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博客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 VOA 。 最近新华社刊登王小石的奇文“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为了证明中共不政改是英明睿智，作者用了90年代初的数据说明俄罗斯人民生活远比中国人民悲惨，这下惹恼了俄罗斯之声，反唇相讥这篇新华社登载的文章“嘲笑别人裤子拉链开了，竟然忘了自己还光着腚。” *两用“裤子”是偶然也非偶然* “裤子”一词，在中苏（俄）两国的口水仗里，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第一次使用这词是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1958年，毛泽东为了与世界共运领袖苏联争锋，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年5月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到十年赶上美国”。同年9月初，毛干脆提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 ，中国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这让苏联老大哥不以为然。1960年6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召开三大的同时，也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6月22日下午，赫鲁晓夫与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嘲笑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 你们那么爱斯大林，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这番话大大触怒了中共，1963年毛泽东策划制作了“九评苏共”，赫鲁晓夫这番嘲讽中共的“裤子论”实为因由之一。 也许赫氏的“裤子论”在中苏外交史上太有名，不仅中共耿耿于怀，这次俄罗斯之声记者愤慨之余，也立刻想到这一词汇。不同的是，以前赫鲁晓夫指的是事实，嘲讽的是毛泽东与中共不顾中国贫穷的现实想成为世界强国与共运领袖的不现实；而这次却是嘲讽王小石奇文罔顾事实不知羞耻。 *俄罗斯人的经济生活离“悲惨”二字很遥远* 如果说俄罗斯现在的经济状况已与美、加等国比肩，政治上已经高度民主化，人权状态追比西方诸国，那肯定不是事实。但如果要与中国相比，优越之处实在太多。 先说中国人最关心的生活水平，决定生活质量的无非是人均收入、收入差距，社会福利与环境质量。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190个国家中，2012年俄罗斯人均收入为14037美元，排名第50位；中国人均收入为6091美元，排名第90位。再看标示分配公平的基尼系数，俄罗斯多年来一直保持在0.4。中国的基尼系数按官方公布，已由2008年最高值0.491逐步回落至2012年的0.474。但就在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当面对数据提出质疑，称民间调查中国2012年基尼系数是0.61。 社会福利主要是教育、医疗与住房。中国政府将这三项“市场化”的结果，是变成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其沉重让国人怨声载道。俄罗斯至今仍然实行免费医疗与免费教育。以教育为例，学生上学一律免费，教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而且所有学校一律免费供应学生一顿丰盛的早餐或午餐。住房方面，转轨后很长一段时期仍然实行居民住房不收费，本世纪零年代开始住房改革，把公有住宅转给私人，但政府规定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在与民生有关的水电公用事业方面，中国人的用水、用电压力越来越沉重，但俄罗斯的自来水、热水（一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就不收费。天然气和电的计价收费也实行低收费，这种情况中国媒体基本不介绍，许多访问俄罗斯的中国人一旦了解此这些情况后都非常吃惊，有些人专门写了游记介绍这些差别。 至于俄罗斯的环境质量之好，资源之多，不提也罢，巨大的差距摆在那里，地球人都知道。 以上是俄罗斯人民在转型后的“悲惨生活”，可以说，这种“悲惨生活”眼下中国人梦寐以求而不得。也就是说，在苏联崩溃后最初几年，俄罗斯确实曾经悲惨过一段时期，但目前早已走向新生，只有中国官方媒体与写手的“苏共崩溃经验”才永远停留在那几年。 *政治自由度方面的比较* 俄罗斯人民被西方世界视为真正“悲惨”的一面，即以新闻自由、互联网自由为标志的政治自由，王小石的文章倒是一个字也没提及。 维基百科综合近三年以来自由之家发布的《世界自由度调查》、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指数”、经济学人信息社的“民主指数”等，为世界各国做了一个自由度排名，结果是：民主指数，中俄两国均是独裁政权；世界自由度调查，两国都是“不自由”；经济自由度指数，两国都是“比较压制”；新闻自由度指数，俄罗斯是“情况困难”，而中国则是“情况非常严重”。 两国新闻自由度上的差别在于：尽管俄罗斯也管制舆论，但远不如中国严重，也有少数私营媒体（如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存在；尽管俄罗斯也控制网络，但程度却较中国宽松，因此，中国自无国界记者公布“互联网公敌”榜单以来，中国不仅上榜，而且在十几个公敌当中一直名列前茅，有时还成第一，但俄罗斯并未上榜。 即使同是独裁国家，俄罗斯至少有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与集会结社等权利，只是越来越受到普京政府的严重操控与管制；而中国人目前连选举乡镇长与居委会的权利都没有，集会结社更是被视为非法活动。即使在反腐败上，中俄两国政府也持不同的态度。今年以来，俄罗斯内务部正在建立一个专门数据库，将存在腐败行为的内务部官员、联邦移民局官员、普通居民和公司法人列入黑名单，并于4月立法禁止国家公职人员拥有海外资产。而中国政府的反腐至今仍是雷声大、雨点小，对于民众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要求还施加严厉打压。4月中旬以来，北京先后刑拘了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等人。最近许志永被刑拘，其罪由之一就是要求官员公示财产。 借丑化他国或者政治对手来抬高自身或者证明自身正确，是中共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宣传惯技。以前毛时代中国闭关锁国，信息封闭，传播技术也落后，国人读取信息的管道单一，所以那些“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后，等待中国人民去解救他们”之类的宣传有不少人相信，但现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同步性已非当年可比，中共还袭用这套陈旧的宣传手法，不仅不能愚民，反而自曝其顽愚。今年5月《人民日报》开了一个“无德无信美国人”栏目，美国朝野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却遭到国内网友痛批，不到一个月就悄悄改成“你不了解的美国人”。这次王小石奇文甫出，不仅遭到国内网上舆论痛批，还遭受俄罗斯之声记者强烈的反击，颜面尽失。 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其他评论文章，发表在 何清涟博客 。 fullrss.n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近日埃及的军事政变再次将这个古老国度推至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 *认识埃及民主化于中国的意义* 对埃及这场政变的看法人言人殊，有人认为这是不尊重民主程序，并担心埃及军方卷土重来，操纵政治；有人则将其称之为“好政变”，因为它符合民意（2200万人联署要求穆尔西下台），并预测埃及军方将如同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一样，让军队在正确的时候干政，成为国家的守护神，成功后悄然身退。 前一种看法符合民主制度的程序正义，但目前的埃及反对派不可能接受；后一种看法则有点一厢情愿。无论如何，这场政变将埃及拖入了不可知的未来。 中国也在讨论埃及政变。官方媒体纷纷趁机发表批评“西式民主”的文章，新华网发表“埃及局势动荡挖了‘西方民主’墙角”，再次贩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鞋脚论”，其他官媒也纷纷指责民主化是导致埃及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民众不满的主要原因。不少网民相信这种解说；另一些人不相信，认为这是丑化宪政民主，但也说不出更多的所以然。 其实，埃及2011-2013年间两度发生的政治反对运动，主体都是埃及青年。分析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想要之物能否通过民主化立刻得到，以及得到这些东西的可行途径究竟是什么，有助于人们理解埃及发生的一切，比简单地否定或肯定民主化要好得多。 *埃及青年要回了权利，却仍然没有工作* 2011年掀翻穆巴拉克宝座的主力军是以青年为主体的政治反对派；今年4月底开始的反抗运动，发起者是五位在反对派新闻媒体工作的青年巴德尔、阿布德拉吉兹、沙辛、瓦巴、海卡尔。他们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结为朋友，今年以经济崩盘、国家没尊严、贫民无立锥之地等为诉求，号召连署要求穆尔西下台、提早改选总统。 埃及青年人不满意这位总统其实从大选时期就开始了。青年们多是世俗民主派，他们不满意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的背景，穆尔西不得不改变策略，承诺成为全民总统，并宣布退出该组织，以此表达不推行“穆斯林兄弟会”路线的诚意。但穆尔西登上总统宝座后，他所属的伊斯兰势力在国会占了多数，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倾向把埃及变成伊斯兰宗教化国家。这引起埃及世俗化各派的愤怒。再加上埃及经济较穆巴拉克时期更加恶化，失业人口总数多达350万，占总人口比例为13.2%。失业人口中，33%的人有大学文凭，45%的人受过中等学校教育，导致人们对穆尔西的统治日益不满。 埃及人反对穆巴拉克，是因为这个国家什么都没有给青年人，“没有工作，没有发展，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他们想“要回属于自己的权利，拿回属于自己的国家”。但穆尔西执政的一年当中，埃及青年发现他们仍然没有工作，没有发展。更让他们不平的是，新政府里面没有他们的位置。于是，极度失望的青年人一直怀念过去解放广场上的光荣岁月，于是他们再度行动，发起“反叛运动”，有了本文开头的结果。 *埃及青年反抗活动家们为何未能参政？* 青年反抗者的代表人物Dalia Ziada曾将埃及的三股政治力量称之为“两个魔鬼与一个天使”：“两个魔鬼”分别是掌握很多资源与就业机会的军方，以及有80余年历史、在埃及与阿拉伯世界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穆斯林兄弟会，“一个天使”则指怀抱理想主义的青年反对派。 埃及军方的喷气机7月4日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曼苏尔宣誓就任临时总统时，飞过开罗上空 x 埃及军方的喷气机7月4日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曼苏尔宣誓就任临时总统时，飞过开罗上空 两个“魔鬼”拥有强大的组织资源，而青年反对派当中，大部分人是因为被失业折磨而对现实严重不满，少部分则是出于对民主政治有明确的向往，他们因为“革命”这一价值认同走到一起来了。这种广场上的短期聚合因其组织者不拥有资源，缺乏组织粘合剂，在革命后很快就会消散。从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青年活动家们在随后的选举中未能胜出，一是因为他们未能将街头的临时聚合转型为一个成熟的政党组织，二是因为他们缺乏将革命的街头动员转化为政治竞选时的选举动员。革命与民主选举时的社会动员基于完全不同的诉求，革命动员只需要要列举独裁者的罪恶并用口号表达理想。但在民主选举中，参选者若要胜选，则必须对大众承诺很多，尤其是民生方面的承诺，竞选者必须要让大众相信他们有实现承诺的行动能力。这一点正是埃及青年反对派的弱项。如果在临时总统曼苏尔许诺的以“人民真实的意志”为基础的大选中，青年反对派还是未能完成以上转型，他们的领袖大概也无法通过民主程序在未来的政府中担任职务。因为民主化只能为所有人提供参与竞选的机会，但并不保证参加广场革命的青年领袖有优先获得权力的可能。 *民主化不能直接改善参与者的经济地位* 说到民主，中国人眼前浮现的样板一是美国，二是台湾（主要是台湾90年代的繁荣景象）。即民主不仅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如普选权、言论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等等，还会给人经济保障，许多社会边缘人甚至希望通过民主化翻身做主人，摆脱贫困。 然而，以上对民主的期望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即民主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穷人与富人在权利上平等；另一半并非事实，一则是因为民主国家也不能保证人人有工作，二是社会边缘人在民主化后并不能立刻“翻身”做主人，摆脱贫困。让社会边缘人“翻身”的革命只有一种，即彻底颠覆社会秩序的共产主义革命。如毛式革命让边缘人“翻身”的方式有二：或参加革命，或利用土改成为中共一份子。 埃及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埃及人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情结。埃及人对民主化的向往，主要是认为民主化就可以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减少甚至消灭失业。问题是，埃及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业、石油出口、旅游业与劳务出口。埃及人口增长很快，这种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水平不足以雇佣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事实上，民主化并不能迅速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加上2011年革命为埃及制造了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外部投资者失去信心，大量撤资。占埃及GDP约10%的旅游业也因旅游安全降低而遭受重创，失业现象较穆巴拉克时期更为严重。 社会转型需要成本。持续的“广场革命”只会增加经济改善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如此情势下，埃及就算再换一届政府，同样可能面临困难，因为经济问题不是民主化就能马上解决的问题，它既需要领导者的能力，也需要时间，更需要机遇。 2011年1月，我在“埃及政治局势的‘场景想定’”一文中曾说过，革命后离权力最近的往往是两种势力，一是军方，二是有组织的力量，因此“埃及革命正处在三岔路口：民主、军政府与第二个伊朗，而且三种可能甚至不是一战定乾坤，要经历一个反复博奕的过程”，埃及2013年发生的一切正好验证当年这一预测。 如果要说埃及民主革命经验于中国人有什么教益的话，我想应该就是弄清楚民主化“所能”与“不能”。民主化能够解决人民的基本权利，但不保证所有人经济上立刻“翻身”。从中国现状出发，将来有幸民主化了，人民得到的也只是各项基本权利，环境污染、有毒食品等社会失序现象与失业还将长期折磨中国人，因为这些不是通过民主化能够“政治解决”的问题。 无论是埃及人还是中国人，只有厘清民主化能够解决什么与不能解决什么，才不会对民主化阵痛后产出的婴儿感到失望并将其抛弃。 fullrss.n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中国发生的好些事情，让我生出要写这篇博文的念头。   * 何谓 “平庸之恶”？ *   独裁之罪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陌生，除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不一致之外，大都知道希特勒、斯大林、卡扎菲、金正日这类独裁者的罪恶。独裁之恶在生活中也很好辨识，最近摄影记者杜斌被北京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抓捕就是一个例证。了解杜斌作品的人都知道，官方是对杜斌近年来的作品不满。从第一本《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到《上海骷髅地》、《天安门屠杀》，以及最近披露马三家劳教所黑幕的《阴道昏迷》，其作品一本比一本更直接地揭露了中共统治这千年盛世下的黑暗阴影。当民主国家的人民视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为天然权利之时，中国人还得为自己批评社会黑暗及政治入狱，被专制机器肆意碾压，这是典型的独裁之罪。   但中国人总体上对平庸之恶少有深刻的拷问。传统文化的“法不责众”到现在已经堕落成攀比谁更坏，人们彻底丧失了道德罗盘，“底层神圣论”的民粹情结演化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恶语相向，更是让这类拷问难以进行。   所谓“平庸之恶”，源自汉娜·阿伦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意指缺乏思考与是非判断能力之人，对权力会象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纳粹的大屠杀就是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结合的产物。   阿伦特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历史上的大恶很普遍，而纳粹的大屠杀是特殊的现象，它不是由狂热者或反社会者所执行，而是由那些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常的普通人所为。她通过分析普通人阿道夫·艾希曼在屠杀犹太人过程中的行为，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当极权主义运动降临的时候，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在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艾希曼曾在大屠杀中签发了数万份处死犹太人的命令，正是这些命令，使上百万无辜的犹太人惨死在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里。阿伦特强调，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 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动机 。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   中共统治的历史与现状，都在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反右”、“文革”以及各种群众运动均是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结合的产物。如果将“ 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当中的“自己的晋升”改成“如何多挣些钱” ，就可以用之于分析今天的“五毛”大军，以及为了钱而不惜充当国保、拆迁队打手的中国人头上。   * “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辅相成 *   如果把今天中国的现状比作一块硬币，很多人都承认硬币的一面：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是造成所有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但却不愿意面对硬币的另一面：平庸之恶构成了一党专制的社会（心理）基础。   最近叶海燕与艾晓明的遭遇很能说明中国人的平庸之恶。叶海燕因为抗议海南万宁小学校长性侵女童案，很离奇地被十余位男男女女打上门来骚扰，警方不但不追究骚扰者滋事之罪，反而将叶海燕拘留了13天。叶被释放回家，立刻又有近百当地人聚集发动“驱叶运动”，要求“叶海燕滚出博白，还博白安定”的横幅。   这两拨人都属于社会底层，第一起参与骚扰的人自称是叶揭露“十元店”影响生意的受害老鸨等，第二起参加驱叶的人打出的横幅，书写着用官方用语表达的官方愿望。据说当地政府不希望叶海燕留在当地，用这种制造出来的“民意”给叶施加压力。参与者对为何参与可能都不甚了了，大概是冲着政府赏赐的低报酬而去——如同薄熙来的唱红歌席卷中国之时，参与一次可领报酬50元。   以上是底层人士的“平庸之恶”，叶艾事件引发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争论，则体现了其他阶层的平庸之恶。叶海燕“找我开房”的抗议确实带有利用自己性工作经历的恶搞特点，艾晓明女士大概是想说明叶的性工作经历不影响其抗议的正当性，干脆脱衣抗议以示支持。从我个人来看，未必觉得这是最佳的抗议方式，但我知道她们抗议的正当性，必须支持。我也相信不少人可能是出于与我同样的想法。但不少貌似衣冠楚楚者却有意忽视她们的非传统抗议方式是为了捍卫中国女童的权益与尊严，一味纠缠于叶曾经的性工作者身份与艾女士的非传统抗议方式。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是不接受有性工作经历的叶女士因“从事公益事业而成名”，认为艾晓明女士作为教授，为人师表不应该脱衣，但实际上也是在用另一种平庸之恶谋杀社会良知。   * 斯诺登事件在中国导出“动物庄园之歌” *   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最近在中国合奏了一曲“动物庄园之歌”。美国人斯诺登不喜欢美国的政治制度，为了“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寻求庇护”，选择了北京管辖下的香港作为避难之地。他指称美国政府正在建造一庞大的监视机器摧毁隐私，也是攻击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最大黑客。这一消息在中美两国引起不同反响。   美国人表现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他们很快从惊讶中平静下来。《华盛顿邮报》最初两天那些情绪激昂的记者文章没能引导他们。不少美国人在博客上撰写文章，重新探讨个人自由、公民隐私与国家安全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更多的美国人重新阅读《1984》，以比较美国现状与“大洋国”的异同。这种讨论我来美国已经历过好几次，例如911事件、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有过类似讨论。   美国这边一旦发生大事，在中国几乎都会成了官方媒体的狂欢节，这次也不例外。《环球时报》领唱的官方媒体认为斯诺登事件戳穿了美国的自由民主外衣，证明了美国也与中国一样，对本国公民实行全方位的监视。这一“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共同弹奏的“动物庄园之歌”成了这样：既然美国也实施监控，那就证明我们中国的监控是对的。美国没有资格呼唤互联网自由。美国人前来投奔中国香港，说明美国的政治迫害也很严重。“五毛”与盲从者得出结论：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实行双重标准，高唱的自由民主是虚伪的，因此，所谓民主自由不值得追求。这正是北京最想引导出来的结论。不少平常以“民主人士”自居者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   在狂欢中，所有加入合唱的人，都懒得去思考美国的棱镜计划与中国的金盾工程二者有本质区别：棱镜计划的目的在于反恐，是为本国的公共安全服务，其法律依据是911之后经过国会批准的《爱国者法案》；中国的金盾工程目的在于防范一切批评政府的声音，目的是为了中共政权的稳定，中国政府也从未告诉过人民，他们依据哪条法律对言论实行监控。五毛与盲从者也懒得思考，美国实施网络监控至今已逾十余年，从未出现过一起政治迫害事件，中国的网络监控却已导致不少批评者陷狱。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略萨曾说过：“一个独裁的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它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不管是不是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作一些让步。”    “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互为用，中共的黑暗统治能够延续至今，中国的环境污染如此严重，与中国人不肯面对的“平庸之恶”均有莫大关系。 fullrss.n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习奥峰会之后，列在“成果单”上的只有北韩去核与气候暖化，后者过分虚化，只能算是凑数，否则全世界拉长了脖子等着看的峰会成果单就太不好看了。   其余话题均是各说各话。中方侧重报道的内容大而空洞，美方的言辞较谨慎具体。积多年来关注中美两国关系之经验，我认为这次峰会与其说增强了双方互信，不如说暴露了双方分歧远远大于合作的可能。至于美国，算是见识了中国的“太极云手”与“指鹿为马”工夫。   * 中国“太极云手”混淆了什么？ *   鉴于美国政府与公司等各类网站近几年来受到中国黑客的频频攻击，美方原来以为准备好的网络黑客证据算是一记重拳出击，结果遇上了中方的“太极云手”，化解于无形。   美国方面从前年开始，就发现美国公司、政府包括五角大楼等所受到的网络攻击来自中国，也有一些详细的报告书，其中最有名的是今年2月19日美国电脑网络安全公司Mandiant 发布的一份报告，报告指受到攻击的美国公司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公共部门、卫星和通讯、科研、能源、交通等部门，不少技术资料被窃取。美方对此很恼火，希望通过这次“私人会谈”商讨解决“网络安全”。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透露，奥巴马对习近平清楚表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这种对美国财产直接盗窃的情况仍继续，这将成为经济关系中非常困难的问题，将制约两国关系潜力的全面发挥。”为此，奥巴马向习近平陈述了网络盗窃的细节，指出这个问题 “现在处于两国关系的中心，不是一个附属议题。” 在白宫看来，证据俱在，中国应该无可逃遁，但习近平一记太极云手，化解了这一记美国重拳。习近平如何回答奥巴马外界不得而知，但习对记者的公开说法是：媒体的报道“可能给人一种感觉，对网络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中国，或是网络安全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重申，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 中美双方就此的问答要点是：美国指责中国军方情报部门的网络间谍活动，而中国从未提出过任何美国政府机构针对中国的黑客活动。这记“太极云手”的故意混淆中国黑客是政府行为和美国的非政府黑客活动给中国造成的威胁。这就好比：张家的成年人从李家撬锁偷了东西，张家家长回答说，李家小孩曾摘过张家园子里两片树叶，所以李家没资格批评张家。 中美之间的网络战是一项全新课题。正如《网络战》作者克拉克指出的那样，“这项协商对话过程可能冗长、困难，如同上世纪的解除核武器公约案例一般。因为各国很难分辨这些攻击是来自官方黑客或游击散户黑客。其次，要分辨出黑客行动是具敌意的攻击或只是散户随性所发动的攻击，从而才能追讨责任，这是很复杂的工作。因为在签署条约后，双方几乎不可能查证对方是否真正遵守承诺。” 美国方面在指责中国的时候，应该反省美国高科技公司当年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放弃了技术保护。美国是当之无愧的“网络之父”，当所有高科技公司盯住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之时，他们为中国送去了最先进的网络技术，中国为此很骄傲地宣称，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的科技进步与世界同步。当美国身受中国黑客之害时，虽然可能意识到这是本国公司为了商业利益在中国“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故事，但仍然无法避免一些美国军火商为了向中国解禁一些军事技术而不断进行的游说。正如一位中国企业家游说小组成员宫某所言：美国制度其实有许多给外人钻空子的缝隙，他指的就是这种游说制度。   * 指鹿为马：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 * 此次峰会，习近平除了在网络黑客问题上玩了一记“太极云手”之外，还展露了一手“指鹿为马”工夫，称“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他的原话如下：“我明确告诉奥巴马总统，…… 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习近平完全忽略了“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三大根本区别： 一、“美国梦”是以美国社会政治制度为依托的。这一建立在尊重个人自由基础上的民主宪政制度，为不同出身、不同阶层、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都提供了起点公正的竞争机会。政治世家出身子弟要从政，虽然有家世便利，但也得从基层竞选，逐级开始。绝对不象中国今天这种阻绝了上升通道的身份型社会，由红二代、官二代与富二代瓜分各种机会，剥夺了平民子弟的上升机会。 二、“美国梦”是以个人自由为出发点的。美国人民除享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之外，还可以自由迁居、自由择业。中国人至今不知言论自由为何物，集会结社更是常被指为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自由迁居的权利至今还受户口限制。 三、美国梦不是政治口号，而是美国人民对本国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个人自由这点有充分信任的一种自觉概括。而“中国梦”只是中国政治领导人提出的政治口号，承载的并非人民的理想，而是执政者的愿望。   我曾在“ 两种制度的理想：中国梦与美国梦 ”一文中详细述及两种梦想的不同，此处不赘。   * “中美互信”是缘木求鱼 * 习近平所展示的中国太极“力道转移”之技，以及政治宣传的“指鹿为马”工夫，奥巴马这次算是见识了ABC。面对这样一个对手，目前的文明世界并未找到合适的对应之道。 这当然也并非本届美国政府面临的特殊困境，自克林顿总统开创“人权外交”始，美国就一直在尝试寻找与中国打交道的更好途径，但北京很聪明地利用了美国商界与学界的“拥抱熊猫派”，一直让中美关系按照中国的愿望发展。   在网络时代与全球化的今天，相对于戒备森严的极权体制来说，自由世界在防守上处于弱势，到处都是可资利用的“LEAK”。比如，在中美关系上，北京对美国的全部“敌意”，其实主要来源于对民主制度的恐惧与痛恨。但它在坚决拒绝美国对人权、政治的任何评断的同时，并不拒绝形式上的握手。北京利用商界求利的本性，不断利用这些利益集团游说美国政府放松管制，出让各种技术；美国政府在维持经济来往的同时，一直希望用自身价值观影响中国当局，尽管收效甚微却始终相信有“涓滴效应”，对于来自商界与前政客的游说始终打开大门。   中美两国都声称要建立互信关系，媒体言论也表达了这种希望。但中国自2005年以来就在严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对其实施“和平演变”策略，这样两个国家之想间建立“互信”，无异于缘木求鱼。 fullrss.n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习奥峰会是中方应美方紧急要求而举行，虽然被中方解释成“是奥巴马政府为减轻中美‘互信赤字’的主动示好”，但中方也承认“形式轻松，内容并不轻松”。鉴于中方在“习奥会”之前曾热切期盼中美能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共希望获得的“大国地位”也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祝愿：“欢迎中国继续和平崛起”，本文专就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做一探讨。   *中国“和平崛起”论的兴衰*   中国是全球大国，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以GDP总量衡量的经济规模，都稳稳坐定了“大国”交椅。但习近平总书记构想的“新型大国关系”，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希望美国承认其“世界领导者”地位。   问题在于，任何国家要想获得这“世界领导者”地位，不能只有美国的背书，必须依靠自身的实力——即“硬实力”与“软实力”说话。正是由于对自身实力评估，胡锦涛在其任期内对“中国和平崛起”曾经历过热衷到放弃这一过程。   当年“中国热”兴起之时，中共理论界的三朝元老郑必坚在《外交季刊》2005年9-10月号上发表“中国和平崛起”一文，从此开始，“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国经济实力即将赶超美国”（有的还给出了年份，比如2020年或者2030年），“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 “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成为是国际社会各类中国通们挂在嘴上的常用语，连白宫的智囊人物也开始相信这些说法。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评论汇编》（Project Syndicate，2006年4月号）上撰写的专栏文章“美国的盲区”（America’s Blinders），文章的观点在中国研究圈里颇有代表性，他作了如下预言：“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时代很可能即将走到尽头。随着那一时刻越来越近，最主要的问题将是美国准备得怎么样了”，他谆谆教导华盛顿的政治家们：“美国必须清醒过来认清这样的事实：随着中国经济的爆发式发展，到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美国的三倍”。   在各类预言家中，马凯硕先生比较聪明地将年限推迟到了2040年那个他可能见不到的年份。但他实在不够幸运。因为中国经济自2009年以后颓势已成，正因为看到了内部的问题，北京在中国荣夺世界GDP总量第二的桂冠之后，开始谦虚起来。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发表专文“不当头， 不争霸，不称霸，是中国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称“‘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说法是一个‘神话’”。各种官方言论也开始声明，中国还存在各种不足，GDP总量第二并不代表中国国力真正强大。从此，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词汇在中国官方用语中消失。   习总虽然没再提“和平崛起”，但以富国强兵为主诉的“中国梦”却与“和平崛起”的主诉一脉相承，奥巴马总统的祝愿应该很对他的胃口。   *检测国力的“包容式财富增长”*   话说中国的经济实力，可值得夸耀的主要是GDP规模。传统的宏观经济研究一般都是通过国民经济核算账户（National Accounting）来衡量一国经济的进步。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济学界已经认识到这种GDP测算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GDP 本身是一个流量概念，它只能度量在一定时期内一国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却不能度量社会总福利、社会分配是否公平、生产活动所导致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损耗等等。   由于以上缺陷，以GDP作为评估一国社会财富的指标，有明显的局限性。许多经济学家希望能够改进或者构建衡量经济体进步性更为恰当的指标。目前被接受的一个说法是“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建立在“包容性财富”之上。意指，一国财富应该包括可再生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社会制度、人口等等，以下我只要略作陈说，读者就会明白中国并不具有优势。   1、可再生资本。包括生产活动中使用的厂房、机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道路、交通工具等等。厂房、机器等中国最多也就是世界平均水平。道路、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当中，豆腐渣工程不少。前几年，国家住建部曾承认中国建筑寿命只有30年。中国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所营造的建筑却只能持续30年，因此产生的天量建筑垃圾，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的环境威胁。   2、人力资本。包括劳动者从事生产的技能水平、经验积累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健康状况。中国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水平一直颇受诟病，环境污染导致全民体质下降。我曾搜集国内官方数据，写过一篇“别让中国成为一个疾病蔓延的大国”，其中提到，中国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2亿人。   3、自然资源。这既包括矿藏资源，例如水、石油和各种稀有金属，还包括整个生态系统及环境状况。中国在这方面只有劣势而无优势，环境污染之严重举世皆知。这里只说资源的对外高度依存。《2011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目前中国大宗矿产品对外依存度居于高位，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均达56%以上。2011年，中国热能煤进口量达9000万吨。铜矿进口量占世界的40%。铝土、锰、铬、镍等矿产品均高度依赖进口。作为世界石油消费第二大国，到2015年，中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预计将达到65%，2020年可能达到70%以上。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粮食自给率更是早已下降至90%以下。   中国拥有十几亿人口，资源对外依存度如此之高，资源安全必然存在隐患。一旦国际市场发生风吹草动，或者合作方变卦，就会影响国内经济。比如，中石化近日在非洲加蓬投资开采的一油田遭遇收回厄运。据说，目前已经有好几个非洲国家针对中国高调宣布，对石油投资者经营行为进行全面调查，包括打击转移定价等行为，其目的之一是收回石油开采权。   5、社会制度。包括一国经济的产权安排和其他法律设计。中国的所有公共资源都由国家垄断，所有社会组织与企业对政府产生高度的“资源依赖”，民营资本必须依附于政府获得官员庇护才能“发展”，这种政府垄断资源的“不完全竞争”严重扼杀经济主体的创造力。中国的“法治”更是恶名昭彰，党与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捉弄法律。这样的制度还被中共宣传说成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并将继续坚持。近五年以来，每年与军费开支相侔的巨额维稳开支，本身就足说明中国的社会制度处于负面状态。   习总在做储君之时，对中国的家底应该早已盘清。以如此实力，想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构G2框架，“平起平坐”地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就算美国为其背书，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周边邻国能够接受吗？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