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

任志强

任志强,是中国著名的企业家、公众人物,因为其在社交媒体上“敢言”的形象和“针砭时弊”的言论,广为人知,并获得了“任大炮”的绰号。他曾任北京市华远地产董事长、华远集团党委副书记兼董事长、北京市商业银行(北京银行前身)监事、新华保险董事,后退休。他的父亲任泉生曾任中国商业部副部长。

201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中国中央电视台,央视打出“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的标语。当日晚上,任志强在新浪微博发贴质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 之后,任志强遭到北京中共市委旗下的千龙网,中共中宣部旗下的党建网等党媒点名批评。2月28日,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封杀了其社交媒体账号。

2020年2月,网上流传一篇据称其执笔的文章《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文章尖锐的批评了中国的防疫政策和习近平本人,“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2020年4月7日,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消息称,任志强“严重违法违纪”,因而被逮捕调查,一同逮捕的还有他的儿子。

根据维权网的介绍,2020年9月11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任志强。任志强没有雇律师,坚持自己辩护,庭审中他一言不发,并将所有涉案人员的刑责都被任志强全部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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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河:共青团这条道啊,彻底断绝了平民子弟的希望

我国官职分布,颇像奔驰汽车的标志,是个极尖锐的金字塔,塔顶那一段(副厅以上)基本没有竞争,按部就班混年限就行了,而塔底那一段(正处以下)则是人山人海,争得你死我活。 由于干部提拔有严格的年龄限制,超过一定年龄就不能再提拔到某一级别,所以,如果想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进入决策层(政治局),那么,必须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实现从塔底段到塔尖段的跨越。 按照年限计算,一个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如果想进入政治局,那么,他必须大致在35岁之前完成从科员到副厅的跨越。这也就意味着,他(她)必须在科员—副科—副处—正处这四个台阶上,到了提拔年限立刻提拔,一分钟都不能耽误,而且必须有至少一次破格提拔。 要知道,政府机关的位置有限,干部提拔从来都是分批进行的,一般要等凑齐一大批符合条件的人,才能按照空出来的位置综合权衡之后集体调整岗位,怎么可能专门为你进行考察提拔?所以,提拔时间上的耽误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机关干部逐级爬到最高层,理论上可行,但在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现在太子党们的发家之道是进国企,国企干部是不受干部提拔年限限制的,你可以大学毕业直接任企业团委书记,从副处甚至正处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然后,靠老子的关系转战政府系统,在35岁之前占据一个副厅岗位。 完成了以上跨越,你就算进入了“接班人”阶层——全国的副厅级官员人数就那么多,重要岗位的数量反而多得是,轮也会轮到你的头上。而如果35岁前完不成以上跨越,你将注定与决策层无缘,注定了这辈子就是个皂吏,也许有一线机会成为大吏,但绝对无法进入最高层。 所以,不要奇怪继80年代的59岁现象之后,90年代又先后出现49、39现象,到2000年代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29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是跟“干部年轻化”制度的推广进程相关联的。按照现在的年龄限制,你丫要是到29岁还提拔不到正处,这辈子基本就没戏了,剩下的30年不过是混吃等死,还费那个劲干嘛? ———— 真像宋朝的官吏之分野,泾渭分明 当了官儿,优渥无限,做了吏,则永远别想出头。 影响就是吏这个阶层破罐子破摔,吏治败坏而不可救药。 ———— 嘻~之前说到团派的前景,雪兄也不看好 我可以看到的是:蟹帝之后,团派难过。 我想对团派出来的人的能力,经过这么多事,各人心里有本帐啦。理论上“团的路线作为在高校选拔没有背景优秀青年的通道”,问题你看看现在高校的学生会混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是做事,还是混关系?一直这样混上去,能出什么苗子? 站在“选拔没有背景优秀青年的通道”,恐怕应该更应该支持太子的基层选拔路线,特别多放些注意力在大学生村官身上,那可不也是“没有背景的优秀青年”?能把一条村搞好,能把一间公司管理好和在团里混关系混得好,哪个更有实事能力? 我觉得我现在也很有酱油党心态哟~或者称为看戏党更贴近? ———— 本来指望,但我看到的大学生村官都扶不上墙 去年环保部《绿叶》上一篇文章提到 比 如大学生村官项目,试图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投入农村,立意很好,但在具体执行中问题很多。首先,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的教育基本上 是和农村脱节的,然后又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村庄挂职,学以致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甚至先不说学以致用,他们在任职期间能够沉下心来试图为农村做点实事的 可能性多大?我今年国庆期间到河南某县某村,了解到该村的大学生村官任职以来只在村里住过一个晚上,平时住在乡里,每星期到村里来一次。更让人无语的是村 支书告诉我,“XX是我们这里的优秀村官。不少大学生村官一个月才到村里一次呢。”政府有很多措施希望鼓励这些大学生村官驻村,包括直接发被褥及其他生活 用品,但至少在这个县效果不大。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长期下去只怕不但大学生村官起不到应该的作用,还会引起基层干部人心不稳:比起他们来,大学生村官工 资不少,头上光环也很多,却不做或少做实事,这似乎很不公平。 我看到的情况也是类似。 政府很好的出发点,却变成了作秀。 希望薄在重庆搞的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实际情况要好一点吧。 ———— 也和地方的整体环境有关 以下是一位沿海省份公务员朋友的评论: “这是特例了,监管不力,在我们这不会有这种 事,有没有能力替村民干好事,那是一回事,但起码面子上这两年是一定要住村的。同吃同住。上面层层挂钩的啊,县里五套领导班子成员,加两院院长,都各自要 挂勾一个村的,乡里也都要挂勾的,时不时会去。这种说从来只住乡里的,在我们这干不下去的。 会发生这样的事,只能说是那边的县乡两级也有问题,很少下基层。否则不止是来的时候要见着,而且来的时候总要去几家看看吧。大学生村官本来在村里就属于没太多人脉,农民很现实的,可不会为尊者讳,不爽就会说,主人翁意识很强烈的。。。” ———— 恐怕不尽然吧 基层单位职位上升更强调关系和世袭,几个选调生同学都说没有关系升不上去,没有劲头。但也有一个认真干的,他是真的喜欢政治,因为他工作的地方养殖业比较发达,还专门问我国外是怎么处理排泄物污染的,让我最好去这里的农村调查一下情况回复给他。 ———— 万事开头难 大学生村官其实一个是解决就业,一个是解决基层政权空心化,实际效果怕还是要反复总结经验教训。 其 实你指望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人在复杂的乡村能干出什么事情也不现实吧,那些进了村子有些吃住都解决不了的地方,又怎么能扎下心来做事情,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方方面面支持的人,面临着人生事业,感情,生活的压力,想进入体制之内也不太可能,签几年合同,几年之后谁还认账,反复煎熬下长期呆下去也没有几个。曾经 有一个异地女大学生村官在村主任家吃了一顿米饭就掉下眼泪,说是好久都没吃过这么像家乡的饭菜了,凤凰卫视也放过一个7年之久的村官的事情,最后什么都没 有。其实这些所谓的待遇当然比起在本村的干部们好些,但是对不在本地的人来说还是少的可怜,那些自然条件好,实力强的村子恐怕不是普通的村官能去的。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思路还得坚持,向好的方向走 ———— 薄的能力这么强,为啥结局这么惨呢 薄在大连的时候毁誉参半,那是用当时的观点看,现在看薄的那些思路经营城市,那些做法发展三产旅游业,真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方向,毁誉参半要看什么人毁,什么人誉,商业部长的时候那么卖力气,把吴部长时代的窟窿也添个7788,结果最后还给发到重庆去了。 就是在重庆也没气馁,一样的积极折腾,向上发展。就拿薄和汪做对比,一个是全国最富裕的广东,一个是最贫穷的直辖市,同样是折腾,看看薄大势抓得多好,折腾得多好? 作为重庆书记,一个前任一个后任,同样在一个地方施政,这个差距也太大了。贺国强和周永康都是在重庆当过领导的,不约而同的说,重庆是既熟悉又陌生,因为重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薄的一生几起几落,国企下岗的时候战斗在最前线最艰苦的辽宁,贸易摩擦最高潮的时候奔波在最艰苦的谈判前线,几天不休不眠,好容易混上了委员,被踢到最边缘的地方,即使这样也是成绩显著,这样的人,不当总理太可惜了。 ———— 这个算是官僚体制 这个算是官僚体制比较常见的,官僚体制是靠上级提拔的。上级提拔的标准绝大多数不是看能力,而是看合不合心意。除了极少数领导可能有特例之外,比较听话的容易被领导喜欢,个性太强的就不受领导欢迎。另外,性格圆滑的同僚愿意共事,个性太强的同事也不愿意替他说好话。 久而久之,上去的就是“不沾锅”的多,有棱角的少。反过来,上面的领导不沾锅多了,就更倾向于提拔同样圆滑的夏季。 比如说王兆国个性强,早早就被定性不能重用。而胡锦涛对人对事容易变通,就能被各方接受,至少保证了没有太多的人跟他过不去。到后来王兆国还是靠老部下胡锦涛帮他升到副委员长的位子。 三少个性太强,同僚愿意与他共事的就少,领导看他也容易觉得他“不稳”。体制总是希望上来的人“中规中矩”的。三少这样的性格居然还能升到省部级,纯粹是因为老薄在后面站着,如果他是平民子弟出身,县一级只怕就到头了。 你再看习以前从来都是默默无闻“不声不响”,结果就是人家“不声不响”的升上去,转眼间“不声不响”就到浙江书记了。 三少到重庆放手一搏,虽然让高层压力增大,倾向于让他入常,但同时只怕三少在高层的心目中更留下了“不稳”,做事“不可测”的印象。一旦下层给高层的压力消失,三少入常的希望可能又要小了。所以三少现在只能不断的出新闻。 ———— 老薄升到大连市长,纯粹是老薄的功劳 老薄升到大连市长,纯粹是老薄的功劳。专门把大连的市长魏福海调走了,为这事情,魏福海可不乐意了。薄在大连的时候争议多,但是事实证明,薄以后的领导和薄的差距太大,还是薄最好。 薄 能当上省部级辽宁省长,纯粹是慕马大案的结果,当时沈阳出身的干部全都灰头土脸,传闻书记闻世镇有牵连,这个时候只有薄了,人大投票的时候,人大代表高喊 要富士(薄熙来),不要国光(张国光),薄当选代省长的时候,人大代表全体起立,很多代表热泪盈眶,一起鼓掌祝贺薄的当选。这不是文学笔下的小说,是活生 生的现实。(现在薄如果是重庆人大选举,估计也是这个情况) 可以说薄的上升,也是机会使然。现在国内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各种矛盾爆发,胡 温威信大损,束手无策,不得不打了酱油。人心思定也思变,中下层渴望明主的出现,这就是薄的机会。只要形式恶化下去,薄的机会就越来越大。看看赵,朱,温 都是翻盘起来的。薄如果翻盘上了总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 我倒没有寄望于TZD……等着太子的好戏也不是等他扶TZD 上位。 而是“上山下乡”,“基层提拔”。从胡乱邦到胡蟹帝,很可能未来的小胡帝,我已经受够了这些团派出身混关系上位,而不是干实事出来的。 “亡秦者,胡也”。 蟹帝如果不是文革期间并下放,他能有什么基层经验?小胡帝抱着“理想主义”在西藏这么多年,干出什么成绩来?“三鹿”一出就灰溜溜去内蒙混政绩去了。 这不是什么TZD,或者团派问题,实质上,这就是从“理工治国”转向“文人治国”,误国误民。江代表也算个TZD,可他是怎么干上来的? 我从来没有把TZD看成一块铁板,TZD有混帐的,也有清流的,也有干实事的。对于有能力的TZD当然不能一棍子打死。但纵观团派代表人物的培养经历及其性格,尤其七五之后给我的感觉,我只能说:实事能力欠缺,不堪大用。 太子虽然也得父荫,毕竟当年也“上山下乡”过,也走了回基层,这也成为他有意改变目前TG选拔制度的初衷。 我上一个贴子就说,蟹帝受惠前人不少,他给后人留下什么?就顾着团派的千秋大业了吧。只怕日后,远不及太子的历史评价。 ——— 太子党不是铁板一块 太子党不是铁板一块,团派又怎么是铁板一块了。七五之后团派给你的印象不好,那么习太子历史上又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功绩?习太子在浙江的时候连浙江的官员都觉得他能力不行,结果现在就可以考虑“太子的历史评价”了。 至于习太子下乡,那是受了牵连,不过,到了75年就能去清华,没有因为老习的背景帮他,好像推荐也不容易吧。另外,习太子下乡那么多年,应该干出不少成绩,不过在媒体上好像只记得“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了。 胡春华到西藏不过是一个下级官员,他要干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成绩呢。习太子如果愿意在西藏的恶劣环境待上二十年,哪怕他年纪轻轻就当西藏书记二十年,没说的,但凭这一点就值得期待。 要说起三鹿,那不是在福建还有远华案么,大概可以说“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从来没有听到一点远华的风声,所以没有一点责任?说来到真有点“厚此薄彼”。 不过这也是正常,不靠父辈关系“厚此薄彼”,太子党上的去么?没有文革的大背景,却指望太子党能主动上山下乡,这不是做梦么?没有他们父辈把路铺好,太子党还能从“基层”脱颖而出,这不是扯淡么? 附录:15届中央候补委员的票最少的六位同志: 。。。。。。王岐山、由喜贵、刘延东(女)、袁伟民、邓朴方、习近平 —————– 你都说了~在TG目前这个官僚体制下,要往上爬就得上面有人 TZD上去靠父荫,团派上去靠团关系,作为旁观者的我,就是看他们交出来的成绩单。团派从其出身、历练、实绩,就是个适合左右逢源的花瓶料。 乱邦是乱了邦,蟹帝是搞出一团浆糊,至于他给后任留下什么,目前看到的主要是他对团派的体贴关照安排,江代表还有个禁止军队经商,发展高科技,开发大西北呢。蟹帝有什么高瞻远瞩呢? 说是产业升级,换鸟兄在广东搞了个灰头土脸,远不如三少在重庆唱红打黑的火,连个榜样都拿不出手。土地流转哑了火,七五更是被人左右接连抽脸。在位十年,表现就是“平庸”,整体来说就是“混日子”,思路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我对太子也没太多寄望,就那么一条。那条干好了,我认为他就有资格超过蟹帝了。当然,前提是不要出七五那样的事,出了七五的事,也不要是蟹帝那种表现。 有人可能觉得像我这样,这么快就给人,特别是小胡帝这样盖棺论断很不好。人民群众的经验值是会涨的,而且涨得很快。没看融基同志当年的“棺材说”蒙了多少人,可到宝宝任上没多久就得了一个“影帝”美名,小强都没正式接班,很多人已经忧心忡忡他导师对他的负面影响了。 这年头啊~像影帝这样动不动就“泪流满面”的行不通了,像蟹帝这样“高深莫测”的也不好混啊。 ————— 宣传上总是趋炎附势的 宣传上总是趋炎附势的。十七大之前如果你关注一下网络,当时根本没有人想到习能上位,因为所有人都认 为他能力不行。在刚揭晓的时候,还有人愤愤不平习这样的没能力的太子党成为太子。不过一两天之内风向就变了,唱赞歌的人就多了。还有人拥护习的理由居然是 “习是太子党,已经捞够了,以后不会捞了,而穷棒子越穷越要捞”这样滑稽可笑的理由。总之,只要想替人说好话,总还是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这 些舆论,其实就是趋炎附势的体现。很多人不敢批评有势力的,但落井下石是毫不留情。就比如任志强可以嘲笑温家宝“道德的血液”,但他可不傻,现在他是绝对 不会嘲笑习近平的。很简单,温家宝现在已然没人听了,而习近平还要掌权十年,对任志强来说,也就是落井下石他敢罢了。任志强也算太子党了。然而有的自己是 平民出身,却为权贵的任人唯亲大声喝彩,真是让人发笑。 所以如果只看现在这些宣传,反倒以为习近平当年上位是众望所谓,但如果回想一下十七大之前,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 对小强的舆论负面也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说起来小强跟太子在体制里其实以前是半斤八两,彼此彼此。都是没有多少作为“不声不响”上去的,犯不着从瘸 子里跳出一个将军来。不过现在这舆论上可就“厚此薄彼”多了。你看单是在西西河,就有多少人不分青红皂白,把太子当成未来中国的大救星,把红朝权贵当作中 国的守护神?而这些人反而毫不知耻?真是让人作呕。 说起来这些人一边对太子极尽阿谀奉承,一边对小强讽刺毫不留情,其实也是趋炎附势的人性 罢了。那些人都不傻,骂小强有太子照着,当然不怕。反过来,如果十七大的排位是小强在前,你看这些人现在又会跳出来对太子党落井下石,极尽阿谀奉承与小强 了。这样的市井心态,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是羞与为伍! —————————————————– —————————————————– 事情过了头就不好了,团派真的全没了,到时候只怕控诉的焦点就成了高干子弟太子党们把持政坛走向日本式的政治世家了。像现在日本政坛太子党们那样动辄甩手不干难道就是中国人民所希望的?谁能向中国人民保证保证中国的太子党们天生就比日本的太子党们强? 现在中国社会严格意义上讲其实是官僚社会。官僚社会就只能是这样的选拔制度,就是要上去就得上面有人力挺。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能被高层“看好”,以后自然就一步步上去了。团派也好太子党也好,最根本的都是因为上面“有人”,单凭自己的本事都不会有几个能上去。 团 派上升的过程中未必能做什么实事,可太子党也不需要做什么实事啊。习一上来就是军委办公厅的秘书,没有老习在后面站着哪有可能?以后习从县委书记做起,一 步步上去,问题是他在每个地方也都待不长,每隔两到三年就能提一级,比小说还要夸张,他的上级也没这个胆子慢一些提拔他。要没有老习在后面?做梦去吧。 而且他在地方这么多年,一样是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功绩。据说他不懂的事从就不干涉,可反过来理解不就是事事当甩手掌柜不沾锅?小强当年在团中央,树一两个青年人物宣传一下就能被提上去,习干脆当甩手掌柜就能被上去,这下一任的两位还真是半斤八两。 以 前大家对团派寄予厚望,因为政坛都是些老家伙们把持,希望有新形象。现在因为胡的能力,让团派形象不好,不少人对太子党寄予厚望,其实这同当年对团派寄予 厚望又有什么区别?共青团这条渠道,多少还是给平民出身的多了一些走到高层的希望。而且团中央本身也是太子党的一条途径啊。就算不提源潮延东这样的非开国 大佬太子党们,陈昊苏何光伟不就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么? 习本身就是靠了现在的选拔制度才可以在没有多少成绩的情况下上位的,他要改革现在的选拔制度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这对他自己可都是莫大的讽刺了。 要 说起来,太子党能干事的名声,到有一多半是三少留下的。不过三少在大连评价也只能说是两极分化,主要名声还是在以后到商务部,又到了重庆后。太子党也是千 差万别,三少的功绩可是扯不到习的身上。更何况十七大的时候三少受到打压,只怕还不一定是胡压他,有很大可能是另一方压他。 太子党中的失意人们跟三少有共同语言,可未必跟习有共同语言,对习多半是“心情复杂”罢了。 有的人因为觉得习是所谓“根正苗红”而认为他一定向左走,这就是一厢情愿了。谁也没规定太子党就只能向左走,改旗易帜的力量中太子党一样不少。习仲勋还跟万里一样是元老中的改革派主力呢!不过是十七大以后的局势,基本堵死了习向右的通道罢了。 —————– 习也许是改革的力量,后来养老也放在了广东,只是广东对习 实在是一般。有一个轶闻是,习晚年痴呆,只认识广东经常去看他的某一个官员。习死去后,其妻很快就被请出了习的住所,尽管小习申请过要让其母稍微延迟一段再搬出。由此,我有一个推测,即习不是所谓的改革派的中坚,甚至不是这个派系的大佬,否则,广东的举动非常费解。 —————— 习去广东也是代表叶吧 习肯定不是这个派系的,但是十年的国务院秘书长同周叶关系不同一般吧,如是这样,也只能说粤地无人耶,生意人眼光怎这么浅。 太子当年流放到富平老家,呆了几天就被送走,老家人怕惹麻烦,迫不得已去了陕北,适应当地生活后蛰伏待变,终于一飞冲天,从此奉了延安正朔。 话说太子某年偕吏部尚书等人回龙兴之地调研,梁家河村支书经许可后带昔日故旧四五人来访,百忙之中抽出2小时话当年峥嵘岁月畴,亲自奉茶倒水,延安布政使尚不得入内。 相关日志 2010/04/01 — BBC:薄熙来“打黑”和“没良心”的批评: 薄熙来形容那些指责“打黑”是“出风头”的批评“没良心”。 (0) 2011/04/11 — Emyn:启示录 (0) 2011/03/05 — 薄熙来不按常理出牌,逆天了:公租房中选名单报纸全部刊登出来了 (0) 2011/02/18 — 薄熙来的儿子与陈云孙女谈恋爱 (0) 2011/01/31 — 金融时报:“红二代”的意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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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目前房地产调控政策到明年将无法持续

房价可能会下降10%。两年后保障房项目的所有问题都将暴露出来。现在的政策若持续久了,最先倒下的不是开发商,也不是银行,而是地方政府。   10日晚,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在其组织的媒体晚餐活动上,作上述表示。   他说,判断房地产市场趋势主要看两个指标,CPI和GDP。尽管一些专家称6月后夏粮一收,CPI就会降下来,但在他看来,CPI在接下来几个月还会上涨,这意味着宏观调控政策不会轻易改变,房地产政策亦不会轻易放松。   但他又表示, 从目前来看,中国GDP一直在下滑,而利比亚战争、日本地震这些客观因素还没具体反映到国内。若6月份GDP出现快速下降,就可能导致中国适度放松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不管房地产政策再怎么紧缩,只要前两者政策放松,都会使房地产局势略有改变。此外,美国在今年三季度形势开始好转后也会小幅加息,进行逆向调整,这也会影响中国货币政策,进而影响房地产业。   “今年房地产市场供应量少,是在销售证上做了一些文章。”任志强说。本来去年有16亿平方米的新开工量,今年上半年的供应量应该急剧放大。之所以没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政策导致很多开发商不愿意去领销售证;地方政府也在抑制“出货量”。例如,超过35000元、30000元/平米的楼盘不发销售证。这就导致可销售量减少。此外,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里有多少是可出售的,也无法判断。这也就更难弄清总的供应量到底是多少。   对于房价的可能变动, 他指出,判断开发商是否现金流紧张,要看生产结构,即房企是处于楼盘都卖完、刚盖了要领证,还是完全土地状态。现在情况最好的是房子已售出,只剩下建房交房的公司。此前媒体说40个公司有6000亿负债,是错误算法。因为这笔负债中有一部分是预售房款,里面包含尚未结算的利润。6000亿里真正的银行贷款不到1500亿,4500亿是售房款。因此,不能说开发商的现金流已紧张到迫使房价下降的程度。   “最后价格会有波动,但估计不会超过10%,绝不会下降20%、30%,不要指望降这么多让大家能痛快地买房子。”   任志强表示,降价10%对开发商而言实际意味着已降了20%。因为CPI、PPI持续上涨,已超过10%,农民工工资、生产资料都会随之上涨。   目前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太久,“如果持续久了,不是开发商先倒下,也不是银行,可能是地方政府。如果没有保障性住房的压力,地方政府可能觉得日子还过得去,但现在不行。” 任志强称,有些地方政府开始撑不住了,是因为土地卖不出去钱回不来。这样,今年融资平台问题将会比较严重,再投资建保障性住房就很困难了。   任志强也指出,如果保障房不再只是给专有的保障对象,而是变成全社会分配,那么分配问题,将可能对中国未来的情况产生较大影响。估计两年后保障房的所有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而且会暴露得非常严重。   任志强透露,在十五、十一五期间,约72%的土地供应事实上是给了保障性住房方面,商品房开发只占30%,非常少。   “给谁了?中央机关、各单位分房等,才是造成社会上财富转移、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的罪魁祸首。但没有人拿很明确的数据说这事,都说是开发商的原因。”他表示。   他认为,现在的政策,到明年可能就走不动了。短期内,也许老百姓期望很高,但最后,得到的还会是失望。 相关日志 2011/01/29 — 任志强:不得不说的话 (0) 2011/03/26 — 多市房价调控目标定为涨幅10% 被指成涨价标准 (0) 2011/03/08 — 盘点三十八号文:给我国多晶硅产业带来了什么? (1) 2011/03/06 — 北京一楼盘大幅降价 业主集体散步“维权” (0) 2011/03/01 — 任志强等炮轰温家宝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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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月薪万元不如公务员四千

第三次,姚凯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北京市某机关单位,尽管月薪只有4000元,不到他在外企打工时的一半,但30岁的姚凯却觉得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下来了。   “没有保障,没有房子,没有户口”这是姚凯对他研究生毕业五年来的总结,从民营企业到日资企业,从月薪2000到月薪近万,尽管在许多人看来他的“成绩”还算优秀,但姚凯却一直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单身、买不起房,7*24小时工作,压力大,上升空间小,父母年纪渐大……但如今的生活让他很满意:工作轻松,生活稳定,福利高,还有申请限价商品房的资格。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职位招录比例3000:1。近几年,“姚凯”式工作几年后考公务员的人数增长迅速。这不仅仅是年轻人热衷挤进“体制内”,从收入数字来看,更是中等收入阶层甘愿滑入低收入群体的怪象。   然而,中等收入阶层却面对着四项“硬支出”:交税、存钱养老、买房子和抵抗通胀。现实中,结构性上扬的通货膨胀、节节攀升的房价、沉重税负和并不乐观的保障体系,都在残酷地瓜分你的收入,拖着中等收入阶层远离富裕。   “基尼系数”决定了中等收入与富人阶层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刘易斯拐点”注定了今天人口结构的变局中中等收入群体的尴尬地位,不向上,就下流化。   根据波士顿发布的《2010年中国财富报告》,在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户数占所有中国家庭户数的0.2%左右,管理资产超过百万美元是国际通行的定义“高净值人群”的一项标准。   波士顿咨询副总裁邓俊豪表示,中国内地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年增长率连续超过15%,0.2%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   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5,代表分配着70%财富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地收窄。而收入结构呈现“梨形”,高净值人群的财富规模快速增长,人口数量变化却不大,而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总人口比重过低,仅为5.04%(2005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等收入向上,是“资产状况良好、幸福感较强的中产阶级”,向下,则是“日益为硬支出焦躁的社会底层”。   中等收入阶层的种种困惑,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十分相似。   跻身中等收入国家……   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历史证明这个阶段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否完成产业升级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能否从慢车道切至快车道的决定时期。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意指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适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制约,人均国民总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经济学家汤敏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总结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过度城市化、产业升级障碍、资本开放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金融危机……   从人均GDP两千美元到一万美元似乎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些国家走了20多年还没到。如果能像韩国的发展速度,2020年中国就可以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的“高收入”阵营;但如果像东南亚、拉美国家那样没有处理好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也可能最终陷入“5000美金怪圈”。   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通过引领技术进步和廉价利用全球资源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也能实现目标。   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所要面临的第一个巨大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这个贫富差距警戒线,达到了0.47(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有些学者更是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5。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导致内需不足,增长乏力。更会造成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问题。”   中等收入与富裕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相对低收入阶层的优势却在不断消失。过去30年,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它既归功于一系列政策上的变革,也归功于全球化和生产外包转移的大趋势,而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红利是保证这一趋势下劳动力优势的必要条件,但如今,这种优势似乎已接近尾声。   据联合国测算,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于2014年左右将进入实质性短缺状况,至2017年,劳工需求达到8.37亿人,供应8.19亿人,就业市场静短缺达到1760万人。另外,老年人口抚养比在2008年已经达到一个历史性的低点,未来将显著提升。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东就表示:“就业市场的逆转,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退色,从过往新兴国家的经历看,刘易斯拐点之后,低端工资无一例外地会出现一次持续的飞涨。”也就是说,未来几年中国的低收入人群与中等收入阶层的差距将越来越小,现实的情况不仅表现在普通农民工收入已经接近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收入,甚至还表现在部分技术工人的收入已经超越普通白领的收入。   中等收入离中产阶级有多远……   中等收入国家下的中等收入阶层并不等同于中产阶级,因为中产越来越倾向于对一类人群综合生活状态的评价,比如你住的房子的房价,是否住在体面的楼盘,你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而这些软硬实力的评价标准无法统一也不好界定,所以用收入水平这一单一标准来考量,既简单又符合现阶段的国情。   关于中等收入阶层收入标准的界定,来自2005年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一份抽样调查。测算的起点依据是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GDP起点(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要将这两个数据转换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指标,牵涉到三重换算: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间的换算,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换算,购买力评价标准换算。但对于购买力评价标准这个最重要的指标“在我国是保密的,不能公布”。   根据三重换算而来的收入参考标准,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万元,上限是18万元左右,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较大,最终被界定出来的标准是6万-50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在研究中产阶级特征的过程中,采用社科院200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出当年的人均收入,并确定人均收入的2.5倍作为划分“高收入者”的收入标准,把平均收入线至平均收入线2.5倍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者”。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试着总结这一阶层的特点:   收入的来源的主体是工资薪金收入   拥有较高学历,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所从事的职业具有较高的市场回报   有能力支付中等水平的个人及家庭消费,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为满足家庭成员丰富的文化精神需求提供必须的物质条件。   国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同样危机四伏。无法改变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又躲不开成本不断的加大的住房、生活、教育、养老开支,更因为收入水平的原因得不到“保障性福利”的支持,富难穷亦难。   摆脱你的中等收入身份……   2007年的《世界财富报告》告诉我们,全球百万富翁中有36%通过拥有企业或企业出售获得财富,22%源自工作的高收入,20%通过继承,11%通过投资,9%来自股票期权,2%通过其他渠道。   所以,我们中的大部分离开“中等收入”这条窄车道进入到“富有”快车道的途径明确而直接:像李彦宏那样办一家赚钱的企业、像任志强那样有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像汪小菲一样有个会赚钱的妈妈、向巴菲特一样会选公司、找到一个像马云那样的好老板……或者自己想办法。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创业的失败率是99%,但确实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机会。   这里有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得现象:即使在市场低迷,回报甚微的情况下,富有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也会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这一方面是由于富人的圈子利于他们了解相关信息,获得专业的技术和服务,此外,多渠道的财富来源和投资方式也是他们保持财富滚动的重要特点。尤其是那11%,它表明不只有巴菲特,还有很难多人有概率通过对资本市场的熟悉而致富。   2004到2005年全球出现了快速的经济衰退,石油价格大幅上涨,通胀压力和货币紧缩政策拖累经济上行,但即使在这样低迷的时期,富翁人数依旧增加了6.1%,总资产增加8.5%。   最后,是属于0.2%的建议:既然人均GDP3000美元困扰着经济和制度,那么选择一个人均GDP10,000美元的经济体工作和生活就意味着跳出了循环,就如另一车道。当然,这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式,但我们看中的是你能给自己提供多少种解决方案。 相关日志 2011/04/01 — 南方周末:一直在分房,从来没违规 中央部委低价分房的“政策口子” (0) 2011/03/12 — 何清涟:为何推不开官员财产公开这扇大门 (0) 2011/03/11 — 政协常委:若公务员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 最终倒霉的是老百姓! (0) 2011/03/05 — 养老金并轨启动 公务员担心退休金将削减一半 (0) 2011/02/10 — 金融时报:陶笸箩:到“体制内”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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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网:“40岁没4000万别说是我学生” 北京教授以“钱”励志引争议

于泽远 北京报道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董藩近日在微博上宣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人民币,下同,约800万新元)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 董藩的这番言论引起激烈争议。截至昨天下午4时,董藩的言论在微博上已被转发1万7353次,评论6821条。董藩一边与质疑这番言论的网民舌战,一边解释说,这是对其学生的励志说法,等学生40岁时4000万估计只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 华远地产前董事长任志强等地产界人士也认为,董藩的话是对学生的“一种希望”。还有网民反问:“激励人们创造财富有什么过错?” 但更多网民批评、谴责董藩的言论,认为教师不应用挣钱多少来衡量学生是否成功。人民网在一篇短评中说:“董教授以一名教师的身份,说出了一句市侩的豪语。” 一个名叫“一粟翰海”的网民在搜狐网上评论说:“如果一个董教授的学生,毕业以后进了国家机关当公务员,或者自己创业没有大的成功,或者可能情绪高尚去乡村基层扶贫工作,这难道就是耻辱吗?难道就是失败吗?难道就无颜见我们可爱的董教授了吗?” 文章质问:董教授你有4000万吗?如果有,都是合法所得吗?你的钱财和你的道德标准是正比吗? 也有网民认为,董藩以这样的价值观居然能当上“博士生导师”,不仅是把“行为世范”作为校训的北师大的悲哀,也是中国教育制度的悲哀。 又一次自我炒作? 另有学者指出,自称“青年经济学家”的董藩近两年来因发表“房地产没有泡沫”、“未婚同居刺激了房地产需求”等雷人言论已遭到过诸多批评,这次他再度“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又是一次自我炒作。 根据北师大网页介绍,董藩拥有众多光鲜的头衔:青年经济学家、房地产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土地资源管理、政府经济管理两个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民革中央委员、国家审计署特约审计员、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房地产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及清华、北大等多所大学总裁班兼职教授。 有关董藩的介绍还说,董藩26岁硕士毕业后直接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成为当时全国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副教授。32岁时晋升教授。董藩是中国学术界最受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曾被誉为“国策高参”、“学术界的彭德怀”、“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四位中青年经济学家”之一、“中国房地产舆论领袖”、“中国房地产四大名嘴”之一。 但董藩的学术水平和自封头衔早就受到旅美学者薛涌的质疑。薛涌2007年在一篇长文中对董藩的学历和学术水平提出九点质疑。文章说,董藩自称发表学术论文的总数达107篇,其实只有15篇算是论文,而且大多发表在不知名的学校刊物上。董藩还多次故意一稿两投,连最基本的学术道德规范都没有。 薛涌认为,董藩充其量算得上是一个学者,竟然还敢自诩为“青年经济学家”!“既然你是‘青年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去该学院教经济学而去了管理学院教房地产呢?可耻呀可耻,竟然把空气当新衣,还贴上标签穿在身上!” 薛涌说,董藩所谓“26岁硕士毕业后直接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给人的感觉好象是北师大破格晋升他为副教授,但网民爆出实际情况是:董藩的副教授是大连民族学院给的。董藩故意不提在大连民族学院的经历,是何居心?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7.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联合早报网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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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拆迁户“诽谤”任志强被行政拘留 上访旅程一波三折

遭遇强制拆迁,四次进京上访,三次被截访;发视频写博文维权,却因“诽谤”任志强被公安行政拘留;状告公安,却经历尴尬的缺席审判。 财新网记者:刘长 这是一场尴尬的缺席审判。 3月23日上午,四个月前以“诽谤”为由拘留青年刘华的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始终未出现在天心区法院行政庭的被告席上,也未提交任何答辩意见。 庭审原本有望厘清一起乌龙事件原委:遭遇强拆的青年刘华因写博客“诽谤”开发商而被拘留十天。公安机关称,刘华诽谤对象是任志强;但任志强否认知道“诽谤”一事,称自己没有报案;走出拘留所后,刘华状告公安。 仅仅一年前,28岁的刘华还过着与世无争的“宅男”生活。在人流密集的长沙老城区,刘华曾拥有一个能看得见湘江的阳台。靠经营淘宝网店,刘华不用朝九晚五地上班,在家中边晒太阳边和客户网上交流,月入3000多。 2010年初夏,一场强拆让刘华失去了房子和营生,刘由此走上维权之路:进京上访、遭遇截访、“被旅游”然后出逃……短短一年的维权生涯,让这位城市中最年轻的“维稳对象”之一,感受到日常中国的另一面。 “维稳”中的意外车祸 3月8日,凌晨5点多,“砰”的一声巨响,将刘华从梦中惊醒。巨大的惯性将他的头撞向了前排的座椅:嘴唇被划破,渗出鲜血。 他所乘坐的中巴车追尾了,一头撞上了前面一辆货车:司机被卡在方向盘和座椅之间,当场休克。熟睡的乘客们纷纷倒地,哭喊声响起。 20个小时前,刘华刚刚经历了人生的第四次上访:趁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他和十多名长沙访民联名向中纪委举报长沙市违规拆迁。 事毕,地方驻京办将他们拉到北京城南的马家堡东路。一群自称是“北京市治保总队”的20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将访民们押上一辆中巴车,搜走手机,然后启动了汽车,一路向南。 驶离北京后,这辆车已经连续行驶17个小时。期间,车上的领队不断接打电话。“车速度大概在100公里/小时以上。”乘客李艳回忆。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这辆中巴车显得急于将它的乘客送抵目的地。 在这台执行“维稳”任务的汽车上,除了司机和押送者,共有12名长沙访民,他们彼此有各自不同的诉求,共同点是反映长沙的拆迁问题。刘华是他们之中最年轻且学历最高的一个。 两年前,拆迁通告贴到楼下时,生于1983年的刘华绝未想到,两年后的一个凌晨,他会置身截访车上,并在陌生的道路上遭遇车祸。 2005年大学毕业后,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刘华并没有利用专业求职。他靠向父亲借来2.8万元钱,自主创业,在淘宝网上开了家专营打火机的网店,发货地点就在家中。 他生意不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家在长沙市中心,位置极佳。1998年,终身未婚的叔叔患肝癌去世,给惟一的侄子刘华留下了一套28平方米的房子。房子颇为老旧,但紧邻长沙的核心商圈、黄兴路步行街,很多顾客在逛街之余,并不介意再花五分钟去刘华家看看。 2007年到2009年这三年,刘华的网店每个月的利润能有三四千元。他喜欢经营网店,因为“比上班自由多了”。2009年5月15日,一纸拆迁公告贴到了坡子街:刘华所在的街区被纳入长沙南湖片区的棚户区改造工程,宅居生活就此被打破。 一切都有意外,3月8日的这趟“维稳之旅”的汽车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在距长沙仅170公里的湖北赤壁市鄂南收费站发生车祸,他们本应在清晨7点多钟抵达目的地,将访民们移交给当地官员,顺利结束本次旅程。 成了任志强的拆迁户 车祸让一场本可以悄无声息的旅程变得复杂了:司机和一位押车者遭受重伤,八名访民亦受到不同程度的轻微伤,他们被紧急送往赤壁当地医院。刘华和另两位身体无大碍的访民,被换乘另一辆旅游巴士送往长沙。随后,刘华在自己街区的治安保卫人员的办公室内耗去了整个白天。 深夜,他被送到长沙市北郊黑麋峰森林公园半山腰,一处久无人烟的“农家乐”宾馆“旅游”。这是一栋外墙贴着瓷砖、倒U字型的三层楼房,U字型开口处设有铁门,门上贴着一张彩色喷绘布。第二天天明,刘华看清布上的四个大字:“无忧山庄”。 配有汽车的13名联防队员轮番看守刘华和另一位访民,不出意外,“旅游”至少要到全国“两会”闭幕方能结束。 刘华成为“维稳对象”,全因为他的房子。准确地说,是因为房子所在的那片土地。土地登记资料显示:该地块早已经在2002年、2005年、2008年被转手三次,并已颁发国土证,而他们这些土地使用权人不仅被蒙在鼓里,且一直到2009年还在缴纳国土税。 土地使用权尚未被收回,土地就已经被卖给开发商,这种法律程序倒置的拆迁行为,多年来在中国司空见惯,直到2006年《物权法》出台后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人们才普遍认识到其中的违法问题。但是,改变并不容易。 到2008年,这块地被转给一家籍籍无名的公司——长沙橘韵投资有限公司名下。这家公司2008年1月成立,控股股东是北京市华远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华远)。华远的董事长,是一个极富个性、在商界和公共领域均很知名的人士——任志强。 随着2010年4月,长沙市天心区启动“拆迁攻坚月”活动,政府已给刘华下达了房屋补偿决定书。按照该补偿决定书,刘华不能选择回迁,只能得到4000多元一平方米的货币补偿。此时,坡子街周边房价已在万元以上。刘华拒绝搬走,他要求在原址安排一间同样面积的房子。 当年5月26日清晨6点半,上百人的队伍涌入刘华家中。等他赶到时,拆迁队已撤走,家中门窗尽毁,白色的墙壁被刷上黑色的机油,地板被砸开一个直径2米的大洞。强拆就这样真实地发生了。刘华决意维权。 上访、截访和圈禁 被圈禁在黑麋峰“无忧山庄”的生活,超出了刘华的经验。房子被拆迁后,他曾三次进京上访,进过马家楼接济中心、进过拘留所,但被迫到荒郊野地“旅游”,还是第一次。 2010年6月初,刘华第一次出现在北京市永定门西大街甲二号、国家信访局门口。在北京先农坛年久失修的牌坊下,他发现了更多和他一样遭遇的人们:那条狭长走道里,人们拿着不同质地、不同字体、不同年代的申诉材料,述说着自己的冤屈。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在最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多年中,认为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们。其中反映征地拆迁问题的占据相当多数。 由于中国独特的信访考核体系,各地上访者数量与上访造成的影响,关系着地方官员的政绩。京城各高墙大院门口的人群,被视为和谐社会的“杂音”。由“上访”衍生出的“截访”问题,正逐渐成为日常中国的一部分。 第一次进京上访,刘华在北京街头走得晕头转向,加上担心被截访,他自己掏钱买了返程火车票,连上访材料都没有递交就回到长沙——这遭到老上访户一顿臭骂。 为何不用自己买票?第二次去北京时,刘华才搞清楚。那是2010年的6月28日,踏访完该去的所有部门,刘华跟着20多个长沙访民一起,从北京西单的路口往东步行,向天安门广场方向进发。警车很快呼啸而至,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访民们试图闯入敏感区域的举动,会被归入“非正常上访”一列,从而使得他们所在地方的官员在政绩考核中遭到上级的惩罚——这常常是老访民们向地方官员“施压”的手段。 当天,刘华一行被警察带到府右街派出所,检查身份证,拍照登记。傍晚5点多,他们被送到了南四环外、灰色围墙环绕的马家楼接济中心。 当晚11点多,十多个身高在1米8左右、穿黑色制服的青年男子,将他们押上了一辆白色的大巴。押送者并不像他们看上去的那样凶狠,一位押送者甚至主动找刘华搭话,向刘抱怨自己的工作:每天长途奔波,几乎永远不能上床睡觉,只能在车上打盹,一个月收入1000多,每顿都吃方便面…… 第二天早晨,刘华已置身长沙。他后来才知道,这些酷似特警、专职押送访民的保安,隶属于一个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 等到刘华第三次去北京上访,已是2010年9月底。当时,《南方都市报》刚刚用四个版的篇幅,报道“安元鼎”截访黑幕,搅动了国内外舆论。几乎一夜之间,那些专职截访的黑衣人,消失在公众的视线。 这一次,押送刘华的保安,已经是一群染着黄头发、刺纹身、穿便服的年轻人。到达长沙后,当地工作人员从押运访民的“古惑仔”手中接过刘华,劈头第一句话是:“一块石头丢到天上去,还不是要落到地上?最后问题,还不是要我们来解决?” 第四次进京上访,是在2011年“两会”前夕。或许因处于这个一年一度的敏感期,刘华成为了享受“旅游”这一特殊待遇的“维稳对象”。 任志强没报案上访户却被拘 到黑麋峰“旅游”的第三天,刘华决定逃走。他状告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区分局的案子将在一周后开庭。这个案子跟公安有关,甚至也和任志强有关。 2010年11月,任志强乘湖南当地一位企业家的私人直升飞机,飞临长沙上空,俯瞰全城。他并不知道,一位80后年轻人正在网上用猛烈的炮火批评他任职的公司和长沙市政府联手的“造城运动”。 坡子街在2010年11月29日上午,发生了件大事:刘华在铜铺街小学的校友、25岁的坡子街居民周宜良,在自己被拆迁的房屋里坐了整整一宿,于深夜悬梁自尽,直到天明方被发现。 坡子街居民们称:房屋被拆后没有地方住,且无处过渡,导致刚刚新婚的周宜良选择自杀。刘华在警方到达前赶到现场,用手机拍下了悬在梁上的周宜良的遗体。当天,由他拍摄的这段周宜良身穿白色外套、悬挂在房梁上的凄惨景象,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引发无数同情与愤慨。 拍摄周宜良之死前,刘华已拍了一个月的DV、写了一个月的博客——这是2010年秋天,刘华的最大转变。第三次进京上访归来后,刘华曾继续在长沙拆迁户圈子里晃荡了一个月,跟着大家一起去湖南省委、长沙市委上访,“打标语横幅、唱国际歌、搞行为艺术”。 但除了认识更多的上访户盟友,这些反抗没有收到效果。刘华开通了博客,从“上访”转为“上网”。11月3日,凌晨1点多,他在电脑屏幕上敲下一行字:“任志强来了,我失业了!” “我,八零后,正值创业初期,一切正可以看到希望的时候,一场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强强联合’的造城运动,把我卷入到旋涡之中,一切的付出灰飞烟灭,我成了无收入,无工作,无房的三无人员,变成了上访大军中的一员……” 此后,这一系列以“任志强来了,我失业了”为题的博文,有如连载小说,一共写了17篇。日后,刘华也坦言,博文是有故意制造噱头之嫌:如果开发商的董事长不是任志强这样的名人,博文会是另一种写法。 写博文的同时,每传来强拆的消息,刘华就会用借来的一台小型DV跑去记录。晚上,他会编辑处理视频,为长沙方言配上字幕,发布在博客上。 拍视频时,常有拆迁工作人员人想抢DV,刘华因此成为街坊们的保护对象。“我们还是很担心他的,”坡子街一位拆迁户说:“我们怕别人害他,制造交通事故、找混混打他。”事后证明,这些担心并非多余。 2010年11月30日,在坡子街强拆现场拍摄DV的刘华被两名警察按倒在地时,他并不知道,此前的这17篇博文会给他带来什么。当天深夜,天心区公安分局警官给刘华送来传唤证和行政处罚决定书。 处罚决定书认为:“11月6日,刘华就其房屋被拆一事在新浪网发表博文,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故对刘华处以行政拘留十天。12月10日清晨,刘华被释放。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搞清楚“究竟诽谤了谁”。 一周后,这个谜被《羊城晚报》记者洪启旺揭开。洪致电天心区公安分局法制科一位姓林的主任,林透露:刘华诽谤的是任志强。洪启旺转而向任志强求证此事,获得了任的短信回复:“媒体有几个不诽谤我的,报纸诽谤我都没理睬,一个烂人的文章看都没看过,更不会去告了……” 被“诽谤”的对象称自己并未去报案,而刘华却因“诽谤”在拘留所里失去了十天的自由,这引起了北京律师刘亚军的好奇。刘亚军主动联系刘华,愿意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在尝试过“上访”“上网”等一系列中国式反抗方式后,刘华终于第一次踏足法院——2010年12月22日,在律师的陪同下,刘华到天心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要给自己找个“说法”。 “让法院判公安输?想都不要想” 2011年3月11日午饭后,在黑麋峰“旅游”的刘华提出要到院子外散步,看守人员同意了,但派出了两名联防队员,跟在他身后一米处。下午3点,刘华和两名看守人员走回无忧山庄。 趁两个看守不备,刘华直奔二楼西侧的201房,将房门反锁,打开厕所的窗户,跃身而出。窗外50米开外,是条小路,路边有零散的农户。刘华没有远走,隐入路边一户农家的草垛里,一动不动。10分钟后,联防队员们开始搜山,但并未发现刘华的身影。 4个半小时后,天黑了下来。刘华走出草垛,踉踉跄跄摸到一户农家。双方讲好价格,40块钱下山。一位中年男子发动摩托车引擎,趁着夜色,刘华逃离黑麋峰。之后,全国“两会”结束,“敏感期”一过,“维稳对象”刘华们的境遇稍微好转。 3月23日,刘华出现在长沙市天心区法院第九审判庭外。当天上午,他状告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一案将在此开庭。此前,尽管经过一次延期举证,天心区公安分局仍然未能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和答辩意见。 刘华提前一个小时即在审判庭外等候。包括和刘华一起在黑麋峰“旅游”的拆迁户张振华在内,六七十名拆迁户陆续赶来。长沙各区县的拆迁户们,早已形成默契:一家有案子开庭,所有拆迁户一齐去旁听庭审,以示声援。 上午9时整,开庭时间到。审判员宣布:由于被告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还未到庭,开庭时间推迟到9点半。原告律师当即表示抗议,称这一延迟之举毫无法律依据。最终,法官折中考虑:延迟到9时15分,若天心分局还不到庭,则缺席审判。 15分钟过去,被告席上仍空无一人,法庭宣布开庭。刘华向法庭宣读了诉状,核心诉求只有一个:要求天心分局撤销4个月前对他的行政拘留决定。 庭审仅仅持续了25分钟,没有当庭宣判。法官敲下法槌,宣布休庭。旁听席上顿时哗然。“我们的律师在北京都赶过来了,天心区公安分局就在法院隔壁,他们怎么连个人都不来?”“人民法院为什么不当庭判决?” 面对法庭内久久不愿散去的人们,原告律师不得不反复解释:当庭宣判和择日宣判都符合法律规定,属于法庭自由裁量范围,至于案件的判决结果,请大家相信法律的公正。 开庭归来的出租车上,刘华谈论着自己的设想:如果法院判他胜诉,他将申请国家赔偿,并要求公安机关道歉、追究相关责任人…… 出租车司机是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忍不住插话:“让法院判公安输?想都不要想,这不是让他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脸?” 刘华想辩驳,但忍住了。长沙开始下起小雨,出租车在车流中艰难地挪动。司机还在自言自语:“告赢他,怎么可能……” 目的地到了,刘华迈出车门。“能不能赢、赔多少钱,都是另外一回事,官司,还是要打。”他说。■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财新网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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