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最近20余天，“反腐”已成了中国的头号话题，每天都有级别不等的各地官员被调查的新闻见报。与以前相比，这一轮“反腐风暴”有一些新的看点，让中国人再次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人伦尽丧的丛林社会中。 看点之一：丛林社会，无人能保自己安全。 中国社会的丛林化集中体现在官场，官员与其同僚、同伙、情人甚至亲属之间都缺乏起码的安全感。据《重庆晚报》12月6日报道，一位名叫齐红的男子因经常为官员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在官场中闻名。日前他受访称，现在中国官场窃听成风，去年他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卧房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最忙碌的一周拆出了四十多个，而这些设备来自他们的妻子、情人、同僚及竞争对手。 这些人与官员关系亲疏不同，为何都要象“窃听风暴”里面的秘密警察一样，监控自己的同事、情人及竞争对手？说起来各有缘由，政治对手是为抓把柄而安装；妻子是担心丈夫不忠，将这当作婚姻保卫战的手法；情人安装窃听器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部分情人甚至被怀疑成是别有用心的人所设陷阱。更怪异的是，窃听或是偷拍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恶势力”，还有踏在同一条船上的同伴，他们窃听或者偷拍，是为了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稳固。 这个官场版“窃听风云”，说明在中国这个高度丛林化的社会中，人人自危，夫妻不能互信，情人更是权色交易，上下级、同事、同谋等关系更是尔虞我诈，几乎没有一种关系让人觉得安全。 看点之二：《财经》副主编网络实名举报。 以前的反腐，从检举者到接收检举材料的反贪局与中纪委，都是暗中操作。就算是网络反腐，也鲜见检举者愿意实名举报的。但2012“反腐风暴”却开了一个先例，《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于12月6日上午连发三条微博，并冠以“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举报对象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 罗昌平共发了三条微博，涉及事项共有刘铁男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其处级干部妻子郭静华、儿子刘德成在倪公司持有股份；学历造假；有情妇等。并附有倪公司与其结伙在境外收购骗贷国内银行，其子刘德成汇丰HSBC银行拥有的加币、美元存款帐户（有号码）及多次收受倪日涛公司巨额汇款的证据（参见《财经》报道：“中国式收购：一名部级高官与裙带商人的跨国骗贷”）。 这次反腐证据看起来比较确凿，但4个小时后，刘铁男供职的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对媒体宣称，罗昌平所言“纯属污蔑造谣”，“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 举报之时，刘铁男本人正在俄罗斯参加能源谈判。这让北京陷于一种尴尬状态，既要防止刘铁男伺机潜逃（虽然可能性不大），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面对网络反腐，因为刚承诺过要接办网络举报案件。但这只“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北京真的不知会蹦出一些什么无法预料的东西。 看点之三：情色交易成为中国官场故事中的永恒主题，一次次以其荒谬挑战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这一轮的情色故事在于曝光的密集度。 这轮曝光的贪腐之最，可能是广东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吕英明，其“严重违纪”内容包括贪污28亿、有63套房产、包养47名二奶，而且还是家属移民海外的“裸官”。另外几件是：新疆乌苏市公安局长齐放包养一对双胞胎姐妹；山西省一位43岁的村长同时拥有4名妻子和10个孩子；重庆的雷政富的色情视频；山东省农业厅厅副厅长单增德拈花惹草的证据被公布在网上，其中包括他签署承诺为其情妇要与妻子离婚的信件，而且见证人是其下属某办公室主任。 因为以前曾发生过有骇物听的多种情色故事，例如公共情妇李薇，徐州泉山区区委书记董峰虐待妻子，并让她拍下自己和情人的床照；江苏省盐城市市长徐其耀的100多位情人当中有母女同为情人，等等，这轮反腐就只能以情色故事曝光的密集度取胜。英国《每日电讯报》12月6日发表的报道标题就是“6天5起官员性丑闻撼动中国”（China rocked by five sex scandals in six days）。 看点之四：网络检举材料的多样化，其中图象材料使涉案贪官难于抵赖。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巨大进步，也体现在中国反腐检举材料的与时俱进。90年代中期，检举材料已经由手书变成电脑打字，近年来音像视频资料渐渐多了起来。以这轮反腐风暴中的检举资料而言，单增德给其情妇的离婚承诺书字迹、红手印都异常清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是实景拍摄。如此过硬的证据，让涉事官员无法抵赖。 由于当局过去对网络反腐持排斥态度，非常热闹但效果不佳，据人民网盘点，2009年全国性的网络反腐被查实的案件为9件，2010年和2011年均不足10件。但2012年反腐风暴当中，官方承诺接受网络反腐，只要有举报材料，就可查办。虽然目前只刚开了一个头。但网络反腐的可控性弱，不完全由当局意志决定。因此，网络反腐的发展及其命运，可以用来检测中国政治高层对反腐的诚意。 五、反腐的随机性：逮住撞树的兔子。 各省对新君习近平反腐的号召反应快慢不一，最快的是广东省，已经抓了5位厅局级官员与一位县级市市委书记。但湖南、湖北、内蒙等多省暂时还没有动静，估计还在观望。这种心态说明中国官场仍然将习近平的“反腐”当作“新官上任三把火”，认为这阵风刮过去就没事了，还未想到要丢卒保车，壮士断臂。但这种轻松心态使得官员们还未曾约束家人，一些人就成了撞上大树的兔子，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就是这样的呆兔子。他成为呆兔子的原因是他的儿子李正源是坑爹一族。李公子涉嫌醉驾，还殴打执法交警，并对交警嚷嚷“你们大队长是XXX吧，叫他过来！”山西省为这轮“反腐”还只贡献出一位多妻多子的腐败村长，正为内部还要“平衡”出一两位级别较高的贪官发愁，立刻逮着机会，停止李亚力的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职务，让其接受调查。 2012年这轮反腐，被一些海外媒体讥为“百日计划”，意指将如同普京的百日新政成果与埃及穆尔西的百日计划一样，都是华而不实。我的看法是：这轮反腐还刚开始，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习近平是真心实意想反腐，因为这是他积聚民心、重塑中共合法性的主要方法。只是中国的腐败源于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涉及面大，涉腐层次极高，因此这次反腐注定不彻底、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腐败不可避免卷土重来之后，他再用这种方式反腐，其政治动员力将处于效益递减状态。

雷政富不雅视频曝光引发的多重争论当中，除了“反腐败与保护隐私”何者更重要之外，还有揭发者“纪许光是真英雄还是伪小人”问题，批评者的理由主要是两点，一、纪的动机是想博名声；二，纪不是第一揭发者。从这点导引出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中国特色问题：“揭发者本人道德及消息来源不正当”，程序不正义，因此要追问这次反腐的正义性。还有一些人说这是2007年旧事，是建筑商为达到目的而特意拍摄的，希望造成一个印象：雷政富受人陷害。 一时之间，对纪许光的人品、动机发出的质疑声音，其热度堪与雷政富案件本身相侔。反腐败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形成的最后一道社会道德防线，中国早已不存在政治共识，有关雷政富视频曝光的各种讨论则显示，中国社会的道德共识也行将丧失。 一、有关2007年视频不能现在用来追查雷政富，这个说法之荒谬，可以用以下事实驳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担任巴黎市长期间，通过编造的21个政府职位为他的政党成员支付工资，让巴黎纳税人蒙受了大约相当于140万欧元的损失，等等，因此法国一家法庭于2011年12月15日认定前总统希拉克挪用公款和损害公信力罪名成立，判处他两年监禁，缓期执行——类似案例还有许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视频为建筑商特意拍摄这条，并不影响对雷政富权色交易的性质认定。提出这个话题的人大概根本没去想此事发生的社会背景。据说，该名女子是雷公司的女员工，为雷提供性服务只给她算了一笔加班费。这事件揭露的信息是多重的：1、该建筑公司专门提供一些类似的工作岗位给漂亮女性，说明这种性贿赂已经成为中国一些企业的日常公关方式；这些女员工对提供一次性服务只得到300元加班费习以为常，说明她清楚自己的工作职责。2、雷本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企业通过这种方式提供的性服务，说明他是此中熟手。因为养小三、包情妇容易留下后患（比如情妇揭发贪官），这种由第三方提供性对象的方式简单直接，不留后患，而且听起来比职业妓女干净一些，染性病的风险小。这是中国官场从情妇现象进化而来。雷心安理得接受这种方式，说明他追随中国官场风气与时俱进。利用自己的职权让企业为他提供免费性服务，这样的行为不算腐败，什么算腐败？ 附带说一件往事：当年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将自己与总统克林顿的情事告诉闺密特里普，被特里普偷偷录音并上交给法官，虽然多有人对特里普表示不齿，但只认为特里普为友之道太差，没人愿意与这种人做朋友，却无人质疑所谓该案证据获得的“程序正义”，即“消息来源的正当性”。 三、纪许光与第一提供者抢功、以及他借此事博出位等是否影消息来源及反腐的正当性？从常情来说，第一提供者愿意将这种资料提供给纪许光，显然在提供之时是对纪许光比较信任的。至于后来纪许光的“抢功”，指纪许光没有遵守他对第一提供者的承诺，抢先发表，这是个人信用问题。但纪许光并未在资料上造假，就不影响资料本身的真实性，自然也就没有所谓反腐过程的“程序正义”问题，更不影响所谓该事件“反腐”的正当性。因为纪委、检察院只认可证据的真实性。 四、揭发者个人动机高尚与否决定反腐的正当性，这个“动机论”命题非常荒谬，提出此看法的人在这方面的无知让人吃惊。 古今中外，揭发腐败者的动机从来就是多种多样。其中大多数都是出自内部人分赃不均，或检举者为了自保，或者由于私人恩怨，当然也有出于对腐败的痛恨而出面举报者，但人数很少。缘由很简单：外部人一般就算知道某官吏财产来源可疑，但不能凭可疑的感觉就能检举，检察机构也不能凭可疑的感觉就立案。只有内部人才知道腐败故事的详情，检举起来才会有根有据甚至拿得出凭证。近年来中国贪官为何屡被情妇拉下马？就是因为情妇与贪官关系亲密，是知情者；有的情妇还充当贪官受贿的中介。 我当年在深圳时，曾与检察院经济罪案举报中心的负责人专门讨论过此事。我问那位负责人：你们收的举报有多少转呈检察院？最后的立案数占举报信的比例有多少？这位负责人的答复是：收到的举报信只有不到10%进入处理，即与检举人约谈。如果能将材料夯实，再转呈检察院。一般来说，检举人的身份能让他们判定检举信是风闻还是实有其事。一个单位的领导人，只要将“三驾马车”（人事部长、财务部长与办公室主任）换成自己人，这单位就等于是他的私人公司，可以为所欲为。对于这种“内部人”的检举，他们一般比较重视，会沿着检举线索追下去。 持“动机论”的论者甚至懒得用脑子去想：情妇本身是贪官腐败收益的受益者；“三驾马车”伙同领导贪污腐败，早就是局中人。这些人出面检举，多半不是出于正义感，情妇是因为面临被抛弃，三驾马车多是因分赃不均引起内讧。这类检举动机，什么时候“高尚”过？ 许多国家为了打击犯罪，实行“污点证人”制度，污点证人是指犯罪活动的参与者为减轻或免除自己的刑事责任，与国家公诉机构合作，作为控方证人，指证其他犯罪人犯罪事实的人。污点证人与一般证人的区别在于，他是犯罪活动的参与者，有犯罪污点。但使用污点证人，有利于有效收集其他犯罪者的证据，节省破案成本，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都采用，只是使用时特别谨慎。由此可见，检举犯罪者的个人品德与惩办犯罪的正义性并无逻辑关联。以污点证人为例，是想说明，纪许光就算是想借机炒作，有沽名钓誉之嫌，这些方面的不足根本不影响反腐的正义性。 网络反腐是中国特殊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也是公众唯一能够参与的政治活动。虽然有点象一种群众狂欢，有时也发生误伤，比如这次将雷案的女主角照片贴错了。但鉴于中国腐败对社会的深度危害，以及反腐的流于形式——贪官获死缓者越来越多，过去五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万多件，但大多只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的只有2.4万多人——中国的网络反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必要存在。

最近，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被他人偷拍于五年前的不雅视频曝光，据说在63小时后就被免职。因为雷的事情牵涉到薄熙来2007年予以袒护，不雅视频的女主角亦被抓捕。由于有此背景，这次“反腐”引发了多重激辩，其中的辨题之一就是保护隐私与反腐败何者更重要？ 提出这个议题的人有不少，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腾讯微博上一个较有名的博主，他本人也在媒体任职，平时思想开放。而反对保护隐私重于反腐说的人则认为，中国官场太堕落，腐败时按中国特色，保护隐私时按美国标准。 反腐与保护隐私何者重要这一说法，在广西来宾市烟草局局长韩峰情色日记网络曝光后就有人提出；“保护政治公众人物隐私按美国标准”这一说法，更是对美国相关法律的误解，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专门就此做一解析。 美国是最早从法律上对隐私权进行保护的国家，对隐私权保护也最为完善，但就在这个国家，十多年前，曾发生过前总统克林顿因与白宫实习生之间的“拉链门”事件，成了当时轰动世界的公案；在雷政富不雅视频流传之前不久的11月中旬，美国中情局局长（CIA）局长大卫·H·彼得雷乌斯（David H. Petraeus）因其婚外情曝光而辞职。 克林顿总统的事纯系私情，中情局局长的事情到目前为止，也只涉及到私情，均与国家安全无关；也没有当事人假公济私、利用公权为情人及其关系人谋利等类情节。既然纯属私情，为什么在保护隐私方面堪称最典范的美国，这两位大人物的隐私，居然被大曝特曝，得不到美国法律的任何保护？ 还有一件事情也会引起国人惊疑：今年3月4日，美国畅销色情杂志《好色客》老板拉里·弗林特在《华盛顿邮报》刊登一整版大幅广告，征集美国高级官员 私生活不检点或贪污腐败的证据。弗林特称将为举报人保密，如果他们提供的信息经证实后得以刊登在《好色客》上，将可得到最高100万美元的奖金——这位老板要为杂志赚眼球，但他绝对不会为刊登一则侵犯隐私的消息而惹上官司。这是因为，政治人物的隐私在美国，远比普通人受到的保护要少得多。 美国法律史上，“隐私权”概念最早出现于1890年《哈佛法学评论》上一篇“论隐私权”的文章，作者是Samuel D. Warren和Louis D. Brandeis。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与实践，《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确认隐私权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并规定了侵害隐私权的四种类型：不合理地侵入他人的隐私；窃用他人的姓名或肖像；不合理地公开他人的私生活；公开他人的不实形象。至20世纪60年代，隐私权逐渐成为一种宪法上的权利。当时，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的隐私权与普通人的隐私权之间应该如何区分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公众人物”作为一个法律术语最早出现于美国诽谤法。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布伦南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的判词中，首次提出了公共官员（Public Official）这一概念。他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阐述了判决理由：“公共官员的问题辩论应当是无拘束、热烈和完全公开的，可以对政府和公共官员进行猛烈、辛辣、令人不快的尖锐攻击。” 该案的核心是阐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主要内容——表达自由，但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最高法院于此开始引导美国人注意公共官员的特殊身份，这是“公众人物”这一概念形成的基础。196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柯蒂斯出版公司诉巴茨案”与“联合公司诉沃克案”中提出“公众人物”这一概念，并且在其后的一系列判例中逐步确立了关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反向倾斜保护机制，在隐私权制度中确立了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特别保护这一法律制度。 在美国法律中，政治家、官员属于三类公众人物当中的“完全目的的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 for all purposes）。由于他们的地位使其拥有极大的权力和社会影响，其活动和言行都关系到公众的知情权问题，因此对他们的隐私应当作必要的限制。 美国对待政治公众人物隐私权实行弱保护的理由可简括如下：政治家与官员对社会具有管理职责，其个人隐私与最重要的公众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因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其私人信息纳入公众知情权范围；其道德修养与其健康状况决定其能否正确及时地解决公众的问题；个人财产状况说明其是否清廉，值得信赖。这类人物的道德和性格上的缺陷，是对公众和国家利益的潜在威胁。法律如果保护公众人物的所谓隐私权，实际上等于主动放弃了对公众利益的有效保护。 采取公众知情权高于政治人物隐私权，并不意味着可以对政治公众人物随意侮辱、毁谤。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了“真实恶意原则”，政治公众人物因新闻报导中的内容有失实的部分可提出诽谤起诉，但必须证明媒体的报导存在“真实恶意”，并且还需证明自己的实际利益因为这一部分失实的内容还确实受到了伤害。 综上所述，可以说，中国国内一些人认为雷政富的不雅视频属个人隐私，应予保护完全是错误理解。保护这种违背公德的所谓“隐私”，其实就是保护腐败。这类吃喝嫖赌、劣迹斑斑的人充斥着中国官场，是导致今天中国政治糜烂与政府对中国人基本权利的巨大伤害的重要原因。 现阶段，在保护隐私权上中国面临的真正的问题是：平民百姓的隐私权几乎处于不受保护的状态，而对官员的隐私保护过度，甚至被随意列入“国家机密”范围。以前的两位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与陈良宇，包括今年的谷开来、王立军案，都没有公开审判，司法过程属于黑箱作业，禁止新闻媒体追踪报导，公众根本没有知情权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认为雷政富这类完全违背公职人员道德、牵涉到权色交易的不雅视频属于隐私，应予保护，就等于宣示保护腐败。