去看过，我们自己掏钱送去检测，包括厨具、木地板、混凝土、钢材、石材。看混凝土标号对不对，石材有没有放射性，厨具有没有甲醛。 　　全国政协委员、前华侨大学校长吴承业在分组讨论中，对土地财政言辞激烈。“政府定价征收农民的地，但拿来后却去搞竞价拍卖。一块地几百万拿来，却拍出上千万出售，中间的差价被地方政府拿走了，这不很像当年的‘投机倒把’吗？” 　　吴承业认为，楼市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大力兴建公租房。但目前保障房的制度，他并不看好。“保障房五年后可以出售，容易滋生腐败。建保障房最好是永远不能交易，等你条件好了就退给政府，让有需要的人去住。” 　　“企业自己出地出房子，能给政府租给低保户吗？不可能！” 　　在3月9日的政协分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导刘克崮表示，当前保障房制度不完善，国家分派的指标可能被用于建设企业福利房。 　　“那天跟委员专题会晤的时候，听说中央是把3600万套保障房指标下分给省，省分到市。市里叫来几家企业，说你们手里有地又有钱，把指标领走。”刘克崮分析，企业领了指标，一定会建成“职工房”，服务不了真正需要的人群。而且保障房是国家项目，银行贷款将一路绿灯，“哗哗地上”。 　　刘克崮认为，目前保障房仍缺一套严格制度，从管理、资金到流通均需有详细政策规定，否则难以落地。 　　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的本意是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贵贱，所以本质是限制特权、限制权力的。所以，应该是官员不喜欢法律，而民众依靠法律。公民有事，不找法律，不依靠法律，靠什么呢？难道是靠跑关系、找领导解决，跑得过有钱人、有权人吗？如果跑不过，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上访或以暴力相向，这样社会更无秩，而是水浒传的江湖了。——法律的本意是好的，是公民需要法律，官吏讨厌法律，但现在执行中，很多法律被弄反了，法律反而成为有钱有势者欺负平民的利器，而平民依靠法律则是稻草一根，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法律的立法和执法出现了问题，违背了公平正义，使得民众认为有法不如无法，干脆天下大乱，均贫富，同归于尽。 　　所以最要反思的是司法体制，我希望这次作报告的两高院长（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听听，现在的法律施行被搞成什么样子了，民怨四起，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人都心怀不满。要反思，最近几年法院在做点什么工作？到处是讲调解、要和谐，根本是自己丢弃法律在先，搞的大家去找关系，并把前几年肖扬审判专业化的司法成果消耗殆尽。上梁不正下梁歪，最高法院自己先不讲法，下面法院又如何守法？！法院领导自己不懂法，又怎会让下面法官去精通法律？——而法院的不需要法律，律师和当事人又怎么可能去运用法律？这些道理，不言自明。法律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 　　历史表明，民主与法治是社会的潮流，法律是保障长治久安之策，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公器。所以，法律不能丢，但恶法要改正，司法要改革，要让人民满意这个法律，而不是法律虚无，那是会回到文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