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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白志强:一九七六九月九号之后几天的记忆

1976年9月11号,那一年我在部队仍是现役军人。领袖逝世后的两天。部队领导给我和小张一个任务,让我俩去托一下朋友关系,买一台电视机。小张是干部儿子,应该是红二代子弟。他在兰州有干部关系网。本来这任务是给他一个人的。但小张无论干什么事,总要拉上我。我俩是西安的兵,又全在创作组,住一个房子。我俩好的没法形容。   我俩接受了任务,去找兰州铁路局公安处长。(现在升为局级单位了,因为一个铁路局管辖的面积太大,太长,像兰州铁路局东西长度就是近三千公里,她的路段是东自陕西的宝鸡进入秦岭山区,也进入了甘肃境内,而西面要到河西堡,再往前一大站为哈密,如此的长度由数千干警执勤,数不清的铁路小站全有铁路公安派出所。一个处长是管不过来的。各个铁路分局设有公安分处,兰州路局下设公安局,为副局长单位。)   小张的父亲在三十多年前是西安铁路局公安处长,还是一位建国后就转业至地方上的老资格的处长。他爸是八路时期的干部,随着彭德怀和王震的西北野战军一路打下去,解放西安后铁路上军管,他爸就留在了铁路军管会,再之后他爸就转业至铁路局当了干部一直到他离休。   他爸和全国铁路系统的公安处长全熟。而铁路和部队差不多是一个管理模式,无论电话再难打,铁路系统的全国电话不会断,也不敢断线了。   我俩出了部队师部大院门。匆匆地往兰州铁路局公安处走去。   出了门,小张就有想法了。他眨巴着眼睛,看我。   我俩当时是以眼神交流,我俩的眼神对方全能看懂。   我说,咋着,有想法?   他说,这任务完成不了,咱趁机回老家一趟?   我说,哦,想你老爸老妈了?   他点点头。他也知道我同意了,立即捶我一拳头,说,我请客,咱吃牛肉面去?   我俩就兴奋地去吃牛肉面了。那年我二十二岁,小张二十岁。我们当然想回老家,也想老爸老妈了。部队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想老爸老妈那日子太难熬。   此前小张总让领导布置任务买火车卧铺票,小张也完成过数不清多少次任务,为部队领导买回来不少卧铺火车票。   那年头的干部子弟们全是夹着“尾巴”活人,全不敢说他们的父亲是干什么的,说了就得倒霉。当年的干部子弟让归入了另类。好在他爸七二年就让“解放”了,仍是任现职公安处长,仍是管理着西安铁路局的数千干警们。   所以小张的背景只有我知道,也只有领导知道。他谁也不敢说,怕给他自己惹事儿,更怕给他爸惹事儿。   小张总比别的兵干得多,也聪明还有灵气。他的一手行书钢笔字写的潇洒飞快,让我跟着学了数年,但就是学不像。我也极快发现写字是功夫,有窍门儿,得有人指点,用笨方法学,不灵。我把小张写出来的行书字儿,全拆开了掌握一类规律,把他的字儿偏旁部首及间架结构搞通,就学得有些入门儿了。现在我俩的硬笔书法能拼一下,那是在部队相互切磋出来的。   有一次吃了晚饭,他拉着我出了部队大门,说给领导请过假了,咱今天晚上去排队买卧铺票。我俩穿着军大衣,冷,得排队一夜呐。   我俩就真的排队买了几次火车票。郭冬林演的小品《有事儿,你找我》,和小张及我的事儿一模一样。不过我们比郭冬林的小品真实生活“演出”早了二十多年。   小张明着答应了人家部队首长能买火车卧铺票,但实际却得可怜巴巴地排队去买。   小张咕哝说,铁路局又不是我家开的,我用人家铁路公安处三次以上就不灵了,现在不敢去了,去了人家一准躲我。   所以我俩得排队给部队首长买卧铺票。谁让我俩年轻呐?我们当时是小兵娃子,稚气未脱,领导和首长的话是命令。   我俩掂了两个部队学习坐着用的小马扎,在寒冷的夜晚一个人坐着,一个人睡在地上,排队。   饿了一人回去让炊食班烙饼炒咸菜,再跑着回来包着热饼和咸菜,吃的极香。我们部队设在兰州的总部某地距离火车站只有几站公交车的路程。我们的总部大院就在市中心,总部占地面积大得惊人,也处处是草坪和前苏联专家设计的楼宇。   到了第二天早上卖票的开了门,我们能买上两张票或者是四张票。   回去了给领导汇报,说再别让上面的首长让小张买票了,领导听了才说,我真没办法,咱官儿小,上面的首长让身边的干事来布置差使,我敢推?咱谁也推不掉。   而1976年9月11号这天去买电视机这样的差使,还是领导布置下来的任务。非得买一台电视机不可了。因为9月19号领袖追悼会实况转播,我们部队宣传队的全体人想在电视机前观看。   这样的日子我记得准确,我从十六岁一直坚持记日记,我坚持了四十多年了。   此前我们哭过数次,为领袖逝世。军区布置了好几个灵堂,在大军区一次,我们排队去哭;在省军区一次,我们仍是排队去哭;在我们师部集体一次,有几个小战士还有我们宣传队一位女战友哭晕过去了。   在领袖追悼会全国转播的时候,我们想集体再沉重悼念一回。   但是,当年我们印象中师部基地仅有三台电视机,一台是师首长们看的。放在政治部大办公室;一台在师部大院的卫生所,这里总有首长打吊针得看电视,首长家属们也想看,这台电视机就放在了卫生所的楼道大厅里了;另一台是师直机关党委大楼里,这里的干部战士们只能在重要节目转播时,才把电视机搬出来,干部战士排列整齐地坐在党委大楼的小礼堂里看。   我们宣传队要是有一台电视机,那就是师部大院的第四台电视。   这个任务就太不一般,太重。它是政治任务。   而当年买一台电视机,要凭“购机票”。这是特殊购物卷,这票太难搞,有了票还得等待,什么时候到货,是接到通知,有了通知拿上票和通知及款项,去一个特殊交易场所才能把电视机搬回来。   那时候每个省会城市全有一个特殊购物处,这个购物处是专卖店形式,但比今天的“专卖店”气派也神秘,还阔大。   这类特殊购物处在中国大城市存在的时间大约是十年左右,也大约是自1973年至1983年。   这个地方专卖控制烟酒、食用油、白糖、各类罐头、过年节时还供应冷冻的肉食品。   后来人们给这类特殊购物处简称了,叫做“特供处”。如果搞不清这样的名称还以为是个“特务机构”或者搞地下活动的场所。   当年谁要是有这里的特供品购物卷,那很神气。这里只供应紧俏物品和食品,后来把进口电视机也放在这里供应,再后来这里供应飞鸽、永久、凤凰等名牌自行车,再后来这里供应进口摩托车、冰箱,再后来这里就供应进口也来路不明的汽车了。   当然这里一直是特权人士购买物品的场所。   再后来特供处就顺应时势地关门了。   到了1985年之后,我们国家珠三角及长三角一带把这里的所有物品翻了几十倍生产全卖给了原产国,似前苏联和日本及东南亚一带和非洲一些国家饱尝了我们在生产这样的物品及食品方面的万分厉害。中国的制造业一旦放开,一旦进入市场经济,她占领的地域不是中国,是全球,她所暴发出来的能量让全球惊讶,全世界的小商品制造业只要和中国产品遭遇,一准得关门或者转产。   我当年就和小张到了兰州特供处转悠了一圈儿,了解些信息,回去了。到了特供处才知道电视机根本买不到。而一张购电视机的票证当年转手就可以卖五十元,五十元当年一家七口人可以吃一个月。   那年头的黑白电视机只有从日本进口,国内还无法生产。一台黑白17寸的电视机售价为五百元左右。   给领导汇报了,说买不到。小张立即自告奋勇说,回西安就能买到。   领导听了眼就亮了,说你们俩立即上火车,买去。   就这么轻松,我们可以回一趟老家西安了。   领导让炊食班紧急烙了葱油饼,炒了咸菜,我和小张背着黄色军挎包,也背着水壶,去了火车站。   几个西安的战友争先恐后地送我俩,他们全有东西往家里带。但也不过是信、口信儿、军用鞋、发的军用毛巾等小零碎。当年物资太匮乏,没什么可带的。但有些钱让我俩给西安的战友们家里带去。   这样我和小张仍是轻装,没什么东西。给战友们家里的带的钱和买电视机的钱我缝在了大裤衩里面了,那是巨额款项七八百元之多。当年没有百元伍十元及贰拾元的票子,最大面额是十元,那是一大摞钱,掖在裤裆里鼓鼓囊囊的。我到现在还是喜欢穿大裤衩,军用大裤衩结实肥大,总也穿不烂还好洗。而我们的军裤也肥大更结实,往内裤里藏些钱谁也看不出来的。   到了火车站,我和小张眼直了,只见火车站像是巨大的难民营。我俩没票,想着上车补票的,这车怎么上呐?   好像是和战友们议论了几句,这么多的难民们往外跑,去哪儿呐?又是在领袖逝世的举国悼念期?   但是没有结论。当年的火车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满员也加倍超载。   没时间了。我们是临时决定走,也决定上立即出发的列车。   挤。   刚开始挤,几个逃难一样的老乡就埋怨我们,说解放军叔叔,你们别挤啦,让我们先上车!   小张和我全让挤出来了,那列车没办法挤上去。   战友们有办法,立即决定往前跑,上另一节车厢。   但见人山人海地挤,一个战友扒开了一个车窗,喊叫让我们俩从车窗里爬进去。   好在当年年轻,我们立即从车窗往里钻,几个战友从后面把我俩往里使劲推,进去了,也占了两个靠近车窗的座位。   车开了。车厢里面挤得瓷瓷实实的,人和人全是站着也得站直了,把它的了——不敢想那些年的挤火车。我后来在全国到处出差,已经挤出了“经验”挤出了窍道,我不怕。我上车就找三种人,车长警长和餐车主任,见了这三种人悄悄地塞钱立即就补上卧铺票了。   我和小张觉得坐了个座位挺兴奋。   可我和小张压根坐不实。   一个抱孩子的妇女硬是往我们身边挤,他的男人扛着极大的包袱,像是准备把家搬到另一处逃难的地方。当年的流民及盲流们就是这样四海为家,哪儿能混饭吃能吃饱就在当地扎下根不走了。   孩子哭喊,我和小张无奈地让座,人家是妇女,还有孩子。   把妇女安顿好,我和小张就挤得一身汗水了。   热,汗水味儿,烟味儿,脚臭味儿,加上孩子的哭声和火车的噪音,让人回忆起来无奈加上不耐烦。   就那么闷着,熬着,也像是思索着什么的神态。但是那年头的国人充满了耐性和被封闭久了的麻木……   这满满实实的一车出门旅行的人去往何方?不知道。他们只是寻求活路吧?   我有些埋怨此行了,小张也叹气,说哪儿知道这么挤?咱要是晚走一天,我得托人给咱买上卧铺票。   倒霉了,遇上了,下车也下不去了。   又硬撑了几个小时后,我实在站不住了,浑身抖,我缩下身子钻进了车厢地板。我从座位下的缝隙中钻了进去,下面还有地方,能躺平了,不敢抬头,但那样躺着比人挤人站直了稍为舒服一些。我拉了一下小张的裤角,他也照我的样子钻了进来。   我们让了座位的那一对小夫妻这时也帮忙,让我俩躺舒服了。   就这样躺着吧。我说,我们这样窝着,实在像狗啊!   小张说,当狗就当狗吧,熬过去这一夜,没办法。   咣咣当当声,混杂的车厢齬龊味道弥漫开来,我们躺着的地方味道越发刺鼻也几乎让人窒息,好在那时候年轻,身体倍儿捧。   但是却饿了,吃,也喝水。我们有干粮还有不错的葱油饼和水壶。   就那么躺在身子不敢翻的车厢地板上,我俩吃喝也说笑。   而这样的经历丝毫没有虚构,就是实写也觉得还没写出来味道,但车厢里的味道实在不敢回想了……   第二天中午时分到了西安。   到了西安就是我们的地盘了。小张下车就迷迷怔怔地找一个值班警察,咕哝了几句就让警察带着我们去了车站铁路公安所。我现在回忆那时候我俩穿着军装,但和难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一身的脏污,满脸的让煤烟薰出来的灰头土脸那样的神态,那有损军人形象但也像是经历了一番战火硝烟地出了列车。我俩跟着警察去了进了铁路公安所。也有警察立即打了电话,小张他爸立即知道我们回家了。   我俩进了公安所先找厕所。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说哪儿有厕所啊?厕所出了咱所的门往右跑五百米远再钻一条巷道出站到候车室上二楼左边才是男厕所……哎呀算了吧,来来来,先在这儿方便吧。说了那位干部拿了一个痰盂放进了他的办公室里间屋里。   门关上了,我俩开始尿,我俩全憋毁啦,那泡尿把一个痰盂尿满了还没有尿净,小张端了溢出了痰盂的盆子出去把尿水倒进了下水道。之后跑进来我俩继续尿,外面的干部喊叫说,咋呀?这是黄河发水啦?   我俩在里间屋里边尿边窃笑。   之后我们在公安所洗脸刷牙,还把身上的脏污整理一番,立即有一辆三轮摩托警务车就把我们送回了小张的家。   小张的父亲是一位乐呵呵地永远笑着的慈祥老干部。   他看到儿子像个逃难犯人一样回家了,一直在乐呵呵地笑。小张说到了买电视机的事儿,他父亲就不笑了,说,提前打个电话回来么孩子,电视机不是几天就能买到的。   但小张一下就发现了他家里摆了一台崭新的电视机。是一台日本原装黑白小电视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48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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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郑永年:西方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

  本文标题使用《西方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而非《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中国本身没有系统的自由主义思想,现在盛行的自由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   中国有没有基于本身实践的一些自由主义因素?答案是肯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是人们的政治观念的变化。在社会基层、社会组织甚至地方政府,也出现了一些自由主义导向的社会实践。但无论是趋向于自由主义的思考还是实践,都仍然处于非常分散零星的状态,不成系统。并且,这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和实践,大都生活在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自由主义的阴影下,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话语的空间。(左派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左派的主流也是西方的左派,也就是基于传统共产主义思想的左派,并非中国自身的左派,比如说传统社会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调。)   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是西方自由主义,这个群体往往奉西方概念和理论为神明,相信只有西方自由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种思维发源于晚清。晚清早期,人们还是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但在中国被西方列强尤其是被中国的近邻日本打败之后,就开始全心全意地信奉西方,到了”五四”运动达到高潮。中国今天的左、右派双方都可以追溯到”五四”思维。左、右派当时都视西方为”真理”,向西方”寻求真理”。很简单,如果西方的是”真理”,那么中国本身就是”非真理”了。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左、右派的这种思维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变。今天中国的左、右派之间的争论仍然是那些”进口”概念之间的争论。只有自由主义才能救中国,但绝对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而是中国自由主义。中国自由主义是需要加以讨论的另外一个重要课题,这里仅讨论西方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   在中国,自由派又可以分为经济自由派和政治自由派,这两派之间有很大的重合,但也有分野。经济自由派思想的核心是基于私有产权(或者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由。在1980年代,这一派是强调政治权威主义的,希望用政治权威主义来消除经济自由的阻力,实现经济自由。这一核心思想到今天仍然没有变化,也仍然有很多人希望用政治权威主义来实现经济自由,例如主张用政治和行政力量来推动私有化。   政治自由派也比较一致,强调政治民主,而民主就是他们在西方所看到的一些制度形式,主要是多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   如果说左派的旗帜上写着的是公平、正义,那么自由派旗帜上写着的则是民主、自由。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公平正义,还是民主自由,都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大趋势,谁也不会否认要追求这些人类所具有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出生”左派”的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所要追求的就是这些普世价值。今天,除了那些把这些普世价值和西方价值等同起来的政治人物和学者,大都数并不会否认这些普世价值。在价值层面,左、右派也不会否认对方所持的价值。   因此,问题不在价值层面,而在实际层面。这里,左派需要回答两个重要问题:什么样的公平正义?以什么方式来实现公平正义?同样,自由派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以什么方式来实现民主自由?   自由派的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中国需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也需要用西方的方式来实现民主自由。例如,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私有产权,因此他们提倡中国应当通过私有化来实现经济自由。私有化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和实践,自上世纪美国里根总统、英国撒切尔首相搞私有化运动以来,一直是西方的主流。中国的自由派没有在任何程度上有所创新,只是简单地搬用西方理论罢了。在今天的中国,私有产权理论更是种种制度主义的内核,人们想用产权制度来解释一切。   但是,自由派忘记了,经济自由主义只是西方特有经济实践的产物。再者,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充其量也只是一种选择性解释,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事物。很显然,私有产权理论很难解释非西方的实践。中国古代很多时候都存在私有制,但并没有得到发展。今天实现私有制的很多国家也不见得有发展,或者发展得比中国快。印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印度,私有制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无怪乎,相信印度私有产权体制的优越性,大多是印度之外的信仰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包括在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从实践上看,私有化如果处理不当,更是具有严重的恶果。例如,俄罗斯式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了寡头经济,绝少数人垄断国家的经济利益。   把现象当做本质   政治民主派侧重的则是政治要素,包括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这里同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问题和选择性解释问题。多党制和三权分立首先是西方特有的政治实践,然后被上升为似乎是”普世”的理论。但实际上则不然。从理论上说,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政党的数量和三权分立是西方民主的表达方式,并非民主的本质。自由派往往把现象当做本质。   正如熊彼特所言,民主的本质在于竞争,政党只是组织竞争的工具和手段。如果把多党制和民主等同起来,就可能得出”政党越多越民主”的结论。在一个具有众多政党的国家,政治生活难以组织起来,往往流于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在近代政党产生之前,西方的各种俱乐部就扮演了组织功能。当然,政党也绝对不是最后一种组织工具。今天,各种新的手段和工具在产生。近年来,新媒体在意大利、韩国和英国等国家的选举中,几乎扮演了一个远比政党重要的作用。如果政党是政治论坛,互联网作为政治论坛,远比任何政党更有效。   同样,三权分立既是西方政治历史发展的特殊产物,也是西方民主的制度表达方式。在这个层面,民主的意义在于权力的制约。而权力制约具有多种形式,不见得一定要重复西方的模式。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也曾经设计了”五权分立”的制度。   据这些例子,主要是要说明,在实践层面,在北美和欧洲运作良好的民主,到了其他地方就不见得能够运作。例如,从形式上看,亚、非、拉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都具备了西方所能看到的一切要素,包括多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等,但所有这些制度要素,并没有为这些社会带来民主,更不用说是社会经济的进步了。当中国的西方自由派论述民主的时候,他们仅仅看到了在西方那些运作良好的民主,而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   也不难发现,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在了解西方的时候,也是具有选择性的,就是只取自己所需部分。在西方,有大量的作品解释西方制度环境内,民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因为在民主理论(尤其是教科书中的民主理论)和民主的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例如,卢梭发展出了人民主权理论,但意大利思想家则证明了,在经验层面,所有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在本质上,所有政体,无论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都是精英统治,而人民的统治只是一个理想。德国社会学家更证明,即使在一个追求民主的政党内部,政党权力必然趋向于集权,甚至造成政治权力被垄断在党的领袖手中的局面。   在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既不了解西方,更不想(也拒绝)了解中国本身的政治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就拿着西方的概念来胡乱诊断中国问题。没有人会否认民主自由的价值,但如果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不符合本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不仅实现不了,更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专制。在中国,西方自由主义导向专制已经有了很丰富的经验教训。孙中山早期想用西方的制度来改造中国,但马上就失败了,导向了军阀主义的崛起和国家的分裂。蒋介石想搞共和,但实际上是专制。毛泽东更是个典型。   在追求政治民主自由和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谁也比不了毛泽东那一代人,他们以”只要主义真,砍头不要紧”的精神,来追求这些价值的实现。不过,经验表明,这并不能避免他们所确立的政权演变成为个人专制。这当然并不仅仅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或者其他领导人的个人错误。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自由主义的文化,在通过暴力和阶级斗争来实现这些价值的过程中,事物便走向了反面。即使在西方,一种妥协的文化的发展,也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间的。民主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开放、包容、理性等等。   在中国,自由派不如左派那样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尽管自由派也拥有一些支持者,但整体社会仍然没有实现民主自由的基本文化。且不说社会经济基础的不足,即使在那些高调倡导民主自由的人士身上,人们看不到一丁点民主自由精神。相反地,人们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另一类专制精神。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妥协、包容和理性,但中国的所谓的自由派则是一种道德主义者,只以为自己是高尚的,人家都是卑鄙的;只容许自己高调说话,不容许人家发声;只容许自己道德说教,不容许不同意他们的人的意见,等等。这种情形如何可以让更多的人信服他们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呢?   不过,如果中国引入那些信仰西方西方自由主义的人的东西,至少在现阶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人们可以从那些已经走过了,或者正在走这条道路的一些国家,学到很多经验教训。不用去看比较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就关注亚洲一些国家就足够了。斯里兰卡和缅甸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西方最看好的国家,菲律宾和泰国在六十年代也被西方所看好,因为这些国家当时都开始了西方式的民主和市场经济。但是直到今天,这些国家仍然陷于双重陷阱,即经济上中等收入陷阱和政治上的低度民主陷阱,并且这两个陷阱互相强化。   在亚洲,只有那些当时被认为拒绝走西方道路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四小龙”),才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并且在进入一个全面的中产阶级(高收入)社会之后,开始了和平的民主化进程。中国要选择哪一条道路?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实际上,中国如果走西方道路,情况比亚洲这些小国家更为糟糕。中国很可能是一个名义上是民主的,但实际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右派专制社会。同时,中国也必须面临如何继续保持国家统一的大问题。   长远来看,中国民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内生的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也有可能受西方的影响,但其主体必须是中国的,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这种自由文化的产生,又取决于长期可持续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进入全面中产阶级阶段,自由主义文化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主化就会变得不可避免。那个时候的民主化才会变得比较有意义,同时也可以避免国家的分裂。来源: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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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新疆斋月禁经文培训及星月衫 乌市抓七维人监控手机微信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7月9日是伊斯兰穆斯林“斋月”首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政府下达通知,严禁以各种名义举办经文培训活动,违者将被查处。海外维吾尔人组织称,在乌鲁木齐市,七名维吾尔人星期天在家中聚会时被公安带走,周二仍未获释,在阿克苏地区,一名维族法院干部涉嫌以手机微信发送“谣言”,被开除公职及拘留。新疆当局还收缴了一万多件印有星星和月亮、被指暗示“东突”的T恤衫。 本周二起是伊斯兰穆斯林的斋月,这是新疆当局在七五事件过后,迎来的又一个“政治敏感期”。据克拉玛依日报星期一报道,7月9日至8月7日是伊斯兰教斋月,按照穆斯林群众习俗,斋月期间须日出前进食,日落后开斋,同时还将进行频繁的宗教仪式活动。斋月期间,全市宗教场所严禁以各种名义举办经文培训活动,违者将被查处;各宗教活动场所要严格按照《斋月宗教活动时间表》,不得跨区、跨寺、超时活动,不得擅自调整活动时间和活动内容,各宗教活动场所要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安全。 总部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星期二告诉本台,新疆当局已采取了高度戒备,尤其监督学生,要求他们每周返回学校正常吃饭:“对所有学生暑假期间采取胁迫性的集中教育,另外,学生的电脑和手机,都要进行重点检查,斋月期间,宗教团体严禁以各种名义,举办各种经文培训活动”。 他还披露,本月初,新疆当局向全疆发出通知,严禁维吾尔人穿着印有星星和月亮的T恤衫:“在整个地区严禁维吾尔人穿戴有星、月标志的T恤衫或衬衫,已经有近万人受到教育和少额的经济惩罚,清查过程中,中国政府严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销售或穿戴带星月标志的T恤,这个月初开始的”。 他举例戴有星月标记的有:“比如说土耳其国旗、土耳其的足球队球衣,都在当地有卖的,现在这些都给清查了,收缴了”。 乌鲁木齐一位市民对记者解释为何星月服装敏感:“不能穿的说是星月旗号像东突那些标志,所以在民间对星月旗号有一种成见,认为穿这种衣服的和当局所谓的暴徒有牵连”。 据报,上周六,新疆公安厅出台上交爆炸物品具体办法,对主动上交爆炸物每公斤奖励10至100元不等,对民众提供举报线索,破获私藏、私存爆炸物品、枪支案件的,奖励200至2000元;其他化学物品视情奖励2000至10000元,甚至更高奖金。 迪里夏提说,有乌鲁木齐社区干部举报维吾尔人,星期天有六至七人被国保抓走:“星期天在解放北路,中国政府进行突袭,逮捕扣押了六至七名维吾尔人,是楼长举报以后,被乌鲁木齐市国保大队强行带走了,指控他们非法的在家中聚集”。 一位市民说,在七五事件后,每栋居民楼都有一名楼长,监控居民出入情况:“楼长举报聚会,现在当局鼓励互相举报,他们公布的战果,7月1号以来八天,就收缴刀具4214把,子弹是1264发,还有主动上交的1133发,雷管40枚”。 据天山网周二报道,星期一上午,新疆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乃依木•亚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自治区连续发生多起暴力恐怖案件中,暴徒极其残忍的暴行,是对基本人权的漠视,是对人类道义的践踏。人民法院作为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稳定的审判机关,要坚决打击“三股势力”,与一切恐暴活动作斗争。 迪里夏提说,在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的一名维吾尔公职人员不久前被抓:“在6月29号,阿克苏阿瓦提县法院一名维族干部,因用手机微信转发了当局认为是极端言论或者‘歪曲事实’的非法信息,现在法院已经将其开除,而且正在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记者周二多次致电阿瓦提县法院多部电话,但无人接听。 乌鲁木齐市民张先生说,继QQ之后,手机微信聊天工具也受到严控:“在微信发图片文字都没有什么限制,这段时间新疆的这些情况,用手机发微信,我看到官方公布的几个案例,都是说利用手机微信传播消息,被官方拘留”。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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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天朝惨剧 村民称种啥粮食都不敢吃

小江在云南省巧家县、会泽县、东川区三地交界处最终汇入金沙江。在交汇点记者看到,灰白色的小江水显得格外刺眼,像牛奶般源源不断地汇入金沙江,最终和金沙江融为一体,向下游奔流而去。图为小江汇入金沙江。任东 摄 继“红豆水”之后,云南东川因污染而变成白色的小江又被冠以“牛奶河”之称,罪魁祸首正是当地企业。 按环保部门的说法,直接排污是不允许的,一经发现将“强制规范,高限处罚。”为什么多年来排污企业仍能照常运转?每年上千万元的利润与10万元罚款的背后,折射出怎样的现实? “牛奶河”:来自何方流向何处?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开采铜矿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云南重要的工矿区。长江支流小江流经此处,汇入金沙江。 然而不久前,有媒体拍到了这样的画面——灰白色的小江水像牛奶般源源不断地汇入金沙江。两江交汇处,呈现出泾渭分明的“两色水”,并最终融为一起,向下游奔流而去。几个游泳的孩子爬上岸边,身上黏着白花花的泡沫…… 事实令人震惊——小江水已被严重污染,成为沿岸村民口中的“牛奶河”!而里面白色黏稠的尾矿水正是来自沿岸大大小小数十家矿业企业。 73岁的张万珍老人住在小江旁的撒海村,见到记者,指着山上的矿业企业说:“这里的污染已经好多年喽!我们都不敢喝河里的水!” 据老人讲,长期污染给沿岸村庄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庄稼长不好,产量低,曾经以种地为生的村民们开始去矿上打工挣钱,种的粮食不够吃了就买着吃。 村民钱万刚说,这里原是比较适合种植的河谷地带,“小江西瓜”在云南小有名气。可是由于污染,“小江西瓜”已经好几年见不到了。“这里种啥粮食我们都不敢吃,都拿出去卖了。” 偷排:侥幸背后的责任缺失 “牛奶河”污染问题曝光后,昆明市环保局出具了鉴定结论,在小江水中提取的污染物含有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公安部两次派督导组赴云南现场勘查督办,并将该案作为部督办案件,直接商请检察机关强力推动。当地公安机关确定东海矿业有限公司、兆鑫矿业有限公司和东川通宇选矿厂三家企业涉嫌污染环境犯罪,立案侦查。 日前记者走进涉案企业东川通宇选矿厂车间,一股辛辣难闻的味道扑鼻而来——含硫化钠、砷等成分的生产废水就在这里贮存并排走。 据了解,这家企业从山里采的原矿经过打碎进入浮选池,通过投放硫化钠等物质,提炼出含铜成分,再加入干燥剂进行脱水。精选1吨铜矿需要4吨水,会造成2至3吨废水。废水应该统一放入尾矿库进行处理,可以循环使用,但不允许直接排放。但实际情况是,企业将废水直接排入了小江。 记者注意到,排污渠道有自然形成的山洪水沟,有修造的暗沟。有的排污口非常隐蔽,隐藏在悬崖下。排污口外,残存着厚厚的尾矿渣沉积物。 在寻甸县看守所,记者见到了东川通宇选矿厂法人代表罗某。据他交代,自2003年建厂以来至2013年3月,在环保设施不健全、未办理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手续的情况下擅自投入生产,主要产品是精铜矿。 “为什么不建尾矿库而是直接排放废水?” “我也考虑过,但是建正规尾矿库投入太大……” 罗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建一个尾矿库要1600万元,可使用7至8年。过去十年,平均年产量1500吨至1800吨,每吨铜处理污水的成本就达1000多块钱,再算上维护费,利润要减去近一半…… “还是心存侥幸,晚上偷排废水,没想到对环境造成这么大破坏。”罗某说。 昆明市公安局环保分局局长王丽昆说:“涉案三家企业都存在将洗矿污水通过直排或埋设地下暗管的方式排放,致使有毒有害物质流入小江,造成小江水体和流域土壤的污染,危害水生生物,淤塞河道,导致牲畜不能饮用、农田不能灌溉。” 处罚:10万元罚款与上千万元利润背后的利益逻辑 我国刑法规定,违规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均构成污染环境罪。为什么这些企业敢以身试法? 东海矿业有限公司的厂长李某说:“我们交过罚款,去年就交了10万元。” 区区10万元与企业上千万元的年利润相比,不值一提。 据了解,环保部门负责日常环保监管和执法工作,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给公安司法机关。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环保部门却存在执法不到位、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等问题,而公安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又存在取证难、鉴定难、认定难等问题。 处罚力度轻、违法成本低,导致污染环境犯罪愈演愈烈。 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门槛,体现出“从严惩治”的决心。公安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以此为契机,用足用好法律武器,加强与环保部门的协作,坚决依法打击环境污染犯罪活动。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文杰认为,随着国家对环境污染惩治经验的不断积累,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用更为严格的刑法等措施来加强对环境保护的监管,必然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针对这起严重污染事件,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马维亚说:“公安机关将对污染环境犯罪活动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同时,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犯罪线索。对重大污染环境案件,公安部将挂牌督办,坚决一查到底,依法严惩。” 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13-07-08/1750276101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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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五 —关于天才

儿童教育政治学 ——关于天才 汪丁丁               何为“天才”?关于天才的科学研究,很难,晚近十年有所进展。科学研究的前提或开端,是对现象加以分类和统计。天才是一种现象,但天才很难被分类和统计。不论是高斯的正态分布还是高尔顿的钟形曲线,大致刻画的,是“平均”状态。天才或白痴,是相对于平均状态的足够远的偏离。依照我们绘制分布曲线的惯例,向右方偏离足够远可称为天才,向左方偏离足够远可称为白痴。钟形曲线不同于随机事件的正态分布曲线,“钟形”反映的是人类奋力向上所致的非随机性。             我看到太多家长希望孩子是天才,而且往往因此而扼杀了天才。所以,我有必要在这里普及一些关于少年天才或“早慧儿童”( child prodigy )的常识。中西古今,天才被认可之后,往往记录在案,有史料可查。例如,中国北宋的天才画家王希孟, 18 岁成名,“千里江山图”,藏于故宫博物院,然后在 23 岁死去。汉代贾谊是另一位有名的少年天才,脑崩而死。目前参与美国“早慧少年跟踪研究”项目的唯一华人被研究对象,广东移民澳大利亚的华人后裔数学家陶哲轩, 24 岁成为 UCLA 数学系史无前例的终身教授。印度人拉马努金( Srinivasa Ramanujan ),早慧并终生延续他的数学天才。爱因斯坦被认为是天才,但不是早慧儿童。小密尔( John Stuart Mill )是早慧儿童,但他的天才大约在中年以前就消失。我从他的浩大全集(占用 1.5GB 存储空间)里看到,他的天才或许已转化为智慧。毕加索是早慧儿童,并且是天才艺术家。此外,纽约的符号逻辑数学家克里普克( Saul Kripke )是早慧儿童,并且被认为是天才哲学家。西方最著名的早慧天才,当然是莫扎特, 5 岁作曲,终生保持着音乐原创能力。此外,数学家高斯,是公认的早慧儿童,且保持数学天才至晚年。这些人物的传记和对他们的观察,让我们相信早慧儿童常有下列表征:( 1 )俗语所称“不合群”,或西方学者所说的“ outliers ”(统计回归时呈现在散点图里远离回归直线的“野点”)。用休谟的描述就是,早慧儿童或天才人物,在他们所处的社会里往往与社会脱节( disconnected ),他们喜欢独自工作,尤其不喜欢社交。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描写,有些像自闭症儿童。而被诊断为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确实更经常地表现出数学和音乐才能,读者可检索陶哲轩的一位兄弟的故事;( 2 )原创性,在任何方面,或仅限于某些方面;( 3 )智商测验通常高于 140 ,或 180 ,虽然,这一测验至今只适合西方文化;( 4 )多少有几分疯狂,这是罗马智者塞内卡的描写,“没有一位天才是不沾点疯狂的”;( 5 )创造的激情,常因此而违反幼儿园或小学老师严厉监督下的行为规范。        脑科学的研究,最著名的一篇见于 2001 年 1 月《自然》杂志“神经科学”(“ Neuroscience ”, vol. 4 , no. 1 ,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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