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一 在辽宁街边的排档，60块台币可以叫上一盘“大陆妹”。桌边的台北朋友、端菜的老板娘，都说不清这青翠的菜怎会有这样一个名字？ 是因为，十多年前它从大陆引进时，也正是大量大陆女子来台卖春时，它们（她们）都“好吃又便宜”？ 我记得自己肾上腺素的轻微上升，不知因为缘于我这大陆客的地域情绪，还是因为这名称中含有的普遍性歧视，一个自认先进的地区对另一个落后地区的蔑视。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黄春明的小说《再见，莎扬娜拉》。这些叫上一盘“大陆妹”的台湾人忘记了，四十年前的他们是怎样义愤于美国大兵、日本游客享用了台湾姑娘的青春。 不过，很有可能，它不过是一种无心的称呼。这莴苣类的青菜在台语本就叫做“妹仔菜”，从大陆引进的莴苣品种也就自然叫做“大陆妹”？本地人习惯通过农作物来理解世界，他们曾自称是“蕃薯人”，把外省人叫做“芋头”。这些名称虽有乡土式朴素，却也一直怀有情绪，当你听到一个福佬人称一位外省老兵是“老芋头”，它绝不仅是客观的称谓，它含有悲情与愤怒——我们与你们不同。如今，蕃薯也好，芋头也罢，都变成了现代台湾人，是台湾身份的一部分，那“大陆妹”呢？ 在台北，你感得到中国影响的再度增强，与由之引发的焦虑。60年前，蒋介石不由分说地把整个中国塞进了小小的台湾，那曾管辖着4亿人口、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的统治机构，被放进了这小小的盆地，这里蔡元培就职过的监察院、陈年的蒙藏委员会仍在运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提醒你五族共和的理念。而现在，中国代表的财富与权力，正激起新的希望与忧虑。依靠中国的劳动力，郭台铭才成为台湾的首富，从大陆来的慈善家慷慨给台湾人散出钱财，还有这规模恢弘的奥运会与世博会，让那些标榜独立的台湾明星知识分子心潮澎湃——只要他们能被作为特权者对待、享受他们在一个民主社会无法得到的中心感，他们就愿意为专制唱赞歌（讽刺的是，他们都曾因反对国民党专制而闻名）。《中国时报》的新老板公然否认天安门悲剧……而半年前的总统大选，从新竹的高科技巨子到台南的果农，他们都站出来，确认中国对岛内政治的影响力，这也是勉强的确认，混杂着诱惑与无奈。“大陆是骗养套杀，我们是装吃闪活”，在台北郊外一间宽阔的办公室里，一位老派作风的报人再度提起了这著名的两岸哲学。大陆“用‘九二共识’之类的笼统语言‘骗’住台湾，再以开放三通、陆客来台等‘养’台湾，在建立倾斜的两岸关系后‘套’住台湾，最后则生杀由之”，而台湾的反应是“对‘九二共识’等笼统语言‘装’作解决了问题而不深究，设法促成三通并‘吃’大陆的养分，再用养分来建立台湾的主体地位以‘闪’避北京的套路，进而谋求两岸共存共荣的‘活’路”。这是４年前，他的一篇著名社论的论题。 那时，马英九上台未久，陈云林刚刚来台参访，颠簸异常的两岸关系似乎终于驶入平缓地带。不过，这却是一种“暧昧的平缓”，一种拖延的哲学。４年过去了，当初的判断显得更为清晰，在海峡两岸，一种新的依赖关系正在形成，这心照不宣、从不摆上台面的策略也更为显著。但具体的策略越清晰，它的意义与方向就越模糊。在模糊与拖延中，台湾期望大陆日渐民主化，建立现代政治体制，能宽容不同的声音，它甚至能在其中起到催化作用，而大陆则期望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最终能降服这个岛屿，让它放弃自主性。但很有可能，它们都是一厢情愿。

僅僅一夜之間，僅僅因為一場暴雨，三十多條人命就在首善之區消失了。但在事後，不見北京官方有人出來為此擔責道歉，看到的卻是，相關部門相互扯皮推諉卸責，氣象部門為自己失準的預報一再辯護，以及宣傳部門利用手下的喉舌們大樹「北京精神」。 在經歷一次豪雨洗去表面光鮮暴露下半身醜陋後，北京一發不可收，又將以上這些見不得人的人為醜陋，集中爆發式地擺上了桌面。災難之後，官方最需要做的，是安撫人心訪災問苦，是痛定思痛快馬加鞭彌補漏洞。但看看北京災後的種種舉動，卻令人無法不質疑這樣的政府，到底是誰的政府？它代表了誰的利益？ 先是氣象部門在「暴雨究竟多少年一遇」上糾結，從「六十年一遇」到「有氣象紀錄以來最大」，最後定位於「六十一年一遇」。此後，氣象部門又和移動通訊部門打起了嘴皮官司，一方說技術條件不支持大規模群發預警短訊，另一方解釋技術環節沒問題。北京氣象部門如此折騰，原因不外一條，就是要為自己的預報失準減輕責任。而北京市府似乎也樂見氣象部門對雨情如此定位，至少這可以為狼狽不堪的應急提供藉口。 北京排水集團辯稱，當年的城市建設都是向蘇聯這樣的乾燥國家學習的，制訂的標準很低且不科學，所以排水設施關鍵時刻自然會「拖後腿」。排水集團的解釋，想必是要諉過於前人，為自己多留點開脫責任的後路。 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日前明確要求宣傳部門，重點挖掘感人事迹和生動典型。而就在大雨過後的第二天，北京當地媒體就在頭版大讚特讚「北京精神」，並無賴地聲稱「北京頂住最強暴雨」。如此宣傳定位，不由人不想罵娘，付出了三十多條人命的代價，如果還能稱為「頂住」，那麼官方驕傲的本錢不就是市民的鮮血嗎？ 有句成語叫「文過飾非」，北京官方災後的表現，以此形容最恰當不過。北京官方還有所發揮，發明出「諉過飾非」的絕招。在文過飾非的背後，所以湧現那麼多可歌可泣的市民英雄，那是因政府關鍵時刻像縮頭烏龜，變成了狗熊；而在諉過飾非的背後，則隱藏着政府不但無為無能，而且卑鄙軟弱的骯髒內心。 北京的下半身很爛，北京官方的下半身更齷齪。 尤可夫 傳媒人 太陽報

建国以来，居高位拍脑袋瞎jb决策，不考虑可操作性，不考虑人财物的配套落实，指令性强推造成的悲剧、闹剧，这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领导人还是老老实实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干上来的比较靠谱，老江老朱真是绝好的例子 ________ 【财新网】（记者 张艳玲）在中央政府强力推动下，从2011年起，保障房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硬性任务。不过，财新记者获悉，这种“中央下达指标，地方完成任务”的模式引发中央与地方的新一轮博弈。 按照原来的方案，中央政府规定从2011年起，用五年时间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万套。其中，2011年建设任务是1000万套，2012年1000万套，之后三年还要再建1600万套。为了保障建设计划的落实，中央政府为各省分配了建设指标，并定期公布建设进度予以督促。 事实上，囿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保障房分配监督方面的困难等现实问题，上述指标又有所下调。2011年12月22日，在全国住房保障工作会上，住建部明确2012年全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总量下调至700万套。而据财新记者了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称住建部）在今年5月底作出了进一步改变上述硬性分配指标建设方式的尝试。当时住建部发布一份通知，要求各地根据“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自行拟定并上报2013年—2015年保障房建设计划。在6月底，各省已将计划数据上报住建部。不过，据财新记者了解，各地上报的计划数量远低于中央政府的预期。 一位地方住房建设系统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2012年建设目标已下调至700万套，这次调整则意味着未来三年，中央政府将不再给地方分配建设指标。原计划3600万套的建设目标将不再被提及，保障房建设任务将由地方自主决定”。据这位人士分析，之所以调整指标建设模式，是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结果。这种从上到下的指标分配，也为地方保障房建设、分配带来困扰。 保障房指标分配模式和既定建设指标是否会进行调整？一位接近住建部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中央原本有意调整指标分配方式，但由于地方上报的“数量太少、积极性太差”，所以决策层仍考虑在现有地方上报数量基础上，给部分省份增加建设任务。原计划3600万套的建设总量是否调整，尚未有定论。 事实上，对“3600万套”是否合理的质疑早已出现。在2011年10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中“国务院关于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询问”新闻发布会上，严以新委员质疑“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建设依据不是十分充分”，并指出“各地需求差异大，地方财政不堪重负”。住建部部长姜伟新也在会上明确表态称，将根据地方建设情况进行中期评估，并据此实事求是地确定“3600万套原定的规划数是不是要进行调整”。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周二在国会参议院回答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已经正式开始着手收购钓鱼岛手续，目前正在准备筹措预算，争取在明年4月，政府同日本所谓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合约到期之前，将钓鱼岛国有化。 【详细】媒体摘要网 http://www.PressCit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